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劍指酷派，意在奇酷？

9月8日，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引爆了整個科技圈：按照與合資公司相關的股東協議，奇虎360宣布其日前已書面通知酷派公司，要求酷派按照股東協議內容，購買360在雙方共同成立的合資公司中所持有的全部49.5%的股權，總價約14.85億美元。360稱，此舉是希望酷派立即停止違反合資協議的行為，停止其與競爭對手合作後對合資公司奇酷科技帶來的持續性傷害。

在這場充滿理想、陰謀、三角戀的博弈中，東莞愛情故事變成了狗血倫理劇。被捅一刀的周教主曾經試圖委屈求全，但終如他所之前說的“誰在我背後捅刀子試圖screw我，我的原則是一定fuck回去”一般，兇猛的將腳踩兩條船的酷派逼到了墻角。

周鴻祎的複仇

關於360此次突然向酷派發難起因，想必大多數人都已經了解了：去年的12月，360向酷派註資約28億，成立了合資公司酷派電商，360持股49.5%，酷派持股50.5%。而在半年後，樂視突然宣布21.8億入股酷派，持股18%，成為公司第二大股東。樂視花了更少的錢，卻成了奇酷控股公司的第二大股東，並且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接近。而作為母公司股東，樂視可以掌握奇酷這個競爭對手的全部動態。這對於與一直懷揣著手機理想的周鴻祎來說，無異於是一次赤裸裸的挑釁，所以他憤怒的在朋友圈將此次事件怒斥為捅刀子。

周鴻祎雖然是一位具有爭議的互聯網大佬，但這次“酷派出軌”事件中，很網友的立場卻非常一致，認為是酷派不夠地道，違背了商業道德。在之後的兩個多月，眾人坐等一直以戰鬥著稱的周鴻祎進行反擊。然而讓人不解的是，周鴻祎在短時間的憤怒後，竟然一切又歸於平靜，仿佛周鴻祎已經咽下了這口氣。而如今，在沈寂兩個多月後，周鴻祎的怒火終於爆發。一場撕逼大戰終於正式開幕。

360曾公開表示，希望酷派立即停止損害合作的行為，重新回到共同打造一流的奇酷手機的道路上；這個行權通知主要是解決股東之間的商業分歧，奇酷團隊的正常運作不受到影響。但這對酷派來說，卻是一場嚴重甚至有些殘酷的考驗：以9月7日酷派集團宣布暫停股市交易，而從當天的收盤價看，目前酷派市值不到10億美金。而在今天也就是9月8號複牌之後，酷派的股價更是暴跌17%，最高跌幅高達19%。看來，14.85億美金的巨額賠償給酷派帶來的影響堪稱一場災難。

酷派的敗筆

在這場東莞愛情故事里，酷派作為一家傳統老牌手機廠商，說實話在收到互聯網公司的沖擊之下，已經算是人老珠黃，明日黃花，一時間報上360本就已經算是撿了便宜。誰讓周鴻祎對手機理想如此執著呢？但酷派卻將這段美好的姻緣毀於自己的貪婪，如果將酷派人格化，那麽它真的將一個出軌的負心人演繹的淋漓盡致。而本以為腳踩兩條船能夠從中獲得更大好處的酷派，在已經與樂視合作鐵板釘釘的節骨眼上，卻被周鴻祎被殺了一記回馬槍。俗話說人生如戲，全靠演技，而在這場大戲中，酷派的演技著實浮誇，兩個致命的錯誤將其推向了深淵。

一、契約精神的違背

在已經牽手360後，今年6月29日，卻爆出樂視曾出資21.8億元購買酷派董事長郭德英18.5%的股份，成為酷派第二大股東。一時間，各種解讀出來。有些認為360背後中槍；有些認為酷派引入樂視資本是想制衡360；酷派會造成360和樂視的互博；360、樂視、酷派三方可能會共同合作等等。到底會怎樣呢？而酷派的當家人郭德英給了答案：酷派要變革，要引入戰略資本，要合作。但這個理由讓人卻產生了懷疑，在酷派公司山河日下的情況下，引入資本運作高手樂視的行為，看起來更像是一次套現的行為。

而奇虎360方面稱，根據協議內容，奇酷手機負責互聯網手機生產，酷派生產零售渠道和運營商手機，雙方互不越界。但酷派借助同樣制作互聯網手機的樂視入股繞開了協議，並使直接競爭對手獲得了酷派的IP和研發能力。

據媒體查閱，酷派、奇酷及360於1月9日訂立的股東協議中，包含有“退出認購期權”以及“不競爭認沽及認購期權”兩項條款。而這兩項條款使得情況可能發生逆轉。

其一，“奇酷公司的退出認購協議”規定，五年內必須在一家國際認可的證券交易所進行普通股的公開發行，如果不能，若在之後6個月的討論期內也無法達成退出協議，則酷派和360都可以根據對方提出的收購價格出售自己在奇酷公司的股權，雙方可以在認購價格的基礎上往上競價，直至一方接受退出認購期權為止。

其二，基於“不競爭條款下的約束”規定，酷派不得在受限制或者類似與之競爭的業務中獲得盈利，不得與任何競爭對手進行就股本證券的任何協議、合資及安排，如果競爭對手在公開市場上購買酷派或360的股權，則雙方將共同協商並采取行動，盡量避免公司的控制權發生變動。

其中第二條，對於引樂視入股的酷派來說，已經違背了當初的“誓言”。而對於負心漢這一個本就不受道德認同的行為，輿論出現了一面倒，酷派看似獲得了套現的利益，但卻將主動權交到了周鴻祎手中。

二、危機公關的無力

此次360與奇酷反目，根據360的說法，在酷派腳踏兩條船後，360以及奇酷團隊就此事與酷派已經進行了反複溝通，周鴻祎甚至做了委曲求全的努力，可以接受酷派和樂視在一起的現實，但前提是酷派支持好奇酷做手機，在知識產權、供應鏈、人員方面要有股東該有的支持；但談了幾個月，酷派方的支持一直無法到位，隨著樂視進入酷派董事會，酷派與樂視甚至越來越把奇酷當競爭對手而非合資公司看待；因此，在協商無果之後，360要求酷派購買360所持合資公司股權，總價應為14.85億美元。

而酷派對於此次危機公關的水平著實不敢讓人恭維。有評論指出，看了酷派蔣超8日晚上含淚所寫的回應，多數人覺得如果真這麽回事的話，酷派還是挺可憐的。可是賭咒發誓這種東西頻繁發出，間接的等於也暴露了自己的不安。而早在樂視宣布入股酷派後，蔣超曾出口爆粗，雖然事後迅速刪除，但也被網友截圖留了證據，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之後的微博中，蔣超卻對周鴻祎不吝贊美之詞，甚至將其標榜為自己這一帶的精神領袖。而在此次360巨額索要分手費後，蔣總作為一家上市公司的副總，竟然在微博又開始頻繁爆粗，甚至出現威脅的詞匯，著實讓眾多網友大跌眼鏡。其中一句“不會畏懼擊敗邪惡的任何力量”更是被質疑公關水平低級。

另外酷派官方的回應也並沒有實質性的內容，文字空洞無力，甚至唯一一條能夠拿得出手的說辭就是，酷派稱小股東沒有權利擅自發出內部信。而360百分之49.5的占股竟然被定義為小股東，更是讓人覺著有些匪夷所思。所以導致了評論中是對酷派的一邊倒的指責和批評之聲，不但沒有將違反商業道德形象危機解除，更擴大了負面影響，被嘲笑為小說生作文水準。

也許是因為從傳統產業過來的，還沒辦法適應撕逼如喝水的互聯網氛圍，被欺負狠了之後激憤難當之下口不擇言了？酷派副董事長以“不得好死”的詛咒，宣誓，未必能獲得輿論的支持，甚至只會給我們一個印象：酷派文化審美都亟需提高。加之之前態度前後不一的微博在廣泛流傳，更是雪上加霜。

總之，在互聯網各種撕逼大戰中，沒有人相信眼淚，賭咒發誓也只會成為笑料，在危急關頭該做的是拿出實質性的證據，有力的扭轉輿論場，而不是以煽情來試圖蒙混過關，畢竟，網友有自己的判斷標準。更何況這一次危機，對於酷派來說，絕對不是一次過家家。稍有不慎，就可能萬劫不複。

奇酷的未來

“誰可以幫我我就對誰好，誰妨礙我做我就幹誰。”周鴻祎在8月26日奇酷發布會上放的這些狠話，似乎能夠暗指今天的結局，而這更反映出周鴻祎做手機的決心。對於此次360向酷派索要巨額分手費一事，也似乎意味著兩家的合作走向了終點。奇酷這個誕生於15年的當紅小生，未來之路會走向何方，值得關註。

手機圈乃至科技圈本就是水深且渾，撕逼嘴炮從來不曾缺少。懷揣手機理想的周鴻祎，與酷派情定東莞之後，迎來的卻是“被捅一刀”的結果，對於字典里就沒有忍氣吞聲性格火爆的周教主來說，能夠隱忍到奇酷收低發布，讓人佩服夠隱忍夠堅持的同時，也曝露出了周鴻祎勢做手機的決心。在入主奇酷樂視橫插一腳之後，也許周鴻祎的隱忍便是開始布局，早期的奇酷附帶品牌大神空前降價的力度，等於掃清了奇酷手機品牌的障礙。如今再到奇酷發布之後向酷派索要巨額違約賠償。看似是要將奇酷的股份讓出，實際的所有人都能看出對於15億美金的高價對於酷派來說，是一個不可能承擔的起的價格。而酷派這次真的是全面陷入被動之中，不管是以兩倍的價格回購，還是以半價賣出，都無異於“割肉刮骨”。

而對於360而言，在奇酷手機上線之後，其已經在這段時間內獲得了人才和研發積累，如果最終逼宮成功，從酷派手中索賠回收15億美金，即便丟掉合資公司股份對業務影響並不大，因為一方面360已申請奇酷品牌，另一方面，360可尋找新的合作方重組手機業務。但酷派即使有一個資本運作高手樂視可以依靠，對於15億美金的價格，依舊是不能承擔之重。酷派雙倍回購360在奇酷中的股份，基本上並無可能，而周鴻祎和360不可能會不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360此次以逼宮的形式要求索賠，其實是劍指酷派在奇酷中的股份。而此次的逼宮很可能只是在回購酷派的股份中增添談判砝碼。因為周鴻祎曾經不止一次表明要做手機的決絕知心，徹底收購奇酷恰好能夠讓周鴻祎最大化的完成他的手機理想。畢竟，新發布的第一版奇酷手機已經有了一個不錯的開頭。

而已經積累了一定手機行業經驗和行業人才的奇虎360，一旦徹底收購奇酷，不但可以擺脫競爭對手樂視的監視，同時會讓整個奇酷公司更加靈活，提高公司的效率。同時，對於競爭日益慘烈的手機市場，一直以“產品為中心論”的周鴻祎除了有著做手機的決心，更明白需要清除自己內部的阻力，然後才能徹底甩開膀子，對其他友商們釋放最大的殺傷力，在手機行業中殺出一條血路。

對於從不妥協的紅衣教主來說，這可能就是他心中奇酷的未來。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歪道道，微信公號：歪思妙想。文章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觀點與立場。

東方匯謀求平臺化轉型 意在對接東方資產4000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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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李靜瑕 2015-09-22 23:48:00

東方匯表示，將向“東方資管的互聯網金融產品超市”轉型，對接東方資管下轄多個產品，計劃將其打造成綜合性的互聯網金融資產交易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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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新加坡部署偵察機意在攪局南海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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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錢克錦 2015-12-11 10:21:00

美國對南海問題的態度變化，在今年尤其明顯。一面加緊與越南菲律賓等國加強合作，公開呼籲各國不要改變南海現狀，特地指責中國修建人工島礁，另一面連續采取直接行動。

中國錢進歐洲 意在物流 人民幣大買希臘港口、鐵路及機場腹地

【人物】變身“網紅” 董明珠意在格力轉型還是玩轉營銷套路？

董明珠正在過一道坎。

這位現年62歲、自稱"心理年齡二十幾歲"的商界鐵娘子，自2012年5月接任格力電器董事長以來，正經歷四年來最大一次信任危機。

不久前公布的格力電器2015年年報業績顯示，這家全球最大的家用空調產銷商，出現了近年來首次營業收入、凈利潤雙雙下降。

而董明珠最近仍在頻繁接受各種拜訪、媒體的采訪，甚至還首次登上了某家地方衛視的綜藝節目，甚至在5月15日舉行的董明珠自媒體的首場公開課上回應道，“有人說格力不行了，我笑了一下。誰活到100歲，才是英雄。”

這個鐵腕強勢、敢說敢做的女強人，在爭議聲中執掌的格力，正在經歷主營業務觸到天花板後帶來的增長下滑。高喊著“讓世界愛上中國造”的董明珠，準備怎麽下多元化這盤棋，是很多人正拭目以待的。

“網紅”企業家

董明珠可以說是當今國內知名度最高的女企業家。她不僅親自在央視上為自家產品代言打廣告，而且說話詞鋒淩厲、個性鮮明，不管去到哪里，總能引發話題和關註。

最出名的，應該是2013年底她與雷軍公開對賭10億元的段子。在央視2013年度經濟人物的頒獎晚會上，董明珠與雷軍分別代表制造業和互聯網企業，各執一詞，爭論兩種模式的高下。性格耿直的董明珠以10億下註，豪賭格力五年內不會被小米超越。

雖然這一場賭局在各種解讀下，被賦予了更多娛樂色彩，但之後，董明珠也被視為替制造業發聲的代言人，越來越有明星的氣場。她代替成龍，自己為格力的產品代言；聯手王健林，一起給格力光伏中央空調打廣告；去年年底，她甚至與京東創始人劉強東一起，以卡通形象，推廣京東格力旗艦店。

今年年初，在全國兩會期間，董明珠自媒體宣布上線。用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的話來說，董明珠成了另一類“網紅”。

的確，董明珠的一舉一動，都備受矚目。對此，董明珠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我是網紅，更多是因為格力成為網紅”。這位“營銷女王”習慣抓住一切機會為格力代言。對此，她說：“我用真性情去表達，敢於說真話。”

這種敢說敢做、倔強強硬的性格，並非因為她小時候承受了什麽家庭壓力，反而與其成人後的經歷有關。眾所周知的是，因為兒子還小的時候先生就過世了，董明珠只身從南京到珠海打工，於1990年加入格力，從一名底層的空調銷售員做起，經過自己的奮鬥，實現了“從士兵到將軍”的蛻變。

本身有故事、有個性、有情懷的董明珠，確實有成為“網紅”的條件。但從本質上講，她是一位“挑戰型”的女企業家。

她說話底氣十足，因為有過去的業績支撐。她與“老領導”朱江洪搭檔，在短短二十年間，把格力發展為全球最大的家用空調企業。2012年5月，她接替朱江洪出任格力電器董事長後，格力電器在2012、2013、2014年連續三年每年營業總收入增長200億元，2014年營業總收入突破1400億元。

董明珠是“實戰派”，從商場實戰中摸索出了一套獨特的營銷方法和銷售渠道模式，這也是格力成功的基石之一。“我們沒找咨詢公司。”董明珠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從淡季打款、年終返利，到由各地龍頭代理商合資成立區域銷售公司，董明珠稱，都是堅持誠信的原則，尊重經銷商的利益，同時直面問題、積極思考解決的方法，從而探索出新的路子。可以說，格力這一套創新的營銷模式，開創了空調業的一個新時代。

自1994年被調回總部任格力經營部長後，不只營銷了得的董明珠便開始狠抓內部管理，連領導帶來的人也敢動。由於完善了營銷制度，創新了“先款後貨”的模式，格力電器1995年的收入翻了七倍，1996年開始成為國內空調業老大，從1997年至今沒有一分錢銀行貸款。

2001年，朱江洪升任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接任格力電器總經理一職。在董明珠的眼中，“對傷害企業利益的行為，就是要堅決挑戰到底”。

同時代的中國家電業女企業家，海爾集團前任總裁楊綿綿、海信集團前任總裁於淑敏，都擅長執行，她們分別與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張瑞敏、海信集團董事長周厚健搭檔。如今，她們都已退休，與之不同的是，董明珠性格里服從的個性更少、挑戰的個性更多，至今仍然活躍在商界舞臺上。她本人也向《第一財經日報》直言稱：“我是挑戰型的。”

這種挑戰精神，從內部管理，延伸到外部合作。即使面對國美創始人黃光裕、蘇寧創始人張近東等厲害的合作夥伴時，董明珠仍然十分強勢。

2004年因國美擅自降價促銷，格力一夜之間從國美撤出，轉向倚重專賣店發展，反而讓當年格力的收入增長了38億元。“堅持誠信，就會得到大家的支持”，是董明珠從中總結的心得。而繼與國美在2014年重修舊好之後，2016年2月，受蘇寧邀請，格力時隔兩年重返蘇寧賣場。對此，董明珠說：“人總是要服從真理。”

當下的挑戰

對董明珠來說，真正的挑戰，在當下。

2015年年報，是格力電器近年來首份營業收入、凈利潤雙雙下跌的成績單，盡管董明珠去年年中已說過放棄2015年再增長200億元的計劃，但這份成績單仍然低於預期。2015年，格力電器營業收入下跌29.04%至977.45億元，凈利潤下跌11.46%至125.32億元。格力電器業績逆勢增長的“抗跌”神話不再延續。

空調業增長的天花板，真的到來了。格力電器、美的集團、青島海爾這三大國內白電上市公司，在2015年首次出現年度收入一起下跌，而且拖累它們收入下滑的一個共同因素，都是空調業務收入下滑。

為應對市場疲軟，從2014年9月底起，格力連續多次挑起空調業的價格戰，董明珠甚至在格力內部的會議上放言要進行“清場行動”。但她的言論炒熱了輿論話題，卻沒有真正刺激到低迷的空調市場。中怡康的數據顯示，2015年國內空調零售額同比下降4.8%，零售量同比下降1.1%。

格力急需在多元化上有更大的作為。因為對比美的、海爾，格力過往的成功在於專業化，專註於把空調業務做強做大，所以在2015年格力電器的收入結構中，空調業務的貢獻占比達85.65%，小家電(生活電器)的占比只有1.56%。而空調收入在美的集團、青島海爾2015年的整體收入中，占比分別為46.6%和18.1%，反而有助於它們分散經營風險。

專業化，固然是格力電器保持高凈利潤率的重要原因。正如董明珠所說，盡管格力電器2015年收入大幅下跌，但是仍然有12%的凈利潤率，盈利能力在家電業內名列前茅。但是，如果單純依靠空調，在空調行業已經告別高速增長的情況下，格力很難實現業績的持續成長。

所以，董明珠去年宣布格力開始“試水”做手機，一時間業界嘩然。格力1代手機去年試銷並不理想，今年格力2代手機最近開始預售，但業內認為，2代手機3300元的定價，上量仍然不容易。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格力又專門在北京舉行了大松IH電飯煲和董明珠自媒體上線的新聞發布會。《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留意到，董明珠自媒體的明珠商城，主要出售的是電飯煲、電風扇、空氣凈化器、手機、除濕機等格力旗下的“新產品”。

格力以往在空調上的成功經驗，能否複制到其他產品上，這是董明珠要面臨的真正考驗。

一位格力專賣店的老板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坦言，自己的生意2015年還是平穩的，真正的困難是今年，而且對格力區域銷售公司向專賣店攤派銷售晶弘冰箱的一些做法不滿。“每月要求經銷商入貨10臺晶弘冰箱，否則每臺罰款2000元，先從返利中扣，扣完再從貨款扣。這樣做，有違商業交易的公平原則。”該專賣店老板說道。

顯然，多元化的產品，同樣需要專業的技術、品牌、渠道與之匹配，否則即使通過已有渠道進行強推，也難以成功。

但其實在董明珠的“棋局”中，多元化的家電產品、手機都只是格力智能家居的棋子之一，她下一步真正“押寶”的是智能制造、數字機床和模具等“重工”領域。

2015年9月，珠海格力智能裝備有限公司獨立運營。去年產出智能裝備2000臺(套)，產值超過5億元。2016年初格力電器宣布準備收購珠海銀隆新能源公司，進軍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車產業。

格力電器在2015年年報中表示，將繼續以空調產業為支柱，大力開拓發展新能源、生活電器、工業制品、模具、手機、自動化設備等新興產業，將格力“從單純的家電制造企業向新能源行業及裝備制造企業進行產業拓寬”，實現多元化穩健發展。

5月15日，在自媒體首場公開課的演講中，董明珠說：“一個家庭在安全、環保的環境下，需要什麽？這是我們正在研發的系列產品。”

“我們已經有數控機床、機器人、檢測和運輸自動化設備等產品。自主創新，我不急於求成，必須掌握核心科技。現在中國最先進的數控機床都是進口的。希望未來三年，中國數控機床不出國門、在格力電器就可以買到，這是我們的夢想之一。”董明珠又一次毫不謙虛地放言。

爭議與反思

國人大都講究“低調”，因為知道“樹大招風”，但董明珠從來都不是一個藏著、掖著的人。她向來“高調”，“眼睛里揉不了沙子”，對競爭對手的一些做法不滿，她在公開場合也會毫不留情地“開火”。

去年格力還打出了“讓世界愛上中國造”的新口號，既為中國制造搖旗吶喊，又為格力產品多元化鋪路。不過，董明珠的高調言行，與最近格力電器公布的業績形成了鮮明對比，引來不少爭議。業績波動、任性決策和個人炒作是三大質疑點。

家電行業資深觀察人士劉步塵就直言，格力電器2015年業績大幅下滑，營收一下子從近1400億元跌落至不足1000億元。格力電器2014年下半年以來收入掉頭向下，與董明珠近年來的“大躍進”情結嚴重息息相關。

而董明珠在4月中旬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曾表示，收入下降“不用慌”。她的理由包括：一是大環境變化，宏觀經濟下行趨勢；二是前幾年的刺激政策透支了市場；三是格力電器之前已經連續三年每年增長200億元，空調市場需要消化一下；四是去年格力主動對空調價格進行調整，有的降價200~300元，有的甚至降價1000元，市場同樣需要消化。且格力電器的凈利率達到12%，有7個研究院、8000多名研究人員的技術支撐，“所以根本不用緊張、不用慌”。

5月11日，董明珠再次公開高調回應：“格力電器2012~2015年利潤翻了近一番，年年是國家的納稅大戶，格力正在轉型，數據不能說明全部，發展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對於格力的戰略方向，劉步塵也提出質疑，他援引經銷商的話認為，格力空調的市場地位實際上很大程度是朱江洪奠定的，而董明珠上臺以來大搞多元化如晶弘冰箱、大松小家電、格力手機，很難說哪個成功了，尤其格力手機可以說已經慘遭失敗。不過格力電器有800億現金存款，如此殷實的家底，足夠董明珠任性幾年。

其實，格力電器的多元化無可厚非，也是順應發展需求的。奧維雲網(AVC)助理總裁、學院院長張彥斌向《第一財經日報》分析認為，盡管格力2015年的營業收入下降了，但是格力在空調市場的份額卻得到鞏固和提升，目前格力家用空調一年的產銷規模達到2000多萬臺（套），格力在國內家用空調市場的份額已達到37%~40%，比主要競爭對手高出大約10個百分點。“空調市場平穩增長，不可能繼續快速擴張，格力需要向多元化、智能化轉型。”

關鍵是如何推進多元化。外界擔心的是格力花了20年時間專註做空調，才成就今天的地位，如果董明珠一下子宣布做手機，一下子又宣布做新能源汽車，攤子鋪得太快，能否繼續做出精品來？更何況，手機行業早已是一片“紅海”。

對此，董明珠在5月15日的演講中表示，格力手機未來五年主要配合格力智能家居，“只要你有技術、有質量，紅海就不成立。”

一位格力電器的內部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董總”最看重的還是上遊的智能裝備產業，她“以制造為核心”的戰略思路並沒有改變。由於格力智能家居的特色在於環保、節能，與光伏太陽能銜接，所以，“董總”要把格力的產業延伸到新能源；而電動車的主要部件包括電機、車身和新能源電池，格力已有較強的電機、模具能力，一旦收購了銀隆，也具備新能源電池的能力，就能掌握電動車的主要技術。

“格力轉型的核心內容，一是效率，二是質量，效率、質量轉型成功，效益就有了。格力不只有空調，也不只有一個品牌。智能制造，不僅提高效率，對品質控制也有很大好處。”董明珠向第一財經記者說，“格力要做百年企業，必須將地基打牢。”

其言下之意是，無論格力將來做什麽產品，機械裝備是工業之母，只要格力能掌握智能裝備的核心技術和能力，做其他多元化產品，也同樣能保證質量、實現自主創新。

盡管外界都公認董明珠擅長營銷和炒作，但也許受到朱江洪“言傳身教”的感染，董明珠對技術的投入從不吝嗇。她曾對格力的員工說，如果沒有核心技術，就好像被別人卡著脖子。所以，朱江洪提出的“一個沒有核心技術的企業永遠沒有脊梁”，至今仍在格力總部展廳一進門的大墻上醒目地貼著。

一向作風務實的格力，如今擅長話題營銷，這與董明珠的頻繁“曝光”緊密相關。

客觀講，董明珠的明星“範兒”，在當下的營銷環境中，確實有助於推廣和提升格力新興的多元化產品的品牌知名度。有人甚至打趣說，“董姐”不經意地拿出格力手機，就可以“搶頭條”。但也因此，其本人屢次被質疑是否過分個人炒作、個人品牌蓋過企業品牌，反而會給公司帶來風險，也不利於“接班人”的成長。

董明珠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自己也在培養接班人，目前是“普遍撒網”。她最擔心的，不是能力問題，而是道德問題，在社會大環境下，如何堅守原則。大部分人隨遇而安、隨波逐流，有的人雖然敢於挑戰，但思維片面。

有一天，董明珠問一位副總，你為什麽不管這件事？這位副總說，你曾說不讓我管。“人最重要的是自我驅動。用什麽方式、制度，不讓他再犯這樣的錯誤，或者不讓我再犯這樣的錯誤呢？人，需要不斷修正自己。”董明珠說道。

強硬如董明珠，也在不斷修正自己。

複旦大學東方管理研究院院長、企管系主任蘇勇教授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說，格力電器業績波動可以理解，前幾年快速成長，有一個調整期也正常。最近蘋果公司也出現業績下滑和股價縮水，企業總是波浪式成長，總體發展趨勢向上，就值得肯定。

至於格力多元化的思路，蘇勇認為，“董總非常能幹，但有時過於強調主觀。她認為不存在紅海，只要你做得好，紅海也變為藍海。但按波特的五力模型，你作為新進入者，做冰箱、新能源汽車、手機，相對很多有品牌、技術和渠道的企業，有何差異化優勢？優勢、劣勢、機遇、挑戰，都要想清楚。”在蘇勇看來，不是只要能做，就代表可以做好。比如手機領域，不說三星、蘋果，國內華為、小米的市場占有率已經很大。格力進去，優勢在哪里，值得再考慮。

蘇勇還表示，董明珠有個人影響力，為企業站臺宣傳推廣未嘗不可，但不能經常化、泛濫化。一是人的精力有限，企業內部的細致管理，企業一把手還要認真參與；二是企業一把手在一線營銷，有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萬一企業有問題，就沒有退路，“一把手說話不能太滿”。

其實，格力和董明珠目前的困局和突破行動，也是傳統優勢企業適應新時代的一個縮影。蘇勇認為，不往互聯網、先進制造業轉型就會死掉；但是又要保持現有利潤不能掉下來，難度很大，一定要做好風險控制，平衡好新舊產業，掌握好轉型的節奏。

從格力的發展歷程看，董明珠闖過大風大浪，具備不斷直面現實問題、快速學習、持續創新的能力。但在當下繁多的公開活動之余，如今的董明珠還是否有更多心力去體察一線的真實困難和需求，作為一個真正的工業家，腳踏實地地、及時地找到突破格力多元化困局的“棋譜”，再次挑戰成功呢？

連造七處地王，意在盤活不良信達地產下了一盤“圍魏救趙”的大棋

2015年下半年至今，一二線城市“地王”頻現，買家多是不差錢的國企、央企。（東方IC/圖）

短短一年時間，此前默默無聞的信達地產斥資300億拿下全國7宗“地王”，背後是其母公司中國信達的全力支持。“地王”是個整體策略，單個項目賺不賺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盤活不良資產。

地產與金融聯姻，用夾層基金的操作模式，做大信達地產自有資金的規模，形式上降低了信達地產資產負債率，使其可以以小博大，加大杠桿率。

“沒恨，全是羨慕。”

當信達地產（600657.SH）在短短一年時間，斥資300億拿下全國7宗“地王”後，一家資產管理公司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發出上述感慨。

實際上，2009年信達地產一經借殼登陸A股，就立即被市場追捧為“未來的一線央企地產股”，因為它的母公司是中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簡稱AMC）中，最早赴港上市的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信達），而中國信達又是隸屬於財政部的央企。

這一預言下得過早，信達地產上市的前兩年，幾乎連地都懶得拿，以致股價不溫不火，有券商甚至揶揄道，“新的房地產研究員不會去覆蓋這只股票，老的房地產研究員對這只股票的印象也不是很好。”

這家幾乎被市場遺忘的公司，今年卻突然變身為一臺“地王收割機”。

與地產綁定

中國信達的觸角伸向各地房企，為它們源源不斷地輸送貸款，以此獲取高額回報。

上世紀末，國有銀行剝離巨額壞賬，四大AMC（華融、長城、東方、信達）應運而生，分別對口承接了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共計1.4萬億元的歷史不良資產。但完成歷史使命後的四大AMC並沒有就此消失，而是從2009年開始陸續轉型，成為集銀行、信托、證券、保險、租賃等各類金融牌照於一身的金融控股集團。

信達地產也是在中國信達商業化的關口，被註入了中國信達子公司持有的全國11家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全部股權以及資產，成為中國信達旗下唯一地產平臺。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房地產公司及持有項目並非不良資產，他們原本屬於建設銀行下屬的三產企業，在2002年左右被行政劃歸中國信達子公司。

2009年，開始備戰赴港上市的中國信達急需說服全球投資者，除了不良資產處置的主業，中國信達能夠持續盈利。彼時恰逢中國4萬億信貸擴張，銀行正忙著放貸，並沒有什麽不良資產。

李國強是活躍在江蘇、山東、河南不良資產二級市場的服務商，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從2008年到2012年江浙率先爆發不良貸款問題之前，銀行幾乎沒有不良資產打包出售，“很多在山東做不良資產的人，2008年之後就退出市場了”。

但很快，中國信達就挖掘到了新的利潤增長點。2010年6月，中國信達成為四大AMC中唯一獲銀監會批準，可以經營非金融類不良資產業務的AMC。開展非金融類不良資產業務，意味著中國信達不僅可以從銀行接收不良資產，還可以接收實體企業的不良資產，其大多為企業間應收賬款。

獲得牌照後，非金融類不良資產迅速成為中國信達商業化轉型最重要的產品之一。中國信達的年報顯示，2010年，中國信達非金不良的賬面資產為4.28億，金融不良76億，非金不良僅占所有不良債權資產的5.3%；而在短短3年之後，非金不良就已超過金融不良。最新數據顯示，2015年末，非金不良已增長至1364.6億元，占所有不良債權資產的55%。

而在非金不良中，房地產又占了大頭。今年1月7日，在銀行業例行新聞發布會上，中國信達資產綜合計劃部總經理梁強介紹，非金融不良業務從行業分布來看，以房地產為龍頭的建築、建材、基礎設施建設等約占到一半，其他行業包括各類制造業，分布比例大體均衡。

“其實大部分都不是真不良。”一位AMC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趕著2009年4萬億帶來的房地產熱，四大AMC做了很多房地產商業化項目，其實是為房地產提供類信貸服務。

Wind數據統計，從2009年至今，中國信達與25家上市公司開展過“債權轉讓”等非金業務。中國信達收購的債權超過140億，是四大AMC中最多的一家，債權大部分來自地方中小房企。

與打折收購銀行不良資產不同，“債權轉讓”幾乎以原價執行。中國信達會讓上市公司提供抵押和擔保，然後雙方約定資金占用利率以及債權回購時間。

例如，中國信達最大的一筆“債權轉讓”是在2014年，上市公司華夏幸福（600340.SH）下屬子公司大廠華夏幸福基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將其持有的18.85億元債權轉讓給信達河北分公司，然後，從信達河北分公司獲取轉讓款15億元。該筆轉讓期限為3年，屆時融資方將還給信達18.85億元，年利率接近9%。同時，債務人的房地產和商貿公司100%股權質押給信達河北分公司。

上述AMC人士透露，在金融不良債權業務中，銀行也曾被AMC作為放貸通道。在今年銀監會連續下發56號文和82號文叫停之前，如有企業想找AMC融資，AMC可以委托銀行給企業放一筆貸款，並與銀行約定收購時間，隨後以不良資產的名義將企業在銀行的貸款收走，接著再與企業約定本息還款。

一家位於長三角的小型房地產商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2012年，他為一個房地產項目向其中一家AMC融到了一筆錢，以房地產作為抵押，年利20%，“吃差價一點不比小貸公司含糊”。

中國信達八爪魚般的觸角伸向各地房企，為它們源源不斷地輸送貸款，以此獲取高額回報。與此同時，中國信達也將自己和房地產業牢牢地綁在了一起。

“地王”效應

單個項目賺不賺錢並不重要，“地王”是個整體策略，有助於盤活不良資產，“拿了‘地王’再和政府談判土地規劃等事項，獲得的籌碼就多了”。

2015年，AMC的類信貸業務開始走下坡路，其中有監管收緊的原因，也有實體經濟不景氣，企業融資需求萎縮的原因。“現在，假不良正在變成真不良。”上述AMC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這種局勢下，中國信達手中握有的不良資產正在變沈。

從利潤增長來看，自2011年以來，中國信達的利潤首度出現增速放緩。2011年，中國信達利潤增長率還是個位數，隨後一路狂飆，在2014年達到歷史高峰，同比增長31.8%；2015年，中國信達利潤為140.3億元，增速降為17.9%。

在此背景下，幾乎被市場遺忘的信達地產被激活，開始通過一級市場招拍掛的方式大幅增加土地儲備。2014年，信達地產緊緊圍繞長三角拿地，8塊土地中有2塊買在上海，僅上半年新增的土地就超過了2013年全年新增土地。而當時正值國務院要求房地產行業“去庫存”。

接下來，信達地產更加瘋狂地吃下了7個“地王”：2015年6月，廣州天河地王；7月，合肥濱湖地王；11月，上海新江灣城地王；12月，深圳坪山地王；2016年1月，杭州南星地王；5月，杭州濱江地王；6月，上海寶山地王。其中，溢價率最高的是最新競得的上海寶山地王，高達303%。

“‘地王’的作用，是拉高其所在區域所有儲備資產的估值，從而間接提升公司信用，便於融資。”華泰證券投資顧問王澤崇在其微博寫道，從這個角度看，當下的地產公司已經非傳統意義上的地產公司，更類似於一個金融控股平臺。

而中國信達本身就是金控平臺。

信達地產切入珠三角，是因為不良資產業務。2012年，廣東湛江最大民企嘉粵集團申請破產。兩年後，信達地產成立全資子公司廣州信達置業投資有限公司，以22.57億元承債式收購嘉粵集團下屬5家房地產公司100%的股權，獲得上述公司擁有的6宗土地資產，其中4宗在湛江、2宗在廣州。

不過，在廣州的兩塊土地開發進展緩慢。廣東中原地產項目部總經理黃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據其了解，因為是不良資產，情況十分複雜，牽扯多方利益，比如政府可能想要改變規劃。

廣州信達地產相關負責人此前也對媒體表示，位於廣州白雲區的東平路地塊，因涉及“三舊改造”而進度緩慢。位於花都的炭步地塊進度稍快，但也未有實質進展。他還表示，廣州信達作為區域公司要形成一定體量，不能只在不良資產上運作，“第一要有項目落地，第二要有良性運轉”。

廣州天河地王隨即誕生。信達地產聯合上海立瓴（信達地產+夾層基金）擊敗了綠地、保利、華發三家房企形成的聯合體，最終以44.2億元勝出，據網易報道，該價格距其心理價位還差4.2億元。競拍現場，一位信達地產內部人士對媒體稱：“基本不用思考，只要綠地舉牌，信達就舉。”

廣州一位房地產分析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單個項目賺不賺錢並不重要，“地王”是個整體策略。比如信達地產在廣州沒有項目，就必須在廣州落一個棋子，“有助於盤活不良資產，拿了‘地王’再和政府談判土地規劃等事項，獲得的籌碼就多了。”

超級杠桿

資金以股權形式進入夾層基金，相當於做大了信達地產自有資金的規模，形式上降低了信達地產的資產負債率，“報表好看了，貸款就容易了，也就容易再加杠桿了”。

信達地產的“地王”策略，得到了母公司中國信達的全力支持。

從2015年開始，針對開發難度較大的“地王”項目，信達地產開始采用“區域公司＋夾層基金”聯合體的模式拿地。其運作思路是，借助中國信達及關聯方在資金方面的優勢，打造金融地產模式。

夾層基金，是由普通合夥人（GP）作為基金的管理者，並依據一定的規則為基金的有限合夥人（LP）提供優先、中間、劣後等三級回報。一般而言，LP是出資人，優先級大多“明股實債”，在有回報時最先分配、有虧損時最後承擔，但是收益較為固定；而劣後級有可能是真實的股權投資人，必須首先承擔項目虧損的風險，同時也有可能獲得高額回報。

“以小博大，高杠桿。”一位不願具名的房地產公司CFO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何為夾層基金時說。

信達地產奪得的上海新江灣“地王”和廣州天河“地王”，就采用了夾層基金的運作手法。

以廣州天河“地王”為例，其由信達地產的全資子公司廣州信達和上海立瓴聯合拿下。上海立瓴的股東則是廣州信達和夾層基金“寧波匯融沁宜”。“寧波匯融沁宜”又來自中國信達子公司和其他資金。根據信達地產的公告，直接和間接，信達地產其最終擁有該項目19%的權益。

盡管投資比例很小，但資本回報率卻有可能非常高。上述房地產公司CFO給南方周末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一個項目的總投資是10億，總銷售15億，利潤5億，需要的資本金只要5億。假設，信達地產投資了1億，中國信達投資了4億，而中國信達作為LP，回報率是相對固定的，以10%年化收益、基金期限3年計算，中國信達最終獲益1.2億，而剩余3.8億的利潤全部屬於信達地產，資本收益率高達380%。

此外，夾層基金的模式，還有利於信達地產未來融資。上述CFO說，因為資金以股權形式進入地產項目，相當於做大了項目自有資金的規模，形式上降低了信達地產的資產負債率，“報表好看了，貸款就容易了，也就容易再加杠桿了”。

事實也證明，信達地產的高資產負債率並不影響其融資能力。

在瘋狂拿地的同時，信達地產的資產負債率已經突破非工業國企不得高於80%的監管紅線。據其2016年一季報，截止到2016年3月末，信達地產負債總額為450億元，資產負債率為83.96%，凈負債率更是高達315%。

但在2016年，信達地產已經連續發行了兩期公開債券、一期非公開債券，總融資額度60億元。其中，兩期公開債券的票面利率分別為3.8%和3.5%，非公開債券票面利率為5.56%。綜合來看，接近銀行基準利率。

據公告披露，為進一步發展“金融地產”業務，從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在不到4個月的時間里，信達地產兩次申請董事會增加基金投資額度授權，目前已從40億元的授權增加到了200億元。信達地產目前只用了44.93億元。

此外，截至2015年末，信達地產獲得的銀行授信總額約為359.47億元，其中未使用的授信額度為131.96億元。

粗略估計，信達地產手上還有350億元現金未用。

“沒有金融行業的去產能和去杠桿，房地產遊戲鏈條就很難斬斷。”上述華泰證券投資顧問寫道。

連造七處地王，意在盤活不良信達地產下了一盤“圍魏救趙”的大棋

2015年下半年至今，一二線城市“地王”頻現，買家多是不差錢的國企、央企。（東方IC/圖）

短短一年時間，此前默默無聞的信達地產斥資300億拿下全國7宗“地王”，背後是其母公司中國信達的全力支持。“地王”是個整體策略，單個項目賺不賺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盤活不良資產。

地產與金融聯姻，用夾層基金的操作模式，做大信達地產自有資金的規模，形式上降低了信達地產資產負債率，使其可以以小博大，加大杠桿率。

“沒恨，全是羨慕。”

當信達地產（600657.SH）在短短一年時間，斥資300億拿下全國7宗“地王”後，一家資產管理公司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發出上述感慨。

實際上，2009年信達地產一經借殼登陸A股，就立即被市場追捧為“未來的一線央企地產股”，因為它的母公司是中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簡稱AMC）中，最早赴港上市的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信達），而中國信達又是隸屬於財政部的央企。

這一預言下得過早，信達地產上市的前兩年，幾乎連地都懶得拿，以致股價不溫不火，有券商甚至揶揄道，“新的房地產研究員不會去覆蓋這只股票，老的房地產研究員對這只股票的印象也不是很好。”

這家幾乎被市場遺忘的公司，今年卻突然變身為一臺“地王收割機”。

與地產綁定

中國信達的觸角伸向各地房企，為它們源源不斷地輸送貸款，以此獲取高額回報。

上世紀末，國有銀行剝離巨額壞賬，四大AMC（華融、長城、東方、信達）應運而生，分別對口承接了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共計1.4萬億元的歷史不良資產。但完成歷史使命後的四大AMC並沒有就此消失，而是從2009年開始陸續轉型，成為集銀行、信托、證券、保險、租賃等各類金融牌照於一身的金融控股集團。

信達地產也是在中國信達商業化的關口，被註入了中國信達子公司持有的全國11家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全部股權以及資產，成為中國信達旗下唯一地產平臺。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房地產公司及持有項目並非不良資產，他們原本屬於建設銀行下屬的三產企業，在2002年左右被行政劃歸中國信達子公司。

2009年，開始備戰赴港上市的中國信達急需說服全球投資者，除了不良資產處置的主業，中國信達能夠持續盈利。彼時恰逢中國4萬億信貸擴張，銀行正忙著放貸，並沒有什麽不良資產。

李國強是活躍在江蘇、山東、河南不良資產二級市場的服務商，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從2008年到2012年江浙率先爆發不良貸款問題之前，銀行幾乎沒有不良資產打包出售，“很多在山東做不良資產的人，2008年之後就退出市場了”。

但很快，中國信達就挖掘到了新的利潤增長點。2010年6月，中國信達成為四大AMC中唯一獲銀監會批準，可以經營非金融類不良資產業務的AMC。開展非金融類不良資產業務，意味著中國信達不僅可以從銀行接收不良資產，還可以接收實體企業的不良資產，其大多為企業間應收賬款。

獲得牌照後，非金融類不良資產迅速成為中國信達商業化轉型最重要的產品之一。中國信達的年報顯示，2010年，中國信達非金不良的賬面資產為4.28億，金融不良76億，非金不良僅占所有不良債權資產的5.3%；而在短短3年之後，非金不良就已超過金融不良。最新數據顯示，2015年末，非金不良已增長至1364.6億元，占所有不良債權資產的55%。

而在非金不良中，房地產又占了大頭。今年1月7日，在銀行業例行新聞發布會上，中國信達資產綜合計劃部總經理梁強介紹，非金融不良業務從行業分布來看，以房地產為龍頭的建築、建材、基礎設施建設等約占到一半，其他行業包括各類制造業，分布比例大體均衡。

“其實大部分都不是真不良。”一位AMC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趕著2009年4萬億帶來的房地產熱，四大AMC做了很多房地產商業化項目，其實是為房地產提供類信貸服務。

Wind數據統計，從2009年至今，中國信達與25家上市公司開展過“債權轉讓”等非金業務。中國信達收購的債權超過140億，是四大AMC中最多的一家，債權大部分來自地方中小房企。

與打折收購銀行不良資產不同，“債權轉讓”幾乎以原價執行。中國信達會讓上市公司提供抵押和擔保，然後雙方約定資金占用利率以及債權回購時間。

例如，中國信達最大的一筆“債權轉讓”是在2014年，上市公司華夏幸福（600340.SH）下屬子公司大廠華夏幸福基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將其持有的18.85億元債權轉讓給信達河北分公司，然後，從信達河北分公司獲取轉讓款15億元。該筆轉讓期限為3年，屆時融資方將還給信達18.85億元，年利率接近9%。同時，債務人的房地產和商貿公司100%股權質押給信達河北分公司。

上述AMC人士透露，在金融不良債權業務中，銀行也曾被AMC作為放貸通道。在今年銀監會連續下發56號文和82號文叫停之前，如有企業想找AMC融資，AMC可以委托銀行給企業放一筆貸款，並與銀行約定收購時間，隨後以不良資產的名義將企業在銀行的貸款收走，接著再與企業約定本息還款。

一家位於長三角的小型房地產商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2012年，他為一個房地產項目向其中一家AMC融到了一筆錢，以房地產作為抵押，年利20%，“吃差價一點不比小貸公司含糊”。

中國信達八爪魚般的觸角伸向各地房企，為它們源源不斷地輸送貸款，以此獲取高額回報。與此同時，中國信達也將自己和房地產業牢牢地綁在了一起。

“地王”效應

單個項目賺不賺錢並不重要，“地王”是個整體策略，有助於盤活不良資產，“拿了‘地王’再和政府談判土地規劃等事項，獲得的籌碼就多了”。

2015年，AMC的類信貸業務開始走下坡路，其中有監管收緊的原因，也有實體經濟不景氣，企業融資需求萎縮的原因。“現在，假不良正在變成真不良。”上述AMC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這種局勢下，中國信達手中握有的不良資產正在變沈。

從利潤增長來看，自2011年以來，中國信達的利潤首度出現增速放緩。2011年，中國信達利潤增長率還是個位數，隨後一路狂飆，在2014年達到歷史高峰，同比增長31.8%；2015年，中國信達利潤為140.3億元，增速降為17.9%。

在此背景下，幾乎被市場遺忘的信達地產被激活，開始通過一級市場招拍掛的方式大幅增加土地儲備。2014年，信達地產緊緊圍繞長三角拿地，8塊土地中有2塊買在上海，僅上半年新增的土地就超過了2013年全年新增土地。而當時正值國務院要求房地產行業“去庫存”。

接下來，信達地產更加瘋狂地吃下了7個“地王”：2015年6月，廣州天河地王；7月，合肥濱湖地王；11月，上海新江灣城地王；12月，深圳坪山地王；2016年1月，杭州南星地王；5月，杭州濱江地王；6月，上海寶山地王。其中，溢價率最高的是最新競得的上海寶山地王，高達303%。

“‘地王’的作用，是拉高其所在區域所有儲備資產的估值，從而間接提升公司信用，便於融資。”華泰證券投資顧問王澤崇在其微博寫道，從這個角度看，當下的地產公司已經非傳統意義上的地產公司，更類似於一個金融控股平臺。

而中國信達本身就是金控平臺。

信達地產切入珠三角，是因為不良資產業務。2012年，廣東湛江最大民企嘉粵集團申請破產。兩年後，信達地產成立全資子公司廣州信達置業投資有限公司，以22.57億元承債式收購嘉粵集團下屬5家房地產公司100%的股權，獲得上述公司擁有的6宗土地資產，其中4宗在湛江、2宗在廣州。

不過，在廣州的兩塊土地開發進展緩慢。廣東中原地產項目部總經理黃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據其了解，因為是不良資產，情況十分複雜，牽扯多方利益，比如政府可能想要改變規劃。

廣州信達地產相關負責人此前也對媒體表示，位於廣州白雲區的東平路地塊，因涉及“三舊改造”而進度緩慢。位於花都的炭步地塊進度稍快，但也未有實質進展。他還表示，廣州信達作為區域公司要形成一定體量，不能只在不良資產上運作，“第一要有項目落地，第二要有良性運轉”。

廣州天河地王隨即誕生。信達地產聯合上海立瓴（信達地產+夾層基金）擊敗了綠地、保利、華發三家房企形成的聯合體，最終以44.2億元勝出，據網易報道，該價格距其心理價位還差4.2億元。競拍現場，一位信達地產內部人士對媒體稱：“基本不用思考，只要綠地舉牌，信達就舉。”

廣州一位房地產分析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單個項目賺不賺錢並不重要，“地王”是個整體策略。比如信達地產在廣州沒有項目，就必須在廣州落一個棋子，“有助於盤活不良資產，拿了‘地王’再和政府談判土地規劃等事項，獲得的籌碼就多了。”

超級杠桿

資金以股權形式進入夾層基金，相當於做大了信達地產自有資金的規模，形式上降低了信達地產的資產負債率，“報表好看了，貸款就容易了，也就容易再加杠桿了”。

信達地產的“地王”策略，得到了母公司中國信達的全力支持。

從2015年開始，針對開發難度較大的“地王”項目，信達地產開始采用“區域公司＋夾層基金”聯合體的模式拿地。其運作思路是，借助中國信達及關聯方在資金方面的優勢，打造金融地產模式。

夾層基金，是由普通合夥人（GP）作為基金的管理者，並依據一定的規則為基金的有限合夥人（LP）提供優先、中間、劣後等三級回報。一般而言，LP是出資人，優先級大多“明股實債”，在有回報時最先分配、有虧損時最後承擔，但是收益較為固定；而劣後級有可能是真實的股權投資人，必須首先承擔項目虧損的風險，同時也有可能獲得高額回報。

“以小博大，高杠桿。”一位不願具名的房地產公司CFO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何為夾層基金時說。

信達地產奪得的上海新江灣“地王”和廣州天河“地王”，就采用了夾層基金的運作手法。

以廣州天河“地王”為例，其由信達地產的全資子公司廣州信達和上海立瓴聯合拿下。上海立瓴的股東則是廣州信達和夾層基金“寧波匯融沁宜”。“寧波匯融沁宜”又來自中國信達子公司和其他資金。根據信達地產的公告，直接和間接，信達地產其最終擁有該項目19%的權益。

盡管投資比例很小，但資本回報率卻有可能非常高。上述房地產公司CFO給南方周末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一個項目的總投資是10億，總銷售15億，利潤5億，需要的資本金只要5億。假設，信達地產投資了1億，中國信達投資了4億，而中國信達作為LP，回報率是相對固定的，以10%年化收益、基金期限3年計算，中國信達最終獲益1.2億，而剩余3.8億的利潤全部屬於信達地產，資本收益率高達380%。

此外，夾層基金的模式，還有利於信達地產未來融資。上述CFO說，因為資金以股權形式進入地產項目，相當於做大了項目自有資金的規模，形式上降低了信達地產的資產負債率，“報表好看了，貸款就容易了，也就容易再加杠桿了”。

事實也證明，信達地產的高資產負債率並不影響其融資能力。

在瘋狂拿地的同時，信達地產的資產負債率已經突破非工業國企不得高於80%的監管紅線。據其2016年一季報，截止到2016年3月末，信達地產負債總額為450億元，資產負債率為83.96%，凈負債率更是高達315%。

但在2016年，信達地產已經連續發行了兩期公開債券、一期非公開債券，總融資額度60億元。其中，兩期公開債券的票面利率分別為3.8%和3.5%，非公開債券票面利率為5.56%。綜合來看，接近銀行基準利率。

據公告披露，為進一步發展“金融地產”業務，從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在不到4個月的時間里，信達地產兩次申請董事會增加基金投資額度授權，目前已從40億元的授權增加到了200億元。信達地產目前只用了44.93億元。

此外，截至2015年末，信達地產獲得的銀行授信總額約為359.47億元，其中未使用的授信額度為131.96億元。

粗略估計，信達地產手上還有350億元現金未用。

“沒有金融行業的去產能和去杠桿，房地產遊戲鏈條就很難斬斷。”上述華泰證券投資顧問寫道。

LendIt中國峰會“醉翁之意不在酒” 意在路演尋資金

7月17、18兩日，對於互聯網金融領域來說可以用“熱鬧”一詞形容。幾乎中國所有的互聯網金融平臺聚集在被稱為全球首個聚焦P2P的峰會——金融科技峰會朗迪(LendIt)中國峰會上。

該峰會首次進入中國，“沸騰”了整個互聯網金融行業，這從為期兩天極為緊湊的主題發言及多個平行論壇、研討會、路演、媒體發布會、閉門討論會中可見一斑。

第一財經記者參加了兩日的峰會，在參與各個分論壇和主論壇之余，註意到一個現象，美國多家互聯網金融企業不僅是到中國了解目前金融科技行業的發展情況，更多是尋求合作，而這些合作更多集中在資金端。在部分中國P2P網貸行業人士眼里，此次的朗迪峰會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國網貸平臺尋求資金的路演之行。

美國網貸平臺頻簽資金端合作

“從全球來看，目前機遇期的表現之一在債權投資方面。很多美國的P2P網貸平臺在全球範圍內獲取資金，其中很重要的來源就是亞洲，其中包括中國的資金。”宜信CEO唐寧在朗迪峰會期間對記者表示，面對這樣的形勢，宜信財富設立了一只“信貸基金”，選擇美國網貸平臺中2~3年的中長期債權資產進行投資。

唐寧表示，該基金已經同Prosper和Avant開展了5000萬美元的第一期合作，經過信貸基金評估後將相應的債權資產對應到財富管理客戶。目前美國的網貸平臺能夠接受的資金成本已與國內相當，介於8%-12%之間。

此次，與美國網貸平臺簽訂資金協議的中方互聯網機構還有許多。諾遠控股創始人、諾遠控股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韓學淵對本報記者表示，在朗迪峰會期間他已經同Lendingclub、Prosper、Orchard等美國大型機構進行了單獨約談。“我們同Prosper的合作集中在兩個層面。第一，股權投資，希望成為Prosper的股東。第二，資金層面。”韓學淵表示，目前美國網貸行業機構受行業發展以及監管機構監管措施的影響導致流動性緊缺，因此多家平臺希望諾遠控股建立一個債權基金。

像諾遠控股一樣同Prosper商討建立債權基金的互聯網金融企業並非一家，本報記者在朗迪峰會期間了解到，Prosper已經同國內多家排名靠前的P2P網貸平臺協商了相關“債權-資金”合作，形式相似均成立債權基金，其中部分債權基金還系多家國內P2P網貸平臺共同出資合作成立。

這是朗迪峰會的第四個年頭。2013年朗迪創立於紐約，2014年5月於美國舊金山舉辦了第二屆峰會，2015年4月於美國紐約舉辦了第三屆，2016年首次進入中國上海。

然而，為何前三年均在美國舉辦，第四年卻選擇來到中國？中國目前在該領域擁有巨大的交易量和多個巨頭，世界市值排名前五的互聯網金融公司中國占有四個席位，分別是位列第一的螞蟻金服，位列第三到第五的陸金所、眾安保險和京東金融。不過，位列市值排名前五的互聯網金融巨頭出席此次朗迪峰會，並參與主題演講或圓桌討論的大佬卻並不多見。

流動性緊缺的“遊說行”？

7月17日為期9個小時的論壇期間，共有1200多位中國金融科技行業高管參會，超過150位全球嘉賓參與到50多場演講和圓桌中，其中超過50%的參會嘉賓來自國際，共開展超過100場私人會議和采訪。第二日的峰會也有130位嘉賓和超過40場圓桌和演講。

然而與這組數字相對應的是，朗迪峰會的第二天早上，相比第一天在開會之前就已站滿會場、一座難求的場面，18日早上論壇熱度已經降溫。

多位參與峰會並聽了多場主題演講的業內人士指出，在經過互聯網金融1.0時代，跑路潮和監管風暴相繼到來後，中國缺乏的是真正具有競爭力的金融科技技術，然而從目前來看，模仿抄襲成為主要形態，中國已經過了“講故事的年代”。

在眾多模式相似、領域相似、面對的客戶群體相似、發展路徑相似的平臺中均面臨著同一個問題，即在中國利率不斷下行、全球負利率蔓延的形勢下，愈發嚴重的資產荒，大量的資金無處可循，資產供給不足導致資金需求過剩。

與中國更多的問題出現在資產端不同，美國的網貸平臺在資金端出現了“巨震”。以Lendingclub為代表，美國的借貸市場需求十分旺盛，在創業之初占平臺主要體量的個人資金已經無法滿足借貸端的需求，為了彌補這一漏洞，更多的平臺變將目光轉向機構投資者，並逐步擴大機構投資者的資金比例。從而在美國部分P2P平臺的資金來源中出現了大量的資金中介機構，但是這樣的資金結構承壓能力較弱。

近兩年，美國宏觀經濟表現並不理想，與之相對儲蓄率卻創3年以來新高。這樣的宏觀環境帶來兩個問題，第一，P2P網貸行業不良率不斷走高；第二，資本市場表現不佳，導致此前大量購買P2P資產的對沖基金不斷拋售，資金流走向枯竭。

Lendingclub此前宣布，未來平臺將進一步降低機構投資者的比例，進一步擴大個人投資者範圍。

中美之間在網貸平臺上彼此的差異表現，讓美國將資金來源獲取目標瞄準了中國，在部分中國P2P網貸行業人士眼里，此次的朗迪峰會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國網貸平臺尋求資金的路演之行。

引入更精準定位技術 uber意在無人駕駛

Uber和衛星圖像公司DigitalGlobe達成合作協議，未來Uber司機可以通過DigitalGlobe的技術更加精確地定位找到乘客。

DigitalGlobe在一條博客推送中宣布了該合作協議，並表示這將令Uber為司機和乘客提供更好的用戶體驗。通過DigitalGlobe的技術，乘客和司機可以直接識別上下車的點，而不用再通過查看地圖辨別對方的方位。不過Uber沒有對和DigitalGlobe的合作做出評論，更進一步的交易細節也有待公布。

DigitalGlobe是一家高分辨率衛星圖像的提供商，可以展示非常清晰的細節，從而看出現代城市的地形變化，為路徑規劃和導航功能提供幫助。該公司也為蘋果、谷歌和美國政府提供圖像。

Uber對DigitalGlobe的興趣源自後者通過分析衛星圖像獲得的信息。由於圖片更新速度很快，所以新車道的開放、建築項目的進展或公交專用道的設立等問題均可及時展現出來，甚至比政府網站和官方城市地圖的更新速度還快。

這項合作顯示了Uber在地圖定位方面的雄心。Uber已經表示將與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機器人研究所合作開發一款無人駕駛汽車並將其用於Uber的車隊。

長期來看，這個項目可以對Uber的無人駕駛功能形成促進。該公司希望最終利用無人駕駛汽車取代司機，所以便可借助這類圖像更好地適應城市街道布局的變化。

短期來看，Uber還在通過其他的項目加強內部的地圖業務，並聘請到谷歌和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工程師為Uber開發地圖系統，其中就包括谷歌地圖前負責人Brian McClendon。此外，Uber還收購了微軟的部分地圖業務。擁有自己的地圖肯定可以幫助Uber改善服務質量。

高分辨率地圖已經成為自動駕駛汽車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功能。自動駕駛技術也是汽車制造商和像Uber、滴滴出行這樣的軟件平臺共同努力的方向。

近期的一項研究闡述了引入無人駕駛出租車的好處。其中最大的一項好處就是優惠價格——無人駕駛出租車只需要收取1美元/英里甚至更低的價格就能實現不錯的利潤。這使得無人駕駛出租車相對公共交通變得極具競爭力，尤其是對於城內短途出行以及停車換乘的通勤出行方式。

滴滴出行也毫不掩飾在無人駕駛領域的雄心。昨天滴滴Ditech算法大賽落幕，滴滴稱，互聯網下半場將是人工智能的較量。截至上周五，滴滴的日接單量已經達到1600萬，三個月前這個數字還只有1000萬。這令滴滴出行成為中國發展最快的互聯網科技公司之一。

滴滴出行首席技術官張博對記者表示：“無人車是滴滴重大戰略布局，很快會有無人車上路。”滴滴出行CEO程維表示：“滴滴下一步還將跟相關部門合作，搜集路面信息數據，比如紅綠燈和線圈的數據。”

根據咨詢公司科爾尼最新公布的一份自動駕駛市場研究報告顯示，到2035年，全球自動駕駛市場規模有望達到5600億美元。奢華的私人交通服務將更受消費者青睞。未來汽車企業將分為兩類：汽車制造商和汽車服務供應商。

報告作者之一的科爾尼合夥人許健指出：“互聯網行業最引人註目的競爭對手已經從相反的方向將現有出行與聯網的生活方式相整合，成為遊戲的改變者，比如谷歌、蘋果和Uber。”

谷歌、特斯拉和Uber盡管沒有涉足傳統汽車業，但他們正致力於推出顛覆公眾想象力的自動駕駛汽車。比如谷歌已經搶得先機，計劃收集從太空到地面的各種信息。

而特斯拉也不甘示弱。就在兩天前，“鋼鐵俠”馬斯克在其個人Twitter賬號上發布消息說，自己正在努力打造特斯拉的“最高機密大計劃”的第二部分，希望可以在本周公布。

分析人士稱，這個所謂的“大計劃”可能與公共交通系統有關，是無人駕駛版的Uber。彭博社援引摩根士丹利電動車分析師亞當·喬納斯（Adam Jonas）稱：“這個計劃可能包括建立一個有點類似於Uber的公共交通系統，從而更少依賴公司現在主要的賣車模式。”

喬納斯認為，僅向私人用戶售車是一種無法永久維持的商業模式，“汽車行業正在經歷從私人擁有模式向公共交通模式轉型的過程”。而特斯拉踏入這個更大的市場是有優勢的，在機器學習領域也占有先機，他同時堅信特斯拉會成為自動化電力公共交通中的重要參與者。

三省市試點監察委員會 意在整合反腐力量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邁出實質性步伐。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11月7日晚發布消息稱，中共中央辦公廳近日印發了《關於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下稱《方案》)，部署在上述3省、市設立各級監察委員會。

《方案》宣布，由省(市)人民代表大會產生省(市)監察委員會，作為行使國家監察職能的專責機關。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合署辦公，建立健全監察委員會組織架構，明確監察委員會職能職責，建立監察委員會與司法機關的協調銜接機制，強化對監察委員會自身的監督制約。

受訪學者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稱，這一試點是集中整合反腐敗力量、實現全程監察腐敗活動的重要途徑，試點將為未來建立國家監察體系提供可供參考的模式與辦法。

三省市率先試點

為什麽首批試點選擇北京、山西和浙江這三個省市?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分析稱，浙江位於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本身的紀檢監察力量比較強大，選擇浙江為試點可以為發達地區作示範;山西位於中西部地區，曾經發生過塌方式腐敗，查處了一大批腐敗官員，在山西試點不僅可以為中西部地區的改革積累經驗，同時也能體現中央對“修複後”的山西省委省政府的信任。

“此前的政治試點很少選擇北京，這一決定可以體現這項改革的力度，同時發揮首都的政治影響力。”莊德水稱，“將北京選為本次的試點省份最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

《方案》要求，整合反腐敗資源力量，擴大監察範圍，豐富監察手段，實現對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面覆蓋，建立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監察體系。而《方案》所提出的“全覆蓋”，意味著行使公權力的機構和個人，均將被納入到監察範圍之內。

目前，黨紀的監督對象是中共黨員;現行《行政監察法》所規定的監察對象是各級政府及部門公務員及其任命的其他人員;而《公務員法》所規定的公務員，是指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因此，目前並未形成統一的全覆蓋的國家監察體系。

監察力量如何整合?

如何整合反腐敗資源與力量，是這項改革的關鍵問題。

“是分竈做飯、同一桌吃飯還是同一鍋做飯、分竈吃飯?”莊德水說，“改革實施辦法要與實際相適應，管用、有效是檢驗改革路徑的最佳標準。結合現在國際的經驗來看，應該將預防與反腐敗的力量和資源盡量整合到一起，發揮合力，使監督機構充分履行監督職能。”

而“整合監察力量”的呼籲由來已久。

我國現有的懲治與預防腐敗體系包括：黨的紀檢機關、監察機關、檢察機關中的反貪和反瀆機構，還有政府中的其他監督機構，比如審計機關等。從機構的類別上來講力量很分散，而且各個力量分布於不同屬性的機構中，有黨的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等。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撰文建議，整合現有監督機構和監督力量，將檢察機關的反貪機構和審計機關並入國家監察機關，根據職能範圍，分別設立綜合監察部門、預防腐敗部門、審計部門，分別負責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監察、預防腐敗和財務監督等職責。

“繼續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與國家監察機關合署辦公，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實行‘雙向負責、各司其職、有分有合’體制，既要充分發揮紀委的黨內監督作用，又保證國家監察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改革紀檢監察領導體制，國家監察機關實行垂直領導體制，監察機關負責人的提名、考察和任命以上級國家監察機關為主，所需行政及辦案經費由各級財政保障，統一核定和撥付。”馬懷德稱。

“如何整合監察力量，不僅是具體操作問題，同時也需要突破一些制度性的框架，特別是法律所設定的框架。”莊德水稱，整合涉及職能調整和法律規範的調整問題。同時，監察委員會擁有哪些監督調查的相關權力也需要修訂法律來明確，同一種權力只能授予一個主體，授予兩個主體就可能會發生沖突。

具體的操作方案還需要試點省市的摸索與試驗。

《方案》要求，要加強對試點工作的統一領導。中央成立深化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對試點工作進行指導、協調和服務。試點地區黨組織要擔負起主體責任，對試點工作負總責，成立深化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小組，由省(市)委書記擔任組長。

強調監察獨立性

2016年第十八屆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提出，要研究修改行政監察法，使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相互配套、相互促進。

中紀委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規定：各級黨委應當支持和保證同級人大、政府、監察機關、司法機關等對國家機關及公職人員依法進行監督，人民政協依章程進行民主監督，審計機關依法進行審計監督。

這一表述首次將監察機關列在人大、政府之後，司法機關之前。從我國監督的體制機制來看，紀檢監察是同級監督。同級紀委監督同級黨委，這一機制不利於有效發揮監督作用。

《方案》稱，將由省(市)人民代表大會產生省(市)監察委員會，作為行使國家監察職能的專責機關。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認為，由人大產生監察委員會，有利於強化監察職能的獨立性。

由人大產生的監察委員會，意味著監察委員會對人大負責、向人大匯報工作，破解了“同體監督”難題。

實際上，我國紀檢監察體制已經發生了數次改革。

最早成立的黨內監督機構為“中央監察委員會”。1927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並選舉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這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前身。受訪學者認為，盡管“監察委員會”這一名稱相同，但兩者內涵完全不同，沒有可比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黨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成立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決定設立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到1954年9月，根據憲法和國務院組織法，政務院改為國務院，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改為國務院監察部。

1959年4月，因國家管理體制調整，監察部被撤銷。直到1986年12月，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決定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1987年7月，監察部正式掛牌辦公。1993年，中央紀委、監察部開始合署辦公，實行一套工作機構，履行黨的紀律檢查和行政監督兩項職能的體制。

合署辦公後的監察部，接受國務院領導。地方各級監察機關在合署後，繼續實行由所在地政府、黨委和上級紀檢監察機關領導的雙重領導體制。這一模式延續至今。此次監察體制改革試點，依然強調“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合署辦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