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至5日，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舉行。

來自財政部官方網站的消息稱，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會上表示，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於改革。在人口紅利消失、資本回報率下降的背景下，中國政府著力推動結構性改革，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改革紅利對沖人口紅利的消失，使經濟增長保持在7%左右。

7%左右的增速還可能保持4-5年的時間

樓繼偉強調，當前中國經濟狀況仍在預期之內。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增速預計將保持在7%左右，並且這一狀態可能持續4到5年的時間。

作為中國財政部門的“掌門人”，樓繼偉在歷次G20會議上的發言都引發市場關註。特別是近期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壓力在增大，市場也更關註中國高層官員的聲音。

對於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原因，樓繼偉認為，這主要是因為以前的增速不可持續和中國經濟周期的變化。

他表示，中國過去依靠政策刺激取得了9%到10%的增速。但這是不可持續的，也超出了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並導致產能過剩和庫存大量增加，必須逐步消化產能和去庫存，這可能需要數年時間。

樓繼偉稱，今後5年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包括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也要在2020年前完成。在此過程中，中國經濟將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轉向更多依靠消費拉動，這將是一個艱難的調整過程。

確認中國進入了去杠桿階段

另外，樓繼偉稱，中國經濟周期與發達國家有所不同。

他表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普遍啟動了去杠桿進程，但中國則從2009年到2010年開始了快速的杠桿化，並實現了10%左右的經濟增速，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高達50%以上。目前中國也進入了去杠桿階段，經濟增速降至7%左右。但即使這樣，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達到30%左右。

對於去杠桿階段的經濟特點，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主任祝寶良曾表示，當前經濟實際處於“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過程中。

祝寶良分析，受外需持續低迷、國內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和人口增長減慢等因素影響，我國需求結構從以工業為主逐步轉向以服務業為主，對傳統商品的需求萎縮，與之對應的產業產能出現相對過剩，有的甚至絕對過剩，去產能將是今後兩三年的重要任務。近期，雖然房地產市場銷售有所回暖，但由於住房庫存量較多、在建規模較大， 房地產仍處於減庫存之中。產能過剩企業、房地產企業、地方融資平臺在前期快速擴張中積累大量債務，今年的地方政府債務置換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地方債的積累速 度，但面對經濟下行和風險偏好降低，銀行慎貸、斷貸現象增加。

但對於當前的經濟形勢，樓繼偉表示，盡管經濟增速放緩，但中國經濟也出現一些可喜變化。這包括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投資，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超過了工業;貿易順差占GDP比重有所下降，國際收支更加平衡;上半年新增就業700萬以上，經濟增長質量不斷提高，生態環境逐步改善。

全年中央預算支出增速將在10%左右

市場註意到，今年政府在財政政策上加速推出了一系列穩增長、調結構的舉措。這包括推出債券置換、降低投資資本金比例要求、推出一系列專項投資基金等。

瑞銀證券宏觀分析師胡誌鵬表示，過去一個月決策層不斷加碼政策支持實體經濟。比如，央行再次“雙降”，通過降低實際利率、抵禦資本外流來維持寬松的貨幣信貸條件。財政部正式將今年地方政府債務置換額度提高至3.2萬億，以降低地方政府每年利息支出約1500億元等等。另外，鑒於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異常波動，國務院在近期召開的專題會上重申了寬松的宏觀政策基調，並著重強調金融穩定，要求以更精準的定向調控、相機調控對沖經濟下行壓力。

樓繼偉在上述會議上再次明確，中國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預計全年中央財政支出增速在10%左右，高於年初預算財政收入7%左右的增速。中國正通過提高特定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等方法彌補財政缺口，以保持經濟適度增長，支持推進結構性改革。

他強調，中國政府不會特別在意季度性的短期經濟波動，將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定力”。中國正按照既定部署，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和開放。

11月中旬，二十國集團(G20)第十次領導人峰會將在土耳其南部港式安塔利亞舉行，此次峰會有何亮點?2016年的G20峰會交棒中國又將有何“中國特色”?

素有“G20之父”之稱的加拿大前總理保羅·馬丁(Paul Martin)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除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外，他希望氣候變化、難民危機等跨區域的問題都能在此次土耳其G20峰會上得到討論，也希望能在明年的G20峰會上看到更多非洲國家的參與。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時任加拿大財長的馬丁與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積極倡導了G20。馬丁還擔任了首屆G20財長會議主席。2003至2006年期間，馬丁擔任加拿大總理。

如今，十多年過去了，G20也不斷發展壯大，它所面對國際問題也是層出不窮。馬丁認為，從此前的金融危機蔓延到恐怖主義橫行，從當前棘手的難民問題到嚴峻的氣候變化現實，國際社會不斷湧現的問題正充實著G20的議程，這也是G20必須面對的現狀，為此獻計獻策也是這個多邊組織必要的使命。

近日，到訪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就世界經濟所面臨的挑戰與中國舉辦2016年G20峰會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對當前的多邊機制很失望”

馬丁近日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發表演講時談及當前國際社會面對的種種問題，比如難民危機、氣候變化等。馬丁認為，“當前多邊機制的情況讓人很不樂觀”，在這些問題背後，反映的是各國政府缺乏應對這些跨國危機的能力。

馬丁舉例，聯合國難民署等國際人道主義機構普遍存在資金短缺的問題，世衛組織(WHO)也在應對一度肆虐非洲的埃博拉病毒時面臨醫療衛生領域的挑戰。再加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改革止步不前，這些國際組織在面對金融、人道主義、醫療衛生等跨國問題時的低效加劇了危機的蔓延。

馬丁對聯合國人道主義機構資金不足的現狀“難以理解”。他指出，在愈演愈烈的難民危機前，事實已證明，將這一問題的解決推卸到那些接收難民的國家是不公平的。“在難民營長大的無數孩子會對這個世界的不公平懷恨在心，當他們長大時，他們曾身背的痛苦將會由我們的子孫後代來買單。”馬丁稱。

至於停滯不前的IMF改革，馬丁也深表遺憾。他認為，IMF在全球經濟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當這一作用被美國的意誌所左右時，這個全球金融體系中最重要的多邊機制還有何公平性可言?

在馬丁看來，IMF改革受阻，也違背了G20的原則，也就是，如果新興經濟體能夠擔負起全球經濟管理的重任，為什麽不為這些後起之秀騰出空間、賦予它們更多的話語權呢?馬丁強調，他支持IMF的份額改革，也支持人民幣盡早加入特別提款權(SDR)。他希望，IMF在未來的改革進程中，能更多地將國際組織的意誌與國家政府的意誌相結合。

G20議題不能局限於金融

在指出了當前國際多邊機制存在的普遍問題後，馬丁認為，G20在解決當前國際問題的漩渦中責無旁貸。

馬丁坦言，G20成立之初的大背景還要追溯到1997年的金融危機。盡管當時有七國集團(G7)等重要國際組織，但現狀是當這些發達經濟體在為危機的解決按期理解出謀劃策時，深陷危機中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聽取這些發達國家所提供的建議與意見。馬丁當時意識到，需要一個能夠包容更廣泛多邊機制的國際組織，G20便從G7的架構中發展而來。

盡管G20成立之初的使命是奔著撫平金融危機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傷痛而去，但馬丁認為，在不斷湧現的跨國問題前，G20也需進行變革，變革的一個參量便是不能僅局限於金融與經濟範疇。

馬丁強調，銀行系統的崩潰的確會造成不可估量的社會問題，但氣候變化、難民危機、疾病擴散等問題也會產生難以預期的社會後果，同樣會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因此，G20是時候根據現狀及時調整自己的使命，G20若想擴大在全球的影響力，諸如人道主義危機和氣候變化等議題沒有理由不成為關註的對象。

當然，馬丁也強調，G20峰會這一多邊機制與現存的其他多邊機制並非競爭關系，協作是主流，但G20不會做出諸如IMF等國際機構對經濟發展等重要議題的前瞻性預判。

三點建言中國G20

對於即將在土耳其安塔利亞召開的G20峰會以及明年在中國杭州召開的G20峰會，馬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相信，經濟可持續增長、氣候變化，甚至是難民危機可能是土耳其G20峰會側重的議題。

至於明年中國舉辦G20峰會的潛在看點，馬丁認為，首先要加強非洲在G20體系中的話語權。目前，在G20成員國中，只有南非一個非洲國家。馬丁透露，在G20成立之初，也考慮將非洲的尼日利亞納入其中，但當時尼日利亞國內正發生動蕩，不適合加入G20。目前，隨著非洲經濟在全球經濟舞臺上的重要性日趨加強，馬丁認為，非洲的聲音與話語權有必要得到提升。這也將是今年土耳其G20峰會中的重心之一。馬丁希望，在明年的中國G20峰會上，能看到G20在非洲國家中擴員。

其次，商業網絡安全也是一個需要在全球層面合作的議題。馬丁指出，盡管這一問題在此前中美領導人會晤中有所體現，但他希望這一話題能通過G20這個平臺得到更多國家的關註，不僅僅是中美。

最後，馬丁也希望，諸如氣候變化等關系國際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議題也能在中國的G20峰會上得到關註。

為期兩天的二十國集團（G20）央行行長和財長會議27日在上海閉幕。與此前輿論的焦點略微不同，本次會議沒有推出所謂的“新廣場協議”，匯率問題也不再被置於聚光燈下，取而代之的是，結構性改革被推到了舞臺中央，持續多年的量化寬松（QE）成了各界的反思對象。

究其原因，各國早已意識到，如果再不以改革來激發真正意義上的增長，經濟下行風險甚至危機都將可能無限蔓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強調，當前全球面臨的挑戰是——低增長、高度不確定性以及不斷積聚的下行風險，G20成員強烈表達了采取政策行動來進行風險防控和推動增長的迫切性，“必須結合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才能實現增長目標。”

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28日就本次上海G20會議達成的共識表示，會後各方發表的聯合公報特別強調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同時著重強調了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這是我國主動推動，並得到G20國家廣泛支持的倡議。會議上，多數G20國家指出，僅靠貨幣財政政策是不夠的，必須通過結構性改革才能推動中長期的增長，而且結構性改革還能使短期的需求側政策更加有效。

結構性改革推動長期增長

“如果QE真是這個鎮上唯一的節目，我寧可選擇不要留在這個鎮上。”摩根大通國際主席弗倫克爾（JacobFrenkel）在“國際金融協會（IFF）G20會議：中國主席國G20議程”期間表示。

這一席話看似玩笑，但絕不乏真意。事實上，QE也成了本次G20會議上受到較多反思的政策之一。因為盡管全球央行“火力全開”，日本、美國、英國和歐洲央行先後祭出過QE，並定下通脹目標，但全球經濟增速近年來卻被多次下調。

“QE的初衷只是希望通過壓低債券利率，讓資金流向股市，從而產生財富效應，以此來刺激消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在上海G20會議期間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盡管效力有限，但這樣的政策也不能說一點效果都沒有，因為當時以美國為首的各國已經無路可走了。”

不過余永定也表示，QE短期可以起到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但長期而言，這種純粹的印鈔對於金融穩定埋下了很多定時炸彈，例如推高了金融資產價格，無助於實體經濟。”

在本次上海G20會議上，各界都已經認識到了這點，因此拉加德再三呼籲，必須要“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同步推進”。

“在發達經濟體，這就需要采取相互促進和強化的供給側和需求側政策組合，包括繼續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和促進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盡可能更好地利用財政空間（比如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就新興市場而言，這就需要減少脆弱性和重新構建經濟韌性，比如初級產品出口國需要強化財政緩沖空間和推動增長模式的多元化。”拉加德稱。

上海G20會議公報特別強調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並指出這些政策工具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政策。“G20能夠達成這樣的共識是非常不容易的，過去幾年G20在討論宏觀政策協調時，各國對是否應該更多使用財政政策存在一些不同意見。這次則對財政政策有了非常具體的表述，背後的原因是一些原來對使用財政政策支持增長比較謹慎的國家在這次會議上態度發生了變化。”易綱說。

“三者之中，結構性改革最為重要。”俄羅斯央行行長納比烏里娜（ElviraNabiullina）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以俄羅斯為例，因為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空間當前在一定程度上受限，這主要由於俄羅斯通脹處於高位，“我們需要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此外，俄羅斯的財政收入也多取決於油價，而在油價暴跌格局下，我們也必須要實行財政整頓。可見，結構性改革是俄羅斯的第一優先選擇，這也是G20各成員在此次會議上討論的問題。”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也在上海G20會議期間反複強調，刺激經濟恢複增長的根本是深化結構性改革，從國際經驗看也是如此。

他表示，當前全球最突出的問題在於失業問題突出、貿易和投資低迷等，“雖然短期下行和轉型密切相關，但更深層原因是全球經濟增長中長期的結構問題，特別是危機後，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放緩，潛在支出水平下降，成為制約經濟恢複增長的根本性問題。一國的發展早期主要靠要素投入，但在中後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提高。”

“近幾年來，G20國家對於結構性改革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大，並不斷做出努力。”但樓繼偉說，G20改革進展整體看仍落後於預期，仍需要加強結構性改革議程。

“新廣場協議”只是輿論噱頭

相較之下，此前頻頻“搶鏡頭”的匯率問題，在本次上海G20會議期間受到的關註度有限，此前被媒體熱炒的“新廣場協議”話題也被證實並未付諸探討。

IMF於27日晚舉行新聞發布會，拉加德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表示：“‘新廣場協議’只是媒體、評論家、觀察家比較關心的問題，但本次G20央行行長和財長真的沒有提及諸如此類的協議，因為討論‘新廣場協議’的條件並不存在……”

此前，在全球經濟不景氣、金融市場大幅動蕩、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的大背景下，不乏有聲音開始呼籲，各國需要進一步合作，簽訂“新廣場協議”，共同加強外匯市場幹預，促使人民幣再度升值、防止美元過度升值。更有觀點稱，本次的上海G20會議或將討論協調全球協調匯率政策的方式。拉加德的回應無疑正式打消了此類疑慮。

此次G20公報稱，近期市場波動的程度並未反映全球經濟基本面。預期多數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活動將繼續溫和擴張，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將保持強勁。而涉及匯率問題的最重要表述，則是各方重申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穩定，承諾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並同意就外匯市場進行密切討論溝通。

央行行長周小川在會議期間明確表示，中國歷來反對通過競爭性貶值來贏得出口競爭力，不會參與競爭性貶值。

易綱28日解讀稱，G20公報突出強調避免競爭性貶值的承諾，在當前全球貨幣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是非常有針對性的，對外界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既是對G20成員自身的一個約束，也對非G20成員起到了表率作用，有利於消除對爆發“貨幣戰爭”的擔憂。此外，“就外匯市場密切溝通討論”是G20以前沒有用過的語言，體現了G20對近期匯率波動的高度重視，並突出了G20成員間相互通氣的重要性。

綠色金融崛起

除了結構性改革和匯率問題，綠色金融也成了本次上海G20會議的議題。事實上，該議題在去年的聯合國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閉幕後，便被中國確定為新的全球治理議題，有望在中國乃至全球打開一個全新的、規模龐大的環境商品及服務市場。

“當然，綠色金融在中國仍存一定阻礙，主要是技術創新成本較高，在長期才會獲得回報，因此我們需要探索新的融資模式，來吸引大批社會資本，為清潔技術創新提供必要的資金。政府並沒有足夠資金來做到這一點。”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在G20會議期間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中國推動發行的綠色金融債券是有益之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也顯示，當前中國面臨的環境挑戰非常嚴峻，未來5年，中國綠色發展的投資需求為每年2.9萬億元人民幣，而過去融資渠道有限，主要依靠綠色信貸。

“金融系統的改革絕非易事，需要G20成員發揮強大的領導作用。中國在綠色金融領域占據領導地位，從這一點來說，中國作為今年的主席國再合適不過了。”保爾森稱。

周小川在上海G20會議期間稱，為促進更加可持續和環境友好型的增長，中國任主席國後推動建立了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以鼓勵各方根據各國國情特點，深入研究如何通過綠色金融調動更多資源用於綠色投資。

截至目前，中國已經提出進行金融系統改革、促進低碳增長的目標；呼籲成立新的貸款機構並設定具體環境目標，以降低綠色項目的融資成本。中國還制定了金融系統改革的重要舉措，包括推出綠色債券、編制綠色指數、制定信息披露的各項要求等；還準備在2017年成立全國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場，為碳排放定價。

市場消息

G20公報：提振全球增長 避免競爭性貶值

上海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27日晚間正式閉幕。會議重申將避免競爭性貶值，並同意就外匯市場進行密切討論溝通。IMF總裁拉加德當晚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沒有討論新廣場協議，不存在簽署新廣場協議的條件。

延遲退休方案將在明年正式出臺

中社部研究所所長金維剛27日在北京表示，延遲退休方案將在明年正式出臺。出臺後會有五年左右的過渡期，或到2022年正式實施。

全國政協將討論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

2016年3月3日，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將討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草案。

成品油價格調整或將連續第三次擱淺

新一輪成品油調價窗口將於今開啟。多家機構表示，鑒於國際油價極有可能仍低於國家發改委設定的40美元/桶的地板價，所以成品油價格調整或將連續第三次擱淺。

上海將抑制投資投機性購房

上海市住建委表示，將繼續抑制投資性購房，支持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嚴格執行住房限購。

國務院同意北京新能源汽車政策

北京新能源車總量控制政策已報請國務院同意，年內配置總量不超6萬。

我國將實施空間實驗室任務

我國將於今年中至明年上半年間，組織實施載人航天工程空間實驗室任務。

國資委今年會把更多央企股權劃給中國國新

中國國新內部人士透露，國資委今年會將更多的央企股權劃撥給中國國新，把中國國新打造成為類似新加坡淡馬錫的範本。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3月底上海掛牌

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組建的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將於3月底在上海正式掛牌。

本周滬深兩市限售股解禁市值約181億元

根據滬深交易所安排，本周(2月29日至3月4日)兩市共有24家公司共計19.44億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解禁市值約181億元。

任澤平：增配黃金 2-3個月內A股還有最後一跌

任澤平：股市現在面臨最後一跌，應該會在未來2-3個月見底。

光大證券披露去年58.5億救市

光大證券年報里披露，光大證券披露去年58.5億救市，證金救市賬本浮出水面。

司太立網上發行最終中簽率0.0487%

司太立回撥機制啟動後，網上發行最終中簽率為0.04865983%。

樂視網去年凈利增長近六成

樂視網：公司2015年度實現營業總收入130.17億元，同比增長90.89%;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5.79億元，同比增長59.04%;基本每股收益0.31元。

南方富時中國A50ETF26日錄5.5億凈申購

數據顯示，香港最大直接投資內地A股市場的RQFII-ETF——南方富時中國A50 ETF2月26日錄得5.5億人民幣凈申購。

今日股市

今日關註

熱股蘇富比 (BID)

公司與佳士得在全球藝術品拍賣市場形成雙寡頭壟斷，成立於1744年的英國倫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藝術品拍賣行。公司業務主要分兩塊，一塊是藝術品，珠寶，投資級汽車的拍賣，另外一塊是金融服務，主要是給藝術品買家與交易商提供貸款。藝術品市場是典型的周期性市場，受全球經濟放緩的影響，公司股價從去年7月最高的$45跌到現在不足$23,而且公司對2016年業績展望不及華爾街預期，股價有繼續下探的趨勢。但是目前的營收約有10億美元，凈利潤率13%，市值15億美元，12.43倍P/E，1.56倍P/S,估值上來看已經開始有吸引力了，長期的投資價值開始顯現。需要註意的是該公司的負債過高，存在風險，另外藝術品市場何時到底不好判斷，可能要等好幾年。

熱股有限品牌(LB)

標普500成分股，公司成立於1963年的俄亥俄州哥倫布，是消費品牛股的典範。公司專註於女士內衣與護理用品的連鎖零售商店的經營，旗下品牌有維多利亞的秘密，LaSenza,HenryBendel,Bath&BodyWorks等，公司業務主要在美國，加拿大和英國，僅在美國就有2685家維密專賣店。由於2016年業績展望不及預期，股價可能會迎來比較大的調整。

隔夜市場

美國股市

道指下跌0.34%，報16639.97點

標普500指數下跌0.19%，報1948.05點

納指上漲0.18%，報4590.47點

國際油價

NYMEX原油下跌0.70%，收於每桶32.84美元

布倫特原油上漲2.75%，收於每桶36.68美元

國際金價

紐約黃金下跌1.29%，收於每盎司1222.80美元

中概股

瑞士財長於利•毛雷爾

2月27日， 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上海順利閉幕，今年是中國首次擔任G20主席國，也是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第一次在華舉行。此次會議召開於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之際，中國能否完成使命——引導各國協商走出全球經濟困境之策，推進G20政策議程以及為杭州峰會進行準備，成為全世界關註的焦點。

“此次中國主辦的G20會議非常成功，我們看到會議在不同領域為將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2月27日，在G20會議期間，瑞士聯邦前任主席、現任瑞士財政部長於利•毛雷爾（Ueli Maurer）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

毛雷爾表示，中國作為今年的G20輪值主席國，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議程，而瑞士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無論在技術層面以及行動上，都將盡全力同中國一起推進這些議程的進一步發展。

“對結構性改革印象深刻”

毛雷爾向本報記者透露，早在2015年12月1日，瑞士已收到中國作為擔任20國集團輪值主席國的邀請，參與到此次在上海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這不僅是對瑞士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的認可，也是中瑞兩國近年來不斷深化的緊密關系、特別是金融領域合作關系的體現。”毛雷爾說道。

G20作為世界範圍內最重要的機制之一，每屆會議討論的議題都能充分反映當下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共同關註的問題，因此也被寄予厚望。

在被問及此次G20會議印象最深的議題時，毛雷爾表示：“中國政府把結構性改革視為最重要的議題，在這方面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他認為，從政府層面來看，為了達到經濟增長，必須實施必要的結構性改革，以保證經濟可持續性增長。

“中國在這次會議上表現出非常重要的引導力，會議對於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也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是所有與會者都有目共睹的。”毛雷爾強調，當下全球面臨的金融形勢，要求各國應盡快實施結構改革，因為金融市場的結構性穩定是整個市場穩定的基礎，而結構性改革涉及到勞動力市場、生產產品市場的改革，同時要對創新和競爭提供更為寬松的環境。

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此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期間也表示，近年來，G20對結構性改革的重視不斷加大，並做了許多政策努力，但與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目標仍有一段距離，結構性改革議程仍需加強。

為推進結構性改革，應從促進貿易與投資、勞動力市場改革、鼓勵創新、提高財政可持續性等多方面著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水平。結構性改革要和宏觀政策相結合，特別註重改革措施的順序，並采取配套措施，以實現短期增長和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平衡。

毛雷爾表示，十分樂意看到各國在此次會議上達成承諾，未來會提出一系列改革的重點領域和指導原則，同時建立一套指標體系，更好的評估和監測各成員的改革進展。

除結構性改革外，毛雷爾認為，此次會議所討論的“金融市場協調”也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對於重要的金融機構，落實巴塞爾協議III，為全球銀行業樹立新的監管標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他同時強調，采取協調措施也要適度，“如果過度監管反而會阻礙金融市場的發展”。

多年來，瑞士因嚴格的保密協議成為全球資金的“避風港”，但隨著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於海外資金的監管趨嚴，給瑞士造成不小打擊。

對此，毛雷爾表示，此次會議中的重要議題之一，就是建立國際金融的安全機制，而瑞士對此也表示十分贊同並會積極配合。“因為資本的流動以及其他因素，都會沖擊金融安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就是因為當時金融安全機制有漏洞，我們著力於各國建立相互協調的安全體系和相關機制”。

毛雷爾透露，此次會議上，瑞士方面提出的重要議題是“國家債務重組”，在他看來，不斷積壓的債務會影響經濟增長以及國家穩定。國家債務重組可以使無力償還債務的國家暫時解除或減少償債負擔，為其經濟複興和發展贏得時間，最終恢複支付能力，重新回到資本市場，從而確保該國乃至整個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

談及參加此次G20會議的感受，毛雷爾強調，眾多重要的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國際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監管的發展都是G20的產物。因此，瑞士直接了解並積極參與G20的工作十分重要。“瑞士作為中國非常好的合作夥伴，具有兩大優勢，一方面我們擁有非常出色的金融實力，同時我們是一個中立國家，位於歐洲中部，與所有國家都保持良好的聯系。”

“危機中的表現決定人民幣能否成為避險貨幣”

2016年伊始，劇烈的匯率波動已成為全球宏觀經濟穩定的一大幹擾，觸動著市場最敏感的神經。在此次G20會議上，各國重申將避免競爭性貶值，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並提出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這在近年來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尚屬首次。

毛雷爾透露，雖然此次G20會議本身不能簽署任何協議，但顯然與會的各國財長和央行行長都已經認識到貨幣競爭性貶值所帶來的危害，希望以後會有具體的措施出臺。

長期以來，瑞郎是傳統的避險貨幣，對於努力進行國際化的人民幣而言，距離成為避險貨幣還有多遠?

對此，毛雷爾認為，人民幣剛剛邁出國際化的步伐，處於起始階段。未來人民幣是否能夠成為像瑞士法郎一樣的避險貨幣，主要取決於人民幣在危機中的表現是否穩定。

值得註意的是，近年來人民幣已經成為連接中瑞兩國的重要橋梁。

2015年11月9日，人民幣對瑞士法郎正式展開直接交易。在被問及是否擔心近期人民幣波動增加將引發一系列風險時，毛雷爾表示，中國強大的經濟背景讓他們對人民幣匯率有信心，但同時中國應采取有效措施，把人民幣波動幅度控制在適當範圍內。

同時，毛雷爾認為，人民幣對瑞郎直接交易是加強中瑞兩國雙邊金融與貿易關系發展邁出的重要一步。

在提及中瑞簽署自貿協定時，毛雷爾高度認可，稱這一協定的簽署不僅可以促進雙方經濟增長，也可以為雙方消費者帶來更便宜的產品。中國當下處於產業轉型的關鍵時刻，通過跟瑞士高新技術、高端產業的合作，有助於中國的產業轉型。而對於瑞士這樣的小型經濟體來說，中國龐大的市場將提升其產品的競爭力。

“中瑞自貿協定簽署以來，雙方之間的貿易和投資獲得大幅增長，目前自貿協定主要針對具體領域，相信將來還會繼續擴展，我們相信自貿協定不僅加深了中瑞雙方的信任，同時也將帶來雙贏。”毛雷爾說道。

俄羅斯央行行長納比烏里娜（Elvira Nabiullina）

過去兩年來，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市場波動性不斷擴大，眾多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大幅貶值，低油價的不確定性也令各界對複蘇前景更為迷茫，而這一切似乎都集中體現在了俄羅斯身上。

2016年2月27日，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在上海順利閉幕。同日，俄羅斯央行行長納比烏里娜（Elvira Nabiullina）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專訪。

她指出，為了應對高通脹、資本外逃和盧布暴跌，俄羅斯央行在2014年底便實施了浮動匯率，並通過加息、幫企業為外匯債務再融資來應對困局。此外，“高利率有損經濟複蘇，因此我們在2015年開始逐步降息，但此後油價出現第二輪暴跌，我們停止了降息步伐。”納比烏里娜稱。

“油價可能也不會再回到2014年以前的高水平，更低的油價可能成為一種新常態，”納比烏里娜告訴本報記者，如果油價保持在當前水準附近（30~35美元/桶），則俄羅斯央行預計會在2017年底前達成4%的通脹目標。此前她也指出，如果油價跌至25美元/桶，俄羅斯央行將必須考慮再度加息。

加息、浮動匯率應對“新常態”

第一財經日報：俄羅斯經濟在2015年面臨了較大挑戰，油價暴跌、盧布貶值，為了防止資本外逃以及抑制通脹，俄羅斯央行大幅提高利率。然而，當經濟下行之際，高利率可能會損害經濟，你對此將如何進行權衡?

納比烏里娜：2014底到2015年面臨著非常嚴重的外部沖擊，尤其是油價暴跌，已經俄羅斯在國際金融市場部分融資受限，因此央行采取了多種措施來保證經濟、金融和國際收支平衡都能夠適應“新常態”。

首先，俄羅斯貨幣盧布自2014年11月中旬起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我們相信這會讓實體經濟部門能夠更好地應對油價的變化。

此外，我們提高了關鍵利率（key rate），以此抑制通脹預期。此後，類似預期也逐步緩解，俄羅斯央行此後逐步降息，因為我們也知道利率對於實體部門影響巨大。

同時，俄羅斯央行也幫企業為外匯債務再融資。

（註：2015年12月，俄羅斯央行表示會向為俄大型出口商提供外匯貸款的銀行出借美元和歐元，作為貸款的抵押。此舉將幫助銀行“管理自身外匯流動性，並幫助俄羅斯出口商在難以從國際資本市場融資的情況下，就即將到期的外部外匯債務實行再融資。）

的確，高利率會影響實體經濟，因此我們也在不斷在通脹風險和整體經濟風險之間尋求平衡。但是，油價在去年下半年出現了第二波下跌，因此我們為了抑制通脹，放慢了降息的步伐。

(圖為俄羅斯的關鍵利率走勢)

值得註意的是，實體經濟的確需要銀行信貸支持，但是對於企業而言，自有資金才是最主要的。去年，實體部門企業的利潤增加了40%，這是一個好的跡象，也是投資的資金來源。此外，企業更需要看到確定性和發展前景，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作出投資決定。

未來，我們仍然會堅持我們的聲明，並繼續實行浮動匯率制度，而關鍵利率仍會根據具體情況來調節。俄羅斯央行的終極目標是抑制通脹，盡早（2017年）實現4%的通脹目標。

日報：本次上海G20央行行長和財長會議主要聚焦結構性改革，你從中獲取的主要信息是什麽？如何看待俄羅斯的結構性改革?

納比烏里娜：G20會議主要的討論都聚焦在如何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因為全球經濟增速被不斷下降，增速預期也被不斷下調，貨幣、財政政策力度顯然是不足的，而結構性改革對於各個國家而言也不盡相同。因此，我們非常贊賞本次由中國擔任主席國的G20會議能夠聚焦結構性改革。

對俄羅斯而言，需要結合多項政策才能促進增長，如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後者尤其重要。因為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空間當前在一定程度上受限，這主要由於當前俄羅斯通脹處於高位，我們需要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此外，俄羅斯的財政收入也多取決於油價，而在油價暴跌格局下，我們也必須要實行財政整頓（fiscal consolidation）。可見，結構性改革是俄羅斯的第一優先，我們需要進一步增加私營部門的生產率。這也是各個國家G20在此次會議上討論的問題。

人民幣匯率機制應更具可預見性

日報：人民幣匯率當前是各界關註的焦點。為何新興市場部分貨幣貶值高達30%卻波瀾不驚，人民幣去年至今貶值幅度仍是個位數卻引發如此大的波瀾?你對於人民幣匯率有何建議?

納比烏里娜：我認為各界對人民幣的關註可以理解。中國的經濟體量巨大，其同眾多國家存在緊密的貿易、投資聯系。盡管如此，我們也理解中國增長模式正不斷變化，從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向消費、服務型轉變。對於匯率而言，重要的是，政策要增加可預見性，這有利於降低不確定性。

日報：由於中國經濟放緩、需求下降，此前不乏觀點指責“中國經濟放緩拖累全球”。你認為這一說法是否公正?

納比烏里娜：我們絕不是指責中國，中國正在轉變增長模式，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也可能會持續放緩，我們已將這一情況納入政策考量，且油價可能也不會再回到2014年以前的高水平，更低的油價可能成為一種“新常態”。

日報：面對當前的全球市場波動，你認為美聯儲是否應該放緩加息進程?

納比烏里娜：我認為，美聯儲應該會采取平衡、漸進、平滑的加息方式。去年12月加息時，他們衡量了勞動力市場、通脹預期等各類數據，俄羅斯本身並未感到任何加息的直接影響。我認為，美聯儲未來政策透明度、可預見性也很重要。

日報：QE在此次G20會議上受到了諸多詬病，因為QE多年來大行其道，但經濟增速似乎並未上來，你對此有何看法?你認為央行在未來應該如何采取行動?

納比烏里娜：QE的效果在危機後的確立竿見影，也使得經濟增長趨於穩定，但不能是唯一的措施。畢竟QE保證的只是短期目標，長期而言，只有結構性改革才能增強經濟基本面。

QE的確會使各國付出一定代價或是產生溢出效應，例如金融泡沫等，且一旦政策收緊，波動性就會加大，匯市波動或加劇，資本流動狀況更趨複雜。

(圖為，2月27日拉加德在新聞發布會第一個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

2016年2月26日至27日，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上海舉行。這是中國擔任2016年G20主席國後主辦的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2月27日晚舉行新聞發布會，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表示：“‘新廣場協議’(New Plaza Accord)只是媒體、評論家、觀察家比較關心的問題，但本次G20國家的央行行長和財長真的沒有提及諸如此類協議，因為討論‘新廣場協議’的條件並不存在。”拉加德並稱：“這需要各個國家擁有一致的政策目標，並采取整體行動才能實現這一匯率幹預的目標，而我們真的沒有談論相關問題。”

此前，在全球經濟不景氣、市場大幅動蕩、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的大背景下，不乏有聲音開始呼籲，各國需要進一步合作，簽訂“新廣場協議”，共同來加強外匯市場幹預，促使人民幣再度升值、防止美元過度升值。更有觀點指出，本月26日~27日在上海召開的G20會議，或將討論協調全球匯率政策的方式。拉加德的回應無疑正式打消了此類疑慮。

也不乏權威專家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達了類似觀點。由於當前美元的上行動力已似乎見頂(peak)，且人民幣大幅升值或貶值並不是中國央行希望看到的，維持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保持穩定才是當前的核心要義。此外，當前的全球外匯市場規模相較當年要大得多，因此進行有效幹預並非易事。

拉加德強調：“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二十國集團需要采取大膽、廣泛和加速實施的政策行動，來應對不確定性和進一步增加的下行壓力，這一切都使得全球經濟複蘇面臨風險。”

拉加德稱，當前全球面臨的挑戰是——低增長、高度不確定性以及不斷積聚的下行風險，二十國集團成員強烈表達了采取政策行動來進行風險防控和增加增長的迫切性，“必須結合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才能實現增長目標。”

當前，全球經濟形勢繼續複蘇但並不均衡，下行風險和脆弱性加大。盡管全球央行開足火力實行多年量化寬松(QE)政策，並動用通脹目標，美國、日本、英國和歐洲央行無一不例外，但幾乎沒有一家央行能實現最初定下的使命。因此，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已經在G20國家中達成了一致共識。

按照2016年G20財金渠道工作計劃，今年第二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將於4月14日至15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

以下是拉加德今天（2月27日）在二十國集團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閉幕之際所發表的聲明全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呼籲采取大膽的、廣泛的和加速實施的政策行動

  此次二十國集團會議召開之際，不確定性和進一步增加的下行壓力使得全球經濟複蘇面臨風險。為應對這一風險，二十國集團成員強烈表達了采取政策行動來進行風險防控和加強增長的迫切性。

  我們認識到，當前全球經濟面臨諸多挑戰：劇烈的市場波動和資本流動，許多國家在經歷經濟轉型和面臨金融狀況的收緊，包括油價在內的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下調，以及包括一些地區面臨的大量難民潮在內的攀升的地緣政治壓力。

  在這一背景下,我歡迎二十國集團就采取更多的政策措施以推動實現全球經濟增長目標所達成的共識。這意味著要采取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

• 首先，在成員國層面上要采取廣泛的應對措施。在發達經濟體,這就需要采取相互促進和強化的供給側和需求側政策組合,包括繼續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和促進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盡可能更好地利用財政空間(比如,通過基礎設施 投資)。就新興市場而言,這就需要減少脆弱性和重新構建經濟韌性,比如初級產品出口國需要強化財政緩沖空間和推動增長模式的多元化。
• 其次,要采取大膽的多邊行動。這就要求,實施過去在二十國集團框架下做出的承諾,特別是今年要有新的勢頭，從而有助於實現到2018年經濟增長提升2個百分點的目標。更有活力的結構改革是必要的一攬子政策的關鍵組成部分。我歡迎二十國集團作出的通過制定一系列原則以為優先順序提供指導來強化結構改革議程的承諾。基金組織為能夠給予二十國集團成員在這一方面提供協助深表高興。

  二十國集團也強調了一個充分和有效的全球金融保障網的重要性。基金組織受命進一步分析和研究這一議題。我們將在4月份舉行的二十國集團會議上就這一問題進行匯報。

  總而言之,在此次會議上,二十國集團認識到盡管全球複蘇在繼續,但複蘇仍過於脆弱和不平衡,與強勁的、可持續的和平衡的經濟增長目標仍有差距。為有效應對這一挑戰,我們現在就需要采取行動。

  最後,我對中國當局一貫的熱情款待深表感謝,特別是中國人民銀行周小川行長和財政部樓繼偉部長。我期望與中國當局在中國主辦二十國集團會議期間繼續我們的密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