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牌茶葉、眾多農作物、有機食品甚至飲用水源中均檢出多種農藥殘留之後，農業科學家將研究的目光投向土壤、空氣和水。
2013年1月7日，一項為期近兩年的研究發佈結果。研究顯示，在山東和廣東兩個典型農業區的土壤、水體和空氣中，均可檢測出120餘種農藥，其中不乏已禁用多年的有機磷和有機氯農藥。
這份報告部分確證了公眾普遍的猜疑—農藥殘留無處不在。
由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委託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研究員張斌團隊進行的該項研究，是中國首次對上百種常見農藥進行大範圍環境殘留研究。
過去，此類研究要麼侷限於很小的地塊，要麼僅是針對部分農產品，涉及的農藥品種也較少。
上述結果無疑陳述了一個驚人的樸素事實。土壤、水體和空氣，是每個人生活無法離開的基本環境要素，其中廣泛存在的120餘種農藥殘留，意味著公眾誰也無法逃避。
可以慶幸的是，科學家暫時還沒有證據證明上百種殘留農藥損害了公眾的健康。由於缺乏標準，科學家甚至無法確證它們對土壤、空氣和水污染程度屬於何種水平，是嚴重還是一般，暫時還沒有答案。
壞消息是，暫時沒有證據，並不代表未知的危害事實就一定不存在。國內外科學界對環境中的農藥殘留普遍缺乏深入研究，這或許也意味著一些損害還沒有被發現。
「農藥在深層土壤中不斷富集，無法自行分解，土壤的自淨能力也無能為力。這就像一個定時炸彈，我們卻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爆炸。」 研究者張斌說。
參與研究的另一位農業專家則認為，他們的研究只是初步揭開了一個「蓋子」—農藥正在環境介質中持續大量累積，這個基本事實需要政府和科學界進行更多關注。
被農藥包圍
2012年12月下旬，財新記者獨家拿到了這份研究報告。報告名為 《環境中的農藥：中國典型集約化農區土壤、水體和大氣農藥殘留狀況調查》。
張斌是報告的第一作者。2011至2012年間，「綠色和平」委託張斌團隊對分別位於廣州周邊和山東濰坊的兩個典型農區的土壤、水和大氣環境進行了採樣調查。研究者採集了兩地共計55個土壤樣品、42個水體樣品，以及兩地持續30天的空氣樣品，並對180種農藥在這些樣本中的殘留進行了檢測。
「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王婧解釋，之所以選擇山東和廣東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山東擁有全中國最大的蔬菜基地，而廣東的農產品也支撐著廣州、深圳、香港等很多南方城市的消費。
此項研究最重要的發現是，所有土壤、水和空氣樣品中均含有百種以上農藥。土壤方面，廣州周邊地區稻田土壤樣品檢出農藥126-145種，蔬菜地土壤檢出125-144種。山東濰坊的蔬菜地土壤樣品則檢出農藥123-146種，小麥地檢出農藥122-134種。
用於灌溉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沒有倖免。廣州周邊地區水樣中檢出農藥131-139種。濰坊水樣中檢出農藥127-142種。
公眾對土壤和水中有農藥殘留或許早有預料，但很少有人相信，空氣中也有大量農藥殘留。結果或許有些殘忍，廣州周邊地區空氣中共檢出144種農藥，山東省濰坊市某蔬菜基地則高達147種。
研究的第二項發現是部分農藥在土壤和水中的殘留濃度較高。在改採集的廣州周邊地區和山東濰坊兩地土壤樣本中，有9%-13%的農藥檢出濃度超過了400納克/克，最高則達到約1.3萬納克/克。參照我國《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中對有機氯農藥殘留的標準，以上殘留濃度已經遠大於國家二級標準（能保障農業生產和人體健康的土壤）。
研究的第三項發現是部分農藥會在深層土壤和地下水中富集。有相當一部分農藥的殘留濃度並不隨著土壤深度的增加下降，有些反而濃度有所增加。此外，地下水農藥殘留和富集現象在兩地也十分顯著。
「農藥對水的污染要比在土壤中的危害大得多。」參與研究的一名專家說。「超過某個殘留濃度後，就會導致危害的發生。」
報告指出，當地農民盲目增加農藥用量和噴灑次數是導致農藥殘留濃度高的原因之一。由於擔心農業產量不能保證，農民往往通過增加施用農藥的種類和噴灑次數，以求作物產量「保險」。
據調查，兩地的施藥頻率都較高。作為更濕熱地區的廣州尤為顯著，當地水稻生長季節農民一般噴藥七次至九次，蔬菜基地施藥次數甚至可高達十幾次。其中，由於價格便宜、使用效果好等原因，敵敵畏、樂果、馬拉硫磷、毒死蜱、三唑磷和噠蟎靈等六種禁、限用農藥在廣州周邊地區仍被大量使用。這些農藥在兩地土壤中檢出濃度均較高。
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前述專家坦承，報告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例如該報告是國內首次針對如此多種類農藥進行的環境調查，改採用的方法或仍需進一步完善以確定其精確度。
「但它的價值在於將那些過去沒有得到重視的問題拋出來，希望能引起政府和相關研究者的關注。」專家表示。
缺失的標準
遺憾的是，雖然上述報告在不同環境介質中檢測出種類繁多的農藥，且部分數值奇高，但由於缺少標準，從這些數值中依舊難以判定這些農藥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以及對人體健康有哪些影響。
從事農藥應用技術與研究近30年的中國農業科學院農藥研究室主任曹坳程表示，在土壤中檢測出農藥殘留，並不能被判定土壤就被污染了，關鍵在於「量」和「度」。「要知道，我們現在技術發達，非常小的量都能被檢測出來。」
財新記者在查閱國家對土壤、水體和空氣質量的有關質量標準後發現，僅有很少數條款涉及農藥殘留。
在土壤標準、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標準中，對劇毒農藥DDT和六六六的殘留做出了限定。在《生活飲用水標準》的非常規指標中，包含20餘種農藥。而空氣質量標準中，則完全沒有設立有關農藥的標準。
環境中的農藥種類繁多，而且是長時間不間斷地輸入環境，即便是參考國外對不同環境介質中的規定，也難以做到面面俱到。土壤、水體、空氣中的農藥殘留情況缺少檢測，導致的後果是許多農藥殘留以極其隱蔽的方式進入生活環境中，而人們卻未察覺。
研究者已面臨標準缺失的尷尬。農業部農藥化學與應用技術重點開放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袁會珠告訴財新記者，學界很早就知道農藥對環境污染的影響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對土壤、水體、空氣等造成的面源污染實際上僅是污染的一部分。然而，污染「程度」如何，在多大量級下會對環境造成危害，學界知之甚少。
「國內關於農藥對人體健康影響的風險評估研究比較少，這導致有不少農藥在使用10年、甚至20年後，因暴露出問題才被禁用。」袁會珠說。
不過，要為不同環境媒介中的農藥殘留情況設立標準，並非易事。以空氣中的農藥殘留情況為例，國內外雖然都有空氣飄移造成的農藥二手傷害的研究，但由於空氣中的農藥難以模擬和統計，污染情況難以溯源，這些研究往往只能停留在流行病學研究，難以通過毒理分析、動物實驗等方法進行論證。
值得注意的是，現有國家標準僅對劇毒農藥加以規定。根據上述研究報告，其替代產品、所謂「低度、高效」農藥的高檢出量依舊像一把高懸的利劍，殺傷力不容小覷。
曹坳程坦言，當前評價農藥優劣的標準是高效、低毒。完全用這一標準進行評估農藥未免過於片面。理想的做法是，按照農藥的危害性來評價農藥，而非「高效」「低毒」—究竟有多毒，實在眾說紛紜。
「實際上，低毒農藥在環境中也是不斷累積的，並已經形成一種趨勢。它也應有濃度限值。雖然累積不一定意味著有害，但卻意味著有可能有害。社會上對其殘留濃度高到何種程度會對人類健康產生影響的問題，關注度不夠。」前述專家說。
未知風險待解
王婧就此研究評價稱，農田離消費者的餐桌一點也不遙遠—如果一塊農田連空氣都藏著100來種農藥，種出的食物怎麼可能不受影響？
由於長期使用農藥，環境中累積了大量的有毒物質，其影響範圍可能遠高於人們的想像。王婧指出，這些農藥不但會危害鳥、魚、蜂類等農田生物、導致農田生態破壞，還有部分會影響兒童神經系統及嬰幼兒的生殖發育。
王婧說，研究已顯示，環境中低毒、小劑量的農藥暴露，對人體的健康影響體現在慢性疾病上。遺憾的是，雖然國內外已有不少研究證明，農藥與帕金森綜合症、慢性呼吸疾病、癌變等疾病存在關聯，但關於農藥對健康產生的具體影響仍缺乏足夠權威、全面的研究。
袁會珠告訴財新記者，農業研究系統和醫學系統相互脫節是缺乏相關研究的重要原因，而且，國內對農藥使用的健康影響的長期觀察數據十分有限。
前述農業專家認為，土壤是農藥污染環境的第一步，也是最後一步。從土壤出發，農藥會通過深層土壤的滲透進入地下水，造成地下水污染。這種污染一旦造成，難以修復。而滯留在表層土壤中的農藥會與空氣產生互動，不斷釋放有毒有害物質。
專家反問說：「國內尚未出現因農藥在環境中的殘留所導致的中毒死亡事件，但這不代表二者沒有聯繫。現在的癌症得病率這麼高，很多人都把這些問題歸於食品安全問題，那麼食品危害來源於哪裡呢？難道不是來自於環境嗎？」
源頭減量難
農藥是把雙刃劍，一刃指向糧食穩產，一刃指向環境污染。
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農藥使用國。農業部資料顯示，每年，約有175萬噸農藥使用於農牧林業生產，但農藥施用量僅有約30%作用於目標生物，其餘的70%進入環境。
「中國人均耕地面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單位面積農藥用量卻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王婧指出，「這些流入環境中的農藥不僅對人的健康構成威脅，更讓脆弱的農田生態系統遭到重創，使其需要依賴更多的農藥來維持，從而陷入惡性循環。在耕地越來越少而人口越來越多的中國，這種惡性循環必須得到扭轉。」
但上述專家接觸到的農村施藥現實卻表明，害蟲抗藥性的增加和對化學防治方法的依賴，使得人們陷入不斷增加農藥使用量的怪圈。
在耕地面臨著嚴峻挑戰的情況下，中國又從2009年起全面實施糧食增產1000億斤的戰略規劃。從農藥和化肥施用量逐年增加的數字可以看出，糧食增產的實現依然十分倚重農藥和化肥的投入，農業生產模式轉型並非易事。
農業部顯然意識到農藥長期使用的危害性，曾於2011年設下到2015年全國農藥使用總量減少20%的目標。但在2012年11月，該部將此目標的完成時間推遲到2020年。
「每天都有近5000噸農藥灑在中國的耕地上，推遲五年對中國的環境和食品安全意味著什麼？」王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