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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網站投資騙局圈錢24億 20多萬國人受騙

1919年，意大利裔投機商查爾斯·龐齊在美國策劃出著名的「龐氏騙局」，將新投資者資金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人，7個月吸收3萬名投資者 1500萬美金，騙局持續一年，人們方如夢初醒。2010年，同樣在美國，一家名為紅通的網站創立。2011年5月，依託該網站的美商紅通Hootoot 商務公司在中國導演新「龐氏騙局」。以龐某為首的傳銷團夥，依託「紅通660」網站，以純資本投資為名，空手套白狼，發展人員進行傳銷犯罪活動，涉及全國 25個省份20餘萬人，涉案金額高達24億元。

日前，徐州新沂市公安局經過4個月偵查，一舉破獲這起公安部掛牌督辦的「紅通」網絡特大傳銷案。截至目前，新沂警方已抓獲涉案人員14人，逮捕11人，上網追逃3人。經公安部發起集群戰役抓獲200餘人。紅通網站在國內的網絡骨幹基本被一網打盡。

通訊員 王彪 何計翠 揚子晚報記者 於英傑

A 新「龐氏騙局」

「純資本」運作，其實就是搞傳銷

今年4月7日，新沂市公安局網絡警察大隊發現，當地有上百人註冊「紅通660」網站會員，該網站宣揚紅通致富之道及相關操作流程，極力推薦投資該網站名為 「古泉」的電子股。研判發現，紅通網站並無實質經營活動，只以註冊會員方式發展下線，會員通過推薦下線購買電子股進行「純資本」運作，以從事網絡傳銷活 動。

4月9日，新沂市公安局成立專案組，對紅通網站立案偵查。同時，組織技術人員打入紅通網站內部，詳細獲取經營模式及相關操作流程。為免打草驚蛇，專案組先 期秘密偵查。4月下旬，紅通網站在新沂境內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史某進入警方視線。偵查人員查獲史某在當地某汽車銷售公司上班，將他抓獲。經審查，史某系「新 沂紅通第一人」，在紅通網站註冊短短半年，發展下線數百人，通過發展會員、出賣虛擬產品等，非法獲利100多萬元。

「紅通網絡傳銷，就是『龐氏騙局』翻新版。」新沂市公安局網警大隊大隊長王文彤告訴記者，就是利用新投資人的錢，來向老投資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報，以製造特別賺錢的假象進而騙取更多投資。

B 「C計劃」

吸收會員20餘萬吸金24億

「低門檻、高收入、小投資、大回報」，「一次投資、終身受益」，「扶助弱勢群體、共建和諧家園、匯聚天下商機、鑄就財富神話」，打開紅通網站，就可看到類似宣傳。然而，這一切不過是施騙者藉以吸金的「花衣」。

專案組偵查發現，紅通網站由云某(現居美國)於2011年上半年創立於美國，另有2至3名網絡工程師，境內一人叫謝某。創建伊始，云某先後推出紅通A計 劃、B計劃，即以購買該網站廣告位為幌子，通過介紹他人註冊會員繳納註冊費，推薦人可從中獲得提成。但兩個計劃都鮮有人問津。

2012年1月，不甘寂寞的云某再推紅通「C計劃」(加入資格從660元至12540元不等)，由龐某負責解釋，境外工程師負責具體編程，境內工程師謝某 負責完成程序對接。「C計劃」打出時下流行的「云廣告」、「高科技」幌子，並以投資該網站「只漲不跌」的「古泉」電子股獲取高額收益為誘餌，用會員註冊費 和購買「古泉」的資金，來支付上線獎金和「古泉」提成等，從而給人造成快速賺大錢的假象。

「『C計劃』推出短短3個多月，全國累計註冊會員暴增至20餘萬人，涉案資金24億元。」辦案民警陳波介紹。

C 拔除毒瘤

全國收網，大批傳銷骨幹落網

偵查中，民警獲取紅通網站主要負責人「龐總」、「成功導師」、「淘寶」、「胡老大」等的QQ號碼及手機號碼。結合前期掌握線索，在上級技術支持下，最終摸清「龐總」真名龐某，「淘寶」真名金某，「成功導師」系郜某夫妻等信息。

5月3日，專案組多路出擊，同時行動，對該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實施抓捕。當日，國內紅通網站創立人之一龐某在河南濮陽落網，郜某夫妻和金某亦相繼歸案。

為防止網站關閉，專案組爭分奪秒蒐集固定電子證據。以註冊會員中發展下線較多的為目標，偵查員在5萬多人數據中鎖定200多人。同一時間，警方對掌握的其他犯罪嫌疑人進行抓捕。

5月10日，紅通網站境內工程師謝某在深圳歸案。

7月，公安部將該案掛牌督辦，發起集群戰役，在全國各地對該團夥的其餘150名骨幹分子收網，拔除了紅通網站在國內的根基。

在紅通網絡傳銷中，下線術語名叫「站街」，可謂生動形象。辦案民警說，到最後，90%的後註冊會員只能「靠邊站」，他們投入的資金都被團夥及上線佔用。

■新聞名詞

龐氏騙局

龐氏騙局是一種最古老和最常見的投資詐騙，很多非法的傳銷集團就是用這一招聚斂錢財的，這種騙術是一個名叫查爾斯·龐齊的投機商人「發明」的。龐氏騙局在中國又稱「拆東牆補西牆」、「空手套白狼」。

查爾斯·龐齊(Charles Ponzi)是一位生活在19、20世紀的意大利裔投機商，1903年移民到美國，1919年他開始策劃一個陰謀，騙人向一個事實上子虛烏有的企業投資， 許諾投資者將在三個月內得到40%的利潤回報，然後，狡猾的龐齊把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的人，以誘使更多的人上當。由於前期投資的人回報 豐厚，龐齊成功地在七個月內吸引了三萬名投資者，收到約1500萬美元「投資」。其後，龐齊過起了奢侈的生活。這場陰謀持續了一年之久，才讓被利益沖昏頭 腦的人們清醒過來，後人稱之為「龐氏騙局」。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過了富豪癮後，1920年8月，龐齊破產了。1949年，龐齊在巴西的一個慈善堂去世。死去時，這個「龐氏騙局」的發明者身無分文。

「龐齊騙局」如今成為一個專門名詞，意思是指用後來的「投資者」的錢，給前面的「投資者」以回報。

易富寶商城的「龐氏騙局」 牽出幕後控制人

尚德反擔保騙局調查

　　這座大樓是四年前總投資約3億元的全球最大的光伏建築一體化低能耗生態建築。彼時是尚德與其締造者施正榮的光榮標誌。如今，大樓內部的如跳水台般的觀景台成為這家企業景況的最佳隱喻——集團在美國的上市公司尚德電力控股公司（紐約交易所代碼:STP，下稱尚德電力），股價從最高位約90美元/股「跳水」至今年最低位的0.7美元/股。

　　這家曾被無錫政府和眾多銀行鼎力支持的光伏企業，沒有逃過產業的嚴冬，尚德電力已從上一年2億美元淨利，變成2011年淨虧10億美元。尚德電力的主要資產無錫尚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目前由尚德電力100%持股，下稱無錫尚德）從2010年的淨利潤12億元一下跌至2011年年底虧損6億元。此前被高速增長和大手筆投資所掩蓋的問題逐步顯現。按尚德集團一位高層的話說，「它已經喪失了原有的競爭力細胞。」

　　同行中，國資已入局賽維。尚德如何脫困仍未有定案。早在今年5月，施正榮已在尋求施救方案。是將無錫尚德破產還是繼續尋求輸血？財新記者從國聯信託的高層獲悉，政府、企業與投資者目前討論的方案，是讓無錫市國聯和無錫市產業集團各出1億元為無錫尚德做資產擔保，向銀行貸款，繼續對危在旦夕的病人輸血。目前中國銀行已經拿出2億元貸款放在無錫尚德的賬上。

　　2億元恰好是尚德目前已經逾期的貸款額。財新記者查閱當地銀行徵信系統數據發現，無錫尚德現在銀行貸款為39億元，借款餘額（包括保理、貿易融資、信用證、保函、銀承等）為86.68億元，這還不包括其發行的債券、或有負債以及應付賬款。

　　未來六個月之內無錫尚德還有14.15億元的貸款即將到期。

為何堅持「反擔保」

　　尚德危機真正為外界所知，始於2012年中爆出的反擔保騙局。按照尚德電力的說法，這起「騙局」的製造者是它的關聯方——全球太陽能基金（Global Solar Fund, S.C.A,Sicar 下稱GSF）。

　　2012年7月30日，尚德電力發出一紙公告稱，2010年5月，GSF的下屬公司Solar Puglia II, S.ar.L（下稱Puglia）從國開行獲得5.5億歐元貸款，用於其位於意大利的太陽能電站建設項目，尚德電力為這筆貸款提供了擔保。其後GSF的母公司GSF Capital Pte Ltd(下稱GSF Capital)提供賬面價值為5.6億歐元的德國債券，為尚德電力「反擔保」。然而公司調查發現，這筆承諾用於對其「反擔保」的債券，「可能並不存在」。時任尚德電力主席兼CEO的施正榮表示「對此非常失望」。

　　但財新記者獲得的資料顯示，作為GSF的實際控制人和管理層成員，如果說施正榮對GSF在這筆「可能不存在」的德國債券上的各種操作毫不知情的話，實在有些勉強。

　　國開行前後給予GSF的子公司Puglia兩期授信，用於Puglia在意大利投資的電站。第一期5.5億歐元，第二期9億歐元。

　　國開行當時對於這筆貸款相當積極。2010年初，國開行的業務人員提出，意大利補貼電價會隨著建成日期不同而變化，希望Puglia的太陽能電站項目盡快建成。其時，意大利一家當地銀行已對GSF另一個30兆瓦電站項目發放了貸款，國開行擔心：「如歐洲銀行流動性逐漸恢復，將不利於我行融資競爭，我行對借款人建設的電站一次性承諾有利於在市場競爭中佔據有利地位。」因此，國開行的項目評審建議一次性同意對總共238.89兆瓦的GSF電站貸款，根據審批進度分批簽訂貸款合同，成熟一批、發放一批。

　　2010年4月，國開行為Puglia提供了總額約3.5億歐元的中長期貸款，貸款期限15年，條件是由尚德電力出具擔保合同，此外還包括GSF、項目公司的股權質押、項目公司電費質押等，銀行還與項目公司簽訂保險轉讓協議等。按計劃，這筆貸款將用於支持其在意大利建設的123.6兆瓦電站項目。資料顯示，這一項目還使用了國銀租賃（國開行的租賃業務平台）2億歐元的租賃貸款。

　　在這一貸款合同中，並沒有設定「反擔保」條款。那麼這個「反擔保」是如何產生的呢？對此，一位尚德集團的高層人士向財新記者提供的解釋是，在歐洲，這種項目貸款甚少需要擔保。國開行放貸積極，但要求擔保，為使放款順利，尚德電力出面為這一關聯項目做保。但尚德電力也要保護上市公司股東的權益，於是由借款人方面拿出一個資產，對尚德電力進行「反擔保」。「這不就解決問題了麼？」上述人士表示。

　　尚德電力在年報中說，為保障上市公司的資金安全，GSF的一般合夥人的母公司GSF Capital承諾提供登記在其名下的5.6億歐元的德國政府債券給尚德電力，一旦項目公司違約，尚德可自主出售和處理這筆債券。

　　若借款人和其母公司當時能夠提供「反擔保」的資產，為何不直接提供給銀行做保？國開行顯然也注意到這一問題。在第二期9億歐元貸款的發放時，它提出讓GSF將德國債券質押給銀行。

　　但GSF沒有這麼做，仍然堅持以上述曲折的「反擔保」方式從國開行貸款。

　　實際上，據財新記者瞭解，這筆GSF聲稱要抵押給尚德電力的德國債券，是由一家叫Trastt Capital SA（下稱TCS）的瑞士信託機構持有。TCS是一家金融經營管理公司，提供信託和銀行業務，目前擁有幾十億美元的各種類型國債。GSF如要以上述德國債券為Puglia的貸款提供質押，需TCS將持有的債券轉讓給GSF，TCS會分15年按年收取一定費用作為支付對價。

　　根據中國的《擔保法》，「反擔保」應採用書面形式，依法辦理擔保物登記或移交佔有的手續。但顯然，尚德電力並未履行相關手續。而當時宣稱獲得「反擔保」的尚德電力，也沒有核查GSF Capital這筆價值5.6億歐元的德國債券的真實性。

　　尚德電力在宣佈「被騙」後不久，8月14日再次發佈公告稱，將起訴GSF的負責人羅梅羅（Javier Romero），撤銷其在GSF的管理權，並凍結GSF Capital的資產。施正榮稱，將最大限度地保護股東利益。

　　不過，事情至此，紙包不住火。一位尚德高層指出：「GSF實際的控制人不就是施正榮麼？他怎麼會不知道呢？」

GSF的奇特結構

　　財新記者發現，施正榮既是GSF的個人股東，當時又是實際控股GSF的尚德電力的董事長兼CEO，還是GSF的管理層成員。但奇怪的是，他將公司的運營交給了這個叫羅梅羅的外國人，同時通過公司章程及其它規定弱化了施本人在GSF中承擔的責任。

　　表面上看，GSF由尚德電力控股。這只2008年2月在盧森堡成立的基金，註冊資本3億歐元，原定總募集目標是5億歐元。尚德電力當時成立基金的目的是在歐洲建設1200兆瓦的太陽能電站。

　　從GSF的股權結構可以看出，它的管理機構、人員和股東高度重合。GSF現有股東有五個，其中，Global Solar Fund PartersS.a.r.l（下稱GSF Parters）、GSF Capital，和Best Regent（Asia)）Group Limited（下稱Best Regent）是最初的出資人；2008年9月又增加了尚德電力國際公司和明途控股兩家公司，這都是尚德電力的下屬公司，二者在GSF合計持股86%。

　　施正榮個人通過Best Regent持有GSF 10.67%的股權，羅梅羅通過GSF Parters和GSF Capital 持股3.33%。

　　不過，按照GSF的章程規定，出資人分兩種：一般合夥人和普通股股東。一般合夥人是無限責任股東，對其超出法律規定的操作，如故意、舞弊行為造成後果承擔責任；普通股股東則為有限責任股東，以其出資額承擔責任。在GSF持股僅為0.003%的GSF Parters是一般合夥人，其餘股東均為普通股股東。

　　此外，GSF管理層也分為A、B兩類，A類管理人為羅梅羅，負責GSF日常運營；B類管理人包括時任無錫尚德CEO施正榮、首席技術官Stuart Wenham兩人。GSF任何投資決策都需得到A類管理人及至少一位B類管理人的投票贊成。

　　這樣一來，直接和間接持有GSF3.33%股權的羅梅羅，在這家基金的所有投資決策上擁有一半投票權，並承擔無限責任。實際持有GSF絕大多數股份的尚德電力和時任尚德電力CEO的施正榮，擁有另外50%的決策權，不過，無須承擔無限責任。

　　羅梅羅成為這樣的角色，有一定合理性。GSF以在歐洲投建電站為目標，需要做電站項目的籌備工作，由一個在當地有廣泛資源的人負責日常運營，是為上策。公開資料顯示，羅梅羅曾是亞瑟安德森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世界銀行資深顧問經濟學家，具有法律與經濟的雙重背景。2011年，尚德電力在公告中指出，為了感謝和鼓勵羅梅羅在公司的傑出貢獻，公司決定將GSF6.7%的股權轉讓給羅梅羅個人，尚德電力在GSF的股權從86%減至79.3%。GSF的另一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個高度利用槓桿的基金。GSF的資產主要是對項目公司的股權和債權。基金股本募集採用承諾制，在基金需要時由基金管理人發出資本要求通知，一定期限內到位。一般每次需要股東實際支付20%的承諾出資額。2009年底，出資人承諾募集資金3億歐元，直至2010年9月底，實際出資金額只有承諾的一半。

　　當時，實到資金只有1.5億歐元的GSF，已擁有包括Puglia在內的下屬公司共七家，對下屬公司投資達1.3億歐元，對下屬公司的借款3239萬歐元。而僅Puglia在國開行的兩期貸款金額就達14億歐元。

「電站帶動組件銷售」模式

　　理論上看，在海外投資修建電站是基於光伏市場的成長性。歐洲光伏協會EPIA曾預測2014年全球太陽能光伏裝機容量將達3萬兆瓦。「在海外建電站，耗時最長的是前期籌備，特別是融資。而一般只有大型項目才能獲得銀行貸款。」一位光伏企業人士稱。金融危機發生以後，歐洲銀行流動性偏緊，歐洲當地太陽能項目轉而向資金充裕的國開行申請融資。此時，由於上游的中國光伏製造已經產能過剩，尚德另闢蹊徑，在境外修建電站以確保自家光伏設備的銷售。此舉亦符合「走出去」的國家戰略。

　　國開行在2010年先後向尚德、天合、航天機電等企業發起太陽能項目授信6.9億歐元。

　　尚德電力以遠在盧森堡註冊的GSF為海外電站投資的工具，正是乘此東風，關係尚德系的整體運營。上市公司尚德電力的主要資產就是生產光伏設備的無錫尚德。對於無錫尚德而言，讓GSF所投資的電站項目購買其相關光伏設備以及承包建設服務，正是所謂的「電站帶動組件銷售」策略。這種運營模式受到組件商的歡迎，既增加了組件的銷售收入，又增加了服務收入和投資收入。同時，高槓桿運作的基金撬動了銀行的貸款。但這整個鏈條的良好運行，均依賴於GSF在歐洲投資的電站能夠運轉正常，並迅速並網發電，獲得來自相關國家和地區的補貼。

　　尚德電力2011年年報指出，截至2011年12月31日，GSF投資項目已完成約145兆瓦的發電量，並有143兆瓦的發電量已並網發電。但一位熟悉意大利項目情況的尚德人士透露，「這是一個虛報的數字。截至2011年底，實現並網發電的只有73兆瓦，還有70兆瓦雖已並網但還沒有發電」。這意味著，這些項目的收益情況要遠遜於宣稱。

　　路透社報導則指出，GSF涉嫌為了更快獲得審批，將項目分成若干小單位，建造沒有獲得許可的光伏電站，同時還虛報工程進度，以趕在最後期限內獲得意大利政府的補貼。而尚德電力自己揭示的問題是，GSF一般合夥人的母公司GSF Capital涉嫌「反擔保」欺騙。

　　這些「造假」一旦坐實，將對尚德電力造成傷害。一方面，尚德電力作為GSF投資人，真實的投資收益將縮水。尚德電力年報顯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公司從GSF投資的項目中得到了1950萬美元的投資回報。更重要的是，一旦項目未能如期並網發電，或因違規而遭到處罰，資金流出現問題，為電站貸款提供擔保的尚德電力亦須承擔擔保責任，在「反擔保」成為鏡花水月的情形下，尚德電力的損失在所難免。

　　宣佈受騙後的尚德電力，目前仍未披露估算的損失。

硅採購再曝關聯交易

　　GSF事件曝光之後不久的2012年8月23日，尚德創始人施正榮正式辭任CEO。此後，施正榮在亞洲硅業上的一系列操作也被曝光。

　　亞洲硅業（Asia Silicon Co., Ltd.)是尚德電力的主要供應商。2007年1月，尚德電力和亞洲硅業簽訂一個無條件支付（take-or-pay approach）合同，該合同規定公司將在16年時間裡向亞洲硅業購買總價值達15億美元的高純度多晶硅。

　　亞洲硅業是一家註冊於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公司，股權情況不詳。其製造基地是位於青海的亞洲硅業（青海）有限公司（下稱亞洲硅業青海），2006年12月剛剛成立。工商資料顯示，這家公司與施正榮和尚德系關係非同一般。其董事長是無錫尚德前董事張維國，張維國曾任無錫市風險投資公司投資部經理，在尚德內部人看來，他是施正榮的親信。2007年4月1日，無錫尚德更換董事，由邵華千替換了張維國。飯店英語翻譯出身的邵華千，此前是施正榮的秘書。「大家都叫她『少花錢』（無錫話同音）。」一位原尚德電力高管說。這是一次有準備的更換。2007年6月，無錫尚德在經營範圍中增加了「從事硅材料批發和佣金代理（不含拍賣）業務」。同時，離開無錫尚德的張維國出任亞洲硅業青海公司的董事長。

　　2009年1月，尚德電力又從亞洲硅業股東手中以約810萬美元的價格收購了亞洲硅業12.5%的股份，從那時起，亞洲硅業就成為尚德電力的關聯企業。同年，尚德電力將持股比例提高至20%。2010年，尚德電力獲得410萬美元的投資收益，相當於其投資價格的二分之一。

　　而2010年，尚德電力從亞洲硅業採購了價值7690萬美元的多晶硅，截至2010年12月31日，購買多晶硅的應付賬款是7770萬美元。根據合同，尚德電力購買多晶硅的預付款為8240萬美元。

　　這些動作都發生在光伏產業「擁硅為王」最具有說服力的時候。多晶硅是生產太陽能電池的主要原料。在太陽能電池組件生產銷售剛開始飆升之時，各家組件生產商都預設未來訂單可能上漲，為了能夠及時生產供貨，必須鎖定一定量的硅料。「最貴的時候，硅料價格在每噸300萬美元-400萬美元，現在已跌至18萬美元。」一位光伏業內資深人士介紹。

　　除了與亞洲硅業簽訂長期合同，無錫尚德還通過預付費方式，與國內外主要硅片供應商簽訂固定價格、固定數量的長期供貨合同。例如在2006年7月，無錫尚德與世界十大硅材料供應商之一的美國MEMC公司簽訂了十年總額達60億美元的硅材料供貨合同，尚德電力向MEMC公司提供資金資助，以保證其穩定的供應能力。2007年6月，無錫尚德又與美國HoKu公司簽訂6.78億美元的十年多晶硅供貨合同。

　　2010年，硅價已經開始下滑，但亞洲硅業與無錫尚德又簽署了總額為15億美元、為期七年的長期供貨合同。根據財新記者按照無錫尚德的年報關聯交易的統計，2010年至2011年，無錫尚德向亞洲硅業採購了11億元的多晶硅。

　　 「在硅料價格急劇下跌之時，無錫尚德是以遠高於硅片的市場價向亞洲硅業採購。」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當國內最大廠家保利協鑫的硅片價格已經是20美元左右的時候，亞洲硅業的硅片價格依然是30多美元。

　　2011年，在歐洲對於組件需求量大幅下滑，硅價大跌的情形下，無錫尚德於2011年7月初賠款2.12億美元終止與MEMC簽署的十年合作協定，尚德電力得以省下大約4億美元的本錢支出。

　　但與此同時，2011年5月4日，由施正榮家族私有的D&M Technologies Limited (下簡稱：D&M)卻收購了亞洲硅業91.3%的股份。

　　如今，尚德電力和無錫尚德均在谷底掙扎，但依靠當年與尚德簽訂的長期合同，亞洲硅業仍有盈利。

被迫埋單

　　在尚德的後期發展中，地方政府與銀行的作用越來越大。2006年，無錫尚德的短期信用貸款達到8.7億元，較2005年增加了近4倍。

　　彼時的施正榮亦借光伏之風，躍為中國首富。一位建行無錫分行的人士現在回憶道，當時銀行爭相上門造訪，希望能為無錫尚德提供貸款，激烈的競爭下放鬆了信貸條件。

　　無錫尚德2007年的貸款是2006年的1.5倍，2008年又再翻番至22億元，到2010年無錫尚德的短期信用貸款已近50億元。僅四年時間，短期信用貸款增加了6倍。

　　這幾年也被光伏業人士看成行業中的盲目發展期。當時歐洲有強大的市場需求，當地政府為使用光伏組件並網發電的企業提供高額補貼，其中德國的補貼最高。海外需求的飆升刺激了像尚德這樣的中國光伏企業的加速擴張。在無錫，訂單做不過來的無錫尚德，逐漸將訂單分給揚中一帶的小企業。「只要有點錢的人，都想投資到太陽能組件的生產上。」一位無錫市高新區管委會的人士回憶道，賣水泥的、土建、農民全都湧到這行業裡。

　　無錫市政府幾乎瞬間獲得改造農村的「無錫模式」——在政府徵地中獲得拆遷款的農民，用徵地款投資到光伏產業，生產上規模，他們則換裝成為工廠老闆。這一爆髮式的增長，甚至帶動一連串其他配件的生產。例如，玻璃與背板。一家名為「幸福」的玻璃廠老闆便在期間發了財。

　　不過，隨著歐洲市場突然對中國企業展開「雙反」（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包括「老大」無錫尚德在內的整個無錫光伏產業鏈都遭遇重創。

　　2010年間，無錫尚德通過應收賬款貼現方式取得了4.3億元的短期貸款。在銀行業內人士看來，應收賬款貼現相當於「砸鍋賣鐵」。「這是把自己的應收款折價賣給銀行拿筆錢，但這個價格比貸款要高很多，除非現金流非常緊張，否則一般不會做這樣的事。」一位資深銀行人士解釋道。《南方週末》稱，為了保全美國上市公司尚德電力，尚德集團現任CEO金緯提出了讓尚德電力的子公司無錫尚德破產的方案。

　　這不是一個讓各方最滿意的方案。儘管無錫尚德對外宣稱只有1500名員工，但一位熟悉尚德的無錫市政府領導透露，無錫尚德的在職員工至少有4500名。此外，要進入破產程序，無錫尚德需要在現有的資產中承擔一筆不小的破產費用。

　　現在，無錫市政府與施正榮的矛盾已經公開化，但讓無錫市政府頭疼的不光是無錫尚德欠下的債務、人員安置等爛攤子，更重要的是摧毀了「無錫模式」的完美樂章，受影響的絕不只是尚德一家，而是整個無錫的光伏產業鏈，這也使得政府在考慮如何處理尚德的問題時更加騎虎難下。

　　2012年8月，由無錫市市長朱克江擔任組長的無錫市應對歐美雙反、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領導小組和工作服務小組成立。領導小組召集相關銀行協調，確保無錫尚德能夠獲得金融機構集中授信支持。由中國銀行牽頭的金融系統工作組隨後進駐尚德。

　　9月，朱克江前往無錫尚德現場辦公，明確表示政府將支持尚德渡過難關。會上，他表示，「歐美國家這種毫不遵守遊戲規則，遏制中國企業發展的做法（指『雙反』調查），實際上是遏制了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作為中國政府，不救企業，不幫企業，誰來關心企業，誰來救？」政府的想法很簡單，只要國外市場能夠恢復，對無錫尚德資金支持足夠多，它能扛住。

　　無錫尚德一位高層對財新記者說，今天的無錫尚德，相當於一個巨大的毒瘤。「是忍痛割掉它，還是動用全身的免疫系統和未來的元氣維持這個毒瘤的生存？是一個嚴峻的命題。」■

人人都會遭遇「龐氏騙局」

網絡私募：是騙局？還是未來？

美微傳媒的網絡私募實驗告一段落。2月28日，這家公司召開投資者電話會議，披露修正後的最終融資結果。據介紹，最終確認的投資者813人，融資總額107萬元。

百餘萬融資在美微傳媒所佔股本不過5%，但它們來自一種新型的融資方式：在淘寶網上開店，面向公眾募資。

兩次遭遇淘寶下架

美微傳媒由原愛奇藝新業務副總經理朱江創立，他稱公司創立初衷是建立電視、雜誌和網絡的跨媒體營銷平台。在多次融資受阻後，2012年10月，朱江在淘寶開設網店進行「網絡私募」，並以出售會員卡附帶股權代持的形式，嘗試規避可能遇到的法律風險。2012年10月，其進行了第一次為期五天的網絡私募;2013年1月9日，美微傳媒啟動第二次網絡私募。

雖然Kickstarter等眾籌網站在美國已經被認可，但在中國，網絡私募的合法性問題，以及美微傳媒等公司的實際操作都引發了廣泛爭論。

第二次網絡私募啟動初期，美微傳媒曾嘗試在淘寶上以每股1.2元的價格直接售賣股份，但賣出20萬份後被淘寶強制下架。於是，美微傳媒改為出售會員卡，在諮詢電話中解釋買會員卡相當於購買股份，淘寶網店上不出現股份字樣。強制下架後，美微傳媒對部分用戶進行了退款，導致美微傳媒宣佈的最終投資者數量較初次宣佈數據減少200餘人。

2月7日，美微傳媒的會員卡在線直營店因「產品違規」被淘寶關閉 。

朱江解讀募資秘訣

朱江說，這次網絡募資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營銷策劃行為，而「不是開個公司、拉個項目、開個淘寶店就能夠融到的」。而能夠發起網絡募資，主要是做到了三點：

首先，2012年8月就開始策劃，並進行前期鋪墊。在募資前，就從營銷的角度，為自己劃定了三層營銷圈：第一，和朱江特別熟的朋友，朱江的粉絲，特點是會很願意支持朱江。第二，有淘寶等網絡支付習慣的。第三，民間投資者。「我們按照這三層圈，一步步把客戶圈進來，做到現在。

其次，重視流程和法律邊界，每一個文件相當規範。

再次，與意向投資者進行充分溝通。美微僅會員中心就配備了三個人，2月初的幾天，他們天天十幾個小時在接聽電話。朱江說：「很多認購或者用戶對我們的信任都來自和我們會員中心的溝通，這是用戶購買決定之前最後的行為，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形形色色的效仿者

這些天，不斷有創業者聯繫上朱江，希望取經。更有創業者公開表示要借鑑美微傳媒的做法。ESG益生谷品牌創始人余曉興就在2月16日稱，想要效仿美微傳媒，把ESG 10%的股份(100萬股)通過天貓分幾期銷售出去。

「希望我個人這兩次私募帶來的爭議，作為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的嘗試，能夠為國內創業者帶來新思路。」朱江說。

但也有很多人擔心，網絡便利性會讓線下看起來正常的行為變了味道。

據 《21世紀經濟報導》報導，鳳凰資本資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馮津曾通過新浪微博、新浪博客、微信、騰訊微博等網絡方式，以「鳳凰資本首創私募基金新銷售模式」的名義連發數條信息，銷售公司旗下產品。鳳凰資本宣稱「造就了一個新的奇蹟，3天賣出10萬份，目前被迫下架中。」但淘寶方面表示，鳳凰資本淘寶店並沒有訂單和成交量。

監管部門未公開表態

目前，監管部門尚未對美微傳媒的網絡私募行為公開表態。據朱江介紹，證監會監管處找他們瞭解過情況，雙方只是探討法律的邊界，而不是執法行為。美微方面向證監會通報了其向用戶退款的情況，並作了兩點解釋。其一，美微在募集資金時採用代持結構，公司股東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符合公司法關於股東人數的規定。其二，雖然是在網上發起的資金募集，但80%的投資還是由機構投資者投資的。證監會要求美微提供了三方面的資料：退款情況;機構投資者資料;股權代持協議。

機構投資「受刺激」

媒體人出身的朱江顯然知道如何製造輿論熱點。這段時間，美微傳媒在網絡上公開賣股份的事件被炒得沸沸揚揚，也吸引了更多機構投資人的注意。

2月23日，在其上海年度工作規劃會期間，朱江對《創業家》記者表示，從年前到上海年度工作規劃會，機構投資者的投資已經超過網絡私募個人投資的金額，接近300萬元，而根據已簽的投資協議，如果都按時打款，約500萬元。「這是我之前哪怕最最最樂觀都沒想到的。」

在2月28日的美微傳媒投資者電話會議上，朱江同時宣佈，2013年計劃引入首輪3000萬元機構投資，目前已開始和潛在機構洽談。洽談成功後，現股東可以選擇繼續持有，也可以選擇溢價轉讓，轉讓序列依次為會員代持股東、具名小股東、天使投資人、大股東。

附：美微傳媒退款公告

3月20日，美微傳媒發佈一紙公告稱，公司將服從證監會的決定，並且已經開始有序地通過淘寶網等渠道退回公開募集所有款項。全文如下：

近期一直與中國證監會與北京監管溝通，對公司今年1月8日開始，在淘寶網出售會員卡募集資金的行為，由於現階段美微公司為「有限責任公司」不具備公開募股的主體條件，這種行為是不合適的。我們服從證監會的決定，並且已經開始有序地通過淘寶網等渠道退回公開募集所有款項。

美微公司自創立以來，致力於為中國創業者在這個時代背景中留下真實的影像記錄和生生不息的淨勝傳承，與此同時，也應擔當起作為媒體傳播恪守律規、合法經營的社會責任，我們一定在按照現代公司模式佈局謀篇的基礎上，堅持創新，並不斷晚上產品和管理制度，回報投資者的信任與支持。

謝謝關注。

北京美微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2013年3月20日

中國股市的龐氏騙局，還能玩多久？ 天地俠影

地下炒金騙局揭秘：必輸的外盤黃金對賭交易

2012年注定是黃金歷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全年上漲110.13美元或7.04%。這也意味著，黃金連漲12年，成為商品期貨的最長升勢。

在不少投資者看來，黃金還要再漲十年，須把握住機會，利用黃金的高槓桿將手中的錢輕鬆翻幾倍。許多不法之徒正是利用這種投資心態，通過開設非法黃金交易黑平台等方式，將投資者的血汗錢一吸而光，隨即逃之夭夭。

蒸發掉的血汗錢

康女士今年1月就遭遇了此種騙局。「幾天的時間，10萬塊錢就沒了，電話也打不通，人也找不到，我是不是被騙了？」

40歲的康女士2012年底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加上家裡親人去世遭遇變故，她急於通過投資來改善自己的生活。這時，她連續接到一家來自上海、自稱是佑榮貴金屬內地分公司的電話，希望她能到其公司開戶炒黃金外盤(倫敦金)。多次電話誘導之下，2012年12月26日，在該公司一位自稱是黃金專家朱信的勸說下，從無投資經驗的康女士在網上開了戶，往賬戶裡存了3萬元。

朱信向康女士介紹，佑榮貴金屬公司是香港的公司，是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的會員單位。「黃金是最穩妥的投資，設置止損即便虧損不過是幾百元而已。而且他親自操作，可以穩賺不賠。」

「開戶的當天晚上，朱信就幫我掙了5000元。第二天，又變成了一萬元。」如此，嘗到甜頭的康女士更加信賴朱信。這時，朱信打電話給她說，公司年底整頓，他帶的客戶賬戶至少得有10萬元資金。康女士得趕緊湊齊十萬元，否則就不能幫她操作賬戶了。

「他要我放心，正好趕上星期五(1月4日)非行情時間，等到我星期一(1月7日)，最遲不過星期二(1月8日)就可以把錢取出，而且還不會影響我後期賬戶操作。我想既然開戶，他又那麼有把握，所以就湊了10萬元放進去(賬戶)了，由他們來操作。包括我的本金8.3萬元和他們幫我操作的收益1.7萬元。」康女士說：「我連生活費都放進去了。」

然而，出乎康女士意料的是，從1月4日開始的卻是格外漫長的等待。「1月7日，我打不開賬戶，聯繫業務員及朱信的助理，都說朱老師出差了，我的賬戶和別的投資者的賬戶綁定在一起看不到信息，要等朱老師回來。一週以後，我終於聯繫上了朱信，但發現我的賬戶只剩下397美元了。朱信解釋說，他不在公司期間，他們的學徒操作賬戶導致了我的虧損。為了彌補我的損失，如果我再入金(打錢)進去，可以提供給我20%的補償金，比如我打進去10萬塊錢，賬戶裡就是12萬元。」康女士說：「我拒絕了。更氣人的是，問題還沒有解決，當天晚上僅剩的397美元又被炒沒了。」

康女士所不知道的是，內地正規渠道炒黃金採取的是第三方託管方式，客戶資金實質上存在客戶名下的銀行賬戶中，而地下炒金黑平台表面上幫客戶把錢匯到了其在香港的交易賬戶，給客戶造成一種錢還在其名下的假象，實際上已受經紀公司的控制，是地下炒金公司的個人賬戶，流進了個人的口袋。客戶賬戶上顯示的資金，說白了只是一組「數字」而已。

典型的黃金外盤交易騙局

在此之後，康女士再也沒能聯繫到這個所謂的黃金專家朱信。事後，她才瞭解到，有著類似遭遇的人很多，損失都在10多萬元。他們都想找朱信和佑榮貴金屬討個說法，但以前聯繫的辦公電話和手機都處於停機狀態，辦公地點也已由上海浦東搬至上海金山區的某寫字樓內。

本報記者也多次聯繫朱信，但通過公開信息找到的手機及座機號均已停機。截至本報發稿前亦未能聯繫上佑榮貴金屬。

記者在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的網站上發現，佑榮貴金屬的確屬於其會員單位，但交易資質屬於B類，即其只能交易99金、港元公斤條，並沒有交易倫敦金的資質。

漢路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曾智紅表示，康女士這種遭遇並不鮮見，而且這種行騙手段已經有多年歷史。他們自稱是佑榮貴金屬在內地的分支機構，可能只是借佑榮貴金屬的一個名頭，屬於「三無」公司。

另據記者瞭解，這些地下炒金公司的藏身之地，最典型的是分佈在各寫字樓裡。之所以選擇這些場所，一是因為租用寫字樓的成本相對比較低廉，二是考慮公司「蒸發」時撤離更為方便。

實際上，這些公司基本都是「皮包公司」，一般來說，公司老闆以及從業多年所謂有經驗的工作人員，用的都是假名，很多老闆用的都是假身份證。如果出現問題，對他們來說大不了換個地點更換個公司名稱再做罷了。

地下炒金公司的銷售方式，以網絡營銷和電話營銷為主。公司對招聘的大量剛畢業的大學生並沒有什麼專業培訓，根本不對他們進行職業規劃，不考慮其未來以及應有的權利，只知道盤剝他們的剩餘價值，對他們進行錯誤引導，不擇手段地把他們當做賺錢的工具使用。

至於如何牟利，一位多年從事期貨交易的人士表示，行情軟件和下單軟件是期貨投資者最依賴的兩大「法寶」，因此一些非法的地下炒金公司往往會在這兩個重要的工具上做文章。

一家接觸過地下炒金公司的人士向記者透露，90%的地下炒金公司做的是「黑平台」，以做香港平台和國外平台為主。以香港炒金平台為例，大多打的是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的旗號，低價租個服務器就可以拉客戶「交易」了。

某銀行黃金業務部人士表示，這些地下炒金公司有很多貓膩，甚至與客戶做對手盤，客戶做多他做空，客戶做空他做多，穩賺不賠；還有的一遇到行情不好，就拿著客戶的保證金跑路了。

曾智紅說，境外炒金都是非法的，因此投資者炒黃金外盤存在著極大的風險。一般而言，公安機關會以非法經營罪或者詐騙罪懲處。如果是正規公司在內地的分支機構，會處以非法經營罪；如果根本就是三無公司，則以詐騙罪處罰。康女士表示，已到北京某派出所報案，但由於證據不足，尚未立案。

天一金行高級研究員肖磊建議，投資者在進行黃金投資時應選擇受法律保護、有明確政策規範的合法投資渠道，以避免不必要的投資損失。目前我國比較安全的黃金投資渠道有四：一是商業銀行或黃金公司提供的實物黃金業務；二是商業銀行提供的紙黃金業務；三是上海期貨交易所提供的黃金期貨買賣業務；四是上海黃金交易所的T+D延期交收業務。其中，黃金期貨在國內指的是上海期貨交易所提供的黃金期貨買賣合約，而由其他法人主體提供的所謂黃金期貨交易都不受國家法律保護。

皮包公司炮製外銷騙局撕開中銀絨業

以「軟黃金」羊絨為主業的中銀絨業，在精心編織羊絨盛景圖的同時，亦留下一個個充滿懸疑的「針眼」，詭異莫測。

行業景況低迷，中銀絨業卻能獨善其身5年保持高增長；外銷逾半的業務結構，卻難覓境外核心客戶蹤跡；自詡為國內龍頭企業，自有品牌籍籍無名；淨利潤節節攀高，經營性現金流持續惡化。

歷時數月，上證報記者遠赴寧夏、北京、河北、廣東、香港等地，實地探訪中銀絨業15家核心客戶與供應商，試圖還原中銀絨業真實的商業圖景。

調查結果令人心驚。

記者在寧夏靈武羊絨產業園區發現，中銀絨業幾大內銷客戶集聚於公司總部3公里半徑內，裙帶關係與隱秘關聯交易浮現；追蹤資金流向，中銀絨業採購、銷售、應收賬款、預付賬款皆主要來自這些內銷客戶，營業收入「空轉做大」之外，亦有資金通過預付、應收兩大科目向關聯方沉澱，逃避資金監管。

在寧夏、山東、北京等地，記者採訪的多家內銷客戶的資金實力、工商登記收入與中銀絨業所示的銷售金額難以匹配，交易真實性打上大大的問號。

在香港，記者的所聞所見愈加匪夷所思。2012年新晉為中銀絨業大客戶的三家香港公司，均為設立僅一年左右的空殼公司，實際控制人指向三名潮汕人，且其身份均為深圳當地進出口報關公司業務員。

每個深圳進出口報關公司都會在香港設立一個空殼公司，以借此獲得幫助客戶結算匯的一個海外賬戶。

「簡直離奇！」深圳進出口圈人士看到如此的幕後交易設置驚呼。

20多歲的年輕進出口報關公司業務員，化身國際羊絨採購巨頭，與中銀絨業發生億元交易。「在我們這邊，這是不可能發生的情況。」

經記者多方暗訪得悉，三家皮包公司亦主要系深圳進出口報關公司在香港謀求資金賬戶所設，「這種皮包公司在圈裡太普遍」。進出口報關公司的隱秘「業務」之一，是向客戶提供虛增外貿交易，攜手騙取出口退稅。

中銀絨業財務報表同樣疑雲籠罩。在業績連年增長的情況下，中銀絨業經營性現金流持續大額流出；同時，公司存貨逐年迭增，佔總資產近半，且年採購額超過利潤！

中銀絨業是否在囤貨居奇？有羊絨業巨頭表示費解：「羊絨企業的原料庫存，一般以滿足一到兩年的生產為宜，羊絨是可再生資源，囤積過多沒有必要。」

其實，中銀絨業利潤之源並非來自主業。據統計，2009年至今，公司所獲的政府補助、貼息及出口退稅佔利潤總額的六成以上。

拋卻虛浮華彩，卸下濃墨妝容，中銀絨業該是如何一番真面目？

外銷客戶難覓蹤跡

潮汕三年輕人「導演」出口生意

中銀絨業是國內羊絨產業龍頭，老闆馬生國從最早的販賣羊絨原料開始，如今已發跡為覆蓋羊絨紡織全產業鏈的大型上市公司。

然而，華章璀璨的描述遮掩了商業邏輯的空洞無力。

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中銀絨業的核心客戶是誰？記者翻閱2008年至今幾乎所有公告，各種描述語焉不詳。

在最新的定增預案中，公司對客戶的介紹為：與眾多國際大型百貨公司及知名品牌商建立了穩固的貿易合作關係。

然而，記者按圖索驥，中銀絨業重磅推出的國內成衣品牌「菲洛索菲」、「布朗艾倫」，以及國外品牌「托德鄧肯」在淘寶、天貓、eBay、Amazon等電商平台上僅有零星幾條產品記錄，更遑論知名度。

那麼，究竟哪些客戶為中銀絨業貢獻如此佳績？

三大香港客戶露出馬腳

2007年底，馬生國三兄弟依靠資產置換入主中銀絨業，外銷一直佔據半壁江山，規模由2008年的4.79億元（外銷佔比約64.21%）增至2012年的13.2億元（外銷佔比約54%）。

但據記者統計，2008年至2011年，中銀絨業前5大客戶中亮相的外銷客戶僅美國道森（2009年至2011年合計銷售額金額3.09億元）、意大利施奈德有限公司（2009年銷售金額4278萬元）和香港北京吉事達有限公司（2010年銷售金額6690萬元）3家公司，合計金額並不大。

這與中銀絨業海外業務佔半的結構形成鮮明對比。

不過，這並不妨礙公司外銷業務逐年膨脹。2012年，中銀絨業開始閃現新的海外大客戶。

2012年半年報，中銀絨業前五大客戶中，唯一的境外客戶是貢獻7535萬元營收的群泰國際商貿有限公司（下稱「群泰國際」）。2012年年報中，兩家香港大客戶入局，分別是第3大客戶CHINADIGITALMARKETCO（下稱中國數碼）1.16億元和第五大客戶東勝國際商貿有限公司（下稱東勝國際）9157萬元，而群泰國際在年報中未能排入前五。2013年半年報，群泰國際再次出現，名列第五大客戶，交易金額為6296萬元。

引人注意的是，2012年、2013年集中冒出來的這3家香港客戶是誰？

香港註冊處網上查詢中心顯示，群泰國際成立於2011年3月17日；東勝國際成立時間更短，於2012年2月22日成立；中國數碼成立於2011年5月3日。這3家公司的註冊資金皆僅1萬港元，都屬私人公司。香港「公司條例」規定顯示，私人公司又名封閉公司，為香港註冊公司中規模最小的一類。

這意味著，這3家香港公司都是成立當年或次年，即與中銀絨業發生億元左右的交易。

但3家公司在香港貿發局未有任何相關信息。據瞭解，香港貿發局是負責推廣香港對外貿易的法定機構，凡是以香港為基地進行經營活動的貿易商、製造商及服務供貨商，皆會在香港貿易發展局留下記錄。

這意味著，這3家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在香港並未有真實的經營或貿易行為。

潮汕三年輕人的皮包公司

為探究真相，記者趕赴香港進一步查訪群泰國際、中國數碼及東勝國際的背景。

在群泰國際2013年週年申報中登記的註冊辦事處地址——香港九龍葵湧葵昌路26號豪華工業大廈23層B07，記者發現門口懸掛著「香港龍翔國際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的銘牌。

這是一間10來平米的辦公室，僅兩名員工。一位員工向記者解釋，他們是一家秘書公司，並確認群泰國際系其客戶，但對其日常業務並不知曉。期間，有郵局人員送來包裹，該員工對記者說：「我們平時就做這些，把收到的郵件寄到我們深圳的公司，然後由他們再分別寄送到客戶手裡。如果你要找我們的客戶，必須先找我們公司負責人，留下你的聯繫方式，由他轉達給客戶，再由客戶聯繫你。」

中國數碼的註冊地址在香港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704單元，該地址是兩家名為「華記國際商務」和「華富國際商務（香港）」的秘書公司。

記者提出想要聯絡中國數碼，但遭到拒絕：「坦率跟你說，我們是秘書公司，如果你理解這四個字，就應該知道你在我們這裡拿不到任何信息。如果你真的想要和公司聯繫，要找到警方，我們只能把信息提供給警方。」

當記者解釋說並非是來追債的，而是想要瞭解一些業務情況，幾位員工態度緩和了很多：「其實我們平時替客戶接電話就說負責人不在，所以我們真的不能幫你聯繫公司。」當記者問中國數碼是否可能是個皮包公司，該員工暗示記者：「你自己看到了，一家正常的公司會是這樣的嗎？要不要做生意你自己想吧。」

東勝國際的註冊地址——旺角花園街2-16號好景商業中心705單元，銘牌是「禹泰管理諮詢有限公司」。

顯而易見，3家公司都是通過秘書公司設立的皮包公司。據業內人士介紹，在香港註冊公司十分簡單，只需提供股東身份證或護照複印件、確定公司名稱即可，「整個費用不過5000-6000港元。」據悉，這類公司真正的股東都在內地，在香港沒有辦公地，也不知其業務範圍。

據查詢，中銀絨業3大香港客戶的股東共同指向了來自廣東潮汕的3人——詹紹基、張旭東和詹凌云。

資料顯示，群泰國際由出生於1987年7月的詹紹基持有100%股份，其身份證地址位於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茂芝長堤一巷。饒平縣下轄上饒鎮、黃岡鎮、新豐鎮、繞洋鎮等，其中黃岡鎮為縣府所在地。

記者趕赴饒平縣上饒鎮，經調查獲悉，詹紹基2006年讀大學，畢業後留在廣東，此後在深圳羅湖區黃貝嶺一帶從事進出口報關中介生意。東勝國際的唯一股東是張旭東，與詹紹基年紀相仿，身份證信息顯示其生於1989年4月，戶籍地址為新豐鎮上葵大屋東一巷3號。在饒平縣內，張旭東所在的新豐鎮與詹紹基所在的上饒鎮間僅數公里之遙。

記者經多番詢問找到張旭東家。多位村民證實張家確曾住在此處，但多年前已舉家搬往深圳，「張旭東他爸在深圳做進出口代理報關的生意，前兩月還回來過一次。」

附近村民表示，並未聽聞他倆有做羊絨經銷生意，且規模做得那麼大。

除了這兩名「80後」外，中銀絨業另一家香港大客戶——中國數碼的股東是一位「70後」。

據查，中國數碼於2011年5月3日成立，歷史沿革較複雜。2011年9月前，公司股東為操天生，目前股東詹凌云，出生於1977年，現戶籍登記地址為廣州天河區。

中國數碼的原始股東操天生是何來頭？按照資料，記者奔赴操天生的老家安徽懷寧高河鎮騎龍社區。

經人指點，記者找到了操天生的家——一幢兩層樓房連著兩間平房。記者進門看到，客廳房頂上的瓦片已有缺漏，陽光從屋外直接照進屋內；客廳當中橫著一輛破板車，堆放著農具；裡面擺放著已經掉漆的桌子和一個長條板凳。即便在經濟欠發達的安徽農村，這樣的場景也已不多見了。

記者詢問操天生的近況時，他的母親滿是埋怨，「他不回家的，有時候大年三十回來一次，一年就打一兩次電話。」

鄰居也說，操天生經濟狀況不好，這些年一直帶著老婆孩子在外打工，幾乎沒有回來過。

這表明，操天生很可能只是個「過客」。而最終接手中國數碼的詹凌云，籍貫同屬於廣東省饒平縣。

假出口的生意經

三位饒平人——詹紹基、張旭東和詹凌云的身份信息、住址地點、工作性質均驚人的重疊。

記者查證，詹凌云在中國數碼註冊訊息中留下一處深圳辦公地址——深圳市羅湖區瑞思國際B座27B。

瑞思國際B座27B指向一家名為深圳市迪士塔實業有限公司的進出口代理報關公司，網站資料稱「我司專業進出口報關、報檢、代結外匯（按照銀行當天牌價買入價結）、代理退稅、代辦產地證。」

記者通過應聘方式進入這家公司工作，證實詹凌云確在該處。

工商資料顯示，迪士塔註冊資金100萬元，自然人邱燦、詹志強分別持有60%和40%股權。邱燦和詹志強來自饒平縣繞洋鎮，該鎮緊鄰詹紹基與張旭東出生的新豐鎮及上饒鎮。

迪士塔的業務員做的事情很簡單：不斷把電話打向從阿里巴巴搜索到的各地的貿易公司，最主要的就是貨運公司。詢問「有沒有貨要走之類的」，「我們公司主要可以代理報關，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負責拖車，我們幫你們走貨後，每個集裝箱/櫃子還可以返錢1600元。」

這是什麼樣的生意？

「他們賺的是出口退稅。」有進出口資深人士告訴記者。以紡織行業為例，為減輕紡織行業面臨的競爭壓力，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於2009年4月將部分紡織品（如羊絨紗線、羊絨衫）的出口退稅率上調至16%。

對中銀絨業這類大企業來說，其資質齊全，本身也有專職的進出口報關公司，從運輸、報關到退稅等環節都可以獨自操辦。

但對一些小公司而言，他們或許有真實的出口業務，但卻沒有直接結算外匯的賬戶開立資格，亦無申請出口退稅的資質，拿不到出口退稅。像迪士塔這樣的進出口代理公司，可以替貿易公司、小企業代結外匯，他們少收錢反而返點送錢給出口公司，目的是積累出口、出口退稅單據，再將出口數據二次「販賣」給需要作假出口數據或者寄望騙取出口退稅的第三方，真實出口就這樣「張冠李戴」用來虛增第三方出口、騙取出口退稅。

這樣的情況在以往的深圳十分普遍。上市公司也有涉及者——如南紡股份8月14日公告，2010-2011年期間，公司出口貨物單證中，經核實有54份備案單證為虛假單證，共涉及已退稅款1033萬元。根據相關規定，南京市國稅局稽查局對公司已取得的退稅1033萬元予以追回。

虛增出口業務

「做進出口報關中介的，天天守在深圳打電話要中介業務，哪有可能同時又在香港做羊絨經銷？」深圳進出口圈人士告訴本報記者，「中銀絨業跟這3個人做生意，很奇怪。量還這麼大，很少見。」

「中銀絨業這種大公司，有自己獨立的出口資質和報關公司，不需要中介，當然也更不需要一個進出口報關公司的業務員來幫他們開發羊絨銷售。」

記者經過摸排，鎖定詹紹基、張旭東同在一家名為深圳市益聖通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的地方工作。益聖通「服務項目涉及代理海運、空運業務、進出口貨物清關、報關、貨物出入境檢驗檢疫、貨物倉儲、退稅等一條龍服務」，詹紹基為總經理助理。

益聖通工商信息顯示，該公司成立於2007年7月，註冊資金50萬元，唯一自然人股東及法人皆為張文鎮。

值得特別留意的是，工商登記信息所載張文鎮身份證信息顯示，其生於1967年1月，戶籍地址與張旭東同為廣東省饒平縣新豐鎮上葵大屋東一巷3號。

結合記者在新豐鎮上葵大屋東一巷的探訪，當地皆為獨棟獨戶，以門牌號區分。主管戶籍登記的人士表示，戶籍地址具有標識性，同一地址即意味著張文鎮與張旭東屬一家人。

這意味著，詹紹基與張旭東同在張旭東家人所在公司務工，他們「創造」了中銀絨業的兩家香港大客戶——群泰國際和東勝國際。

為什麼中銀絨業三大香港客戶中至少有兩家歸屬於同一方，且要開設兩個香港賬戶與公司？

圈內人士分析，進出口尤其是涉及出口退稅的生意監管很嚴，「海關會查，稅務局也會關注，一個貨櫃金額過大會被查，一家公司出口金額巨大且集中在少數公司也同樣會被注意。」

記者依照進出口圈套路與詹紹基取得「業務」聯繫。

詹紹基表示，虛增幾千萬出口數據「問題不大」，慣常手法是「買單」（指購買小企業廢棄的出口數據）並由他們報關，「只要出口數據的話，只需提供公司資料等文件就可以了」，海外假客戶的問題「都不用擔心」。

「是我們那些客戶不需要這些出口數據，所以可以用你們公司的抬頭把海關數據都給你們。」詹紹基說。

不過，按此方式操作，要給他一筆不小的中間費用。在不要求騙取出口退稅條件下，「每天的價格都是不一樣的，今天的價格是美金總金額的0.017。」

在交流中，一個尤為值得注意的細節是，詹紹基通知他以往的客戶稱，「群泰賬號取消使用。」

「詹紹基這麼跟客戶通知，在圈裡看來，基本就鎖定了群泰國際只是一個結算匯賬號，不會有別的解釋，也不是一個實業公司。」深圳進出口圈人士稱。

中銀絨業2013年半年報顯示，群泰國際依然是第五大客戶，交易金額達6296萬元。

中銀絨業完全有渠道，並不需要借助進出口報關公司，更不需要依靠詹紹基這樣的潮汕「80後」。

據中銀絨業公告，公司於2010年5月成立深圳分公司，專營羊絨紗線的銷售業務，深圳分公司2011年紗線銷售大幅增長，公司實現羊絨紗線銷售約297噸（不含公司全資子公司英國鄧肯紗線銷售277噸），其中出口約160噸，佔同期羊絨紗線出口總量約8.8%，位列羊絨紗線出口企業第五位。

中銀絨業在香港也早有子公司，中銀絨業香港全資子公司——東方羊絨有限公司，成立於2005年8月，主營無毛絨和羊絨條的國際市場銷售。

既然如此，中銀絨業為何要跟香港皮包公司做生意？

美髮行業的龐氏騙局

2012年9月24日，盧慶東感覺，自己掙足了面子。

那天，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視察了其公司旗下的黃寺店，詳細瞭解其經營狀況，期間談笑風生，開玩笑說：「溫州人會做生意，能吃苦，有開拓精神……以前溫州人特別喜歡戴戒指，一隻手上戴4個都不夠。」「歷史上，這是來美容美發業視察的最大的官，後來，商務部部長也來了，聊得很好。」盧慶東興奮地說。

王岐山之所以到訪，所強調的是發展生活型服務業，或許熟悉金融業的他所不知的是，由於預付卡銷售的氾濫，美容美發業越來越近似於金融業，且在不斷累積債務。以至於連盧慶東都感慨：「全行業如果一直這樣持續賣卡，早晚會崩盤。」 

非法融資?

「如果人家賺到錢了再玩品質，你還跟得上嗎?」

1986年，初中沒畢業的盧慶東懷揣借來的4000元錢，從溫州樂清市的一個小鎮來到北京，和本家侄兒盧連德一起在大紅門租了一處民房。白天，他們騎著三輪車在天橋附近賣服裝，晚上，回到出租房加工衣服。起早貪黑，幾年積累之後，兩人在王府井(17.83, 0.07,0.39%)承包兩個櫃檯專賣皮衣，生意走上正軌。

空閒時，叔侄倆常去東四一家美發店，慢慢與店裡的髮型師混熟。溫州人善於發現商機並迅速出擊。盧慶東敏銳地意識到，美發行業有發展前景，不存在服裝生意的庫存，不用佔用資金。他們立即「挖牆角」，請來了店中相熟的髮型師，1996年6月，在北京海慧寺附近的「浙江村」開了名為「東方髮型城」的美發店。半年後，五六十平方米的店面平均一天的流水達到2000—3000元。

盧慶東決定拓展，第一站直接南下回到溫州。溫州當時「滿城儘是髮廊城」，盧慶東花一週時間考察市場，發現了市場空隙，「溫州的美發店很多，但缺少規範，分工不明確，一家店幾個師傅什麼都做。」盧慶東的店分工明確，洗頭工和髮型師職責清楚，從廣東請來的髮型師技術又好，很快打開局面。1998年，盧慶東註冊了「東方名剪」的商標，掘取了第一桶金。

盧慶東為人豪爽，慢慢結識越來越多當地商人，感覺美發業「拿不出手」，「溫州人圈子窄，很透明，跟我一樣年齡的人做外貿、地產、能源這些行業，賺了上億的錢，自己做美發，一個客戶掙幾十塊錢，一輩子怕連人家的冰山一角都做不出來。」後來，他中途曾參與地產、投資礦業。隔行如隔山，盧慶東四處碰了滿臉灰，暴富和速成的慾望被慢慢壓下去之後，他決定回頭守住美發業。

為了在杭州開店，盧慶東從上海聘請了一個髮型總監。總監告訴他，上海的文峰和永琪兩家美容美發連鎖，在當地推行會員制，預付卡做得特別好。「瞭解到賣卡流水特別好，可是打折很低，我直覺這是騙錢的，叫非法融資。」盧慶東回憶。

上海的美發連鎖文峰是預付卡的始作俑者。2000年前，行業多數店面尚處於「髮廊」階段，文峰就開始連鎖經營，為支持店面擴張，文峰開始向客戶銷售預付卡籌集資金。而真正將該模式發揚光大的則是1999年成立的永琪。公司創始人王勇是行業內的奇人，長在江蘇農村，年少時曾患有小兒麻痺症，2003年，他決定複製文峰的預付卡模式，用6年時間將6家店面擴張到超過300家店。

「預付卡為什麼在上海形成?因為上海金融體系發達，幹什麼都是發卡，洗腳、吃飯都是預存，有消費習慣，在上海的人也更會精打細算。」大汛美業的總經理劉建國說，他曾負責永琪培訓業務。

有一次，盧慶東去上海考察市場，抱著好奇的心態在永琪體驗一次，感受到了髮型師強烈的賣卡的慾望，在詳細調研文峰、永琪後，他決心跟進，「靠賣卡來錢快，國家政策沒有禁止，初期投資的現金馬上可以拿回，支持再複製，為什麼不可以?」

盧慶東的想法在管理團隊內部無一讚成，低折扣售卡，店面欠客人的錢未來怎麼消化?盧反問，公司用13年才開7家店，文峰和永琪五六年間複製出300-400家店，「如果人家賺到錢了再玩品質，你還跟得上嗎?」團隊所有成員沉默了。

後來，盧慶東認識了永琪創始人王勇，決定和永琪聯手。「當時王勇跟我說，東哥，大家認識是緣分，不如一起做。浙江市場和北京市場，永琪咱們都是五五分。」於是，盧慶東投資179萬元，在北京的二環東接手一家倒閉的發廊店面，升級改造，以永琪的名義在北京正式營業。開業僅一個月，實收的現金眼看就能把盧慶東投進去的錢收回來。讓盧慶東始料未及的是，這家店面第一個月入賬的現金全部被店長轉到了上海永琪總部的賬戶。盧慶東決定與王勇散夥，撤回初期投入的179萬元。

失敗的合作，堅定了盧慶東在內部嘗試預付卡銷售模式的決心。短短四年內，借助預付卡銷售，他將店面數從7家擴張到60多家，2012年一年時間內，就在北京新增30家左右的店面。

向「金字塔尖」攀爬

店長、部門經理和總監級員工擁有股權，構成了一家店舖的核心團隊。

在轉變商業模式的過程中，東方名剪將業務領域由美發擴展到美容、SPA等關聯服務。行業內，提供美發、美容、SPA等綜合服務的店面統稱做「綜合店」。如今，幾乎業內所有「綜合店」都採取預付卡形式，即通常所說的「賣卡」。

預付卡模式，最大的好處在於前期投入的現金可迅速回收。北京木北造型的髮型師高傑曾自己開店，他告訴《21CBR》記者，採用預付卡銷售，一般來說，上百萬元的前期投資短則幾個月、長則一年就能回收，「最順利的情況，只要一個月，如果一年半都沒有回收，基本就可以認定投資失敗。」

盧慶東以東方名剪雙井店為例算了一筆賬：面積500平方米的店面，一年的租金是120萬元，店面裝修的標準是每平方3000多元，預付房租加前期投資總成本在200萬元左右，每個月達到30萬元左右的流水才能保本，「採用預付卡模式，在15個月以內就收回所有本金，如果實收，基本一年後才能盈虧平衡，保證不賠錢，此後才能慢慢回收。」

為了讓現金快速回流，東方名剪會為所有店面制定季度性的業績目標。

周嘉是東方名剪甘露園店(位於北京東四環外)的店長，擔任店長一年時間，其業績標準是，根據前一年的客流量乘以現在店面標準客單價，在基礎上遞增10%以上。「我去年單月大概是3000人左右的客流，客單價是150元，今年遞增10%，單月的經營目標就是50萬元。」周嘉解釋說。由於店舖時間長，現在單月客流量能夠保持在3200人左右，月營業額60萬元左右。據周嘉透露，甘露園店預付卡月銷量的實收金額在40萬到45萬元左右，達到營業額的70%左右，行業整體比例大體如此。

就員工而言，業務模式改變的直接影響就是薪酬體系變化。在東方名剪，傳統的薪酬制度是30%的固定提成，根據新老客戶的不同適當浮動。實現預付卡銷售後，提成開始「分段計費」，順利賣出一張會員卡，理髮師首先領到賣卡實收的提成9%，顧客實際消費預付卡帶來業績提成，業內被稱為「實做提成」，其提成比例為21%。

簡單說，一張面值2000元的會員卡，以5折售出，實收1000元，那麼，推銷的髮型師提成90元。此後，客戶如果購買了一項標價100元的服務，以會員卡支付，店面實收50元，那麼實際提供服務的髮型師提成21%，即10.5元。東方名剪最便宜的理髮服務是28元，如果客戶用會員卡支付，實做髮型師的提成不過3元錢。對很多髮型師來說，與其老實做頭髮，他們更樂於銷售賣卡，來錢快。

預付卡模式下，東方名剪髮型師的績效考核主要分業務和銷售兩個部分。底薪根據不同級別，但是八九成的收入主要靠績效提成。通常，一個髮型師首先要保證找自己的客人足夠多，即「點單率」高，這是客戶聯繫緊密度的重要指標，更重要的則是，要對不同的客人進行推銷：卡、美容美發產品、鼓勵會員頻繁卡內消費(行業稱之為「消卡」)。只有10%左右的收入來自底薪以及獎金，獎金往往並不固定，比如某個月，店內有特殊活動促銷，銷售額做得最高的員工會有700-1500元不等的獎金。

在東方名剪，每個門店都設有美容部、燙髮染髮部、剪髮部三個部門。整個店面人員架構，按級別分為店長、各部門經理、各部門技術總監、技師、中工、小工等。

不同級別的晉級標準同樣是以銷售為導向性的。以剪髮部為例，總監髮型師一般要求單月達到至少5萬元的銷售額，同時「點單率」月循環在150人次以上。「而消卡要佔到整個辦卡的60%左右，比如髮型師這個月賣了面值10萬元錢的卡，消卡必須做到6萬元。」周嘉說。技師環節同樣有層級之分，主要體現在底薪，比如普通美容技師被分為A、B、C三級，每一次晉陞的薪資都有變動，C級的底薪是500元，B級1000元，A級是2000—3000元的底薪。

一家綜合店面，除去髮型師和美容師，還有50%負責燙染打雜的底層員工，根據技術熟練程度分成「小工」和「中工」。小工指專門負責洗頭沖水和打雜，實行計件工資，比如為客戶乾洗+按摩一次提成4元，如果客戶指定(行業內稱為「單調」)，則能增加到5元。他們同樣可以進行預付卡的銷售。

一般，小工工作三個月後熟悉流程，開始晉陞為中工。兩者的差別主要在底薪，在東方名剪，初級小工沒有底薪，收入全部來自業績提成，一個小工一個月包吃住，月收入1500-2000元。「基本上我們要求其服務的量佔到客人總量的10%，一般，一個小工一個月服務的客人百十來人左右，包括燙頭和染頭。」周嘉的同事戴宜明說。中工就有資格拿到每個月1500元左右的底薪。中工在培訓學校受訓3個月到半年，就能進店成為實習髮型師，長達半年考核期，如果銷售額和點單率(用戶主動點名)達到一定標準，開始晉陞為髮型師。

小工們除了收入微薄，一般美容店不提供正規的社保福利。「行業的流動性太大，很多人來做小工待不到半年就走了，只為積累經驗。」周嘉說。所有人早期奮鬥的目標，就是希望能攀上金字塔的上端——總監技師以上。

周嘉就是行業的「幸運兒」，入行超過14年，在東方名剪用10年時間完成了從基層髮型師到店長的躍升，在成為店長前，每月的收入從四五千元一路增長到兩三萬元。

一般來說，店長、部門經理和總監級員工都擁有股權，他們構成了一家店舖運營的核心團隊。以周嘉的店為例，作為店長，他持有店面股權的13%，每名部門經理佔股5%-8%，每名總監級別員工佔有2%-4%股份，一個月的流水額60萬元，扣除當期發生的成本，結餘15萬元左右，周嘉每個月可分得2萬元左右，加上底薪和業績提成，平均下來周嘉做店長之後的月收入達到5萬元左右。

擴張的「瘋子」

「90%的孩子來自農村，江蘇、湖南、安徽等，家庭離異的特別多。」

現在，如果以打工者的標準衡量，周嘉的財富積累已相當可觀，但他沒有考慮在北京買房或者進行其他投資。在周嘉看來，美容美發行業依然處於「銷售行業的處女期，管理行業的啟蒙期」，存在大量投資機會，「行業雖屬於輕資產，但現金周轉率要求高，得用資金堆出來，如果一家店做好了，掙了錢就會想開第二家，要能經營好，投的錢就能迅速兜回來」。無疑，預付卡的銷售，大大縮短了「兜回來」的時間成本。

周嘉說，拿買房子與開店相比的話，「買房子的人是傻子，開店的是瘋子」。

在永琪，員工複製公司店舖的環境相對寬鬆，唯一的標準就是公司高層是否有人肯「帶」。北京永琪大成路店(北京南四環)的店經理李琢文便是一個開店的「瘋子」。大成路店是他加入公司近15年來第一家自己墊資入股的店面，面積300平方米，前期投入在200萬元左右。全店美容美發業務一共45人，目前的單月營業額在60萬元左右。李琢文和永琪共同佔股，公司佔40%，李琢文個人佔60%。「永琪只出品牌，沒有別的，這個店等於是我開的。」李琢文說。

為了開店，李琢文花了三四個月時間籌備資金，除去自己10多年的積蓄，找朋友借了100萬元(李琢文以分紅的形式還款)，公司持有的40%股份則由提供機會、「帶」他入夥的「區總」和公司總部擁有。「區總」通常是指店經理之上負責一個片區所有店面的人，其參與佔股的店面往往包含了所負責區域中的七八家，平均每一家店面的佔股額在15%-20%。「(區總)帶我們出來的，基本上我們都得聽他的。」李琢文說。永琪的「區總」負責將公司經營的大政方針告訴每個店經理，具體操作由各店自己把握，由此，形成了一個具有股權合作關係的利益共同體。

資金和人員籌措完畢，李琢文用了一個星期時間在大成路附近蹲點，重點考察客戶群、客流量以及房價等指標。當地的重要社區有兩處，一處每平方米房價4萬元，一處在2.8萬元左右，李琢文說，便宜的社區貢獻的人流更大，「高端社區的人，習慣在各處消費。」一個星期內，李琢文去附近的每一家美容美發店消費體驗，「美容美發的店開在一起沒事，競爭的就是服務和品質。」

其實，早在兩年前，李琢文就想開一家屬於自己的店，重要的機會他絕對不能失去。改變自身命運，幾乎是行業內所有人內蘊的動力。

來自浙江農村的李琢文17歲進入美發行業，從學徒做起，後來隻身一人來到上海，加入永琪。彼時的永琪擁有店面不過6家，來到大城市的李琢文開始的月收入是1000多元，除去日常開銷剩下的錢全部寄回家。每天，他都會起早把自己的名牌放在第一個，提高點單率，「我來自農村，非常窮，從小父母給我灌輸的思想是要勤快認真，要聽人家話，必須起得比別人早，走得比別人晚。」

現在，李琢文的店裡有一半以上的小工和中工都是「90後」。「90%的孩子來自農村，江蘇、湖南、安徽等，家庭離異的特別多。」在他眼中，90後小孩最大的共同點就是不能吃苦，他時常訓誡，「要想爬得更高，肯定就得比別人付出得更多，身上具備的能量要比別人多，想的東西要比別人多，要永遠走在別人前面，別人想不到的東西你要想到。」這也是李琢文自己的宗旨。李琢文並不想長期待在北京，還是想回寧波老家，「我也許再做四五年就退休了，希望陪在父母的身邊。我最心痛的是別人過年都是一家人在一起，而我的父母每年都是兩個老人在家。」

李琢文經常為手下小孩們算賬：全年休息63天，一年工作302天，一天工作12個小時，一年不過工作3600個小時;如果年收入只有6萬元，開支3萬元，現在26歲，工作到45歲，就只能攢下60萬—70萬元，「娶妻生子後就沒錢了，那麼，父母生老病死怎麼辦，你的下一代呢?」許多90後，經常會被李琢文算得哭起來。而解決的唯一辦法，就是要更賣力地賣卡、賣產品，不斷提高消卡率。

「行業中絕大多數從業人員是農村來的，」劉建國說，「一線人員的壓力超大，他們本來出身不好，來到大城市無助也無奈，我在永琪做培訓的時候，有時得引導他們講傷心事，哭得一踏糊塗，讓他們有發洩、緩解壓力的機會。完事後，公司再將各方面業績要求加到他們身上。」

這也是行業中訓話、跳舞、唱歌等群體性儀式格外頻繁的原因，集合可以去訓話，統一思想，同時又能放鬆精神，暫時瞬間忘記業績壓力。在東方名剪，過去曾要求每天集合儀式進行一小時，被社區居民投訴擾民。甚至現在，周嘉要求店員早晚集合兩次，他的目的就是不讓員工們閒著，「一閒會出現思想真空，談戀愛、出去溜躂，思想陣地容易被別人佔領，可能跟我的思想不一致，以後執行我所有的要求，會有排斥心理。」

談到「90後」們在行業的未來，李琢文坦言，年輕人要一步一步往上爬更為艱難。「現在的機遇太少了，公司提供開店機遇越來越少，我當時掙5000元，最多用500元，現在孩子掙3000元花3000元，基本沒有儲蓄，有機會也缺少資本。除非家庭條件好的人，但條件好的孩子誰會來打這份工?」

崩盤的隱憂

「一邊賣卡一邊分錢，越看越像一場龐氏騙局。」

在美容美發行業，資深從業人員，年入百萬不是什麼新鮮事。以李琢文為例，大成路店已經營兩年，營收狀況基本穩定，他從店中一年獲得的收入在40萬-50萬元，此外，他在永琪其他8家店參股，平均每家店佔股10%左右。按照每家店一個月分紅2萬元計，入行15年後，李琢文年收入遠超過百萬元。

硬幣的另一面，卻是店舖往往負債纍纍。

周嘉說，北京市場具有20%淨利潤的店面屈指可數，主要支出就是人力成本。「我們員工的提成加上管理成本達到47%，客戶每消費10元錢，其中5元錢支付工資，剩下5元錢還要承擔房租、水電等開銷。」以東方名剪雙井店為例，保本線是單月30萬元的實收流水，客單價在250元左右，每天大概要30-40個客人維持平衡。雙井店一共30多人，一個員工平均每天服務一個客人，行業人均產值非常低。

除去高額的人力成本，店面運營成本正逐年上升，尤其是房租。盧慶東說，5年前東方名剪店面日租金平均3元/平方米，現在全部漲到5元/平方米以上，「所有店面租金都是50%以上的漲幅」。

行業競爭激烈，預付卡折扣的拚殺，更是雪上加霜，東方名剪面值1萬元的卡，折扣率是3.8折，行業個別美容店的折扣率甚至只有2.5折。「這麼低的折扣，能有什麼利潤?!」盧慶東感嘆。

許多店面之所以能維持，即是預付卡銷售源源不斷地提供現金流。據戴宜明介紹，開業半年到一年的新店，平均每月來自預付卡收入佔到收入30%左右，經營時間久的店面，客戶群相對穩定，每月預付卡收入佔到40%-50%。然而，寅吃卯糧，店面的債務往往會隨著運營時間的延長，滾雪球般不斷增大。以東方名剪方莊店(南三環)為例，據盧慶東透露，擁有1 萬名會員，日均客流量在250 名左右，負債在500萬元以上。周嘉說，行業內負債少於50 萬元的店，數量非常少。

「賣卡」已成為行業的潛規則，幾乎所有綜合店基本都要靠賣卡維持。行業內，收到的預付款在扣除房租、工資、提成等當期發生的成本後，剩餘部分直接當成「利潤」進行分紅，行業的潛規則是，兩個月分紅一次。而若按照會計的「權責發生制」，實際利潤幾何?對於很多店面來說，都是不可言說的秘密。

事實上，由於預付卡的氾濫，行業內實體店面或許已積累了巨大的財務風險。「全行業一直在無底線地推銷賣卡，早晚會崩盤。」盧慶東感嘆說，「有很多企業想掉頭都掉不了，說服不了自己，也說服不了別人，一改制員工就流失了。」

現在，積重難返的是依託預付卡模式建立起來的整套激勵制度以及銷售文化。

採訪中，盧慶東一再強調「美容美發是一個特殊的行業」，特殊支出在於人員流動性非常高。企業只有留住優秀核心團隊，才有了核心競爭力，進行連鎖經營，沒有股份制就留不住核心團隊。行業標誌性企業，無一不用員工佔股的方法留人。以東方名剪為例，公司持股51%，店長一般佔股10%-15%，剩下股份由其他管理人員持有，非如此，不能保證團隊的穩定性。「只有給股份、兩個月分紅一次，大家才有慾望做。」盧慶東說。

那麼，一旦佔股的店員出走怎麼辦?退出的員工就要承擔店面對應的負債，比如店面負債100萬元，10%的持股人就要承擔10萬元的負債，但是，前期實收部分可以抵償，多退少補，而接手其股份的往往是公司，「你不分現金流，人家不留下來，人走了，債是公司來背。」盧慶東說。

法律人士告訴《21CBR》記者，對於債台高築的美容美發店，從目前的法律法規來看，並沒有明確的條文規定美容美發機構預售卡資金應該如何受到監管;對於利用預售卡資金進行員工股份分紅的做法，也沒有明確的監管規定或者禁止措施。

事實上，商務部曾於2012年9月發佈《單用途商業預付卡管理辦法(試行)》，同期，中國人民銀行公佈了《支付機構預付卡業務管理辦法》。據劉建國介紹，行業內幾乎沒有店舖完全按照該辦法進行操作。

戴宜明透露，東方名剪預付卡的單張金額按規定不超過5000元，全部實行實名制，但對於預收資金如何報批和接受監管，沒有做更多解釋。盧慶東現主推面值3000-5000元之間的會員卡，「折扣不至於太低，儘可能要在半年或一年消費掉才行，當期結算掉，免得債務規模越滾越大。」

盧慶東認為，財務危機尚且可控，真正難以馬上改變的是行業文化，多數人都在琢磨如何銷售賣卡，行業賴以生存的根本——技術、服務、品質都成了次要的事情。

在劉建國看來，預付卡制度的盛行，情有可原：行業的人大部分來自農村，沒有學歷沒有背景，銀行對行業發展沒有貸款支持，「無論永琪或是其他連鎖機構，這些企業承擔著成千上萬勞動力的就業，老闆必須要有足夠的資金來滿足發展，怎麼滿足?銀行不給貸款，政府沒有支持。這些行業的老闆非常焦慮，他們一樣無奈。」

不過，有一次，劉建國建議一位從事經管培訓行業的朋友，不妨嘗試預付卡的銷售模式，對方斷然拒絕，回敬說：「一邊賣卡一邊分錢，越看越像一場龐氏騙局。」

與中國許多行業一樣，美容美發業充滿著弔詭：一方面，行業承載了底層民眾改變命運、融入都市的期待，相當部分人在其中以自己的努力，實現了財富夢想;另一方面，金融資源、制度環境的供給不足，使得行業在無序的自生長過程中產生了毒瘤。

在盧慶東看來，美容美發行業之所以從來沒有在主流商業中實現「翻盤」，因為從沒有人真正當企業去做，比如，沒有人認真地考慮，為什麼行業從業人員要上12個小時，而不是8小時?盧慶東所期待的未來，就是「所有到店的客人無論在哪一家店不滿意，都可以拍著胸脯直接免費;如果哪個客人辦了卡不滿意，可以在一個星期內無條件退卡」。

然而，灰色的現實是，他沒有能力說服同行完全放棄預付卡制度——其實自己也做不到，相反，更多人認為他在唱高調。他能做的是，今年暫緩擴張，重新梳理下流程，好好練內功。刻下嚴峻的經濟形勢也讓他撓頭，今年上半年，東方名剪的業績普遍下降了15%左右。

「這行不缺錢，最缺的是尊嚴和尊重。」盧慶東說。

中國民間借貸：一場接近崩盤的龐氏騙局 止損永遠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