“去杠桿之刃”指向了保本基金。
8月12日,證監會發布《關於保本基金的指導意見》(簡稱“《指導意見》”)的征求意見稿。按照新規,基金公司管理的保本基金規模不能超過最近一年經審計的凈資產的5倍,也就是說比此前30倍規模上限的要求更為嚴厲。
“之前基金公司也提出一次保本指導意見的《征求意見稿》,最近的這是第二次。第一次對凈資產的倍數的要求沒有這麽明確,實際上這次比上一次的要求還要嚴格。”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人士與《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私下交流時表示。
可以明確的是,新規下不論是基金經理要求提高、還是對擔保公司要求趨嚴,都限制了保本基金的增長。未來,不符新規要求的基金公司,也無法再新發保本產品。
不符新規?
與原有規定相比,《指導意見》讓基金公司最為受制的一個規定與保本基金規模息息相關。
《指導意見》第十條規定,基金管理人申請募集保本基金,應當符合的一個審慎監管要求是“已經管理的保本基金及擬申請募集的保本基金中,由擔保人承擔保證責任及由保本義務人承擔償付責任的金額乘以相應風險系數後合計不得超過基金管理人最近一年經審計的凈資產的5倍…”
也就是說,基金公司能夠管理的保本基金規模從原有規定的30倍大幅縮水至5倍。而此前,基金公司是按照30倍的要求來募集發行保本基金的。的確,目前很多基金公司的保本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了凈資本的5倍。譬如諾安基金,共有保本基金8只總規模290.96億元,期截至2015年末的凈資產為11.8億元,保本基金規模是最大可發規模的4.9倍之多。
除了諾安基金,還有多家基金公司的保本規模過大遠遠超過凈資本的5倍,也就是說按照新規,這些基金公司不符合規定的要求。
“基金合同本身沒有辦法來改,還是要遵守基金的合同來。對一個剛剛過了規定上限的基金公司,可能的是處理方式是增加凈資產。”北京一位公募基金中層與記者交流時表示,對於保本規模過線不多的基金公司,可以考慮增加一定的凈資本來滿足要求。
而也有基金業內人士認為,《指導意見》新規對規模做出了新老劃斷,無需考慮以往保本基金的規模問題。“對基金規模來說是新老劃斷的,也就是說到期後不能展期,現有規模不受到影響。規定發布之日後,規模大了就不能再發,之前超的就無所謂了。”集思錄副總裁鄭誌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每一個保本都有保本到期日,比如說三年後這樣可以做‘新老劃斷’,對於老基金該怎麽處理。因為是否能夠進入下一個保本期,要看是否能符合當下的《指導意見》。”上述北京公募中層說。
去杠桿
事實上在7月中旬,各基金公司就收到過《關於保本基金的指導意見(修訂稿)》,其對保本基金的運作和管理提出了多項新規:如對具體投資品種和杠桿率的控制,將保本基金規模和基金管理人凈資產相“捆綁”等。
修訂稿中,基金業協會指出保本基金作為具備“保本”特性的特定產品,容易形成市場投資者“剛兌”意識,與基金行業強調投資者享受收益、承擔風險的理念並不一致。如此考慮的一個原因是,保本基金目前均是采用連帶責任的擔保方式,多數規定了擔保方擁有無條件追索權條款。這樣的保本保障安排,最終是由基金公司承擔可能存在的風險損失。
“對於保“本”其實也只是一個概念,因為其依賴於擔保公司與基金經理的資產管理,在極端市場情況,比如遭遇金融危機時候,可能存在保本策略失效,擔保人又倒閉違約的同時發生的情況,所以其安全性無法與銀行存款對比。”興業研究金融工程分析師董樑分析指出。
2015年以來,保本基金發行數量快速增加,2015年之前成立的保本基金產品有59只;2015年成立的保本基金產品數量是45只;而到了2016年5月20日,已經有60只保本基金成立並運行,保本基金的規模也增長至3300億元的水平。
“對於基金公司管理人和基金經理的要求趨嚴,實際上擡高了保本基金的準入門檻,體現更強的風控要求。而擔保要求的趨嚴實際上限制了保本產品未來增長規模,防止出現擔保效力不足與產品規模擴張過快的風險。”華創證券分析師屈慶分析稱。
從《指導意見》也能看到,保本基金投資範圍受到約束,大多資金只能投資於穩健資產,投資權益類和AA+信用債的杠桿限制加以明確,體現政策去杠桿、防風險的操作思路。
“基金公司不是有很多儲備金的公司,今年上半年也是因為保本的規模發展特別快,監管可能也是考慮到風險。最大的擔憂還是對於資本金的擔憂,萬一真的出現風險,擔保公司能不能補足差額、基金公司能不能補足差額。”有公募基金人士與記者私下交流時表示。
2014年,中國低於世界銀行絕對貧困線的貧困老人有4895萬,占老年人比例23.09%;低於國內低保線的老年人為5576萬,占老年人比例達到26.3%.。
日前,在“精準扶貧與城鄉一體化建設”中青年學術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講師朱曉提交學術論文給出這一組數據。論文稱,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老年貧困問題將逐步顯化。目前中國老年人貧困的發生率較高,貧困人口規模巨大,貧困狀況令人擔憂。
正是由於老年群體的貧困發生率較高,並且成為中國新貧困人口中的一個快速膨脹的群體,使得近年來老年人貧困問題越來越引起學界和社會的關註。相比西方發達國家而言,中國人口老齡化來勢兇猛且規模巨大,同時養老需求及養老成本急劇上升,帶來前所未有“未富先老”和“未備先老”的壓力。
論文數據來自2014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LASS),該調查是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負責具體實施的一項全國性、連續性的大型社會調查項目。此次調查具有一定的全國代表性,其調查樣本的整體年齡分布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較為接近。
其中,世界銀行貧困線指標有1.9美元/天(絕對貧困線)和3.1美元/天,折算2014年購買力平價分別為2448元/年和3994元/年,均高於農村新的扶貧標準2300元/年。國內貧困線分為城鎮和農村的低保線,由於低保標準是由各縣級部門根據當地消費及財政水平制定,各地區及城鄉之間存有較大的差異,各省市城市低保線均高於農村,論文選取分城鄉各省平均低保線。
研究發現,中國老年人貧困呈現“三高三低”的結構特點,即老年人貧困發生率是農村高於城鎮,女性高於男性,高齡高於低齡,並且貧困發生率隨著老人自身教育水平的提升而降低。此外,獨居老年人和農村空巢老年人是貧困發生率最高的群體之一。
比如,根據論文研究,35.88%的農村老年人收入不足1.9美元/天,即3個農村老年人就有1個人處於絕對貧困;2個農村老年人約有1個人處於相對貧困。按照最新2300元/年農村的扶貧標準,有35%農村老人總收入低於這一標準,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4年農村人口貧困發生率7.2%的5倍。
比如,高齡老年人是陷入貧困的高危群體。8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其貧困發生率為30.09%~49.72%,遠高於低齡、中齡老年人。根據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2014年中國高齡老年人的基礎數據,可推算得出高齡貧困老年人為770萬~1272萬。
另外,農村女性老年人具有農村、女性和老人三重弱勢身份,更易陷入經濟貧困。而獨居老年人貧困的發生概率又高於非獨居老年人,這就使得農村、女性獨居老年人是收入貧困的高發群體,而經濟收入低下會影響老年人的健康保健和生活質量並導致惡性循環。調查中有近80%的獨居老年人都患有慢性疾病,這使經濟薄弱的老年人生活更加拮據。還有就是,農村空巢家庭的老年人貧困發生率遠高於城市空巢家庭的老年人。
需要註意的是,朱曉在論文中提到,由於使用的是截面調查數據,因此只能推斷具體時段老年人貧困發生率及其結構和規模。由於問卷中也沒有給出老年人家庭總收入,因此貧困分析不能以家庭為單位,這可能會高估老年人貧困的發生率,因為就老年人個體來說是貧困,但從家庭的角度來看其生活可能並不貧困。
此外,從貧困的內涵來看,由於貧困是一個多維概念,不僅僅經濟方面受到剝奪,還有健康、社會、精神狀態等,但經濟貧困往往是其他類型的貧困之源,收入仍然是衡量貧困的最重要的並具有可比性指標之一。她提到,如何構建恰當的測量指標對老年人貧困進行全方位綜合的測量將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今年3月,保監會發布了《關於規範中短存續期人身保險產品的有關通知》,將中短存續期產品的範疇從產品實際存續期間由不滿3年擴大至不滿5年;保險公司中短存續期產品年度保費收入應控制在公司投入資本和凈資產較大者的2倍以內;存續期限不滿1年的中短存續期產品應立即停售。
對於此次修訂中短期存續產品監管政策的原因,保監會人身保險監管部主任袁序成表示,“中短存續期產品順應需求,並具有收益穩定、透明度高、銷售誤導少等特點,得到了持續快速發展,但由於各保險公司發展策略有所不同,經營管理水平也存在差異,個別公司面臨資產負債不匹配、現金流不足的風險隱患。”
新政一出,部分之前中短期存續產品銷售占比較大的險企表示“壓力山大”,有的公司甚至頓時陷入幾乎無險可賣的境地。
如今已過去近半年時間,之前中短期存續產品銷售占比較大的部分險企也出現了明顯的業績分化,部分險企成績亮眼。以珠江人壽為例,其今年1-6月傳統險保費收入占比提高到51.65%,結構轉型調整成效顯著。同時,該公司今年上半年規模保費收入164億元,同比增長59.32%。
珠江人壽相關人士表示:“作為一家新公司,我們前期需要通過市場熱銷的產品,比如中短存續期產品以快速做大資產規模,然後通過良好的投資賺取利差,覆蓋前期較大的經營成本,盡快實現盈利。”
公司年報數據顯示,2015年珠江人壽保費規模達到211億元,實現凈利潤4,230萬元。
珠江人壽相關負責人表示,在發展初期,公司保費收入主要源自萬能險業務,但隨著市場整體利率的下滑,投資收益情況逐步下降,過高的萬能賬戶結息可能導致利差損產生。“公司一方面尋找更優質、穩定的投資項目,確保實際投資回報率高於定價時的精算假設;另一方面公司會嚴格控制萬能險的銷售規模。”
今年1月份開始,珠江人壽持續降低中短存續期萬能產品的保費占比,上半年萬能險的產品占比從90%以上大幅下降到不足50%。
“在市場‘資產荒’的大背景下,投資端的壓力會越來越大,為了實現公司的持續盈利,也必須增加保障型、期交型產品的占比,這和保監會的監管思路是完全一致的。”珠江人壽相關負責人說。
近日,珠江人壽關於設立北京分公司的申請正式獲得中國保監會批準,據了解,北京分公司是珠江人壽第一家省外機構。
近年來,網絡大電影也開始頻頻推出續集,背後是網絡大電影的高速增長。
根據中投顧問發給第一財經的最新研報顯示,網絡大電影2020年市場規模將達32億元。雖然相比院線電影,網絡大電影市場規模還很小,但其門檻低、成本小、運作靈活、易收回成本等小而美的優勢吸引了大量公司進入該領域。
愛奇藝高級副總裁楊向華表示,2016年,網絡大電影市場規模將達10億,預計全網將有2200部網絡大電影上線。
“網大”高速增長
網絡大電影是指投資規模小,時長超過60分鐘,制作周期相對較短,主要選擇在互聯網發行的電影。2015年網絡電影出現爆發式增長,全網共發行網絡大電影近700部,分賬收益在3000萬以上。“小而美”或許是對當前網絡大電影行業的較好的概括。一方面這個產業目前規模還很小,全網票房不超過6億元,和2015年超400億院線票房比起來杯水車薪;另一方面,這個行業確實很美,收回成本的影片超過了50%。
對於網絡大電影的火爆,中投顧問分析師指出,網大能夠出現爆發的原因主要是,其一,能夠有效改善中小成本電影的生存狀況。2015年,中國電影票房突破440億元,但在耀眼的數字背後,許多中小成本電影默默淪為炮灰,更有一些新人導演的作品幹脆被院線“拒之門外”,而互聯網渠道可以成為這部分電影的較佳發行渠道,滿足這些電影的變現需求。
其二,網絡大電影開發周期相較傳統電影開發周期短,網絡大電影從籌備到上線制作周期可以壓縮到1-3個月之內,相較於籌備到上線在一年以上的院線電影,這使系列化開發可以在短期內實現,同時能夠對社會熱點進行緊密追蹤。此外網絡大電影所受到的審批限制較小,題材、內容具有“新、奇、怪”特征,能夠對觀眾有較強吸引。
其三,許多微電影人才、資源湧入其中。現有制作網絡大電影(特別是項目立項時定位就是純網播出的)制作者很多來自以前微電影UGC、PGC人員。以前專註做微電影融資發行的平臺型網站淘夢也轉型成為了網絡大電影的專業型平臺。微電影由於時長限制,使得其內容議價權較低,而網絡大電影隨著時長的拓展,使“收看付費票房分成”具備可實現性,這有利於盈利空間的擴大。
頂尖影片播放量上億
目前已經有一些視頻網站企業在網絡大電影領域有良好表現。如愛奇藝,其致力於打造中國的網絡院線,形成“平臺-網絡觀眾-導演作品”的正循環,推出了“分甘同味”計劃,致力於扶持青年導演成長。2015年6月,愛奇藝公布其電影總數超6000部,其中網絡大電影占8%左右,愛奇藝會員服務收入中15%-20%來自網絡大電影,並經常出現優秀網絡大電影點播量高於院線電影的情況。
楊向華表示:“中國用戶的娛樂內容消費場景正在發生變遷,這種變化在大劇和綜藝領域尤其明顯,電影的消費需求也正快速從院線向網絡轉移和擴張。用戶對在線電影市場的需求十分巨大,我們正處於一個純網內容制作的黃金時代,任何內容都有成為爆款的機會。但無疑能夠打動人心的精品內容更有機會勝出。”以愛奇藝2016年初推出的“仙班校園”系列第一部為例,其72小時流量即突破1000萬,已成為中國網大市場爆款IP。今年以來,部分網大(網絡大電影)播放量已經上億,騰訊視頻獨播上線的《再見美人魚》(上)、《深宮遺夢》、愛奇藝獨播上線的《山炮進城2》等多部網大點擊量都已經破億。
中投顧問報告指出,2015年網絡大電影市場規模為6億元左右,現階段網絡大電影市場環境良好,今後發展空間較大,中投顧問產業研究中心預測,到2020年其市場規模將達32億元左右,未來五年複合增長率約為40%。
泡沫正在形成
高速增長下也推動了各大視頻網站聯合各類制作公司加速制作網絡大電影,也加劇了行業競爭,愛奇藝方面預計今年會有2200部網絡大電影上線。其中不乏粗制濫造,行業加速優勝劣汰也將成為必然,難以回本的片子也將增多。
楊向華表示:“相比院線電影,網絡大電影的優勢不僅僅在於投資制作門檻低,更在於網絡平臺的發行周期更靈活、發行成本更低,擁有更多的題材嘗試空間,產量的提升已是必然。但產量越巨大競爭越激烈,隨著觀眾觀影要求的提升,以及行業優勝劣汰加劇,如何在2200部影片中脫穎而出是數百家網大片方都要面對和攻堅的課題。
縱觀網絡電影市場,快速的爆發背後必然隱藏著無數雷區,比如抄襲、山寨、低俗惡搞。
早在初期,眼球經濟至上的網大被無數的copy院線片名和軟色情充斥著,“劇情不夠胸部來湊”的套路一直猖獗,縱使所有人都知道這樣蒙眼看世界的窗戶紙遲早被拆穿,也沒有人願意做勇士。
網生內容觀察人士丁雲巖向記者表示,隨著市場的不斷擴充,越來越多的網大人認識到淘汰危機的到來,並且創造出了更多具有真正意義上電影價值的佳作。
丁雲巖表示,網絡大電影的泡沫已經出現,呈現了非理性繁榮的局面,投入者要謹慎。不過從商業發展的歷史來看,任意一個新興產業的興起,都伴隨著這樣的泡沫性增長。之後才會出現行業洗牌以及盈利模式的革新,無疑網大的發展也將經歷這樣的過程,我們將持續關註網大的盈利模式變革的新動態。
到2016年,網絡大電影這一行業愈發成熟,產業鏈基本鋪設完成,隨著精品化路線的部署,投資成本提高,回報率也會略有回落,但是相比於院線電影80%以上被炮灰的慘烈狀況,網大在投資回報比上,還是具備巨大優勢。
況且,如今95後,00後逐漸變成主流觀眾,他們作為真正的網生一代,對於網絡的需求巨大,也習慣於智能終端的使用,將成為網大的潛在觀眾群。
8月25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2016年夏季高峰會上表示,9月開始,亞投行將啟動30多個國家提交的成員國資格申請審議程序。
“亞投行的成功籌建和順利開業,正在吸引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金立群說。
在今年6月25~26日舉辦的亞投行年會期間,金立群曾在記者會上表示,新成員接納的截止日期是2016年9月30日,希望亞投行的新成員能在2017年初加入亞投行。
這意味著,目前已有57個創始成員國的亞投行將大幅擴容。如果提交申請的國家都獲得通過,成員國將很可能超過90個,這一數量超過亞洲開發銀行和歐洲複興開發銀行,亞投行也將成為僅次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第二大多邊開發機構。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李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亞投行擴容的意義很大。”
李巍認為,一方面,亞投行如果能實現擴容到90多個成員國,很顯然有利於中國發展經驗,特別是中國基礎設施發展經驗的傳播和分享。另一方面,亞投行的擴容說明中國的朋友圈越來越大了,有利於實現中國一直推行的“夥伴關系網絡”外交戰略。
分享中國發展經驗與成果
金立群25日表示,中國政府倡導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不僅在中國,也在全球得到了廣泛認可與共鳴。亞投行的成功籌建與開業,同樣體現並踐行著這五大發展理念。
金立群介紹,從一開始,指導思想就非常明確,現有多邊發展機構好的經驗做法,要吸收借鑒,但不會克隆它們,而是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個由亞洲發展中國家主導的新型多邊開發機構,創新治理機制,確保董事會所有職能得到切實發揮的前提下,建立了非常駐董事會制度,以提高效率,節省成本;在提升決策效率的同時,建立起非常明確清晰的問責機制;項目采購和人員招聘,向全球開放;結合國際標準和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確立了一套環境與社會政策,充分體現綠色發展理念;主要以基礎設施為支持對象,推動互聯互通,正是為了促進區域聯動共享式發展。
他還強調,亞投行倡議的提出,來源於很多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的經驗。
李巍告訴本報記者,雖然亞投行的制度設計基本上模仿了世行和亞開行的一些制度設計,但不可否認的是亞投行由中國主導成立,所以一定會體現中國開發性金融實踐等經濟發展理念。
“當前,全球經濟發展,國與國經濟的競爭,除了是經濟規模的競爭、技術能力的競爭,還是發展理念的競爭。”李巍說。
李巍認為,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最成功的一個方面就是中國的開發性金融,以國家開發銀行為代表的政府主導的開發性金融為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做出巨大貢獻。在世界各國中,中國當前的基礎設施基本上是一流的。為什麽中國能夠把基礎設施建得這麽好,確實是值得總結和傳播的。
擴容成功或將面臨新課題
在目前亞投行57個創始成員國中,有37個域內國家,占亞投行股份的75%;20個域外國家,占股份的25%。
金立群此前曾介紹,亞投行新成員資格向國際複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成員開放。符合申請成員資格的申請國家或經濟體經理事會特別多數(即理事人數占理事總人數半數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權不低於成員總投票權一半)投票同意後,可成為亞投行成員。
李巍告訴記者,更多非亞洲域外國家的加入,給亞投行提出了新問題,那就是亞投行今後的業務是否要限於亞洲。擴容後,亞投行90多個成員國將占據全球200多個國家中的近一半,亞投行本身的規模已經超越了一個地區性銀行。
亞投行並沒有官方公布提交申請的30多個國家的具體名單,但其中加拿大等錯過當初創始成員國申請的大國以及更多希望加入亞投行的歐洲、非洲和拉美國家。
截至目前,美國和日本這兩大經濟體尚未對申請加入亞投行有所表態。
從沿海發達地區到中西部省份,不斷暴露的不良貸款,正在加速席卷越來越多的銀行。
來自各地銀監局的數據顯示,迄今為止,已有廣東、江蘇、浙江等10個省市銀監局,公開了今年上半年轄區銀行業運行數據。今年上半年,廣東、浙江、山東、河南、江蘇等經濟總量全國前五的省份,不良貸款規模已達7600億元,新增不良貸款亦達660億元以上。
除了沿海發達地區,一些中西部省份也已飽受不良貸款困擾。根據監管公開數據,今年上半年,河南、貴州兩省的銀行新增不良貸款余額已經超過廣東、江蘇。而在同期,河南、貴州銀行業資產規模分別只有廣東、江蘇的二分之一和五分之一。
五省不良貸款占比達54%
公開信息顯示,已公布10個省市中,除了雲南沒有公布不良貸款、不良率數據外,不良率在2%以內的,共有廣東、江蘇、廈門、上海、貴州五個省市,截至6月底,不良貸款率分別而為1.83%、1.41%、1.5%、0.79%、1.84%。
不良率超過2%的共有四個,分別是浙江、山東、河南、吉林。其中,浙江、山東分別為2.46%、2.25%。而吉林、河南均已超過3%。數據顯示,截至6月底,吉林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為566億元,不良率為3.46%,在公布數據的省份中最高。此外,河南省同期不良率也達到3.21%。
不過,盡管廣東、江蘇的不良率雖然相對較低,但作為經濟規模最大的五個省份,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五個省份的不良貸款規模,已經占到全國商業銀行的絕大多數。今年上半年,這五個省份銀行業的不良貸款規模,已經全部突破千億元大關。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在已公布的省市中,不良貸款最多的仍是浙江,余額達到1965億元,山東、江蘇、河南則分別為1418.4億元、1255億元、1111.6億元,四省合計為5700億元左右。
而廣東銀監局則未公布當地不良貸款余額。但根據人民銀行廣州分行數據,截至6月底,不含深圳在內,廣東金融機構存款余額17.07萬億元,貸款余額10.42萬億元,分別比去年底增加1.04萬億元、8500億元。據此計算,今年上半年,廣東銀行業不良貸款約為1900億元。加上廣東,上述五省不良貸款規模合計已經達到7600億元之巨。
銀監會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43億元,不良率1.75%,不良率與上季度持平。由此可見,廣東、江蘇、山東等省同期不良貸款規模,已占全國總量的54%左右。
在新增不良貸款余額方面,上述五省占比同樣居高不下。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浙江、山東、河南、江蘇分別新增不良貸款156億元、198.6億元、153億元,43億元。而按照公開數據測算,廣東同期新增不良貸款余額亦在100億元左右,上述五省上半年合計新增不良貸款660億元左右。
根據銀監會統計,去年底,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27萬億元,今年6月底則為1.43億元,今年上半年新增1600億元左右。據此計算,上述五省同期新增不良貸款,約占全國總量的41%左右。
“嚴重虧損的鋼鐵、煤炭等行業開始盈利,第二產業增長開始回升,利潤也有所增長。”平安銀行行長邵平此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稱,從目前來看,不良貸款有見底的跡象,但仍需要時間觀察。
中西部不良增速遠超沿海
盡管廣東、江蘇等發達地區的不良貸款余額、新增不良貸款在全國銀行業中的占比居高不下,但從增速來看,沿海發達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已經呈現出明顯的分化趨勢。
從各地監管部門公布的數據來看,中西部地區的不良貸款增速明顯超過沿海地區。根據媒體公開報道,從去年底以來,上海地區不良貸款率連續8個月下降,至6月底降至0.79%。
與上海毗鄰的江蘇也出現了類似情況。雖然不良貸款余額仍在增長,但是不良率卻有所下降。江蘇銀監局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江蘇銀行業不良率為1.49%,而到今年6月底,已經下降到1.41%,比去年底下降了0.08個百分點。
而廈門、廣東雖然未能實現下降,但不良貸率上升已經減緩。根據廣東銀監局披露,去年底,當地銀行業不良率為1.8%,這意味著今年上半年1.83%的不良率,只比去年底上升了0.03個百分點。此外,廈門同期1.5%的不良率,也只比去年底上升了0.02個百分點。此外,浙江的不良貸款規模雖然高居全國首位,但2.46%的不良率,也只比去年底上升了0.09個百分點。
在已公布數據的省市當中,包括山東在內,不良貸款增長較快的地區,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河南銀監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當地銀行業不良率上升了0.2個百分點,而山東、貴州也均別上升了0.18個百分點,山東198.6億元的新增不良貸款,目前位居全國各省第一。
“不良貸款不光要看新增數量,還要看基數大小,廣東、江蘇、浙江銀行基數大,新增規模當然會比較多。”某股份制銀行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分析,除了發達地區,中西部一些地區不良貸款的快速上升,同樣要引起警惕。
貴州銀監局數據顯示,截至6月底,貴州全省銀行業總資產2.82萬億元,同比增長27.34%,其中貸款余額16521.38億元,不良貸款余額303.55億元。而在去年底,這一數據為250.29億元,今年上半年新增不良貸款余額53億元,比同期總資產達15.2萬億元的江蘇,還多出10億元。
河南同樣如此。根據河南銀監局此前公布的數據,河南出現債務困難的企業,1億元以上的有2300家,3億元以上規模且3家以上債權人的有535家,涉及金額達到9057億元。
而截至今年6月底,廣東銀行業總資產已達13.4萬億元,貸款余額10.42萬億元。而在同期,河南銀行業總資產6.64萬億元,貸款余額3.46萬億元,分別只有廣東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左右。據此計算,河南今年上半年新增153億元不良貸款,增速已經相當於同等規模下廣東的三倍以上。
面對嚴峻的形勢,監管層、各家銀行,對不良貸款的思路,已經從事後處置,開始向事先預防轉變。根據媒體公開報道,8月4日,山東省省長郭樹清表示,要通過股權融資、改制上市等手段,進一步降低企業杠桿率,並更加關註民營企業融資需求,積極降低企業間擔保鏈、擔保圈風險。
8月23日,在銀行業第39場例行發布會上,河南銀監局副局長張春表示,河南省首批確定對債務規模3億元以上、債權銀行3家以上的企業組建債委會,共同處理企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保持當地銀行業平穩運行。
8月30日,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引導基金(下稱“引導基金”)在天津自貿區中心商務片區正式設立。
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引導基金總規模100億元,存續期為10年,註冊於天津自貿區中心商務區,委托天津濱海新區建投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運營管理。
天津市濱海新區副區長夏青林在揭牌儀式上表示:“當前,全球產業結構正在醞釀著新一輪的重大調整和深刻變革。在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的背景下,能不能發揮後發優勢,在某些領域搶占產業的制高點,關鍵在於產業結構調整的深度和廣度。近年來,隨著濱海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不斷深入,新興產業逐漸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高端裝備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航空航天、生物醫藥等產業保持較快增速,但客觀上講,與國內先進地區相比,新區的產業結構還不夠優化,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研發水平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這一背景之下,引導基金應運而生。
“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引導基金通過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放大效應,撬動數百億元的社會資本。圍繞天津市目標定位和中長期發展規劃,以設立若幹子基金的模式,主要投資於天津市高端裝備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醫藥、新能源、節能環保、現代石化、現代冶金、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形成資本供給,做大做強我市現有的龍頭企業;培育產業規模較小,尚處於涵養階段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優質產業資本、項目、技術和人才向天津集聚。“天津市發展改革委副主任余驚雷介紹。
記者了解到,基金首期規模10億元,由天津市、濱海新區兩級財政共同出資,以後若幹期將考慮大型國有企業、大型金融機構、有關部門資金、其他區縣財政參與引導基金出資或與引導基金開展合作等模式。
引導基金將委托具備托管資質的銀行進行資金托管。托管銀行按照托管協議,負責資產保管、資金撥付和結算等日常工作,並對子基金投資活動進行動態監管,每季度向引導基金管理機構提交資金托管報告。
同時,引導基金采取參股不控股、項目選擇市場化、日常管理專業化、資金使用透明化的原則進行投資決策。對於容易吸引社會資本投資的行業和領域,引導基金以較小的比例投資或暫不進入;對於符合全市戰略布局但吸引社會資金較難的行業和領域,引導基金將積極投入,增大出資比例。
除與專業基金管理機構合作設立子基金外,引導基金還將積極對接並參與出資國家發改委牽頭設立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基金和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基金。
據了解,該基金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單位包括天津市財政局、天津市科委、天津市審計局、天津濱海科技金融集團等9家單位。在基金的落戶地——天津自貿區中心商務片區,目前已聚集金融及類金融機構896家,管理資產規模超過1.8萬億。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等機構8月30日發布的《融資租賃藍皮書:中國融資租賃業發展報告(2015~2016)》稱,目前我國租賃業仍處在初級階段,與銀行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質化競爭,缺乏核心競爭力。
藍皮書介紹,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史來看,租賃業務都經歷過從簡單租賃向複雜產品升級的發展過程。目前我國租賃業仍處在初級階段,金融租賃公司的經營模式比較單一,租賃業務以融資性租賃為主,“融資”特性比較明顯,而更能體現租賃特色的“融物”功能發揮不充分,與銀行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質化競爭,缺乏核心競爭力。
藍皮書分析,從融資租賃公司的業務發展來看,主要制約因素有:各公司異地展業,管理能力較薄弱;經營粗放,內控機制有待健全;短借長用,流動性管理薄弱;風險暴露,資產質量壓力大。
融資租賃公司扁平化的組織結構雖有助於提高效率,但分散在各地的業務部門既負責營銷、材料制作,又負責租賃物或抵押物的實地查證,缺少有力制約,自身管理能力不足與異地展業快速發展間的矛盾漸顯。
租賃公司的風險控制尚處在邊發展、邊摸索、邊完善的階段。缺少租賃物評估、動態監測風控等手段,特別是在售後回租業務占主導的背景下,租賃物預期現金流不是圍繞租賃物能產生多大的現金流展開。
此外,隨著經濟形勢進一步下滑,潛在的問題開始暴露,突出表現在不良租賃資產和逾期租賃資產余額快速增長。
截至2015年底,融資租賃行業資產規模累計已經達到4.4萬億,盡管近年來我國融資租賃行業總體規模不斷提升,但與銀行、保險、信托、基金等其他金融行業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藍皮書介紹,當前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已對融資租賃公司市場行為進行了規範,為融資租賃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配套的政策環境。然而,我國專門針對融資租賃行業的《融資租賃法》遲遲未出臺,成為制約我國融資租賃行業發展的重大障礙。
據業內反映,在租賃物登記方面,由於行業監管部門不同,租賃物登記信息缺乏有效整合,存在重複登記、查詢不便等諸多現象。在行業標準方面,與融資租賃業相關的行業標準不完善,導致租賃公司對融資租賃的專業屬性難以充分把握,諸如設備技術風險、殘值處理技術把握、承租人風險、交易操作與管理、會計、稅收等內容缺乏法律依據與保護,制約了融資租賃業的健康發展。
藍皮書稱,當前制約我國融資租賃行業發展面臨的最突出問題之一就是企業普遍面臨嚴重的資本約束,融資渠道單一,主要業務資金來自於銀行貸款。相對於金融租賃公司,融資租賃公司的融資渠道顯得更為單一。
據統計,85%以上的開展業務所需資金來自銀行信貸,融資租賃公司與商業銀行的主要合作方式包括:獨立的項目融資、融資租賃應收款為基礎的保理融資、對融資租賃應收款進行質押的貸款。迄今為止,尚未有金融租賃公司登陸資本市場融資,在主板市場中存在渤海租賃以及遠東宏信、中國飛機租賃、環球醫療4家融資租賃公司,在新三板掛牌交易的租賃公司共8家。
藍皮書介紹,現階段國內融資租賃企業,其業務模式基本以售後回租為主直接租賃為輔,其他業務模式諸如:聯合租賃、轉租賃、杠桿租賃、風險租賃、委托租賃、項目租賃、結構式參與租賃、混合性租賃等,在國際上較為普遍,而國內融資租賃企業采用的不多。
而一些融資租賃企業拓展業務客戶,偏重於大型企業,業務內容高度同質化,並且高度集中於少數特定行業甚至幾個大型項目中,行業內企業之間依靠以價格為手段的惡性競爭,造成一系列突出的行業問題。這些問題說明國內融資租賃業亟需向專業化、集約化轉型,拓展多樣化行業領域和優化各類客戶結構將是融資租賃公司下一步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重點。
藍皮書建議,積極推動農機融資租賃試點推廣,加快農機化進程;積極探索生物資產租賃新模式;鼓勵企業大力開展醫療設備融資租賃業務,緩解國內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積極利用融資租賃手段彌補國內新增光伏裝機容量帶來的投資融資缺口;利用融資租賃方式加快國內電動汽車充電設施建設普及;利用融資租賃融資手段加大環保設施投入力度,整治環境汙染問題。
隨著上市銀行半年報披露完畢,除了利潤增速下滑、不良率持續攀升,各家銀行的裁員情況最近也備受市場關註。
根據招行半年報,截至2016年6月30日,該行共有在職人員68424人(含派遣人員);而在2015年末,該行共有在職人員76192人(含派遣人員)。按此計算,今年上半年,招商銀行員工減少了7768人。
對此,招商銀行9月1日晚間回應稱,其關註到個別媒體關於招商銀行2016年上半年員工人數減少的報道。
就該報道,招行說明如下:2016年,招商銀行按照國家法律法規要求,在勞動用工方式上降低勞務派遣用工占比,並在風險和質量可控的前提下,將原部分派遣人員所從事的非核心業務委托專業服務供應商完成。因此,年報中所披露的含勞務派遣人員在內的人數會出現較2015年末下降的情況。
招商銀行表示,向“輕型銀行”戰略目標轉型的過程中,仍將持續招募更多專業人才加盟,為業務的穩健發展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持。
一場奧運會結束,讓遊泳運動員傅園慧身價暴漲20倍,也讓人們再次見識到了體育IP的價值。事實上,從去年開始,體育IP屢屢被爆炒,五年中超賽事版權賣出80億元一度震驚整個體育產業,隨後掀起一輪又一輪體育賽事IP版權的爭搶潮。
這背後除了除了體育產業大爆發的因素存在,也有各大企業看準了商機,希望借助體育產業帶動自身的發展,例如騰訊體育就結合體育與娛樂將籃球、娛樂明星匯聚組成超級企鵝籃球名人賽,以此為其視頻網站平臺吸引更多流量。
根據灼識咨詢最新發布的《2016中國IP行業藍皮書》指出,到2020年,我國體育賽事IP市場規模將達到390億元,而這一數字在去年僅118.4億元,2011年僅41.1億元。體育IP市場正加快步伐向我們走來。
產業高速增長、結構單一
體育IP的爆發增長離不開體育產業本身的發展,而這幾年體育產業成為我國重點發展的產業。伴隨我國人均GDP和居民收入的不斷提升,消費升級推動健康娛樂等現代服務需求增長,我國體育產業在過去幾年得到了長足發展。根據中國國家體育總局數據,中國體育產業增加值由2010年的2,220億元增加到了2014年的4,041億元,年複合增長率達到了16.2%左右。所占GDP的比重由2010年0.55%增長到了2014年的0.63%。2015年12月,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預測,到2015年底這一數字將進一步達到0.7%左右,達到“十二五”規劃的發展目標。
高速發展背後難以掩飾背後的問題,CIC灼識咨詢執行董事朱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體育產業的結構卻較為單一。舉例來說,美國體育產業增加值主要由體育消費所貢獻,圍繞體育用品、體育賽事、休閑健身和場館建設所展開。除了體育用品外,最大的幾塊細分領域分別為體育賽事消費、休閑健身消費以及體育場館投資等。而中國體育產業結構失衡,以體育用品制造為主,體育服務業發展緩慢。”
總體上看,目前我國體育產業發展水平還不高,結構不盡合理;市場主體活力和創造力不強,產品有效供給不足,體育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亟待推進;公民體育健身意識不強,大眾體育消費激發不夠;市場在體育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尚未充分發揮;政策體系還不完善,體育產業公共服務水平有待加強,體育產業距離國民經濟轉型升級重要力量還有明顯差距。
體育賽事IP率先突圍
體育IP即體育的知識產權或版權,按照分類主要可以分為體育賽事IP、體育場館IP、俱樂部IP和體育明星IP四種。體育IP的運營方一般擁有此項賽事的經營管理權,通過與其下遊機構的合作,以達到IP商業價值的最大化。這四類中,賽事IP的建立一般是通過整合體育場館IP、俱樂部IP以及體育明星IP完成的,是體育IP甚至體育產業鏈中最核心內容,規模最大、影響力也最為深遠。“事實上,2015年體育產業之所以屢屢給大家帶來高速發展的印象,甚至被媒體稱為“中國體育產業的資本元年”,除了巨頭紛紛進軍體育產業外,頂級賽事版權價格的大幅上漲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朱悅表示。
朱悅表示,體育賽事IP具有稀缺性極強的特征。在全世界眾多賽事中,頂級賽事的數量是有限的。世界杯、奧運會、NBA、歐洲五大足球聯賽、NFL等,處於體育IP金字塔的頂端。它們影響廣泛,商業價值巨大;同時,體育IP與其他行業具有很強的兼容性,能很好的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優質體育賽事的舉辦,對所在地及周邊交通、餐飲、住宿、旅遊等行業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效益。
2014年以前,由於受到過去轉播權及賽事舉辦管理相關政策、經濟基礎和人群消費能力及消費意願的影響,中國的賽事運營機構發展一直相當困難。 2014年開始,國家逐步取消了商業性與群眾性體育賽事審批,放寬了賽事轉播權限制;同時,國家監管機構開始鼓勵引入社會資本承辦賽事,管辦分離。體育賽事IP也開始了高速增長,
2014年中體育文化產業基金、體育產權交易平臺相繼成立,2015年中超聯賽、中國之隊、女足超級聯賽等媒體版權實現市場化競標,體育總局與足球協會脫鉤。根據灼識咨詢測算,2015年中國體育賽事IP市場規模達到了118.4億元,預計2020年將突破390億元,達到體育產業增加值的4%左右。
資本巨頭自創或出海搶購IP
由於體育賽事IP的稀缺性,國內有價值的賽事IP基本被搶購一空。隨著國內體育賽事IP出售殆盡,中國資本開始強勢註入海外體育IP,給已陷入泥潭的昔日豪門帶來了生機。
一些公司開始自創IP,例如騰訊體育組織的結合體育與娛樂明星的超級企鵝籃球名人賽。騰訊體育運營總經理趙國臣向記者表示:“其實我們做名人賽主要是有兩個出發點,一個出發點,主要是體育這塊我們想自己做一些IP,也想做一些比較有價值的IP,但是我們在做這種IP的時候還是有選擇方向的,如果是做一個純賽事的IP,可能目前還沒有太好的空間和選擇,而且一個純賽事的IP要想培養起來可能要經過非常漫長的過程,可能幾年、幾十年還有上百年,像奧運會就是上百年的IP的形成,這是第一個出發點,所以我們想找一個切入點。”
除了自創IP外,很多公司開始向海外搶購IP。隨著8月5日中國財團簽約收購AC米蘭,聞名世界的米蘭雙雄均被中國資本順利拿下,算上西甲格拉納達、英超西布羅姆維奇、英冠阿斯頓維拉……2016年剛過去一多半,國內資本便勢如破竹地買進9家海外足球俱樂部。
朱悅表示,從變現的角度分析,以蘇寧為例,首先,球隊資源和球隊中有號召力的球星將加強蘇寧集團在比賽制作和宣傳層面的能力。舉例來說,PPTV的可以在足球賽事制作上邀請國米或蘇寧的足球作為可做嘉賓,以此提升平臺大眾吸引力和解說專業水平,提高收視率,實現平臺收入提升。其次,在零售端,蘇寧可以利用西甲和國際米蘭在影響力逐步實現其家電銷售業務的海外擴張,發展全球業務。此外,自2015年拿下西甲版權以來,PPTV體育對西甲進行了極其成功的運作,在線上衍生制作了更多的體育綜藝IP如《西甲深呼吸》、《西甲歡樂多》等熱門節目。在線下蘇寧體育還推出了“西甲國家德比嘉年華”活動,希望將PPTV從單純的賽事直播平臺轉變為綜合性的體育傳媒,擴大業務範圍。
新媒體成賽事IP主要變現渠道
可見,資本收購歐洲豪門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看中其賽事IP的價值,以期更好的利用其賽事IP。
與網文、影視作品不同,體育賽事IP的粉絲群體多依賴於現場或直播平臺。當下視頻網站技術突飛猛進,各體育視頻網站均有自己的視頻雲平臺,能觸達數十億用戶並保證賽事直播的安全、穩定,覆蓋互聯網電視、手機端、PC端、PAD端多種終端,普通人可隨心所欲地觀看體育賽事。尤其是直播已成為當下最備受追捧的觀看方式,體育愛好者不再願意去等結果出來後再看回播,而希望及時全面了解體育賽事並參與其中。所以體育IP的粉絲群體本身依附於直播之上,黏度之強,遠勝於其他版權。一旦獨占,那些粉絲們勢必會從傳統電視平臺轉移到直播平臺。另外,體育賽事本身周邊產品需求大,賽事直播之外可為相關運動類應用提供入口。
作為全球最熱門體育項目,足球運動每年產值超過8000億歐元,絕大部分貢獻來自歐洲。即便中超2016年-2020年版權作價80億創造新歷史,較英超2016-2019三個賽季全球電視轉播權價格(超80億英鎊)仍是不值一提。因此,如果能夠入股歐洲足球俱樂部甚至拿下足球聯賽賽事IP,對新媒體平臺的價值推動是巨大的。
藍皮書還指出,由於媒體特性和我國廣播電視體制的種種限制,未來電視將很難成為傳播體育IP平臺的主流,CCTV受制於體制的束縛,難以花費高昂版權費用;省級上星臺時段資源有限;地級電視臺因為覆蓋面等問題,更不可能成為市場主流。在新事物的接受和應用程度上,互聯網也往往走在傳統媒體的前頭。因此,體育傳媒未來的中堅力量將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當然,電視媒體作為覆蓋面最廣泛的大眾媒體,在一定時間內將依然保持著較強的傳播優勢,對於賽事IP影響力的擴散具有相當的作用,尤其是對於不夠成熟、知名度不高的賽事來說,電視媒體成為其傳播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