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業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2017年,全國建築業總產值為213954億元,同比增長10.5%,增速略有回升。
對各地來說,建築業與當地的區域經濟和城鎮化發展狀況密切相關。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7年各省份建築業總產值數據顯示,去年有7個省份的建築業產值突破了1萬億大關,河南、貴州等中西部省份建築業產值快速增長。相比之下,東北、華北等地增速較為緩慢,不少地區甚至出現負增長。
江浙遙遙領先
數據顯示,2017年突破產值突破萬億大關的省份達到了7個,比上一年度增加了3個,分別是廣東、河南和四川。
江蘇和浙江兩省領跑全國建築業,兩省均超過了2.7萬億大關,分別為27956億元和27236億元。兩省之和占據全國的25.8%,連續多年來占比超過25%,江浙一帶產生了南通建工集團、江蘇建工、中天建設集團、浙江建工集團、廣廈建設集團、昆侖建設集團等一大批建築龍頭企業。
江蘇、浙江兩省是全國建築業發展的大省強省,其突出特點是經濟總量大、發展速度快和行業實力強。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一批江浙建企從幾千萬元的地方建築工程隊,快速成長為產值上百億的建築企業集團,增速遠超國有大型建企。從以前國有大型建企的勞務分包商成為平起平坐的競爭者,江浙民營建企在中國建築業的發展中已占據重要地位。
其中,南通、紹興則是江浙二省建築業傑出代表,兩地在建築業方面的產值占所在省的四分之一左右。例如,在浙江,從“全國建築業產值第一縣”的東陽,到“特級企業數量最多的縣級市”上虞市,以塊狀模式為主要特征的浙江建築經濟,通過區域集聚、產業集聚和企業集聚,不斷發展壯大。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江浙地區素有經商傳統,商品經濟意識濃厚。改革開放之後,當地集體經濟、社隊經濟快速發展,很多社隊集體經濟從事建築工程。到後期,當地政府因勢利導,引導企業不斷轉型升級和產權制度改革,培育龍頭骨幹企業,實現了所有制結構由國有、集體經濟向民營經濟的轉變。
在江浙之後,第三名的是來自中部地區的湖北,總量不到江浙的一半。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2000年,湖北建築業總產值454億元,居全國中下遊。2012年總產值躍升至6865億元。自2014年以來,湖北建築業連續3年總產值破萬億,穩居全國第三。目前,建築業為湖北貢獻了220多萬個就業崗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6.9%。
近年來,湖北省大力實施品牌戰略,扶持了一批傳統特色產業,培育和打造了中建三局、武漢橋建、大冶古建、黃岡窯爐等具有湖北特色的建築業“10大特色品牌”;統籌協調全省建築業企業“走出去”,共有110多家企業在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承接業務,承攬了“中巴經濟走廊”等一批重大標誌性項目。
表1:2017年各省份建築業總產值(單位:億元)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廣東僅位列第六
相比之下,廣東建築業產值雖然突破1萬億大關,但僅位列第六,僅為江浙的40%左右。
丁長發說,廣東毗鄰香港,改革開放之後三來一補的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珠三角不少地方通過租金經濟、土地升值等獲益,或者以小個經濟為主,與江浙地區的集體經濟差別很大。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說,廣東的建築企業也不少,尤其像揭陽、吳川等地從事建築行業的也很多。不過相比江浙地區較高的管理水平,廣東的建築業發展相對滯後,很多還是停留在包工頭、工程隊階段,實力有限。“江浙地區的建築行業發展水平較高,管理水平高,實力雄厚,溢出效應很強,他們很多都走出到外省去,而廣東的建築隊伍都是在本地消化,走出外省的相對較少。很多央企和外地大型企業都進入到廣東市場。”
數據顯示,去年廣東建築業在外完成的產值僅為2196.9億元,僅位列全國第11位,占總產值的比重不到五分之一。
從各省份建築業在省外完成的產值來看,共有13個省份的省外產值超過了2000億元。
其中,浙江和江蘇在全國遙遙領先。浙江以14011.3億的省外產值高居榜首,江蘇省外完成產值達13093.96億元,位居第二。北京、湖北和福建分列3到5位。
從省外占比來看,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轄市占比最高,其中北京高達69.7%,天津和上海也都超過了50%。三大直轄市的一大共同特點是土地面積較小,經濟發達,基礎設施比較完善,因此本地的建築發展空間較小,企業必須外拓才有更大市場。
三大直轄市之外,浙江的這一比例也達到了51.41%,是除直轄市以外唯一一個占比超過50%的省份。江蘇和福建的占比也都超過40%,外溢能力位居前列。
在榜尾端,13個省份的這一比例低於20%,除了廣東和山東這樣的經濟大省以及海南這樣以旅遊經濟為主的省份外,大部分都來自西部地區和東北。其中西藏、海南、新疆、雲南、寧夏、內蒙古的這一比例都低於10%。
表2:2017年各省份建築業省外完成產值(單位:億元)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表3:2017年各省份建築業省外產值占比情況(產值單位:億元)
增速:中西部增長快 東北等地負增長
從建築業產值增速來看,去年有14個省份的增速超過了10.5%的全國平均水平。其中西藏以32.9%的增速位居第一。貴州、雲南和廣西三個西南省份的增速也都超過了20%,分列2至4位。江西、廣東、福建、陜西、湖南和河南分列4到6位。
從前10名的省份來看,除了廣東和福建這兩個東南沿海發達省份外,其余省份都來自中西部地區。而四川、安徽和湖北的增速也都明顯高於全國水平。大體上看,長江中上遊、西南地區,是去年我國建築業增長最快的地方。
而這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狀況緊密相關。第一財經記者統計顯示,2017年,西南地區省份的增速繼續領跑全國。統計數據顯示,增速前4名的省份均來自西南地區。其中,貴州去年GDP增速10.2%,增速高於全國3.3個百分點,位居全國第1位。自2011年以來,貴州GDP增速已連續7年、28個季度位居全國前3位。此外,位於長江中遊地區的幾個省份表現也很不錯,江西增速達到8.9%,位居全國第5,安徽達8.5%位居第6,湖南也達到了8%。
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全世界發展最好的地區主要都集中在沿海和沿江地區,因為江海的水運十分便利,而水運在整體的交通運輸成本中比較便宜。長江經濟帶的水資源十分豐富,擁有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土地資源,是近幾年沿海產業轉移的重要落腳地。
在沿海產業落地的同時,這些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快速增長。丁長發說,隨著沿海土地、房價等各種要素成本的上升和沿海產業向中西部的轉移,中西部不少地方的人口明顯回流,就近就業趨勢不斷增強,河南、四川、安徽等人口眾多、城鎮化率較低的地區將本地的人口紅利、人才紅利充分發揮出來,通過產業留人、戶籍留人等舉措,這些地方的城鎮化也快速發展,帶動了建築產業的增長。
例如,湖北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隨著該省經濟社會發展的質效提升,對就業人員的吸引力不斷增強,外出人員持續回流。2017年,全省流動人口為660萬人,其中流入人口為157萬人,比上年增加8萬人;流出人口為491萬人,比上年減少6萬人。安徽省統計局的數據也顯示,2017年全省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顯示,安徽省外出人口1057.5萬人,外出人口回流8.5萬人。
相比之下,建築業增速較低的省份,主要來自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數據顯示,去年共有7個省份的建築業出現負增長,分別是天津、黑龍江、黑蒙古、甘肅、遼寧、吉林和青海。此外像河北增速也只有2.5%。
總體上看,建築業的增速和區域經濟的走勢頗為一致,大體呈現出南快北慢的特征。在本月初舉行的“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2018年會”上,國務院參事、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杜鷹介紹,2013年以來,我國南方與北方之間的經濟增速開始拉開,增速的差距由2013年的0.6個百分點擴大到2017年的1.4個百分點,2017年南方GDP占全國總量的61%,是1980年以來占比最高的時期,南北經濟發展呈現出全國經濟增長南快北慢和經濟增長占比南升北降的格局。
丁長發說,建築業的發展與區域的固定資產投資緊密相關,東北、華北等地近幾年區域經濟下行比較明顯,經濟增速明顯低於南方省份,固定資產投資增幅也比較小。另一方面,東北地區如遼寧等地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比較早,城鎮化率比較高,再加上人口增長緩慢,對住房的需求比較少,建築業自然也受到影響。
表4:2017年各省份建築業產值同比增速
在去年突破5000億元之後,今年一季度河南進出口出現小幅下滑。
鄭州海關近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河南省進出口總值1093.6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8%。
另據西安海關統計,今年一季度,陜西省進出口總值832億元,同比增長45.8%。
河南省和陜西省進出口總值的一增一降,實際上反映了近幾年中西部省市的進出口,被少數幾家外商電子企業主導的現實。
國際市場波動
從數據分析來看,拉低河南進出口增長的原因中,手機是重要因素。鄭州海關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河南手機出口402.5億元,下降9.7%;與此同時,進口集成電路121.9億元,下降15.5%,進口手機用攝像頭44.6億元,下降12.1%。
iPhone手機是河南主要出口產品,目前iPhone手機一半出自富士康鄭州工廠。隨著iPhoneX全球銷量下滑,河南的進出口數據受到的影響顯現。而在此前幾年,富士康鄭州項目曾帶來鄭州和河南進出口的大幅增長。
2010年以後,中西部省區吸引了一大批外向型的企業。尤其像富士康這一類企業向中西部內遷,並迅速形成龐大生產規模。現在全球每兩臺電腦所用CPU中就有一臺“成都造”,全球2/3的iPad出自成都,全球1/3的筆記本電腦出自重慶,蘋果手機一半出自鄭州。
由於中西部地區長期以來進出口貿易的基數較低,當這些以全球為市場的企業內遷之後,其出口出現了爆發式的高增長,當時中西部進出口逆勢飄紅與東部沿海地區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
現在陜西進出口的高增長也有賴於三星西安項目。西安海關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達543.8億元,增長33.6%,占同期陜西省進出口總值的69.7%。加工貿易進出口總值超500億元,增長31.7%,占同期陜西省進出口總值的64.1%。
從市場上看,今年一季度,陜西省對韓國進出口貿易總值173.5億元,增長66.8%;從商品結構看,機電產品進出口669.9億元,占同期陜西省進出口總值的85.8%。
不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隨著國際市場需求持續疲軟,這些外貿高增長地區也出現大幅下降,河南的下滑不是孤例。
2015年四川外貿進出口總額大降26.5%,2016年再降3.6%。原因就在於國際市場需求疲軟導致出口下降,同時,加工貿易生產低迷使得進口下降。
依賴幾家外商企業
中西部地區進出口數據的大幅波動,主要在於這些地區的進出口集中於少數幾家外商投資企業,它們占據這些省區進出口總值的60%以上。
西安海關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陜西省的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543.8億元,增長33.6%。鄭州海關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河南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690.9億元,下降11.2%,占63.2%。
因此,隨著市場變化,這些企業的進出口下滑就會直接影響到當地的進出口。
2015年,成都出口排名前幾的鴻富錦精密電子(成都)公司也就是富士康成都工廠出口同比下降26.93%,戴爾成都公司出口同比下跌36.7%,英特爾成都公司出口下跌22.86%。當年,成都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了29.1%。
四川省統計局總經濟師熊建中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四川外貿有三個特征:一是以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為主,這占外貿總額的86.7%;二是外商投資企業對進出口起到支撐作用;三是主要是機電產品。
在大幅下滑之後,四川進出口去年恢複性增長,也能看到外商企業的作用。
外貿主要集中於少數幾家企業會導致出口主要產品比較單一。從商品結構看,機電產品進出口669.9億元,占同期陜西省進出口總值的85.8%。而鄭州的手機出口約占進出口總值的40%。2017年,河南手機出口1934.3億元,增長7.9%,全年手機出口首次突破一億臺。
A股上市公司超過100家的省份已達11個,其中,擁有上市公司最多的省份為廣東,數量達到577家,占全國的16.42%。
一個地區上市公司數量的多寡,往往反映該地區的經濟活力和產業結構發展水平。
目前,各地對扶持當地企業上市都表現出高度重視,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對上市企業的獎勵金額高達百萬元。
五省份上市公司總市值占全國七成
5月3日,證監會發審委舉行今年第70次工作會議,對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天風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IPO(首次公開發行)進行審核。
當天的發審會成了“湖北專場”,該省三家企業一同上會,並且100%通過審核,這在湖北企業上市歷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
加上4月17日過會的銳科激光,很快湖北將有4家企業上市發行。同時湖北A股上市公司總數也將增至101家,並成為中西部地區第4個A股上市公司突破100家的省份。
加上湖北,目前A股上市公司超過100家的省份已達11個。排在湖北之前的有廣東、浙江、江蘇、北京、上海、山東、福建、四川、湖南和安徽。
Wind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5月3日,排名前五的“粵浙蘇京滬”的A股上市公司數量達到1974家,占整個A股數量的56.19%,合計市值達到41.02萬億元,占A股總市值的68.96%。
其中,擁有上市公司最多的省份為廣東,該省上市公司達到577家,占全國的16.42%,與其經濟總量成正比。浙江緊隨,上市公司數量達421家,占全國的11.98%。
東西部差距仍懸殊
盡管近年來中西部經濟高速發展,增速超過東部,但在上市公司方面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之間仍差距懸殊。
此外,發達省份與欠發達省份在上市公司數量上的差距,也遠大於它們在GDP方面的差距。
這種差距還有不斷擴大的態勢。從2017年的IPO情況來看,全國首發438家,長三角(浙蘇滬)190家,占43%,廣東98家,占22%,這四省市就占據了65%。
相比之下,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去除了湖南超過10家(17家),其他省份都在個位數以下。東三省(黑吉遼)4家,占比0.9%,山西、內蒙古、廣西、青海掛零。
除了A股,港交所也是內地企業上市的一個重要選擇。
根據老虎證券4月發布的《內地在港上市公司調查報告》,目前港股市場30%的上市公司來自內地,共661家,分布於28個省份,超過半數匯集於北京、廣東、上海三地。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作為判斷一個地區整體實力的重要標準,上市公司通常代表一個地區最優質的企業群體。體現了該地區的產業結構、產業發展階段,企業的前瞻性、盈利性。目前盈利大、高增長的新興企業,仍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
也就是說,中西部和沿海地區在上市公司增幅上的差異,主要是受兩者不同的產業發展階段所影響。
中西部地區近幾年的高速發展,其中一大原因是承接了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落地,大量的人口就近就業、就近城鎮化。但中西部地區所承接的產業轉移主要是制造端的環節,大部分研發設計、市場等環節仍在東部沿海地區。
相比之下,東部發達地區已經走過了工業化和快速城鎮化的階段,進入到以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後工業化時期。在將勞動密集型和加工組裝產能向中西部轉移後,東部地區也釋放出一些空間,集中發展新興產業、總部經濟。
比如,目前的獨角獸企業大多數集中在沿海發達地區,而這些獨角獸企業是未來上市公司的重要來源之一。
中西部獎勵舉措頻發
“武漢一下子增加了幾家上市公司,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彭澎說,中西部地區短期內不可能趕上沿海地區,但未來,包括武漢、成都等地的上市公司會明顯增加。當然要徹底扭轉與沿海的差距,至少需要十幾年的時間。
當地企業能夠上市,就意味著資本流入當地,如果上市公司做大做強,則可以帶動地區經濟。例如貴州茅臺之於貴州、阿里巴巴之於杭州、格力電器之於珠海,都是一個企業帶動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的典型。
這種帶動作用,在中西部地區將更為突出。因此,目前各地也非常重視、支持企業的IPO,並且推出各種獎勵舉措。
湖北省提出力爭到2022年末,全省境內外各類上市公司總數達到200家左右。對於在A股首發上市的企業,省政府獎勵400萬元。2018年起,將推進企業上市工作納入市、州、縣政府和省直部門年度目標責任考核。
早在2015年,安徽省就出臺扶持舉措,對改制完成並辦理上市輔導備案登記的擬上市企業,省財政給予30萬元獎勵,成功上市後再給予70萬元的獎勵。
在這樣的激勵政策下,中西部的幾個地方有望成為上市公司集聚的新高地。尤其是成都、武漢、重慶和西安這幾座大區中心城市,以及合肥、長沙等人口大省省會,高校雲集,科研實力雄厚,未來潛力較大。
例如武漢的東湖高新區,目前已有數十家上市公司,成為中國上市公司最密集的區域之一。
在海南被確定將建設自由貿易港之後,內陸地區也在積極爭取建設自由貿易港,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為此展開了相關研究和申報工作。
其中,四川省自貿辦近日提出,四川自貿試驗區將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探索以航空為特色、空鐵公水多式聯運優勢集成的內陸自由貿易港,探索建設一批內陸與沿海沿邊沿江協同開放示範區。
西安市自貿辦有關人士也在近日向第一財經介紹,該市空港新城申報首個內陸型自由貿易港的文件已經遞交陜西省政府。陜西省確認西安空港新城為陜西省申報、建設自由貿易港主體。
圍繞內陸自貿港建設,相關專家也就此提出了一些研究意見,比如建設內陸地區的自貿港,不僅限於港口模式,可以進行多類型、多元化探索。
不過,相關部門回應稱,自貿港建設目前處於探索期,由中央統一決策部署確立。
探索建設內陸自貿港
實際上,今年以來,各地就開始了建設自貿港的研究。
今年1月7日,西安空港新城舉辦了“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研討會,邀請商務部研究院、陜西省內外知名高校的領導和專家學者為空港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把脈支招。
1月16日,成都雙流自貿試驗區舉行了以“從自由貿易試驗區到新時代內陸自由貿易港”為主題的空港型自由貿易港建設研討會,邀請了來自中央部委以及學術界專家為雙流如何建設空港型自由貿易港出謀劃策。
同時,四川的其他地市也在積極研究準備,比如,不在四川自貿區範圍內的宜賓市就提出,在四川申報內陸自貿港的時候將其納入。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霍偉東向第一財經表示,各地積極申報自貿港,是對十九大報告的呼應,顯示出各地政府高度重視改革開放的探索,尤其是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
而在此過程中,內陸地區相當積極,雖然沿海地區具有海港的優勢,但內陸地區依托空港和鐵路港,在向西、對歐的開放中,無論是國際航線和中歐班列上,都可以化地理劣勢為比較優勢。
參加前述地方座談會的中央部委的專家也表示,“自貿港依托於港口,既可以是海港,也可以是空港、陸港(鐵路港),有的還提出是江港。”在中西部地區建設內陸自貿港,可以與“一帶一路”和西部大開發結合起來。
霍偉東也向第一財經表示,自貿港不一定是海港,也不一定是先在沿海再在內陸設立,是可以在海港、陸港(鐵路港)、空港各選一個點設立自貿港。中央提出探索內陸開放,要解決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自貿港就是助推劑,不然內陸地區永遠落後於沿海地區。
南開大學自貿區研究中心主任佟家棟在雙流自貿區的座談會上表示,中國自貿港可以多種類型的港口進行多元化探索。
因此,四川提出探索以航空為特色、空鐵公水多式聯運優勢集成的內陸自貿港;陜西將西安空港新城作為建設主體,而河南省申建自由貿易港,也主要依靠河南自貿區、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鄭州國際陸港及各類口岸特色優勢。
深化自貿區改革
不過,在目前,這些地方的申報意願尚未有實質性進展。
今年2月,重慶市商務委在該市政府公開信箱中答複市民時表示,自由貿易港建設目前處於探索期,由中央統一決策部署確立自由貿易港建設城市,不受理地方自行申報。重慶將持續關註自由貿易港建設動態,切實把握自由貿易港建設契機。
西安市自貿辦有關人士也向第一財經透露,在該市空港新城的申報文件遞交陜西省政府之後,陜西省商務廳與商務部進行過溝通,商務部口頭答複表示,內陸自貿區剛開始試驗,自貿港建設也在探索,暫時沒有啟動申報。
霍偉東向第一財經表示,自貿港並非是對自貿區的取代,十九大報告提出,“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這是兩層意思,不是自貿港也並不阻礙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可以推進自貿區深化改革創新。
重慶市商務委也在上述答複中表示,重慶自試區建設尚處於起步階段,下一步將切實用好中央賦予自貿區的更大自主權,加快具有內陸開放特點、適應市場主體需求的政策創新和制度建設,打造自貿區升級版,成為內陸自貿區高標準高水平建設典範。
四川省自貿辦也提出,2018年,四川自貿區將提升到2.0版,推動第二批省級管理權限下放,探索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爭取本外幣賬戶管理體系試點,探索多式聯運“一單制”、科技金融服務新模式等。
事實上,參加雙流自貿區座談會的專家也談到,目前自貿區試驗存在一些問題,與設立初衷存在差距。自貿區目前主要進展在於投資便利化上,其他方面還有待加強。自貿區建設需要繼續推進體制機制的創新。
佟家棟在上述雙流自貿區座談會上提出建議,在自貿區範圍內的海關特殊監管區設立自貿港,施行典型自貿港政策體系,以貿易自由化倒逼改革;而在自貿區非海關監管區則繼續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重慶市商務委也表示,重慶已建議中央允許內陸自貿區四至範圍內的綜合保稅區和保稅港區,試行自由貿易港政策,並做好承接的準備工作。
大數據產業是以數據生產、采集、存儲、加工、分析、服務為主的相關經濟活動。當前部分中西部省份在大數據產業上實現了“彎道超車”。
河南發力大數據產業
在近期貴州舉辦2018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的同時,中部人口大省河南也正在加快打造大數據產業。
河南省政府辦公廳日前下發了《河南省大數據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下稱《行動計劃》),力爭到2020年,該省大數據產業競爭力居全國第一方陣,成為全國一流的大數據產業中心。
2016年10月,河南省成為繼貴州之後第二批獲批建設的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隨著18個大數據產業園區建設全面鋪開,河南省正成為中西部地區大數據及相關領域產業的價值窪地,被業內譽為“中原數谷”。
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院長耿明齋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河南發展大數據產業的一大優勢是區位與交通優勢。河南是內陸地區的交通樞紐,現在正在積極打造信息交流的樞紐。其中,河南開通的鄭歐班列班次、載貨量、貨值等都位居全國前列,鄭州與歐洲之間的航空貨運也在快速增長,鄭州正在發展成為國際航空物流中心。
同時,鄭州已經成為全國重要的跨境電商物流中心。由於交通樞紐的便利化程度提高,鄭州發展成為中西部重要貿易中心。耿明齋說,貨運、物流的快速增長帶動了很多大數據資源的集聚。
對標國家大數據(貴州)綜合試驗區,河南提出到2020年大數據產業競爭力居全國第一方陣,其量化目標是,到2019年,河南力爭大數據核心產業規模超過400億元、關聯業態規模達到2000億元。到2020年,大數據核心產業蓬勃發展,在各行業的深度應用全面展開,政府科學決策和社會精準治理能力顯著增強,大數據核心產業規模突破1000億元、關聯業態規模超過5000億元。
在重點任務方面,未來河南將重點圍繞大力發展大數據核心產業;加快推進大數據創新應用;積極發展大數據關聯產業;培育發展新業態、新模式;完善產業發展生態5個方面展開。
在大數據核心產業上,將圍繞應用需求,培育發展專業化的數據采集、存儲、加工處理企業,壯大數據采集存儲、數據加工處理、數據交易流通等大數據核心產業。
在大數據關聯產業方面,將積極發展智能終端、電子核心基礎部件等產業,推進大數據與人工智能、虛擬現實、數字創意的融合應用,推動關聯產業與核心產業相互促進、相互融合、協同發展。加快鄭州航空港智能終端產業園區建設,推動智能終端產業從單一手機制造向研發設計、新型顯示面板、高端屏組件、攝像模組等產業鏈上遊環節拓展。
近幾年,通過打造臨空經濟產業,鄭州航空港經濟區實現快速發展。例如,在富士康的帶動下,很多著名智能手機品牌往鄭州航空區集聚,推動了鄭州航空港智能手機產業園於2014年1月提前投入使用。到2015年,鄭州航空港區生產的智能手機就已經突破了2億部,占全球智能手機供貨量的七分之一。
按照《行動計劃》,2018年河南力爭全省手機產量達到3億部;2019年達到3.5億部;2020年達到4億部,成為高端品牌手機生產基地。
中西部彎道超車
近幾年,中西部地區在大數據產業方面的發展頗具亮點。雖然與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是,貴陽、成都等中西部城市在大數據發展領域表現也較為搶眼。
其中,成都已經制定出臺了《成都市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5)》《成都市推進大數據發展實施意見》《成都市促進大數據發展若幹政策措施》等文件,成為繼廣州、沈陽之後國內第三個設立大數據管理局的城市。
貴州近幾年順應大數據產業革命大潮,重點打造以大數據、高端電子信息制造和高端特色裝備制造為核心的現代產業集群和中國內陸重要的智能手機生產基地,最終搭建上下遊一體化的完整智能終端生態體系。
今年2月,中國內地的iCloud轉由雲上貴州運營。有專家預測,僅iCloud這一項業務,將為貴州每年帶來10億美元以上的穩定收入。 統計顯示:到目前,蘋果、高通、谷歌、微軟、阿里巴巴、騰訊、京東、富士康等200多個國內外知名企業的項目落戶貴州,投資總額超過了2400億元。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說,互聯網產業的發展突破了地理條件的制約,地域因素正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而原來中西部一些後發的因素,卻變成了優勢,比如地價、勞動力等成本都比沿海大城市低,在沿海大城市的高昂成本之下,很多人才、勞動力也會考慮性價比,留在中西部就近就業。
最新的一個例子是,今年年初,移動電競遊戲研發商、發行商英雄互娛計劃在北京招聘100位程序員,可5個月過去了,只招到了7人,其中4人還辭職。但是公司搬到西安之後,僅用一個月時間就招聘了25人,而且性價比很高。比如,在西安一個技術總監的月薪為18000元,放在北京這個崗位的薪酬則是現在的3到4倍。而這個團隊大部分成員來自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按照最新計劃,英雄互娛將與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合作設立實驗室及遊戲專業,並在自身發展基礎上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在遊戲引擎技術研究、遊戲專業建設、科研人才培養等方面提供部分科研資金支持。
隨著全國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的出爐,各地也陸續發布自己的經濟半年報。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29個重點城市半年報數據顯示,上半年,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GDP均已突破萬億大關。此外,憑借在高鐵、科教和文化等方面的優勢,中西部省會經濟持續快速增長。
四大一線城市半年GDP全部過萬億
今年上半年,北上廣深是僅有的四個GDP上萬億元的城市。2017年上半年,廣州和深圳的GDP分別為9891億元和9709億元,因此,今年也是四大一線城市首次半年經濟數據集體跨越萬億大關。
其中,領頭羊上海上半年GDP達到15558億元,這也是上海半年GDP首次突破1.5萬億大關,北京以14051億元緊隨其後。
位列第三的深圳GDP突破了1.1萬億,增速達8%,在四大一線城市中領跑。投資的增長對深圳經濟的拉動作用較大。上半年,深圳全市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2.0%。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16.7%,非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26.4%。
在連續27年GDP位居第三之後,2016年,廣州GDP首次被深圳超越,退居第四。今年上半年,廣州與深圳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
今年一季度,廣州經濟實際增速僅為4.3%,遠低於北上深。到上半年,廣州經濟總量達10652億元,實際增速回歸,由4.3%擴大為6.2%。
上半年廣州落後深圳356億元。而深圳向來有前低後高的特點,上半年經濟數據占全年的比重較低。據此推算,廣深之間的差距全年將可能達到千億以上。
但是,廣州第四的位置還是比較穩固的。緊隨其後的天津、重慶、蘇州等追趕者在短期內基本沒有超越廣州的可能。
標準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長謝良兵分析,創新驅動正在成為各城市經濟轉型、新舊動能轉換的主要抓手。城市之間的競爭也已經變為了傳統產業與新經濟之間的比拼。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倚靠新經濟等創新驅動,優勢仍十分明顯。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經濟結構繼續優化,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8.5%。謝良兵說,對於中產階層聚集、消費升級欲望強的一線城市,內需的拉動效應更為明顯。
例如,深圳市統計局數據顯示,規模以上營利性服務業中,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營業收入增長37.3%,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16.7%,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增長16.5%。
與此同時,位列五、六位的天津、重慶上半年GDP增速明顯放緩,分別為3.4%和6.5% 。從總量上看,2017年上半年,天津、重慶與廣州的差距分別為506.41億元、747億元,今年上半年則分別擴大為725.38億元、831.39億元,差距拉大。
但從產業上看,過去幾年,在工業經濟的帶動下,天津和重慶連續多年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現階段,津渝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增速必然隨之放緩。
重慶市統計局就分析指出,目前全市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較突出,提質增效任務依然艱巨。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北上廣深作為新經濟比較發達的區域,受產能過剩、去產能的影響比較小。而津渝在經過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基礎設施日趨完善,投資空間逐漸飽和,增長的動力也就慢慢下降,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逐漸進入到轉換增長動力的階段,因此增速降低也十分正常。
中西部省會虹吸效應強
從GDP實際增速來看,在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的29個重點城市中,共有8個城市的增速超過8%,除了第三名的福州來自東部沿海之外,其他7個城市均為中西部的省會城市,包括昆明、南昌、鄭州、成都、武漢、西安和合肥。其中,除了昆明和南昌,其他5個城市上半年的GDP都已超過3000億大關。
武漢、成都和西安是大區中心城市,也是國家中心城市;鄭州是戶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的省會,也位列國家中心城市行列;合肥是中部人口大省安徽的省會。這些城市作為強省會,近幾年集聚人才和資金等資源的能力越發突出。尤其是2008年以來,高鐵建設基本都是以省會為中心展開的。
謝良兵說,高鐵虹吸效應導致作為強二線城市的省會聚集優勢明顯,首位度加強。經濟增速靠前的城市,基本都是新的高鐵樞紐城市。
同時,區域經濟發展多是以省會城市作為龍頭,帶動整個城市群乃至整個省份的發展。尤其是與沿海省份大多擁有雙中心乃至多中心的格局相比,中西部省份大多是以省會為單中心的結構。
可以說,中西部的省會集聚了全省最好的教育、醫療、交通、文化等資源,在人口加速向都市圈、大都市轉移的情況下,城鎮化率較低的中西部大省的省會,擁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從去年開始的人才爭奪戰來看,這些城市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例如,今年以來,西安大力推行戶籍新政、實施“人才爭奪”戰略,截至2018年8月1日9時30分,西安市市外遷入人口559416人,其中博士研究生以上學歷人才1005人,碩士研究生人才17237人。
2017年,鄭州市市域城市建成區面積達到830.97平方公里。與2016年相比“長大”了86.2平方公里,同比增長高達11.6%。
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院長耿明齋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鄭州人口快速增長,城市高速擴張,主要因素是河南人口規模很大,但城鎮化水平又相對滯後,到2017年才剛突破50%,比全國低了8個百分點。但這也意味著發展潛力很大,目前河南處在高速城鎮化的階段,使得各種要素不斷向鄭州集聚。
此外,隨著經濟發展進入到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階段,對科教、人才的需求和依賴也越來越大。在這個過程中,省會城市所擁有的科教文化和高端生產要素的優勢要比非省會城市突出很多,加上省會城市本身服務業占比較高,也更有利於服務產業的轉型升級。
數據顯示,去年包括合肥、鄭州、西安、武漢等強省會城市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增長十分迅猛,直追東部經濟強市。
而東部沿海地區的一些經濟總量較大的普通地級市,受制於外貿出口影響,經濟增速相對要遜色不少。包括蘇州、佛山、無錫、常州等外貿大市增速就明顯低於上述中西部強省會。比如,去年上半年佛山GDP總量還領先鄭州160億,到今年上半年,鄭州已經超過佛山135億。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林江分析,如今,區域經濟發展更強調的是地方政府對各種資源的整合能力,像東莞、佛山這樣的普通地級市很難有省會城市那樣具備對土地、科技等各種資源的整合能力,因此被中西部的強省會趕超也實屬正常。對這些東部沿海的經濟大市來說,未來仍需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產品創新,繼續發揮制造業方面的優勢。
此內容為第一財經原創。未經第一財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轉載、摘編、複制或建立鏡像。第一財經將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 如需獲得授權請聯系第一財經版權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63元,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8.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6%。
各省份之間的差別也很大。上半年,有9個省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且全部來自東部沿海地區;有4個省份超過2萬元大關,分別是上海、北京、浙江和天津。但還有7個省份低於1萬元,全部來自西部省份。
9省份超全國平均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指的是居民家庭全部收入中能用於安排家庭日常生活的部分,是反映一個地區居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是了解居民生活變化情況的基礎。
數據顯示,上海和北京兩大直轄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在上半年突破了3萬元大關,在全國遙遙領先。上海和北京作為強一線城市,現代服務業最為發達,金融、互聯網、科技研究等幾大收入最高的行業在這兩市最為集中,居民收入自然也最高。
浙江以2.4萬元位居第三,領先第四的天津3000多元,優勢相當明顯。值得註意的是,天津作為城市經濟體,城鎮化率已經高達83%,而浙江作為省域經濟體,還有大量的農村地帶和農業人口,城鎮化率也比天津低了15個百分點,因此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領先天津,高居全國第三,頗為難得。
“浙江最大的特色就是縣域經濟特別發達,每個縣、鎮都有自己的產業集群,產業競爭力很強,城鄉之間的差距小。”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改革開放後,浙江最早實行省直管縣,是我國市場化程度最高、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
來自溫州、從事皮具行業的陳先生表示,浙江因為山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積較小,再加上靠海,所以很多人走出浙江,到省外甚至國外各地經商。這種情況下,浙江的商業氛圍十分濃厚。
雖然此次是天津首次半年突破2萬元大關,不過天津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速只有6.6%,這主要與今年上半年天津經濟增速較慢有關。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天津市的經濟增速僅為1.9%,上半年則回升至3.4%。
江蘇、廣東和福建這三個東南沿海省份分列5~7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介於1.7萬~2萬之間,相互之間差距較小。這三省雖然與浙江有一定差距,但由於民營經濟比較發達,民間資本較為活躍,城鎮化率較高,因此收入水平依然大幅高出全國平均水平。
相對而言,第三經濟大省山東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雖然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但與浙蘇粵閩等東南沿海省份還有較大的距離,甚至還低於東北省份遼寧。
原因在於,從產業結構上看,山東的能源重化產業占據較大比重。這些年山東轉型升級步伐較慢,目前能源原材料之類的基礎工業占比仍很高,高新技術產業占比明顯不足。
此外,一般情況下,城鎮化率越高、城市經濟體越大的地方,人均收入也會越高,反之亦然。由於山東的城鎮化率較其他東南沿海省份低,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收入水平。
西部7省份低於1萬元
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往往決定了一個地區的收入水平,這一點在內蒙古、重慶、湖北等幾個省份中頗為明顯。
數據顯示,上半年重慶和內蒙古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超過了1.3萬元,分列第10、11位,在中西部各省份中領跑,湖北也達到了12541元,在中西部省份中位列第三。
值得註意的是,重慶和湖北省省會武漢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汽車、電子等產業十分突出,而內蒙古近年來的工業化發展步伐也非常迅速。
在工業化的帶動下,這三地的城鎮化水平也領跑中西部。數據顯示,去年重慶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64.08%,位列全國第9,超過了山東,僅比東部發達省份福建低0.82個百分點。內蒙古和湖北的城鎮化率分別達到62%和59.3%,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
中部地區的安徽和湖南同樣得益於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居民收入位居上半區。
例如,在安徽合肥,隨著近幾年長三角、珠三角的土地、勞動力等成本大幅上升,合肥利用自身在成本等方面的優勢,在其原有的家電產業基礎上,承接了大量原來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家電產業落戶,一舉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家電制造業基地,區域經濟也實現高速發展。
湖南長沙這幾年在裝備制造業、文化產業、醫藥、汽車等領域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以裝備制造業為例,近年來長沙湧現出了三一重工、中聯、山河智能等在國內響當當的裝備制造企業。
而在榜尾端,有7個省份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於1萬元,這些省份全部來自西部地區。
貴州省社科院研究員茍以勇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由東到西呈現了梯次推進、梯度發展的格局,沿海地區已經從工業化中期向後期轉變,但西部地區還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基礎仍十分薄弱,需要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
以貴州為例,貴州在2010年10月推出“工業強省”戰略,同年12月,108家央企投資貴州47個項目,總投資達2929億元。同時,近年來貴州強力推進大扶貧、大數據、大生態三大戰略行動。截至上半年,貴州已經連續30個季度經濟增速保持全國前三位。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人均收入也節節攀升,今年上半年貴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速達到了10.7%。
因此,未來要提高西部地區的人均收入,仍需加大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和資金投入,加快補齊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短板。茍以勇說,當前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欠賬仍然很多,只有先解決好基礎設施短板問題,才能談產業發展問題。
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速方面,上半年西藏、貴州增速都超過了10%,雲南、安徽分列三、四位。這幾個省份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帶動收入增長較快。另一方面,大部分中西部地區的收入基數較低,雖然收入增幅較高,但在絕對數方面與東部發達地區之間的差距仍很大。
在榜尾端,有7個省份上半年收入名義增速低於8%,絕大多數來自東北、華北、西北地區。這些地方的能源重化產業比重較大,近幾年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居民收入也受到不小的影響。
中西部地區正在加快鐵路補短板的腳步,為經濟社會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以湖南為例,國家高速鐵路網“八縱八橫”主通道有“兩縱兩橫”貫穿湖南省。截至今年7月,湖南省9個在建鐵路項目共完成投資122億元,占年度投資計劃的56%。
專家也表示,目前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欠賬仍然很多,只有交通基礎設施搞好了,才能談產業發展的問題。
同時,交通基礎設施依然是西部大開發的重點任務。“十三五”期間要重點推進十大高速鐵路通道建設。
中西部加快鐵路建設
2017年底,湖南鐵路營運里程達4739公里,其中高鐵1397公里,居全國第四位。截至今年7月,9個在建鐵路項目共完成投資122億元,占年度投資計劃的56%。
8月29日,湖南省省長許達哲主持召開省政府專題會議,貫徹7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聽取在建鐵路建設情況及在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補短板情況匯報,研究部署推進在建鐵路項目建設等工作。
會議指出,要圍繞“市市通高鐵”目標,加大在建鐵路項目推進及考核力度,及時解決資金籌措、征地拆遷、技術優化等問題,力爭年底前懷邵衡鐵路竣工通車等計劃目標順利完成。加快渝長廈長贛段、呼南通道襄常段等前期項目推進和永州至廣東清遠、常德至嶽陽至江西九江高鐵等列入國家鐵路規劃銜接匯報工作,爭取國家支持。
在鄰省湖北,未來三年鐵路投資將達1000億,而且黃岡至黃梅鐵路、宜昌至鄭萬聯絡線、西安至十堰高鐵、陽邏港支線鐵路、宜萬鐵路新建高坪站等5個項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進展,有望年內開工。
在西南地區,據中國鐵路總公司官方消息,渝昆高鐵通過審批,最快將在2018年內開建。渝昆高鐵始於重慶樞紐,經重慶主城區、江津、永川等地進入四川省瀘州、宜賓,而後進入雲南省昭通、曲靖會澤接入昆明樞紐昆明南站。
按照目前審批的情況,渝昆高鐵共設18個車站。線路全長約718公里,設計時速為350公里,投資1170億元。
四川最近提出,將加快構建“四向八廊五樞紐”為主骨架的現代綜合立體交通運輸體系,到2022年,力爭鐵路總里程達到6000公里(高鐵建成和在建2300公里)以上。這相當於在現有運營里程基礎上增長25%。
西北的甘肅也在加快鐵路建設。8月28日,甘肅省鐵路投資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成立大會在蘭州市舉行。甘肅鐵投集團是甘肅省委、省政府決定設立的省屬骨幹大型企業,集團的成立意味著甘肅省有了鐵路項目投融資、建設、管理和運營的統一大平臺。
此外,據官方介紹,目前內蒙古正在建設呼和浩特至張家口高鐵、赤峰和通遼至京沈高鐵連接線;“十三五”期間規劃建設集寧至大同高鐵和包頭至銀川高鐵;中長期規劃建設齊齊哈爾-海拉爾-滿洲里高鐵、包頭至西安高鐵包頭榆林段、齊齊哈爾-烏蘭浩特-通遼高鐵。預計2020年全區高鐵里程達到400公里,2030年達到2600公里。
貴州省社科院研究員茍以勇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目前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欠賬仍然很多,需要加快補齊短板。以貴州為例,當前貴州對接珠三角等地的快速鐵路通道已經打通,但省內各地市之間的鐵路連接仍遠遠不夠,鐵路貨運方面也有待加強。
他表示,受制於資金,盡管當地有不少礦產資源,但沒有鐵路的話,當地資源優勢也無法發揮出來。
茍以勇認為,西部地區的企業少,稅收財政少,發展比較慢,包括鐵路在內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缺乏資金,因此需要通過各種途徑、引進各種資源,把高鐵等對外通道搞好。只有交通基礎設施搞好了,才能談產業發展的問題。
建十大高鐵通道
一位業內人士分析,我國鐵路建設經過多年高速發展後,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已比較完善,因此鐵總也會逐漸減少投入,目前東部發達地區的鐵路建設也逐漸以地方為主。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仍存在較大短板,這些地方的鐵路將是未來投資的重點,鐵總也會進行傾斜。
加快鐵路尤其是高鐵的建設,對推動中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以寶蘭鐵路為例,去年7月9日,陜西寶雞至甘肅蘭州高速鐵路開通運營。截至2018年7月9日,寶蘭高鐵已開通運營一周年。一年來,寶蘭高鐵累計發送旅客1183.61萬人,日均發送旅客3.24萬人,單日最高紀錄5.42萬人,成為拉動西部經濟增長的強力引擎。
陜西省社科院研究員張寶通對第一財經分析,高鐵最大的優勢就是帶動人流,所以寶蘭高鐵開通後,一開始促進的就是當地旅遊業的發展。
西北地區有豐富的旅遊資源,高鐵的開通使得這些旅遊資源得到充分的開發,進而帶動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等匯聚,帶動大西北地區的開發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
國家發改委西部開發司巡視員肖渭明表示,交通基礎設施依然是西部大開發的重點任務,要加快形成以幹線(高速)鐵路公路為主骨架的交通網絡建設。“十三五”期間要重點推進十大高速鐵路通道建設,具體來講就是三個貫通和七個建設。
其中,三個貫通指的是貫通烏魯木齊到連雲港的高速鐵路通道、昆明到上海的高速鐵路通道、昆明到廣州高速鐵路通道。
七個建設分別是建設呼和浩特到南寧高速鐵路通道、建設昆明到北京高速鐵路通道、建設包頭銀川到海口高速鐵路通道、建設銀川至青島高速鐵路通道、建設蘭州西寧至廣州高速鐵路通道、建設蘭州至北京高速鐵路通道、建設重慶至廈門高速鐵路通道。
肖渭明說,這十大通道里面有幾條現在已經打通了,比如昆明到上海、昆明到北京的高速鐵路。“今年到明年我們要加快成貴高鐵建設,盡快開工建設川藏鐵路、渝昆高鐵、西渝高鐵等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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