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三年前剛剛起步國際化的情景,阿里雲副總裁喻思成仍歷歷在目——“當時我們所有的客戶、合作夥伴都知道阿里巴巴,但沒有多少人知道阿里雲。”
一個細節是,很多海外市場的用戶第一次看到有中國人來談非勞動密集型出口,不單純比價格而是去談高科技技術,“對方覺得比較新奇,而且有很多的挑戰和質疑。”
不過三年時間,現在的阿里雲已經在美國東部、美國西部、歐洲、中東、日本、澳大利亞等13個地域建立了數據中心,基本已經實現在全球範圍內織起一張“日不落網”。
喻思成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目前阿里雲海外業務的增速達到400%以上,遠超阿里雲國內業務增速。
不過,想要趕超亞馬遜 AWS 等國際競爭對手,阿里雲仍有焦慮——除了幫助中國企業出海之外,如何獲得更多純海外公司的認可?海外的用戶體驗夠不夠好?海外產品的部署是否已經完備?
這些“焦慮”其實也暗合了阿里雲國際化的下一步:花3-5年的時間,在這些國際主幹市場做深做透。
“日不落”雲計算
把全球的雲計算中心網絡建立起來,是阿里雲國際化的第一步。
2014年,阿里雲把國際化第一站選在香港設立節點,而後將全球布局逐步拓展至美國西部、新加坡、美國東部、中東、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
“每個國家真的是差別很大。”喻思成說,有的對語言文化要求很高,有的是完全開放市場、進入門檻非常低,有的是IT發展不夠成熟,有的是已經高度成熟化。而從客戶的使用習慣來看,中國一般是預付費,而不少海外客戶習慣後付費,這就需要對產品架構做完整的改變;此外,牌照也是一個硬性指標,需要有數據安全方面的相關認證。
例如,阿里雲剛進入香港時,發現香港市場對於阿里的品牌接受程度較高,這一市場的增長率非常高。
但當進入美國市場時,這里的雲計算已經是非常成熟的市場,同時又是亞馬遜、微軟、谷歌雲業務的大本營,這需要阿里雲直接通過銷售進行突破,要花費的時間比想象中還長。不過阿里雲海外技術架構總監王宇德透露,由於美國公司心態開放,很願意嘗試新的雲業務,這也正是阿里雲的機會。
到了澳大利亞,喻思成則感慨,沒想到原來中國的經濟和澳洲的經濟連接的尤其強烈,澳洲對中國人的了解程度遠超過自己的想象。
而歐洲則是一個按部就班的市場,這里的公司大多嚴謹地經歷了傳統 IT 的信息化架構搭建,對雲計算有天然的接受度。阿里雲在這里直面亞馬遜、微軟等雲業務的競爭,它的做法是除了建立本地市場團隊,還聯合如沃達豐、英特爾等合作夥伴推進企業對雲計算的使用。
如果說上述對全球市場的覆蓋,是阿里雲國際化1.0,那麽建立本地的市場、服務和生態夥伴體系,真正服務於本地市場,是其國際化的2.0模式。
以較為封閉的市場在日本、中東等為例,阿里雲與當地合作夥伴建立合資公司,阿里雲負責技術和產品,本地合作夥伴負責市場服務。
日本市場之所以特殊,是因為一方面,日本的雲計算市場需求不小,但另一方面,日本企業對於IT的選擇更加謹慎和保守,一旦使用後忠誠度較高,因此阿里雲的做法是在2016年和軟銀成立一家合資公司 SB Cloud開拓日本市場。
軟銀公司是日本最大的電信服務商之一,擁有龐大的企業用戶群體做基礎,又和阿里巴巴有著天然的聯系,阿里雲希望借此很快進入企業的市場。這家合資公司中,軟銀負責包括銷售、渠道等市場開拓和客戶售後一線支持,同時負責阿里雲在本地節點的運維,而阿里雲主要負責提供技術和產品。
在國際化的背後,阿里雲還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杭州和新加坡作為雙中心的策略。在內部,阿里雲做了巨大的代碼改動,把阿里雲所有核心產品在新加坡展開部署,使得阿里雲能夠滿足很多海外國家對於數據監管的需求,也真正意義上實現了技術調度立足於新加坡。
馬雲和迪拜Meraas總裁阿蔔杜拉·哈拜
從1.0到2.0:靠什麽信任阿里雲?
阿里雲國際化起步時,服務“出海”的中國公司占據了阿里雲海外市場相當大的比例,之前這些中國企業需要在當地雇員搭建自己的計算資源,現在在國內就可以即開即用,用一張雲計算網絡支撐全球業務。
例如,2016年有一款明星手遊《انتقام السلاطين 蘇丹的複仇》占據沙特阿拉伯iOS暢銷榜,甚至還以阿拉伯語版本沖入美國暢銷榜前25,而這背後其實是一家來自中國福建的手遊公司龍騰中東。這款在中國研發、在中東成功的遊戲,在遊戲創意基本完成後就迅速地進入了技術搭建環節,基於阿里雲的雲服務器ECS、雲數據庫RDS和Redis及負載均衡等產品和功能,完成了在海外市場的遊戲開服、升降配置、備份等業務。
此外,阿里雲的國際化過程,往往也伴隨著與阿里各個BU海外布局的協同。例如,在阿里遊戲3月16日剛剛公布的戰略中,阿里遊戲宣布與包括上述龍騰中東等在內的手遊發行商合作啟動遊戲國際化戰略。
IHS亞太研究總監彭路平此前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像華為和阿里這樣的公司,能夠幫助希望攻破中國市場的國際企業進入該市場,是其最大的吸引力,實現在中國連接全球的目標。”
不過,要想讓更多的純海外公司對中國公司的技術建立足夠的信任,對阿里雲來說並非易事。
和服務中國的“出海”公司相比,起初,純海外公司對於阿里雲業務還不夠認可,早期只有一些公司願意做小範圍的嘗試,例如從一年花費幾千人民幣買一臺虛擬機開始。
阿里雲副總裁孫炯甚至用“痛苦”來形容阿里雲的國際化。當阿里雲新進入一個國家時,幾乎任何一個合作夥伴都不會表現很積極,直到帶他們到中國了解阿里巴巴的技術能力,漸漸對阿里雲技術從“不信”到“信”,進而再到“擁抱”。“國際化都會有一個同樣的過程。”
而Newtouch公司日本第七事業部部長余望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舉例,不少日本大型企業對於把自己的業務放在雲上,仍偏向保守,它們的做法往往是先把一些面向全球市場的產品中非核心的業務放在雲上。
但隨著本地化的深入,目前阿里雲上已經出現了年花費達到百萬級別(人民幣)的純海外的客戶。
“也許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我們能夠出現千萬級別的客戶,甚至億級的花費,目前在AWS上面大的客戶是億級的花費。”喻思成說。
截至目前,阿里雲還未公布過海外客戶的數量,但最新財報顯示,阿里雲連續第7個季度同比增速百分比超三位數,從虧損收窄的趨勢來看,這個被視為阿里巴巴未來新增長引擎的業務有望很快迎來盈虧平衡點。
喻思成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目前阿里雲海外市場上中國客戶的比例正在逐漸降低,海外國家當地的客戶正在迅速增長;而且海外業務增速達到400%以上,遠超過阿里雲在國內市場的增速。
追趕亞馬遜還要三步
根據研究機構Forrester發布的最新調研報告,在中國市場,阿里雲幾乎主導了半壁江山;但在國際市場上,亞馬遜繼續領跑歐美雲計算市場,微軟Azure緊隨其後。
一場把所有企業機構帶入雲計算時代的長跑已經開始。對於正在成為阿里巴巴集團“第三級火箭”的阿里雲,如何追趕這些競爭對手?
在里昂證券主管亞洲互聯網行業的分析師Elinor Leung看來,阿里雲在公有雲上的發展潛力與AWS基本相同。“關鍵在於規模和技術。規模越大,均攤到每個用戶的成本也就越低。這樣(的規律下)基本上留給規模小的雲服務商很少生存空間。”
喻思成則對記者表示,亞馬遜AWS做到今天花了11年的時間,阿里雲要從體量上完全追趕它,要設一個時間點是很難的事情。他認為,現在雲計算仍處一個共同開拓線下市場的過程,還沒有到面對面競爭的時候,因為即使在這樣一個雲計算高歌猛進的時代,企業在雲計算的花費只占總體IT花費的10%。
阿里雲海外技術架構總監王宇德則認為, 除了基礎設施,阿里雲在大數據分析、AI 、安全上有自己獨特的能力,不只是為企業解決基礎應用的問題,也能夠給它們的業務實現助力;而且不少公司為了保證自身業務的穩定,會同時選擇兩家雲服務公司。
至於阿里雲是否會在海外市場打價格戰,阿里雲方面人士透露,阿里雲在海外的資源定價主要參考對標企業,“我們不希望通過價格來打競爭,所以參考的幾乎是本地對標的競爭對手的價格,而且我們不會大幅度的打折,通過價格來搶奪這個市場,我們更多是向海外客戶證明我們的質量。”
而伴隨著阿里雲國際化的深入,喻思成也對記者坦言,眼下阿里雲的國際化仍令他感到有些焦慮——用戶體驗,阿里雲海外產品的部署不夠完備,還有品牌認知度等等。
例如,本地的IDC的部署上,阿里雲差不多已經追趕上了,但是品牌認知度不足,而本地團隊只算是追趕上了一部分,如在新加坡、中東、美國、歐洲、香港、澳洲都有地面部隊的部署,但是從生態體系的建立以及合作夥伴體系的建立來說,阿里雲還需要大力追趕。
而阿里雲在本地生態、合作夥伴的建立以及由此而造成服務的能力,仍需要大幅提高,這是第二個需要追趕競爭對手的地方。
第三個需要追趕的地方,是阿里雲對於本地客戶的用戶體驗。喻思成坦言,阿里雲對自己的產品感覺還是很有信心和自豪,而且很多是純生產型,有非常大體量的客戶,但是當走出國門的時候,需要為外國人服務,從登錄的頁面到信控、支付、文檔、使用等一系列用戶體驗變得完全不一樣。
他舉了個例子,過去三十年里,IT的核心仍主要來自於美國,來自於矽谷,這就導致一個現象,世界上標準計算機的通信語言是英語, 這也使得不少歐美公司可以輕松實現國際化。相較之下,讓阿里雲引以為傲的自主研發的超大規模通用計算操作系統“飛天”,第一次所有的代碼都是用英文寫的,但是它的註釋全是中文,也是中國人寫的,溝通也是用中文,文檔也是中文。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今天我們要把這個對我們來說不是很公平的天然門檻克服。”喻思成認為,海外客戶的體驗從產品上來說,要克服的並不是阿里雲的代碼寫得不好,“而是客戶體驗我們要追趕,甚至要反向超過去。”
目前,嚴選上線已滿兩年,這種深度介入上遊供應鏈的電商方式被業內冠以“嚴選模式”,並迅速引來一批同類競爭者。網易嚴選負責人柳曉剛在公司兩周年之際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透露,嚴選2017年線上交易增長了8倍,線下店將在下半年開出,稱並“可以改變人們對電商線下店的傳統認知”。
這可以視為嚴選深挖自己的“護城河”的方式之一。柳曉剛稱,首批線下店會圍繞杭州、北京、上海進行選址,至少會先開出一家,單店面積在1000-2000平方米,是一種線下多業態的呈現。至於門店是否有周邊配送服務,主打品類等細節問題並未透露。
其實,在網易杭州總部的園區中就有一家供內部員工購物的嚴選店,旁邊是考拉店,店鋪面積不大,100平方米左右。記者在店內看到,主要以服裝鞋履、旅行用具、家居用品為主,此外與其他傳統線下店鋪並無多大差別。商業化運營的城市嚴選店理應會突破這個邊界。
目前,這種模式在線下的延伸主要有蘇寧極物等形態,相對於互聯網起家的公司,蘇寧在開店上的經驗與速度是一個優勢,且享有比較豐富的商業地產資源。而在線上,像淘寶心選、京東京造等也與嚴選模式類似,深度整合供應鏈做自有品牌或孵化品牌。
可以說,嚴選模式在跑通後如何建立自身壁壘,決定了它與行業競爭者的距離,這與目前的盒馬所面臨的局面有些相似。一方面是前端的流量爭搶;另一頭是後端供應鏈與工廠端的整合與疏通,體現在產品的更新叠代。嚴選在兩周年之際拋出的2018年戰略方案也明顯帶有深挖護城河的的意圖。
在流量端,京東目前是為嚴選貢獻最大的第三方線上渠道,嚴選的京東旗艦店目前積累了60萬左右的粉絲。從對柳曉剛的采訪中感受到,嚴選對渠道與流量似乎是一種“多多益善”的策略,全網覆蓋將是今年的一個目標,也不排除與某些平臺做定制化商品開發的可能。
另外,嚴選在2018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將是對供應鏈的整合與對核心供應商的“賦能”。一位熟悉自有品牌模式研發的業內人士稱,供應鏈與工廠資源將決定各家的核心競爭力,平臺的商品思路是否契合工廠主的意願,預留的毛利空間有多大,很可能會左右工廠的選擇,長遠看這比前端的流量競爭更具決定性。
不少嚴選消費者過去積累的普遍印象是,東西挺好用,但商品太少了。嚴選目前的思路是加速商品體系的叠代,甚至考慮與設計類院校合作,做一個原創設計的供應鏈孵化平臺,並拓展在科技類產品上的開發。這些都指向了上遊資源的梳理。可以預見,這類模式未來將帶動一批東南沿海工廠的轉型。
近期“中興禁令事件”如一記重拳打在了中國制造最痛的部位。從產業角度,“中興禁令事件”給了我們明確警告——不掌握核心技術就會被別人卡住脖子。
我們不得不反思,為什麽中國的芯片技術沒有完全發展起來?問題出在哪里?又該從哪些方面著手改善?帶著這些疑問,創業家&i黑馬昨日采訪了“00年代”海歸芯片技術創業者、展訊創始人, 武嶽峰資本創始合夥人武平。
十幾年前,中國曾經在芯片領域有過一次突破,其中就以展訊為代表。武平是第一代海歸創業者的標誌性人物,他白手起家,在2G打敗了歐美的半導體廠商,在3G領域建立了中國芯片的話語權,締造了中國3G第一股。然而,由於失去公司控制權,武平於2010年離職,並在翌年創辦武嶽峰資本。
作為中國第一代芯片創業者,武平如何看待當下的中國芯片產業的困境和出路。
(展訊創始人, 武嶽峰資本創始合夥人武平)
以下為武平口述,經創業家&i黑馬編輯:
“被卡住脖子”
今天來講,外國人最能在集成電路上卡住中國的脖子,因為其是所有現代工業的核心技術, 而不論是傳統制造業、農業、礦產、石油、大型機械……目前中國都有比較好的基礎, 只有集成電路, 中國的落後程度最大。中國是全世界集成電路最大的需求方,超過了60%,但集成電路的國產化率非常低。
目前,中國在集成電路的四個主要環節上:材料方面全面落後、制造上也落後了一到兩代,設計方面(即產品)在高端差距較大,我們唯一能趕上接近的就是封裝領域,但它的技術含量最低。如果中國沒有控制集成電路的關鍵鏈條,就容易被別人卡住脖子。
“中興事件”從產業角度來說,再一次給了我們非常明確的警告——我們仍未解決核心技術問題。
在中國早期創業潮、虛擬經濟大發展之前,大批海歸留學生和國內一些企業都做了芯片。我們投入了很多,在操作系統、核心器件、芯片等領域都有所突破,但是後來很多都放棄大的投入。我們的集成電路代工廠在2000年附近有一個快速發展期,但國家卻沒有持續加大投資,直到2015年後才又加大投資。這暴露出我們在投資領域的短處。
不管是從政策角度、投資方向還是對產業領軍人物的關註方面,中國一度都缺少對芯片行業堅決支持的認知。雖然風險資本、國有資本也關註過芯片行業,但具體的積極性和務實發展意識更加重要。
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將集成電路列入實體經濟發展首要目標。從產業角度來看,國家目前非常重視芯片產業,也意識到了芯片產業存在核心技術落後的問題。
在我看來,如果想讓一個產業活泛起來,應該給於一個全面的支持環境,比如資本市場就應該給一些特殊渠道,產業政策要特殊扶持。
過去幾年,中國誕生了大量技術推進虛擬經濟,但在實體經濟領域,核心技術卻存在著斷層。我們應該加大這方面的投入,並提供一些快速通道,也就是核心科技的發展高速公路。
“政府支持必不可少”
半導體是一個支柱型產業,其歷來就不是完全市場化產業。美國,歐洲,亞洲都具有政府強力介入的印記。這也是美國作為市場經濟最強的國家,卻由政府扶持發展集成電路和將其作為貿易保護產業背後的邏輯。韓國三星也是靠國家持續加大投資(可以說是不計成本的投資)才發展起來的。然而,中國在半導體、集成電路等領域卻過早地放開了市場化競爭。
回過頭來看,華為現在發展的這麽好,少不了當年深圳市政府的力挺。如果不是政府給華為那麽多的貸款,“華為的冬天”可能會很長。如果華為的領導人沒有強烈的國家意識,華為也做不出核心技術。如果大家都選擇去做又快又容易做、門檻不高的產業,就算做的再熱鬧,還是沒有底氣。
政府也扶持成功過一些企業,如京東方、華為等。在企業發展強勢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同時給它強有力的支持。華為、京東方的成功既受益於國家政策,也是在特定的環境下,企業利用自身優勢在地方政府的慧眼之下得到了發展。否則,它們走不到今天。
過去銀行貸款大都給了房地產等可以質押的企業,但高科技企業有什麽可質押的東西呢?高科技靠的是人,頭腦,智慧產權,不可能把這些抵押在銀行吧。
我們做芯片還是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否則做不起來。因為芯片行業已經走到了另一個階段。
目前,國外的芯片行業已經到了大整合的階段,留給初創企業的機會越來越少。大公司正在進行高度整合,大的金融機構都在參與。中國的芯片產業現在是一個“混合體”:一方面產業沒有發展起來,有大量初創企業(約1500家創業企業);另一方面我們也有一些中小量級、相對成熟的企業; 同時個別企業也進入了整合階段。因此,政府一定要出臺一些政策來促進產業整合發展。
企業發展需要政策環境,產業環境,人才環境,也要借助資本的力量。
芯片行業的特殊性要求創業者要長期投入,但投資人要的是快速退出。這個矛盾的存在有合理性,但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當年美國風險投資賺的第一桶金都是從集成電路領域挖到的,但中國不是。
今天雖然美國VC投資機構都不投半導體了,但是美國大的投資機構(PE、並購基金)如銀湖資本、KKR等還是會大量投資半導體。這是因為投資階段不一樣,半導體仍然值得產業投資。現在國外芯片產業已經到了利用資本力量做大的環節。
相比之下,中國的投資人普遍關註泡沫經濟。如果我們國家在集成電路等核心技術方面,在金融政策、資本運作、產業政策等方面做一些傾斜的話,資本市場就不會只看短期回報了。
“正處在關口”
從發展現狀來說,中國的芯片行業仍有追趕的機會。在很多領域我們都有所突破,只是沒有完全發展起來,現在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現在芯片產業正處在一個關口,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沒有芯片,服務器不能升級、智能駕駛跑不動、飛機飛不起來、互聯網無法高速……互聯網經濟都會沒戲唱,希望政府、企業家、投資家能認識到這個危機,關註這個行業。
當年我們選擇回國做芯片,也是因為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我們才敢回來。我們是第一批海歸的半導體人,死了一批人,也活下來了一批人。我們這批人都是憑著一點匹夫之勇往前沖,收獲了很多經驗教訓。
我想告訴現在做芯片的創業者們兩點:
一、從國家政策角度來講,現在芯片(集成電路)領域處於一個最好的發展時期,要積極投入、全力參與;
二、目前中國已經有大量的願意投資高科技的基金,要比境外投資機構更適合中國發展國情,大家吸取當年的經驗教訓,在公司頂層設計方面,一定要註重長期持續合理的發展。
希望國家接下來能給芯片行業更多實質性的扶持,因為在集成電路領域創業非常艱苦,前期投入很高,投資周期一般都以五年十年為單位。國家要以愛惜的心態呵護它的成長,同時對於解決了國家難題的產業英雄要予以保護。
現在芯片行業的環境不再是當年的“沙漠”了,只有特殊品種才能存活。現在是一片肥沃土地,到處是小苗生長,但還需要“水份”滋養。有了“水份”之後,一下就成長起廣袤森林。
二線城市正在加速打造自身的城市軌道交通網絡,進一步拓展城市發展的空間。
《杭州市城市綜合交通專項規劃(2007-2020》2018年修訂版近期正式獲批。規劃內容涵蓋了鐵路、公路、軌道交通等多維度的交通規劃內容,明確了大杭州新的交通框架與格局。
根據專項規劃,杭州近期將形成1-10號城市軌道線和1條城市中軸快線(機場快線),總長度492公里;同時規劃形成4條都市區城際軌道,即杭富線、杭臨線、杭紹線、杭海線,總長度126公里。到2022年亞運會,杭州將擁有618公里軌道交通,實現杭州覆蓋全城的地鐵網絡。從軌道交通規劃及建設計劃來看,杭州對周邊的輻射帶動作用將增強。
鄭州市近日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快軌道交通發展的意見》,加力推進建設“軌道上的鄭州”。按照《意見》,到2020年,鄭州城軌運營里程突破300公里,網絡化格局基本形成,實現主城區全覆蓋。到2035年運營里程突破600公里,建成與國家中心城市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相適應的、較為完善的軌道交通網絡體系,基本實現“軌道上的鄭州”建設目標。
其他二線大城市也在加快地鐵建設,形成更加密集的地鐵網絡。例如,南京市提出,到“十三五”末,南京市運營地鐵線路將達到500公里,達到目前北京、上海的水平。武漢也提出,2020年要達到地鐵通車400公里目標。
成都提出,確保至2022年,全市軌道交通運營里程達到600公里以上,軌道交通占公共交通出行分擔率65%以上。
統計數據顯示,南京、重慶、武漢三個二線大城市地鐵運營里程已經突破了200公里,成都也接近200公里。未來多個強二線城市,尤其是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地鐵運營里程將相當或接近於一線城市北上廣的水平。
暨南大學教授、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胡剛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我國的很多人口大省,相當於歐洲一個大國。這些人口大省的省會盡管在我國算二線城市,但拿到國外去都是大城市。未來在加快城鎮化的過程中,武漢、鄭州、杭州、成都等強二線城市的發展空間仍然很大 ,發展成城區人口超過千萬的超大城市也很正常。
在這個過程中,便捷快速的軌道交通網絡十分關鍵。胡剛說,我國大城市發展正經歷一個巨大的變化,即由汽車時代向軌交時代轉變,這個轉變比歐美要快很多。目前我國城區人口四五百萬級別及以上的城市,以後主要交通方式要依賴軌道交通。
胡剛說,我國地鐵建設技術和商業模式日趨成熟。城市軌道交通發展可以適當提前布局,目前杭州、鄭州等強二線城市的軌交網絡規劃和規模較為合理,這些城市人口還在不斷集聚,沒有軌道交通的話,單靠地面交通沒有辦法解決。
尤其是,在京滬等超大城市為緩解“大城市病”,采取嚴控人口規模、疏解非核心功能的情況下,以南京、杭州、武漢、成都等為代表的二線核心城市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些城市通過加快城市軌道交通建設,可以做大做強都市區,發揮中心城市的引領帶動作用。
業內分析指出,二線大城市軌交網絡的打造,將在很大程度上拓展城市發展的空間,提高這些城市的人口吸收和容納能力,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城市發展的架構和布局,尤其是圍繞軌道交通場站周邊開發將形成新的發展重點。
《中國軌道交通行業發展報告(2017)》指出,在未來的城市發展進程中,城市空間布局模式將從過去的“攤大餅式”外延發展逐漸走向以軌道交通線為軸的縱深發展,軌道交通將引導人口和經濟的發展方向。土地開發將沿軌道交通線依次展開,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珠鏈式”開發的土地將轉化成為區域性的經濟帶。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也是中國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40年,中國是否已經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創新之路,通向新經濟?與此同時,中國正在通過推進開放與全球化,用自己的創新惠及更多的國家。中國仍然需要擁抱全球創新,會與之前的40年有什麽不同的特點?
在今日舉行的第一財經技術與創新大會上,來自不同行業的大佬們,在“中國之路與全球創新”圓桌討論中,就這一話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匯豐中國工商金融華中大區董事總經理吳威明顯感受到新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新經濟的客戶占比越來越大,在一些地區,新經濟企業的收入已經達到了70%左右。
這種變化在投資界也非常顯著。“十幾年前做風險投資,互聯網剛起來的那波,中國大多是拷貝美國,現在很多領域,包括移動互聯網、移動支付、移動應用、新零售等方面,已經超越美國。”光速中國基金創始合夥人宓群談及自己的切身感受。
具體到自己所處的風險投資行業也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去年美國所有的風險投資、融資的金額加起來,和中國風險投資、融資的金額加起來,兩個是一樣的。中國成立一個醫藥的創業公司,估值比美國貴2、3倍,整個的發展是非常大的變化。”
曾在美國生活多年,聚焦前沿技術投資的線性資本創始合夥人王淮認為,2012年左右中國企業更多考慮如何把商業模式跑通,如何把錢賺到,但是在過去兩三年內,原創的創新開始被提上議程。
隨著改革開放和產業升級,一步一步從實體到虛擬,然後虛實結合,從過去中國提供原材料和生產力,到後來我們提供自己的Know How和Know What。在整個價值體系里面,不會在金字塔的底層,而是往上層走。“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從相對邊緣的位置逐漸走向核心地位。”
中國在發展新經濟的過程當中,又究竟臨哪些壁壘或者困難,又該如何突破?
來自金融業的吳威認為,新經濟往往伴隨著新的業務模式、新的產品,這些特點就會使得全產業鏈、全生命周期,包括跨境金融服務需求會比較旺盛,對於金融服務的模式也會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從銀行的角度來講,我們希望有定制化的金融服務能夠滿足新經濟企業在不同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所有的不同的需求。”
作為初創公司,專註家庭服務型機器人的達闥科技聯合創始人兼副總裁汪兵認為新經濟一方面是傳統經濟的“破”,另一方面是新經濟的“立”。作為技術型公司,他認為知識產權在新經濟麗占有很大地位,企業的核心技術知識產權必須要保護企業。與此同時,還要註重核心的技術突破。
新經濟也給投資界帶來新的機遇和要求,王淮認為在軟件端Know How上,中國一點都不比別人差,甚至走在前面。但在Know What,新算法創新、新領域開拓上,中外存在巨大差距,資本也是欠缺的。
光速中國基金創始合夥人宓群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和歐美成熟市場相比,我們改革開放只有40年,因為企業歷史比較短,這些企業它本身的技術、IT能力是比較弱的,所以產生一個新的機會,以技術為驅動,提高效率的企業。“互聯網+以外,技術型的甚至硬件的很多方面,中國的企業有非常好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