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中國年】瑞士央行行長答一財記者問：對人民幣匯率有信心 中瑞貿易關系將更加牢固

【G20中國年】瑞士央行行長答一財記者問：對人民幣匯率有信心 中瑞貿易關系將更加牢固

一財網 薛皎 2016-02-27 20:53:00

在被問及是否擔心近期人民幣波動增加將引發一系列風險時，喬丹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對人民幣匯率非常有信心，因為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有目共睹，強大的經濟為匯率穩定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2016年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共識與成果發布

2016年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共識與成果發布

一財網 王琳 2016-02-27 17:57:00

G20專家柯頓：G20杭州峰會要打造綠色金融機制

剛剛過去的5月27日，是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倒計時100天。外交部長王毅在此前的G20杭州峰會，中外媒體吹風會上表示，9月4日至5日，習近平主席將與G20成員、嘉賓國領導人及國際組織負責人齊聚杭州，共商世界經濟合作大計。

那麽，與之前的G20峰會相比，此次杭州峰會有何不同?又有何新的看點?

5月30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國際事務研究院教授、G20研究中心主任約翰·柯頓(JohnKirton)到訪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發表“中國在G20中的領導力：杭州峰會展望”的主題演講。同時，柯頓的代表專著、由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郭樹勇教授領銜翻譯的《二十國集團與全球治理》中文版發布會也在當天召開。

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柯頓表示，盡管當前世界充斥著各種危機，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危機，還有移民等社會問題，但他相信G20杭州峰會一定會延續之前成功，為各國可持續發展提出“新增長戰略”。

對本次G20，柯頓表示最讓人期待的是“創新增長藍圖”。“舊有的增長戰略限於財政或者貨幣政策，這一戰略在2008年、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還是非常管用的。目前來看，我們需要的是結構性的改革，為21世紀的增長鋪平道路。比如，去除一些不必要的管制，使所有人的行動都能更為便利，為中小企業以及年輕的創業者提供良好的環境;建立完善的社會安保體系，保障工人的就業等。”

此前，王毅在吹風會上表示，制定創新增長藍圖是G20杭州峰會力爭取得的十大成果之一。這份藍圖不僅將為世界經濟增長找到新的強勁動力，還將在創新、新工業革命、數字經濟等各領域制定一系列具體行動計劃。我們將努力做到有理念、有行動、有機制，共同為全球增長開辟新路徑。

期待中國為創新的世界經濟貢獻智慧

王毅在吹風會上表示，杭州峰會有兩大看點值得期待。一個是豐富多彩的特色活動，比如G20峰會前，將舉行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晤。G20峰會5日下午後，習主席還將舉行中外記者會，介紹峰會成果。另一大特點便是開放包容的辦會風格，中方還將通過主辦G20工商峰會、婦女會議、勞動會議、民間社會會議、青年會議和智庫會議等六場大型配套活動，廣泛聽取社會各界聲音，打造最廣泛共識。

2015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G20安塔利亞峰會上發表致辭時提出，二十國集團應該致力於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通過創新驅動發展和結構性改革，為各國增長註入動力，使世界經濟煥發活力。

柯頓認為，如果要談到G20杭州峰會將與之前峰會有何不同時，“創新”便是最大的看點。“習主席此前提出了‘創新’，這一點是之前G20峰會中所沒有涉及到的。我們也在等中方對於‘創新’更詳細的解釋。”柯頓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當然，在他看來，習近平主席力推構建“創新的世界經濟”也有細節可循：比如中國加大對科技的重視;從國企轉型，強調新的商業模式;對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視;激活創業者的活力;提倡數字經濟的發展;通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提高生產率等，都是中國正在努力為自身經濟發展與其他國家協同發展創造“創新型”的環境。“世界已經等不及了，需要這些變化。”柯頓說道。

應對更複雜的經濟形勢

至於具體的議題，柯頓認為，為當前世界範圍內的經濟低迷尋找出路，是當之不讓的主題。柯頓回顧了G20的發展歷程，發現如何應對經濟或者金融危機，是貫穿G20始終的議題，比如G20誕生之初就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此後雷曼兄弟倒臺引發的美國次貸危機，直到歐洲範圍內的經濟危機，都是當年G20峰會的熱門話題。

在柯頓看來，今年，世界面臨著比以往更複雜的形式，比如俄羅斯經濟的不景氣;鑒於巴西國內政治危機尚未解決，再加上經濟危機與寨卡病毒肆虐，巴西也好不到哪兒去;希臘債務危機還在演進;中國也有自身急需解決的經濟問題。

此外，柯頓告訴本報記者，氣候變化也會是一個重要議題。“盡管去年底《巴黎協議》達成，但依舊有很多工作要做。習主席很明智地提出了，綠色增長、綠色融資等概念。”

王毅此前在吹風會上也曾提到，G20杭州峰會力爭達到的十大成果。比如，制定結構性改革優先領域、指導原則和指標體系。在繼續運用好財政、貨幣政策，應對好當前挑戰的同時，通過結構性改革提高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制定全球貿易增長戰略;深化國際金融架構改革等。

此外，柯頓認為，基建投資、醫療健康發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落實等也多少會在G20杭州峰會上有所提及。

打造綠色金融機制

在此前於上海舉行的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中，各方都提到了對“綠色金融”的關註。“綠色金融”也首次寫入G20財長公報，中國也建立專門針對綠色金融的研究小組。

對此，柯頓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綠色金融促使當下各國應盡快從基於煤炭、鋼鐵的工業革命的“骯臟經濟”(dirtyeconomy)轉向可再生能源革命。“之前，我們許諾要為研究氣候變化、遏制極端氣候融資千億美元。但目前，我們只籌集到了100億美元，因此還有很多的努力需要付出。”柯頓說道，“我們還需將主要的金融機制轉變成綠色金融機制，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每次IMF發放的貸款時，必須確保不被用於對煤炭等汙染環境的行業的補助。金磚銀行、亞投行、絲路基金也需朝這個方向發展。”

有意思的是，柯頓還認為，如果說以亞洲金融危機、雷曼兄弟的倒臺為代表的傳統金融危機，都或多或少始於放貸市場，而現在氣候變化對金融領域的沖擊，將極大地影響金融穩定。“很多金融機構現在已開始評估氣候風險，確定所擁有的二氧化碳資產有多少。”柯頓說道。

中國擔任G20主席國可以做些什麽？

中國即將在9月首次擔任G20主席國，舉國上下正為給世界留下一個好印象而努力。中國可以關註的一個重要領域是全球貿易和投資規則自由化的加速，這方面的工作暫時被擱置了。7月9日，G20貿易部長會議將在上海召開，會議將討論如何通過G20論壇來推動貿易和投資合作。

2016年G20主席國這一身份為中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平臺，可以帶領全球經濟擺脫貿易和投資低迷。中國為G20設置了四個目標，也就是4個“I”:創新(Innovative)，新增長路徑(如新數字時代);活力(Invigorated)，改革全球金融體系;聯動(Interconnected)，加強貿易與投資;包容(Inclusive)：通過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減輕貧困和不平等。

中國一直表示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但由於WTO的止步不前，中國轉而希望G20能夠重振貿易與投資。不幸的是，G20過往的表現並不好：國際商會(ICC)對於G20在推進貿易和投資相關事宜方面給予了“差評”，這是政策領域評估中最低的級別。

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對中國自身的增長目標至關重要，那麽中國在G20中究竟可以推動哪些具體提案呢?

中國的優選項

三年前由WTO成員國談判達成的貿易便利化協定(TFA)仍有待三分之二成員核準後生效(108個成員中的82個已經核準)。TFA將最高降低17%的貿易成本，低收入國家還會享受更多實質性利益。中國應該以領導人的身份說服G20國家中尚未核準該協定的5個國家。這樣，一個更加統一的G20才能做出表率並使其它WTO成員國效仿，TFA也可能在2016年底成為現實。

G20自2008年11月華盛頓峰會以來就承諾要避免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並淘汰現有違反G20“停滯協議”(Standstill Agreements)的行動。很不幸，這些承諾沒有被兌現。因此，G20需要新的承諾。近期的一份報告指出，自2015年10月中旬以來G20經濟體采取了145項貿易限制措施，是2009年有記錄以來的月均最高水平。以反傾銷為代表的貿易救濟是最多的一類措施。中國作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可以在這里樹立一個榜樣。

最後，中國可以嘗試為全球投資規則的協議奠定基礎。作為外國直接投資(FDI)第二大目的地，並且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更好的規則對中國至關重要。不同於貿易會受到WTO這樣形式的全球監管，FDI沒有這樣一個WTO。G20峰會為全球投資治理提供了一個平臺，它既可以參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ED)達成的模版，也可以借鑒正由中國、美國和歐盟進行談判的雙邊投資協定。

中國能達成什麽?

中國可以利用G20在WTO推動環境產品協定(EGA)。該協定旨在削減或消除環保相關產品的關稅。目前覆蓋了150種產品，報告中提到一部分國家希望覆蓋到200種以上的產品。

不幸的是，中國不在此列，並且據報道，它構成了推動協議的一個主要問題。

如果中國真的想要捍衛多邊貿易體系，中國需要克服國內既得利益的阻礙，支持雄心勃勃的EGA。對於使用國際協議來推動國內改革，中國有著令人羨慕的記錄，但已經很久遠了。2016年，同樣的精神需要重現。

此外，關於數字產品協議的對話也開始出現。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近期呼籲G20建立數字自由貿易區，這有助於中小企業通過電子商務擴大出口。這個概念相當具有野心，但中國可以在9月開始這一對話。

G20今年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來推動TFA，雖然采取有意義的協議來阻止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並不簡單。但這對啟動全球貿易增長必不可少。投資方面，目前幾乎沒有達成多邊或諸邊協議的政治意願，但可以就不具約束力的規則達成一些協議。要在投資規則上取得有意義的進展還需要數年，但中國必須率先建立一個強大的基礎，待到德國擔任下一任主席國的時候可以將這個勢頭延續。

人們進一步希望，可以通過結束多邊EGA的談判從而強化WTO。如果成功，EGA會和近期達成的擴大信息技術協議一樣——後者是9年以來WTO唯一一個貿易自由化措施。

中國在G20再次推動貿易和投資，可以使其真正成為一個湧現貿易自由化新想法的平臺。事實上，在G20取得貿易和投資有意義的進展還需要時日。杭州峰會後，中國將交棒於德國，而德國將有機會繼續中國今年設定的許多倡議。(本文來源於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譯者系第一財經研究院研究員)

G20貿易部長會前夕 WTO稱全球貿易增長在7、8月仍將低迷

世界貿易組織(WTO)8日晚間在浦東香格里拉酒店發布了最新的全球貿易景氣指數(WTOI)，為世界貿易發展趨勢提供實時信息。而明天，二十國集團(G20)貿易部長會將會在上海召開。

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羅伯托﹒阿澤維多介紹稱，WTOI指數匯總眾多貿易相關因子，可就當前世界貿易的短期發展走向發布早期信號。其中，全球貿易景氣指數在世界貨物貿易量發生轉折性改變時所發出的信號，可以成為世貿組織長期貿易預測及其他同級信息等現有數據工具的補充。

WTOI指數的全球景氣指數以100為基準，指數大於100則意味著貿易增長高於趨勢水平，指數小於100則意味著貿易增長低於趨勢水平。

世界貿易組織在7月8日公布的本期WTOI指數為99，稍低於趨勢水平。由於最新數據呈下降態勢，預示7月和8月世界貿易增長仍將持續低迷。

羅伯托﹒阿澤維多表示，“全球貿易景氣指數為當前和短期貿易情況提供季度信號，為貿易政策制定者和工商界提供更為及時、實時的世界貿易信息和狀況。指數可以提供早期信號，顯示貿易在短期內低迷或增長的趨勢。目前，指數顯示，貿易增速在第三季度可能仍呈現低迷姿態”。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最新的季度貿易數據顯示，貨物貿易總金額在2016年第一季度有所下降，相比較而言，即將發布的全球貨物貿易金額可能在第二季度有一定程度反彈，但全球貿易的潛在疲軟狀態或仍將持續至第三季度。

目前，組成WTOI的影響因子所顯示的信號不一。其中，主要貿易國出口訂單已反彈至枯榮線上方，且這一態勢仍將持續。同時，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數據和主要海港集裝箱吞吐量數據仍持續低迷，但漸顯穩定之勢。汽車生產和銷售數據在年初大幅增長後回落至持平於枯榮線。電子元器件貿易金額大幅下滑並漸失勢頭，而農業原料貿易則有所回升。

G20部長會延後一小時，艱難達成首個全球投資指導原則

“好，沒有不同意見。我們鼓掌通過這份聲明。”會議主席、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在最後的總結中提高了聲調，“我們本身已經創造了歷史，在全球貿易投資治理中，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高虎城作最後總結

二十國集團(G20)歷史上首份貿易部長聲明10日在上海發布。聲明稱：我們同意采取更多行動以實現全球經濟增長、穩定、繁榮的共同目標。貿易和投資應繼續成為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重要引擎，有助於創造就業、鼓勵創新、增進福利並促進包容性增長。

除此之外，當日閉幕的2016年G20貿易部長會議還批準了三份文件、達成了兩項共識。其中包括，批準史上首份《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下稱《指導原則》);在降低全球貿易成本方面，G20貿易部長們一致決定推動盡快實施《貿易便利化協定》，積極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相關能力建設和技術援助，努力將全球貿易成本降低15個百分點。

事實上，最終的成果發布會比預計時間晚了一個小時。參與磋商的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在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就此表示，這是貿易部長機制化後的第一次會議，參與方都非常重視，討論的問題非常重要，深入地交流，尋求共識，是需要花時間的。“經過我們密集地、甚至是非常困難，但是友好地討論之後，呈現了現在的成果文件。”他說。

歷時半年艱難磋商

高虎城身穿黑色西裝，佩戴寶藍格紋領帶，是今年G20貿易部長會議的主席。他背靠背景板，坐在鋪著深藍色桌布的圓桌會議的主席(CHAIR)位置，兩側分別是G20各國貿易部長、嘉賓國部長代表團等。面向他的另一側，則是包括WTO(世界貿易組織)、ITC(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的代表團。整個會場，密集坐著500多人。過去兩天(7月9~10日)，在上海浦東香格里拉酒店三層的一間會議室里，參加G20貿易部長會議的各方，圍繞如何促進貿易與投資進行了密集磋商。

磋商現場

近年來，隨著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漸消退，G20關註重點已經逐步轉向增長戰略、經貿政策等中長期問題，亟待在新形勢下完成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的戰略轉型。貿易投資議題，也從過去屬於較少被提及的全球經濟治理短板，上升到了戰略層面。

去年11月G20土耳其安塔利亞峰會上，經中方倡議，G20領導人達成重要共識，要求G20加強在貿易投資問題上的協調合作，指示貿易部長們定期舉行會議，並同意建立支持性工作組。

10日下午，來自全球的媒體在酒店一樓焦急地等待著最後的討論結果。因為，距離原定磋商結束和成果發布會時間，已經延後一個小時。

第一財經最終拿到手的成果文件，是一份共19頁，包含三個附件的《G20貿易部長會議聲明》。內容主要包括“加強G20貿易投資機制”、“促進全球貿易增長”、“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促進全球投資政策合作與協調”、“促進包容協調的全球價值鏈”及“通向杭州峰會”共22條內容。三個附件分別是《G20貿易投資工作組工作職責》、《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及《指導原則》。

高虎城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會議明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決定將不采取新的保護主義的措施延長至2018年;同意加強區域貿易協定透明度，確保其與多邊規則的一致性;承諾今年底前G20成員全部批準《貿易便利化協定》;同意繼續推進多哈回合剩余議題談判，開啟討論潛在的、符合各方利益的新議題;G20成員中的EGA(《環境產品協議》)談判參加方還就EGA談判的進程達成共識，為早日結束談判奠定了基礎，也將為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做出積極貢獻。

本次G20貿易部長會議之前的半年多時間內，成員國高官級貿易代表們曾分別於今年1月、5月、7月在北京、南京、上海召開會議，6月初還在巴黎開了非正式會議。一名參與了前期磋商的相關負責人曾在7月召開的第三次會議結束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投資磋商比較艱苦，幾乎一個一個字過，艱難推進，“最後一天幾乎連續磋商了24小時，意願都起來了，之前覺得不可能的事似乎有點戲了。”

就在此次部長會議召開前不久，還發生了歷史性的“英國公投脫歐”事件，引發外界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的疑慮。

WTO秘書處首席經濟學家庫普曼就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英國脫歐會對貿易產生一些影響，歐盟和英國都要重新著手進行貿易談判，這些都會給全球經濟帶來不確定性。此外，對於一些反全球化的行動和言論，他認為這不是好的跡象，“那些努力推行全球化政策的官員，可能也會在國內遭遇阻力。”

全球投資協調最艱難

多位參加此次部長會議的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投資依然是最艱難的部分，成果最後的達成，讓很多國家代表頗為意外。

其中一名人士表示，最終能夠達成，由中國主導、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支持、各方利益平衡，是最重要的原因。“G20不是談判，是協商，有共識的成果肯定要妥協。”他說。

這其中，從肯尼亞家鄉休假之後，直飛上海會場的聯合國貿發組織秘書長基圖伊(Mukhisa Kituyi)發揮了協調作用。上述知情人士也表示，在此前的數次會議中，聯合國貿發組織也為各國代表提供了投資議題下的技術支持。

早在2013年9月，基圖伊曾在日內瓦的辦公室里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那是他上任以後首次接受媒體采訪。當時，他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要促進目前全球碎片化的跨境投資規則整合的強烈意願，並強調，中美分別是全球第一、第二大外資吸收國家，也是對外投資的主力。中美BIT(雙邊投資協定)若能達成，將對全球的投資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這位在辦公室掛著中國北京民俗畫的秘書長，亦對中國寄予厚望，他認為，中國不僅應該進一步加強在多邊貿易領域的作用，也將成為完善全球投資的最重要角色。

從目前的數據來看，與國際貿易類似，跨國投資狀況也並不樂觀，在客觀上這也是促進G20各方此次達成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

聯合國貿發會議剛剛發布的報告稱，全球投資2015年增長了38%，但投資總量並沒有超過金融危機之前的最高水平。聯合國貿發會議還預測，今年全球投資增速還將下降10%~15%。

雖然跨國並購表現耀眼，但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司司長詹曉寧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真正評價跨國投資創造價值的指標是綠地投資(創建投資)。因為綠地投資意味著開設新的工廠，意味著擴張產能。並購並不必然創造價值，只是跨國公司在經濟下行期，全球的資產配置策略。

投資方面，高虎城在1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會議批準了首份《指導原則》，為加強全球投資政策協調做出貢獻。

G20部長會議新聞發布會

《指導原則》確立了反對跨境投資保護主義，營建開放、非歧視、透明和可預見的投資政策環境，加強投資保護，確保政策制定透明度，推動投資促進可持續發展以及投資者企業責任等九大原則。作為世界首份關於投資政策制定的多邊綱領性文件，《指導原則》確立了全球投資規則的總體框架，為各國協調制定國內投資政策和商談對外投資協定提供重要指導，同時為彌合國家間投資政策利益分化、加強多邊投資政策協調邁出歷史性一步，將為促進全球投資增長提供長遠制度性引領。

第一財經記者在最後公布的《指導原則》附件中看到，G20成員提議的9項非約束性原則具體包括：政府應避免與跨境投資有關的保護主義;投資政策應設置開放、非歧視、透明和可預見的投資條件;投資政策應為投資者和投資提供有形、無形的法律確定性和強有力的保護;投資相關規定的制定應保證透明及所有利益相關方有機會參與，並將其納入以法律為基礎的機制性框架;投資及對投資產生影響的政策應在國際、國內層面保持協調;政府重申有權為合法公共政策目的而管制投資;投資促進政策應使經濟效益最大化，具備效用和效率，以吸引、維持投資為目標，同時與促進透明的便利化舉措相配合，有助於投資者開創、經營並擴大業務;投資政策應促進和便利投資者遵循負責任企業行為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國際最佳範例;國際社會應繼續合作，開展對話，以維護開放、有益的投資政策環境，解決共同面臨的投資政策挑戰。

成都G20進行時：這些全球經濟熱點你不得不知！

7月23-24日，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舉行。會議開幕前，熱點問題此起彼伏——英國脫歐催生全球不確定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再度下調全球經濟增速預期，美國大選前景引人擔憂，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和人民幣波動仍在持續。

在此關鍵節點，本次成都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也始終聚焦如何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消除潛在的不確定性。

“本次會議與2月上海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情況有相似之處，例如人民幣再度承壓，美元走強，全球匯市波動劇烈，因此全球政策的協調，尤其是貨幣政策方面，可能會受到本次會議的關註。”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IMF副總裁利普頓則對記者說：“必須結合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才能實現增長目標。”

此外，例如全球金融安全網絡的搭建、主權債務風險的化解以及推動特別提款權(SDR)的廣泛使用也將受到關註。

聚焦全球政策協調

在今年2月的G20會議前後，美元強勢升值，人民幣貶值壓力較大。一時間，市場開始熱議達成“新廣場協議”(即共同來加強外匯市場幹預，促使人民幣再度升值、防止美元過度升值)的可能性。然而，當時IMF總裁拉加德否定了這一可能性。

邵宇對記者稱：“當前，美元升值，人民幣貶值壓力較大，因此類似政策協調的條件還是成立。此前，英國脫歐導致新一輪全球動蕩，匯率波動尤為強烈，可見有風險才會坐下來談。”

但他表示，這可能並非是形成正式約定，而更是一種默契，即在全球經濟前景仍面臨下行風險的情況下，貨幣政策需要維持寬松。“當然長期而言，貨幣政策分化肯定是大趨勢。”主流觀點認為，美聯儲將在今年9月或12月加息一次。

盡管近期人民幣承壓，人民幣對美元一度跌破6.7，但IMF官員也對記者表示，人民幣過去幾年強勢升值，當前的回調是合理有序的。中國央行已經明確表示，轉為參考一籃子貨幣，並且加強了與市場的溝通。

不過相較於貨幣政策協調，此次會議仍然強調了采取“三元政策”(three-pronged approach)的重要性，因為貨幣政策早已過度承壓。“必須結合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才能實現增長目標。”IMF副總裁利普頓對記者表示。

IMF表示，不論是在長期還是短期，結構性改革能夠提供強大的增長動力。然而，經OECD和IMF的評估，至今只有一半的結構性改革承諾得到落實，這直至2018年預計將給總體G20國家帶來0.8%的負面影響。

“直升機撒錢”暫不在考量之中

本次G20會議上，包括IMF等機構官員紛紛表示，須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然而，此前各界開始討論起了“直升機撒錢”的可能性，這一討論近期先後在歐元區和日本盛行。

在此次G20會議期間的一次閉門討論會上，某國際組織權威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QE和“直升機撒錢”之間的差別十分微妙，其的確可能在短期內可以有效刺激經濟增長，但眼下絕不在各國考量之中。他表示，近期在訪問日本期間，日本政府稱並未考慮使用該措施。

“直升機撒錢”與普通意義上的QE不同，它實際上是把寬貨幣與寬財政兩種政策結合。具體來說，財政首先通過增加公共支出或者減稅實現擴張，刺激經濟，然後央行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來為這次擴張政策進行融資。簡言之，即財政部新發行的國債，由央行直接買走。

相比之下，QE則主要是指，央行在實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後，通過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向市場註入大量流動性資金的一種刺激經濟的政策。因此QE的區別在於，其並非是央行點對點為政府融資。

在全球範圍內，“直升機撒錢”不具備合法性，因為央行會變成財政的附庸，喪失獨立性。在QE的模式下，央行持有的國債，到期時政府需要還本付息的，而傳聞中的日本“直升機撒錢”，則是由政府發行零息債券，且可能並不設定還款期限。

警惕全球化趨勢逆轉

在本次會議開始的前一天，特朗普正式接受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外加此前英國脫歐的影響，各界愈發擔憂全球民粹主義的興起以及不斷擡頭的貿易保護主義。

此次成都G20會議期間，第一財經記者也從不少參會嘉賓和外媒之中聽到了類似擔憂，即特朗普在經貿上偏狹立場則讓美國可能變成內貿國家，特朗普要把在中國和世界各地的跨國美企都拉到美國市場，給美國人提供更多的飯碗。

此外，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總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此前也對記者表示，英國脫歐對於全球化趨勢是一個絕對的打擊，各國對於政府等中心化機制的抵觸情緒正在上升。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也曾表示：“英國脫歐是否標誌著全球化的趨勢放緩甚至逆轉，這值得密切關註。”他指出，畢竟中國過去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主要是因為極好的外部環境，出口才能實現每年20%的增長。

“各國似乎已經把所有問題歸結在全球化上，例如失業問題。”上述國際組織官員對記者表示，但造成失業也可能是“工業4.0”等技術革新的結果。“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凈影響仍是正面的，現在的重點在於要幫助那些受到負面影響的人，比如說為失業人員、低技能人員進行再就業培訓。”

他也指出，中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是驅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未來的引擎則將來自新興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各國應該融入全球貿易體系和全球金融市場，各國也需要致力於管理在這種互聯互通進程中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

樓繼偉呼籲G20加強合作打擊國際逃避稅

7月23日至24日，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四川成都舉行。

23日上午，G20稅收高級別研討會召開。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IMF主席拉加德、德國財長等多個國家財長出席會議。

樓繼偉在開幕致辭中表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的有效性正在減弱，G20應凝聚共識，支持關鍵領域結構性改革，改善稅收政策，打擊避稅行為，促進全球經濟複蘇。

樓繼偉指出，全球經濟處於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從周期性政策向結構性政策轉型的關鍵時刻。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還在持續，全球貿易增速停滯不前，金融市場波動加大以及大宗商品價格低迷等問題仍困擾全球。

“在此背景下，各經濟體和國際組織在運用宏觀經濟政策應對危機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應遞減，負面影響顯現，其深層次原因是中長期結構性失衡，全要素生產率減緩，收入分配不均和創新驅動不足。”樓繼偉說。

樓繼偉強調，實現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根本途徑是推進結構性改革、加強創新能力和促進社會公平。而稅收是全球治理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球經濟規則協調的重要內容，是促進全球經濟複蘇的重要手段。

今年已召開的兩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都將國際稅收合作作為重要議題。當前，G20國家在稅收領域的國際協調與合作仍有很大空間。

樓繼偉提出，G20各國應思考在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上開展國際稅收合作，拓展全球性、區域性、多邊和雙邊的稅收合作。一是消除稅收政策制定和實施中的稅收歧視，減少稅收不確定性。二是減少國際間雙重征稅，防止互不征稅，有效遏制逃避稅，為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增長掃清障礙，共同構建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稅收合作架構。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不同國家稅制的差異導致跨國經營的企業有機會利用各地不同的國際稅收規則的漏洞，人為地將利潤轉移到低稅負國家和地區，以達到降低全球稅負的目的。

據經合組織(OECD)不完全統計，全球每年因跨國企業國際避稅導致的企業所得稅流失約為1000億—2400億美元，大約占到全球企業所得稅總額的4%—10%，嚴重損害了各國稅收利益。

樓繼偉強調，要繼續推動BEPS計劃和稅收情報交換的落實工作，吸引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加入包容性框架，遵從稅收情報交換標準，推動國內稅制改革，有效打擊國際逃避稅。以解決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問題為開端，在充分考慮各國國情和發展階段差異的基礎上，尋求“最大公約數”，推動進一步完善國際稅收制度體系。

2013年聖彼得堡峰會就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劃達成共識。經過OECD和各國近兩年的努力，BEPS行動計劃發布最終成果，並建立實施BEPS成果的包容性框架，邁出了國際稅收改革的重要一步。BEPS行動計劃也是首次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平等的平臺上共同討論並制定國際稅收新規則。

記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96個國家(地區)承諾在2017年或2018年底前實施自動情報交換，簽署多邊稅收行政互助公約的國家範圍進一步擴大，各項稅收透明度審議和監督工作積極推進。

樓繼偉在講話中還提到，信息征集能力弱以及利益調整阻礙是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方案目前仍未正式推出的主要原因。營改增對產業創新和提高專業性帶來了積極影響，但包容性也有待加強。

“只要是真正的稅收再分配，就會受到真正的阻礙，但我們義無反顧地要做。”樓繼偉說。

G20財長聚首成都 熱議反避稅英國脫歐全球經濟

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於23日至24日在四川成都舉行。這是9月G20杭州峰會前的最後一次部長級會議，也是今年財長會議的收官之作。

此次會議主題是“共促增長、共擔責任、共建治理、共享發展”，主要討論全球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投資和基礎設施、國際金融架構、金融部門改革、國際稅收合作以及綠色金融、氣候資金和反恐融資等議題。

在全球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大形勢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因素增多。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財長、央行行長以及國際組織負責人能否帶來新信息、新理念，為化解當前全球經濟難題開出藥方良策，成為大家共同關註的話題。

跨國避稅有愈演愈烈之勢。據不完全統計，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導致的全球企業所得稅流失每年高達1000億至2400億美元,大約占到全球企業所得稅總額的4%—10%。

今年已召開的兩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都將國際稅收合作作為重要議題。本次會議期間舉辦G20稅收高級別研討會，討論創新驅動和包容性增長的稅收政策在促進投資和貿易、實現經濟增長中可發揮的作用。

在會場，有加拿大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主要經濟體對反避稅已達成初步共識，在G20的推動下，BEPS行動計劃或許對國際反避稅產生積極意義。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指出，BEPS就是利用合法手段使應稅利潤減少或消失，或者通過稅收籌劃將利潤轉移到低稅或無稅地區的現象或行為。2015年10月5日，OECD正式發布旨在反避稅的BEPS15項行動計劃的研究成果，日益受到世界的關註。積極開展BEPS行動計劃，落實其研究成果，已成為G20成員的基本共識。

2016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數據高於市場預期，穩中向好。GDP增速、工業數據、投資、消費、居民收入等多項重要經濟指標保持平穩。如今，世界主要經濟體對中國經濟憂慮程度已不如年初在上海的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不過，美國方面或許會試圖把中國削減過剩工業產能納入會議議題，正如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Jacob Joseph Lew)此前強調的，G20需在應對全球工業產能過剩的緊迫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

據英國路透社報道，此次G20財長會議關註的焦點已不再是人民幣貶值和對中國經濟的擔憂，而是英國脫歐對歐盟和世界貿易的影響。俄羅斯財政部副部長謝爾蓋•斯托爾恰克(Sergei Storchak)日前在媒體上表示，英國脫歐可能是是G20成都會議的主要議題，很希望對脫歐的影響作出正確評估。

記者了解到，此次G20財長會議是英國新任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的國際首秀，也是英國退歐之後國際財經首腦的第一次聚首。

G20成都會議期間，英國財長將首次與德國財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正面交鋒。上周，英國新財長表示希望英國金融業能進入歐盟單一市場，以強硬著稱的德國財長則回應，英國不能一邊享受歐盟單一市場的特權一邊拒絕在移民問題上妥協。

有四川省政府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次會議也是成都市迄今舉辦的規格最高、影響最大的國際性會議。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甘犁認為，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作為探討全球金融問題的重要會議，它的召開將提升作為舉辦方的成都在國內乃至國際上的知名度，提升成都在金融領域內的軟實力，這會對成都在吸引金融資本、金融機構和金融人才等方面起到促進作用。

機構分析，成都憑借四川豐富的資源優勢、雄厚的科教底蘊與8000多萬人口形成的巨大消費市場，聚焦了世界商業巨頭們的投資目光。

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5月底，成都共有各類銀行、證券、保險機構總計400余家，外資銀行、保險公司總數分別為16家和17家，居中西部城市前列。成都先後成為人民幣跨境結算、跨國公司總部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個人本外幣特許兌換業務的試點城市。去年成都金融業增加值超1200億元，副省級城市第三，金融業已成為成都重要的支柱產業。

二十國集團(G20)是全球經濟金融合作問題的重要論壇。G20匯集了世界主要的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其成員國的GDP總量約占全球GDP的85%。

樓繼偉G20談國企違約：援助但不兜底！

7月19日，東北特鋼宣布其8.7億元定向債務融資工具實質違約，這已是東北特鋼今年第7次違約。此外，今年以來中國鋼鐵煤炭等行業的違約案例不斷增多，其中不乏央企，令這波企業違約潮受到了高度關註。

2016年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舉行。當被問及“中央財政將對化解國有企業風險發揮什麽作用”時，中國財長部部長樓繼偉幽默地用英語回應稱：“help but not bailout!”(中文意為“援助但不兜底”)

樓繼偉表示，目前雖然企業債務率高企，也發生了幾宗違約，但沒有系統性、區域性債務風險爆發。

“至於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何時參與，當出現系統性風險，將對經濟造成巨大損失的時候，公共財政不得不介入，”但樓繼偉強調，“這是納稅人的錢，要評估這給納稅人的損失，不輕易進行財政幹預。”

不過，樓繼偉也稱：“政府不能不作為，而作為就是預防，即宏觀審慎監管。就重大金融風險而言，尤其是‘太大而不能倒’(TBTF)的金融機構，這會對國家經濟產生災難性影響，這時宏觀審慎管理就要及早防範。”

隨著經濟轉型壓力加大、國企剛性兌付不斷打破，今年先是中鐵物資，近期也成為首個債券申請暫停交易央企公司；7月12日，已有多項債券違約紀錄的東北特鋼於上海清算所網站發布公告稱，該公司2013年度第一期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未能按期足額償付本息，已構成實質性違約。

就當前情況看，地方政府能夠向其國企提供的實際支持存在重大局限性，近期的違約事件正好支持了這個看法。

“部分行業存在產能過剩問題，中央政府正推動產能過剩行業的重組，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認為，除非地方政府持有的發行人所從事的業務與國家重要政策緊密一致，或是中央政府擔心違約可能會造成廣泛的系統性影響，否則中央政府對此類發行人給予支持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穆迪企業融資董事總經理劉長浩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正是因為剛性兌付的逐步打破，投資者資金流向優質資產的情況會持續，導致實力較弱的發行人面臨再融資壓力。劉長浩表示，由於未來12個月內在境內市場會有超過4萬億元由中資企業發行的債券(即企業債券、公司債券、中期票據和商業票據)到期，因此產能過剩行業再融資風險的增加和行業的持續弱勢會導致未來12~18個月境內債券市場發生更多的違約事件。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中國企業債務占GDP的比例已達到145%。與此同時，中國在推進供給側改革，以減少煤炭和鋼鐵等行業的產能，而這兩行業都在國內債券市場的發行量較高。因此，未來12~24個月企業提高杠桿率的空間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