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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首提“制造業立省” 力推傳統產業轉型

以“世界工廠”聞名的廣東，在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堅持制造業立省”的觀點。

廣東進一步提出，2017年提高制造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力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28%，培育100家產值超10億元的先進裝備制造骨幹企業，形成20個產值超100億元的先進裝備制造產業集群。

廣東省政府參事陳池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時提出制造業立省說明廣東是清醒的。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實體經濟發展快，現在廣東面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不平衡的情況，所以要調整，一方面通過創新來促發展，另一方面擠掉泡沫來讓出實體經濟發展的空間。

實體經濟寫入多地政府工作報告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並提出多項具體措施。在近期各地召開的兩會上，“振興實體經濟”均被寫入並擺在突出位置。

據第一財經記者不完全統計，在已經召開兩會的地區中，就有黑龍江、吉林、四川、上海、湖南、甘肅、湖北、浙江、江西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及“實體經濟”，廣東則著墨甚多。政府工作報告全文10次提到“實體經濟”，並用專門一個章節來闡述如何“以提質增效振興實體經濟”。未來一年，廣東要從以下四方面著手：深入實施質量強省戰略、著力提高實體經濟增長效率、加快發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和促進民營經濟高水平發展。

（2015年1季度-2016年3季度全省分產業生產總值 來源：廣東省統計局）

廣東省政協常委、中華興業(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郭澤偉表示，我國經濟是靠實體經濟起家的，也要靠實體經濟走向未來。對制造業大省廣東而言，抓實體經濟核心就是抓制造業。當前，發達國家大力推動制造業回流，發展中國家爭先承接制造業轉移，對廣東制造業形成了明顯的“雙向擠壓”。

不過，從數據上看，廣東的成績仍然亮眼。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16年預計廣東全省生產總值達7.9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7.4%以上;全省固定資產投資完成3.3萬億元、增長10%;民間投資增長13.5%、占比提高到62.1%，服務業投資增長10.5%;進出口總額達6.3萬億元，其中出口3.94萬億元，占全國的28.5%、提高0.2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增長14.4%;民營經濟全年增長7.5%，占比達53.5%;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分別提高到49.3%、27.6%。

陳池認為，廣東制造業目前正處在向從傳統制造向智能化轉型的拐點，必須抓住這個關鍵時期，率先占領中高端制造的制高點。

在世界範圍內配置資源

政府工作報告在指出廣東省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時提到：市場預期不穩定，實體經濟面臨困難較多，要素成本持續上升，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

“在國內設計一個20頁的繪本，不含翻譯和配音，要25000元人民幣，而在馬其頓，只需要不到5000元，所以我們選擇走出去”。廣東省政協委員、真彩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小喜舉出電子繪本的例子對第一財經記者闡述如何“省錢”。

1月19日，廣東省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安排的“振興實體經濟、推動廣東制造業創新發展”專題座談會上，來自不同界別的政協委員對加快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發展建言獻策。

真彩公司最近推出的一款中英文電子繪本，就是在馬其頓設計後在中國生產。黃小喜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看中的就是“成本低”。由於馬其頓的這家公司在全球英語國家已經形成一個創意網絡，該公司只需發布需求，就會有相關機構願意提供設計稿，真彩公司選中後再由其繼續把故事寫完，拿回來後翻譯成中文、配音，最終做成中英文電子繪本出售，而這麽做的設計成本比全部在中國完成要低4/5。

“企業家應該思考在全球範圍內，那些東西在哪里做最好，這時你的產品將會變成有競爭力的產品，這些產品又會反過來去服務全球市場，用更低成本去服務本地消費者，這就是我們要去鼓勵的，全球資源要充分利用起來。”黃小喜說。

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2017年要推進制造業轉型升級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提高珠三角地區制造業全球競爭力，力爭珠三角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33%。

黃小喜認為，珠三角有很強大的制造基礎、完整的產業配套、背靠著巨大的母市場，這些都是廣東做強做大制造業的優勢所在。

在郭澤偉看來，隨著城市的發展，人工、土地、材料、房屋等生產要素價格上漲，部分傳統制造企業尋求降低產業成本而外遷是必然現象。但是，目前廣東的中高端產業仍處在形成階段，一旦制造業大規模外遷，將面臨產業鏈條“斷鏈”危險，造成產業“空心化”。

他建議，傳統優勢產業不能輕易放棄，應通過滿足高品質、個性化的消費新需求，拓展生產發展空間。

限制高房價和高地價

政府工作報告還提到，目前廣東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矛盾仍較突出，防止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任務艱巨。

根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一份大數據房價指數(Big Data Housing Prices Index, BHPI)報告中的數據，過去7年，深圳總體房價上漲279.63%，年均遞增20.99%，廣州也早已進入中高房價時代。

黃小喜認為，深圳創新驅動發展成果引人註目，它充分運用了市場的力量，在對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創新資源的有效配置中，初步走出了一條“歐美技術、周邊資源、廣東成本、全球市場”的創新道路，對廣東乃至全國都有良好的示範作用。但現在面臨的最大制約是，土地資源稀缺，房地產價格高企，由此直接誘導全社會對土地的崇拜，對泡沫經濟的熱衷，對實體經濟的冷漠，對人才的忽視。這一切直接或間接抵消了創新的動力。

“只有當土地不再成為人們發財的依靠，人才與創新才能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真正力量。”黃小喜說。

廣東省政協委員、廣州市華德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誌明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高房價對實體經濟的擠壓效應非常明顯，而且是從多個維度來產生影響的，比如對社會資金的吸引力猶如吸盤、影響人們就業時的選擇等等。

李誌明進一步補充道：“我們二三十萬年薪的技術人員，如果買了兩套房，他的工資跟房屋增值比起來就不算什麽了，我們發幾萬的年終獎，他以前很高興，現在也沒有那麽大的作用了，這就是高房價會讓我們企業的激勵機制失效。”

黃小喜建議，通過政策調控，合理設計房地產業的利潤分配格局，並通過財政制度改革，確保土地收入主要用於普惠全體人民的公共服務和支持個體有差別的創造性勞動，促進社會財富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合理流動，形成人與人之間相對合理的貧富差距，從而在全社會形成重視人才、追求創新的良好氛圍與環境。

千方百計的提高利潤

在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天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賀良梅看來，現在做實業的最大問題不是成本太高，而是利潤太低。“成本高一點不可怕，只要利潤好一點就沒問題。”

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徐少華表示，廣東制造業大而不強，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和零部件90%以上仍然依賴進口，處於全球產業鏈中低端，在利潤分配中也就明顯處於劣勢。

賀良梅認為，利潤低是來自於競爭，除了與東南亞新興國家競爭，最主要的是國內同類型企業“自相拼價”的結果，而企業利潤低就更談不上研發創新了。

賀良梅還認為，僅有宏觀上的政策支持無法解決利潤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若政府有扶持資金3000萬，同一個行業中有10家企業都能爭取到，每家拿300萬，大家就可能會大同小異的把資金用在類似的地方，比如推進自動化以減少人手。但是，自動化後工人減少了，價格反而下降得更厲害，利潤更低。”賀良梅說。

賀良梅建議政府拿出一部分資源來選定某些行業和企業，以傾斜性的政策給予扶持。比如，重點研究廣東省各個行業的情況特點，找出在世界上有壟斷優勢的行業或者產品、服務，成立專項產業基金，結合現在已有的金融市場資金，助其產業重整，幫助企業做大做強。同時，對這樣的優勢行業設立一定的進入門檻，從而降低惡性競爭所帶來的影響。

廣東首提財政減支目標：省級一般性支出至少壓減5%

盡管財政收入總量已經連續25年居全國第一，但廣東已經開始感到“焦慮”。

今年，廣東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減少支出的目標——省級一般性支出按不低於5%的幅度壓減。

收支矛盾加劇

《廣東省2016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17年預算草案的報告》(下稱“預算報告”)顯示，2016年，廣東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0390.33億元、增長10.3%;支出13447.42億元，增長5%。廣東成為全國首個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跨上萬億元臺階的省份。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每年廣東省財政廳公布的預算報告後發現，過去五年，廣東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同時財政“赤字”也從2012年的1039.5億元擴大到2016年的3057.09億元，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82%擴大至3.86%。

從支出結構上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占據最主要的部分，從2012年4781.18億元逐年遞增至2015年8912.66億元，且增幅均在10%以上。相應的，民生支出占全省支出的比重也從65.79%增至69.60%。不過，2016年的民生支出增速驟降，僅同比增長1.67%，占全省支出的比重也降至67.40%。

對此，廣東省政協委員、暨南大學經濟學院財稅系副教授楊森平認為，目前廣東的財政支出結構還是比較合理的。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作為財政收入大省，廣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較高，且公共預算收入在提升廣東整個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方面作用突出，走在全國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預算報告把“收支矛盾”擺在了預算執行問題的首位。廣東省財政廳廳長曾誌權表示，收入方面，2016年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調整各級收入劃分體制以及免征34項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等地方收入政策性減收因素增多。支出方面，省級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任務沈重，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的難度逐年增大;粵東西北地區財政自給能力進一步弱化。

以監督政府預算聞名的廣東省人大代表俞雪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廣東壓力大除了營改增等稅制的改革因素，還有一些困難地區的稅收收入下降很嚴重。但是，民生支出是剛性的，不能降，政府必須現在就更加關註收支問題。”

而相對於其他省份來說，廣東面臨的挑戰或許更大。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就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廣東實體經濟發達，企業數量眾多，這是把‘雙刃劍’。經濟形勢比較樂觀時候，他們可以成為納稅的主要力量，但是當經濟形勢不好企業經營困難的時候，不僅稅收會減少，企業還會進一步呼籲政府減稅降費，政府壓力就更大，收支矛盾就會進一步突出。”

從壓減行政經費入手

近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各界人士對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建議。對於減稅降費的空間來自哪里，李克強很篤定地說，政府要真正與企業“同甘共苦”，真正過“緊日子”。他要求，要進一步壓縮一般性公共支出，進一步提高支出效率。

過去五年，廣東省每年的預算報告中均有收支矛盾的相關表述，只不過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設定明確的目標尚屬首次。報告明確提出，廣東省面臨財政收入增長放緩與剛性支出需求矛盾加劇的情況，要求2017年省級一般性公共支出按不低於5%的幅度壓減。

那麽，這個5%從哪里壓?接受采訪的數位專家均表示，從行政經費入手，也就是一般公共服務支出。此項支出主要用於保障機關事業單位正常運轉，支持各機關單位履行職能，保障各機關部門的項目支出需要，以及支持地方落實自主擇業軍轉幹部退役金等。

“降稅費就是要管住支出，否則再多的財政也不夠用。空間可以從政府機構改革里面來，有些政府機構人員臃腫，要精簡。再明確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對等，不是由政府支出的部分就不要由財政來負擔。”楊森平說。

第一財經記者同樣梳理了過去五年廣東省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的情況，盡管在數額上有所波動，但總體來說，占全省支出的比重呈下降態勢。2016年，廣東省一般公共服務支出1158.79億元，占比8.43%，比2012年減少了4.11個百分點。

林江表示，行政經費支出的減少並不意味著剩下的支出都是合理的，仍有壓減空間。同時，應該給公眾一個說法，為什麽這項支出是必要的。

除了壓減行政經費，林江建議，可以“避免重複投入”來緩解當前收支矛盾，即合並不同的政府部門相同的預算支出。

“比如校車安全，涉及質監、公安、教育、交通，不同部門都有類似的科目，合並後不需要每個部門都給錢，就減少了支出。再比如涉農資金，農業、林業、財政都有專項資金，這些都需要整合，該合並的合並，該撤銷的撤銷。”林江說。

此外，還可以把支出項目按迫切性排序，分輕重緩急，可上可不上的項目盡量砍掉。

績效預算是改革方向

今年的預算報告提出，要擴大績效管理覆蓋範圍，組織開展一般性轉移支付、創新驅動資金等22類資金重點評價，涉及資金約6000億元。

但在林江看來，公共財政很多項目要做績效評價本身就很難，也是國際難題。“因為涉及很多難以量化的社會效益，不是簡單的投入產出或者收支對比，政府很難拿出有絕對說服力的證據來告訴公眾為什麽要花這個錢。公眾會質疑，一旦減了是不是政府就不做事了?那麽該減的政府是不是應當堅決減下去?對於政府來講難度很大。”

2016年9月30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開展預算資金支出績效第三方評價實施辦法》正式向社會公布，這是廣東開展財政預算資金支出績效監督的一次有益嘗試。

實施辦法明確了在全國範圍內，通過政府采購代理機構公開招投標的方式確定第三方評價機構;同時也明確了第三方評價機構的基本資格條件、回避原則以及第三方評價工作程序，在評價工作程序當中分別對書面數據、資料的審核以及對現場核查的比例、方式作出了規定。

但是，引入第三方評價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第三方評價指標、評價方法和評價工作流程因機構而異，第三方評價結果的運用缺乏剛性約束有“問”而不“責”的現象，等等。

俞雪花認為，財政管理的水平多高，主要體現在預算管理和績效評價這一塊。她建議，進一步發揮在線監督功能，“廣東人大預算支出聯網監督系統縱向從省到市，橫向從人大到同級政府財政、審計、監察部門，實現了預算資金、預算單位全覆蓋，但是這個數據還不是我們代表想查就能查到。只有代表能夠隨時利用這個系統去了解各項事業的發展，能夠限制資金的安排情況，這樣才可以真正的監督到位”。

林江則建議，要對第三方評價做動態的完善。比如，不斷回顧在過去一年這個第三方評價做得怎麽樣，老百姓的評價是否也納入進行對比等。另外，評審費不能定得太低，因為合理的費用才能激勵其設計更好的評價體系，認真對待政府委托的項目評價。

“要體現第三方評價效果最主要的還不是財政部門，而是花錢的部門，如何加強評價結果的運用?沒有部門心甘情願減少自己的費用。這說到底是財政體制和預算體制的改革問題，不是簡單的績效評價問題。我們現在先是財政部門代編，再跟花錢的部門協商，也就是簡單的‘基數加增長’模式編制預算，而未來要做到‘績效預算’，這是我們改革的方向。”林江說。

財政部首提建地方債續發機制 鼓勵債務大省先行先試

經過近兩年龐大的地方政府置換債券和新增債券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地方債)存量余額已達10萬多億元，成為債券市場中僅次於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的第三大債券品種。而且今年地方債發行規模有望超過6萬億元。

提高地方債市場化水平變得迫切。2月21日的財政部印發的《關於做好2017年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要求，不斷提高地方債發行市場化水平，積極探索建立續發行機制。

這是財政部首次提出鼓勵建立地方債續發行機制。

《通知》稱，地方財政部門應當按年度、項目實際統籌設計債券期限結構，可適當減少每次發行的期限品種。鼓勵發行規模較大、次數較多的地區，研究建立地方債續發行機制，合理設計地方債續發行期限品種、規模，每期債券可續發1-2次，以適當增大單期債券規模，同時避免出現單次兌付規模過大。

目前地方債的發行方式是每一期債券均為全新招標，導致單只債券規模較小;而借鑒國債的續發方式，每年各期限首次發行采用利率招標，後續發行時起息日、兌付安排、票面利率、交易及托管方式等保持不變，對價格進行招標。

中債資信地方政府及城投行業研究團隊認為，采用續發行機制將適當減少發行的期限品種，這樣一方面保證可以增加發行頻率，分散發行規模，同時又使得單支債券存量規模較大，有利於提高流動性。

根據上述《通知》，地方債續發機制主要是鼓勵規模較大、次數較多的地方。根據wind資訊，江蘇、山東、浙江、廣東、湖南五省2016年地方債發行規模均超過3200億元。其中，江蘇為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最大的省份，全年發行規模達4511.75億元。這些地方將被鼓勵探索續發機制。

不過，中債資信上述團隊認為，後續財政部將繼續研究制定相關制度對地方債續發行進行細化規定，預計在此之前，各地方政府實行地方債續發行的可能性不大，相關機制規定仍需進一步完善。

除了鼓勵建立地方債續發行機制外，此次《通知》要求地方財政部門不得以任何非市場化方式幹擾債券發行工作。地方財政部門提前償還以後年度到期債務，必須與債權人協商一致、公平合理置換。

其中，公開發行置換債券提前置換以後年度到期債務的，在債券發行前應當由承擔償債責任的政府財政部門出具債權人同意提前置換的書面憑證，由省級財政部門組織核實後報財政部駐當地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備案。

目前市場對於提前置換，特別是城投債券的提前置換問題高度關註，《通知》規定的書面憑證範圍囊括了公開置換的城投債券，中債資信預計一、二季度各地方政府將著手啟動公開債券提前置換相關手續，下半年置換案例將逐漸增多。

中債資信梳理認為，對於估價凈價低於面值、主體確認有政府性債務且處於具備一定風險區域的14連普灣PPN002等債券提前置換的可能性較大。對於估價凈價略高於面值、主體確認有政府性債務、主體自身信用資質較弱或處於較高風險區域的14營口沿海MTN001、10綿陽投控債、13潯富和債等債券，存在提前置換的可能。

“十三五”交通規劃：首提“現代”打造“三張網”

日前，國務院正式發布《“十三五”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規劃》(簡稱《規劃》)，明確我國將建設多向連通的綜合運輸通道，構建高品質的快速交通網，強化高效率的普通幹線網，拓展廣覆蓋的基礎服務網。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不同於“十一五”“十二五”交通規劃，該《規劃》是我國首次在交通運輸體系提出“現代”。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基礎產業司副司長鄭劍在3月1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現代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應該做到構建現代管理方式、滿足現代需求、構建現代發展模式。

構建高品質快速交通網

“十三五”時期，我國交通運輸發展處於支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攻堅期、優化網絡布局的關鍵期、提質增效升級的轉型期，將進入現代化建設新階段。

《規劃》提出，“十三五”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的目標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綠色的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部分地區和領域率先基本實現交通運輸現代化。

網絡覆蓋方面，高速鐵路覆蓋80%以上的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上的城市，鐵路、高速公路、民航運輸機場基本覆蓋城區常住人口20萬以上的城市，內河高等級航道網基本建成，沿海港口萬噸級及以上泊位數穩步增加，具備條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城市軌道交通運營里程比2015年增長近一倍，油氣主幹管網快速發展，綜合交通網總里程達到540萬公里左右。

具體而言，“十三五”時期將加快推進的高速鐵路建設包括貫通京哈—京港澳、陸橋、滬昆、廣昆等高速鐵路通道，建設京港(臺)、呼南、京昆、包(銀)海、青銀、蘭(西)廣、京蘭、廈渝等高速鐵路通道;高速公路網絡包括由7條首都放射線、11條北南縱線、18條東西橫線，以及地區環線、並行線、聯絡線等組成的國家高速公路網建設。

與此同時，“十三五”將完善運輸機場功能布局。打造國際樞紐機場，建設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世界級機場群，加快建設哈爾濱、深圳、昆明、成都、重慶、西安、烏魯木齊等國際航空樞紐，增強區域樞紐機場功能，實施部分繁忙幹線機場新建、遷建和擴能改造工程。科學安排支線機場新建和改擴建，增加中西部地區機場數量，擴大航空運輸服務覆蓋面。推進以貨運功能為主的機場建設。優化完善航線網絡。

共享交通發展紅利

鄭劍表示，交通對於扶貧、脫貧的作用非常明顯。《規劃》加大補短板的力度，著力增加有效供給，在解決貧困地區群眾出行問題方面，強調發揮交通的扶貧脫貧攻堅基礎支撐作用。

《規劃》要求，加快普通國道提質改造，基本消除無鋪裝路面，全面提升保障能力和服務水平，重點加強西部地區、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老少邊窮地區低等級普通國道升級改造和未貫通路段建設。

同時，《規劃》強調全面加快農村公路建設。除少數不具備條件的鄉鎮、建制村外，全面完成通硬化路任務，有序推進較大人口規模的撤並建制村和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設，加強縣鄉村公路改造，進一步完善農村公路網絡。加強農村公路養護，完善安全防護設施，保障農村地區基本出行條件。

值得關註的是，本次《規劃》大幅增加了運輸服務方面的內容，強調高效服務、便利服務、智能服務，在不斷滿足基本公共服務需求的同時，更好地滿足不斷增長的新興交通需求。

鄭劍表示，《規劃》的指標體系設置了一系列有時代特征、能夠讓老百姓有切身感受的效果性指標。提出了提升全國鐵路客運動車服務比重、實現村村直接通郵、具備條件的建制村通客車、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不斷提高、全國交通樞紐站點無線接入網絡廣泛覆蓋等具體要求。選取了步道自行車路網、郵輪遊艇、通用航空等交通消費升級的重點工程為抓手，釋放發展紅利，讓百姓實實在在體驗到交通發展、交通與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成效。

首提“保持穩定地位” 人民幣市場化波動性提升

“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業內人士表示，這一表述與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在增強匯率彈性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有所差異，“保持人民幣的穩定地位”是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及。

招商證券首席分析師謝亞軒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指出，最新表述可以理解為，一是指向人民幣市場化，二是人民幣國際化。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4日在參加全國政協經濟界小組討論間隙表示，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形成機制，符合中國國情。過去多年的實踐證明，對國民經濟發展、對世界貿易穩定都是比較成功的。“我們決不會以貶值來促進出口，決不會打貨幣戰，因為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總體來看，我們政策取向是，保持人民幣在合理區間內基本穩定。”

資本項下債市開放程度提高

在去年12月14日至16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期間，正值人民幣匯率遭受較大貶值壓力。2016年12月16日，在岸人民幣跌破6.95關口，離岸人民幣跌至6.94，均創下當時最大跌幅; 不到4個月，多項數據已反映出外匯市場趨穩跡象。3月6日公布的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8790，較上周五的中間價6.8896上調106點。

“人民幣匯率、外匯儲備變動、結售匯差額、跨境收支差額等，都共同指向外匯市場形勢趨向穩定的跡象。1月份發布的各種數據可以清晰看出這種變化。過幾日外匯局將發布2月份外匯數據變化，外界將看到形勢向好趨勢更加明顯。”3月5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謝亞軒指出，當前形勢下，人民幣在經常貿易項下的使用雖然仍有一定提高空間，但已經可以和中國的大國地位相稱。而資本和金融項目目前未完全放開，涉及到資本和金融項目的中國債券市場開放2017年可能會得到長足發展。

潘功勝4日在全國政協經濟組小組討論的會場外，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也印證了債券市場的開放。他表示，最近兩年來，中國在債券市場開放方面走得還是比較快的。債市大開放是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潘功勝指出，下一步在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軟性的環境建設，能夠幫助債券投資者在境內的投資界面更加友好和方便，包括債券市場的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債券市場的信用制度、信用評級、會計制度，稅收制度等等。

此外，第一財經從商業銀行業內人士處獲悉，除了資本賬戶下超過500萬美元的海外支付(此前為5000萬美元)，包括組合投資或海外並購等直接投資，必須上報地方外匯分局批準;今年1月外匯局發文要求商業銀行嚴控內保外貸對外擔保履約兩條政策外，目前並沒有針對流出端新的趨嚴措施。

易綱5日也表示，人民幣的穩定地位在過去十年明顯上升，未來還將維持這種態勢，對各大貨幣有彈性但又總體穩定；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特別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民幣未來的趨勢會保持穩定和相對強勢的特征。

市場化波動性提升

“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方向”是另一方向。招商宏觀分析師張一平認為，提法含義變化可能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人民幣市場化進程不能倒退，二是人民幣匯率指數要保持穩定。

自2月20日起，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機制微調，縮減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計算時段，從原來的24小時改為15小時，即從下午4:30開始計算到次日早上7:30，避免了重複計算問題。

當前，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機制仍采取“雙錨制”，即中間價取決於市場供求變化以及境外市場的波動，前者通過每日下午4:30的收盤匯率體現，後者通過隔夜一籃子貨幣(30種)匯率的變化體現。

“定價機制微調後，目前中間價的預測可以做到較為精確，基本吻合官方給出的計算公式，央行將進一步放手給市場。” 德國商業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師周浩告訴記者。

謝亞軒也認為，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將更加市場化。但他指出，市場是不斷變化的，這要看內外形勢的變化，很難預測。“如果2017年內外環境比較多邊，可以推論今年人民幣波動將比較大，但不代表單邊對美元貶值。”

外匯市場人士譚翊飛則指出，“人民幣會順應美元加息的壓力適度貶值，但在全球貨幣體系內仍會是穩健的貨幣。”

潘功勝3月5日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此前外匯市場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影響，出現波動是正常現象。未來也會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影響，但是短期的波動都會回歸到基本面。

他指出，中國目前經濟處於中高速增長區間，隨著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未來我國經濟增長將更有效率。經常項目順差與跨境資本流入將更加穩定，外匯儲備非常充裕，相信未來跨境收支的基礎十分穩健。

值得註意的是，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2016年的總結指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完善，保持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維護了國家經濟金融安全。”謝亞軒認為，這一句也十分重要，強調人民幣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在2016年得到了完善。

謝亞軒指出，這說明2016年參考貨幣籃子的匯率形成機制經過一年的試用比較有效，得到了肯定，在今年不會發生制度上的變化。因此全面看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人民幣匯率應該是三句話：現有參考貨幣籃子不會變，市場化程度提升、人民幣波動性提升，國際化程度提升。

BIS證偽“美元荒”，首提中國債市及理財風險

3月7日，有“央行的央行”之稱的國際清算銀行(BIS)發布季度報告稱，反映全球流動性的關鍵指標過去有所好轉——非美地區美元融資大幅回升。同時，報告也首次對此前出現大幅波動的中國債市以及理財產品風險予以關註。

BIS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9月的6個月間，非美地區非銀機構美元融資激增至10.5萬億美元，大漲4200億美元。這是衡量全球流動性的關鍵指標，也是BIS定期發布的針對全球金融市場融資難易程度的綜合指標。

此外，由於美聯儲加息預期飆升、美國貨幣市場共同基金(MMMF)改革使得一些金融機構損失了美元融資，“美元荒”擔憂也持續升溫。但BIS發現，在2016年三季度末，全球非美銀行美元融資總量創下了9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並未受其影響。

回顧2016年一季度，全球非美地區非銀機構的美元融資出現2007～2009年危機以來首次下跌。BIS經濟顧問與研究部門負責人申鉉松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全球流動性指標自2009年首次停止增長，表明全球流動性條件可能已經開始收緊，而這對於新興經濟體而言影響巨大。”不過，目前似乎情況有所緩解。

“美元荒”擔憂緩解

BIS表示，2016年下半年以來，全球融資環境複蘇，向非美地區非銀部門發放的美元銀行貸款在2016年三季度同比上漲2.4%，而2016年前兩季度增速僅為1%。以融資金額來看，美元融資上升了4200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借款人占了三分之一，即3.6萬億美元，該數據首次包含了中國和俄羅斯銀行發放的融資情況。

由非居民和非金融部門持有的美元計價債券去年三季度同步上升6.2%，一、二季度分別為4%和5.9%;非美地區的非金融機構美元融資(包括銀行貸款和債務融資)從2016年一季度末的8.1萬億美元升至三季度末的8.4萬億美元。

截至去年三季度，非美國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美元融資上升到了9萬億美元，這一好轉實則有些出乎意料。

BIS此前預計，從2016年10月正式生效的貨幣基金(下稱“貨基”)監管改革，將導致約4150億美元的資金在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間從非美銀行撤離，轉入政府貨基。

具體而言，BIS測算，在這五個季度中，非美銀行從優質貨基損失了約5550億美元，但從政府貨基獲得了約1400億美元的回購資金。

基於這些證據，許多研究分析認為，非美銀行將遭受美元資金短缺。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這種結構性的變化也展現了美元融資在全球銀行體系中扮演的重要作用。”申鉉松表示。

2014年7月，美國證監會(SEC)出臺貨基監管框架改革方案，新規部分條款於2016年10月 14日正式實施。新規要求優質和市政貨基采用“浮動”凈值，這無疑會降低這類基金對投資者的吸引力，不執行浮動凈值規定的政府貨基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則相應上升。

根據投資標的劃分，美國貨基市場可分為政府貨基、優質貨基和市政貨基。美國政府債券通常被認為是安全性和流動性更好的標的，對其的監管限制相對較小。這意味著資金會從商業票據、存單市場撤出，逐步轉移至政府債券市場。

這一監管新規是為了打破隱性擔保，即此前機構投資者能夠全額收回投資本金(即不低於票面價值)，美國貨基在金融危機前從未跌破1美元的凈值。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特別是雷曼兄弟破產後沖擊貨幣市場造成的混亂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對貨基的監管。危機期間，美國歷史悠久的貨基管理公司Reserve Management旗下的貨基凈值跌破1美元，引發大規模贖回，並快速擴散至其他優質貨基。之後，美國財政部啟動對貨基的臨時保護計劃，才使其凈值穩定在1美元。

危機後，為防止再次出現危機期間投資者蜂擁逃離貨基的情形，SEC於2010年開始醞釀一系列加強貨基監管的措施，要求貨基保持每日和每周的流動性水平，並進行壓力測試。

自去年6月開始，對於新規的預期也導致3個月期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美元利率(Dollar Libor)急劇飆升，一度創下2009年5月以來的最高點。

首提中國債市和理財產品

除了全球流動性狀況，BIS在此次報告中還首次提及中國債市和理財產品的情況。去年四季度以來，中國公開市場利率大幅攀升，去杠桿進程導致債市巨震，銀行理財產品層層嵌套的風險也不斷暴露。

BIS表示，在過去幾年中，中國的銀行融資模式越來越依賴理財產品和公司存款，絕大多數產品遊離在表外。

截至2016年6月底，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總額為26.3萬億元人民幣，幾乎是2015年GDP的40%，這些工具的激增表明銀行和證券市場之間的傳統界限開始模糊化。BIS也強調，任何監管結構都需要考慮到金融體系的內聯性質。

“銀行不僅是理財產品的發行者，還是買家。”報告稱，大型銀行通常通過購買小銀行的理財產品來向小銀行提供批發融資。在上述26.3萬億元的總額中，4萬億元由其他銀行購買。

此外，大型銀行將由其自身發行理財產品獲取的資金投放同業貸款，給小銀行提供流動性，這些貸款占2016年上半年理財資金的16%。

BIS稱，為了能夠將理財產品保持在表外，銀行經常將發行理財產品所得資金交由券商或基金公司管理(即“委外機構”)。截至去年6月，大約40%的理財資金投向債券市場。在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委外機構通過回購協議來為其債券投資加杠桿，以增厚收益。這些回購協議通過市場參與者之間的非正式口頭協議進行，不受監管，導致杠桿易上難下。

“在流動性突然收緊的情況下，這些杠桿投資組合的去杠桿似乎已導致去年12月中旬債券市場的拋售。隨著債券價格下跌，流動性收緊，機構被迫出售債券以應對小銀行的贖回要求，而小銀行又面臨著償還大銀行貸款的壓力。這最終導致債券價格進一步下跌，流動性通過資金鏈擠壓市場。”BIS稱。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橫跨2016年和2017年的這場金融“降杠桿”很難不引發BIS等國際機構的註意，BIS也警示了金融機構的交叉性風險。當前，監管考核將引導銀行調整資產負債結構，機構“去杠桿”已然成為大勢。

財政部首提地方“再融資債券” ，地方債借新還舊顯性化

近日，財政部公布的4月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和債務余額情況中，相比之前的月度數據，此次有明顯變化。

財政部數據顯示，4月份，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3018億元。其中，一般債券2210億元，專項債券808億元；按用途劃分，全部是置換債券或再融資債券（用於償還部分到期地方政府債券本金，下同）。

東方金誠首席分析師蘇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本次地方政府債券情況披露中首次出現“再融資債券”。以前年度披露的政府新增債券按用途均分為“置換債券”（即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非債券形式存量債務）和“新增債券”，本次是首次出現“置換債券”和“再融資債券”的用途分類。從信息披露中對“再融資債券”的定義 “用於償還部分到期地方政府債券本金”就可以看出，之所以會出現這一新提法，是因為此前年份發行的政府債券部分到了歸還本金的階段。

與前兩年不到3000億元的到期債務相比，今年及以後地方政府到期債務明顯增加，2018年到期債務約8389億元，此後幾年更是超過1萬億元。

一位財政部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再融資債券其實就是地方發新債還舊債（下稱借新還舊）。其實以前就有借新還舊，但是今年的規模會比較大。

蘇莉表示，並不能因為首提再融資債券而認為政策出現重大調整。其實此前官方文件已經允許地方借新還舊來平滑債務期限結構，避免期限錯配風險。

比如，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即國發43號文）明確，地方政府舉借的債務，只能用於公益性資本支出和適度歸還存量債務，不得用於經常性支出。

“‘新增債券’也好，‘再融資債券’也罷，都只是財政部門對於債務預算的分類管理方式，不是債券類型的重大變動，也不意味著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制度的新動向。”蘇莉說，隨著地方政府與融資平臺信用的切割完成，地方政府“置換債券”將退出清單，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再融資債券”和“新增債券”。

按照此前國務院要求，今年是置換債券的收官之年，財政部此前要求地方加快發行置換債券。截至今年4月，置換債券規模約1.34萬億元。此外，按照年初預算報告，2018年地方政府發行的新增債券規模上限為2.18萬億元。

蘇莉表示，未來滿足地方政府新增資金缺口的“新增債券”以及滿足債務本金到期額度的“再融資債券”或將成為地方政府債券用途的主要分類科目。而各自的發行量及期限則取決於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的結構及債務限額的使用情況。

財政部數據顯示，1-4月累計，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5213億元。其中，一般債券3636億元，專項債券1577億元；按用途劃分，全部是置換債券或再融資債券。截至2018年4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約16.61萬億元，控制在全國人大批準的限額（約21萬億元）之內。

馬化騰首提超級大腦，騰訊盯上AI終端市場

騰訊是一家以連接為己任的公司。

5月23日，騰訊董事會主席馬化騰在騰訊雲+未來峰會上提出建設人聯網、物聯網和智聯網三張網，分別來連接人、物和服務。

人聯網、物聯網已經耳熟能詳，智聯網則是新概念，又被馬化騰稱為“超級大腦”，“雲時代要求做好雲到端的智慧連接，騰訊希望借助超級大腦來發展智聯網。”

這也意味著，作為雲服務受益者，這家互聯網公司開始把觸角伸向終端。

“雲到端的智慧連接”涉及到AI從業人士討論許久的話題：數據、算法和算力到底是部署在雲端還是終端，即發展雲端AI還是終端（嵌入式）AI。

雲端論者認為，AI的基礎是海量數據計算，終端設備節點分散，難以部署高效的算法和算力，雲端的優勢得以顯現，雲端計算和服務能力決定了AI的發展。

物聯網的發展誕生了終端論者。深圳一家AI公司創始人曾對第一財經表示，終端是萬物互聯的基礎，只有在終端把視頻圖像等非結構化信息進行結構化處理，雲端才可能對信息進行大數據分析和整合，在人工智能時代，“無終端不AI。”

亞馬遜、阿里巴巴、騰訊等互聯網公司從傳統服務器廠商手中搶走生意，是雲服務的最大受益者。雲服務已經成了亞馬遜（一家電商公司）營收增長的主要引擎；直到2017年，阿里雲、騰訊雲收入同比上年依然翻倍，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動力。

但騰訊開站的是“連接”。馬化騰5月23日稱，雲端和邊緣（終端）並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輔相成的，未來雲端和邊緣計算將借助超級大腦形成靈活調配資源和智能的“智聯網”。

“我們過去提出AI in All，意思是讓人工智能無處不在，這里的All既是指各行各業，也包括從雲到端的各個系統，包括我之前說的‘在雲端用AI處理大數據’，超級大腦可以看作是一個讓人工智能無處不在的智能操作系統，它是智聯網的一個核心的能力。”馬化騰稱。

騰訊正在把觸角伸向終端，超級大腦正是布局終端的表現。

馬化騰舉例稱，騰訊在寧波的一個服裝小鎮幫助當地的消防部門做了一個預警系統，在小鎮各處部署了煙霧傳感器，通過窄帶的遠程網絡實時傳送數據，讓消防隊第一時間能收到預警，僅僅今年春節期間就排除了79起火災風險。

在雲端和終端連接上，騰訊也拉來了英特爾作為盟友。

英特爾爾數據中心事業部副總裁、雲計算事業部總經理Raejeanne Skillern也出現在騰訊雲+未來峰會上，介紹了一款名為“Movidius”的新產品。

Raejeanne Skillern稱，英特爾跟騰訊一起合作，把Movidius視覺處理單元放在邊緣的終端和設備當中，將這種包含人臉識別的技術應用在智慧零售或者是公共安全上。

再如能源領域。Raejeanne Skillern稱，英特爾支持騰訊提供首個能源雲解決方案，方案包含智能路由器，路由器能夠實時收集有價值的數據。

不管是馬化騰還是Raejeanne Skillern，他們舉的例子是傳統行業：安防，零售，能源。

雲服務誕生於互聯網，互聯網公司也是雲服務市場的先行者。但行業共識是，傳統行業有著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

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到期怎麽辦？民法典草案首提費用繳納問題

全國老百姓密切關註的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屆滿續期問題，在民法典中又增加了新的表述，並首次提及費用繳納問題。

27日，民法典各分編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其中物權編草案關於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續期問題，先作一個原則性規定。草案規定，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的，自動續期。續期費用的繳納或者減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跟現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 第149條相比，這一次新增的“續期費用的繳納或者減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的表述引人關註。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薛軍教授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次民法典草案，既是對此前物權法的延續，即原則性規定了屆滿自動續期的作法，同時增加了新提法，即首次提到了費用的繳納問題。

但這是否意味著將來會對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屆滿續期進行收費呢？薛軍認為，從這個新增表述，還看不出要繳費，在具體操作上，其實跟以前比沒有突破。續期之後是需要續費，還是費改稅，國家還需要制定專門的法律或者法規來明確這個問題，現在的表述，還是把問題留給將來。

薛軍認為，因為這個問題涉及所有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國家非常謹慎。未來，不排除國家考慮通過一定的房產稅，以持有稅的形式和環節來進行調節。

浙江大學法學教授王冠璽也認為，現在考慮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續期是否收費的問題，確實要十分謹慎，在高房價背景下，這對房子持有者會產生很大影響。而且也存在很多爭議，假如你從別人手中購買了一個使用年限已經四五十年的二手房，已經為高房價付出了很多，土地使用權只剩下二三十年，如何續費是個很大的問題。

王冠璽還認為，續期是否繳費這次沒有寫清楚，所以不好判斷，但確實為日後可能需要繳費開了一個口子。至於未來走向，王冠璽建議，根據居民房屋的套數、人均住房面積等條件征收房產稅，是一個合理方向，這對那些擁有多套住房、占有多余人均社會資源的投機客來說，是一個調節手段。

但王冠璽同時認為，如果考慮征收房產稅，這就涉及稅法的問題，需要另外規定，這就跟物權法修改沒什麽關系了。

2016年今年4月，溫州房屋20年土地使用權到期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註。

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發布。引人註目的是，《意見》在多處對公眾關心的土地與房屋財產問題，作了說明和安排，明確提出：研究住宅建設用地等土地使用權到期後續期的法律安排、細化規範征收征用法定權限和程序、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等。

2016年12月23日，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王廣華在國土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針對溫州當地二十年住房土地使用權到期問題，國土資源部和住建部會商後回複，可以采用“兩不一正常”的過渡性辦法處理，即不需要提出續期申請，不收取費用，正常辦理交易和登記手續，涉及“土地使用期限”，仍填寫該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原起始日期和到期日期。

此外，國土資源部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少數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到期問題的複函中指出，在尚未對住宅建設用地等土地使用權到期後續期作出法律安排前，少數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的，可按照上述過渡性辦法處理。

責編：楊小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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