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以來,各界對於中國央行降息的預期低迷,主要原因有三——進一步降息可能會導致通脹上行壓力、加大人民幣貶值壓力、助長房地產泡沫。然而,判斷貨幣政策的邏輯究竟是什麽?美聯儲加息等外部風險又將如何影響中國經濟?
9月9日,在第三屆摩根大通亞太財資決策者論壇期間,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下半年料人民幣對美元將小幅貶值2-3%至6.85,美聯儲可能等到12月再加息,美元仍可能上行。”此外,摩根大通預計,中國央行仍將在四季度降息一次(25個基點),最可能出現在10月。
四季度降息仍可期
值得註意的是,最新經濟數據閃現積極信號。8月CPI同比上漲1.3%,漲幅連續4個月下降,食品價格同比漲幅下降至1.3%是主要原因,非食品價格漲幅平穩;PPI同比-0.8%,跌幅連續8個月收窄,為2012年5月以來最小跌幅。PPI環比上漲0.2%,煤炭、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環比顯著上漲。
朱海斌表示,“7月數據不及預期,而8月卻大超預期,這種背離也使得後幾個月的數據更為重要。”
鑒於通脹上行壓力有限,在他看來,四季度仍可能降息25個基點,最可能發生在10月。“當前,歐洲央行、日本央行仍可能擴大寬松,這也為中國降息提供了一定空間。”
同時,降息將基於三大前提條件。首先,下半年經濟增速仍面臨一定下行壓力,但經濟“軟著陸”確立,預計三、四季度GDP同比增速為6.6-6.7%。
第二,預計此後和全年通脹仍會處於低位,8月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預期。“通脹不可能一直下降,但預計全年平均不會超過2%(年底或存翹尾因素),因此通脹不太會對降息構成阻礙。”
第三,摩根大通預計,美聯儲要到12月再啟動加息,外部壓力可控。
然而,當前各界的主要擔憂是,“降息可能會加劇房地產泡沫和人民幣貶值壓力。但我們認為並非如此。”朱海斌稱。
就房地產市場而言,他表示,“要區分宏觀審慎和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是增長(失業率)和通脹。但針對房地產泡沫,我們仍有很多策略可以加以應對,例如宏觀審慎和其他監管政策,房產稅也在討論之中。”
就匯率壓力而言,其實當前資本外流已經有所緩解。“新的匯率定價機制使得人民幣波動更具可預測性,不確定性有所下降;第二,就潛在的資本外流觸發因素而言,主要還是公司資產負債表的調整,過去兩年這一因素占比高達60%,而未來這一動力會越來越低。因此即使降息,匯率也不太可能面臨去年的大幅波動。”朱海斌稱。
維穩信貸增速
其實,央行今年以來不僅對降息有所克制,降準更是遲遲不見落地。
當前存在一種矛盾,即一方面“M2-M1”剪刀差擴大、降準的邊際效率下降,降準的必要性在下降;另一方面,外匯占款仍在下降,且全年M2的增速目標為13%,因此降準又具備一定必然性。
朱海斌分析稱,貨幣政策將保持中性,全年信貸增速穩定。之所以降準次數減少,是因為央行自去年以來便開始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常備借貸便利、中期借貸便利、抵押補充貸款等擴張性的流動性操作來補充流動性。“更需要註意的是,13%的M2增速目標並不是強制性的。”
不過,摩根大通仍然預計,2016年下半年將會有兩次降準。“預計信貸全年增速12%。我們認為應該保持利率維持低位,但是抑制信用過快增長。”
值得註意的是,當前仍存在兩大政策不確定性。朱海斌認為,“第一,房地產市場越來越分化,一線和二線房價漲勢明顯,但三四線城市房價仍較為抑制,因此可能產生不同的政策應對。”
此外,政策支持(尤其是財政政策)可能有所轉變。“之所以一季度經濟數據回升,部分是因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今年財政擴張較往年出現得更早,但是可持續性如何?如果政府堅持3%的財政赤字目標,下半年財政擴張幅度可能存在一定限制。”
老牌國際投行高盛早就開始以“高科技公司”自居。無獨有偶,被稱“最優秀銀行家”的摩根大通主席傑米·戴蒙(Jamie Dimon)也將公司描述成一家科技公司。在這個“科技+”時代,金融科技(Fintech)正在滲透傳統金融機構,各界不得不為這股顛覆式力量提前做好準備。
近期,摩根大通企業和投資銀行部亞太區銀行科技主管Abhijit Gupta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他透露,摩根大通已經將區塊鏈與實際業務相結合,聚焦提升跨境轉賬的效率。 “我們正在就內部轉賬(internal book transfers)試運行一個 ‘網絡支付’ (network payment)項目。過去的一年半時間里,我們系統的處理時間提高了10倍,但事實上我們需要達到的是1000倍。”
除了區塊鏈之外,金融科技的含義其實更為廣泛。摩根大通在科技領域投入巨大——“2015年,我們在科技方面投入90億美元; 目前公司在全球擁有4萬人的科技團隊。” Abhijit Gupta告訴記者。
摩根大通啟動區塊鏈試行項目
其實,聽起來高深莫測的區塊鏈並不是全新的概念,“實際上這只是4-5項成熟技術的結合,例如密碼學(cryptography)、分布式數據庫技術等。但它們的確是第一次走到一起,並將對行業產生顛覆式的革新。” Abhijit Gupta稱。
作為比特幣的底層技術,區塊鏈可能會在眾多領域大展身手。其核心則是去中心化分布式記賬,集體維護一個可靠數據庫的技術方案,本質上是一種全民記賬方式。而在金融領域,中心化結算則是各種交易的基礎。面對資金的速度(以天數為單位)遠不及信息傳輸速度(以毫秒為單位)的現實,歐美銀行巨頭們期望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全球範圍的實時結算清算。
據悉,直到今年年底,摩根大通的區塊鏈試運行項目都會與現有的跨境轉賬系統平行進行,該行已經完成了相關測試。
有分析人士解釋稱,例如某國際公司可能在倫敦、日本設有賬戶,如果要進行從英國到日本的跨境資金支付,有時會受到時區限制。英國的下午可能是日本的夜間,轉賬系統無法實時運作。但一旦使用區塊鏈,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不過,要實現理想情境中的實時跨境轉賬仍須時日。Abhijit Gupta表示,當前系統仍在完善之中,“現在還不能達到實時結算,我們目前關註的是改進技術的性能,尤其是速度方面。 過去的一年半時間里,我們系統的處理時間提高了10倍,但事實上我們需要達到的是1000倍。”
他認為,目前並不需要擔心安全問題,區塊鏈表現得更為穩定。不過,摩根大通的這一試行項目仍然僅限於該行內部的私鏈體系(Private blockchain)。相較之下,公有鏈(Public blockchain)對所有人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參與;而私有鏈則僅對單獨的個人或實體開放。
國際投行積極布局區塊鏈
眼下,銀行們正在借鑒區塊鏈技術,在一定範圍內構建私鏈體系,一方面滿足合規性和監管要求,另一方面希望打造一個統一的賬本和結算系統,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運營效率。以高盛、花旗、德意誌銀行、匯豐、摩根大同等為首的全球超過40家大型銀行加入的初創公司R3CEV領導的區塊鏈聯盟就是其中的代表。
這家2015年才成立的公司正在為歐美大銀行門創建區塊鏈代碼和協議,通過建立開源、通用的“共享賬本”,大幅度減少銀行的協調成本,並形成一個全球的去中心化的實時結算清算系統。
眼下的跨境結算,是依仗成立於1973年的SWIFT這一目前全球大多數國家大多數銀行都在使用的系統來進行的,其旨在解決各國金融通信不能適應國際間支付清算的快速增長。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近期表明,“區塊鏈技術的創新所形成的新金融業態,恐怕會對銀行業的幾個主要功能帶來挑戰:一是支付功能;二是信用中介功能;三是信用創造功能以及整體金融服務的功能。”
在前兩者的基礎上進一步往前推,甚至會最終影響到銀行的信用創造功能。“銀行吸收存款之後,運用包括支付和信用中介的這一套體系,最後發放貸款,再形成存款。這樣循環往複有一個貨幣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信用創造功能就此體現。如果運用了區塊鏈技術,點對點、分布式,其形式看上去也是借貸關系,但是本質確是直接金融,不會像銀行這樣不斷地創造出新的信用規模。這對銀行來說也是一種挑戰。”
不過,匯付天下資深戰略分析師趙敏此前表示,銀行之間需要賬戶共享,並相互信任,而這恰恰是銀行的核心利益所在,所以R3CEV能否成功,仍有待觀察。
金融機構or科技公司?
金融科技的整體顛覆力量更加不容忽視。眼下,老牌投行已經愈發向“科技公司”靠攏。
此前,傑米·戴蒙將摩根大通描述成一家科技公司,“這意味著隨著我們越來越依靠科技來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我們的科技團隊對於業務而言,與我們的銀行家同樣重要。” Abhijit Gupta告訴記者,摩根大通在技術領域投入巨大——2015年,摩根大通在科技方面的投入近90億美元,目前公司在全球擁有科技團隊規模達到4萬人之多。
無獨有偶,高盛也踩準了技術革新的趨勢,加大在科技領域的投資,招聘了大量的計算機工程師,並投資外部科技公司。
例如,一家名叫Kensho的金融數據服務商得到了高盛1500萬美元的投資。Kensho正在研發一種針對專業投資者的大規模數據處理分析平臺,其將能取代現有各大投行分析師們的工作,可以快速、大量地進行各種數據處理分析工作,並能實時回答投資者所提出的複雜的金融問題。
當然,“科技”一詞近年來總是與“失業”聯系在一起,這也成了近兩年達沃斯論壇的熱門議題。
不過,Abhijit Gupta告訴記者,“我們並不認為金融科技會使很多人失業。隨著更多資金投入這一領域,更多工作機會也會應運而生。同時,這不是以傳統行業工作機會為代價的。實際上,很多人因為科技領域的機會,主動離開了傳統行業。”
同時他也認為,金融科技對於提升生產率十分重要。“例如, 機器人在銀行運營部門的應用通過減少人為錯誤而提高了效率,並因此改善了客戶體驗。我們也因此可以重新將員工部署到他們可以繼續產生價值的部門。”
“在一筆海外並購交易中,如果潛在的買家里沒有中國客戶,賣方客戶就會覺得有問題。也就是說,中國已經變成了海外並購市場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摩根大通國際投資銀行中國業務主管黃國濱近日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在他看來,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一個大趨勢,最近兩年正在經歷跳躍性增長,而這種趨勢剛剛開始。
2016年中資企業海外並購出現跨越式的增長,前三季度的海外並購交易總額幾乎超過之前兩年的總和。根據國際金融數據商Dealogic統計,今年前三季度中國企業共實施跨境並購項目521個,交易金額674.4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跨境並購中的最大收購國。
中企出海並購將成為趨勢
2016年中企出海並購不僅體現在量上的“井噴”,從投資者的所有制關系、投資標的區域、行業等方面都越來越多元化。
黃國濱告訴本報記者,從投資標的來看,美國、歐洲和亞洲的投資標的基本各占三分之一;從所有制關系來看,國企和民企日趨均衡;從並購領域來看,過去主要集中在資源類等傳統行業,現在TMT、金融機構、消費、地產、工業、醫療等均廣泛涉及。
普華永道的數據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民營企業的30余宗10億美元以上的大規模海外並購中,民企占六成;交易金額和交易數量上也雙雙趕超國有企業。
黃國濱認為,中國企業海外並購將成為長期的趨勢,逐漸進入天時、地利、人和的佳境,但也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因素。
首先,中國人口消費結構發生變化,中國的中產階級數量不斷增加。“他們對生活品質的追求,特別是80後、90後自我意識強化,對生活質量、品牌意識、健康等的要求更高,這也使得中國正在成為全球最大的一個消費市場。”黃國濱表示。
瑞信(Credit Suisse)發布的2015年全球財富報告指出,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中產階級人口,達1.09億。也有一些研究機構認為,數量或許遠不止這些。
其次,中國的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促進了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費水平提高。此外,人口老齡化使得對養老、健康等需求提高。
第三,中國經濟增速下降,企業內生性增長動力放緩,有一些傳統行業出現明顯的產能過剩,要真正實現轉型升級,需要引進海外先進技術;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在政策層面對企業走出去給以支持,比如過去的審批制改為備案制等。
海外賣家看好中國市場
近年來,中資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而造成了一種“偏見”,認為中國企業“財大氣粗”,總是通過“砸錢”的方式在海外並購中獲勝。
但在黃國濱看來,很多中企海外並購成功,並不僅僅是以價取勝。“很多海外賣家看中的是中國的市場,通過引入中國買方,這些海外公司可以獲得進入中國市場的通道。”他說,“中國企業最直接的優勢不僅體現在資金充裕,更重要的是註重改善企業治理結構並且能夠嫁接中國資源。”
他以如意科技集團(下稱“如意集團”)13億歐元並購法國時裝集團SMCP SAS(下稱“SMCP”)的交易為例,這個交易從並購到海外融資都是由摩根大通獨家承做,在黃國濱看來“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特色的項目”。
2016年4月,如意集團從全球私募巨頭KKR & Co.LP(下稱“KKR”)手中收購擁有三大輕奢服飾品牌的法國時裝集團SMCP的控股股權。實際上,在被如意收購之前,SMCP曾一度打算上市。
黃國濱告訴記者,這單交易對如意集團和SMCP是雙贏的。
首先,如意集團作為傳統的紡織企業,該交易使其完成了從傳統制造業到國際化品牌商的轉型,也為其海外布局和擴張做了很好的鋪墊。
而對SMCP而言,中國股東將便利SMCP進入中國市場的渠道,在他們看來,中國正在成為全世界最大也最國際化的消費市場。
另外, “歐美很多公司都采取職業經理人的管理制度,而經理人本身並沒有股權,很多上市公司的股權很分散,甚至很多時候股權集中在財務投資者手里。很多中國企業收購之後,都給了管理層一定的股權作為激勵,提升其股東意識,這也有利於公司的長期發展。”
在黃國濱看來,國外的被收購方對中國的企業接受程度越來越高,他們看到中國企業走出去能夠為他們帶來實質性的好處。“在一筆海外並購交易中,如果潛在的買家里沒有中國客戶,賣方客戶就會覺得有問題。也就是說,中國已經變成了海外並購市場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他說。
國際環境長期樂觀
隨著中企海外並購數量的激增,一些不成功的案例也逐漸湧現。近日有媒體報道稱,中企海外並購在歐美等國家在監管的審核方面受阻。
不過,黃國濱認為,一些不是特別成功的案例,並非完全是因為標的國審查機構的問題。“跟並購發起公司、財務顧問都有關系,當然跟審核有一定的關系,但更多是因為交易本身,但總體而言不會有太大實際的變化。”
據他了解,目前國內、國際流動性充足,有一些投機性的機構也希望抓住這個機會參與到海外並購中。但是大多數賣方更傾向長期、戰略性的產業投資者來作為收購方而不是一個短期的投機者。“除此之外,交易過程中不僅由賣方決定,影響和參與決策的利益相關方者非常多元,甚至包括了當地的監管部門、媒體等,而有些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之所以失敗,有時候是因為關註點過於單一,忽略了一些當地的利益相關方。”
10月31日,國際電投上海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並購巴基斯坦卡拉奇電力公司(簡稱“KE公司”)66.4%股權,這單並購是“一帶一路”提出三年以來,在巴基斯坦最大的一單外資並購。在該交易中,摩根大通擔任上海電力公司的買方財務顧問。
黃國濱告訴記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並購的難處在於,買方和賣方之間的相互了解的難度以及政策的不確定性等等。卡拉奇是當地最大且唯一的“產輸配一體化”的企業,而且該交易還涉及到該公司原有的財務投資者以及價值鏈上的各利益相關方,對該交易的監管方也是涉及國家、不同地區。
“因此在操作該類交易的過程中,需要與各方溝通,而摩根大通作為一家在全球都有豐富覆蓋網絡的金融機構在操作此類交易中存在一定的優勢,當然最關鍵的還是上海電力公司本身對本交易的承諾。”黃國濱對記者表示。
近日,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公布,被認為是本年度和英國脫歐齊名的“黑天鵝”事件。特朗普對於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系以及貿易政策有自己的一系列主張。
就這是否會對未來的中企到美國的並購帶來實質性的影響,黃國濱告訴記者,美國畢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國,其任何政策都會對中國經濟特別是實體經濟產生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具有全球性。其中一些貿易政策還會影響到中國的應對措施,這也會對中國企業經營環境、未來戰略有所影響。但是,他認為,這只會帶來短期的不確定性,長期來看依舊保持樂觀的態度。
如果將摩根大通中國比作一艘正在前行的船,摩根大通中國區主席兼CEO李一便是這艘大船的船長。
摩根大通中國區主席兼CEO李一
“一艘大船要乘風破浪順利前行,最重要的是確保正確的戰略方向;其二是要有充滿戰鬥力的團隊去執行這些戰略;其三是這艘船上的所有船員都能夠向著這個方向齊心協力,這就需要有積極健康的企業文化,形成良好的生態環境,將所有人團結在一起。”李一如此描述他管理這艘大船的理念。
在加入摩根大通之前,李一掌舵瑞銀近10年。這段時間中,在李一的帶領下,瑞銀中國從一個6、7個人的代表處發展成為一個幾百人的平臺,擁有包括投資銀行、商業銀行、財富管理和資產管理等業務。
“我在瑞銀最主要做的事情還是調戰略、建平臺、強隊伍,並確保發展方向及節奏的合理及正確。”李一對過往的事情傾向於輕描淡寫,因為在他看來,“眼前和未來才更重要”。
李一自2014年加入摩根大通以來,便努力從戰略、團隊和文化這三個角度著手,通過發揮平臺的能量發展摩根大通在華業務。經過兩年的時間,“我很高興地看到,這艘大船前行的各項主要因素已經具備,借著中國資本市場進一步開放、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東風,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夠把準航向,走得更穩、更遠。”
戰略至上——利用摩根大通全平臺服務中國發展
任何一個出色的管理者都必須具備強烈的戰略意識和卓越的戰略眼光。在摩根大通,李一提出了非常清晰的戰略方向。
首先,做符合和服務中國發展需求的事情。
“當前中國正在經歷經濟轉型,中國市場對摩根大通全球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李一強調,“戰略要有長期性,不能拍腦門。所以我們要挖掘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中的需求和痛點,並充分找到與摩根大通優勢的結合點,實現摩根大通中國與中國經濟在這個新的時期共同成長。”
“要讓摩根大通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成為一個貢獻者。”李一補充道。
為進一步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家制定了供給側著力方向、“一帶一路”以及“走出去”等一系列戰略,希望提高中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力。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但如何用好這個戰略機遇期,需要明確摩根大通自身的特殊優勢和市場地位,要自知。”李一表示。
李一兼具證券和銀行高級管理經驗,“我希望通過投資銀行、企業銀行以及資產管理等各個部門之間的合作形成合力,這也是摩根大通自身應該充分發揮的優勢。”。
李一現在用三個C來概括摩根大通在中國的著力點,即“Cross-border(跨境), Cross-business(跨部門), Creative(創新型)”。他進一步解釋稱,摩根大通應該將業務重點定位在為走出去的最優質的中國客戶和在華運營的最優質的跨國公司客戶提供領先的跨境、全平臺產品服務以及創新的解決方案。
“市場上對摩根大通投行業務在全球以及中國市場的傑出表現有目共睹;但其實我們的企業銀行業務,如財資管理等,也一直居於全球領先地位。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程度越來越高,他們對全球性金融服務的需求也會更加多樣化,我們非常希望能夠充分利用摩根大通在投資銀行、企業銀行以及資產管理等各個平臺上的產品服務,更好地為中國企業提供一攬子服務。”李一對摩根大通全平臺上的產品如數家珍。
據了解,李一所提出的戰略已經被落實到日常的工作中。投資銀行、企業銀行以及資產管理等平臺之間的聯動效應已經非常顯著。
在2015年的中國化工收購倍耐力的交易中,摩根大通不僅是中國化工的獨家財務顧問,還為中國化工提供68億歐元的獨家融資。在海爾收購GE北美電器業務後的財務整合當中,摩根大通則提供了非常創新的現金管理方案,幫助海爾實現了GE北美與海爾總部財務系統之間的整合。
戰鬥力團隊——戰略成功實施的關鍵
“整體而言,金融機構基本上可以歸類為人才密集型行業;一個高素質、有戰鬥力的團隊對於戰略的成功實施至關重要。”
令李一非常自豪的是,經過兩年的努力,“我們現在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管理團隊。”
2015年-2016年期間,李一請來了幾個在市場上非常有影響力的銀行家進入到摩根大通中國的核心管理層。 此外,公司還加強了對中層幹部的培訓,並且不斷增加對未來人才儲備的投入。
李一曾經是一名專業足球運動員,後成功轉戰金融行業,這已在市場上傳為佳話。
“足球運動員的經歷至今讓我受益,我的一些管理思維某種程度而言也來自於運動場上的感悟和理解。比如,好的運動員不僅要有良好的技能和體能,而且(踢球)要走心,此外還要有執著的精神、要有責任心。”李一特別喜歡拿足球來闡釋他的一些理念。
“比如,運動員需要讀懂場上的局面,需要理解教練的戰略戰術安排;而對教練而言則需要善於調動和組織團隊,要將整個團隊調到一個最好的水平和最佳的狀態,需要實現整個團隊場上場下的有機配合。 ”李一用足球來闡述他的管理理念。
“管理企業也一樣,我希望將這個平臺做大做好,讓團隊的每個人都能夠找到其用武之地,能夠最大程度施展其才華,並在這個過程中,讓事業本身對其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如此,不管是平臺本身、還是平臺上的個人都將得到最大程度的發展。”
優秀的企業文化——團隊的粘合劑
雖然投行家這個詞聽起來跟“金錢”這個硬和冷的詞聯系特別緊密,但李一特別喜歡一些“軟”和“暖”的東西,他一直倡導在公司營造“家”的氛圍。
摩根大通非常看重“Accountability(責任)、Integrity(正直)、 Fairness(公平)和collaborative(合作)”,這是其全球企業文化的核心因素。
“優秀的企業文化是充分發揮團隊最大潛力和戰略成功實施的保障。現在摩根大通已經形成了‘前、中、後臺協同,跨部門合作’的良性氛圍,很多員工願意從其原有的舒適區中走出來接受新任務的挑戰,這是我非常願意看到的。因為一個良性的生態環境不管對公司的長遠發展還是對個人的成長而言都非常具有建設性意義。”李一補充道。
在李一看來,他的成功在於能夠把中國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大勢與他所服務機構的各項能力相結合。他認為,道與術是辯證關系,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既要把握大勢,又要註重細節。術固然很重要,但只有堅持道,才能讓整個公司這艘大船始終沿著同一個戰略方向前進,也才能把所有船員的戰鬥力整合起來,把他們的精神凝聚起來,揚帆遠航。
在我們結束采訪的時候,我們請李一用一句話來概括他過往的努力和感悟。李一說,在他職業生涯中所服務過的所有機構中,從運動隊到機關、從上市國企到國際知名金融機構、從中資、歐資到美資機構,他始終用心用力,致力於打造和培育良好的“生態環境”。健康包容、積極向上的企業文化至關重要,一旦建立起來,就能使所有人主動負責、相互激勵,令企業這艘大船獲得強勁的動力,為長久的業績成長提供堅實保障。
12月13日,第一財經獲悉美國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發布報告,對中國雲計算市場做出評估稱,2016年中國公共雲市場份額約20億美元,其中阿里雲占據約50%市場份額。憑借對公共雲市場的絕對領導地位,大摩認為,阿里巴巴正在攪動傳統企業級IT市場, 在中國市場上急速成長為IT巨頭。
該行分析師預估,2016年阿里雲在中國公共雲市場上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市場份額是AWS、Azure、騰訊雲、百度雲、華為雲等市場追隨者的總和。數據顯示,阿里雲在中國公共雲市場占據50%份額,另外兩家國際雲計算服務商微軟Azure和亞馬遜AWS市場份額總和約10%到15%,而其他本土服務商並未在市場份額方面形成有效的競爭力。
大摩分析認為,雲計算行業需要大規模的早期投入。在中國市場上,阿里雲成立於2009年,而騰訊、百度等在近幾年才開始雲計算業務,錯失行業窗口期。華為基於此前在硬件市場的基礎,目前主要提供私有雲服務。
對比國際雲計算巨頭亞馬遜AWS的發展軌跡,AWS的急速增長攪動了全球企業級IT服務市場,類似的,大摩分析師認為阿里雲的成功也將對中國傳統企業級IT服務商產生深遠的影響,“在中國的企業級IT市場,阿里巴巴將成為新的領導者。”
大摩分析稱,憑借50%的市場占有率,阿里雲已經進入規模效益和降價的良性周期。在2016財年內,阿里雲進行了17次產品降價,其中在10月中旬一次性下調了最多50%的價格。“對雲計算行業而言,規模很重要。因為這可以降低新增用戶的邊際成本,同時讓企業可以進行更為頻繁的價格下調。”
目前,在中國市場上,公共雲的市場規模保持在整體企業IT費用的5%左右,仍處在比較低的比例。但大摩認為,2016年對中國公共雲市場將是一個分水嶺。
從2016年開始,中國市場對公共雲的應用將會加速,並且擁有巨大的成長空間。此外,中國整體經濟的放緩,也將刺激雲計算應用加速,因為公共雲能夠為政府或者企業節省更多成本。大摩預計,阿里雲2017財年的營收規模約10億美元,到2019財年提高到30億美元。
12月16日消息,投資者一直想知道蘋果公司下一代iPhone有多少會使用有機發光二極管(OLED)顯示器,以及哪家公司會贏得這樁利潤豐厚的業務。據《華爾街日報》援引《巴倫周刊》的消息稱,摩根大通的分析師認為三星電子將是蘋果公司唯一的OLED供應商。
三星電子顯然是OLED行業的市場領導者。但蘋果公司的液晶顯示器(LCD)供應商Japan Display可能也會分一杯羹,夏普公司也不例外。夏普已經被出售給蘋果公司長期代工廠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大通的JJ Park直言不諱:至少直到2018年,三星電子將是蘋果公司唯一的OLED供應商。
因此Park今日看漲三星電子並不令人吃驚。他將三星電子目標價上調至220萬韓元,這意味著該股還有22%的上漲空間。三星電子股價今日漲1.8%。
Park稱,我們預計2017年三款iPhone手機中有一款將使用OLED,總供應量在7,000萬部區間,2018年供應量將大幅增加。我們認為競爭對手之間的技術和產能差距很大,我們的基本假設是直到2018年三星電子都將是唯一供應商。
在利潤方面,預計2017年三星電子來自蘋果公司的經營利潤為1.6萬億韓圓,預計2018年的利潤絕對金額將升至4.3萬億韓圓。
此前據科技網站Appleinsider援引投資銀行摩根大通分析師提交的報告,蘋果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的10-K文件顯示,該公司采購顯示屏的訂單時間首次超過1年,而涉及的采購金額規模則高達40億美元。當時獲悉,蘋果這項采購訂單應該與OLED觸控屏有關,可能是向三星訂購OLED面板,以便用於下代iPhone裝配的需求。
“中國市場正在逐漸恢複,預期明年會比今年更好。特別是那些能夠代表中國未來核心競爭力的新經濟領域會有一些結構性機會,例如物流、科技金融、高鐵、大健康醫療等。”近期,摩根大通國際投資銀行中國業務主管黃國濱近日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
他指出,中國企業“走出去”參與海外並購即使短期遇到一些挑戰,但總體趨勢不會改變。
回顧2016年全年摩根大通的表現,黃國濱不斷用“超出預期”來形容自己的感受。2016年上半年,基本沒有什麽IPO,香港市場情況也是一片冷清。但到了第三季度,很多大項目陸續出現。除了參與2016年全球最大IPO的巨無霸郵儲銀行,摩根大通還參與了中通美國上市等項目,從排名來看,摩根大通股權資本市場上與中國項目相關的排名領先。
另一方面,黃國濱也指出,摩根大通今年投行業務能夠超過市場預期,在很大程度上與年初的戰略布局有關。“年初以來,我們抓住中國企業海外並購的戰略機遇期,投行部門重點布局服務中國跨境並購業務。”
事實證明,該戰略確實卓有成效,今年摩根大通在中國跨境並購業務方面排名第一,參與了總價值超過732億美元的並購。
“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不僅僅是未來的兩三年,我覺得是一個更長期的趨勢。在中國經濟這麽多年的發展和競爭下,企業已經到了一個走出去的階段。現在遇到一些挑戰,但是趨勢是不變的。”黃國濱說。
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前10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62個國家和地區的7020家境外企業進行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9619.3億元人民幣;另據Dealogic的數據顯示,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跨境並購最大收購國,截止到12月中旬,中國企業已經宣布的海外並購交易總額為2193億美元。
不過,進入2016年第四季度,“中企海外並購放緩”、“海外並購遭遇瓶頸”等聲音響起。業內人士直言,當前跨境並購已經陷入中國歷史上最難時期。一方面,隨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預期增加,監管部門對對外投資和外匯流動監管執法力度加強。另一方面,放眼全球,隨著歐洲及北美政治格局動蕩,反全球化浪潮興起。市場的下一步走向值得關註。
黃國濱指出,跨境並購目前面臨的挑戰是綜合性的,包括外匯管控以及全球政治環境。“但目前核心企業在核心產業鏈上的並購沒有受到影響。監管機構希望制止企圖將資金轉移出境的投資和並購,還有利用境內外市場價差做的並購,但對於戰略性並購以及符合國家發展戰略的海外並購不會有本質性的影響。”黃國濱說。
展望2017年,黃國濱認為,隨著中國經濟逐漸企穩,市場信心增強,2017年的股本市場發行應該會優於2016年,尤其是在新經濟領域。“並非所有行業都受經濟增幅下降與產能過剩的影響,有些新興行業其實發展非常好,每年的增速也非常顯著,物流、科技金融等都是該領域的典型代表。”黃國濱將這些領域歸納為中國整體經濟下行過程中的 “新中國故事”。
摩根士丹利最近的研究數據發現,這幾年在寬松貨幣環境下積累的資本市場杠桿資金及閑置資金有將近20萬億元人民幣,接近整個制造業負債的五分之四。
摩根士丹利中國金融行業分析師、董事總經理徐然認為,這部分資金不僅沒有進入實體經濟,再加上其逐利性帶來的流動的不確定性,容易引發資本市場的震蕩。
在他看來,資本市場特別是海外投資者對中國的債務問題和經濟結構有較大的擔憂,中國國內對債務及經濟結構問題的看法也有明顯分歧。但是,一年多來,中國在過剩產能的化解、不良貸款及經濟轉型方面成就明顯。中國實體經濟的風險和問題被嚴重誇大。但中國的風險在於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及金融創新來解決這個被誇大的風險,以致金融風險上升並給實體經濟的發展帶來不必要的擾動,這才是最大的風險。
近日摩根士丹利在北京舉行媒體會上,徐然對記者表示,根據他的測算,這幾年在寬松貨幣環境下積累的資本市場杠桿資金及閑置資金有將近20萬億元人民幣,接近整個制造業負債的五分之四。如果剔除這些負債,中國總負債比GDP的比例能下降接近20個百分點。為解決制造業百分之十幾的過剩產能及相關債務問題換來可能更大的金融風險得不償失。
首先,過去的18個月內,M1在經濟沒有大幅反彈的情況下,快速增長了接近14萬億,“這只能說明市場上閑置資金很多,大家借了很多錢,就趴在賬上。”徐然指出,造成這一結果主要是和地方政府融資環境比較寬松有關,地方政府和平臺公司通過發債以及銀行借貸等方式,能夠較為容易的獲得成本低的資金。
另一方面,從2015年末開始的相對寬松的信貸環境,同樣導致了資本市場杠桿的快速上升,根據摩根士丹利的測算,目前我國資本市場杠桿大約為11萬億,包括股市、債市以及M&A(並購重組)等。再加上前述“趴在”賬上的大約9萬億的閑置資金,共計20萬億左右的“遊資”,幾乎占總信貸的10%左右,但這部分資金不僅沒有進入實體經濟,再加上其逐利性帶來的流動的不確定性,容易引發資本市場的震蕩。
“如何在減少資本市場過度震蕩的同時將杠桿資金擠回實體經濟是最近兩年內中國政府和監管機構需要解決的問題。”徐然指出。
在他看來,目前的監管思路非常明確,金融去杠桿的第一步就是從總量上控制信貸增長的規模。實際數據表明,最近兩年內的各種金融創新的工具、理財的發展、融資渠道的開放,並沒有解決實體經濟的問題。中國金融業發展到今天已經既不缺產品也不缺機構,反而是各類機構及產品過渡,再加上違規處置力度弱導致各類“擦邊球類”創新過多並造成金融杠桿過高,且結構複雜透明度低。換一個角度說,實體經濟並不需要如此高的信貸增長,也能夠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
此外,就是利率不需要壓得太低。2015年時曾有觀點指出對於實體企業來說,利率水平還是過高。徐然對此表示,得出這一結論或許主要是從工業企業的角度來看,但是這部分企業只占到總信貸的10%左右,而貨幣政策不能按照這10%來確定。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的利率水平並不高。中國的按揭利率比美國高不到100個BP,中國的收入增長比美國高多少呢,美國每年的收入增長水平大約為2%左右,而中國接近10%,對比之下資產泡沫的風險會更大一些。
摩根大通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近日在北京舉行的媒體討論會中表示,在央行目前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定價機制下,2017年人民幣不會持續走弱,預計下半年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會走弱,屆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走勢或將出現反轉。
目前,人民幣中間價的定價機制是參考前一天的收盤價再加上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人民幣匯率主要取決於美元對其他貨幣匯率的走勢,從2016年10月份以後美元走強,所以人民幣對美元一直是走弱,近日美元走弱以後,人民幣又出現一些反彈。
朱海斌對此表示,2017年人民幣不會持續走弱,因為央行短期之內不會放棄目前的定價機制,預計人民幣在上半年對美元會貶值,隨著美元繼續走強,可能貶到7.2左右,但是下半年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會走弱,有一個反轉,那時候可能是人民幣對美元走強的階段,從7.2回到7.1。
摩根大通對2017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測的基本情形是6.5%,但因國內外環境不確定性較大,仍存在偏離這一數字的風險因素。
他指出,從周期性的角度2017年經濟會有一些下行的壓力,其中房地產、汽車、金融服務這三個行業對經濟的下拉最為明顯。
“2016年房地產行業投資增速從之前的負增長到6%~7%,對經濟的拉動大概在0.5到1個百分點左右,說明房地產開發商並沒有在去年房價暴漲的情況下失去理智地大量買地或者是投資,而是相對比較有約束性。房地產市場調整會比較溫和,預測2017年房地產投資會回到1%或者0-2%之間,其作為非常重要的支柱行業,對經濟會有一定的下拉作用。”他強調道。
同時,中國金融業現在已形成了多樣的金融機構體系、複雜的金融產品體系、信息化的交易體系和更開放的金融市場體系,然而影響金融穩定的因素在不斷增多,金融機構的信用風險加速暴露。
近幾個月,央行和監管部門正在著手處理金融部門的風險和杠桿,開始更加嚴格地進行金融監管。朱海斌稱,從宏觀審慎和金融穩定的角度來看,2017年對金融風險會著墨更多,市場的反應值得觀察,需特別關註企業部門的債務和去產能過程中何時能打破國企的剛性兌付等問題。
此外,從2015年下半年以後,我國財政政策變得更加積極,貨幣政策也開始中性偏松,這兩大政策很大程度地支持了經濟增長。2016年9月份,持續了四年半的PPI通縮正式結束,2016年12月的最新數據是5.5%。
朱海斌認為,從政策來看,2017年財政政策會比較積極,財政赤字目標比2016年更高,2016年是GDP的3%,摩根大通預測2017年將是GDP的3.5%。貨幣政策可能會延續從2016年下半年以來相對比較中性的基調。
他解讀道,對於中性的貨幣政策,目前認為是在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方面會非常謹慎,降息可能在0到1次,可能不會降準。信貸增速將比較穩定,2017年的信貸增速目標為M2增長目標將從13%降到12%。
談及國際環境的風險因素,朱海斌認為,2016年若幹“黑天鵝事件”的後續才剛剛開始,比如特朗普上任後的具體政策,而英國脫歐在2017年上半年才會正式啟動,所以相關效應還會持續發酵。
(本報實習生王天然對本文亦有貢獻)
摩根大通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下稱摩根大通)今日宣布,該行已從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獲得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企業債券承銷牌照。
摩根大通是第一家獲此牌照的美資銀行。這意味著其可以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承銷非金融企業發行的中期票據和短期融資券以及其他監管機構批準的融資工具。
“對於摩根大通而言,不管是從亞太區還是從全球層面,中國都是摩根大通非常關鍵的市場。摩根大通對其在中國的長期發展抱有堅定的信心。”摩根大通中國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李一表示。
“隨著企業客戶在銀行間市場的債券融資活動日益活躍,作為全球固定收益市場上領先的金融機構,摩根大通有能力為企業客戶發行債券提供必要的支持。”摩根大通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行長吳佳青表示。
中央結算公司的數據顯示,中國是全球第三大債券市場,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國債券市場托管量為43.7萬億元人民幣,其中銀行間債券市場占比超過90%。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經央行授權對銀行間債券市場開展自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