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創中心”正在成為上海著力打造的一張重要城市名片。
在即將開幕的首屆中國自主品牌博覽會上,上海科創板塊將圍繞“科技創新,上海城市品牌之魂”的主題,通過展示上海科創中心建設中的張江“地標品牌”,上海處於引領地位的突破性技術“研發品牌”、具有先導優勢並具有完整產業鏈的技術“創新品牌”,以及一批蓬勃發展的獨角獸“小企業品牌”,來彰顯上海科創中心的特質。
註重基礎科研
上海高校一直重視基礎學科領域的研發,不少企業借此發展成長,其中包括了超導產業的上海超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海超導”)。
超導材料是我國“十三五”期間重點發展的前沿新材料之一,該產業也是戰略新興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上海超導開發的第二代高溫超導(YBCO)帶材擁有優異的產品性能,處於國際領先水平。同時,上海超導還自主研發了先進的“超低阻帶材接頭技術”,使二代高溫超導帶材的產業化和應用進程得以進一步加速。
正是科研人員的共同努力,上海超導的國內市場占有率達到80%,並已經開拓國際市場,同時打破國際壟斷,實現了全部生產裝備的自主化,是全球唯一能夠自主制造裝備的第二代高溫超導帶材生產企業。上海超導的成品率達到了70%~80% ,一條生產線年產600~900公里帶材(4mm寬)。
這離不開科研人員對基礎研究的重視。據上海超導副總裁趙躍介紹,上海的高校為企業的發展助益良多。經過5年的發展,公司目前約110人,超過40%的員工擁有中外頂尖學府的碩士、博士學歷,包括多位國際水準的機械、電氣、軟件、材料等工程師。
“我們與上海交通大學成立超導聯合研究院,進行一種產學合作新模式。企業為學校提供一定的研究經費,學校持續研發新技術並為企業提供技術支持。”趙躍告訴記者,在這一新形式下,原本分散在各院系研究超導的教授聚攏起來,允許科研人員雙跨工作,減免了高校指標,同時也方便按照產業化要求進行人員考核,而在管理和制度保障上,由研究院實行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讓人員聘用、晉升等都有制度可循。
通過自主制造的生產線,上海超導於2014年開發出了具有全球領先的低溫高場性能的二代高溫超導帶材,可應用於智能電網、高速交通、大科學儀器及高端醫療等領域。
超導產業的發展,將對電力、能源、科研、醫療等帶來顛覆性的變革,帶動電力傳輸、汽車、軌道交通、醫療儀器等相關產業轉型,催生出更多新產業。
這一行業也成為了上海科技創新發展的一個縮影。
獨角獸蓬勃發展
除了基礎研究,成果的商業化是讓科技從實驗室走進普通人家的重要環節,上海的獨角獸企業發展就彰顯了這一路徑的成功。
依圖是一家參與人工智能領域的基礎性科學研究的企業,尋求將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與行業應用相結合,致力於全面解決機器看、聽、理解的根本問題。
2017年7月,在全球工業界黃金標準FRVT測試中,依圖在千萬分之一誤報下達到識別準確率95.5%,是全球工業界在此項指標下的最好水平。同年11月,在美國國家技術戰略支撐機構 IARPA 主辦的全球人臉識別挑戰賽 FRPC 中,依圖獲得算法檢索準確率冠軍,遠超俄羅斯Vocord、法國Morphos等知名安防大廠。
“在人臉識別技術上,依圖已突破十億級靜態比對,大幅領先國內同行業平均水平,超越人眼識別平均水平,在青奧會、珠海航展安保系統成功應用,並在招商銀行、浦發銀行以及互聯網金融領域多業務場景中廣泛應用。”依圖科技公關總監韓洋介紹。
此外,依圖科技還將人工智能技術與醫療應用相結合,其肺癌影像智能輔助診斷系統做到讀片秒級響應,目前已臨床應用於全國40多家三甲醫院,機器生成報告的直接采納率超過92%。
2017年,依圖還投資了人工智能制藥公司AccutarBio和人工智能芯片公司ThinkForce,不斷拓展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技術和商業布局,並在美國、新加坡等國家設立辦事處機構,邁出全球化的發展腳步。
一提到全球化,想要重新定義用戶出行方式的威馬汽車也有走出國門的野心。威馬汽車創始人沈暉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們將來要輸出技術,(比如)像‘一帶一路’(相關項目的)有些人找到我們,讓我們輸出技術,這個挺好的。但我們要先把自己國家的事情做好後,才有力氣幹這個事情。”
不管是從設計、駕控、安全,還是最後的服務場景,威馬希望通過車載用戶的智聯APP,將用戶所有出行的行為習慣用一個ID管理起來,且保證速度安全,讓所有服務都能實時在線。
威馬的命名,是德文weltmeister(世界冠軍)的音譯。沈暉曾在第一財經技術與創新大會上這樣表示,“我們新造的當然不是個馬,但我們的理念是零排放、人工智能等的應用”。
對於未來的發展,沈暉充滿了信心,“上海上一波移動互聯網機會沒趕上,這一波尤其需要創新的企業,這也正是我們的機會。”
在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重要載體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城市和區域之間正聯手打造科創走廊。
在6月1日召開的G60科創走廊第一次聯席會議上,上海松江、杭州、蘇州、合肥、嘉興、湖州、金華、宣城、蕪湖等九地共同審議了《G60科創走廊戰略合作協議》《G60科創走廊工作制度》和《G60科創走廊總體發展規劃3.0版》,並發布《G60科創走廊松江宣言》,確定G60科創走廊新定位、新布局、新舉措。
目前,G60科創走廊已從“一區”邁向滬蘇浙皖“九地市”,有望成為長三角地區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重要引擎。與此同時,廣深、京雄、鄭開等地也在加快打造科創走廊,而G60滬昆高速成為諸多科創走廊的重要依托。
多地打造科創走廊
這兩年來,朝著成為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引擎這個目標努力,G60科創走廊的發展經歷了從1.0到2.0,再到如今3.0版的“三級跳”。
《G60科創走廊總體發展規劃3.0版》在滬嘉杭的基礎上,形成“一廊一核多城”的空間布局規劃,輻射範圍擴大至金華、蘇州、湖州、宣城、蕪湖、合肥,覆蓋面積約7.62萬平方公里,區域常住人口約4900萬人,GDP總量約4.86萬億元。
G60賽迪產業研究院有關人士分析,G60科創走廊3.0版,從城市戰略上升為長三角區域戰略,率先建立試點區域合作共建共享機制,有助於區域內的人口、經濟、創新布局更加合理,為長三角和全國的區域協同發展提供示範。
與此同時,廣深、京雄、鄭開等地也在加快打造科創走廊。去年,廣東提出要完善區域協調創新體制機制,打造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在廣深莞等沿線城市協同發展的條件下,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將有能力打造“中國矽谷”,成為全國創新發展重要一極。
按照去年底廣東省印發的《廣深科技創新走廊規劃》,廣深科創走廊規劃範圍為沿廣深軸線區域,具體為北起廣佛交界處,經廣州主城區、東莞松山湖、深圳主城區,南至深圳大鵬新區,沿廣深高速、廣深沿江高速、珠三環高速東段、穗莞深城際、廣九鐵路等複合型交通要道所形成的創新要素集聚區域,長度約180公里。規劃指標數據統計範圍為三市全域。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珠江東岸的廣深鐵路、高速公路是全中國最繁忙的交通通道,也是最重要的產業帶,交通發達,產業形態多樣化,在這個地方打造廣深科技走廊具備了良好的基礎。
在京津冀,關於《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的批複在今年4月20日向社會公布,第二天,《雄安規劃綱要》全文公布,引發高度關註。有機構認為,從規劃內容來看,(北)京雄(安)科技創新走廊雛形顯現,將成為繼滬嘉杭科創走廊、廣深科創走廊之後的中國第三條科創走廊。
標準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長謝良兵說,從北京和雄安的定位和區域協調發展的訴求來說,京雄兩地之間適合打造“京雄科技創新走廊”。京雄科創走廊將構建“雙軸六核多節點”的空間格局。
此外,目前中西部第一人口大省河南也積極建設鄭開科創走廊,打造“中原矽谷”。資料顯示,規劃中的鄭開科創走廊位於中原城市群的核心發展區域,西起鄭州大學,東至河南大學,其中核心區東西長約50公里,南北寬約4.5公里,總面積約220平方公里。
更期待化學變化
多地提出打造科創走廊,這也是目前區域競爭的需要。當前,區域之間的競爭已經逐漸轉變為城市群、都市圈之間的競爭。城市群內部不同城市之間,通過加快一體化,打造科創走廊,有利於提升區域競爭力,促進區域經濟的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院長耿明齋對第一財經分析,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到新的時代、新階段,即由過去的要素投入驅動轉向為創新驅動階段,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階段。
以河南為例,由於該省的資源型產業占的比重比較大,環境壓力也比較大,創新發展對河南更加緊迫。同時河南又是一個創新基礎相對薄弱,高質量、高水平的創新要素、平臺數量較少,層次比較低,因此必須加快打造創新平臺,加速創新要素的集聚。
耿明齋說,通過打造鄭開科創走廊,加快創新型要素的集聚,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成長,從而形成一個對外輻射的中心,可以帶動河南產業的轉型升級,推動河南經濟向高質量發展。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說,過去的創新要素平臺主要是園區,現在打造科創走廊則是將園區之間聯系起來,從而產生產業集群。不過,這其中最關鍵的是“物理上的連接要能產生化學反應”。“比如,矽谷也不是當地政府一定要搞出一個矽谷來,而是市場化的基礎上,創新力量慢慢孕育出來的。”
“在我國,通過政府規劃,在一開始的時候集聚創新要素是會快一些,但關鍵還是要有市場化的培育。”彭澎說,比如華為的總部在深圳,終端生產在東莞松山湖,總部與生產基地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這就是市場化自然形成的。
粵港澳大灣區內11座城市各具優勢。如何在未來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突出自己的優勢,也是深圳當下最關心的問題。
根據深圳市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深圳的四大支柱產業中,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7359.69億元,增長12.2%。“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對於深圳企業有重要意義,深圳經濟與產業將走向更高端,深圳企業在大灣區建設中贏得更多機遇。”深圳市原副市長唐傑在近日舉行的2018松禾資本春季論壇上表示,要充分發揮、集聚放大深圳創新驅動的帶動作用。
深交所支持直接融資
隨著供給側改革的不斷深入,增強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成為共識,資本市場也在呼喚更多的創新企業,支持科技創新。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推廣部總監陳峰認為,當前資本市場面臨幾個新形勢。一是直接融資占比低,2017年直接融資占比僅有7%,同比減少17個百分點。其中股權融資在社會融資規模中占比較小,不超過8%;企業債券融資去年凈增4495億元,同比減少2.55萬億元,下降85%。
二是資本支持需求增大,陳峰認為當前我國證券化率總體呈上升態勢,目前穩定在70%左右。但和發達國家、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的證券化率仍有提升空間,“目前證券化率和美國相比,差距超過80個百分點,甚至略低於印度。”
三是居民資產配置比例中,房地產配置占比逐漸降低,與此同時我國居民家庭對金融資產嚴重欠配。“當前,我國居民金融資產配置占比相比美國低了37個百分點。”陳峰認為,個人的金融資產配置還有進一步上升空間。
陳峰表示,資本市場在服務與支持企業發展過程中,處於不同階段的企業需要不同的制度供給。健全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應能夠為不同階段,特別是初創階段的的企業提供有效支持。
PE資金布局科創
在此背景下,多家本地PE機構表示,未來的投資方向將進一步聚焦科技創新企業,為深圳的科創發展註入更多資金活水。
松禾資本於6月啟動三只新基金,擬募集總額20億元人民幣及1億美元,聚焦“硬科技”和海歸科學家的創業項目。
深圳市鯤鵬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裁曹翔表示,鯤鵬資本作為深圳國資委打造的基金,公司的使命非常清晰,就是促進深圳產業經濟轉型,用最大力量幫助本土創新企業發展。“我們會圍繞著前瞻性的科技、創新,前瞻性的戰略布局,聚焦我們優秀的企業、聚焦優秀的投資管理公司進行深度合作。”
南山引導基金董事長劉理認為,無論是科技孵化、科技創新,還是總部經濟,都是南山區的最專長。“南山區的經濟體量全國第三,上市公司有147家,高新技術企業是3000多家。‘獨角獸’數量深圳在全國排名第四,一共14家全部在南山區。”
“獨角獸”企業的培育一直受到政策鼓勵。但劉理表示,“獨角獸”已經是非常大的動物,更缺錢的是中小微企業,“關註大的企業的同時,要更多地關註中小微企業成長,讓更多的中小微企業成為‘瞪羚’,才有可能出現更多的‘獨角獸’”。
福田引導基金總經理汪雲沾認為,福田區面積不到南山區一半,有限的產業發展空間導致實體企業是福田區的一個短板,設立福田引導基金的初衷也是對產業結構進行一定調整。
汪雲沾稱,今年福田區將拿出五塊用地給總部企業使用,並在華強北重點打造人工智能基地,補貼了近10億來吸引相關企業入駐。長遠來看,未來建設成的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也將彌補福田在科技產業方面的短板。
在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重要載體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城市和區域之間正聯手打造科創走廊。
在6月1日召開的G60科創走廊第一次聯席會議上,上海松江、杭州、蘇州、合肥、嘉興、湖州、金華、宣城、蕪湖等九地共同審議了《G60科創走廊戰略合作協議》《G60科創走廊工作制度》和《G60科創走廊總體發展規劃3.0版》,並發布《G60科創走廊松江宣言》,確定G60科創走廊新定位、新布局、新舉措。
目前,G60科創走廊已從“一區”邁向滬蘇浙皖“九地市”,有望成為長三角地區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重要引擎。與此同時,廣深、京雄、鄭開等地也在加快打造科創走廊,而G60滬昆高速成為諸多科創走廊的重要依托。
多地打造科創走廊
這兩年來,朝著成為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引擎這個目標努力,G60科創走廊的發展經歷了從1.0到2.0,再到如今3.0版的“三級跳”。
《G60科創走廊總體發展規劃3.0版》在滬嘉杭的基礎上,形成“一廊一核多城”的空間布局規劃,輻射範圍擴大至金華、蘇州、湖州、宣城、蕪湖、合肥,覆蓋面積約7.62萬平方公里,區域常住人口約4900萬人,GDP總量約4.86萬億元。
G60賽迪產業研究院有關人士分析,G60科創走廊3.0版,從城市戰略上升為長三角區域戰略,率先建立試點區域合作共建共享機制,有助於區域內的人口、經濟、創新布局更加合理,為長三角和全國的區域協同發展提供示範。
與此同時,廣深、京雄、鄭開等地也在加快打造科創走廊。去年,廣東提出要完善區域協調創新體制機制,打造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在廣深莞等沿線城市協同發展的條件下,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將有能力打造“中國矽谷”,成為全國創新發展重要一極。
按照去年底廣東省印發的《廣深科技創新走廊規劃》,廣深科創走廊規劃範圍為沿廣深軸線區域,具體為北起廣佛交界處,經廣州主城區、東莞松山湖、深圳主城區,南至深圳大鵬新區,沿廣深高速、廣深沿江高速、珠三環高速東段、穗莞深城際、廣九鐵路等複合型交通要道所形成的創新要素集聚區域,長度約180公里。規劃指標數據統計範圍為三市全域。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珠江東岸的廣深鐵路、高速公路是全中國最繁忙的交通通道,也是最重要的產業帶,交通發達,產業形態多樣化,在這個地方打造廣深科技走廊具備了良好的基礎。
在京津冀,關於《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的批複在今年4月20日向社會公布,第二天,《雄安規劃綱要》全文公布,引發高度關註。有機構認為,從規劃內容來看,(北)京雄(安)科技創新走廊雛形顯現,將成為繼滬嘉杭科創走廊、廣深科創走廊之後的中國第三條科創走廊。
標準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長謝良兵說,從北京和雄安的定位和區域協調發展的訴求來說,京雄兩地之間適合打造“京雄科技創新走廊”。京雄科創走廊將構建“雙軸六核多節點”的空間格局。
此外,目前中西部第一人口大省河南也積極建設鄭開科創走廊,打造“中原矽谷”。資料顯示,規劃中的鄭開科創走廊位於中原城市群的核心發展區域,西起鄭州大學,東至河南大學,其中核心區東西長約50公里,南北寬約4.5公里,總面積約220平方公里。
更期待化學變化
多地提出打造科創走廊,這也是目前區域競爭的需要。當前,區域之間的競爭已經逐漸轉變為城市群、都市圈之間的競爭。城市群內部不同城市之間,通過加快一體化,打造科創走廊,有利於提升區域競爭力,促進區域經濟的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院長耿明齋對第一財經分析,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到新的時代、新階段,即由過去的要素投入驅動轉向為創新驅動階段,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階段。
以河南為例,由於該省的資源型產業占的比重比較大,環境壓力也比較大,創新發展對河南更加緊迫。同時河南又是一個創新基礎相對薄弱,高質量、高水平的創新要素、平臺數量較少,層次比較低,因此必須加快打造創新平臺,加速創新要素的集聚。
耿明齋說,通過打造鄭開科創走廊,加快創新型要素的集聚,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成長,從而形成一個對外輻射的中心,可以帶動河南產業的轉型升級,推動河南經濟向高質量發展。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說,過去的創新要素平臺主要是園區,現在打造科創走廊則是將園區之間聯系起來,從而產生產業集群。不過,這其中最關鍵的是“物理上的連接要能產生化學反應”。“比如,矽谷也不是當地政府一定要搞出一個矽谷來,而是市場化的基礎上,創新力量慢慢孕育出來的。”
“在我國,通過政府規劃,在一開始的時候集聚創新要素是會快一些,但關鍵還是要有市場化的培育。”彭澎說,比如華為的總部在深圳,終端生產在東莞松山湖,總部與生產基地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這就是市場化自然形成的。
長三角城市群正處於產業升級加速、向創新驅動轉型的關鍵時期,各城市之間的聯系也正邁向深化協同階段。
近日,G60科創走廊第一次聯席會議在上海召開,審議通過了《G60科創走廊總體發展規劃3.0版》(下稱《規劃》)。
根據《規劃》,G60科創走廊由原先的滬嘉杭3個城市擴容至蘇浙滬三地9個城市,原先的城市戰略上升為長三角區域戰略。
“長三角地區現已發展成為我國最具經濟活力、開發程度最高、工業體系最完備的區域之一,它在人才、資源、產業方面具有一定優勢,但與世界頂尖區域相比是有差距的。” 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院長王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G60科創走廊也許會是長三角一體化的先頭部隊。
長三角區域協同創新
短短兩年時間里,G60科創走廊已兩度擴容。
2016年5月,上海市松江區提出沿G60滬昆高速公路構建產城融合的科創走廊,以推動這條交通動脈兩側在松江轄區內的“一廊九區”實現“脫胎換骨”的變化。
2017年3月,上海市松江區與浙江省嘉興市、杭州市簽訂《滬嘉杭G60科創走廊建設戰略合作協議》,探索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區域協同機制。
而此次審議通過的《規劃》,將G60科創走廊的範圍在滬嘉杭3個城市基礎上,增加金華市、湖州市,江蘇省蘇州市,安徽省宣城市、蕪湖市、合肥市,形成了“一廊一核多城”的空間布局規劃,覆蓋面積約7.62萬平方公里,區域常住人口約4900萬人,GDP總量約4.86萬億元。
“高速公路意味著資源的流動性。”王濤分析,首先是存量的流動,G60科創走廊之間的城市基於高速公路和高鐵的發展,人才的流動性和要素的布局會加快;其次是增量的聚集,應該打造一個統一的品牌,當在一定的區域範圍內形成品牌力量時,就能吸引更多人才和資源集聚,就像美國矽谷101高速公路一樣,成為全球科技創新創業的新聖地。
兩年多來,一大批百億元級項目落戶G60科創走廊,其中包括投資100億元的海爾智谷項目、投資200億元的正泰啟迪智電港項目、投資100億元的清華啟迪二期項目、投資100億元的修正醫藥項目、投資200億元的國能新能源汽車產業項目等,總投資達到1467億元,其中一半已經開工。
但王濤也提出,長三角城市群正處於轉型提升、創新發展的關鍵階段,如何進一步實現高質量發展,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這里面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比如長三角區域的協同創新方面,王濤在去年7月舉行的滬嘉杭G60科創走廊建設論壇上就提出,需要解決產業結構趨同、創新要素分散、要素管理機制缺乏等問題。
其中,在要素管理機制方面,他認為,長三角的區域協作多通過較為松散的議事機制來實現,制度化不足,缺乏對區域長遠協同發展的統籌把握和長期規劃,難以高效、有序、持續地實現區域協同,需要進一步建立創新要素目錄和要素調用、協同、交易、評價機制。
此次《規劃》也聚焦機制完善,提出打響“G60科創走廊要素對接大會”品牌,按照不同行業、不同主體,每年務實開展3~5次專題性的要素對接大會,著眼專業化、市場化、國際化方向,促進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高效對接,推動科創要素高效配置和科創成果充分轉移轉化。
同時,《規劃》提出,探索建立G60科創走廊聯席會議制度和專題會商機制,堅持問題導向,務實加強協同磋商和研究對策,並在松江設立實體化運作的G60科創走廊辦公室。
在制度創新方面,《規劃》提出,要創建G60科創走廊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實施“知識產權戰略行動計劃”,完善統一的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機制。
並著眼以“簡政放權+互聯網+店小二”為要義的G60科創走廊產業集群發展“零距離”綜合審批制度改革深化,共同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務服務生態環境。
企業唱響“多城記”
“G60科創走廊也許會是長三角一體化的先頭部隊。”王濤表示。
他對記者分析,首先,當前中國依舊處於世界競爭產業鏈的中低端,亟需註入科創新動能;其次,人才、科技等高端創新也是最易於流動的要素。“在一體化上,一方面需要行政規劃起作用,比如提升科學設施和交通基礎設施的互通,另一方面需要讓一些市場化的創新要素充分流動,而科創無疑代表了一種未來。”
王濤曾指出長三角創新要素分散的問題,不僅表現在各類型創新要素分散,長三角各城市的創新資源分布也不均衡,比如,上海的創新資源相對集中,嘉興則相對較少,同時,長三角各城市在創新資源配置能力上也存在明顯差異。
為了縮小差異,G60科創走廊從1.0版到如今3.0版的“三級跳”的過程中,始終聚焦科創驅動產業一體化發展,不少企業唱響了“多城記”。
比如,上海艾樂影像材料有限公司的“戰場”已經覆蓋了整個長三角地區,形成了總部研發在松江區、生產在嘉善縣的雙城發展模式。
公司總經理王庭表示:“松江人才、技術、信息等優勢聚集,對於公司總部研發中心的打造非常有利,可以提升公司品牌效應、拓展外貿業務。”
再比如,上海保隆汽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把總部設在松江洞涇鎮的同時,也在安徽寧國設立了保隆(安徽)汽車配件有限公司,最近又擬在合肥打造一個生產基地。
“這兩年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過程中,G60這個概念得到大家的普遍認同,具有一定的示範性,無論是松江、杭州還是嘉興都做了大量工作,有了一定基礎,這次《規劃》在這個基礎上把G60科創走廊從城市戰略上升為長三角區域戰略也是一種有益的探索。”王濤對記者表示。
數據顯示,2016年至今,松江區新增市場主體6萬多家,其中來自蘇浙滬皖的企業就占了約三分之一,呈現出長三角城市合作分工,科創要素自由流動,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協同配置的好勢頭。
此外,從2016年至今的20多個月的時間里,洞涇鎮引進了22家與人工智能有關的企業,包括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等。去年,洞涇人工智能產業基地還獲批科技部國家火炬人工智能特色產業基地,成為首個國家級人工智能特色產業基地。
基於科技創新所形成的產業結構調整,正在重塑上海的產業競爭力。重塑的背後,是科技的更叠,也是創業創新者們的每一點進步。
正在全力打響“四個品牌”的行動和即將於11月舉行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契機,為上海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的科技創新提供了更加開放也更具挑戰的競爭生態。
人工智能商用化提速
作為上海本土人工智能的企業代表,已經創業17個年頭的小i機器人見證了人工智能從純學術的概念到產業化應用的過程,也是國內人工智能產業化的重要推動者。
前不久,參加完第二屆中國(合肥)類腦智能高峰論壇的小i機器人創始人、CEO朱頻頻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如今的人工智能技術,正在從經典的計算機架構向類腦架構轉變。上海擁有發展人工智能的人才優勢和基礎,但要做得好,必須潛下心持續投入。“整個鏈條是很長的,效果也需要經歷周期才能顯現。簡單說,需要持續投入,耐心投入,才能看到後面的效果。要有持續的競爭力,需要有根源的創新,不是一兩個大項目就能完成。要提高創新企業的活力,也需要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和生態。”他這樣說。
在朱頻頻的印象里,人工智能出現了很多年,但前面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最近幾年因為技術和算法的更叠,才快速升溫了起來。小i機器人從2006年開始探索人工智能在企業服務當中的應用,尤其在客戶服務行業,可以說是主要的推動者。
小i機器人前期的大項目——“上海科技”官網上智能客服機器人“海德先生”的應用,就是國內首次將人工智能技術運用到電子政務領域的成功案例。
專註於以自然語言處理為核心的人機交互技術研發的小i機器人,目前已在智能客服領域占據近90%的市場,助推了人工智能在上海的大規模商用落地。
朱頻頻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雖然市面上的機器人很多,但提供深度交互並有廣泛應用的只有小i機器人一家。信息技術研究與顧問公司Gartner的分析師曾認為,小i機器人在智能機器人的領域可排進全球前三。
除了小i機器人,大量創業團隊也在為人工智能的研發和商業化貢獻智力。
作為一家基於激光雷達和SLAM(同步定位與地圖構建)技術的創業公司,上海思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思嵐科技”)的目標是提供高性能、低成本的機器人自主定位導航解決方案。
思嵐科技CEO陳士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激光雷達和自主定位導航系統是實現智能機器人產品實用化和智能化的關鍵性組件,好比是機器人的眼睛。通過自主研發,思嵐科技推出的首個低成本的激光雷達產品RPLIDAR打破了國外的壟斷,大大降低了應用成本。目前該產品已廣泛應用在各類服務機器人當中,同時,這一“上海制造”的品牌產品和技術也已開始出口到北美和歐洲市場。
上海市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上海機器人行業協會的會長戴柳此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2017年,整個機器人產業的產值同比2016年增長了98%,相當於翻了一番,占到全國40%的比重。在統計上,機器人產業和人工智能的數據會有所重合。
雖然市場關註度大,但就現狀而言,人工智能的商業化尚處於初級階段,並沒有比較誰做得更優的依據和意義。在朱頻頻看來,上海發展人工智能有其優勢,政府較支持,但面臨的挑戰也不小。
“人工智能目前還有一些關鍵技術有待突破。門檻並不像我們想象得那麽高端,也並非依靠高端人才就能做好,需要一個生態系統。”朱頻頻說,“上海正在強調長三角一體化,這是非常好的戰略。光依靠上海本地的產業鏈,優勢相比深圳會弱一些。如果能把長三角連結在一塊,將會非常有優勢。”
戴柳認為,上海市機器人產業的發展在我國中心城市當中,處於比較高的站位,優勢在於視野好,知道下一步要瞄準哪里,同時在芯片制造、大規模集成電路等產業上也能有保障。
從國際上來看,中國還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最近,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和科睿唯安聯合發布的《G20國家科技競爭格局之辯》系列報告顯示,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發人力資源和基礎研究經費方面,目前呈現“美國一家獨大,英國、印度和加拿大等緊隨其後,中國尚有明顯差距”的競爭局面。
其中,在人工智能的四個分支領域(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語音處理和計算機視覺),美國的科技實力均位居G20國家首位,中國在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和計算機視覺三個領域表現突出,科技實力僅次於美國且增速明顯,部分科研影響力指標已經超過美國,但科研成果的總體質量有待進一步提升。
本土生物醫藥企業填補空白
除了熱門的人工智能,上海在生命健康、量子通信等未來前沿領域也在積極加強戰略布局,同時還在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聚焦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與高端醫療器械、新能源與智能網聯汽車等產業,加快形成產業發展新動能。
越來越多的本土企業正在多個領域填補產業空白。
位於張江高科技園區的上海逸思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逸思醫療”)研制出了自己的腔鏡吻合器、能量刀和腔鏡系統產品,成為了全球少數能提供完整腫瘤微創外科手術解決方案的醫療器械企業。
吸引了海外高端人才的思路迪精準醫療集團(下稱“思路迪”)也在填補國內診療一體化的空白。“目前在中國,唯一能做診療一體化的就只有我們一家,而在國際上也只有羅氏。”思路迪副總裁李福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們現在很小,但十年二十年之後就不好說了。”
按照李福根的說法,思路迪已經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肝癌PDX(源於患者的腫瘤動物模型)和PDC(腫瘤原代細胞板塊)臨床前研究和藥物開發平臺,開發出了全球首個全新分子PD-L1單域抗體(腫瘤的免疫抑制療法),也是中國唯一一家與美國、日本同步開發新藥的公司。
上海張江生物銀行則是上海市政府構建的集約化第三方存儲中心,是生物樣本庫的新模式,也是國內生物樣本存儲行業標準的制定者。該生物銀行預計將擁有1000萬份生物樣本的儲存能力;到2020年底前,將在全國建立10~15個生物樣本資源分中心,促進生物樣本交流與合作研究。
每一個企業發展的個案,讓上海經濟整體交出了一份不錯的成績單。
更大的亮點在於產業結構的調整:2018年1~6月,上海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9%,經濟對房地產依賴度進一步降低,全市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總產值5063.12億元,同比去年增長8.1%,上半年上海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較快增長,新能源汽車、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生物分別增長29.6%、14.2%和15.0%。以創新為特色的新興服務業發展勢頭良好,正在成為上海經濟的新支柱。
第三產業增加值10761.97億元,增長7.4%,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69.2%,這意味著上海基本達到了世界級“服務型城市”的標準。
穩中有進的勢頭中,實體經濟中的汽車產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蔚來汽車、威馬汽車等造車新勢力整車工廠落地,開始進入量產階段。最近,奧迪公司也以1%的股比進入上汽大眾,意味著上汽和奧迪的合作正式確定,上汽由此得到了奧迪品牌授權,可生產和銷售奧迪品牌汽車。
早在2018年初,上海市市長應勇就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明確指出,先進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上海經濟的重大支撐,要率先走出制造業高端發展、創新發展、轉型發展之路。上海要集聚更多的“隱形冠軍”和“獨角獸”企業,加快培育新能源與智能網聯汽車、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制造裝備、生物醫藥與高端醫療器械等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與此同時,上海要著力建設智慧城市,搶抓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重大機遇,實施智能上海行動,在生產經營、健康管理、食品安全等領域推進一批應用示範項目,讓人工智能更廣泛、更深入地走進企業、走入家庭、走向社會。
此內容為第一財經原創。未經第一財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轉載、摘編、複制或建立鏡像。第一財經將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 如需獲得授權請聯系第一財經版權部:在科技創新的融合上, 粵港澳大灣區正在加快步伐,尤其是深港。
人流、物流和資金流可以說是融合的三大關鍵點。雖然深港兩地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合作正在加強,但因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三大要素的融合仍面臨不小障礙。
就在最近,利好政策頻出,比如,國務院宣布取消臺港澳居民在內地就業許可;深圳出臺相關管理辦法允許資助資金跨境使用,以促進科研資金便利流動等。
這些舉措具有突破意義和導向意義,大灣區的科技創新合作將進一步加速。
人流、物流不通暢
在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歷史機遇下,香港的青年人將迎來更大的發展空間。未來,跨境就業可能會是大灣區的常態,就像現在很多人住在東莞,卻在深圳上班。
但目前,在內地就業的香港年輕人並不多。深圳市福田區政協常委金孝賢曾做過一個調研,發現在內地讀書的香港人畢業之後有70%~80%想留在內地工作,但是留下來的不到一半。
這其中就涉及到稅率、政策限制、政策宣傳不到位等諸多因素。
以稅率為例,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的港澳及境外科研人員,受限於“183天”的個人所得稅規定,即按目前的規定,境外人士在內地就業超過183天,需要按照內地稅率來交稅。而在香港,個稅起征點比較高,月賺一兩萬港元基本不用交稅。
此外,大灣區在物流上也存在一定障礙。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般的貿易物流沒有問題,主要是對科技創新的障礙,即便是科研設備也要征收關稅,還要辦理申請許可,以及各種各樣的流程,沒有研發物流的綠色通道。”
今年上半年,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就曾在深圳某論壇上以香港一高校為例,稱該高校準備將香港本部的部分二手設備運到廣東的研究院用,卻發現雖然它是非盈利機構,但進出海關仍需要繳納30%的關稅。
方舟還表示,在生物醫藥和基因等領域,很多人體組織和血液樣品也因為檢驗檢疫的原因,不能跨境流動。
資金流動不便利
與此同時,科研經費還不能在深港之間自由流動。
對此,南方醫科大學深圳醫院臨床醫學創新中心副研究員吳丁蘭感受頗深。
吳丁蘭曾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位科研人員。近年來,廣東省和深圳市分別與香港科技創新署開展合作成立了科技專項。2016年,她所在的香港團隊與深圳一家單位成功申請到了其中一個聯合項目。雖然合作對於雙方在科技交流合作、人才相互培養以及科研成果的轉化上都有明顯的幫助,但卻在資金的使用上遇到了一些小麻煩。
吳丁蘭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因為資金不能出境,帶來一些細節和實質性的問題,比如,如果深圳團隊送人去香港進行中短期交流學習,或者香港團隊來深圳的實驗室工作,所產生的人員和科研費用如何從合作經費支出?實際上還是各自用各自的,這使聯合項目的實際目的打了折扣。”
她還表示:“香港的科研機構可以通過在深圳設立的分支機構申請內地的科研經費,但是這些經費只能在內地使用,也會遇到一些實際的困難。比如,聘用的科研人員只能在深圳工作,科研試劑只能用內地的發票報銷等。但有些特殊的科研試劑在內地是買不到的,或者購買手續非常麻煩,只能在香港購買,但是又沒法使用內地的科研經費報銷。”
深圳的一位資深科研人士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經常去香港參加學術會議,與基礎研究能力頗受贊譽的香港高校也有合作。但香港高校與內地合作時顧慮很多,因為很多資金用起來不方便,這就影響到了合作的長久性和深度。
張玉閣表示,此前國家層面也有關於港澳機構可以申請中央財政的科研計劃,但解決的是政府資助資金的跨境問題,沒有解決市場或社會的跨境問題,比如民間機構的研發資金從香港進入深圳,適用的還是一般的外匯管理。
政策頻出
雖然大灣區人流、物流和資金的融合可謂障礙重重,但近兩年來,推動性的聲音和政策也不斷湧現出來。
2017年11月底,在佛山舉辦的2017粵港澳合作論壇上,科技部創新發展司副司長余健表示,國家科研計劃將向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開放,實現科研經費跨境撥付,允許相關資金在大灣區跨境使用。
深圳已先行一步。今年7月,《深圳市“深港創新圈”計劃項目管理辦法(試行)》發布,擴大了“深港創新圈”計劃項目類別,且新增類別允許資助資金跨境使用,以促進科研資金便利流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產學研融合。
在人的流動上,日前國務院宣布取消11項行政許可等事項,其中包括取消“臺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許可”。今年3月,深圳前海管理局也率先宣布,在深圳前海就業的港澳居民可免辦《臺港澳人員就業證》。
在此之前,《臺港澳人員就業證》的辦理流程較多,過程也頗為複雜,影響了港澳人士在內地就業的積極性。
張玉閣認為,上述舉措具有突破意義和導向性意義,這意味著深港之間的合作會愈加密切。“相當於發出了一個信號:不管是人還是資金,在兩地之間的流通都將越來越寬松。取消就業許可便利了港澳居民來內地發展,這是非常積極的變化。”
吳丁蘭也感受到了政策出臺前後的變化。她表示,近年來,深圳人才政策的變化吸引了很多從內地到香港深造的人才回到深圳工作。在香港博士畢業後就留在香港工作了近五年的她,也在一兩年前回到了深圳。吳丁蘭希望,在更多政策的推動下,兩地的科研合作能夠更加緊密且具有實質性。
而張玉閣表示,這只是開始。“不是說取消了就業許可,就清除了所有就業的障礙,深層次的障礙仍然有待解決。比如說個人所得稅,香港的個人所得稅較內地要偏低一些。”
在資金的流動上,張玉閣提出:“資金的流動涉及到資金的分類管理。現在未對資金的用途進行區分,只要是出境,都涉及到外匯管理。事實上,在國際匯率變動的背景下,有些資金看起來是研發資金,實際卻是熱錢,這就涉及到分寸和尺度的把握。如何讓研發資金高效便捷地流動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也需要持續改善的過程。”
此內容為第一財經原創。未經第一財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轉載、摘編、複制或建立鏡像。第一財經將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 如需獲得授權請聯系第一財經版權部:nhizlee在14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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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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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概約百分比
( 附註1)
俞有強先生( 附註2、3) 受控制法團權益 395,061,040股內資股 33.48%
湯sir 想請問邊個先係招股後股東主要持股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