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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TVBS董事長顧問阮淑祥:生態文明建設不能單靠政府

“參加這個國際論壇,給我最大的感動是大陸的生態文明已經被列為國家最重要的發展策略之一,而且是動員全國之力,從上到下來做。”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的“生態文明與新媒體責任”主題論壇上,臺灣地區TVBS董事長顧問阮淑祥表示,過去大陸給人的印象是汙染很重、排碳量很高,而現在高層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態度上實現了這樣一個大轉換,能說到做到,而且是持續地在做,每個縣市都會有成績展現出來。

但阮淑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也表示,大陸的生態文明建設不能單靠政府的力量,因為如果民眾依然是“應付”的心態,生態文明建設的各項方針政策就無法真正貫徹下去,因而還需要發動非營利性組織、企業和民眾來參與,讓整個國家一起來做這件事。

在談到臺灣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經驗時,阮淑祥告訴記者,臺灣生態文明(在臺灣叫“有序發展”)做得比大陸早,其中很可貴的地方在於民間自發性地參與,比如很多非營利性組織、保育組織、環境資訊組織等一直在倡議,企業也主動來做,慢慢就形成了每一個人都會想要參與實踐。但這個事情也是經過一代人才得到改變,在二三十年前的臺灣,亂丟垃圾、隨地吐痰的現象十分嚴重。

這二三十年,在環保人士的倡議、民間組織的參與、媒體的宣傳、學校的教育和當局的法令配合等多重作用下,臺灣人的習慣都改變得很文明,亂丟垃圾、使用塑料餐盒與一次性筷子都會覺得是很丟臉的事,會有罪惡感。

談到媒體的宣傳,阮淑祥對記者表示,當初臺灣媒體扛了非常大的宣傳倡議責任,到處宣導怎樣保護生態、地球,不浪費資源,如何節省水、電,盡可能地不制造那麽多垃圾,垃圾回收至少要分三四種。

那時候,臺灣媒體的宣傳報道甚至會細化到告訴你從早到晚你的哪些行為會造成對地球的哪些傷害,並把這些行為都一一列出打叉;如果你今天中午在外吃飯,就會告訴你帶環保筷,不要用塑膠盒餐具;如果回家用水,就會告訴你水龍頭要用點放式開著,或者裝省水龍頭。

談話間,阮淑祥指著桌子上的一瓶礦泉水說,她每次喝完就自動會把瓶子壓扁,以減少垃圾的空間,而她平時喝水也盡量不用這種一次性的瓶裝水,更多是用茶杯。

在臺灣,環保意識、生態理念,從幼稚園就開始教,從小學到高中臺灣,每個學校都有環境教育的小時數,學生在每個學期都必定要修滿這些課時,臺灣的小孩子對節能、碳排放都很有概念。

阮淑祥感嘆道:“文化內化的改變還是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民間自發的力量真的能促使心里有這個意識,應付著去做跟真心去做還是不一樣的,單靠政府的力量去做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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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創建文明城市,檢察院拒絕上街執勤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268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微博截圖/圖)

“因忙於辦案不能上街執勤,但是創建文明城市,絕不能少了檢察蜀黍的那一份力哦!”8月28日下午,趕在下一個周一開始前,江蘇省徐州市檢察院通過省檢察院的官方微信公號,把上街協助交警執勤的任務給拒了。

此前4天,徐州受到了輿論廣泛的質疑,起因則是為了創建文明城市而安排法檢人員執勤。據當地媒體報道,該市“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指揮部”要求102家單位上街協助交警執勤,“包掛”市區內人流量較大的102個信號燈控制路口,從2016年9月1日一直持續到2017年底。在被公示出來的職責分工中,該市各個行政單位和公共事業單位都赫然在列,其中也包括檢察院和法院。

輿論嘩然,徐州的做法被指違反了近日中辦、國辦印發的《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規定》。該規定指出,“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要求法官、檢察官從事超出法定職責範圍的事務”,而法院和檢察院“有權拒絕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安排法官、檢察官從事超出法定職責範圍事務的要求”。

8月28日下午,徐州市檢察院在該省檢察院公號“江蘇檢察在線”上發文,在標題中就表示“檢察官叔叔不上街執勤”。在這篇文章里,該檢察院坦言此事“引起了一些網友關註”,並表示,作為徐州市創建工作的成員單位,他們會“將通過依法履行檢察職能,以司法辦案的實際成效,為徐州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提供誠信有序的市場環境、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廉潔高效的政務環境、公平正義的法治環境和舒適美好的生活環境”。

在這份聲明中,徐州市檢察院還提到,將履行中辦和國辦的上述規定,“不安排檢察官從事超出法定職責範圍的事務,不組織任何檢察機關人員上街協助執勤”。另外,徐州市委也對此也“表示支持”。

法官和檢察官上街協助管交通,這類做法並非徐州獨有。在新浪微博對此事的討論之中,一位資料顯示為江西某地級市檢察院工作人員的網友很有感觸:“我們這里檢察官不僅負責創建文明衛生城市交通崗位值守、綜合治理、打假、整頓金融秩序,還負責扶貧開發、關愛下一代,甚至計劃生育等工作。”

事實上,在2015年底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上,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就曾指出,有的地方仍視法院為政府的工作部門,要求法院承擔司法職權之外的強制拆遷、城管執法、招商引資等工作。

一個同樣曾被廣泛討論的案例是2013年河南縣級市項城的法院招商引資事件。據該市法院的官網和微博顯示,該市產業集聚區內的10萬平方米標準化廠房項目,就是項城縣法院爭取來的項目。法院官網甚至明確報道,針對墳頭遷移和村民影響施工等問題,縣法院院長都要參與協商。

《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規定》公布時,最高法司改辦規劃處處長何帆曾表示,這一規定強調法院有權拒絕超出法定職責範圍事務的要求,有利於推動法官專註於執法辦案這個“第一要務”。

但截至目前,徐州市法院尚未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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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特斯拉說起 會思考的機器將終結人類文明?

昨天馬斯克在幾度延期後,終於通過電話發布會宣布,從現在起所有的特斯拉新車都將裝配“具有全自動駕駛功能”的硬件系統Autopilot 2.0。

這套系統包括了8個攝像機、12個超聲波傳感器以及一個前向探測雷達。攝像機將提供360度的視角,最大識別距離250米,其中三個將觀察前方,提供冗余以確保安全;超聲波傳感器能夠探測軟性和硬性的物體;而雷達則可以確保在雨天、霧天、沙塵和霧霾天氣中正常工作。

更加令人大開眼界的是,車載電腦Tesla Neural Net(特斯拉神經網)也進行了升級,基於Nvidia的Titan GPU每秒鐘能夠進行12萬億次的計算,比上一代車載電腦快了40倍!

馬斯克承諾,新的特斯拉的超聲波聲吶系統也是360度的,而車載電腦則“堪比一臺超級電腦”。他還說,如果一切順利,在2017年底會有一個從洛杉磯到紐約的全自動駕駛展示,展示的全程中人將不會碰觸汽車。

不過也有人認為,這只是馬斯克對於未來的願景,並沒有實質性的技術飛躍。谷歌與其它的任何一家致力於無人汽車研發的公司都有必要的傳感技術,但是大家普遍面臨的問題是:所謂的車載電腦現在還沒有聰明到能夠獨立判斷周邊環境並且作出反應。這才是真正阻止自動駕駛技術發展的原因。

不過當馬斯克試圖證明“自動駕駛汽車比駕駛員開車更安全”的時候,在一些人看來,人類只不過是在“起勁地創造即將統治自己的東西”。一場關於機器深度學習和人工智能大戰人類的辯論正被推向高潮。

在這場辯論中,反對正營里最具威望的就是英國著名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斯蒂芬·霍金教授一直持有“人工智能的發明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的觀點。他在劍橋大學 “未來智能中心”的揭幕儀式上警告稱:“如果不加以恰當管理,會思考的機器可能終結人類文明。”

霍金對近期以特斯拉為代表的自動駕駛技術以及以谷歌為代表的深度學習等領域取得的進展進行了回顧。他強調:“強大的人工智能的興起,要麽是人類最大的幸事,要麽是最糟的噩運。我們不知道是哪一種。”

霍金相信最終人腦和電腦將不會有深度的區別。從理論上來講,人工智能是完全有可能模擬人腦的。不過對於人工智能不受制約地發展,霍金表示:“技術能夠帶來巨大的好處,比如消除疾病和貧困。但是,也會帶來危險,比如強大的自動武器或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新方法。它將給我們的經濟造成巨大幹擾,未來人工智能可能開發出它自己的、與我們相違背的意願。”

人工智能正在以超乎人類想象的速度取得重大的突破。谷歌的DeepMind今年初戰勝了圍棋世界冠軍;IBM的人工智能系統Watson本周已經在德國開始用於罕見病的診斷;微軟公司本周也說它實現了與人同等水平的語音識別技術。

人工智能對於社會產生的影響以及數據安全監管是否能夠跟上是目前最大的爭議。首先在醫療領域,病人的數據是否能夠向科技公司公開已經成為業內激辯的話題。GSK副總裁、中國研發部門總經理利民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政府盡管能夠依靠技術的力量去幫助更多的病人,但是人工智能要成為真正的解決方案,還面臨很多困難。”

不過人工智能領域的世界領軍人物Maggie Boden教授對霍金的擔憂表示認同。她說:“人工智能的普及速度之快讓人害怕,至少在日本這樣的老齡化社會中,機器人護理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是一種情感的缺失。”Boden教授表示,機器人無法代替人類富有情感和同情心的活動和工作。他還說,人工智能會讓政府很快削減在社保領域的開支,但這是以“犧牲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的利益為代價的”。

科爾尼全球總裁Johan Aurik上周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也對人工智能發表看法,他說:“人工智能的影響現在是最大的未知數。我們知道它一定是革命性的技術,但是最終是以何種方式呈現,現在沒有人知道。所以必須以一種謹慎的態度來對待。”根據國外調查機構Tractica的統計數據,未來10年人工智能市場規模較現在將暴增近10倍,達到超過400億美元左右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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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論壇:用文明對話應對多元混亂

第14屆“文明對話——羅德論壇”於9月31日至10月1日在希臘羅德島舉行,來自70個國家的600名政界和學術界人士圍繞“多元混亂:呼籲緊急對話”這一主題探究世界治理的新秩序,尋找用文明對話解決沖突的新途徑。

本屆論壇的主要議題包括歐洲難民危機、發展問題和全球治理等。

在歐洲的難民危機不斷發酵之際,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間的代表,希望通過對話為危機尋找出路。出席論壇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在談及歐盟面臨的危機時說,“歐盟本身就是一個危機,並且創造他目前面臨的危機”。歐盟理事會前任秘書長瓦爾特·史威默則認為,雖然目前歐盟面臨著包括英國退歐在內的大量問題,但這並不是歐盟第一次面臨危機,每次危機都會讓歐盟變得更加強大。

羅德文明對話論壇創辦人及主席、原“俄羅斯鐵路”股份公司總裁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亞庫寧談到發展問題時,認為要轉變發展方式,不能只盯住GDP,“我們要從增長轉變為發展,GDP甚至不能表示增長,它只能從金錢的角度描述產品和服務的銷售。”

亞庫寧建議以俄羅斯力推的“跨歐亞發展帶”對接中國的“一帶一路”,通過鐵路及基礎設施建設,連接不同文明,減少地區沖突,縮小貧富差距。亞庫寧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說:“如果世界上所有國家都能加入一個統一的發展帶,這將減少戰爭的危險,包括經濟戰爭。經濟戰爭帶來的結果只能是一損俱損,而合作帶來的則是一榮俱榮。創建發展帶是減少沖突,將對抗轉為和平的真正手段。”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也在論壇期間主辦了主題為“中國和全球治理:新思想和新角色”的中國圓桌會議。來自貴陽孔學堂文化傳播中心黨委書記徐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李永輝、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的趙明昊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的車琳博士、莫斯科斯科爾科沃管理學院新興市場研究所中國研究主管Oleg Remyga參加會議,並從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角度作了報告。

中國代表團認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應該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今年9月在中國杭州舉辦的G20峰會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突破,“一帶一路”戰略將成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全球經濟發展、構建新的全球貿易秩序、推動文明對話和文化交流的新手段。亞庫寧也肯定了中國在推動構建全球新秩序方面的努力,認為中國悠久的歷史和古老的文化是與其他文明合作的良好基礎。

羅德論壇肇始於2003年,每年秋季在希臘羅德島召開,由世界公共論壇文明對話(總部位於維也納)組織。從2016年開始,羅德論壇將由文明對話研究所(總部位於柏林)負責組織。羅德論壇每年吸引來自70個國家300到600名政界和學界人士參與論壇,致力於以非官方的機制推動文化交流,解決全球問題,已發展成為有國際影響的民間對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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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嚴網絡直播新規明起實施:主播不能“任性” 彈幕要文明

據中新社報道,國家網信辦11月4日發布了《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規定》12月1日起實施,對直播平臺、主播、觀看者都做了要求。有分析指出,以後直播不能太“任性”,更不得色情“碰瓷”。

2016年,網絡直播爆炸式發展,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數據,截至今年6月底,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3.2億。這種情況下,網絡直播亂象層出不窮,吞燈泡、喝辣椒油、直播造娃娃……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直播關註不到的。

國家網信辦有關負責人表示,部分直播平臺傳播色情、暴力、謠言、詐騙等信息,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特別是給青少年身心健康帶來不良影響。針對網絡直播亂象頻發的現狀,《規定》對網絡直播平臺、主播和觀看者都做了要求,其中,網絡主播實行“實名制+黑名單”制度,對納入黑名單的主播禁止重新註冊賬號,這被稱為最嚴新規。

《規定》提出,不得利用直播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穩定、擾亂社會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權益、傳播淫穢色情等法律法規禁止的活動,不得利用互聯網直播服務制作、複制、發布、傳播法律法規禁止的信息內容。網絡直播平臺應記錄互聯網直播服務使用者發布內容和日誌信息,保存六十日。

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副部長王四新表示,這相當於在網絡直播快速發展的階段註入了法律法規的基本框架,意義重大。“實名制和黑名單制度更是對主播有警示和引導作用,一些主播想靠色情‘碰瓷’時,就會有一定的顧忌。”王四新指出,“對網絡直播平臺而言,《規定》的實施對一些規模小的直播平臺影響較大,洗牌將至,直播用戶也將向大平臺轉移,強者恒強。”

除了直播平臺和主播,《規定》對直播觀看者也做了要求,用戶在參與直播互動時,應當遵守法律法規,文明互動,理性表達。《規定》指出,直播平臺應當加強對評論、彈幕等直播互動環節的實時管理,配備相應管理人員。王四新對此說道,這賦予了直播平臺刪除低俗評論的權利,相信《規定》實施後,直播中低俗評論數量會減少,但是完全杜絕比較難。

受此次《規定》影響,未來網絡直播行業將何去何從呢?搜狐董事局主席兼搜狐視頻CEO張朝陽在近日舉行的第三屆搜狐視頻出品人大會上表示,未來的直播將從“顏值直播”模式走向價值直播。

王四新說,新聞類直播,一些具有新聞性質的事件現場直播受《規定》影響較大,會越來越嚴格,先審後播的規定設置了一些門檻,但也是為了平穩直播;不過娛樂、情感類直播將繼續瘋狂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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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民航旅客不文明行為記錄公布 首現外籍乘客

中國航空運輸協會發布了第五批民航旅客不文明行為記錄,17名旅客上榜,為該名單發布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批。記錄中首次出現外籍旅客,包括該外籍旅客在內的15名旅客被依法行政拘留,根據《民航旅客不文明行為記錄管理辦法(試行)》,他們的不文明行為記錄期限也均為兩年。

據了解,6月26日,外籍旅客拉某在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購物時,拖拽商店員工,打砸商店設施,後前往E20登機口追逐、撕扯、辱罵機場員工和旅客,並破壞登機口相關設施,嚴重擾亂航空運輸秩序。拉某後被行政拘留15日。

《民航旅客不文明行為記錄管理辦法》(試行)自2016年2月1日起開始實施以來,目前已經發布了五批民航旅客不文明行為記錄,共有59人因其不文明行為被記錄。

據了解,民航旅客不文明行為是指因擾亂航空運輸秩序且已危及航空安全,造成嚴重不良社會影響,或依據相關法律、法規、民航規章應予以處罰的行為。主要分為十類,即堵塞、強占、沖擊值機櫃臺、安檢通道及登機口(通道)的;違反規定進入機坪、跑道和滑行道的;強行登(占)、攔截航空器的;對民航工作人員實施人身攻擊或威脅實施此類攻擊的;強行沖擊駕駛艙、擅自打開應急艙門的;故意損壞機場、航空器內設施設備的;違反客艙安全規定,拒不執行機組人員指令的;在機場、航空器內打架鬥毆、尋釁滋事的;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的;妨礙民航工作人員履行職責或者煽動旅客妨礙民航工作人員履行職責的,以及其它擾亂航空運輸秩序、造成嚴重不良社會影響或依據相關法律、法規、民航規章應予以處罰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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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將“一帶一路”建成和平、繁榮、開放、創新和文明之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14日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並發表主旨演講。習近平說,4年來,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等重要決議也納入“一帶一路”建設內容。“一帶一路”建設逐漸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願景轉變為現實,建設成果豐碩。

習近平說,古絲綢之路綿亙萬里,延續千年,積澱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這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古絲綢之路見證了陸上“使者相望於道,商旅不絕於途”的盛況,也見證了海上“舶交海中,不知其數”的繁華。在這條大動脈上,資金、技術、人員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商品、資源、成果等實現共享。阿拉木圖、撒馬爾罕、長安等重鎮和蘇爾港、廣州等良港興旺發達,羅馬、安息、貴霜等古國欣欣向榮,中國漢唐迎來盛世。古絲綢之路創造了地區大發展大繁榮。

習近平說,“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另起爐竈、推倒重來,而是實現戰略對接、優勢互補。我們同有關國家協調政策,包括俄羅斯提出的歐亞經濟聯盟、東盟提出的互聯互通總體規劃、哈薩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間走廊”、蒙古提出的“發展之路”、越南提出的“兩廊一圈”、英國提出的“英格蘭北方經濟中心”、波蘭提出的“琥珀之路”等。中國同老撾、柬埔寨、緬甸、匈牙利等國的規劃對接工作也全面展開。中國同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合作協議,同30多個國家開展機制化產能合作。本次論壇期間,我們還將簽署一批對接合作協議和行動計劃,同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發出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合作倡議。各方通過政策對接,實現了“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習近平對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以下五點意見:第一,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和平之路。古絲綢之路,和時興,戰時衰。“一帶一路”建設離不開和平安寧的環境。我們要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夥伴關系。各國應該尊重彼此主權、尊嚴、領土完整,尊重彼此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古絲綢之路沿線地區曾經是“流淌著牛奶與蜂蜜的地方”,如今很多地方卻成了沖突動蕩和危機挑戰的代名詞。這種狀況不能再持續下去。我們要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營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著力化解熱點,堅持政治解決;要著力斡旋調解,堅持公道正義;要著力推進反恐,標本兼治,消除貧困落後和社會不公。

第二,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繁榮之路。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聚焦發展這個根本性問題,釋放各國發展潛力,實現經濟大融合、發展大聯動、成果大共享。

產業是經濟之本。我們要深入開展產業合作,推動各國產業發展規劃相互兼容、相互促進,抓好大項目建設,加強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抓住新工業革命的發展新機遇,培育新業態,保持經濟增長活力。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血脈通,增長才有力。我們要建立穩定、可持續、風險可控的金融保障體系,創新投資和融資模式,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建設多元化融資體系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務網絡。

設施聯通是合作發展的基礎。我們要著力推動陸上、海上、天上、網上四位一體的聯通,聚焦關鍵通道、關鍵城市、關鍵項目,聯結陸上公路、鐵路道路網絡和海上港口網絡。我們已經確立“一帶一路”建設六大經濟走廊框架,要紮紮實實向前推進。要抓住新一輪能源結構調整和能源技術變革趨勢,建設全球能源互聯網,實現綠色低碳發展。要完善跨區域物流網建設。我們也要促進政策、規則、標準三位一體的聯通,為互聯互通提供機制保障。

第三,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開放之路。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後。對一個國家而言,開放如同破繭成蝶,雖會經歷一時陣痛,但將換來新生。“一帶一路”建設要以開放為導向,解決經濟增長和平衡問題。

我們要打造開放型合作平臺,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共同創造有利於開放發展的環境,推動構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國際經貿投資規則體系,促進生產要素有序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我們歡迎各國結合自身國情,積極發展開放型經濟,參與全球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攜手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

貿易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我們要有“向外看”的胸懷,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自由貿易區建設,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當然,我們也要著力解決發展失衡、治理困境、數字鴻溝、分配差距等問題,建設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

第四,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創新之路。創新是推動發展的重要力量。“一帶一路”建設本身就是一個創舉,搞好“一帶一路”建設也要向創新要動力。

我們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強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量子計算機等前沿領域合作,推動大數據、雲計算、智慧城市建設,連接成21世紀的數字絲綢之路。我們要促進科技同產業、科技同金融深度融合,優化創新環境,集聚創新資源。我們要為互聯網時代的各國青年打造創業空間、創業工廠,成就未來一代的青春夢想。

我們要踐行綠色發展的新理念,倡導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生產生活方式,加強生態環保合作,建設生態文明,共同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第五,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一帶一路”建設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推動各國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我們要建立多層次人文合作機制,搭建更多合作平臺,開辟更多合作渠道。要推動教育合作,擴大互派留學生規模,提升合作辦學水平。要發揮智庫作用,建設好智庫聯盟和合作網絡。在文化、體育、衛生領域,要創新合作模式,推動務實項目。要用好歷史文化遺產,聯合打造具有絲綢之路特色的旅遊產品和遺產保護。我們要加強各國議會、政黨、民間組織往來,密切婦女、青年、殘疾人等群體交流,促進包容發展。我們也要加強國際反腐合作,讓“一帶一路”成為廉潔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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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議中華文明的源頭 xuyk的博客

來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0b154e0102wq7v.html

本博按:今天收到一位老股民剛寫的《簡議中華文明的源頭》。此文觀點比較新穎,遂刊於此,以饗讀者。

簡議中華文明的源頭 
憂悠之間/文 

    中華文明五千年的說法,近幾十年由於大量考古發現得到了很強的支撐。最主要的是近十多年對江南史上的良渚文化眾多遺址的考古發掘有重大發現。
    人類1萬多年前開始進入新石器時代,最早是發生在西亞。中國是在1萬年前由華南先進入的。至8000年前左右,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都出現了農耕文化的萌芽,這是新石器時代的早期向中期演化的標誌。長江流域的湖南彭頭山遺址始於8200年前,黃河流域的河南裴李崗遺址始於7800年前,這是兩大流域進入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源頭。前者考古發現稻的遺跡,後者發現粟的遺跡。
    至7000年前,黃河流域的河南以西廣大地區產生了仰韶文化,延續了二千年直到5000年前止。這是新石器時代的中期階段,社會開始並且完成了母氏社會向父氏社會的轉變。黃河下遊的山東則產生了青蓮崗文化及其後繼者大汶口文化。同期長江流域下遊在錢塘江-杭州灣的南北,有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及其後繼者崧澤文化並存,盡管範圍小多了,但發展水平並不落後於黃河流域。
    到了5000年前之後,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由龍山文化繼承取代,而此時江南的河姆渡文化和崧澤文化由良渚文化繼承取代,新石器時代進入了晩期階段。
    良渚文化確切年代是5300年前至4200年前,共延續一千一百年。龍山文化是4900年前至4000年前,共延續九百年。這個時期,良渚文化的發展水平已明顯高於龍山文化。這非常關鍵,因為歷史已處於由史前文明即“文化”跨入“文明”的門檻前了。
    六年前,在良渚文化中心區域即杭州余杭,發現了4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城遺址,面積竟然達到了近3平方公里(290多萬平方米)。這個發現實在非同小可,非常震撼,不僅中華文明五千年有了著落,而且文明史的源頭要作重大補充修改,即長江流域是中華文明至關重要的一個源頭所在。
    現在回過頭來梳理歷史脈絡。
    文獻記載夏朝始於公元前2070年,即始於不到4100年前。龍山文化的後繼者二里頭文化一般公認是夏朝的文化。而良渚文化年代下限是4200年前,所以良渚古城不可能是夏朝的,而是早於夏朝的文明。它是什麽文明呢?它應該就是先秦史上文獻常提到的夏之前的虞,或說虞朝。
    新石器時期,江南太湖以南、以東、以北平原以及杭州灣南岸沿岸平原的成陸過程出現反複,即成陸後又被海侵,這時先民就得向西遷徙。5000年前,以寧波余姚為中心的河姆渡文化消失了,被杭州灣北岸的良渚文化取代,很可能就是發生海侵的結果。而杭州灣北岸原來的馬家浜文化及崧澤文化的中心在嘉興及上海青浦一帶,而崧澤文化後繼者良渚文化的中心卻西移至杭州一帶,似乎印證了當時長江三角洲那里確實發生過海侵。
    到了4200年前,良渚文化也消亡了,此後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及後繼者二里頭文化卻大放光芒。而這個變故,正對應虞朝消亡,夏朝興起的過程。一個推測是,良渚人向西北遷徙進入中原地區,但被龍山人打敗。然而先進的良渚文化卻融入了中原,並且隨龍山文化流傳到二里頭文化,孕育了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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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札記170724戰爭史(一) 文明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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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札記170724
戰爭史(一) 文明戰爭
掌門執筆

《戰爭史A History of Warfare》(1993) John Keegan
本書是論述戰爭的名著; 作為歷史學,它不是軍事史,而是文化史.

曾幾何時,普魯士戰略學家 克勞塞維茨(1781-1831) 著名金句:「戰爭是政治(或 外交)的延伸。」 一錘定音,成為現代 戰略學的前設與教條.***** 其實《戰爭論》的德文原文是這樣說的:「戰爭是 “政治交往”, 通過 “各種手段的混合”的延伸. 」,其意涵較一般英譯複雜微妙.
本書反對「克氏定論」, 先從歷史學角度指出其 謬誤和危險; 進而分析克氏思想的時代背境,討論其意義和影響; 最後,按照作者的哲學思維, 審視整部人類戰爭史,以探究戰爭行為的本質.

〈克勞塞維茨的戰爭哲學〉
「克氏定論」具有一個未言明的 前提:此即 存在著 “國家”與 “國家的利益”, 政治家為了實現國家的利益,遂進行理性的謀劃.***** 而「戰爭」就是不同國家的政治謀劃無法妥協的時候, 最終訴諸的暴力形式.***

作者指出,克氏的戰爭觀念與人類久遠的歷史相抵觸. 事實上,戰爭比 國家、外交和謀略的出現早上幾千年, 戰爭幾乎和人類同樣古老. 人類在未有「政治」之前,已有了「戰爭」, 所以 戰爭不會是政治的延伸.*** 作者不失幽默地指稱,對某些好戰的部落文化來說, 搞不好 “政治才是戰爭的延伸”. 
然而「克氏定論」雖為謬誤,卻未可等閒視之. 道理就像 洛克的「社會契約論」前設:「國家的形成出於人民合作的意願.」一樣, 雖與歷史事實不符,卻開拓出「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成為現代政治組建的基礎理論. 故此,「克氏定論」也可看作是現代政治思潮在軍事層面的延伸.***

克氏思想的要害是指出「戰爭」應該服從於「政治利益」, 而 “無限制的戰爭行為” (例如大規模屠殺,甚或種族清洗.) 明顯不符合,甚至違反了交戰各方的政治利益, 因而應當加以遏止,或者起碼要規範化.*****

克氏及其後繼者按照上述思路,形構出現代
〈文明戰爭〉的諸多觀念和實踐.
根據啓蒙時代「理性主義」思潮, 人類深蒙神恩,根植理性,社會命定日趨文明,完善有序.「戰爭」遂被視為一種失序現象,是現階段無法避免的古遠社會的 “野蠻遺痕”. 既然無法免除,不如使之合法化.***(就像娼妓一樣?) 故此,政治家的任務就是建立規範和制度,達致減緩戰爭破壞力的目的.

「文明戰爭」的社會規範由相互對立的兩類人所確立:「和平主義者」和「攜帶武器的人」; 即禁止任何暴力行為的「平民」和 授權進行暴力行為的「專業人員 (軍人和執法者.)」.***** 平民(除消極自衛外)被剝奪所有進行暴力行為的 “權利” (歷史上主要形式為 復仇和武製自助.), 內部治安和國境防衛的責任委諸專業人員.
由於「和平主義者」們“手無寸鐵”,作為救濟, 就有必要為「攜帶武器的人」制訂極其嚴格的行為守則以防濫用.*** 反之,平民亦必須做到全面禁止持有武器,以免軍警遭到攻擊和暗算. 在於國家內部,這種做法可以透過立法和強制執行來達成, 其結果為國家壟斷一切暴力,社會呈現極度和平化.***

但在國家之間,由於欠缺強制執行機構, 無法防範或制止戰爭的發生. 經過十七世紀極其慘烈的「三十年戰爭」,西歐建立了由 多邊條約所保證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其作用為透過外交活動以抑止戰爭. 拿破崙一度毀壞了體系,「維也納會議」將之重建, 並達成了歐洲史上罕見的長時段和平. 該體系即為當今國際體系的原型.
維也納會議主張, 在 尊重絕對主權,程序外交,條約法律約束力等 國際法框架之內, 容許 “最大化伸張國家利益” .**** 該原則藉著犧牲弱國或少數族群的利益, 達致列強間的勢力平衡,以維持歐洲大面積和平.

克氏等軍事學家將維也納會議精神加以闡發, 力主「戰爭專業化」,使之與燒殺虜掠等 “強盜行為”清楚區分. (在於當時,弱國或少數族群的軍隊,如鼎鼎有名的 “哥薩克騎兵”, 其行逕劣於盜賊,極為克氏等強國正規軍人所不齒.) 專業化的前提是極嚴明的軍隊法紀, 下屬對上級的絕對服從.***
另外,針對各類型軍事活動, 制訂「全面性規範守則」, 設想戰爭依照嚴格確定的形式進行.*** (有如體育競技.) 包括 封鎖,陣地戰,散兵戰,突襲,偵察,巡邏和放哨等等, 每一項都有明確的規矩. 許多規範內容後來以「日內瓦協議」國際法形式敲定,成為現代戰爭的道德守則.***
文明戰爭還有一項有趣之處,就是假定「戰爭有始也有終」. 因此,「宣戰」和「投降」儀式均顯得極其隆重. 這樣做是為了將戰爭作為“失序時期”的 跨時度鎖定,有利於社會心理適應; 也暗示著戰爭不是常態,很快會結束,以緩和痛苦和絕望的情緒.

誰料克氏設想的這種完全服務於政治, 有秩序,知節制,能終結的理想型 “真正的戰爭”, 最終竟演化為兩場 “真正慘烈的戰爭”. 究其原由,克氏思想實難辭其咎.
〈現代士兵〉
維也納會議之後一百年, “一戰”開打, 1914年七月全歐約有四百萬軍人;八月參戰各國同時下達「總動員令」, 人數瞬間飆升至二千萬. 當時全歐適齡合格男子身上都懷著一張士兵証, 上面寫著如遇總動員,應到何處報到. 徵集處則早已預備好製服武器,和前赴戰場的交通工具…..
“壕溝戰”之慘烈空前絕後, 單「索姆河會戰」,英軍在數天內戰死五十餘萬人, 牛津劍橋學生停學參戰,三人去,一人不歸. 國家元氣重喪,史家論為大英帝國衰亡的起始點.

作者認為,這種前所未見的,無限制集體死亡狀況, 是由兩組現代軍事心理因素所造成:A軍隊作為 “國家利益” 的捍衛者,有 “義務”作出重大犧牲, 因而是 “可消耗的expandable”; B士兵被教育和集體訓練成去人性化的 “戰爭機器”, 能夠堅決執行戰鬥指令. 前者可明顯看到 克氏哲學的直接影響; 後者則源出於 普魯士陸軍精神, 是“現代士兵” 的特徵.***

現代士兵本質上不同於古代部落戰士,也不同於中世紀封建武士. 雖然同是攜帶武器的人,「戰士」是全體成年男子, 作戰是生活和習俗; 「武士」是少數菁英, 作戰是權利和榮譽; 「士兵」則是一般平民, 作戰是一種義務.*****
現代士兵的前身是封建時代的「步卒」, 經荷蘭兵法家 莫理士親王發明的「步操訓練法」重新塑造, 由瑞典天才將領 古斯塔夫國王首次帶上戰場, 最後在普魯士陸軍中定型. (請參閱《說史140707邪惡的步操》.)

「現代士兵」是捍衛“國家利益” 的工具,被陶鑄成堅決按照上級指令, 必要時甘願犧牲性命的行動者. 如果說「戰士」是自由人; 「武士」是貴族; 那麼「士兵」就是半奴隸.***
正是(邪惡的)「文明戰爭」製作了現代士兵, 並使軍隊成為國際政治的執行工具和籌碼.*** 這就是當今世上 “最文明,最強大的國家” 在和平時期卻保持一支威懾全球(包括盟友在內) 的軍隊的 “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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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札記170731戰爭史(二) 不文明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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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札記170731
戰爭史(二) 不文明的戰爭
掌門執筆

〈不文明的戰爭〉
克勞塞維茨論定「戰爭是政治的延伸。」一錘定音,把戰爭的 控制權和責任交到政治家手上,而把 軍人的角色工具化.**** 將帥是 戰略和戰術家,制訂路綫圖並負責執行; 而士兵僅僅是 “可消耗的” 作戰資源,武器的一種類型.***
這種 “現代戰爭” 的職責分工極其危險,***** 軍事外行的國家領導人掌管高殺傷力現代戰爭機器的 “起動掣”,卻未能充份了解啟動的後果. 一旦發動了戰爭,機器進入狀態,政治家當即失去掌控, 而將帥則只知 “取勝”是唯一的 “設定目標”,士兵(牽連大量平民)遂被無節制地 “耗費”.

《戰爭論》最為後世引用的段落如是說:「戰爭是迫使敵人服從我方意誌的暴力行為.」,目標是 “徹底勝利”,*** 即迫使敵人投降.(很多時候要 “無條件投降”.) 這界定了將帥的職責,就是在國際法框架之內(體現為日內瓦公約.), 不惜代價,貫徹求勝.
然而 “投降” 就和 “開戰” 一樣是政治行為, 屬於政治家而非軍事家的職權範圍.***(將帥有權決定戰役的投降,但無權決定戰爭的投降.) 於是,軍事家全權負責 “開戰”和“終戰” 之間的一切場地事務, 專註於以一種 純粹理性,專業無情的心態進行戰事. 如此,戰爭的流程沒法調節, 一味不可逆地激烈化,達致最終分出勝負.*** 「戰爭手段化」就是 “現代戰爭”和 “非現代戰爭” 的本質差異. 現代之前,戰爭尚且帶著濃厚的習俗色彩,尚且人性化.

更有甚者,自從 拿破崙發明了徵兵制和 “全面戰爭”, 戰爭不再僅只貴族或職業軍人的賭命遊戲, 而是傾全國之力進行的豪舉,不是全贏,即為全輸. 其結果是從「理性主義」出發,追求有秩序「文明戰爭」的做法, 卻達致了絕不理性,無限制的戰爭. 兩次世界大戰 和冷戰 “核軍備競賽” (幸運地未釀成滅絕災難.) 俱為昭昭例証, 現代戰爭和古代戰爭其實同樣地 “不文明”.

作者論証了戰爭深沈的 “不理性本質”, 再回頭審視整部人類戰爭史,以探究此種古遠行為的意義, 最後以人類學手法導出
〈結論〉.
「文化是決定戰爭的首要因素. 」***** (看起來很 “反克努塞維茨”. )

作者將戰爭行為分成三個階段或類型:
A部族戰爭
前農牧時代,為了守護或搶奪採獵地盤而進行的部族間的戰爭. 也包括了非經濟性的, 以 “突襲” 或“群戰” 形式呈現的心理宣洩型集體暴力行為, 如獵頭,殺俘獻祭等風俗.
戰鬥責任由全體成年男性承擔, “成年禮”定義為 授權攜帶武器,成為「戰士」. 部族可能有戰鬥組織,但沒有專業戰鬥階層. 戰爭是種習俗 (可以是儀式化的,也可以很殘酷.),是種生活態度,與生態環境相適應.**** 文化上體現為 部族歧視(ie卑賤或妖魔化.) 和「血親復仇」.*** 對外族的仇視心態反過來促進和保証部族內的團結與和平.

B前現代戰爭
進入農牧時代,為了守護或爭奪水源耕地; 刼掠農產品和財富; 最後是為了 索貢和征服而進行的戰爭. 這種戰爭形式最終催生了帝國.***
農牧社會,尤其是定居的農耕社會, 內部階級分化,產生專業的戰鬥階層,即是「武士」或「貴族」. 戰爭專業化驅動了 武器,戰技(如方陣),戰略(如防禦性土木工程和 攻城策略)與及 軍事組織的演化. 在最極端的情況下,甚至轉換了社會結構.****
最顯著的例子包括: a重裝步兵方陣戰法使 古希臘奴隸主們(ie武士) 成為「公民」(階級), 構築了 “雅典式「民主」”(社會結構).
b青銅時代極其昂貴的戰車裝備使 (赫梯人和 春秋中國的)「戰車手」成為地主貴族, 構築了古代 “封建主義”.
c中世紀西歐的重裝騎兵戰法同樣地構築了更精緻的封建社會.

進入工業時代,社會組織高度精密化, 戰爭同步演化,成為
C〈現代戰爭〉.
現代戰爭一般發生於民族國家之間, 特徵是謀劃嚴密 (常設參謀部,強調後勤等.),全民參與.*** 職業軍人佔人口比例較低, 遇有重大戰事,徵召成年男子入伍. (至於何謂成年,可依據戰情需要任意界定. ) 戰爭取決於政治情勢;形式受到國際法約束,如首段所述.

現代戰爭追求 “決戰”,以定勝負的風格,出於政治需要, 卻起源於 前現代戰爭列陣對峙,正面交鋒的習慣戰法. 在於歐洲,這派作法可追溯至 古希臘的「重裝步兵方陣」, 後來傳入羅馬軍團,再輾轉傳至 日耳曼蠻族入侵者. 日耳曼人建立了 法蘭克和神聖羅馬帝國,改步兵為「重裝騎兵」, 整個社會順應戰爭技術沿革,重塑為「封建主義」. (這可視為 “政治是戰爭的延伸” 的例子.)

重裝騎兵戰法迥異於遊牧民族的「輕裝騎兵」. 輕騎兵使用弓箭,遠距離作戰, 不勝則走,態度務實; 重騎兵使用槍矛劍斧,衝鋒陣,近身殺敵, 重視榮譽,不勝則死. 前者適應遊牧生活,勝者攫取牧地,敗者遠遁; 後者植基農業生態,爭奪水源耕地, 勝者全取,敗者…..滅族.*** 重製騎兵實質上只是利用了馬匹衝刺力量的重裝步兵, 甚至連衝鋒的時候也結成方陣. 其職能主要仍是守地,而非遠征.

及至近世,兵器數番變化, 強弓勁弩削弱了重騎兵的地位,槍炮則徹底將之葬送. 名叫「陸軍士兵」的現代步兵復興,炮兵成為尖端兵種, (克氏正好誕生於此時刻.) 但並未改易列陣對峙,正面交鋒的習慣戰法.
遲至一戰的 機槍壕溝陣地戰,交戰雙方仍因拒絕放棄舊習, 堅持正面衝鋒,造成超量傷亡. 到了二戰,戰爭立體化,舊文化消退, 雖則武器威力更大,戰綫更寬廣,但軍人傷亡總數反而不及一戰.

比較三種 “攜帶武器的人” : 部落「戰士」是全體成年男子, 作戰是習俗,生活的一種形式;「武士」是社會的少數菁英貴族, 作戰是為了身份地位(ie榮譽),是一種權利; 現代「士兵」則是一般平民, 被徵召入伍,作戰是一種義務.*****

比較三種戰爭:部落戰爭最有自動調節能力,人類學家甚至視之為某種生態平衡過程. 傷亡可以控制,一般不會導致集體滅絕, 有時更流於儀式化,殺傷甚稀. 前現代戰爭已然高度專業化,破壞力大增, 但戰鬥原則上限於貴族,平民作為 “可爭奪資源” 而受到保存.
現代戰爭是政治手段,全民投入,舉國若狂, 因而最不理性,最不文明, 所以應該施加最大的國際關註和控制.

《戰爭史A History of Warfare》(1993) John Ke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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