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底前,一家擁有超過150年生產歷史的挪威魚肝油企業沐樂思將在中國上市推廣他們的產品。而推動他們想要進入中國市場的一個很重要的動因,就是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歐美市場的萎縮。
「近幾年,外資品牌對進入中國市場的興趣越來越高,特別是在金融危機以後。」大昌華嘉中國區總裁胡延榮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越來越多的品牌試圖開闢中國市場,不管是通過市場拓展服務公司代理還是自行進入。
日本藥妝品牌櫻工房總經理松本忠久透露,目前日本國內所有的商業業態都在走下坡路,唯有藥妝市場還能保持近10%增幅,但是中國藥妝市場年增幅達30%左右,毛利也高達30%。包括Welcia、富士藥局、可開嘉來等日本藥妝領軍企業紛紛到中國跑馬圈地。
在上海從事服裝設計的純子小姐透露,近期有近200家日本服裝企業遷到中國發展,每家獲得數千萬日元的政府資金資助。本報記者獲悉,一家大型日本基金公司正在上海尋求購買數棟高檔住宅樓籌建日本社區,供來中國工作的日本籍員工居住。
中國人強勁的消費力和迅速增長的經濟實力,也讓一些試圖打開中國市場的外國品牌,對中國產生了不切合實際的期待。「他們會想,就算一個中國人只買一支筆,13億中國人也會是很大的市場。」胡延榮說。
胡延榮表示,其實中國市場的實際情況卻不那麼簡單。一是許多國際品牌都已經進入或者即將進入中國市場,這裡的競爭已經非常激烈;二是中國地域廣闊,各地所需要的商業模式都不相同。因此,在中國市場上進行商業活動的成本和風險都在顯著提升。
但是,中國經濟自身目前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各種不確定性也在加劇,這是否會影響消費力的提升,以及外資品牌進入中國市場的步伐?
胡延榮則表示,過去經濟增長在中國已經造就了相當的消費力,這種消費力還將持續,與全球其他市場相比,中國仍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地區,儘管在這裡會遇到挑戰。「畢竟,外國品牌的本土市場和其他市場的吸引力已經相對較低,拓展空間已經非常有限。」
題記:一般而言,對於過去歷次災難的研究已經總結出了一條規律,即我們根本沒有必要良莠不分地將我們的所有股票全數拋掉。這是因為,成千上萬 覺得世界末日來到,因此在恐慌中大量拋售股票的人們其實什麼好處也得不到,只有低到不合理的賣價。記住一條,賣出的時候永遠是大家都在瘋狂搶購的時候,而 不是相反。
再大的危機也別急著賣
導讀:投資通訊專家、MarketWatch專欄作家赫伯特(Mark Hulbert)撰文指出,在911這樣的重大危機之後,投資者往往會在恐慌中做出過度反應,但實際上,市場往往在半年之內就能夠復原,倉促賣出不足取。
以下即赫伯特的評論文章全文:
今天,轉眼間已經是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遭受911恐怖襲擊十一年的紀念日了。
關於當初的事件,我們在社會、政治和精神層面需要學習和總結的東西當然很多,只不過這些顯然都不是我的專長,我要做的,是努力為投資者總結出一些有用的經驗。
我相信,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或遲或早,市場總歸要再度遭遇911這樣的事情,無論是恐怖襲擊還是其他類型的預料之外的事件,比如2011年3月日本的海嘯和地震。
一般而言,對於過去歷次災難的研究已經總結出了一條規律,即我們根本沒有必要良莠不分地將我們的所有股票全數拋掉。這是因為,成千上萬覺得世界末日來到,因此在恐慌中大量拋售股票的人們其實什麼好處也得不到,只有低到不合理的賣價。
Ned Davis Research的研究顯示,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要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市場就不再是那跳樓價格,而是明顯上漲了。
十一年前所發生的故事,恰好就是這樣的軌跡。
我們不妨假設一下,一位不走運的投資者在2001年9月10日收盤時做出了投資股市的決定——這一天正是恐怖襲擊發生的前一天,而之後的若干天,市場一直沒有開盤,最終開盤時,市場當即下跌了5%。
這位投資者的心情當然可以想見,不過其實他大可不必過分消極,因為事實是,只要兩個月的時間,他的賬面上就已經沒有任何虧損了。當然,還有一點是必須強調的,這一幕還是發生在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後,2000年至2002年的嚴酷熊市當中。
不過,正如前文所說,這是符合歷史規律的——在911事件發生之後幾天內,Ned Davis就向自己的客戶遞交了這樣的研究報告。
在研究當中,他們列出了之前六十年間二十八次最可怕的政治或者經濟危機。該公司指出,在這二十八次危機當中,有十九次發生之後六個月內,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是實現了上漲的。平均而言,二十八次危機過去半年之後,指數上漲了2.3%。
那麼,投資者可以從中學習到什麼呢?答案是,在地緣政治危機之後,投資者往往都會做出過分的反應,這樣其實就大大增加了股市在六個月之內走高的可能性。
當然,賺再多的錢,也不可能彌補九一一這樣悲劇所造成的感情損失。可無論怎樣,在投資上感情用事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子衿)
80年代初香港樓市達到頂峰,之後掉頭向下。樓市的波動讓很多經營不審慎的銀行破產或陷入困境。
80年代香港多家銀行倒閉了或者被政府接管了,原因五花八門。但總結起來,無外乎銀行管理層監守自盜,管理鬆懈或者激進擴張。一切的一切在於管理層。
80年代香港銀行危機
(1)謝利源金鋪的倒閉(1982年)
謝利源金鋪創辦於清朝同治六年(1867年),70年代,黃金價格大幅上漲,謝利源金鋪推出「千足黃金積存計劃」:市民可開設黃金賬戶,按當日金價買賣黃金。推出之後大受香港市民的歡迎,業內人士估計謝利源金鋪借此吸收資金2000多萬元。
但是謝利源金鋪推出的這種紙黃金,並沒有按客戶的需求去市場上買賣黃金,也無大量的黃金儲備。1982年8月,國際金價大幅上升,每兩黃金上漲近1500元。謝利源金鋪被迫在市場上補倉,導致資金周轉不靈,只好在9月6日倒閉。
(2)恆隆銀行的擠兌和倒閉(1983年)
謝利源金鋪倒閉之後,市場盛傳謝利源與恆隆銀行關係密切,部分手持謝利源金鋪黃金券的投資者到恆隆銀行要求兌換現金,遭到拒絕。一時間有關該銀行發生支付問題的消息不脛而走,觸發了恆隆銀行的擠兌風潮。兩日之內,被提走的款項接近1億元。幸而渣打銀行和中國銀行發表聲明,全力支持恆隆銀行,擠兌風潮暫時平息。
然而問題卻未平息。2個月之後(1982年11月),大來財務公司因為欠多家銀行共計6.5億港幣無法償還,而被迫清盤。而恆隆的兩名董事也是大來的董事,因此恆隆銀行的清償能力再次受到質疑。之後市場上多家活躍的財務公司相繼倒閉,市場一片風聲鶴唳。
到了1983年9月,恆隆銀行的一張支票遭到了渣打銀行的拒付。香港政府為避免觸發金融危機,動用外匯基金全面接管了恆隆銀行。
恆隆銀行創辦於1935年,是一家歷史悠久的華資銀行,與恆隆地產(陳啟宗)沒有關係。1976年,菲律賓福建僑商莊榮坤、莊清泉收購恆隆銀行80%的股權。恆隆銀行在70年代發展過快,在80年代初的地產大潮中投機過度,到1983年時已經深陷泥潭不能自拔。
香港政府接管恆隆銀行之後,才發現銀行虧損高達3.36億元。其中,高達2.66億元的款項被公司董事以及關聯機構在極少抵押的情況下被一筆筆的借走。銀行被接管的導火索,是大來財務欠恆隆銀行的一筆高達8億元的債務被發現,之後,一向支持恆隆銀行的渣打銀行放棄繼續支持而使問題暴露。香港政府為挽救恆隆銀行,通過外匯基金向恆隆注入3億元。
(可見銀行的管理是多麼的重要!恆隆銀行的大股東莊清泉不僅收購了恆隆銀行,還收購了海外信託銀行大量的股份。1985年,海外信託銀行亦因倒閉而被政府接管。不知道是莊運氣不好,還是他自身就有問題?)
1983年9月,港府接管恆隆銀行。然後對其進行整頓
1987年9月,恆隆銀行取得被接管以來的首次盈利,並收回壞賬4億元
1989年9月,港府以6億港幣的價格將恆隆銀行賣給香港國浩集團
1990年6月,國浩將恆隆銀行併入旗下的道亨銀行,恆隆銀行結束了其55年的經營歷史
國浩集團是馬來西亞豐隆集團旗下的子公司。
1982年,國浩集團收購香港道亨銀行,1983年道亨銀行在香港上市。
1989年,國浩集團收購恆隆銀行,並將其併入道亨銀行
1993年,國浩集團收購海外信託銀行,並將其併入道亨銀行
2001年,新加坡發展銀行(後稱星展銀行)以432億港元的代價收購道亨銀行,並將道亨私有化。2003年,星展銀行將道亨銀行、海外信託銀行以及1998年收購的廣安銀行一起合併成星展銀行(香港)。星展銀行原名新加坡發展銀行,是新加坡最大的商業銀行。據傳為了避免引起一些人(主要是大陸居民和馬來西亞人)的反感,而改名星展銀行。星展銀行最大的股東是淡馬錫控股。
豐隆集團是新加坡最大的房地產和酒店業投資發展商。根據福布斯雜誌的排名,豐隆集團的主席郭令明財富28億美元,新加坡的首富。郭令明,祖籍福建同安,是新加坡豐隆集團創始人郭芳楓的長子。郭芳楓1911年出生於一個普通的莊戶人家,14歲那年抱著一卷草蓆到新加坡謀生,白天在五金店當學徒,晚上去夜校補習功課。後來與三個弟兄一起開辦了名為「豐隆」的小店,半個世紀後,豐隆成為亞洲最大的華商財團之一。
目前國浩集團持有東亞銀行15%的股權,為第二大股東。東亞銀行的第一大股東是西班牙CaixaBank,持有17%的股權。雖然西班牙深受歐債危機的影響,CaixaBank雖然受到衝擊,但是經營情況還不錯,2012年標普對西班牙100家銀行做了綜合測評,Caixa Bank位居榜首。
(3)海外信託銀行的擠兌和倒閉(1985年)
海外信託銀行創辦於1956年,創始人張明添(1918-1982),祖籍福建同安,是馬來西亞的富商。張明添被其朋友葉樁齡所設計,陷入「支票輪」,導致銀行虧空高達5億港元。
葉樁齡創辦多米尼加財務公司,為港人提供移民服務。1981年9月開始,葉多次將不能兌現的支票貼現給海外信託,由於支票過戶所產生的時間差,使它能以第二張支票貼現所得的款項存入賬戶,使得第一章支票得以兌現。葉同時在時間差內運用這些款項從事投機活動(不知道是否可以看成是浮存金啊?呵呵)。
但是由於葉投機失敗,產生虧損,需要更多資金彌補虧空。所以「支票輪」越滾越大,以致1982年3月崩潰時,海外信託銀行手上不能兌現的支票總額高達6680萬美元(張明添在1982年2月突然辭世,不知是不是時間上的巧合?)
海托銀行於1982年3月知道葉樁齡不能還債,但害怕引起審計師和政府的關注,銀行主席黃長贊與葉樁齡一起做假賬掩飾銀行的虧損。此事一直被掩蓋3年有餘。
1982年起,大來財務、恆隆銀行以及嘉年地產等與海外信託銀行有密切關係的公司相繼破產或被接管,海托銀行的困難迅速表明化,被迫大舉出售資產。1984年11月,海托將收購僅兩年的華人銀行出售,並計劃再出售香港工商銀行。
1985年6月6日,港府突然宣佈,海外信託銀行因「無法償還債務」停業兩天。之後,港府宣佈接管海托銀行。支票輪事件由此曝光。由於利息及匯率的變動,支票輪導致的壞賬已經達到9000萬美元(約7億港元)。香港政府接管海托之後,共動用40億元的外匯基金使其得以繼續運作。海托共計查出虧損高達31億元(看來海托銀行的虧損不僅限於支票輪事件)。港府苦心經營8年之後,將海托銀行以44.57億元的價格賣給國浩集團。
海托附屬的香港工商銀行也隨海托一同被政府接管。1987年8月,大新銀行以5.3億的價格收購了工商銀行,並易名為大新金融集團,取代了工商銀行的上市地位。
(4)新鴻基銀行
新鴻基銀行的前身是新鴻基財務,由新鴻基證券的馮景禧創辦。新鴻基銀行在地產最高峰斥資3億元(相當於權益的70%)購買總行大廈。隨著80年代初香港房地產的崩潰和銀行業危機的相繼爆發,新鴻基銀行面臨資金不足和存款大量流失的雙重困難。
1983年10月,為了避免被清盤的命運,馮景禧被迫同意出讓控股權(51%)給法國百利達集團和美國美林證券集團。1985年5月,中東的阿拉伯銀行以3.6億元收購新鴻基銀行75%的股權。之後,新鴻基銀行易名為港基銀行。
(5)嘉華銀行
嘉華銀行是香港一家歷史悠久的銀行,創始人林子豐,該銀行業務經營一直較為穩健。但是1971年林子豐逝世後,其後人無心經營。1975年,嘉華銀行的控股權被新加坡僑商劉燦松家族取得。之後,嘉華銀行快速擴張,並於1980年在香港上市。
嘉華銀行的客戶一直以東南亞的華僑為主,香港同業對其瞭解不深,一直存有戒心。1983年恆隆銀行被接管時,嘉華銀行的存款也受到影響。1985年,海托銀行被接管時,市場鑑於其與海托銀行關係密切,盛傳嘉華已經陷入財務危機之中。(1984年底,嘉華銀行的股東權益為5.3億元,而其累計的壞賬高達5.4億元,實際上嘉華銀行已經破產)。
1985年,嘉華銀行為擺脫困境,開始與有關財團洽談增值入股事宜。1986年,中信向嘉華注資3.5億元(2億元為普通股,1.5億為可轉換優先股),取得嘉華銀行91.6%的股權。銀行改名中信嘉華。
值得一提的是,嘉華銀行財務危機表面化之後,劉燦松兄弟潛逃離港。後分別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地被捕,兩人嫌涉詐騙7.7億款項。1988年1月,劉氏兄弟棄保潛逃(放棄保釋金潛逃),匿居台灣。
(6)永安銀行
永安銀行是香港著名永安公司創辦人郭泉創辦的老牌本地銀行。數十年來,經營作風保守,在香港多次銀行風潮中均能屹立不倒,安然無恙。
1984年,永安銀行傳出醜聞,出任總經理的郭氏第三代郭志匡從銀行挪用1000萬美元作為己用。1985年底,永安銀行因不能收回貸給該行董事和高管的貸款而損失慘重,銀行資本出現負值。
1986年5月,恆生銀行向永安銀行注資1.76億港元,取得50.29%的控股權。在恆生的經營下,永安銀行迅速扭虧為盈。1993年1月,恆生將永安銀行出售給大新金融集團,獲利4.78億港元。
(7)康年銀行
康年銀行是香港的一家老牌的小銀行。1986年,因貸給船務公司一筆高達1.6億元的貸款無法收回,需要大幅撇賬致使康年銀行出現危機。之後,港府接管康年銀行,並促成第一太平集團收購康年銀行,並改名第一太平銀行。
(8)友聯銀行
海托銀行出事以後,友聯銀行亦深受市場不利傳聞影響,存款大量流失,導致流動資金嚴重短缺。1985年9月,該行董事局主席兼總經理溫仁才稱病離港赴美。其後,又有6名董事辭職,知識該行群龍無首。1986年,港府宣佈接管友聯銀行,並委託給怡富管理。之後,招商局收購友聯銀行61.3%的股份(通過旗下一合資公司新思想)。
2000年4月19日,中國工商銀行與招商局達成協議,工行以18.05億港元收購招商局持有的2.39億友聯銀行股份,約佔53%。8月21日,友聯銀行易名為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2010年,工行成功將工銀亞洲私有化。
盛大「硬」轉型遇「盒子」危機:郭朝暉離職果殼電子陷「分家產」漩渦
調整中的盛大近日又出現高管變動。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盛大旗下的果殼電子內部多個渠道獲悉,郭朝暉於近期辭去了果殼電子CEO一職,或將調往盛大集團在北京的其他子公司就任。
作為承載陳天橋平台夢的硬件支柱,果殼電子於2009年年底成立,旨在向用戶提供基於互聯網技術應用的電子產品,目前已推出Bambook電子書和智能手機。掌門人郭朝暉棄「殼」而去,再次引發人們對盛大平台戰略的關注。此後業內又傳出,果殼電子準備「分家產」,進一步加重了坊間對陳天橋平台夢再次折翼的猜測。
盛大手機前途未卜
對於離職的猜測,10月25日早晨,時任果殼電子CEO郭朝暉在新浪微博上回應說:「我提出了辭職,是因為我太太生病了。」
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果殼電子一位內部人士表示:「郭朝暉只是調往其他子公司,工作地點從上海換到北京而已,純粹是因為家人的原因,這個不算離職。」
2011年5月,郭朝暉從卓越亞馬遜跳槽至盛大,就任果殼電子CEO,至今在盛大的工作時間僅約一年半。雖然郭朝暉及盛大方面均表示他離職是出於「家庭原因」,但仍引發猜測。
互聯網實驗室董事長方興東認為:「在這麼短的任期內離職,很可能是業務進展不順利導致的結果。」但這一猜測未得到果殼電子的正面回覆。
一位接近郭朝暉的人士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郭朝暉在微博中說辭職陪家人的說法並不假。但另一方面,盛大手機這塊業務在集團層面得到的支持太少。於公於私,他做出這種選擇都沒錯。」
上述人士表示,儘管360特供機、騰訊手機等互聯網手機在誕生之初便遭遇了多方質疑,但是各家仍在賣力吆喝。「但是從盛大身上,我並沒有看到這種決心。」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瞭解到,盛大Bambook手機售價為1299元,在智能手機中居於中間位置,目前主要通過果殼電子官網、京東商城和淘寶等線上渠道銷售,線下則與手機連鎖商迪信通進行合作。儘管果殼電子對外宣稱,該手機銷量已達到預期,但從未透露具體的銷量數據。
6月盛大Bambook手機上市時,郭朝輝曾對媒體表示,盛大做手機的初衷是為了在「新互聯網運動」中佔據一席之地,目前並不急於探索能掙錢的商業模式。「現在談利潤太早,盛大手機基本以成本銷售,目前處於微虧狀態,至於何時盈虧平衡,取決於市場策略。」
然而,距此款手機推出不足半年時間,郭朝暉便棄果殼電子而去,讓盛大Bambook手機業務的發展情況受到關注。
據上海迪信通多倫多分店一名銷售人員介紹,目前店內盛大手機的庫存量已不多,平時銷量一般。在調查中,記者還注意到,盛大手機後續配套服務存在供應不足的問題。在上海,目前僅在膠州路有一處服務中心可以提供檢測和維修服務。
方興東分析認為,互聯網公司做手機,通常會將手機當作旗下互聯網應用的承載平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用戶,容易脫離用戶需求。另一方面,與百度、360、阿里巴巴等做手機的互聯網公司相比,盛大做手機面臨更大的挑戰,因為盛大旗下的受眾以遊戲用戶為主,缺乏海量的主流消費者組成的群體支撐。
「盒子」噩夢再降臨?
果殼電子旗下的主角盛大手機前景不明,而另一個主角——Bambook電子書,目前也正遭遇被邊緣化的生存困境。
2009年底,自盛大「盒子」計劃中止後,陳天橋為了繼續自己的平台夢,成立了果殼電子,並將目標對準了當時由亞馬遜Kindle熱銷帶動起來的電子書市場。同年10月底,盛大首款電子書正式開售。
易觀國際分析師黃萌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亞馬遜電子書因為審核問題一直未能進入內地市場,給包括盛大等在內的相關國產品牌留下了很大的生存空間。
不過好景不長。2010年,iPad上市,此後在以iPad為代表的平板電腦的衝擊下,國內電子書市場迅速由盛轉衰,相關公司也相繼陷入困境。
以漢王科技為例,去年11月1日,公司收盤價為19.79元,而今年10月31日,收盤價已跌至9.46元。伴隨漢王科技股價腰斬的是業績的大幅下降。在10月26日發佈的今年三季度財報中,該公司預計2012年淨虧損額為3500萬元~4500萬元,原因是電紙書產品收入減少。
與漢王科技類似,盛大電子書業務同樣有如「王小二過日子」。不過,果殼電子從未對外公佈過電子書銷量的數據。郭朝暉曾透露,電子書業務短期內仍處於虧損的狀態。
由於電子書整體市場日益萎縮,且公司電子書業務仍處於虧損狀態,上半年,坊間曾一度傳言盛大要關掉電子書業務。不過7月,郭朝輝在微博中反駁了上述傳言,表示果殼電子不會放棄電子書業務。
雖然電子書業務得以保留,但此次郭朝暉辭職後,又出現了關於果殼電子「分家產」的傳言:電子書業務將從果殼電子剝離,重新劃歸盛大文學旗下。不過,果殼電子內部人士否認了這種說法:「電子書還是會留在我們這邊運營。」不過該人士拒絕透露進一步的消息。
電子書和手機業務均前景不明,盛大之前一直準備推出的平板電腦,目前為止仍無聲無息。
在郭朝暉離開後,果殼電子下一步將怎麼走?會不會重蹈當年「盒子計劃」的覆轍?
方興東指出,盛大缺乏以免費為基礎的高黏度互聯網主流應用,以及忠誠用戶群體,因此無論盛大推何種終端硬件,都會受到制約。
無硬件基因的盛大,在平台夢的指引下,賦予了果殼電子生產硬件的使命,目前果殼電子方向不明,或許是早已注定的宿命。
曾供職於德意志銀行的三位人員向包括SEC在內的美國監管機構表示,德意志銀行在金融危機期間未確認在衍生品「槓桿化超級高等份額交易(leveraged super senior,一種CDO交易)」中蒙受的最高達120億美元的賬面虧損,以避免政府救助。
他們三人表示,如果德意志銀行按規定確認這筆名義價值1300億美元的交易的損失,其資本將降至危險的水平,這可能導致需要政府救助才能夠擺脫困境。為此,德意志銀行的交易員在明知應當按市值計價(Mark to market)的情況下而做出隱瞞,以避免在金融危機時刻引起恐慌。
舉報者中有兩人表示,德意志銀行錯誤記錄了2009年伯克希爾提供的保險的價值,而這此前一直不為人知。
德意志銀行在聲明中表示,這些指控已經過去兩年半,並且在2011年6月就已經公開;他們進行了細緻而徹底的調查,發現這些指控「完全沒有根據」。
德意志銀行表示,舉報者缺乏對於事實的瞭解和責任感,德銀將繼續配合SEC對此事的調查。
這些舉報是在2010和2011年分別發生的。三名舉報者配合SEC的律師提供了銀行的資料。
其中兩名人員表示,由於他們在銀行內部表達了對此事的憂慮而被解僱。其中一人Eric Ben-Artzi是德銀的風險管理經理,他在向SEC遞交了舉報材料的三天後被德銀解僱。他在向勞工部的文件中表示自己被解僱是因為舉報行為而遭受的迫害。
德銀的高級交易員Matthew Simpson也在向SEC遞交了舉報材料之後被解僱。德銀向Simpson支付了900000美元來私了「舉報迫害」的問題。
第三名舉報者要求匿名,他之前就職於德銀的風險管理部門。在向SEC作出舉報之後,他選擇主動離職。
SEC執行部主管Robert Khuzami對此次調查採取迴避態度,因為他在事件發生期間擔任德意志銀行美國分支的總顧問。現任總顧問Dick Walker之前則擔任Robert Khuzami目前所在的SEC執行部主管一職。
編者按:在歐債危機和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催逼下,珠三角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生存陷入困境,它們該如何轉型?網易財經在珠三角地區經過多方調查,選取多個代表性行業,試圖為網友呈現出這裡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面臨的艱難局面。
廣東省服裝生產仍然保持全國第一服裝生產大省的地位,但已出現負增長,今年以來整個行業都爆發庫存危機。有關調研報告指出,在國際市場低迷、經營成本不斷攀升等因素作用下,廣東服裝企業平均開工率在75%左右,有近兩成企業的開工率不足50%。
訂單驟減 企業利潤率僅為3%左右
「現在服裝太難做了,訂單不斷下降,成本越來越高」,小林認為目前是她從事服裝批發3年以來最艱難的時期。
三年前,小林與男友一起租下廣州十三行一個僅5、6平米的檔口,從事服裝批發生意。
廣州十三行是清代設立於廣州的經營對外貿易的專業商行,現在則是廣州一個有名的服裝批發中心。到過十三行的人都用「打仗」來形容此地的場面,操著各地口音的人來去匆匆,打包批發的大包大包地運走貨物,小個體戶幾件幾件地拿貨。
但是現在,不少檔口店主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擔憂。
下午三點,小林已經從十三行的檔口回到位於廣州白雲文化廣場附近的家。她告訴網易財經,下午兩點就收攤了,生意沒以前好,來拿貨的人也少了。小林從事T恤衫批發,自己設計,以自產自銷模式經營檔口。入行前兩年,生意還過得去,今年則漸漸艱難了。
小林告訴網易財經,過去在旺季的時候,一個月會推出將近20款新T恤,一個爆款(熱銷款式)可以賣一兩萬件,但是現在的爆款能賣出幾千件已經算銷路不錯了。內銷訂單下降,外貿的銷路則更慘淡。過去,平均每個月都會接到一兩單泰國的單子,每個單子拿貨量在300-400件,而現在的泰國單子一般不超過100件,而且並不是每個月都能接到單子。
小林檔口訂單下滑並不是個例,網易財經瞭解到,十三行不少檔口的生意都清淡了不少。廣州一家服裝加工廠負責人李先生向網易財經表示,今年上半年的情況特別差,下半年的情況稍微好轉,但仍是不理想。佛山一服裝工廠負責人江先生則表示,今年以來單子漸漸少了很多,感覺整個服裝市場在衰落。
中國服裝協會前不久發佈的數據顯示,我國服裝出口數量已連續13個月負增長。1-9月,我國14328家規模以上企業銷售收入的增幅從年初的13%降至10%左右,低於近兩年來的平均水平,利潤率也從年初的6%降至5.09%。
根據中國服裝協會測算,加工出口低端產品的中小企業平均利潤空間僅為3%左右,利潤的壓縮使得服裝訂單向新興經濟體轉移更加明顯。
銷售低迷 行業全面爆發庫存危機
銷售低迷也導致庫存危機蔓延整個行業。前不久,十三行有將近8個檔口突然同時關掉了。這些商舖都歸屬同一個老闆,由於庫存積壓過多,資金周轉不濟,不得不關門歇業。
網易財經瞭解到,十三行一檔口老闆今年上半年趕製了一批皮衣,本希望今年冬天大賺一筆,但是由於銷量不好,目前積壓了4萬件皮衣在倉庫。每件皮衣的成本在100元左右,該老闆光皮衣庫存就凍結了400萬資金。加工廠的加工費目前仍未結清,該老闆很無奈地表示,錢是沒有了,希望可以用皮衣庫存抵加工費。
國金證券一份紡織服裝行業研究報告稱,2012年以來紡織品服裝零售行業爆發了全面的庫存危機,標誌著行業進入了轉型期,本質原因在於市場空間有限,高速外延增長難以為繼,但企業的經營模式仍停留在規模化擴張的慣性裡,兩者之間的衝突導致企業新增門店的銷售低於預期,諸多新增門店的庫存累積超過了放緩的消費需求所能承擔的範疇,進而升級為干擾企業正常運營的危機。
庫存的問題,是現在從事服裝行業人的心頭痛。小林向網易財經表示,今年2月份到現在,檔口也累積了一些存貨,數量在1.5萬件左右。每件T恤的成本如若平均在20元左右,小林檔口就有30萬資金壓在存貨上。她無奈地說,只能看明年是否能消化掉。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向網易財經表示,庫存問題使服裝企業產生很大壓迫感,若降價銷售則可能血本無歸。
除了庫存重壓外,用工成本不斷攀升也成為服裝行業面臨的難題。由於服裝行業有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趨勢,許多務工者在家鄉實現就業,外出務工者漸漸減少,造成廣東服裝行業招工難的問題。
一些小企業負責人向網易財經表示,現在招人很難,都要「哄」工人上班了。據瞭解,在旺季時節,廣州的車衣工人多得可以月入萬元,少則六七千元。
小林廠子裡工人的工資相比過去兩年增加了上千元,另外檔口租金也是年年上升,這讓她的生產成本不斷飆升。「現在每件T恤的成本相比去年增加了10%-15%,主要是用工成本提升所致。」小林說。
用工短缺 部分企業開工率不足五成
為深入瞭解行業運營狀況及各類中小服裝企業生存現狀,廣東省服裝服飾行業協會今年上半年對中山市、東莞市、惠州市、佛山市等省內多市進行分階段調研。
結果顯示,今年1-5月,廣東省服裝生產仍然保持全國第一服裝生產大省的地位,但已出現負增長。2012年上半年廣東服裝經濟持續負增長。外貿方面,今年1-5月,廣東省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113.5億美元,同比減少1.9%,增幅低於全國。在浙江、江蘇、福建、山東等服裝大省中,廣東是唯一出現出口總額負增長的省份。
據瞭解,全球經濟形勢嚴峻,歐美市場需求下降,一部分訂單已經轉移至越南、柬埔寨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
調研中,大多數產業集群都反應今年很多企業出現停產或半停產現象,與去年同期相比,近三分之二的企業表示產量明顯下降,產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於訂單減少及用工短缺,平均開工率在75%左右,有近兩成的企業開工率不足50%。
廣東省服裝服飾行業協會的報告顯示,上半年與去年同期相比,廣東近70%的企業銷售收入和利潤均明顯下降。服裝企業勞動力成本平均漲幅在20%左右。在調研中,服裝企業認為上半年影響最大的因素依次為招工難、勞動力成本上漲、原材料成本上漲和訂單不足。
林江向網易財經表示,服裝行業除了面臨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外,稅費、商業費用、物流等費用高,造成行業成本過高,利潤削薄。
「目前廣東省服裝行業正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服裝行業屬於勞動密集型行業,技術含量不高,目前還看不到對服裝行業稅負減免等優惠政策」,林江稱,有關部門也明白服裝行業的問題所在,但是稅負、商業費用以及市場體系不完善等問題目前並不能解決,政府部門想支持也無從做起。
對於目前廣東服裝行業面臨的問題,深圳市服裝行業協會相關負責人向網易財經表示,廣東服裝行業受內外經濟形勢的影響,產生行業性問題,同時也是全國的現象。他認為,在經濟結構轉型中,這是必然經歷的過程;另外,轉型過程中大浪淘沙,優勝劣汰,必然有一些企業會倒下。
在名牌茶葉、眾多農作物、有機食品甚至飲用水源中均檢出多種農藥殘留之後,農業科學家將研究的目光投向土壤、空氣和水。
2013年1月7日,一項為期近兩年的研究發佈結果。研究顯示,在山東和廣東兩個典型農業區的土壤、水體和空氣中,均可檢測出120餘種農藥,其中不乏已禁用多年的有機磷和有機氯農藥。
這份報告部分確證了公眾普遍的猜疑—農藥殘留無處不在。
由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委託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研究員張斌團隊進行的該項研究,是中國首次對上百種常見農藥進行大範圍環境殘留研究。
過去,此類研究要麼侷限於很小的地塊,要麼僅是針對部分農產品,涉及的農藥品種也較少。
上述結果無疑陳述了一個驚人的樸素事實。土壤、水體和空氣,是每個人生活無法離開的基本環境要素,其中廣泛存在的120餘種農藥殘留,意味著公眾誰也無法逃避。
可以慶幸的是,科學家暫時還沒有證據證明上百種殘留農藥損害了公眾的健康。由於缺乏標準,科學家甚至無法確證它們對土壤、空氣和水污染程度屬於何種水平,是嚴重還是一般,暫時還沒有答案。
壞消息是,暫時沒有證據,並不代表未知的危害事實就一定不存在。國內外科學界對環境中的農藥殘留普遍缺乏深入研究,這或許也意味著一些損害還沒有被發現。
「農藥在深層土壤中不斷富集,無法自行分解,土壤的自淨能力也無能為力。這就像一個定時炸彈,我們卻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爆炸。」 研究者張斌說。
參與研究的另一位農業專家則認為,他們的研究只是初步揭開了一個「蓋子」—農藥正在環境介質中持續大量累積,這個基本事實需要政府和科學界進行更多關注。
被農藥包圍
2012年12月下旬,財新記者獨家拿到了這份研究報告。報告名為 《環境中的農藥:中國典型集約化農區土壤、水體和大氣農藥殘留狀況調查》。
張斌是報告的第一作者。2011至2012年間,「綠色和平」委託張斌團隊對分別位於廣州周邊和山東濰坊的兩個典型農區的土壤、水和大氣環境進行了採樣調查。研究者採集了兩地共計55個土壤樣品、42個水體樣品,以及兩地持續30天的空氣樣品,並對180種農藥在這些樣本中的殘留進行了檢測。
「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王婧解釋,之所以選擇山東和廣東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山東擁有全中國最大的蔬菜基地,而廣東的農產品也支撐著廣州、深圳、香港等很多南方城市的消費。
此項研究最重要的發現是,所有土壤、水和空氣樣品中均含有百種以上農藥。土壤方面,廣州周邊地區稻田土壤樣品檢出農藥126-145種,蔬菜地土壤檢出125-144種。山東濰坊的蔬菜地土壤樣品則檢出農藥123-146種,小麥地檢出農藥122-134種。
用於灌溉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沒有倖免。廣州周邊地區水樣中檢出農藥131-139種。濰坊水樣中檢出農藥127-142種。
公眾對土壤和水中有農藥殘留或許早有預料,但很少有人相信,空氣中也有大量農藥殘留。結果或許有些殘忍,廣州周邊地區空氣中共檢出144種農藥,山東省濰坊市某蔬菜基地則高達147種。
研究的第二項發現是部分農藥在土壤和水中的殘留濃度較高。在改採集的廣州周邊地區和山東濰坊兩地土壤樣本中,有9%-13%的農藥檢出濃度超過了400納克/克,最高則達到約1.3萬納克/克。參照我國《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中對有機氯農藥殘留的標準,以上殘留濃度已經遠大於國家二級標準(能保障農業生產和人體健康的土壤)。
研究的第三項發現是部分農藥會在深層土壤和地下水中富集。有相當一部分農藥的殘留濃度並不隨著土壤深度的增加下降,有些反而濃度有所增加。此外,地下水農藥殘留和富集現象在兩地也十分顯著。
「農藥對水的污染要比在土壤中的危害大得多。」參與研究的一名專家說。「超過某個殘留濃度後,就會導致危害的發生。」
報告指出,當地農民盲目增加農藥用量和噴灑次數是導致農藥殘留濃度高的原因之一。由於擔心農業產量不能保證,農民往往通過增加施用農藥的種類和噴灑次數,以求作物產量「保險」。
據調查,兩地的施藥頻率都較高。作為更濕熱地區的廣州尤為顯著,當地水稻生長季節農民一般噴藥七次至九次,蔬菜基地施藥次數甚至可高達十幾次。其中,由於價格便宜、使用效果好等原因,敵敵畏、樂果、馬拉硫磷、毒死蜱、三唑磷和噠蟎靈等六種禁、限用農藥在廣州周邊地區仍被大量使用。這些農藥在兩地土壤中檢出濃度均較高。
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前述專家坦承,報告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例如該報告是國內首次針對如此多種類農藥進行的環境調查,改採用的方法或仍需進一步完善以確定其精確度。
「但它的價值在於將那些過去沒有得到重視的問題拋出來,希望能引起政府和相關研究者的關注。」專家表示。
缺失的標準
遺憾的是,雖然上述報告在不同環境介質中檢測出種類繁多的農藥,且部分數值奇高,但由於缺少標準,從這些數值中依舊難以判定這些農藥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以及對人體健康有哪些影響。
從事農藥應用技術與研究近30年的中國農業科學院農藥研究室主任曹坳程表示,在土壤中檢測出農藥殘留,並不能被判定土壤就被污染了,關鍵在於「量」和「度」。「要知道,我們現在技術發達,非常小的量都能被檢測出來。」
財新記者在查閱國家對土壤、水體和空氣質量的有關質量標準後發現,僅有很少數條款涉及農藥殘留。
在土壤標準、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標準中,對劇毒農藥DDT和六六六的殘留做出了限定。在《生活飲用水標準》的非常規指標中,包含20餘種農藥。而空氣質量標準中,則完全沒有設立有關農藥的標準。
環境中的農藥種類繁多,而且是長時間不間斷地輸入環境,即便是參考國外對不同環境介質中的規定,也難以做到面面俱到。土壤、水體、空氣中的農藥殘留情況缺少檢測,導致的後果是許多農藥殘留以極其隱蔽的方式進入生活環境中,而人們卻未察覺。
研究者已面臨標準缺失的尷尬。農業部農藥化學與應用技術重點開放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袁會珠告訴財新記者,學界很早就知道農藥對環境污染的影響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對土壤、水體、空氣等造成的面源污染實際上僅是污染的一部分。然而,污染「程度」如何,在多大量級下會對環境造成危害,學界知之甚少。
「國內關於農藥對人體健康影響的風險評估研究比較少,這導致有不少農藥在使用10年、甚至20年後,因暴露出問題才被禁用。」袁會珠說。
不過,要為不同環境媒介中的農藥殘留情況設立標準,並非易事。以空氣中的農藥殘留情況為例,國內外雖然都有空氣飄移造成的農藥二手傷害的研究,但由於空氣中的農藥難以模擬和統計,污染情況難以溯源,這些研究往往只能停留在流行病學研究,難以通過毒理分析、動物實驗等方法進行論證。
值得注意的是,現有國家標準僅對劇毒農藥加以規定。根據上述研究報告,其替代產品、所謂「低度、高效」農藥的高檢出量依舊像一把高懸的利劍,殺傷力不容小覷。
曹坳程坦言,當前評價農藥優劣的標準是高效、低毒。完全用這一標準進行評估農藥未免過於片面。理想的做法是,按照農藥的危害性來評價農藥,而非「高效」「低毒」—究竟有多毒,實在眾說紛紜。
「實際上,低毒農藥在環境中也是不斷累積的,並已經形成一種趨勢。它也應有濃度限值。雖然累積不一定意味著有害,但卻意味著有可能有害。社會上對其殘留濃度高到何種程度會對人類健康產生影響的問題,關注度不夠。」前述專家說。
未知風險待解
王婧就此研究評價稱,農田離消費者的餐桌一點也不遙遠—如果一塊農田連空氣都藏著100來種農藥,種出的食物怎麼可能不受影響?
由於長期使用農藥,環境中累積了大量的有毒物質,其影響範圍可能遠高於人們的想像。王婧指出,這些農藥不但會危害鳥、魚、蜂類等農田生物、導致農田生態破壞,還有部分會影響兒童神經系統及嬰幼兒的生殖發育。
王婧說,研究已顯示,環境中低毒、小劑量的農藥暴露,對人體的健康影響體現在慢性疾病上。遺憾的是,雖然國內外已有不少研究證明,農藥與帕金森綜合症、慢性呼吸疾病、癌變等疾病存在關聯,但關於農藥對健康產生的具體影響仍缺乏足夠權威、全面的研究。
袁會珠告訴財新記者,農業研究系統和醫學系統相互脫節是缺乏相關研究的重要原因,而且,國內對農藥使用的健康影響的長期觀察數據十分有限。
前述農業專家認為,土壤是農藥污染環境的第一步,也是最後一步。從土壤出發,農藥會通過深層土壤的滲透進入地下水,造成地下水污染。這種污染一旦造成,難以修復。而滯留在表層土壤中的農藥會與空氣產生互動,不斷釋放有毒有害物質。
專家反問說:「國內尚未出現因農藥在環境中的殘留所導致的中毒死亡事件,但這不代表二者沒有聯繫。現在的癌症得病率這麼高,很多人都把這些問題歸於食品安全問題,那麼食品危害來源於哪裡呢?難道不是來自於環境嗎?」
源頭減量難
農藥是把雙刃劍,一刃指向糧食穩產,一刃指向環境污染。
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農藥使用國。農業部資料顯示,每年,約有175萬噸農藥使用於農牧林業生產,但農藥施用量僅有約30%作用於目標生物,其餘的70%進入環境。
「中國人均耕地面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單位面積農藥用量卻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王婧指出,「這些流入環境中的農藥不僅對人的健康構成威脅,更讓脆弱的農田生態系統遭到重創,使其需要依賴更多的農藥來維持,從而陷入惡性循環。在耕地越來越少而人口越來越多的中國,這種惡性循環必須得到扭轉。」
但上述專家接觸到的農村施藥現實卻表明,害蟲抗藥性的增加和對化學防治方法的依賴,使得人們陷入不斷增加農藥使用量的怪圈。
在耕地面臨著嚴峻挑戰的情況下,中國又從2009年起全面實施糧食增產1000億斤的戰略規劃。從農藥和化肥施用量逐年增加的數字可以看出,糧食增產的實現依然十分倚重農藥和化肥的投入,農業生產模式轉型並非易事。
農業部顯然意識到農藥長期使用的危害性,曾於2011年設下到2015年全國農藥使用總量減少20%的目標。但在2012年11月,該部將此目標的完成時間推遲到2020年。
「每天都有近5000噸農藥灑在中國的耕地上,推遲五年對中國的環境和食品安全意味著什麼?」王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