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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億浮虧國海被迫“認賬” 券商風控難題待解

“代持違約”僵局持續超過一個星期，在監管重壓下，國海證券昨日被迫“認賬”，或扛下近10億元浮虧。

12月21日早間，國海證券發布公告稱與涉事機構達成共識正溝通協商具體方案。一時間債市和股市小幅企穩，至此“蘿蔔章”事件引發的市場動蕩暫時得以解決。但事件遠非如此簡單：在此之後，金融機構之間的信任基礎是否還能存在?“蘿蔔章”背後所暴露的風控難題又該如何應對?極易滋生灰色交易的債券長期代持是否會就此消亡?

多位被訪人士表示，潛在的影響仍在蔓延。債券代持的核心理念或將發生變化，金融機構的風控趨緊，尤其是對賬戶管理將趨嚴。債券代持交易新規或將登臺，而債券長期代持或就此終結。而這一切都需債券行業從新定義。

責任“拉鋸戰”

12月20日，證券業協會就此事召開緊急會議，在調停近4小時未果後證監會副主席李超連夜趕到協調，初步認定國海與機構共擔責任。12月21日早間國海證券發布聲明稱：“雖然主要責任在於涉嫌刑事犯罪的個人，但為了維護大局、履行社會責任，公司認可與與會各方的債券交易協議，願意與與會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同時公司將依法追究相關個人偽造公司印章的刑事責任。”

有業內人士爆料，在監管壓力之下，國海證券表態百分百認賬。有機構給國海證券算了一筆賬，賬面浮虧在10億元以內，這在其可承受範圍內，待市場轉暖浮虧還會縮窄。2016年國海證券全年預計歸屬母公司股東的利潤達11.56億元。被訪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國海證券或將面臨被降級風險，其投行、資管業務將受到較大影響。

回顧這一路態勢，12月14日，國海證券被爆出100億元債券代持事件，12月15日國海證券發布聲明稱，此事罪責在於離職員工私刻“蘿蔔章”。此後幾天事件迎來高潮，國海證券與多家涉事機構進行協調，在一份流出的會議紀要上傳出22家涉事機構和國海證券產生分歧，爭執點在於責任在誰，國海證券是否要對債券代持的協議負責。多家機構多為不滿的是國海證券對此並未顯示出負責的意味。

從“蘿蔔章”到不願負責再到發布聲明承擔主要責任，涉事券商的一位債券分析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一旦國海證券認責，可能會面臨監管上的懲罰。20多家涉事機構也不願分擔此責任，根源也在於難以面對監管壓力。”

債市壓力驟緊，監管層出手勢在必行。“這次涉事的20多家機構主要是證券公司，證監會不得不出面協調。同時，對於國海證券而言，隨著後續事態的發酵和演化，若不對此擔責將加劇資金面的緊張，進而導致多家涉事機構做空債市導致‘債災’甚至拖累A股引發‘股災’。這超出了國海證券的控制範圍，因此它站起來擔責是一種無奈和妥協。

另一位債券交易員告訴本報記者，此次監管層要求共擔責任，且要求各家機構暫時不要賣出，這要求對國海證券而言是有利的。“如果過幾天債券價格回升，國海證券浮虧或收窄。”後續如何共擔責任的實質是資金層面的妥協，與此前事態相比已是小問題。

國海證券盡可能按照協議贖回代持的債券。但也有大型券商債市負責人對本報分析，債券代持涉及多家機構，回購條款並不同，同時債市二級市場也在變化，後續責任的劃分依舊較為複雜。

券商風控亟待升級

對於後續態勢，多位債券市場人士都告訴本報記者，證監會正在要求券商自查、上報代持規模。

前述涉事券商的債券分析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12月21日債市開始企穩，A股也呈現小幅反彈，資金鏈緊張態勢已暫時緩解。表面而言，此事已初步告一段落，但潛在的影響仍在蔓延。債券代持的核心價值理念是否會發生變化，以信譽為基礎的債券代持是否會逐步退出歷史舞臺以及新的交易規則是否登臺，這都需債券行業從新定義。

日前有券商交易員向本報記者表達過擔憂，其每月債券代持業務少則幾十單，多則上百單，每單業務至少涉及5000萬元。此次“蘿蔔章”事件發生後，他尤為擔心日後該如何辨別公章的真偽，若出現類似問題，自家機構或要擔責。“個人造假，機構是否需要承擔責任?對於這一問題如果在國海事件之前業內還有爭議的話，在此事件之後機構為其買單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被訪的多位人士均認為，此次事件最應反思的是金融機構尤其是券商的風控問題。

“債券代持不是第一次出現問題，債市暴跌之下，債券代持的潛在問題將會顯現。在牛市行情下，債券代持的交易雙方可實現雙贏。但一旦遭遇熊市，代持方遭受損失，若委托方不願按照‘灰色’協議認賬極則易出現糾紛，這一連串問題的背後是交易規則不完善。”一位中型券商固定收益部總經理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作為一個場外市場，債券代持最為重要的是中後臺風控流程要足夠強大，因為這畢竟不是集中的交易場所，有很多信息均遺漏在外會衍生出諸多“抽屜”協議。若是非標交易，那抽屜協議將會更多，隱藏的問題更大。

“此次事件表明，券商不僅應將看得見的業務納入風控範圍內，那些‘不顯眼’的業務也需納入內控中來。”首創證券研發部總經理王劍輝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代持業務量大，要實現一一鑒定協議真偽，必須將場外協議納入電子托管系統。但是，集中化管理使場外市場透明化，這使債券代持業務失去其存在的意義。

此外，前述固定收益部總經理表示，還可以通過增加一道工序的方式加強風控。“代持方的後臺要與委托方的前臺實現無縫對接，以此方法進行協議的核實。但雙重核實使券商工作量增加了一倍，這也意味著其他業務的合同也可能存在類似問題。”

“刻章的真偽並非風控的關鍵。”王劍輝表示，其根本問題在於賬戶管理出了問題——為何僅需蓋一道章這一項業務就能順利完成?這表明券商應在業務往來、資金往來、財務管理和賬戶管理上堵塞漏洞。

債券代持新起點

此前有業內人士認為，國海證券的“蘿蔔章”事件將是債券代持業務上的一個轉折點。那麽歷經此次磨難，債券代持何去何從?

“未來債券的長期代持或將不複存在。”前述固定收益部總經理表示，債券代持是一種常見的交易服務，代持時間，短則一周，長則數月。短期代持多是為緩解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動性緊張，是金融機構之間的正常交易行為。

但長期“養券”則處在灰色地帶，上述固定收益部總經理表示：“讓金融機構涉足其中動機多不純。任何一個賬戶均有其投資規模的限制，讓他人長期代持同時通過多次加杠桿的方式極易突破投資的限定規模，風控容易產生問題。短期代持有其合理性，但長期養券實則沒有必要，未來監管層或限制債券代持的期限。”

更多的被訪人士認為不能“因噎廢食”。

縱覽代持業務的發展。因丙類賬戶存在出現了利益輸送，2013年左右債市遭遇集中整治，這是制度上存在的漏洞。與此相比，此次國海證券的事件僅是債券業務尤其是債券代持在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並非債券代持業務本身出現了問題，需在操作和風控等具體操作上加強監管和風控。王劍輝說：“債券代持本是金融機構之間通過相互支持，共同將這一蛋糕做大的結果，債券代持從此前的口頭協議到框架協議再到單個協議，呈現出逐步規範發展的態勢。從長遠而言，國海證券的事件給行業內的人士上了新的一課。”

300萬民企面臨傳承難題：無人接班不如高位套現

相關數據顯示，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的平均年齡為55歲到75歲，在未來5到10年內，全國有300多萬家民營企業將面臨企業傳承大考，如果企業無法傳承，則需通過將企業並購或出售的方式並結合財富管理與傳承安排來降低“富不過三代”的風險。那麽，家族企業如何在並購退出中實現高位套現呢?

針對這一問題，中國及美國紐約州律師、法律科學博士龔樂凡近日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目前，創一代企業家們在面臨企業並購退出時常常深陷困難與誤區，家族企業並購退出應及早籌劃弄清複雜形勢並有效借力專業人士以防深陷盲區。

二代不願接班，民企傳承陷入困境

目前，宏觀經濟形勢的不容樂觀、傳統企業轉型困難、獨生子女政策弊端呈現、二代無心或無力接班等，這一連串的問題讓中國創一代在企業傳承問題上倍感焦慮。如果企業無法傳承，在考慮並購退出時，企業家們也常常陷入誤區。

根據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顯示，家族企業貢獻了全球GDP的80%，凈資產回報率超過非家族企業6.6%，但是，家族對家族企業的平均控股時間只有24年。哈佛大學的數據也顯示，30%的家族企業可以成功傳承到第二代，傳承到第三代的概率只有12%，傳承到第四代的家族企業只有3%。

12月10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公開表示王思聰不願意接班萬達，他可能之後會考慮將萬達交由職業經理人打理。

BU資本創始股東、三聯集團董事金磬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他在日本創業時發現，日本的二代企業家願意接手家族企業的少之又少，如松下、索尼等大型集團在傳承時都沒有由二代接班人接班而是交給職業經理人管理。金磬稱，即使自己已決定接班三聯集團，但仍然有很多問題需要面對。

對於在商業上開疆拓土、一直專註於將公司做大做強的企業家來說，如何將企業成功地出售，往往是一門嶄新的學科。如果沒有並購方面的經驗，他們多會存在以下的思維定勢如：不願考慮自己的退休或可能遭遇的不測；只要他們願意出售，買家隨時就會出現；不理解出售一家企業的複雜流程，或者認為再怎麽樣總是可以將企業交給下一代或者賣給員工。

也有觀點認為，“我認識的一家不怎麽樣的公司，賣出了一個很好的價格”，所以得出結論，“我的公司也可以這麽做”。針對這一觀點，龔樂凡表示，這樣的成功先例，雖然不排除適度的“包裝”和抓住市場時機的重要性，但也恰恰說明，別人可能正是通過盡早地、科學地籌劃，才能夠有備而來，並且識別出售的最佳時機，從而實現了高位套現。

中倫律師事務所稅法與財富管理研究組研究發現，心存僥幸或者聽之任之最終導致的是企業業績的滑坡、人才的流失，最終企業仍然面臨難以生存、關門倒閉的境地，結果讓人扼腕。

“籌劃”和“借力”是企業高位套現的關鍵

那麽，家族企業應如何實現並購交易的高價退出與套現呢?

龔樂凡認為，家族企業成功出售的兩大最關鍵的因素為“籌劃”和“借力”。盡早、科學地籌劃，提前考慮並購中涉及的各項問題如了解企業估值、市場行情、趨勢等，識別出售的最佳時機。同時，對於對並購沒有任何經驗的企業家，則需要盡早求助專業人士包括財務、投資和法律專家，共同策劃和進行“頭腦風暴”。

同時，在家族企業在準備並購交易時還需要關註三大要素。

首先，認識到自己的局限並開始懂得運用業內專家的力量應對問題，是企業家真正成功實現退出企業的開始。企業是否已訂立了一個退出或者交班的五年計劃?企業家是否試圖站在收購方、投資方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企業?究竟什麽樣的企業會被收購方認為是具有“高價值”的企業?這些問題往往是企業家的視覺盲區。

其次，要認清企業的價值標桿和驅動，看清行業大勢並學會站在收購方的立場來審視一家企業和它的價值。確定企業的估值區間對企業家而言，不僅能認清自身存在的不足，積極、及時尋找解決方案，同時也能在企業家收到潛在投資者的詢價或邀約出價時，不會茫然無措。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法律方面的合規性。通常企業家在經營過程中，出於良好的政府關系、地方法律監管的寬松，常常會忽視企業證照、環保、勞動等方面的不合規情形。但是這些都會被收購方在盡調中發現，並根據潛在的風險和成本因素在收購價款上進行打折，在收購協議中也會有相應的賠償條款，確保收購方不會因為公司過往的違法違規而遭受損失。

針對企業套現後，應如何進行資產配置並實現財富無限傳承，龔樂凡建議，制定合規的稅賦籌劃、搭建安全的資產架構以及有效利用傳承規劃工具包括信托、保險等，都可以幫助企業合理配置及傳承套現後的巨額資產。同時，在風險控制方面需警惕對外匯等金融衍生品的投資。

PPP難題待破：政府如何平衡購買者和監管者身份？

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中，政府既是公共服務的購買者，又是PPP政策制定者、合同履約的監管者，這讓社會資本方有不少擔憂。

“參與PPP模式的投資者會擔心，政府會不會和我平等的交易下去?會不會找個茬兒讓我出局或者不履約?當然，政府如果沒有履行好監管職責，可能會出現此前發生過社會資本方把項目做得很糟糕，最後政府收拾殘局。”

近日，在由濟邦咨詢主辦的2016第五屆PPP全國高校論文競賽頒獎禮暨PPP專題研討會上，濟邦咨詢董事長張燎拋出這一話題，即政府如何兼容購買者和監管者雙重角色。

中國國際咨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李開孟認為，因為PPP模式在公共服務領域應用複雜，因此討論這一話題不能簡單化、符號化和概念化。由於各種不同資源的組合方式不一樣，政府作為購買者角色也不一樣，相應監管角色也不一樣。

上海城投集團戰略部高級主管王強也贊同這一說法，他認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PPP項目中政府和企業清晰地定位。在純粹政府付費的項目中，政府的監管應該按照合同約定來做，手不能亂伸。在使用者付費的項目中，政府應該在投資者、市場和老百姓之間做好一個調節者，監管側重於政府協調，不能單一地按照合同來監管。

李開孟認為，在PPP監管中，政府各個部門一定要明確職責，加強協調。

“PPP對於傳統的投融資體制而言是創新的產物，政府部門在新的框架運作下如何協調配合很關鍵。一些地方各個部門之間各自為政，各自追求部門利益，那就既做不好監管者也做不好購買者。所以政府一定要明確職責，協同推進。”李開孟稱。

清華大學PPP研究中心首席專家王守清認為，在PPP監管中政府除了按照法規來監管外，很重要一點是一定要註重監管的透明，建立一套公眾參與的制度，讓公眾全程參與到PPP項目在立項、建設和運營，讓媒體參與監管。

“政府監管也要註重激發企業積極性。如果政府把項目所有的設計都做死了，企業再去優化設計，降低投資建設運營成本就沒有余地，不能發揮投資者創造性。府監管的方式有準入監管，價格監管，服務和安全監管，普遍服務監管，財務監管等，針對不同的項目監管方式應該有所側重。比如對於提供同樣產量和質量服務的項目，價格監管最有效，價格最低就是效率最高。但對於像學校、養老院這類產出很難量化的項目，如果完全以價格來監管，那很可能會在質量上出問題。”王守清稱。

亞洲開發銀行高級項目官員肖光睿認為，中國把PPP模式作為提升公共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這對地方政府能力建設有很高要求。而政府要實現公共治理能力提升，就需要PPP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完善和規範，需要加大力度推動PPP信息公開透明。

中國航空產業“心病”：如何攻克發動機難題

在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的通知中，加快航空發動機自主發展。與國產幹線飛機一樣，國產飛機發動機的研制，作為中國戰略關鍵性行業中的短板，一直都是中國航空業的一塊心病。

航空發動機被喻為飛機制造業“皇冠上的明珠”，作為飛機的“心臟”，每年中國從空客和波音公司引進的商用飛機上，都需要裝載更多數量的發動機，而這些發動機，基本由世界三大發動機供應商GE通用電氣、羅-羅和普惠供應。

目前，盡管中國的軍用飛機已經配備了國產發動機，但國產客機新舟60、ARJ21卻仍要使用國外的發動機，一些大涵道比大型渦扇發動機關鍵技術也有待攻克。

與國外差距大

“發動機可以說是飛機研發中技術難度最大的部分，其價值自然也就更高，一般發動機的價格可以占據單機成本的25%~30%。”曾經參與過多款國產飛機研制的飛機制造專家周濟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商用飛機的發動機制造主要被GE、羅-羅和普惠三大發動機生產商壟斷。

周濟生指出，盡管中國的軍機已經可以配備國產的軍用發動機，但與國外的發動機相比，差距依然比較大，“差距是多方面的，包括工藝、冶金、設計、制造等”，而與軍用發動機相比，民用發動機在安全性、可靠性和經濟性等方面的要求就更高了，加工制造也更加複雜。

據記者了解，發動機的研制難度很大，研制時間長，從研制到生產一般需要15年，發達國家大多嚴禁向國外轉讓航空發動機核心技術，甚至在西方國家之間也不例外。

早在2012年7月印發的《“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中，就將航空裝備產業列為高端裝備制造產業中的第一個項目，明確提出要突破航空發動機核心關鍵技術，加快推進航空發動機產業化。

在搶占發動機市場大蛋糕的“戰役”中，一直擔負著中國軍用飛機和民用飛機零部件研制任務的中航工業集團，最近幾年就一直在加速在航空發動機領域的突破和布局，同時還嘗試通過海外收購的方式，以加快獲得國外先進的發動機技術。比如旗下的中國航空技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就先後完成了對美國大陸發動機公司和德國Thielert航空活塞發動機公司的收購。從而成為全球唯一擁有全系列航空汽油活塞發動機和全系列航空煤油活塞發動機的供應商，這類發動機主要應用在通用航空市場。

為了更好更快地發展目前明顯處於短板的中國航空發動機產業，今年8月，中航工業所屬的發動機業務資產從中航工業剝離，註入到了全新的航空發動機公司，從而實現飛機主機與發動機生產的分離。

新成立的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目前也是成發科技(600391.SH)、中航動力(600893.SH)、中航動控(000738.SZ)等相關發動機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承擔著航空發動機與燃氣輪機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任務。

資金和人才的配套

在今年11月舉行的珠海航展上，新成立的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下稱“中國航發”)就首次參展，向公眾展示了中國航發在相關領域的重要產品和關鍵技術發展成果。

比如“玉龍”、“金沙”和1600kW三型渦軸發動機就首次以實物亮相。“玉龍”發動機是中國第一款完全自主研制，並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先進渦軸發動機，配裝於新一代5.5噸級直升機;“金沙”發動機是在某型自主研制渦軸發動機的基礎上發展的民用技術驗證機，用於適航關鍵技術探索與攻關;1600kW渦軸發動機則是通過集成創新自主研制的大功率先進渦軸發動機，它的出現填補了國內該功率等級渦軸發動機型譜的空白。

此外，公眾耳熟能詳的“太行”渦扇發動機也亮相發動機、燃氣輪機展區，這是我國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性能、大推力加力渦扇發動機，還有渦軸-16發動機、民用大涵道比渦扇發動機以及RO11O重型燃氣輪機等通過模型展出。其中，渦軸-16在研制中以全壽命成本最低為原則，具備了低油耗、高可靠性等特點，適用於7～8噸級雙發直升機和13噸級三發直升機;RO11O重型燃氣輪機是一款民用單軸、前輸出的發電用工業燃氣輪機，用於基本負荷供電或尖峰負荷調峰，填補了中國在自主研發工業用重型燃機領域的空白。

在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的通知中，明確提出發展1000千瓦級渦軸發動機和5000千瓦級渦槳發動機，滿足國產系列化直升機和中型運輸機動力需求;發展使用重油的活塞式發動機和應用航空生物燃料的渦輪發動機，推進小型發動機市場化應用。這也為未來中國研制國產發動機提出了發展的重點方向。

“預期專項資金1000億元，加上配套資金，我們認為未來5年航空發動機扶持資金將超過2000億元，有政策和資金的有力支持，未來5年整個航空發動機行業將步入歷史機遇期。”東北證券的研報預計，美國在過去50年中，在航空發動機領域的累計投入就達到1000億美元。

而除了資金，人才也是必不可少的關鍵一環。目前擁有6名院士、230余名國家級專家學者的中國航發的副總經理、黨組成員陳少洋就指出，中國航發要激發創新活力，培養造就創新型科技人才，就要為科技人才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大力引進國內外高層次人才，積極吸引國外留學人員回國工作或服務，邀請和歡迎國內外優秀人才來中國航發幹事創業。同時擴大和民營企業的深度合作，通過市場機制完善航空發動機產業鏈，此外，還要推進與國外同行的合作及共同研發，開展技術含量高、價值高、集成度高的合作項目。

中國成功破解深海潛標數據實時傳輸世界難題

我國新一代海洋綜合科考船“科學”號在完成2016年熱帶西太平洋綜合考察航次後，2日返回位於青島西海岸新區的母港。我國科學家在本航次成功對兩套深海潛標進行實時傳輸改造，破解了深海觀測數據實時傳輸的世界難題。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王凡介紹，海洋實時觀測數據長期依靠衛星遙感和浮標。用於觀測水下和深海數據的潛標只能每年回收一次，從中獲取數據，無法像衛星遙感和浮標那樣獲得實時數據。

“這是因為潛標最上面一個浮體距離海平面還有四五百米，這些數據無法穿透海水傳輸到衛星上。”王凡說，“這個航次中，科考隊員在水面上放置了一個數據實時傳輸的浮體，它與潛標通過無線和有線兩種方式連接。潛標將數據傳輸給浮體，浮體發射到衛星上，衛星再反饋回陸地實驗室。”

航次首席科學家汪嘉寧介紹，這項技術的難點在於浮體與潛標之間要建立穩定的聯系，另外海上施工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難度。此次實現實時數據傳輸的兩套浮標，分別采用了無線和有線連接，證明我國科學家研發的兩種解決方案均可行。

據了解，深海潛標觀測數據的實時傳輸技術是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等單位共同研發而成。

“潛標數據的實時傳輸將為海洋環境和全球氣候研究提供重要技術支撐，實時傳輸回的數據將提高海洋氣候和環境預報的精度。”王凡說，“這個航次破解了深海潛標觀測數據實時傳輸的世界性難題，今年我們將對西太所有的潛標全部進行數據實時傳輸改造。”

汪嘉寧介紹，這個航次中，科考隊員還成功回收2015年布放在這個海域的11套深海潛標和300余件觀測設備，並重新布放14套深海潛標和440余件觀測設備，再次刷新了單一航次布放、回收深海潛標觀測設備數量最多的世界紀錄。

王凡表示，通過這個航次的維護，我國在西太平洋的潛標觀測網已經進入了穩定運行階段。

我國在西太平洋的潛標觀測網歷經3年多建設，目前擁有潛標近20套，成功獲取了熱帶西太平洋代表性海域連續3年的溫度、鹽度和洋流等數據，將為我國科學家探索研究熱帶西太平洋環流的三維結構、暖池變異及其對中國氣候變化的影響提供寶貴數據資料。

這個航次是中國科學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熱帶西太平洋海洋系統物質能量交換及其影響”的航次之一，歷時54天，航程7800余海里。

醫保“漫遊結算”開啟，過度醫療監控成難題

當國家異地就醫結算平臺建成的消息傳來時，段女士非常關心這個平臺何時能夠正式運行。

母親因肺癌在北京治療兩年，50多萬的醫療費雖能在老家山西醫保報銷大部分，但段女士一邊要照顧病人，一邊要籌巨額醫藥費進行墊付，加之北京往返老家找當地醫保部門報銷，這些都令段女士心力交瘁。

醫療保險異地報銷中，存在著“墊資”和“跑腿”這兩大痛點。這一老大難問題，隨著人社部上月末宣布國家異地就醫結算系統上線，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正式轉入落實階段。

近日發布的《“十三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表示，2017年要基本實現符合轉診規定的異地就醫住院費用直接結算。

不過，國家異地結算系統的啟用，只是邁開了異地醫保直接結算的第一步。第一財經記者調查時發現，一些地區醫保基金如今面臨著嚴峻的收支壓力，“過度醫療”情況又在我國普遍存在。如何做好異地醫療行為的監管和醫療費用的審核，將是決定異地結算制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退休老人不用再“墊資”、“跑腿”

2016年以來，政府一直在加快推進基本醫療保險全國聯網和跨省異地就醫住院醫療費用直接結算的步伐。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的政策目標，是要實現李克強總理所提出的“使合情合理的異地結算不再是群眾的痛點”，而非所有人都可以隨處就醫。

清華大學醫院管理研究院教授楊燕綏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異地就醫直接結算是有條件的，包括長期居住在本地而醫療保險關系在外地的人群以及一小部分需要轉診的重特病患者，並非全國人民今後都可以“漫遊看病”。

人社部與財政部上月下發的《關於做好基本醫療保險跨省異地就醫住院醫療費用直接結算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明確規定，只有四類人可以申請辦理跨省異地就醫住院費用直接結算，分別是：異地安置退休人員、異地長期居住人員、常駐異地工作人員和異地轉診人員。

楊燕綏說，這項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異地安置的退休人員和隨子女生活的退休人員，讓這部分人在居住地看病不用再“墊資”和“跑腿”，以減少他們的後顧之憂。

近年來人口大規模遷移，離開家鄉跟隨子女養老的退休人員大幅增加，像段女士這樣的家庭屢見不鮮。

老家在江蘇的北京市民趙女士，母親因腦出血幾年前在北京就醫，診療費共花了五萬多元，異地醫療需要患者自己先墊付，這筆錢全靠家里幾個兄妹湊起來。

趙女士告訴第一財經，從看病到報銷完成前後花了好幾個月，手續麻煩。“幸虧我們家里人多，一起湊錢給媽媽治病。如果家里拿不出這麽多錢，可能就沒法治療了，我感覺這個規定不合理，太不方便了。”

按現行的醫療保險政策規定，若想實現異地醫療保險，必須先到戶籍所在地的醫療保險機構辦理申請異地就醫審批手續，再到居住地選擇定點醫院。若在就醫住院時想申請保險醫療費用，必須在經批準的定點醫院入院治療，住院期間的醫療費用需要個人先行墊付，出院後回戶籍地保險機構憑有關票據進行報銷。

由於異地醫保結算需要墊資且報銷手續繁瑣，也令選擇候鳥式養老的老人深感麻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身體狀況不佳的老人選擇候鳥模式。

在海南養老的安徽市民老鄭告訴第一財經，因為嫌報銷麻煩，他來海南前沒有在當地辦理異地就醫申請。“我一般頭疼腦熱的，就自己買點藥吃了，能不去醫院就不去醫院。要是有什麽大毛病，還真不敢在這里長待。”

2015年3~4月，海南省衛計委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聯合對非海南省戶籍的季節性來瓊人口進行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在對海南省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的具體評價上，候鳥老年人群體整體滿意程度較低，尤其是對異地醫療結算需要墊資且報銷手續繁瑣意見強烈。

在國家異地就醫結算系統正式投入使用後，參保人員只需支付由個人承擔的住院醫療費用，其他費用由就醫地經辦機構與定點醫療機構按協議約定審核後支付。異地安置和異地居住的退休老人的異地醫療直接結算這一老大難的問題也將迎刃而解。

按照人社部既定的時間表，2016年底，醫保基本實現全國聯網，啟動跨省異地安置退休人員住院醫療費用直接結算工作；2017年開始逐步解決跨省異地安置退休人員住院醫療費用直接結算，2017年底擴大到符合轉診規定人員的異地就醫住院醫療費用直接結算。

並非鼓勵患者異地就醫

異地就醫結算系統啟用之後，跨省結算會更加方便快捷，但這並不表示鼓勵患者去大城市就醫，相反《通知》要求參保地與分級診療的推進相結合，建立合理的轉診機制。

如果政府不盡快完善分級轉診制度，讓患者自由選擇機構就診，異地就醫即時結算，勢必會造成患者湧向北京、上海等大醫院。參保地醫療機構和醫保經辦機構如何判斷轉診是否合理，關系到異地結算這個政策是否會被“濫用”。

人社部曾經就異地醫療做過一次摸底調查，結果顯示，異地醫療中60%是在地級市之內的跨縣就醫，30%是省內的跨市就醫，只有10%是需要跨省的醫療。

楊燕綏說，需要跨省異地轉診的只是一小部分重特病患者。醫保經辦部門應通過醫保支付方式改革，提高當地三甲醫院解決疑難雜癥的積極性，為不必要轉診的患者提供滿意的醫療服務。

由於跨省都是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轉診，醫療費用也會比較昂貴，在全國很多地區，異地醫療費用支出對於醫保基金造成很大的壓力。

第一財經記者在地方醫保部門了解到，一些地區每年異地醫療支出要占到全部醫保支出的百分之二三十，管理比較好的地區也要占到10%以上，而且這種勢頭還在逐步增長之中。

楊燕綏表示，轉診的增多一方面說明患者對於醫療服務質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說明一些地區醫院管理和醫保基金的管理都出現了問題。

同時，大規模向大城市轉診是與我國分級診療的醫改原則相背離的。轉診不僅導致醫保基金負擔加重，病人的院外費用大幅增加、醫保報銷的比例降低，而且越是轉診，醫患之間的信任度會越差，到了大醫院很多檢查都要重做一遍，這些都加重了患者負擔。

“支付能力決定一切”

醫保異地結算本質上並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也不是建立一套全國性系統就可以解決的。它的背後，是由於醫保支付能力和統籌層次過低，導致各地報銷政策、用藥目錄及收費標準存在差異。

為盡快實現醫保異地直接結算，此次國家異地結算平臺並沒有制定全國統一的待遇支付政策，而是采取了一種折中的辦法：跨省異地就醫，原則上執行就醫地支付範圍及有關規定，包括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診療項目和醫療服務設施標準。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的起付標準、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額，在原則上執行參保地政策。

而這一方法帶來的問題是，參保地的醫療經辦機構將難以掌控直接結算後異地醫療費用的支出。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表示，患者一旦跨省，本地的醫療目錄就失效了，它們能控制的只是起付標準和支付比例等支付政策，並且無法對外地醫療機構的醫療服務進行智能審核和監控。

雖然人社部也下發通知加強監管，但從現在平臺的運作方式來看，對於抑制異地就醫所面臨的道德風險和過度醫療的風險缺乏有效手段。

“由於參保地的醫保經辦機構對於就醫地的醫院沒有任何約束力，容易出現醫院和患者合謀，按最大報銷比例來頂格花錢，國家系統沒法進行監控，容易出現費用赤字。”這位人士說。

同時，為保證國家異地就醫結算平臺的正常運轉，人社部財政部決定建立預付金制度。

預付金是指參保地省級經辦機構預付給就醫地省級經辦機構用於支付參保地異地就醫人員醫療費用的資金，原則上按可支付上年兩個月異地就醫醫療費用的額度核定，按年清算。

按照規定，預付金原則上來源於各統籌地區醫療保險基金。我國各統籌地區醫保基金旱澇不均的狀況也使得預付金能否按時足額征收成為一個未知數，對於一些醫保基金已經快要“穿底”的地區，提前上交每年兩個月的預付金並不容易。

這位人士表示，現在異地就醫結算的政策對於參保地來說壓力非常大，它交出一部分資金，也失去了對醫療服務項目的審核權，只能通過起付線等支付標準來控制費用。一旦預付金用完，就醫地就會停止提供醫療服務，醫保基金和地方財政還必須為異地結算來兜底。

“作為以收定支的醫保基金，支付能力決定一切。醫保對於患者的報銷比例、種類都是由醫保基金的支付能力來決定的，異地醫療結算系統應該綜合考慮各地的支付能力，否則不是地方的基金難以承受，就是參保者的利益受損。”這位人士說。

搶灘消費金融 網貸平臺攜手銀行破解合規難題

攜手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等金融機構，獲取低成本資金，並提供獲客渠道，正在成為消費類網貸平臺的突圍方向。

消費類網貸平臺“我來貸”近日宣布，已與郵儲銀行、南粵銀行等11家銀行合作，共同開展消費金融業務。該平臺負責人稱，其與銀行的合作更多屬於助貸模式，主要是為後者提供獲客、技術、風控方面的服務，貸款由銀行發放，平臺並不直接從銀行獲取資金。

隨著銀行對消費金融市場布局加快，此前包括京東金融在內的多家互聯網金融平臺也與銀行、消費金融公司合作，開展消費金融業務。業內人士認為，助貸模式不但有助於平臺獲取低成本資金，渠道、技術服務商的角色也能幫助平臺解決合規問題。

聯姻銀行開拓消費金融

在日前的發布會上，我來貸表示，該平臺已與包括郵儲銀行、南粵銀行、錦程消費金融、晉商消費金融等11家銀行、消費金融公司進行合作，並已上線相關合作產品。此前一個月，該公司已與富士康達成正式合作協議。

“2017年跟我們合作的金融機構，已經確定的超過22家，後續我們也會接觸更多有合作意願的戰略夥伴進行洽談。”我來貸CEO龍沛智稱，除了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等金融機構，其未來合作的對象還包括制造業、電商和運營商等。通過與銀行、消費金融公司、小貸公司、企業合作，該平臺將陸續上線額度50萬元甚至更大額的產品。

同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等正規金融機構合作，已經成為消費類網貸平臺謀求生存、發展空間的重要突破口。2016年5月，友金所已與北京銀行合作。2016年底，宜人貸也表示，除了其平臺用戶資金外，將探索從信托、銀行、小貸等渠道獲得資金。此外，京東金融也表示與12家銀行在消費金融、支付領域進行合作。

“零售業務方面，房貸業務受到影響後，銀行需要尋找新的業務增長點，消費貸款就成了布局重點。”某城商行人士向第一財經稱，銀行對消費金融市場並不是特別熟悉，也希望與外部平臺合作，開拓新的市場的同時，有效降低成本。

友金所總裁李昌國亦稱，消費貸款小額分散，獲客、業務成本很高，與外部平臺合作，相較於銀行單獨開發，獲客、業務成本都會降低。與此同時，同平臺客戶資金相比，銀行資金成本明顯更低，若能引入銀行資金，有利於以更低資金成本獲得更多借款用戶。而除了北京銀行，該平臺還與其他銀行也進行了接觸，但目前尚未進行實質合作。

龍沛智介紹，我來貸與銀行、消費金融公司合作，具體方式有三種，第一種是資金支持，銀行和消費金融公司有資金分散資金的需求，但其本身業務在線下，很難覆蓋廣大用戶，希望與消費類網貸平臺合作，開展線上業務。第二種是與銀行共同開發APP等產品，銀行用自己的平臺、品牌獲客，我來貸則幫助助銀行搭建APP技術體系;第三種是為銀行、企業提供定制風控服務。

龍沛智稱，我來貸自身仍以小額借貸為主，與銀行合作的產品則會偏向大額。在合作過程中，銀行並不會直接向該平臺授信，而是獲客後，由銀行直接向符合要求的借款用戶放貸，即采用助貸方式，網貸平臺更多偏向提供技術、渠道。

助貸目前是消費類網貸平臺與銀行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李昌國也稱，友金所與北京銀行的合作，友金所負責批量化獲客，進行借前調查、借中審查、借後管理，審核通過後，系統自動對接到北京銀行，銀行根據自身風控政策快速審批，通過後才能發放貸款。

探路合規路徑

除了獲取低成本資金，網貸平臺與銀行合作，更為重要的一重因素是，借助合作解決自身的合規問題。

“從監管、合規來說，無論是消費類還是其他類型的網貸平臺，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放貸資質，這將是未來的一個重大隱患。”網貸之家創始人朱明春說，在資金端，網貸平臺至今無法實質改變吸收資金的現實，而這恰恰是監管要極力解決的問題。與銀行合作，至少在資金來源上，有助於平臺解決合規問題。

龍沛智稱，除了資金端的助貸業務，與銀行在技術方面的“白牌”合作中，我來貸的品牌不會出現，全程都是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的平臺。雙方的合作，就是如何利用平臺的技術，幫助銀行開發客群，而該平臺自身不會單獨拓展客戶。而獲取何種客群，要取決於合作方的需求。

李昌國亦稱，友金所與北京銀行合作，目前放貸金額已有數億元。但在此過程中，貸款並不是通過友金所平臺完成，該平臺審批之後，銀行根據自身風控政策進行審批，只有符合該行條件的客戶，通過審批後才能發放貸款。

“這樣一來，從資金到客戶的整個業務過程，都不是平臺完成的，平臺只是居中完成了信息交互、交易撮合，純粹是信息服務。”李昌國說，在此過程中，銀行更多是資金提供方，平臺除了貸前獲客，還要負責貸後管理。因此，通過助貸模式，上述業務已經符合信息中介的監管要求。

“與銀行合作之後，等於獲得銀行背書，平臺自身的信用會獲得提高。”上述城商行人士稱，按照2016年出臺的監管規定，網貸平臺只能做信息平臺，在一定程度上，助貸模式是為持牌金融機構充當渠道，成為借、貸雙方的信息中介，解決了合規方面的問題。

不過，對於網貸平臺來說，要想獲得銀行資金，或者與銀行合作，並非一件易事。宜人貸CEO方以涵此前就表示，機構的資金確實是好，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做，但需要的能力更強，而且涉及到體量、風控等因素的考量，並不好拿，真正拿到手的資金成本實際上並不低。

龍沛智也認為，網貸平臺與銀行合作並不容易，一方面銀行的要求很高，平臺要有足夠的獲客能力。另一方面，平臺的風控、團隊要獲得銀行認可，也有不小的難度。大多數平臺很難與銀行合作，多數網貸平臺難以借助與銀行合作實現突圍。

諾獎得主羅伯特•默頓：利率互換可解資本管制成本難題

在以中國資本市場和宏觀經濟為主題的上海金融論壇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默頓(Robert C. Merton)在“金融科技和創新與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主題演講中認為，功能健全的金融體系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與發展至關重要，中國要行使全球經濟的領導力必須有一個世界級的資本市場。金融創新推動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金融科學、技術和經濟需求則驅動金融創新。

“涅槃”後的啟示：利率互換

回顧20世紀70年代的重大金融和經濟危機，西方經濟體發生多個層面的波動性爆發;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1973年至1974年的首次石油危機，股票市場下跌50%;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美國的通脹率和利率皆達到兩位數，飆升至美國內戰以來的峰值;失業率居高不下達到約9%。其中，1973年至1975年的經濟大蕭條實際上意味著整個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蕭條，其影響蔓延到了80年代。

在滯漲和風險大蕭條的雙重夾擊下，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超乎尋常的金融創新大爆發。“在我看來這些金融創新的執行就是因為風險的高漲而推動的，比如第一個上市的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所，而金融衍生產品其實就是一種保險。”默頓如是說。

默頓認為，美國70年代的經驗表明，危機可引發金融創新，從而帶來金融體系的持久改善。而應對全球老齡化和人口壽命延長的挑戰，改善金融服務以應對亞洲GDP的大幅擴張，通過全球多樣化以提升中國資本市場的有效性是當下金融創新的機遇。默頓還強調，金融服務中“FinTech”的機遇與挑戰則可被視為金融與技術創新的未來，若能成功實現創新和提供卓越金融服務的整體戰略就能創造信任，中國大規模金融創新發展規劃的設計流程是打造一顆“通往涅磐的北極星”。

針對中國面臨的資本管控問題，默頓表示應設法降低資本管控所帶來的成本，而資本管控的成本很高卻仍需實施的原因有三：第一是資本大量外逃或者大量進入都會造成金融市場的不穩定;第二是從長期治理來看，若國內股票大部分由外方投資者購買，會對中國的資本市場產生影響;第三是希望人們的養老金能夠投資在自己國家的企業，以及自己工作過的企業，而不是投資到國外的企業。在這個方面資本管控可能會帶來更高的成本，3%的資本管控成本。

默頓提出用利率互換的方式永久性地消除銀行業中的最大風險，同時解決資本管控難題。“因為沒有進出的資本流動，只有一個定期的3個月或者是6個月的變化，即收益互換合約的期限，按照合約在固定的期限實現一個收益率的互換。有了這樣一個定期的互換合約，相對來說預測性較好，沒有任何突發的不確定性事件。”其補充稱。

默頓進一步表示，使用利率互換的前提下，當中國市場的業績超過世界市場時，中國只會產生互換合約的現金流出，無需要采取防止資本外流的管制手段，實際上還會獲得資金的流入，帶來更多預測性的同時增加穩定性。而非中國籍交易方則將通過信用可靠的交易方，大規模利用中國A股的有效風險敞口。

然而，默頓指出，在真實的世界和真實的行業當中，是否能具體實施利率互換還需開展一些實驗性的實踐。雖然互換合約在法律和監管方面都已經相對非常的成熟，不需要新的監管規定、法律變化和新的合約類型，但考慮到A股規模大，其對手方尚且難尋，倘若以整個A股規模去實現全球化配置，更難以找到相匹配的市場，那全球好像沒有辦法跟中國的A股相匹配。

信任缺失不應成為金融科技的逆風

金融服務領域中涉及處理如清算和結算、產權保證保險、支付等業務都將逐漸因透明度取代不透明度的模式而面臨巨大的變革和挑戰。僅僅依靠技術本身將很難對“內在不透明”的服務和產品帶來顛覆，如理財顧問、解決方案和眾多金融產品。

“金融科技大部分其實都是有關產品的交付，低成本流程的去繁求簡，但是有很多的金融體系的活動是不透明的，唯一的替代品就是信任。”默頓對記者稱。技術進步將很有可能具備為“信任資產”的金融服務提供商增加籌碼，促進其擴張，而不是從他們手中奪取業務。要取得成功，技術必須能與夠提供信任資產的金融服務商合作，因為技術本身無法制造信任。

默頓指出，構建信任需要兩大要素，其一是金融機構本身值得信任，其二是能力卓越。金融服務消費者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中對金融服務提供商及其監管部門同時失去了兩大要素。如今，一些金融機構的業務策略中以建立信任、盡可能減少利益沖突為基礎，例如僅收服務費用的固定理財顧問，將對傳統銀行和保險公司等以產品為基礎的財富管理模式，以及其難以逃脫的分銷經紀人和顧問體系帶來顛覆。

“如果能在投資者、客戶、監管方三者建立這樣一個信任的三角模型，那我們就能夠有一個牢固的信任結構。提供者對業務較為了解，能夠給監管者提供信息，而監管者和產品提供方之間的關系，需要金融從業者以及金融研究者開展更多的相關研究來不斷改善，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默頓表示，需要在這三者之間建立信任，帶來更多的價值。

創建“涅槃重生的指路明燈”，默頓進一步表示，可通過開發和實施大規模創新項目的設計流程，改進中國的金融體系，並提出重要五步曲。第一步是確定項目的目的或目標，以及項目將履行的金融職能;第二步是定義客觀職能，以便為實施項目的備選潛在方案進行排序;第三步是為履行所確定的職能決定最具技術可行性的解決方案，而不會對現有法規、實踐和制度造成約束;第四步是確定項目意圖履行的金融職能目前如何執行;第五步是在當前實踐和“涅槃重生”這兩個固定點之間，確定項目實施的理想時間、狀態或路徑。

研究報告稱河北亟需破解新舊產業有效對接難題

近日在發布《河北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7)》時，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亭亭介紹，目前，河北產業處於全面轉型的重要關口，具有經濟趨緩、產能過剩、需求乏力等帶有普遍性的共性特征，對河北而言，極具典型性與挑戰性。

數據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河北省去產能加大力度，9月份生鐵、粗鋼等初級產品產量比8月份分別下降0.2%、0.3%;去庫存進展較快，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增長17.5%，比1~8月份提高3個百分點;去杠桿中的資產負債水平繼續下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6.1%，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8個百分點。

降成本方面，2016年前三季度，河北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7.7元，同比下降1.0元。在補短板方面，全省基礎設施投資增長18%，高於全省固定資產投資8.3個百分點;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投資增長33.6%，高於全省固定資產投資23.9個百分點。

“綜合考察全省幾大主要經濟指標，不難發現，2016年河北省的宏觀經濟形勢總體上與2015年的相比情況類似，可以說是在2015年的基點上平穩運行。”王亭亭說。

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將去產能列為供給側改革五大方面之首。河北省作為全國去產能的重點大戶，承擔著全國1/3鋼鐵去產能的壓減任務。在國家政策的約束下，“十二五”期間全省實現壓減煉鐵產能3391萬噸、煉鋼4106萬噸，分別占全國壓減產能的37.26%和43.31%。

2016年，中央又加大去產能力度，明確從2016年開始，用5年時間全國再壓減粗鋼產能1億～1.5億噸。河北在原有計劃的基礎上多出1251噸的壓減任務。

“這意味著河北將徹底告別以能源、重化工制造業起家的‘黃金時代’，進入由2012年以來10%以上的高速增長轉為目前6%～7%經濟新常態的中高速增長的新階段。”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薛維君說。

研究發現，目前河北省新困舊難相互交織，動能轉換的瓶頸制約仍是牽絆。王亭亭介紹，在全國供給側改革大背景的推動下，河北省結構調整轉型升級實現新突破，具體表現在三次產業結構繼2015年以來不斷優化，這是可喜的一面。但從深層次看，仍然存在著新產業“吃不飽、跟不上”，老產業“虧空大、難退出”的尷尬局面。

王亭亭說，這一判斷基於河北省服務業盡管繼2015年以來一直維持較快、較好發展態勢，但從其內在結構看並不合理，直接反映在傳統服務業發展至今仍占主導地位，而代表未來發展趨向與增長潛能的新興服務業，其推進經濟提質增效的聚集能力仍不充分。“類似蘇寧易購、當當網、蘇果e萬家、阿里巴巴、淘寶、京東等的大型龍頭電商，全省沒有一家，差距較大。”

王亭亭說，由於河北傳統制造業涵蓋範圍較廣，且絕大多數產業處於整體衰退期，全省制造業內生變量不穩、發展後勁不足的困境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如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各種風險發生率上升，表面上雖小幅回暖，但下行壓力不減的趨勢仍隱性持續，而這種發展階段轉換帶來的問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研究發現，河北省高科技產業雖然成長較快，但產業發展僅限於新能源、航空航天、環保產業、新材料和生物領域中的個別產業，產業結構的服務化、智能化和高端化的高技術產業的現有基礎，還不具備與國內發達省份比拼的競爭優勢。

王亭亭說，客觀上說，無論是表現“亮眼”的服務業，還是“新生代”裝備制造業抑或高新技術產業，屬於“新動能”內在品質的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以及新的服務模式，河北遠未發育成形，而構建具有核心競爭力全方位、全要素以及互為支撐的經濟系統與動能轉換的生態系統，河北至今並沒有理順清晰的發展思路。

“在新舊產業交替、動能轉換的重要關口，如何將傳統產業、優勢產業做得優、做得高，如何在轉型過程中實現新舊產業有效對接，已成為河北當前亟須破解的一大難題。”王亭亭說。

近日發布的《河北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7)》稱，從深層次看，河北的過剩產能、庫存積壓、環境約束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的壓力仍在延續。河北作為去庫存、去產能的“重災大戶”，主要精力仍集中在繼續減壓、調整結構與轉型升級方面，微觀不振的後續影響還在進一步發酵蔓延，增長動力依舊疲累。

德勤：產融投一體化是破解控股集團發展金融投資業務難題之道

綜合性控股集團進行多元化的產業、金融布局是全球性的趨勢。在中國，近年來伴隨著中國實體經濟和金融行業的持續快速發展，以及金融監管逐步放開，諸多綜合性控股集團開始布局並大力發展金融、投資業務。

德勤在今日發布的《打造“產、融、投一體化”商業模式——破解綜合性控股集團金融和投資業務發展的戰略難題》白皮書中預計，未來5-10年仍將是中國的企業集團開展綜合化經營，布局、發展金融和投資業務的有利時間窗口，打造“產、融、投一體化”的商業模式，充分地發揮各業務板塊之間的協同效應將是破解綜合性控股集團金融和投資業務發展戰略難題的關鍵。

該白皮書研究發現，從實業、金融、投資業務視角綜合分析各類綜合性控股集團的股權背景、發展歷程、產業和金融業務布局及組合方式等，綜合性控股集團業務布局基本分為三種類型：產業集團布局金融業務;綜合金融集團布局產業;以及投資集團布局產業與金融業務。

具體來說，大型央企、國企產業集團在堅持主業的同時均結合自身資源稟賦拓展金融業務和多元化產業，發揮業務組合的優勢，爭取更大的業務發展與騰挪空間。而受益於國家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傳統“高門檻”行業，民營企業集團積極探索多元化產業和金融業務的投資與運營，處處顯現出民營資本的敏銳嗅覺和靈活身段。同時，隨著新一輪國企國資改革的持續推進，從中央到地方湧現出數十家綜合性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平臺公司，在區域經濟轉型升級、區域金融業發展中發揮著特殊作用。而大型金融機構把握金融混業經營監管放開的機遇，已逐步形成綜合金融的業務格局，並進一步反向實體經濟延伸，主動進入相關或非相關多元化的實業領域。

德勤管理咨詢金融業戰略與運營咨詢副總監段蕾認為：“無論產業資本還是金融資本，在經濟新常態之下均希望通過業務多元化尋找新的增長點，借助資本紐帶發揮業務組合的協同效應以拓展更大的戰略發展空間。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國家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引導和扶持、金融業市場化改革和行業準入門檻降低、以及金融創新和金融科技發展等因素，都為這一戰略訴求提供了有利的外部市場條件。預計未來5-10年仍將是中國的企業集團開展綜合化經營，布局、發展金融和投資業務的有利時間窗口。”

不過，綜合性控股集團在布局和發展金融、投資業務過程中也面臨諸多挑戰。德勤認為，布局金融業務時如何科學選擇金融牌照或子業務單元;後發綜合性控股集團布局和發展金融業務，如何結合自身產業資源特點發揮後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車;如何實現產業和金融業務的協同發展;以及如何構建“勝人一籌”的投資能力，並借助投資能力推動金融和產業發展的升級是這些控股集團面對的四大核心戰略難題。

德勤管理咨詢金融業戰略與運營咨詢合夥人支寶才表示: “綜合性控股集團的業務形態各異，背後的商業邏輯卻異曲同工，都是圍繞核心主業，以投資業務為手段、多元業務為補充。”德勤的研究也表明，國內外成功的綜合性控股集團無一例外地遵循了這一商業邏輯。打造“產、融、投一體化”的商業模式是綜合性控股集團發展金融和投資業務的成功之道，成功的關鍵在於要充分地發揮各業務板塊之間的協同效應，才能實現“1+1+1>3”的跨越式發展。

例如，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以保險作為核心主業，借助保險業較低成本資金的獲取能力，為其投資業務提供持續資金補充;利用其產業投資、資源整合與運營管理能力進入多元實業領域，實現集團整體資產的保值增值;同時多元化的實業業務也為集團帶來現金流和收入回報，從而分散保險與投資業務的經營風險。

德勤認為，“產、融、投一體化”的商業模式關鍵在於充分發揮各業務板塊之間的“產融互動”、“融投互動”和“投產互動”協同效應。例如在“投產互動”中，集團可利用投資功能實現新業務的孵化和培育、產業鏈延伸、傳統產業結構調整;而豐富的產業平臺，可為投資業務提供退出通道，並有助於投資板塊積累行業經驗、成為行業專家，帶來更多產業鏈上下遊的投資機會。

不過，支寶才也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並不是所有控股集團都適合於投資金融業務，因為金融業務有較高的門檻，例如強監管、投資門檻較高、人才及風險管理要求較高，另外也需要建立與金融行業相匹配的公司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