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是英國退歐公投之日,無論投票結果如何,由英國退歐公投引發的爭論並不會隨著投票結果而煙消雲散。因此,值得我們重新反思的,不僅是大不列顛的未來是否還在歐盟,更重要的是,歐盟的未來又在何方?
歐洲一體化受挫
在此次英國退歐公投中,支持留歐者更多從政治、經濟上提出了警告,最樂觀的經濟學家也認為退歐對英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至少要到2030年才能消除,蘇格蘭又或因英國退歐而獨立;而支持退歐者則大多打出移民牌。特別是支持留歐議員考克斯的遇襲身亡,給支持退歐者更增添了一層不理性的色彩。
盡管英國對於歐盟成員國身份的爭論由黨內鬥爭和歐洲難民潮引發,但從長期來看,英國觸發退歐公投並不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引起的一時情緒高漲,而是來自於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再思考。
歐洲一體化進程本身就是一個國與國之間不斷競爭和妥協的過程。
歐盟從1993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正式生效、創始12個成員國正式更名為歐盟,至今已成為一個擁有28個成員國、人口超過4.8億的大型區域一體化組織,其發展歷程並非一帆風順。
成員國加入歐盟經過縝密的權衡,比如英國最初選擇加入,是為了維持在歐陸的影響力和平衡作用;法德則為了釋懷戰爭的創傷;一些小國加入歐盟,是為了在國際舞臺上發出更強有力的聲音;一些東歐國家的加入,是為了制衡俄羅斯的影響。
從2011年歐債危機引發的離心傾向開始,歐盟內部問題不斷。歐洲國家內部社會不安全感和內顧傾向加速,右翼民粹激進政治力量擡頭,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出現分化,紛爭不斷。難民潮、恐怖襲擊等事件,更是促使歐盟成員國之間在2015年重新設置邊境。
英國退歐公投,反映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持續效應,對歐盟的政治生態、一體化信心和內外政策所產生的消極影響。退歐情緒不只是英國一國對於舊日輝煌的緬懷和底層民眾的情緒宣泄,而是歐洲各國積壓已久的矛盾體現。
歐盟的未來在何方
英國的退歐公投,無論結果如何,都反映出一系列的矛盾:歐盟一體化日益加深過程中,民意與精英政治之間的矛盾;主權與一體化之間的矛盾;國家利益與歐盟利益之間的矛盾;歐盟成員國中心國家與邊緣國家之間的矛盾。
而這四個矛盾的產生,從歐盟各國內部來看,在於其國家內複雜的政治考慮和社會資源分配;從國家外部來看,在於歐盟的超國家機構與國家力量之間的對抗與牽制。由於一體化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在享受歐盟帶來的利益同時,不可避免地需要讓渡出一些利益;而隨著一體化加深,這些矛盾也越來越激化了。
因此,在一體化加深的過程中,歐盟機構如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與歐洲法院這些享有淩駕主權國家之上的超國家權力機構的權力向誰負責、由誰制約的問題,是歐盟未來所必須解答和面對的。
盡管英國退歐公投使得歐盟的前景難言樂觀,但不管英國是最終選擇退出歐盟,還是利用公投向歐盟爭取更大的權利,從短期看,都意味著歐盟一體化發展的停滯甚至倒退。不過,從中長期來看,成員國身份的自由退出選項,也是歐盟一體化進程自我修複和完善的過程。此次公投如同之前的希臘危機、難民危機一樣,並不會造成一體化進程的根本逆轉,而只是曲折演進過程中的一個波瀾。
對中國的影響
此次英國退歐公投對中國造成的直接影響相對較小。盡管一些分析認為,會影響到部分中國企業以倫敦為基地拓展至歐陸的發展戰略,可能造成人民幣匯率下跌。
其實,即使英國公投結果真的選擇退出歐盟,是否真的會造成這些消極影響,也要取決於英國退出歐盟後與歐盟國家的退歐協議和未來與歐洲國家的雙邊協議。
探討這些不確定性風險為時尚早。但可以預見的是,英國退歐之後,勢必會倒逼英國尋求拓展歐盟之外的市場,而中國則將成為英國減少對歐洲依賴的重要爭取對象。目前,中國在英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雖日益上升,但還不是十分重要的角色,中英貿易遠遠低於歐盟與英國的貿易規模,可上升空間還很大。
而隨著英國退歐公投帶來的對於歐盟一體化的反思浪潮,也將促使歐盟各國註意多面下註,更多挖掘歐盟之外的市場和夥伴,這一戰略訴求與我國正在推進的“一帶一路”戰略相契合,有助於推進我國與歐洲國家的戰略對接。
歐盟一度曾被視為國際社會國家之間一體化發展的典範,但如今我們看到,一體化進程中暴露出的問題把歐盟變成了一座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里面的人想出來。在總體民意並不支持一體化進程加快的情況下,英國退歐公投反映了歐洲國家對於歐盟未來發展的擔憂。目前,歐洲大部分國家持觀望態度,這對於歐盟來說是一次自我修複的挑戰和機會,對於中國來說則意味著機會與風險並存。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英國是否會繼續留在歐盟?答案近在眼前。無論結局如何,世界的眼光聚焦在了歐盟和歐洲的未來。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最新的調查發現,歐盟懷疑主義正在整個歐洲擡頭,同時有三分之二的英國人和希臘人,以及其他歐盟國家的重要少數族裔希望布魯塞爾下放權力,讓各成員國政府在某些問題上擁有更多的決策權。
當然,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向布魯塞爾靠攏,大部分歐洲人都認為,英國“脫歐”將損害擁有28個成員國的歐盟利益。
皮尤研究中心對占歐盟80%人口和82%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個歐盟國家、逾1萬人進行調查得出了上述結論。
除了英國外,另外9個受訪的歐盟國家中,認為英國“脫歐”不利於歐盟的受訪者比例中位數高達70%。相較而言,僅有16%稱這是件好事。
在瑞典,有89%的受訪者認為英國“脫歐”對歐盟是件“壞事”,在荷蘭和德國,該比例則分別為75%和74%。
法國是個特例,該國有超過四分之一(32%)的受訪公眾稱,如果英國“脫歐”,對歐盟來說有積極意義。
值得註意的是,在除英國外的9個受調查國中,大多數人都認為英國“脫歐”對歐盟來說是件“壞事”。
不過,英國人不是唯一對歐盟持懷疑態度的。在歐洲,近年來歐盟的形象和地位一直如過山車般上上下下。2012年~2013年,歐洲經濟疲軟,很多歐洲國家公眾對歐盟的支持率也大幅下挫,2014~2015年,支持率反彈。但之後隨著難民危機等問題的出現,在幾個最大的成員國中,歐盟再次遭遇支持率的驟降。
調查顯示,在10個受訪歐盟國家中,對歐盟持支持態度的中位數比例僅為51%,42%的受訪者希望本國政府能獲得更多的權力,僅19%支持增加布魯塞爾的權力,27%贊成維持現狀。
歐盟最強有力的支持者是波蘭人(72%)和匈牙利人(61%)。
鬧著“脫歐”的英國人,並非最不喜歡歐盟的,有44%的英國人對歐盟持贊許態度,遠高於希臘和法國——這兩國人對歐盟的支持率分別僅為27%和38%。
英國“脫歐”辯論的一個重要論題是,歐洲的治理是否應該進一步集中。調查發現,在受訪的10個國家中,有超過六成希望歐盟下放權力;約有三分之二的希臘人(68%)和英國人(65%)希望歐盟將一些權力返還給本國政府;不少瑞典(47%)、荷蘭(44%)、德國(43%)和意大利(39%)的受訪公眾也持相同觀點。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歐盟方面悉,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與歐盟委員會(下稱‘歐委會’)當地時間22日通過了一項題為“歐盟對華新戰略要素”的聯合戰略文件。該文件規劃了未來5年的中歐關系。
文件指出,當一個規模宏大的中歐雙邊投資協議締結並成功運行、對中外企業的競爭環境進行改革後,可以考慮一些更加雄心勃勃的協議,比如一個深入且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FTA)。
此前,在歐盟內部就有呼籲啟動中歐FTA談判的聲音,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上月曾表示,中方對此表示歡迎。
松口呼籲啟動中歐FTA
上述文件確認了歐盟對華關系存在的重大機遇,並指出,將以為歐洲創造就業和經濟增長為目標,大力推動中方為歐洲企業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
這些機遇還包括締結雄心勃勃且全面的投資協議、中國為歐洲戰略投資基金註資、聯合研究和創新活動,以及通過物理和數字網絡連接歐亞大陸,使貿易、投資和人文交流暢通無阻。
在德國總理默克爾此次訪華時,中歐領導人均表示要加快商簽中歐投資協定。4月26日至29日,第十輪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
沈丹陽曾對此表示,此輪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所能透露的主要信息是,雙方均意識到,繼續保持當前談判的積極勢頭,進而早日達成一個全面、富有雄心的投資協定,有助於推動雙向投資,加強雙邊經貿合作,深化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系,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雙方將共同努力,推動文本談判盡快取得實質性進展。
此次,歐委會在文件中更進一步,表示“展望未來,一旦一個規模宏大的雙邊投資協議締結並成功運行,以及(考量)中外企業的競爭環境是否公平進行改革後,將可以考慮一些更加雄心勃勃的協議,諸如一個深入且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
歐委會還提出了歐方的條件:“中國必須對其過剩產能,特別是鋼鐵行業,做出顯著、有時間限制的且可以檢驗的削減,以避免不正當競爭所產生的消極後果。”
同時,歐委會認為,要進一步加強歐盟貿易救濟措施的效力,關鍵是迅速采納歐委會在2013年4月提出的貿易救濟措施修正草案。
上述文件顯示,歐盟將繼續通過與中國的許多對話,支持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改革計劃,使中國享有市場化改革的全部紅利,其中就包括改革國有企業等。
此前,歐盟進口商協會曾表示,中國已成為該協會成員貿易和投資的重要市場,呼籲歐盟對華啟動自貿談判。
對此,沈丹陽表示,中方已經“註意到歐盟進口商協會這一呼籲”。中方還註意到,今年4月20日,歐盟智庫歐洲政策研究中心發布了《明日絲路:中歐自貿協定評估》的研究報告,認為中歐自貿協定對促進雙邊經貿發展具有積極意義。“中方對上述建議和結論表示歡迎。”沈丹陽說,“只要自由貿易協定有利於世界貿易發展,有利於公平開放的貿易環境,中國都持開放態度”。
中歐外交協作
聯合戰略文件中也強調了歐盟與中國在外交與安全政策領域中進一步合作與發展夥伴關系的機遇。
文件認為,鑒於伊朗核問題談判的積極經驗,歐盟與中國應當更加緊密地一同努力,通過雙邊或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框架,解決國際沖突與重大外交事務。
至於全球性事務,諸如移民、國際發展援助、環境與氣候變化,只能通過全球的共同努力來解決,基於此原因,一個協同合作的歐盟-中國關系是至關重要的。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暨歐洲委員會副主席費代麗卡·莫蓋里尼表示:“歐盟與中國已經在很多領域互相合作:我們一同努力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全球與政治問題,諸如伊朗、敘利亞、阿富汗、移民與氣候變化等。”
“但我們可以也必須做更多的工作將歐盟與中國連在一起。” 莫蓋里尼表示:“在責任分享的基礎上,更加緊密、健康、更加良好定義的中歐關系可以使我們的人民、企業與組織團體都受益。我確定我們今天通過的聯合戰略文件將會使我們的雙邊關系實現其清晰可見的巨大潛力。”
據悉,這一聯合戰略文件將提交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
此前,歐委會曾在2006年提出上一份對華戰略文件,隨後中歐雙方均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隨著歐方強烈地感受到中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世界各地區的經濟與政治生活之中,新的現實要求歐盟對此做出一份全新論述,並應對這些新的發展需要。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歐盟方面悉,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與歐盟委員會(下稱‘歐委會’)當地時間22日通過了一項題為“歐盟對華新戰略要素”的聯合戰略文件。該文件規劃了未來5年的中歐關系。
文件指出,當一個規模宏大的中歐雙邊投資協議締結並成功運行、對中外企業的競爭環境進行改革後,可以考慮一些更加雄心勃勃的協議,比如一個深入且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FTA)。
此前,在歐盟內部就有呼籲啟動中歐FTA談判的聲音,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上月曾表示,中方對此表示歡迎。
松口呼籲啟動中歐FTA
上述文件確認了歐盟對華關系存在的重大機遇,並指出,將以為歐洲創造就業和經濟增長為目標,大力推動中方為歐洲企業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
這些機遇還包括締結雄心勃勃且全面的投資協議、中國為歐洲戰略投資基金註資、聯合研究和創新活動,以及通過物理和數字網絡連接歐亞大陸,使貿易、投資和人文交流暢通無阻。
在德國總理默克爾此次訪華時,中歐領導人均表示要加快商簽中歐投資協定。4月26日至29日,第十輪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
沈丹陽曾對此表示,此輪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所能透露的主要信息是,雙方均意識到,繼續保持當前談判的積極勢頭,進而早日達成一個全面、富有雄心的投資協定,有助於推動雙向投資,加強雙邊經貿合作,深化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系,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雙方將共同努力,推動文本談判盡快取得實質性進展。
此次,歐委會在文件中更進一步,表示“展望未來,一旦一個規模宏大的雙邊投資協議締結並成功運行,以及(考量)中外企業的競爭環境是否公平進行改革後,將可以考慮一些更加雄心勃勃的協議,諸如一個深入且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
歐委會還提出了歐方的條件:“中國必須對其過剩產能,特別是鋼鐵行業,做出顯著、有時間限制的且可以檢驗的削減,以避免不正當競爭所產生的消極後果。”
同時,歐委會認為,要進一步加強歐盟貿易救濟措施的效力,關鍵是迅速采納歐委會在2013年4月提出的貿易救濟措施修正草案。
上述文件顯示,歐盟將繼續通過與中國的許多對話,支持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改革計劃,使中國享有市場化改革的全部紅利,其中就包括改革國有企業等。
此前,歐盟進口商協會曾表示,中國已成為該協會成員貿易和投資的重要市場,呼籲歐盟對華啟動自貿談判。
對此,沈丹陽表示,中方已經“註意到歐盟進口商協會這一呼籲”。中方還註意到,今年4月20日,歐盟智庫歐洲政策研究中心發布了《明日絲路:中歐自貿協定評估》的研究報告,認為中歐自貿協定對促進雙邊經貿發展具有積極意義。“中方對上述建議和結論表示歡迎。”沈丹陽說,“只要自由貿易協定有利於世界貿易發展,有利於公平開放的貿易環境,中國都持開放態度”。
中歐外交協作
聯合戰略文件中也強調了歐盟與中國在外交與安全政策領域中進一步合作與發展夥伴關系的機遇。
文件認為,鑒於伊朗核問題談判的積極經驗,歐盟與中國應當更加緊密地一同努力,通過雙邊或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框架,解決國際沖突與重大外交事務。
至於全球性事務,諸如移民、國際發展援助、環境與氣候變化,只能通過全球的共同努力來解決,基於此原因,一個協同合作的歐盟-中國關系是至關重要的。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暨歐洲委員會副主席費代麗卡·莫蓋里尼表示:“歐盟與中國已經在很多領域互相合作:我們一同努力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全球與政治問題,諸如伊朗、敘利亞、阿富汗、移民與氣候變化等。”
“但我們可以也必須做更多的工作將歐盟與中國連在一起。” 莫蓋里尼表示:“在責任分享的基礎上,更加緊密、健康、更加良好定義的中歐關系可以使我們的人民、企業與組織團體都受益。我確定我們今天通過的聯合戰略文件將會使我們的雙邊關系實現其清晰可見的巨大潛力。”
據悉,這一聯合戰略文件將提交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
此前,歐委會曾在2006年提出上一份對華戰略文件,隨後中歐雙方均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隨著歐方強烈地感受到中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世界各地區的經濟與政治生活之中,新的現實要求歐盟對此做出一份全新論述,並應對這些新的發展需要。
英國退歐的這場“離婚”官司要如何打呢?是否可以如英國所願:由英國自主決定談判時間,在開始之前進行非正式磋商,不交歐盟會費,不接受歐盟移民,卻保留留在共同市場中的權利?
歐盟已對英國上述四項願望發了話:“休想。”歐盟的回複包括:不交會費、不接受移民,就別想留在共同市場里,如有必要,歐盟可以強制啟動英國退盟程序。
盡管談判雙方都尚無人知曉何時將正式開始退歐談判,但確定的一點是,英國在歐盟內部談判時,動不動就專門“挑選最好”的日子結束了。
“對單一市場的準入,取決於該國是否接受四項自由流動原則:人員、貨物、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不要奢望留下特權,卻不承擔所有的義務。”
雪上加霜的是,在28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歐盟議會憲法委員會主席胡布納(Danuta Hübner)還表示,如果英國退歐,英語就不再是歐盟官方語言之一。
搞特殊的日子結束了
在歐盟領導人峰會之前,歐洲議會和默克爾都釋放出信號,不會再對英國搞特殊對待了,也不會進行非正式磋商。重要的一點是,英國不可能像退歐派設想的那樣,對自由流動進行限制,卻又想待在自由市場里。
目前英國政壇震蕩,混亂加劇。無法選出新的首相意味著同歐盟的談判必須在今年10月之後才開始,因而英國方面建議,先同歐盟進行非正式磋商。
但歐盟委員會和德法意三國都駁斥了這種建議,表示英國享有特殊待遇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在27日,默克爾、法國總統奧朗德和意大利總理倫齊在柏林先期舉行會晤,隨後三國均督促英國盡快與歐盟展開退盟談判,同時在進入程序之前,歐盟不會同英國進行任何非正式的談判。
默克爾指出,這主要是因為不希望有“反複”或者拖延情況出現。奧朗德則簡單地表示,在脫歐這件事上,沒有什麽可以浪費時間的。倫齊也表達了相似看法。
28日,默克爾在德國議會的發言則給出了更進一步的談判立場,即德國會確保英國不會在談判中隨心所欲、只挑選權利不打算履行義務。核心的一點是:如果想要留在歐盟的單一共同市場,就必須接受歐盟的移民自由流動。當然,即便退歐,英國仍是北約組織中重要的夥伴,二戰之後英德之間的夥伴關系將持續延續。
胡布納則在記者會上指出另外一點,即不給錢也別想在歐盟共同市場中待下去。胡布納指出,英國在不繳納歐盟會費的情況下,不會依舊保持歐盟共同市場的準入權。
此前,退歐派刻意混淆的議題聚焦在移民、英國每年向歐盟繳納的會員費等問題上,並造謠稱英國每周要給布魯塞爾送3.5億英鎊。
實際上,英國每周付給歐盟的金額在1.63億英鎊左右,平均到英國人身上,每人每年承擔的歐盟會員費大約為130英鎊。原因在於,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在20世紀80年代為英國爭取到了歐盟退稅福利。以2015年為例,英國給歐盟支付180億英鎊,但是英國真正的凈支出在85億英鎊左右,這是因為除了歐盟退稅之外,英國也還是歐盟一些基金積極的使用者。實際上,歐盟預算只占英國公共服務總支出的1.2%左右,這意味著英國政府每花掉100英鎊,里面只有1.2英鎊是給了歐盟,其比例無足輕重。
英國政府前經濟顧問、英國經濟研究院高級顧問普萊斯(Vicky Pryce)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挪威或瑞士模式,以及昂貴的WTO模式對於英國都不適用,最合適的就是加拿大模式,但加拿大模式並不能覆蓋英國龐大的服務產業。“無論選擇哪種模式,英國都還在一個松散的歐盟管轄範圍之中,即需要交會費來進入單一市場,又在重大問題上沒有任何實質性發言權,為什麽要在退歐後再選擇一個比目前更差的方案呢?”普萊斯說道。
歐盟可強制執行
此前,卡梅倫在赴布魯塞爾參加峰會之前,就各國敦促英國不要拖延一事在英國議會下院表態,表示不會立即就退歐展開談判。
卡梅倫表示,這個任務要由新任首相來負責,而何時開啟退歐談判,需要由英國來決定。然而這一說法被歐盟議會憲法委員會“打臉”。胡布納對此表示,在必要時,歐盟可以強制啟動英國的退歐程序。這一條原則的法律基礎是《里斯本條約》第4條第3款。其規定,“成員國均有責任以合作的姿態履行條約義務,且不得損害其他成員國利益。”
默克爾則表示,英國需要正式宣布退歐,之後才可以進行退歐談判。不過對於退歐談判程序如何進行,歐盟與英國退歐派之間仍有分歧。
歐盟認為在退歐談判開啟之前,所有其他談判都不能進行。但英國的退歐派則認為,在退歐之前,可以就自由貿易進行談判。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德國和荷蘭這兩大歐洲對英最大出口國希望盡快同英國締結新的貿易協定,但是它們需要得到余下成員國超過半數的支持,然而余下成員國對於同英國締結貿易協定缺乏興趣。如果雙方一直對於談判的程序見解不同,最終雙方可以對薄歐洲法院。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也在歐洲議會中要求卡梅倫澄清英國下一步的動態。容克特地從法語切換至英語,對英國退歐派議員表示:“這是你們最後一次在這邊鼓掌。在一定程度上我對於你還在這兒感到驚訝。你為了退歐奮鬥,英國人也投了退歐票。那你還待著幹嗎?”
此前有歐盟成員國指責容克應為英國退歐負責,容克此次表示:“我要為歐洲奮鬥到最後一刻。”而容克辦公室的發言人針對這種指責則很不耐煩地回應道:“又不是我們要公投。”
英國舉行脫歐公投之後,恰逢歐盟公布其《全球戰略》文件。該文件提出要建立一個更強大的歐洲,指出歐洲繁榮與亞洲安全之間有直接的聯系,亞洲的和平與穩定是歐洲繁榮的先決條件。
“我們聯盟的目的,甚至是聯盟的存在,正在受到質疑。”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外交事務負責人莫蓋里尼表示, “然而,我們的公民和世界正前所未有地需要一個強大的歐盟。”
亞洲對於歐洲繁榮的重要性
此次,歐盟在該《全球戰略》文件中強調了亞洲地區的戰略重要性。在面對歐洲近鄰地區和亞洲地區所存在的國際挑戰時,歐盟對於“有原則的實用主義”進行了尤為詳細的闡述。這不僅包括歐盟在經濟上投入,也包括在應對地區安全挑戰上為亞洲提供幫助。
《全球戰略》還談到了歐盟與中國的關系,推進包括東盟在內的自由貿易協定,提高與印尼等國的安全合作關系,支持阿富汗,維護海上航行自由和海洋法等。
歐盟還計劃在亞洲深化反恐,打擊人口販賣和移民,以及在運輸、貿易和能源等領域的合作。氣候變化等仍將是歐盟議程的重要部分。
莫蓋里尼表示,務必要深化經濟外交並擴大歐盟在亞洲的安全作用。
“歐盟更廣泛的近鄰地區變得更加不穩定,更加不安全。我們的邊界內外的危機正直接影響著我們公民的生活。” 莫蓋里尼表示,在充滿挑戰的時代,一個強大的聯盟是一個進行戰略思考、擁有共同願景並且集體行動的聯盟。在英國全民公投之後,尤為如此。”
繼續深化跨大西洋紐帶
為了促進歐盟成員國共同利益,堅持明確的原則,歐盟在此次的《全球戰略》中提出,將繼續五個重點方面的工作。
首先,維護聯盟安全,歐盟的全球戰略始於歐洲。歐盟提出,保持適當水平雄心和戰略自主對歐洲推動國內和國外和平與安全的能力非常重要。因此,歐盟將加強在防禦、網絡、反恐,能源和戰略溝通方面的努力。歐盟將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開始,與合作夥伴密切合作,為歐洲的集體安全做出進一步的貢獻。
莫蓋里尼表示:“現在不是全球警察和散兵遊勇的時代,我們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必須應對全球性壓力和本地動態,它必須既與超級大國打交道,又兼顧身份日益碎片化的群體。”
“我們的聯盟將努力支持我們的合作夥伴。我們將繼續深化跨大西洋紐帶以及我們與北約的夥伴關系,同時我們也將與新的參與者建立聯系,並探索新的模式。”她表示,將加大對地區秩序以及對區域內和區域間合作的投入,並應吸取教訓,“我的鄰居與合作夥伴的弱點就是我的弱點”。因此,將加大對雙贏的解決方案的投入,並超越國際政治只是零和遊戲這一假象。
其次,要增加對東部和南部的制度的彈性。歐盟提出,增加國家和社會對向東部延伸至中亞和南下到中非的制度的彈性符合歐盟公民利益。根據目前歐盟擴張的政策,基於嚴格和公正條件下的一個可信的加入程序對於提高西巴爾幹地區國家和土耳其的適應能力至關重要。歐盟將支持增強適應能力的不同路徑,針對政府、經濟,社會和氣候及能源脆弱性等亟待解決的問題,並制定歐洲及其合作夥伴更有效的移民政策。
第三,采取綜合方針處理沖突。當暴力沖突爆發,歐盟共同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脅。歐盟將致力於實用和堅持原則建設和平,並通過綜合方式促進人的安全。歐盟隨時通過協調使用所有政策貫徹落實“用全面的方法來應對沖突與危機”必不可少。但“全面的方法”的含義和範圍將擴大。歐盟將在沖突周期的所有階段采取行動,迅速采取預防行動,負責並果斷地應對危機,維護穩定,並避免一個新的危機爆發時過早撤離。
第四,合作區域秩序。在面臨全球壓力和地區阻力的情況下,區域內部的動力脫穎而出。這是歐盟自身在21世紀和平與發展的一個基本原理,這就是為什麽將支持全球合作區域秩序的原因。在歐洲不同的地區,在地中海、中東和非洲、橫跨南北大西洋,在亞洲,在北極,歐盟將實現其具體驅動目標。
第五,全球治理21世紀。歐盟致力於在國際法基礎上建立國際秩序,將努力爭取一個強有力的聯合國作為基石以建立多邊規則為基礎的秩序,形成全球國際和地區組織,國家和非國家主體協調一致的政策應對。
(東方IC/圖)
公投脫歐只是滿足了脫歐的前提條件,何時正式拿出這一條件通知歐洲理事會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脫離歐盟,則是可近可遠的事。而一旦觸發,則沒有回頭路。卡梅倫顯然不打算承擔這一重大責任,而是推給了下一任。而即便到了那個時候,由於英國政壇因為脫歐問題進入了風雲變幻的不穩定期,何時觸發脫歐還有個時機的問題。
英國公投宣布脫歐,在國內外迅速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在英國內部,蘇格蘭政府首席大臣斯特金已經表態“極有可能”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而兩大主要政黨保守黨和工黨內部都爆發了大地震,由於卡梅倫宣布10月辭職,保守黨內黨魁繼承之爭已經箭在弦上,據報道已經有7個人在摩拳擦掌,其中最有實力的是前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和現任內政大臣特蕾莎·梅;在野工黨的劇情更為狗血,由於對黨魁科爾賓在公投中的表現不滿,影子外相本恩帶頭密謀逼宮,企圖趕走黨魁科爾賓;科爾賓先下手為強,宣布革除本恩,引發影子內閣7人辭職抗議。目前,工黨內部已經大比數通過了對科爾賓的不信任動議,科爾賓能在黨魁的位子上待多久也成了問題。
面對民間要求舉行二次公投的呼聲,首相卡梅倫已明確拒絕,表示要尊重民眾之前的選擇,但同時表示,英國政府在現階段不會觸發有關脫歐的《里斯本條約》第50條,“在我們這樣做之前必須確定希望和歐盟保持何種關系,這需要由下任首相和內閣來決定。”這意味著大多數脫歐派以為的第二天醒來英國就不再屬於歐盟的想法不切實際。
《里斯本條約》第50條明文列出了歐盟成員如欲退出所需的規則、程序及期限,要點大致如下:先由打算退出的成員國通知歐洲理事會其退出意向;歐洲理事會代表歐盟與該成員國談判退出的條件和雙方關系的各項安排;談判結果要得到理事會多數成員(不包括英國)和歐洲議會的批準;自成員國提交通知之日兩年後,歐盟各項條約和法律就停止適用於該成員國,標誌著雙方關系正式終結,除非歐洲理事會一致投票同意延長談判期。
顯然,球現在到了英國政府手中,公投脫歐只是滿足了脫歐的前提條件,何時正式拿出這一條件通知歐洲理事會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脫離歐盟,則是可近可遠的事。而一旦觸發,則沒有回頭路。卡梅倫顯然不打算承擔這一重大責任,而是推給了下一任。理論上,英國政府可以不理會公投結果,無限制推遲和擱置脫歐進程,但這在現實層面並不可行,因為對任何政客來說,罔顧民意都是政治自殺。綜合各種情況,英國政府認真考慮脫歐這件事情,無論如何要等到今年10月新內閣產生之後。
而即便到了那個時候,由於英國政壇因為脫歐問題進入了風雲變幻的不穩定期,幾時觸發脫歐還有個時機的問題。因為在觸發之前,英國朝野還需要就談判的條件達成共識,就英國目前的情況看,這一點很難做到,屆時政府很可能要作出很大的妥協,和脫歐派想要的結果南轅北轍。而一旦觸發,更艱難的談判還在後頭。因此,脫歐是一個持久戰,遠比人們設想的要複雜和漫長。但無論如何,磕磕絆絆已經超過半個世紀的英歐關系,將迎來充滿變數的新時代。
二戰結束後,歐洲一片廢墟,國際地位下降。為應對這一局面,英國保守黨領袖丘吉爾於1948年10月的保守黨年會上提出了“三環外交”的構想,第一環是英聯邦,包括英國及其自治領、殖民地;第二環是英語世界,包括英、美、加拿大等講英語的國家;第三環是聯合起來的歐洲。而英國恰恰居於三環的交接點,起著重要作用。“三環外交”後來成為了戰後英國外交的基本方針。從這一構想就可以看出,聯合起來的歐洲只是英國需要借重的對象之一,英國並不打算把所有的牌都押在歐洲身上。這是有其歷史淵源的:作為孤懸於歐洲大陸之外的島國,英國幾百年的外交戰略是堅持“光輝孤立”“離岸平衡手”的角色,歐洲大陸的聯合並不是它願意看到的事情。
而歐洲大陸各國的想法則有所不同,它們從兩次世界大戰中得到了慘痛的教訓,決定重拾歷史上經久不衰的歐洲聯合的思想。1951年4月,西歐6國(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簽訂了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歐洲經濟一體化從此邁開步伐。英國當時也獲得了邀請,但它拒絕了。1957年3月,6國正式簽署《羅馬條約》,歐洲聯盟的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誕生。為對抗歐共體,1960年1月,英國與奧地利、丹麥、挪威、葡萄牙、瑞士、瑞典6國正式簽署了《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條約》。由於成員國經濟水平參差不齊,又實行松散的政府間合作,該聯盟很難與歐共體抗衡。在勉強支撐了一段時間後,1972年底英國退出聯盟。
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標誌著英法主導的舊世界的徹底結束,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後起的超級大國開始全面走上歷史舞臺。與此同時,殖民體系逐步瓦解,英國的昔日榮光急劇褪色,在政治身份的歸屬上,英國人到底要不要做歐洲人,便上升到了至關重要的地位。看到了歐洲共同市場的影響力,英國決定不再猶豫,於1961年和1967年兩次申請加入歐共體,但都遭到了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否決,戴高樂看穿了英國人的心思,認為英國並沒有真的認同歐共體的理念,再加上英美特殊關系,接納英國就等於在歐共體內部植入了一個特洛伊木馬,因此放下狠話:“英國或許有朝一日將加入共同市場,但毫無疑問那時我將不在位了。”
事實也果真如此,1970年戴高樂去世,1973年1月1日,英國終於與愛爾蘭和丹麥一道正式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一員。時任英國首相的愛德華·希思說:“這(加入經濟共同體)可以讓我們不僅在歐洲市場,而且在世界市場上,都更有效率,更具有競爭力。”事到如今,當人們談起退歐的好處時,理由大抵也差不多如此:脫歐可以徹底避免布魯塞爾高高在上的盛氣淩人,自由能夠讓英國更有效率,更富競爭力。只是脫歐派恐怕沒有仔細推敲過,倘若真的脫了歐,布魯塞爾還會以優渥的條件放任英國人進入歐洲市場嗎?
即便真的加入了歐共體,英國也從來不是一個老實本分的好夥伴。僅僅加入兩年後,英國就在1975年舉行過一次脫歐的公投,但最終選擇留在歐盟當中。1984年,撒切爾夫人通過談判,讓英國獲得對歐盟預算貢獻的部分退款;1997年,布萊爾計劃推行歐元,遭到了財政大臣布朗的反對,導致英國至今都沒使用歐元。英國也沒有加入開放邊境的《申根協定》;對簽訂《里斯本條約》,也以司法、社會政策等領域的“例外權”作為交換條件。2011年,英國拒絕簽署旨在加強歐盟財政紀律的“財政契約”。2012年11月,英國否決歐盟擴大預算的提案,令歐盟峰會以失敗告終。英國眾議院一份數據表明,歐盟制定的決定和法律只有很小一部分被英國議會通過。
可以說,英國40年來一直是歐盟中的特權分子和遊離分子,只想撈好處,卻從來吝於付出。英國這樣做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加入太晚,領導權已被法國和德國奪走了。早在1944年,時任美國國務卿斯特提紐斯就曾對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直言:英國在任何一個自己不占據領導地位的俱樂部里,永遠都是不舒服的;更重要的是現實的利益沖突,而這種沖突,在金融危機的艱難時刻表現得尤為明顯:首先,英國在自身經濟停滯不前的情況下,不得不拿出大量資金援助希臘等國家,這讓很多英國人感覺得不償失。其次,歐盟為救助危機而出臺的一些舉措,例如開征金融交易稅等,威脅到倫敦的金融中心地位。第三,自從2004年捷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等8個國家加入歐盟之後,東歐國家人口湧入英國相當的嚴重。根據英國統計局的統計,到2011年,東歐8國的就業人數占到了英國就業人數的1.7%。英國普遍認為東歐人在英國的就業阻礙了英國低技術領域工人工資的增長,沖擊了英國人自身的就業。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爆發後,大量難民湧向了西歐國家,英國的就業和治安問題更加突出。
根據歐洲委員會和歐洲統計,2015年歐盟預算1450億歐元,其中德國貢獻達到21.36%,排名第一,其次是法國15.72%,然後是英國12.57%,大約為182.3億歐元。2014年英國貢獻大約是205億歐元。如果按照英國6000萬人口來算,平均每人承擔的成本接近300歐元/年。即使考慮歐盟的返還,英國對歐盟費用的凈貢獻仍然占歐盟的5.8%,僅次於丹麥排名的第二位。這還只是可見的直接成本。如果再加上管制成本、資源錯配的成本、失業成本、欺詐腐敗和浪費成本等隱形成本,據說英國作為歐盟成員國每年的成本高達2000億英鎊。高昂的成本是英國脫歐的重要原因。
另外,英國各階層在加入歐盟後苦樂不均,出現了嚴重分化。英國的金融業很發達,加入歐盟使其市場更為廣闊,賺得盆滿缽滿;而農業、漁業等競爭力不高的行業,要面對來自整個歐盟的競爭,很多人處境艱難。因此就如《衛報》所總結的,富人支持留歐,窮人要求退歐。另一種說法是:老年人和沒工作的人決定了年輕人和有工作的人的命運。
而未來英國與歐盟應該是怎樣一種關系,至今仍是問號。部分脫歐派推崇“加拿大路線”,加拿大經過和歐盟7年談判,於2014年達成了自由貿易協定,免除和歐盟間98%的關稅。但卡梅倫指出,如果英國需要從頭進行貿易協定談判,那對英國企業意味著“無法接受的未知”,因為投資人將有7年處在不知道英國和歐盟將形成何種關系的狀態。還有一種選擇是挪威模式,挪威不是歐盟成員,但加入了歐洲共同市場,挪威向歐盟提交預算,執行歐盟自由移動政策;在捕魚和農業政策上是完全獨立,也享有談判貿易協定的自由。而無論英國未來要和歐盟建立什麽樣的關系,都離不開艱難漫長的談判和討價還價。
近日,有一種擔憂情緒在東京不斷升騰,擔心英國脫歐之後,沒有英國的歐盟可能會改變亞太地區力量的平衡。
其中尤其擔心,英國和歐盟“離異”將導致後者取消對中國的武器禁售令。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外交事務特別顧問、議員河井克行(Katsuyuki Kawai)的話稱,英國脫歐“甚至可能改變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力量的平衡”。
最強有力的支持者
河井的言論顯示,英國傳統盟友對該國脫歐的擔心已經從經濟領域散布到各個方面,包括英國若失去在歐洲的影響力,可能危及這些國家自身的安全。
“日本認為歐盟應該繼續實施對華武器禁售,我們在歐盟的朋友中,英國是日本該立場最強有力的支持者。”河井說,“如果英國離開了歐盟,或許歐盟對華武器禁售可能會一步一步取消。那是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
日本媒體近日也曾引述該國政府內部人士的話稱,英國脫歐令歐盟出現了解禁對華軍售的空間。
歐盟對華武器禁售始於1989年6月,第41屆歐洲共同體首腦會議通過《關於中國的聲明》,宣布對中國采取包括中止高層接觸、軍事合作以及文化交流等五項措施,這也成為歐盟對華武器禁售的原始依據。之後,德國等國相繼取消了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唯獨留下了武器禁售至今。
近些年來,歐盟內部解除對華武器禁售的呼聲越來越高。2003年12月,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歐盟首腦會議首次表示,歐盟將重新審議對華武器禁售問題。2004年12月,有歐盟領導人更是公開表示將解除對華武器禁售。
然而,英國就該問題一直與歐盟存在分歧。西班牙和法國都是支持解除對華武器禁售的國家,而英國則對取消禁令不松口,美國國防部是英國防務公司的大客戶。2010年1月26日,西班牙時任外交大臣莫拉蒂諾斯公開宣布,考慮在該國擔任歐盟輪值國主席期間解除歐盟對華武器禁售。更早的2005年,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和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曾大力推動歐盟對該問題進行辯論,最終因為美國施壓,取消禁令以失敗告終。
除了美國外,日本是反對歐盟取消對華武器禁售最積極的外部力量。此前有日本媒體報道稱,在安保領域,日本非常重視歐盟對華武器出口相關問題。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經三也曾向歐盟領導人傳遞信息,稱在東亞安全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歐盟維持對華武器禁售不可或缺。
中國外交部方面則表示,中方在歐盟對華軍售禁令解禁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希望歐方盡早采取主動,掃除中歐關系中不應有的障礙。同時表示,該問題與日本根本沒有關系。
註意力轉移
解除對華武器禁售需要歐盟各國的一致同意,因此在英國正式脫離歐盟前不太可能發生變化,即便是正式脫歐之後,也並非必然就能解除。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英國脫歐之後,歐盟內部在類似外交政策問題上一貫的平衡很可能發生改變。
迄今為止,在英國脫歐的問題上,東京方面主要討論的仍是對1000家左右在英國運營的日本公司可能帶來的影響,例如可能面臨失去通往歐洲市場的渠道等風險。
但河井提醒稱,外交政策和影響也需要引起足夠的關註。
他說:“和經濟影響相比,國家安全的影響可能一樣很大,甚至更大。因此我正在密切關註。”
除了武器禁運等具體問題,日本官員擔心英國和歐洲專註於內部問題,無暇關註亞洲。
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前駐英大使野上義二(Yoshiji Nogami)稱:“未來兩到三年,歐洲將忙於處理歐洲內部問題。”
近兩年來,日本一直在努力將地區問題國際化,在全球宣傳中國威脅論。應菲律賓共和國單方面請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6月29日稱,將於7月12日公布所謂最終裁決。
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杉山晉輔近日表示,日方正密切關註南海仲裁案,認為單獨或同G7國家、東盟國家就此發聲是合適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對此表示,從日本有關官員的話中可以看出,日本一些人不斷炒作南海問題,渲染局勢緊張,挑動地區國家對立,唯恐天下不亂。日本在南海問題上有著不光彩的歷史記錄,希望它不要續寫這樣不光彩的記錄。希望地區國家對日本的意圖保持高度警惕。
“我感覺不僅僅是政治家,英國普通民眾可能也將註意力轉向國內事務或者同歐盟建立新的關系等問題上,對外部事務失去興趣,比如和日本的防務合作,或亞太地區的安全等。”河井說,“這是為何我擔心力量平衡發生改變可能性的原因。”
“每一次危機都讓歐盟更加緊密”?隨著英國公投出現脫歐結局,這句心靈雞湯不靈驗了。
多年以來,一個“加速分裂的歐洲”而非一個“更加緊密的歐洲”的預言正在成為現實。
英國脫歐事件,令歐洲60年來不斷推進的一體化進程出現驚人倒退,並令外界對其將引發進一步的政治危機而擔憂:在歐盟國家中,反對歐盟以及排外的本土主義和獨立主義勢力正在上升,叫囂希望舉行脫歐公投的極端黨派更是不在少數。
數年間持續的經濟疲軟、難民危機和安全問題,正在令歐洲公民對歐盟的歸屬感逐漸幻滅,而歐盟最為自豪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亦並未令歐盟居民遍享紅利,反而造成社會差距、貧富差距拉大。
“歐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是失敗的。這給予許多獨立主義和民族主義分子以土壤。”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歐盟出現了政治危機,其他國家出現公投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尤其在北歐一些國家中。
在齊普拉斯看來,這次公投猶如為歐盟敲響警鐘,喚醒了歐盟官員有關改革的意識。
實際上,為避免政治危機繼續擴散,在英國做出退歐決定後,歐盟同意進入為期九個月的“反思期”,並希望針對各成員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拿出改革建議。
不過,在上世紀90年代歐盟輝煌時代曾在歐盟機構工作,後加入法國外交系統的法國前外交官和諾看來,歐盟機構本身就應當進行反思——“歐盟的官員,就如同活在一個‘歐洲泡泡’里,這次英國脫歐對他們來說好像一次‘叫醒服務’一樣。”
歐盟向心力下降
在現任歐盟成員國領導人中,齊普拉斯恐怕是對歐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最尖銳的批評者。英國公投要求脫歐後,齊普拉斯旋即表示,英國人民的決定應該予以尊重,它證實了一場深刻的政治危機、認同危機以及歐盟發展戰略上的危機。
他認為,極度緊縮的政策讓南歐和北歐之間、歐盟成員國之間差距擴大;在應對難民危機方面各方各行其是,有的關閉邊境、有的采取單邊行動。
歐洲危機的根源是什麽?誰該為民族主義的擴散負責?
齊普拉斯認為,“我們需要一個強大的進步聯盟,去重新發現已經失去的、曾經使歐盟在世界上之所以獨一無二的動力及基礎價值觀:勞動力保護,對國家福利的支持,歐洲的團結,對個人和社會權利的保護。”
這並非齊普拉斯一人之見。近年來,在歐洲廣泛流傳的一種憂慮:即當危機尚未爆發之時,歐盟表面和氣一團,然而當蔓延歐盟的債務危機和主權危機發生之後,歐盟卻將經濟增長放在社會保護之上,導致了數年以來歐洲內貧富對比懸殊、青年人嚴重失業、南北歐洲差距拉大,歐盟向心力亦下降。
通常意義上,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描述以“華盛頓共識”為準,其主要理念為壓縮財政赤字、貿易自由化、放松對外資限制、實施國有企業私有化等等。歐盟自成立以來也一直秉持著新自由主義機構的信念。
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近年來開始編纂“歐洲社會公正指數”。該報告使用35項指標,在6個領域對28個歐盟成員國進行打分,這6個領域是:預防貧困、教育公平、就業情況、社會融合與非歧視、健康醫療和代際公平狀況。
在2015年發布的這一版指數中,可以清晰看到歐盟28個成員國的社會不公正情況持續加劇,在其中歐盟年輕人則受到了最大的沖擊:報告顯示,歐盟有2600萬兒童和年輕人(占歐盟人口18歲以下人口總數的27.9%)受到貧窮或社會排斥的威脅;在其中有540萬歐盟年輕人既無法接受教育培訓也無法就業。
總體而言,歐洲的社會公正差距在南北之間以及年輕人和老年人群體中表現最為明顯,最受影響的國家就包括西班牙、希臘、意大利和葡萄牙:雖然在德國和瑞典等國,年輕人的就業有所改善,但是在南歐國家中年輕人就業形勢完全不容樂觀。
譬如在西班牙,20~24歲的年齡段中,無業且未接受教育的年輕人比例從2008年的16.6%上升至2015年的24.8%;意大利則更糟,同期從21.6%上升至32%。
而在去年勉強度過債務危機的希臘,同樣深受其苦。齊普拉斯甚至喊出了“我們需要更加民主的歐洲,我們需要更加重視政策而非商業與科技的歐洲,我們需要人民最具有話語權的歐洲,我們值得為此而努力”的口號。
在歐債危機之前,在2001年為加入歐元區並同歐盟的經濟政策保持一致,希臘也長期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並進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貿易自由化以及放松對金融資本流動控制等等。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與德法等高度發達完善的自由經濟體相比,希臘在進行改革時亦背負歷史政治經濟包袱,在加入之初政府依然債臺高築,然而歐盟在進行一體化進程時,往往忽視了這種路徑依賴方面的區隔。
在德國以及國際債權人的強力主導下,身陷債務危機的希臘最終堅持了6年的緊縮政策,這造成了希臘國內的民粹主義急劇飆升。
齊普拉斯認為,“我相信只是緊縮政策不能幫助希臘,亦不能幫助歐洲,歐洲現在面臨非常重要的政治危機,起因是出於經濟危機,我相信歐洲會再一次找到正確發展之路。”
在德國一家跨國咨詢公司任職的律師安北則對記者表示,歐盟過於由德國主導的經濟模式令歐盟原本的價值觀缺失,歐盟成為了一個“自由貿易區”,德國成為歐盟境內自由貿易的最大受益者,卻未出臺相應的社會政策,以對南部歐洲進行補償。
在他看來,這也從根本上導致了英國脫歐的後果,“作為二戰後成長的一代,這次公投無異於歐盟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災難。”
齊普拉斯認為,應該以英國退歐作為契機,促成歐盟解決金融危機,拋棄緊縮政策。
“歐盟需要實現一些新的經濟框架,再一次讓成員國可以參與進來。”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誰會是下一個“越獄者”?
齊普拉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經濟上,英國退歐對於英國所造成的影響,將超過對歐盟的。
然而在政治上呢?很明顯英國退歐公投已經引發了歐盟其他國家爆發退歐風險。就在英國出現退歐結果之後,各歐盟內民族主義政黨紛紛表示將追隨英國的腳步進行公投。
根據地緣政治咨詢機構歐亞集團(Eurasia)對歐洲國家退歐風險的總結,法國、斯洛伐克等極右政黨在英國公投後,迫不及待要求舉行相同的脫歐公投。荷蘭、瑞典、奧地利和丹麥等國的黨派也有類似訴求。
“歐盟出現了政治危機,其他國家出現公投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尤其在北歐一些國家中。”齊普拉斯表示。
“現在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的邊緣黨候選人都在用力拼殺,而大部分歐洲居民(30%~60%)又都贊成舉行各自的公投。” 歐亞集團(Eurasia)總裁伊恩·布雷默表示,“需要明確的是,這些邊緣政黨領導人不太可能在歐洲的主要國家競選中獲勝,但同他們進行政治教化的過程將具有挑戰性,而且如果對於歐盟公民而言,離開一個日益破碎的歐盟看起來越來越合理之後,這個過程就更加困難了。”
因而如何處理脫歐的英國,也成為歐盟領導人面前的難題:給得太多,將鼓勵本土主義者持續獨立主義政策。布雷默認為,特別是“東歐和東南歐各國政府,尤其是那些民粹主義者已經成為領導人的國家,將利用任何最終的交易來為自己的國家謀求更多讓步”。
在另一方面,如果歐盟對英國的退歐條件過於苛刻,這可能會令歐盟官員看起來更像“懲罰者”,使歐盟看起來更像一個監獄而不是國家聯盟,並激起更大範圍的反歐盟情緒。
不過在一片愁雲慘霧的疑歐之聲中,唯有德國仍將是歐盟的堅定支持者。
面對一系列要求在國內舉行公投的民粹主義訴求,安北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網上所說德國公投(Germexit)在現實中不可能發生,德國至今仍禁止直接民主的公投,因為歷史上就有“希特勒的教訓”。
歐元區國家退歐可能性極小
齊普拉斯也認為,“我估計接下來進行討論和協商,協商也會保持一定平衡,除了英國之外,沒有其他國家想要脫離歐盟。”
一份來自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英國脫歐將如何影響歐盟與歐元區》的報告,也從貨幣政策的角度否定了歐元區國家退歐的可能性。
這份報告認為,對於歐元區成員和歐盟成員國來說,歐元區國家退歐肯定比非歐元區國家(譬如英國)退歐的危險系數更大,且具有根本性不同:歐元區國家退歐意味著退出歐元區,而除了幾個可以期待本幣升值的國家以外,對於剩下的歐元區國家,退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還有一點值得慶幸:無論是福是禍,在歐元區國家中,英國脫歐的蔓延風險並不大,因為貨幣聯盟仍然提供了額外的防火墻。
該報告指出,如同許多著名經濟學家指出的,對包括法國在內的大部分歐元區國家而言,退歐意味著將造成銀行擠兌、儲蓄流失,並有可能引發重大的金融崩潰。
這就是為什麽盡管有強烈的動機離開,塞浦路斯和希臘都決定留在歐元區里。
也正是看清了這一點,在齊普拉斯政府上臺之後,才會一方面舉行全民公投,對苛刻的救贖計劃和歐盟“示威”,一方面還堅定地表示要留在歐洲。
在未來幾年內,最有可能執政的民粹主義政黨——意大利五星黨更是萬分清醒。在英國脫歐結果出爐後,一直嚷著要對歐元進行公投的該黨,立刻撤回了對於歐元進行公投的訴求,而表示要呼籲從體制內變革開始努力。
上述布魯金斯智庫的報告指出,如果去除歐元區的19個成員國,只留下其他八個國家: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捷克、匈牙利、波蘭、瑞典、丹麥和羅馬尼亞。
匈牙利的民族主義政府本身反對退歐。波蘭雖然擁有一個抱有深度歐洲懷疑主義政府執政黨,然而波蘭也反對退歐,特別是考慮到在其他歐盟國家中打工的百萬波蘭打工者們。剩余其他國家則甚至缺乏對退歐進行討論的熱情。
如何叫醒歐盟的耳朵
“英國脫歐公投,喚醒了歐盟的一些官員,歐盟也會討論如何團結和一體化。” 齊普拉斯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齊普拉斯所指的是在英國做出退歐決定後,歐盟同意進入為期九個月的“反思期”。
當地時間6月29日,歐盟27國發表非正式聲明,表示將進行政治反思。據悉,各國擬在7-9月進行非正式討論;9月中旬各國正式開會。歐盟各國領導人預計這次反思在明年3月之前結束。
歐盟有進入反思期的傳統。此前歐盟在2005年法國和荷蘭相繼投票否決《歐盟憲法條約》後宣布開展“反思期”。2007年1月,德國在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宣布這一反思期結束,此後不久,該憲法條約的實質內容被轉換成弱化版本《里斯本條約》。上一次的反思期主要目的在於改善“歐盟憲法”遭法國和荷蘭兩國公民投票反對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然而英國脫歐是否能叫醒歐盟呢?和諾認為,歐盟需要危機,每一次危機之後歐盟才會被迫改革,因而即便英國脫歐對於歐盟和歐洲大陸而言也不一定是壞事情。
和諾說,長期在布魯塞爾工作的歐盟機構人員猶如形成了一個內部小團體,在布魯塞爾管理整個歐洲所產生的職業自豪感,在歐盟與歐盟國家公民之間形成了鮮明錯位。
“他們就好像活在一個巨大的泡泡里面。”和諾無奈地表示,作為20年前同樣是擁抱歐盟和歐洲一體化的一代,歐盟機構令他倍感失望,特別是在90年代末期之後——歐盟擴張的步伐邁得太快了,快到想硬生生抹去各國文化、歷史背景的巨大差異。
歐盟12國之間的經濟和文化背景矛盾已經非常巨大,但是勉強可以調和。和諾表示,隨後從15國擴張至27國,最終至28國,歐盟已跟歐共體時代的設想差得太遠。歐盟未能打造一個泛歐洲的身份認同,反而僅僅成為了一個大型自由貿易區,隨後加入歐盟的意圖僅僅變為自由貿易和自由人口流動。
其中重要的是,歐洲的分野仍由語言的天然歷史形成所決定。和諾舉了個例子,《金融時報》始終是英國人的報紙,而歐盟本身並沒有一份廣泛流行的發行物。如果有,應當用哪種語言來發行呢?歐盟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始終無法對歐盟區其他國家進行有效傳播,對歐盟政策的解讀或歪曲,依然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各歐盟區內國內媒體,而發行量最大的往往都是民粹報紙,譬如《太陽報》或德國的《圖片報》等等,這些報紙的反歐盟立場鮮明。
當《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歐盟目前有幾份用英語采寫的媒體且內容還不錯的時候,和諾很不屑地表示,那些發行物都是給“布魯塞爾的小圈子看的”。哪個法國人、德國人會看?斯洛文尼亞人?捷克人?反之,如果用法語寫,恐怕也會是相同境地。
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在《英國公投對於歐盟影響》的報告中亦認為,此前10年中,歐盟的反思措施均被證明成效甚微,反而繼續激化了歐洲選民對於歐盟的不滿。最終發生的英國脫歐公投揭示,此前歐盟的政策導致了歐盟進一步分化。
這份報告對歐盟和歐盟各國領導人都做出了建議。
在歐盟方面,應當考慮換一種方式來構建歐盟身份:與空泛地討論和平與繁榮相比,應當秉持更多務實主義精神,並著重於討論那些各國明顯需要超主權機構行動的領域,討論各國明顯的共同利益,並指出歐盟與各成員國之間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構成共贏局面的機構。
而在成員國方面,也應停止將集體決策的妥協方案歸罪於歐盟身上,將歐盟塑造為替罪羊。譬如,各國元首可以在歐盟峰會後舉行集體新聞發布會,來捍衛通過的決議,並展現他們實際上在歐盟內擁有權力。此前,通常各國元首在會後各自召開記者發布會,並把決策的種種不利局面歸因於其他成員國或歐盟。
“我們大不列顛從骨子里就不是貿易保護主義者,我們相信自由貿易,相信這是最有效率的經濟模型,同時也更加靈活。”英國貿易與投資大臣普睿勛爵(LordMarkPrice)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英國脫離了歐盟之後,許多事情都就此改變,但是英國依舊會堅持自由貿易。
7月7日,普睿勛爵在北京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透露,一方面英國希望同歐盟就新的貿易協定進行談判,另一方面英國希望同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具體而言,英國希望簽署FTA的國家包括東南亞國家、北美與南美國家以及廣泛的英聯邦國家,將英國打造成為一個“超級連接貿易樞紐”(superconnectedtradinghub),開啟英國第二個貿易“黃金時代”。
重啟貿易黃金時代
在脫歐已成定局之後,包括英國首相卡梅倫和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在內的內閣高層都先後表示要更努力地經營英國與中國的關系,並將於今年晚些時候帶領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國。
將在本周末參加二十國集團(G20)貿易部長會議的普睿勛爵因此湊巧成為第一位在英國脫歐公投之後訪華的英國高級官員。
普睿勛爵將英國脫離歐盟的結果視為英國重返貿易與投資黃金時代的良機,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與歐盟成員國的身份比起來,脫離歐盟後,他們可以更加靈活地同世界上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新環境能賦予我們什麽呢?那就是讓我們同世界上其他國家簽訂貿易協定。”普睿勛爵表示,“在一定程度上,如果作為歐盟的一部分,要做到這一點是很困難的。”
在7月6日與香港商界交流時,普睿勛爵的觀點更直白:“從布魯塞爾的官僚傾向中解脫出來之後,我們將能夠消除更多不利於小企業發展的繁文縟節。”
普睿勛爵還透露,將利用在上海的G20貿易部長會議,在正式(FTA)談判開始之前,就同其他國家的貿易部長開始著手建立這些重要的關系。
在采訪中,普睿勛爵以公司稅舉例,稱英國可以令其稅務制度更具有競爭力,幫助英國本土企業成長,並吸引海外投資,他表示,英國仍將維持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全歐洲第一大國的地位。
“英國的企業稅已經是G20國家中最低之一,而且還要變得更低。”普睿勛爵表示,奧斯本已經宣布,英國將把企業稅從20%降低至15%,“誰知道呢?也許會降得更低呢。”
廣泛簽署FTA
與此同時,英國已經準備好廣泛地與其他國家簽署FTA。
“在東方,我希望中英的黃金關系能夠幫助兩國達成FTA。”普睿勛爵表示,英國也希望同日本、韓國以及亞太其他高增長經濟體達成FTA。而在西方,英國希望強化同北美與南美國家之間的歷史紐帶,同時希望利用同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英聯邦國家的關系,打造一個新的“英聯邦國家貿易協定”,讓英國重現“伊麗莎白時代”。
英國的“伊麗莎白時代”也被稱為“黃金時代”,一般指16世紀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當政時期英國所出現的繁榮。目前的英聯邦國家成員大多為前英國殖民地或者保護國,包括53個主權國家(包括屬地),是一個較為松散的國際組織。
在脫歐公投之前的辯論階段,英國的脫歐派就已經提出,作為脫歐的補償,可以加強同英聯邦國家之間的貿易聯系,同其他英聯邦國家增強進出口,替代同歐盟國家的貿易。
不過此前,歐洲選舉觀察組織(VoteWatchEurope)的報告指出了這種看法並不現實。研究顯示,歐盟現在同波蘭的貿易量要超過巴基斯坦,同奧地利的貿易量要超過澳大利亞,同意大利的則要超過印度,即便同捷克的貿易量也要大大超過與加拿大的貿易,也就是說,英國目前與英聯邦國家之間的貿易量遠不及和歐盟成員國間的貿易往來。
英歐談判將會務實、節制
當然,在普睿勛爵看來,英國從來沒有想過放棄歐洲這塊巨大市場。
“基於英國與歐洲悠久的貿易歷史,英國與歐洲將持續維持密切的貿易關系。”普睿勛爵表示,二者的貿易關系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現代就未曾停止,英國仍是歐洲商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地。
普睿勛爵指出:“必須牢記一點,英國是歐盟貨物的凈進口方,如果歐盟不同英國簽訂具有競爭力的協議,將令其自身處於極大劣勢之中。”
在剛過去的第一季度,英國創下了對歐盟貿易赤字的新高。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第一季度英國的貨物貿易赤字為347億英鎊,環比增長14億英鎊,服務業盈余增長4億英鎊至214億英鎊,在抵消了貨物貿易赤字之後,英國對歐盟總體貿易赤字達到133億英鎊,這是2008年第一季度來的最高水平。
在談到未來和歐盟的談判前景時,普睿勛爵認為雙方都會秉持務實和節制的方式進行談判。
普睿勛爵透露,如果考慮到歐洲企業同英國之間產業連接的緊密性,就會得到一個非常務實的看法,並非如極端人士所言。他表示,在與歐洲其他國家貿易官員的談話中可以看出,這些國家均意識到要采取平靜、節制和專業的方式來討論如何維護新環境下英國同歐洲之間強勁的貿易關系。
普睿勛爵還指出,目前談判仍在準備階段,應考慮各個行業的最佳利益,而目前市面上所講的“挪威模式”、“瑞士模式”都過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