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剛剛赴證監會任職副主席的方星海,一直對資本市場國際化深有研究,上任後亦分管國際業務。當被《第一財經日報》問及雙向開放新舉措時,方星海回應稱:“明年跟英國的滬倫通方面,會有一些新的成果。”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今天(12月25日)上午10時舉行了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方星海出席介紹了《關於進一步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優化金融結構的實施意見》(下稱《實施意見》)的有關情況。
今年3月份,證監會會同發改委、人民銀行、銀監會、保監會等部門啟動了實施意見的研究起草工作,經過反複修改完善,形成了送審稿。《實施意見》已在12月23日國務院常委會議審議通過。“過幾天將以國務院文件形式發布,”方星海評價稱,這是大力推進直接融資發展的重要政策文件。
在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方面,方星海表示2016年一定會有一些新舉措。他認為,深港通在2016年會推出,但QDII2是否會推出需要人民銀行來發言。他同時對本報表示,滬倫通2016年將有一些新的成果。
今年9月,中英兩國政府宣布“雙方支持上海證券交易所和倫敦交易所就互聯互通問題開展可行性研究”。據證監會介紹,倫敦方面較早提出了深化中英資本市場互利合作,探討“滬倫通”可行機制的想法。在英方提出這一想法後,上海證券交易所和倫敦證券交易交所以及相關市場機構在工作層面就未來合作的模式進行了探討。
“考慮到上海和倫敦處於不同時區,兩地市場在監管機制、交易制度、市場基礎設施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不可能簡單複制滬港通的業務模式和做法。”證監會發言人張曉軍9月25日曾表示,證監會支持兩地交易所層面開展互聯互通的可行性研究,探索合作模式。
今年11月,倫交所CEO亞迪(Nikhil Rathi)在赴證監會拜訪之前,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等媒體采訪。亞迪24日上午對本報表示,“滬倫通”機制的建立確實有一些難題,正因如此需要進行詳細的可行性研究。但是倫敦市場可以通過“滬倫通”為中國市場提供補充,有助於中國市場實現全球連通。
“有關滬倫通,此前兩國政府已經向市場做了公告,目前雙方正在對滬倫通進行可行性研究。”亞迪稱。
自去年11月滬港通正式啟動,至今已經一年,運行較為平穩。由於滬港雙方一向交流密切,兩個市場有較多共同性,且交易時段較為重合。但是相比而言,上海市場與倫敦市場,存在的不同點非常多,市場人士因此對滬倫通也存在疑問。
有關中國證監會提到的交易時段不同的問題,亞迪有他的理解。他認為,倫敦處在零時區,可以為中國市場的全球連通提供補充。“亞洲市場結束,歐洲市場開始。歐洲市場交易結束,美國市場開始。”亞迪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滬倫通機制建立過程中,有時候“問題”恰恰是“機會”,需要全面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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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是要練的,就像練功、練肌肉一樣,哪一個人的武功不是練出來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當年我被迫講英文的情境。我年輕時在某廣告公司,手上有十九個客戶,忙到快不行了,有一天老闆叫我進去他辦公室,他對我說某某客戶超難搞,全公司業務團隊都被那客戶拒絕掉了,現在只能靠我來做最後一擊了。 我對他說,我已經滿出來了你沒看到嗎?尤其這客戶最麻煩的是講英文,我英文超不行的,銘傳畢業又沒留學!老闆就說要讓我上英文(課),我還是一直推辭: 「我是神啊?你讓我上課我就會講了嗎?別開玩笑了!」老闆還是不放棄,我一時心軟答應了。後來我一個星期上兩到三次的英文課,從早上七點上兩個小時。 這樣的程度和客戶溝通可想而知有多難,當面的時候,手舞足蹈、比手畫腳還可以過得去。但是,客戶只要電話打來,我就快昏過去,因為彼此看不到表情,我唯一 能講的就是「Ibeg your pardon?(你可以重複說一次嗎)」「Can you speak louder?(你可以講大聲一點嗎)」「Idon′t get it,can you say it again?(聽不明白,可以再講一次嗎)」每次掛完電話,我的手和身體都是汗。 我知道我語言一定輸,就幫客戶做很多額外的事,像是碎石子調查(stone check)。這也讓我比他的業務人員更了解市場。上任沒多久,我提供的碎石子調查,讓那位瑞士老闆把他們的業務罵了一頓:「看看人家廣告公司多了解這個 市場的狀況!」這就是我一開始建立客戶對我的信任,也是我練習自信的開始。 以前和老外講話,臉就會發紅、很緊張,現在我的境界是「聽嘸,是他難過,不是我難過。」因為我把價值做出來,是他要來了解我。當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自信就會出來。 而所有練習的過程一定會恐懼害怕的,別擔心,我相信任何一個人,即使是總統發表新年祝賀,一樣是會緊張,一樣是要練習。就像即使我現在要接受訪問,當天凌晨三點我還是會起來準備。越是怕英文,你就越要去找老外練習;越怕演講,就越要去找機會演講。 想有自信就是要不斷面對、不斷練習。
(整理·李盈穎) |
新華網北京3月4日電 李克強3月4日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經濟、農業界委員並參加討論。
李克強:今年赤字率會有“比較大幅度的提高”
總理說,今年赤字率會有“比較大幅度的提高”。新增赤字將主要用來為企業減稅,同時部分用來保障民生。積極的財政政策會更加有力,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
李克強:盤活政府資產還有不小余地
“我們中央政府的負債率只有17%,地方政府的債務雖然相對高一些,但多數還是帶有資產、運營性的項目。”李克強總理3月4日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經濟、農業界委員聯組會時說,“我們盤活政府資產還有不小的余地,這也為我們調整完善財政政策提供了空間。”
李克強:要激發農業中的“新經濟”
李克強4日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經濟、農業界委員聯組會時表示,發展現代農業決不能“掠奪”農民,而要真正促進農民增加收入。根據中國國情,推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提高生產效率,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這實際上也是激發農業中的“新經濟”。(據新華社“新華視點”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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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0日,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耶魯大學法學教授蔡美兒和她兩個女兒。(視覺中國/圖)
近日,據報道,曾經的宅男女神林熙蕾變身中國式“虎媽”,為培養女兒的藝術細胞,她親自接送5歲女兒上補習班學剪紙。送女兒上學後,她又和幾個“虎媽”一起逛街,交流育兒學習經驗,等女兒放學。此前,“狼爸”蕭百佑和他“每天挨頓罵,孩子進北大”的家教理念也曾引起社會熱議。“虎媽”“貓爸”“狼爸”,這些稱號到底怎麽來的?
“知道”(nz_zhidao)跟你談談為什麽會有虎媽。
他們逼你從小就苦練鋼琴,可長大後你若真想去搞音樂,他們多半會嚇個半死;他們還會每個周末送你去奧數班,但如果告訴他們你將來想當數學家,他們馬上會痛心疾首地勸你另選熱門。
“他們”正是中國式家長。在子女教育問題上,沒有誰比中國中產階層父母還要上心,同時也沒有誰比他們更具控制欲和焦慮感。先是北大畢業的“中國虎媽”給九歲孩子制定了苛刻的作息時間表,接著北京學位房又拍出了46萬/平米的天價。不過是小孩的教育,爸媽們至於這麽瘋狂嗎?
“虎媽”原是屬虎的美籍華人蔡美兒的自稱,這個稱謂倒是與她嚴苛的為母之道相得益彰。蔡美兒在其養女心經中直言不諱地寫道,自己對女兒的控制欲源於對女兒是否能繼承自己優勢地位的擔憂。事實上,現代社會早已在實質上拋棄世襲貴族制,任何家庭所取得的優勢,如社會地位、經濟資本等都無法一勞永逸地被後代永續傳承,在退步的風險面前,中層階層最為脆弱。
中產階層外表看似光鮮(事實上很少有職業能像中產階層這樣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其內心卻是缺乏安全感,充滿恐懼感,美國作家Barbara Ehrenreich剖析過中產階層的焦慮感就是對於未來自己地位失落的擔憂,這種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從本質上決定了中產階層的生活,當然也直接影響了他們教育子女的方式。
中產階層既不具備社會上層所擁有的(廣義的)資本,難以繼續向上流動,更不甘於倒退至社會底層,不上不下的地位十分尷尬。他們多是憑借自己的專業才能和文化知識取得職業地位,但這樣的職業並不具備可世代傳承的壟斷性。他們擁有的有限經濟資本也無法確保安全,面臨社會經濟震蕩造成的縮水甚至蒸發的風險(2015年開始的股災就是一例),思前想後發現——只有在親生骨肉身上的“投資”才是真實靠譜的。
2010年12月20日,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耶魯大學法學教授蔡美兒正在她的家里敦促女兒練琴。(視覺中國/圖)
這種投資首要的便是對於文化資本的投資。文化資本不僅指正規的學校教育,還包括個人的文藝特長和鑒賞力等等。在現代社會,經濟資本雖然是基礎,但文化資本是更為合法的地位來源,然而文化資本的累積並不完全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且也面臨著失敗的風險,中產階層父母深知這一點,所以在文化教育上不竭余力地讓孩子從小就領先一步。不過,盡管費盡心力,父母並不能保證子女學業一定成功,失落的焦慮直接體現為文化教育失敗的擔憂。
為了打破“富不過三代”的魔咒,蔡美兒首先想到的便是鋼琴,這源自於一個簡單的信念: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學敲鼓的除外)。如果翻看中國虎媽制定的作息時間表,也會發現鋼琴課赫然在列。西洋古典器樂,特別是鋼琴,儼然是中國中產階層子女教育的標準配置。
西洋古典器樂之所以能夠稱為中產階層的“標配”恰恰是因為這些樂器難學,達到自然優雅的演奏技巧,需要的時間和金錢上的大量投入——這早已將普通工薪家庭排除在外。這種排除並非是單純的經濟區隔,更重要的是確立象征邊界,直白一點就是說掌握這項富於社會聲望的藝術特長就可以將自己與粗鄙的社會底層區分開來。
從這個意義上講,藝術看似脫俗,其社會功能恰恰是世俗化的。這也就不難以理解家長之所以對音樂抱著葉公好龍式的態度。
文藝特長雖然重要,學校教育才是基礎。中產階層父母在藝術追求上或有買櫝還珠之嫌,在學校教育上則是近乎神經質地唯恐落後。事實上,不管中產階層父母心理意願如何,他們所處的社會網絡也使得無為而治的父母面臨相當的心理壓力。中國盛行的攀比風氣使得這種壓力更加嚴重,在子女教育上哪怕落後一丁點都難以原諒。
即便是以離經叛道面貌示人的網絡作家咪蒙也難以免俗,去北京發展後因念小學的孩子轉學問題拉下臉找人幫忙,盡管她曾經寫過傳遍互聯網的名文《致賤人:我憑什麽幫你?》。
看似特立獨行的家長之所以會讓孩子中規中矩讀書,而且參與到精英學校過度的競爭中,除了恐懼落伍外,還因為就讀精英學校會帶來一個直接益處:成為精英團體的一份子。初級階段就在教育上搶跑的邏輯是:一步領先,步步領先,最後以相當的優勢進入名牌大學,因為名牌大學對其畢業生能力、地位和身份的保證和背書是其它機構或形式所無法比擬的。
但文化教育上的先行一步也需要孩子自身的努力,以孩子的天性,這種努力很難是主動自發的,這時只能由父母的他律代替和培育孩子的自律——自律品格而非真正的興趣恐怕才是中層階層在教育中最珍視的——虎媽正是由此而來。
在二女兒露露也收到哈佛錄取通知書後,飽受爭議的蔡美兒終於松了一口氣:這終於證明自己的教育方式沒有錯。這個結論或許言之過早,畢竟真正的教育應該帶來自由、反思和意義,而不是在約束之下成為“優秀的綿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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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用戶群幾乎“一歲一個市場”。
文|青山資本
又到一年兒童節。今天,我們特別談談,兒童類創業項目當下還有哪些機會?
兒童類創業項目都有哪些類型?
說到兒童類創業項目,相對較泛,圍繞嬰幼兒和兒童群體的創業項目都可以稱之為兒童類創業。如果在一些創投數據庫里以“兒童”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兒童娛樂、兒童教育、兒童陪伴等類別的兒童創業公司已有幾百家之多。
鑒於兒童群體的和特殊人群屬性,以及需求複雜度,也從幾個維度來細分。
如果按照年齡段來劃分,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3歲、3-6歲和6-12歲,不同年齡階段有不同的需求。-1-3歲階段,主要是孕期保護、母嬰用品、早教類項目,3-6歲階段主要集中在兒童教育和兒童管理,6-12歲偏小學教育和興趣教育等。 從創業類別上看,可以分為母嬰電商、早教、玩具、親子生活消費、兒童娛樂內容、智能硬件等方向。
市場整體很大,細看很小
之所以有很多創業者願意做兒童市場,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很多人在談論兒童類項目的創業機會時,都相信這是一個尚在初級階段,不斷增長,用戶生命周期長,又付費意願強烈的市場。
當然,有數據也可以說明這一點。來自網上的一個數據顯示,中國0-12歲兒童規模在2012年已經達到2.3億人,每年約有3000萬新生兒。2016年起國家全面開放二胎,未來兒童用戶群不斷攀升。
確實,由於兒童撫養、教育和管理存在試錯成本較高的問題,父母不會輕易去選擇免費或者便宜的產品,無論是為了保險和安全起見,還是出於“我想把最好的都給你”的愛,都會傾向於更昂貴,感覺會更好的產品。相對於其他消費品類,是前所未有地付費意願強。 但是大多數人忽略了兩個問題:
1、“父母”不具有強標簽屬性。
和成人用戶不同,兒童用戶的服務和付費人群是不統一的。兒童內容和用品的服務方是兒童,但付費方是父母。娛樂和教育是為了讓孩子成長,但選擇服務和產品的決定權在父母手中。
我們需要好好分析下“父母”這個群體,也就是用戶畫像。做互聯網產品的人都知道,構建用戶畫像是通過對用戶信息分析而來的高度精煉的特征標識,核心工作即是給用戶貼“標簽”。
在平常的互聯網產品用戶畫像中,我們會把人分成很多標簽,粗略劃分可能有男性用戶或女性用戶,白領人群或藍領人群,再細分一點,比如25-30歲的男性用戶,18-25歲的女性用戶,或者大學生群體。這些劃分都是以用戶的性別、年齡等自然屬性或者職業等社會屬性來劃分。“父母”的標簽生成機制和上述標簽不同。“父母”的生成是由於有了子女這種行為動作,只要成年人都有成為父母的可能。
需要強調的一點,用戶畫像除去“標簽化”的特征,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特點是“低交叉率”。
顯然,“父母”標簽的交叉率就太高了,所以“父母”群體並不是一個強標簽的群體。沒有強標簽的屬性,談不上精準營銷,數據挖掘甚至私人定制服務。而且從用戶端來看,用戶不會只依賴單一的供給平臺。比如一個媽媽要購買紙尿褲,市面上所有線上線下平臺都可以滿足她,選擇哪家則是受價格、她的偏好等因素所致。
2、兒童用戶群幾乎“一歲一個市場”。
無論是嬰兒還是大一點的兒童,雖然都稱之為“兒童”,但因為年齡的不同,各自的需求差別很大。成人的需求,比如一個30歲和35歲的男青年,他的日用品幾乎可以相同,但是對於孩童而言,卻有很多差異。甚至是 “一歲一個市場”,在滿足用戶需求上並不具有規模化效應。
綜上來看,無論是父母還是兒童,都是一種“統稱”。兩個稱不上是強標簽的群體,交叉和重疊之後差異更大。這樣給創業者就造成了一個目標用戶規模的錯覺:以為所有父母和兒童都是你的用戶,其實非常少。一個上億的的總用戶群根據不同的需求會分割成若幹份,實際上用戶規模並沒有想象地那樣大,且用戶群會不斷的流失,創業公司需要不斷地拉新。
兒童類創業公司已無平臺類機會
我們把創業公司成長機會分成三種,生態型公司、平臺型公司和品牌型公司。兒童類的創業公司可能成長的機會是後兩種,平臺型公司和品牌型公司。 我們的判斷是,到目前,兒童類創業公司,如果今天從天使階段開始創業,已經沒有平臺型公司的機會了,尤其是電商交易類型和流量入口類型的平臺機會更少。
兒童類創業發展到現在,諸如電商等領域一直是紅海,例如垂直平臺類電商,過去幾年,大多是從紙尿褲等開始,擴展到其他品類,幾乎是一路創業,一路通過價格戰和服務等互相征伐傾軋,甚至說這個紅海一直紅著,從未藍過。
即使這樣,伴隨著海淘和母嬰消費熱潮,這個垂直領域已經成長出了幾個相當體量的公司,難言格局已定,但對於早期項目的創業來說已經基本沒有機會了。
再例如,基於流量分發的兒童娛樂類項目。和之前幾年的一個變化是,現在流量獲取比以往要難,獲客成本和難度都很高。加上,兒童類創業項目由於用戶群的自然流失,需要重複拉新獲客,目前已經不再處於之前的社交和流量紅利期,新公司很難再去成長為新的流量入口。
可以有的創業機會
如果一定要圍繞兒童群體創業,我們看好兩類項目:一是可商業變現能力強,二是新消費品牌的機會。
1、強變現能力的項目。意味著可以更直接地從用戶端收錢。現在那種做大用戶群,先有流量再做交易的商業模式,在兒童類創業項目上的機會急劇縮減。強變現能力的項目可能包括,滲透兒童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的母嬰用品售賣、兒童教育硬件、IP衍生品和線上線下兒童服務等。
2、新消費品牌的機會。由於兒童消費受品牌和口碑的影響較大,新一代媽媽和上一代媽媽在品牌選擇和消費能力上都有很大差異。我們相信,新媽媽群體不斷湧現,一定會有新的大眾消費品牌誕生。
最後提醒:坑多需謹慎
在前面,我們描述很多可能的機會,但是從已經成長起來以及死掉的公司來看,會發現,兒童類創業項目真正做好並不容易。可能有如下原因:
1、兒童用戶服務內容和產品設計的“反向探索”。
因為與成年人的需求不同,滿足兒童需求的產品設計過程,這是一個成年人進入“小人國”的過程,就像小朋友從出生起開始無窮盡地探索世界,大人在設計兒童內容所需要的探索以及面臨的問題,幾乎和小朋友一樣多。
2、創業項目的定位和延伸路徑有很大的機會成本。
一般來說,創業項目都是先聚焦實現單點突破後再往上下遊延伸。涉及到兒童市場,會面臨一系列問題,比如哪個年齡段,做什麽娛樂內容,做體制內還是素質教育,做產品還是做服務,大人對產品的態度等,這些在創業一開始需要想清楚,確定好,自然極大地考驗創業者的格局和方向感。每個定位的背後都是有很大的機會成本的,如果一開始沒有想清楚,很容易出現“一招失,全盤皆輸”的局面。
3、獲客的難度和切入點不同,同樣的方向做出來也不一樣。
以前給創業者講過一個例子。比如同樣是做早教課,如果一開始直接去向父母推銷,信任度很難建立,獲客的難度很大。但是如果最開始的切入點是租賃玩具,通過和父母的多次接觸建立起聯系和信任,再去切入早教課會相對容易。對創業者來說,需要珍惜每一個接觸點,但如何建立高頻的接觸點,也是創業者需要思考的問題。
4、創業者自己的屬性。
我們常說,天使投資主要是投人,創業者自身的經歷和身份會占很大的比重。正所謂“白天不懂夜的黑”,在兒童類的創業領域,相對而言,那些已經為人父母的創業者在體察孩子的樂趣和痛點的時候會更有體會,產品感覺也會不一樣。 兒童類創業的話題比較大,覆蓋面比較廣,限於篇幅,無法展開詳述,歡迎一起深入探討。
你有想過手里的杉德卡、資和信、斯瑪特們會因為營改增面臨變化嗎?
5月1日之後,幾大行業進入了如火如荼的營改增“落地”階段,然而有個別細分行業,它們由於業務性質的特殊性目前還處於“迷茫”狀態,上述名字所代表的多用途預付卡就是這樣一個行業。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近日采訪多位行業人士,他們均表示,目前多用途預付卡行業的營改增相關政策還未出臺,因此對行業的最終影響還無從判斷。但如果按照目前政策,由於預付卡業務的特殊性質,將產生不小的影響。甚至,多用途預付卡可能就此告別餐飲、娛樂等行業。
單用途 VS 多用途
事實上,上文所述的“多用途”預付卡是相對於“單用途”而言,這兩種都屬於預付卡範疇。
根據《單用途商業預付卡管理辦法(試行)》(商務部令〔2012〕第9號),單用途商業預付卡是指前款規定的企業發行的,僅限於在本企業或本企業所屬集團或同一品牌特許經營體系內兌付貨物或服務的預付憑證。
商務部負責全國單用途卡行業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務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單用途卡監督管理工作。
各個店家,包括酒店、美發美容、餐飲、超市等只能在“自己店”里用的卡都屬於這一類。
而俗稱的“多用途預付卡”,即“支付機構預付卡”,是指發卡機構以特定載體和形式發行的、可在發卡機構之外購買商品或服務的預付價值。這些發卡機構需取得《支付業務許可證》,獲準辦理“預付卡發行與受理”業務,屬於中國人民銀行的管轄範疇。上述杉德卡、資和信、斯瑪特等都屬於這類範疇。
由於業務模式不同,單用途預付卡受營改增的影響將小於“支付機構預付卡”。
普華永道中國中區公司稅業務主管合夥人李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零售業企業發行的單用途預付卡一般來說不受營改增的影響,因為其本身在營改增前已經是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此次受影響的主要是生活服務業,例如酒店、餐飲業所發行的預付卡。”
李軍認為,不同企業由於預付卡結算方式及開票模式不同,所以稅務處理也會不同。例如,門店A銷售預付卡,消費者去門店B消費,則A、B門店在同樣是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情況下有兩種基本的開票方式,一是由門店A在售出預付卡時開票給消費者,消費時門店B需要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門店A。二是在售出預付卡時不開票,消費時由門店B開票給消費者。如B門店為小規模納稅人,則需要去稅務局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而單用途預付卡在營改增過程中容易碰到的問題是,“預付卡業務往往涉及到整個集團,包括總公司和分公司,這些公司有可能分布在各地,由於目前對於預付卡的稅務處理尚未有具體細則出臺,各地稅務局掌握的實務操作上的口徑是否一致,往往需要相關企業與各地稅務局協商,比如售出預付卡的企業是否可以差額征稅,發票是按全額還是按手續費收入開具,對於餐飲消費消費的門店是否可以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給售出預付卡的企業用於抵扣,等等。另外,一些涉及兼營的行業,譬如酒店,發行的預付卡可能面臨消費者消費時涉及多種稅率,例如酒店住宿為6%,銷售商品為17%,那售卡時用何種稅率交稅,這些都是實務操作上的問題。總體而言,如果企業沒有及時采取應對措施來確定有關稅務處理的變化並對於業務模式進行相應的調整,那麽營改增對這類企業的預付卡業務可能會有一定的影響。”李軍稱。
商戶結構或面臨調整
和單用途預付卡歸根到底只涉及到集團內結算相比,支付機構預付卡企業就沒那麽“輕松”了,除了上述單用途預付卡所要面臨的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業務模式存在本質的區別,因為他們所收到的購卡款大部分是“代收款項”的性質。
一名多用途預付卡財務經理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介紹稱,行業內通常的業務模式是:購卡客戶向預付卡企業購卡,持卡人去預付卡可用範圍內的第三方商戶消費,預付卡企業將消費額結算給商戶,商戶再支付一定傭金給予預付卡企業。
在這個模式中,預付卡企業收到的購卡金額其實是“代收款項”的性質,只有在與商戶結算時收到的傭金才是預付卡企業自身的收入。
“原來的營業稅下,我們(預付卡企業)會在售卡時以售卡金額全額開票給購卡客戶,而在與商戶結算時,雙方則會互相開具發票。而我們就以開具給商戶的這張傭金發票去繳納營業稅。”上述財務經理表示。
而在增值稅下,這個模式在部分商戶行業會遭遇挑戰。
“增值稅一般情況下就是以票控稅,除非有稅務機關的特殊政策。”上述財務經理表示。這樣,就意味著如果仍像營業稅一樣在售卡時以售卡金額開具增值稅發票,就要以售卡金額計算銷項稅。而在與商戶結算時,預付卡企業需要向商戶索要可以抵扣進項稅的增值稅專用發票。
“我們的商戶通常包括商超、餐飲、娛樂等多種行業,各個商戶是否一定能開出專用發票;商戶性質是一般納稅人還是小規模納稅人;商戶所在行業稅率有17%、11%、6%,那售卡開票時用什麽稅率繳稅?各個商戶所在地點不同,各地的稅收規定在實際操作中是否有區別?這些都是待解的問題。”上述財務經理稱。
在這些問題中,最“要命”的就是能否從商戶處獲得專用發票。
根據目前的營改增細則,購進的旅客運輸服務、貸款服務、餐飲服務、居民日常服務和娛樂服務的進項稅額不得從銷項稅額中抵扣。
如果按照這條規定,那就意味著預付卡企業無法在其餐飲類、娛樂類等商戶處獲得增值稅專用發票來抵扣進項稅。
“即使按照目前一般納稅人最低6%的稅率來算,由於我們目前的傭金點數頂多在5%,因此在無法取得專用發票的商戶行業,如果按照現有政策,我們的稅收成本將大於收入。”上述財務經理表示。
是否可以在售卡時僅以傭金收入來向購卡客戶開具發票呢?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的客戶中,95%是機構客戶,他們需要全額發票來進行入賬。至於是增值稅專用發票還是普通發票,客戶倒不是特別在意,因為他們以公司名義購卡大多是發放給員工作為福利,即大多企業會將這筆款項計入員工福利費,而計入員工福利費本身就不能抵扣進項稅。”上述財務經理表示。
況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及其實施細則規定,用以計算銷項稅的銷售額為納稅人銷售貨物或者應稅勞務向購買方收取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其中,價外費用包括“代收款項”。
上述財務經理稱,如果最終出現部分業務稅負成本高過收入的情況,那勢必會對商戶範圍進行調整,或許就會選擇退出餐飲、娛樂等不能抵扣進項稅的行業,而轉而更加偏向商超行業。
根據中國支付清算協會數據,2015年,商場超市、汽車服務類、票務酒店及旅遊及其他類型商戶也已逐漸成為預付卡機構業務重點領域。
另外,2013年央行發布的《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存管辦法》中明確指出,支付機構為辦理客戶委托的支付業務而實際收到的預收代付貨幣資金屬於客戶備付金,在預付卡行業中即售卡時所收到的這筆“代收賬款”。而上述《辦法》中規定,支付機構接受的客戶備付金,必須全額繳存至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專用存款賬戶。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挪用、占用、借用客戶備付金以及以客戶備付金為他人提供擔保。支付機構只有在收到客戶備付金或客戶劃轉客戶備付金不可撤銷的支付指令後,辦理客戶委托的支付業務,不得提前辦理。
“那就意味著預付卡企業售卡時所收備付金在客戶消費前需與售卡金額一致,那如果在售卡時即繳納增值稅,也會造成備付金與售卡金額不符。”上述財務經理表示。
一切還未確定
一些綜合性質的多用途預付卡還可以調整一下商戶結構,但是如果是主要針對某類不能抵扣進項稅商戶的預付卡就可能陷入“尷尬”境地,譬如主要針對餐飲類商戶的索迪斯卡。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就如何評估營改增帶來的影響、是否會調整預付卡業務等問題采訪索迪斯中國,其品牌相關人員回複稱,該公司也十分關註相關影響,但目前行業相關增值稅細則還未出臺,因此還無法判斷最終影響。
事實上,和索迪斯中國一樣,多用途預付卡企業大多還處於“迷茫”狀態。
“這次營改增時間表推得比較急,因為餐飲、娛樂等一般都跟個人消費有關,而我們這個行業有業務特殊性,之前的營改增細則也不可能將所有的行業特性都考慮進去。現在一切都還沒有確定,稅務機關都在加班加點忙一些已有確定政策行業的細節問題,還沒來得及顧上我們。”上述財務經理對本報記者表示。
和其他行業已經進入營改增的“落地”階段相比,多用途預付卡企業現在做得最多的就是——“溝通”。
“現在各個預付卡企業都在根據自己的情況與稅務局溝通,稅務局的回應也通常是‘你暫時這樣做’。而且‘暫時’各地具體執行也不一樣。”上述財務經理表示,“現在我們就是把能梳理的都梳理完了,但由於政策並未明朗,因此系統改造無法最終落實,只能做一些基礎的準備。”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以業務咨詢為由撥打多個多用途預付卡企業的銷售電話,得到的答複也“五花八門”,有表示自己還在開5月1日之前領取的剩余營業稅發票,這相當於營改增還未正式開始;有表示只能開增值稅普通發票,暫時開不出專用發票的;也有表示傭金部分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其余部分開增值稅普通發票的。
事實上,對於這類預付卡企業來說,最理想的政策應該就是對於原先不能抵扣的商戶行業在預付卡行業能予以特殊“照顧”,或者類似此次細則中旅遊業采取的差額征稅。
此次營改增細則明確,試點納稅人提供旅遊服務,可以選擇以取得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扣除向旅遊服務購買方收取並支付給其他單位或者個人的住宿費、餐飲費、交通費、簽證費、門票費和支付給其他接團旅遊企業的旅遊費用後的余額為銷售額。
有業內人士表示,無論政策最終如何,營改增對於預付卡行業的進一步規範作用已然顯現。“之前營業稅下,預付卡企業的發票內容比較‘隨意’,不規範的內容也時有發生,但現在開具與實際業務不符的發票內容屬於‘虛開增值稅發票’,涉及刑事犯罪,開票內容規範問題會有相當程度的提升。”
“我們對中國的未來非常堅信,中國將成為最大的經濟體。”6月7日上午在北京出席《太古之道—太古在華一百五十周年》新書發布會時,香港太古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史樂山(John Slosar)對在場的第一財經等媒體記者透露,未來太古會有更多投資。
目前,太古在國內超過3萬名員工,凈資產超過730億元人民幣。面對目前中國宏觀經濟出現的調整,史樂山表示,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從較小體量的經濟體成長為全球較大經濟體之一,未來還將成為真正的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短期內雖然有經濟發展失衡、短期調整等問題,但長期看中國經濟一定能沖破桎梏。在他看來,中產階層崛起、城鎮化進程,未來將釋放更多的消費能力,中國的轉型是一個積極的故事,太古還將繼續投資中國。
“我們一步步在壯大自己的業務,不會做一個項目之後就拋棄掉,我們的項目都會持續運營。”史樂山稱,經濟不會是一直向上的,不會沒有挑戰,這個過程中短期的不足的確是挑戰,但是短期的顛簸是可以解決的,太古也無意沖進一個行業一兩年賺一筆快錢就出來。
在太古供職超過35年、擁有中文名字的史樂山介紹,今年對英國的家族企業太古來說有兩個里程碑,一是太古集團成立200周年,同時也是太古進入內地150周年。在他看來,與太古在過去150周年里經歷的二戰、大蕭條、非典相比,可能遇到的經濟起伏並不算難事,太古的特點在於多元化,業務之間有一種天然對沖和內部平衡的能力,另外太古選擇業務希望目光長遠而非短視,且在人才培養上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
7日上午,太古集團與上海三聯書店策劃的《太古之道——太古在華一百五十周年》紀念圖書正式發布,介紹太古從200年前英國利物浦的小型進出口貿易公司,成長為覆蓋六大洲、五大業務的多元化跨國公司的歷程。書中介紹,太古最早是在英國從事紡織品、茶葉貿易,後來進入食糖、船塢、航空、冷鏈、軟飲料等業務,1970年代,太古進入了房地產開發、石油等行業。史樂山認為,目前太古在內地的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尤其是地產方面,很多城市都有太古的項目。
太古在業界以老牌“雜家”聞名。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太古幾年前在內地購買了一家烘焙企業,來自重慶。關於開啟這項業務的原因,史樂山解釋說,是因為它跟太古已有的其他業務相似,同是零售企業,可以與可口可樂瓶裝廠、商業地產等業務產生協同。當記者問及太古選擇新業務的標準時,史樂山稱,多元化不是從無到有的完全再造,需要滿足三方面標準,一是符合業務協同效應,能利用已有核心業務積累的技能,二是能長久經營,三是正處於進入該業務的比較好的時點。
針對這家經歷過坎坷的“百年老店”,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BiMBA商學院聯席院長楊壯對記者分析,互聯網時代對老牌企業太古帶來很大挑戰,但太古的特質包括身為英國企業的低調、務實、專業性,也涵蓋變革、多元等特點。楊壯稱,中國企業很多都進入了金融業,熱衷快錢,前段時間互聯網金融炙手可熱又很快洗牌就是例子。在他看來,註重多元產業發展的太古身上,有英國人的謹慎和保守,但很多時候快就是慢,慢就是快,這是值得有意成為百年老店的中國企業借鑒之處。
“創業就是一群誌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一件偉大的事,一起受苦,一起享受成功的喜悅。”項立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曾經的標簽——媒體人,在2006年被43歲的項立剛掀了過去;今年53歲的他,是720健康科技的創始人。10年過去,創業者項立剛仍在路上。
創辦過《通信世界》、飛象網,也做過失敗的公司,沒有顯赫背景的項立剛,20多年深耕通信行業,見慣了這個行業的興衰起伏。其看似不夠輝煌的人生故事,真實地詮釋著這個時代大多數人不懈奮鬥的“平凡之路”;其橫跨媒體、互聯網、通信領域的創業經歷,也在證明“知識創造財富”並非一紙空文。
他相信,盡管種下晚稻,但也會有谷穗壓枝的一天。
項立剛
通信媒體老兵
作為通信行業知名觀察家,項立剛的成名其實並不早。
早年中專畢業後,他在安徽蕪湖一晃做了7年會計,後來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攻讀研究生,畢業以後,他進入人民郵電出版社成為一名普通的集郵圖書編輯,開始了自己的媒體生涯。
“當年全國郵市都非常火,”項立剛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說,“但我覺得做集郵圖書是邊緣的邊緣,並沒有太大的前途。1996年,我拿出了所有積蓄購買計算機,那是一臺聯想586。”
正是這筆對自己的投資,結下了他與通信、媒體、互聯網的緣分。
“那時候的計算機能幹什麽?我不知道。我沒學過計算機,但我覺得它未來一定會在我們社會生活中扮演很重要角色,”項立剛說,“我每天把系統裝了再卸、卸了再裝,然後試各種的軟件。用了一年以後,就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不比電腦專家更懂個人計算機,但比專家更懂寫作;不比最優秀作者更懂寫作,但比寫作者更懂個人計算機。上世紀末中國互聯網江湖草莽崛起,項立剛迎來了人生中第一次小試牛刀的機遇。
因為學電腦成為趨勢,在人民郵電出版社內,他創辦了一份《學電腦》雜誌。1997年,項立剛被調到人民郵電出版社新成立的市場研究部任主任,從事戰略研究。
正是在該崗位上,對通信產業變革趨勢已有判斷的項立剛,在2000年創辦了《通信世界》雜誌。“壟斷的行業不需要媒體,但市場化的行業需要媒體。”項立剛說。行業變革接踵而至,2000年,中國移動從中國電信剝離,中國通信業改革向市場化方向不斷改革。
拿了人民郵電出版社280萬元投資的項立剛,在國貿附近一棟普通小樓租下一個房間。當時,IT行業有《計算機世界》,項立剛的目標是,《通信世界》要成為通信行業的《計算機世界》。
創業初期,他一度給員工開不出工資。“但那時候我說會把這本雜誌辦成通信行業最好的雜誌,沒有一個人相信,大家都在底下竊竊地笑。”項立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到了2004年,《通信世界》已經成為通信行業中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和現金奶牛。
他是編輯部中唯一擁有體制內身份的媒體人,2006年,離開《通信世界》時,項立剛已是處級幹部,時年43歲。
“從《通信世界》出局,我一點不難過,也不後悔,我知道,這是必然的命運。出來,對我更好。”他在《一個四次創業者的心路歷程》中寫道。他十分欣慰的是,自己離開時,原《通信世界》三分之一的骨幹願意追隨其繼續創業。
轉型不易
既然不留戀體制內的身份,那離開後能做些什麽?當時的項立剛也不是特別清晰。
到2007年,項立剛創辦了飛象網。“我還是想把它做成一個面向移動互聯網的產品。”項立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在成為手機電子商務網站、產業能力整合類網站之間,飛象網沿著做產品的思路進行了早期探索。然而從其創業時機而言,希望成為“飛起來的大象”的飛象網,因為中國3G牌照晚發等種種不利原因,不得不又回歸走上了一條行業資訊門戶網站之路。這並非項立剛的設想,但不得不走下去。
作為行業門戶,以原《通信世界》骨幹為主力的飛象網迅速站穩了腳跟。當前,飛象網仍是面向通信行業的三大行業門戶類網站之一,自主造血生存。但項立剛的心思,已不再在這種商業模式上了。
2011年,中國智能手機市場迎來高速增長,應用市場百花齊放,中國移動互聯網市場開始走向成熟。項立剛開始了第三次創業,瞄準運營商、手機廠商傳統客服系統,希望以基於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的客戶端客服系統,在某種程度上替代其原有營業廳、電話客服部分功能。
更高效的客服系統可減輕擁有海量用戶的運營商、手機廠商客服的壓力,並因減少人員而降低成本。項立剛創建的飛象科技,也獲得了通信設備商中天科技的投資,並為客服系統申請了專利。
但這家創業型公司終於還是倒在了黎明前,直接原因是資金鏈斷裂,而更深層原因在於新進投資者和創業團隊的分歧難以彌合。
“失敗的一個原因是內部矛盾,另一個原因是產品拖的時間比較長,這就影響了我們的最後判斷,對方(中天科技)也覺得這個公司有問題,可能做不下去。”談到當年的教訓,項立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專利在我們手里,如果我們能夠堅持住,可能也還是有機會的。”項立剛不無遺憾。雖然飛象科技失敗了,但基於手機等客戶端的智能客服系統,在運營商和眾多手機廠商中仍得到了應用。而按照飛象科技之前的設想,本可能是其開發出這類系統後,出售給運營商和手機廠商。
飛象科技的失敗也讓項立剛再次面臨抉擇。是回到行業門戶資訊的傳統業務上,還是繼續在新的領域探索?
項立剛並沒有急著開始下一次創業,他在等一個新機會。
年過半百的激情
最近幾年,項立剛以通信行業觀察家為業界所了解。
一方面,他為通信企業中層做培訓,掌握行業一線真實情況,也為部分企業高層做戰略咨詢,擁有高層的視野;另一方面,他以平均每天接受三場采訪的勤奮,對通信行業大小事件發表自己的見解,以自己的見地和親和力,從通信行業資深媒體人轉型為擁有較高人氣的行業觀察家。
“講講課,和業內大佬們做做交流,做做行業的意見領袖,也做做自媒體,這種日子似乎也還不錯。到每個地方都受尊重,收入也還行,這也許是很多人努力追求的一種生活狀態吧。”項立剛對《第一財經日報》說。然而這並不是他的理想,他更想做的,是將自己對行業的洞察轉化為能改變行業的實踐。
假如還有創業機會,他希望能在自己的手中做出這樣的產品:“我相信要創業成功,必須要做一個可複制的產品,這樣才能高效率、降低成本;必須做硬件,硬件才能形成更高收入,Google做得很好,但和蘋果的收入不可能相比;要把硬件產品和服務結合起來,硬件很容易淘汰,但是服務卻難淘汰。”
2014年,項立剛和兩名合夥人初期投入1000萬元創建720健康科技,將切入點放在仍是市場藍海的室內環境檢測領域。這一年,他51歲。
當前,通信行業正經歷向“萬物互聯”演進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幾乎沒有人會懷疑,這輪革命將創造出比幾年前移動互聯網時更大的市場機遇,在更多新興領域創造出該領域的獨角獸企業。然而怎樣切入“萬物互聯”機遇,並沒有固定模式可循。
項立剛認為,從生物遺傳、語言發明、紙和印刷術發明、無線電發明、電視發明到互聯網發明,人類經歷了六次信息革命。而第七次信息革命,是智能互聯網的革命,將由四個部分組成:移動互聯網、智能感應、大數據和智能學習。共同形成新的能力。
成立兩年來,720健康科技旗下硬件產品“環境寶”和APP套件“環境點評”經歷了多次叠代。“環境寶”最初切入室內場所空氣環境因子檢測,而“環境點評”APP可對不同地點室內場所進行展示和評價。叠代過程中,“環境寶”從最初設想的可穿戴產品,越來越趨向於定位為智能家居場景下的室內環境檢測、數據分析、自動控制能力提供方。
在項立剛的規劃中。下一代“環境寶”不僅可檢測室內PM2.5、溫度、甲醛等環境因子,與此同時,基於對室內各種環境因子感應能力和數據分析能力,通過對傳統家電添加控制模塊,“環境寶”還可自動實現對傳統家電的智能控制。例如,假如檢測出室內溫度過高,將可通過控制模塊智能控制室內空調,通過和家電廠商合作,從而實現未來的智能家居場景和連接的價值。
目前,項立剛的設想正一步步在產品中實現,但市場合作和生態體系的建立,仍是其需要大力投入的領域,從產品出廠,到實現規模銷售、獲得消費者認可,仍需一段過程。
“產業的前景是令人興奮的,如果我們進入了幾百萬、幾千萬家庭,每天收集大量環境數據,可以推動環境質量改善,還有這些數據的價值,未來新的智能家居產品如可智能控制的空調、加濕器、空氣凈化器、新風機、抽油煙機、暖氣電子閥門,都將出現巨大的市場機會。”項立剛興奮地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悲喜融資路
這一次創業,項立剛又遇到了之前創業曾遇到過的資金問題、團隊問題。
2014年底、2015年初,是這家創業公司發展最艱難時期。前期投入的1000萬元資金用盡以後,作為三名創始人之一的最大股東不再追加資金,甚至要求退出。
作為相對小股東的項立剛和另一名創始人,只能通過抵押房產獲得流動資金,如果短期內不能找到投資,720健康科技很可能重演飛象科技因資金鏈斷裂倒閉的結局。
盡快進行Pre A輪融資,是唯一能解決問題的辦法。項立剛和他的團隊經歷了一番曲折的融資過程。在尋找投資過程中,他們早期接觸過幾家投資公司,但都未談成協議。
“在這過程中,有一個人給我發微信說,你把你的材料發給我把。發完了以後,他說要不然到我們公司談一談吧。我問你是哪個公司?然後他說‘我是中國聯通’。我一聽算了,我們急著要融資,等不了那麽久。但他約我也不好不去,還是去了。”談到Pre A輪融資過程,項立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自己沒想到的是,和中國聯通創投公司擁有投資決策權的投資委員會見面後,該委員會迅速通過了投資決定。
項立剛是萬千創業者中幸運的,這既得益於他常年講學在運營商中獲得的良好聲譽,也得益於他的創始人團隊和項目發展潛力。
但事情並沒有到此圓滿收官,中國聯通創投確定進行Pre A輪投資後,突然再生波折。“這個時候360的周總(周鴻祎)又和我聯系,360資本也決定給我們投資,我們後面一下子站著兩個巨人,中國聯通和360。在我說服中國聯通讓出部分股份給360後,卻又聽到了360放棄投資的消息。”項立剛透露。
回顧Pre A輪的整個融資過程,“喜悅、痛苦、轉機、糾結……”他形容其感受如同坐上了過山車。
最終,中國聯通創投、山水創投對720健康科技進行了Pre A輪投資,解決了其資金燃眉之急。今年3月,720健康科技比較順利地獲得了誠成資本2000萬元的A輪投資。
“我還是相信,我們不光是要融資,還要把產品做得紮紮實實,把產品賣出去,把服務賣出去,讓消費者覺得是好東西。回過頭來,大家才會覺得我們還是不錯的。”項立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特朗普(Donald Trump)在19日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獲得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
對於美國這次不同尋常的大選以及對未來中美關系的影響,中外智囊在日前舉行的世界和平論壇上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解讀。與會學者認為,特朗普在對華問題上發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表態,未來形勢很難預測。但美國的對華政策還是會基於中美複雜的利益糾葛和力量對比的基本面。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陳小工認為,不論特朗普還是希拉里,美國新總統上臺以後都要重新審視對華政策,一般都會提出一些對中國施壓的政策,但是最終美國對華政策還是要回歸中美之間複雜的利益糾葛和力量對比的現實之中。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袁鵬認為,美國新任總統真正要面對問題的是美國國內興起的民粹主義情緒。“這些反華、反全球化的情緒還在不斷上升,如果同五角大樓或者雙方的鷹派相結合,並且不能為白宮所控制,中美關系將很難回到正確的軌道。”袁鵬說。
美國前國會議員伯曼(Howard L. Berman)則表示,這次大選中特朗普作為一個完全沒有政治經驗的候選人獲得黨內提名,並和希拉里勢均力敵,反映了美國人對兩黨政客的憤怒。伯曼還提到,特朗普他把很多美國的問題推到別國身上,也沒有具體的解釋和解決辦法,不註重全球化或者是技術的轉變,對經濟可能帶來各種各樣的恐慌,對中美長期利益不利。
在比較兩位參選人對中美關系可能產生的影響上,袁鵬認為希拉里和特朗普各有利弊。
袁鵬認為,希拉里熟悉中國事務,也是中美戰略對話和人文對話的發起人之一,主張中美之間要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是有戰略思維的,但希拉里多次鼓吹美國應該在亞太進行再平衡,可能會采取比奧巴馬政府更強硬的對華政策。
對於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袁鵬表示很難預測。“特朗普在南海問題、核問題、貿易問題上很多主張自相矛盾,我們還要再觀望才能判斷他政策的合理性。”
在袁鵬看來,特朗普一點是值得欣賞的,“特朗普說上臺之後願意跟中俄這樣的大國打交道,跳出地區局限、考慮一些更大的問題,商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