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特刊）滕泰：供給側改革重新凝聚改革共識

（年終特刊）滕泰：供給側改革重新凝聚改革共識

一財網 王玉鳳 2015-12-30 20:07:00

滕泰認為，在這個時間點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不但抓住了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且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扭轉經濟頹勢的戰略性作用。

【春節特刊】想飛得更高，就把地平線忘掉

昂貴的機票，繁重的實驗計劃，讓我不得不留守在實驗室。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承載了父母，承載了家庭多少希望，我沒得選擇，只有勇敢地往前走，將來才能給父母更大的回報。

過完臘八節，春節的腳步也越來越近了。做完實驗，騎車回到寢室，我看到微信上母親又發來一條信息：過年到底回不回來？躺在床上思考許久，迫於經濟和學業的雙重壓力，我還是決定一個人留在日本。約十分鐘後，母親回複：在外要照顧好自己，一個人過年要給自己買點好吃的......家里一切都好，弟弟的婚禮也準備得差不多了，等你回來應該可以看到侄兒了。看完信息，關掉手機，一個人躺在床上，心里有一種酸澀的感覺。

童年的春節是期待中夾雜著些許無奈。小時候家里很窮，平日里幾乎沒有任何零花錢。因此，每年進入臘月，我和弟弟私下里總會一起討論期待著親戚們又會給多少壓歲錢。雖然大部分的壓歲錢在過完年後會被母親沒收，但是僅存的幾塊錢仍然夠我們開心好一陣子。

然而，我對春節的期待仍始終抵不過漫長難過的臘月。記憶中的臘月總是充斥著爭吵和打鬥。記憶中的父親一直是個樂觀開朗酷愛打麻將略帶邋遢的矮胖子。平日里沒事總喜歡玩幾把，每每輸了錢，就背著母親東借西借。一到臘月，家里隔三差五總會有陌生人來討債，多則幾千，少則幾十塊。這個時候，母親才會恍然大悟，隨之而來的是一場免不了的家庭大戰。

每次爭吵總是以父親發誓保證以後再也不會賭博而結束。然而，發誓保證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沒過幾天，春節到來，父親以應酬陪客人為理由，繼續在外賭博。那個時候的我總是不理解為什麽父親那麽愛賭博。直到考上大學後第一個春節假期，父母因為債務問題又吵起來了，我拉開父親站到一邊，父親一邊抽著煙，一邊嘆著氣說道：近年來，經濟不太景氣，越來越多的農村人選擇了去城市打工，很少在家養豬了，生意也越來越差。他的壓力很大，沒辦法掙到更多的錢去支持著大家庭的日常開支，所以就想著靠運氣賭博來撈一把。雖然是歪門邪道，但是還是想試一試。剎那間，我似乎明白了些什麽。從那以後，父親再不賭博了。

十七歲那年，高考後填報誌願，父母建議我留在省城合肥讀書，這樣離家近一點，可是我倔強地把四個誌願全部填在省外。父母最終尊重了我的意見，從此和家人在一起的時間變得越來越少。春節假期變成了聯系我和家人的紐帶。

這些年春節回家前，我總會盤算著過年回家給家人買些什麽。福建的鳳梨酥，北京的烤鴨，蘭州的幹果...... 因此，春節期間我家的果盤總是放著各式各樣的特產。每到大年初一，母 親會早早地把果盤擺滿，自豪地邀請鄰居們品嘗下兒子買的特產。我則站在一旁，給鄰居的孩子們講起了各地的風俗民情。

回首過去一年，我經歷了人生中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離開了生活二十四年的祖國，踏上了赴日留學之路。 中秋節的午後，我一個人拖著兩個行李箱，踏上了開往上海的列車。臨別時，我笑著對父母說，我屬馬，應該擁有更廣闊的草原。

在列車上，我打開隨身的背包發現了一疊嶄新的百元大鈔時，眼淚還是忍不住地掉了出來。數了數，總共一千元。那一刻，我也看到父親發來的手機短信：孩子，這是父親的一點心意，爸爸沒有能力掙很多錢，不能給你買房子。爸爸聽說你要公派出國後， 背著你媽媽攢下了這點錢，就當是給你的一點點路費吧。我知道你早已長大成人，早已不會向父母要錢了。但是你永遠是爸爸的驕傲，爸爸為你感到榮幸......看完後，我早已淚流滿面。

前些日子，父親告訴我，弟弟的婚禮定在農歷正月十一舉行。隨之父親發來了不少弟弟的結婚照。原來，弟弟早已是一個堂堂男子漢。這些年我一直在外求學，每次過年回家的短暫相聚，除了和朋友同學吃飯喝酒，也很少和弟弟坐下來靜心談談。依舊記得，每當我站在新的起點，不論是我考上大學，還是碩士錄取，繼而讀博出國深造，弟弟總是第一個給我發來祝福信息的人。今天看到弟弟即將步入幸福的婚姻殿堂，發自內心地高興。作為一起長大的親哥哥，不能親自參加弟弟的婚禮，心里難免有點遺憾。在此，哥哥送上最美麗的祝福：新婚快樂，永結同心，幸福美滿。

這個春節，對於父母，對於我的家庭，將是一個特殊的春節。因為我第一次不在家過年，加之弟弟過年又要舉辦婚禮。或許農村沈重的結婚彩禮已經讓他們四處犯難，或許因為我的缺席，年夜飯會增添一絲遺憾。然而昂貴的機票，繁重的實驗計劃，讓我不得不留守在實驗室。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承載了父母，承載了家庭多少希望，我沒得選擇，只有勇敢地往前走，將來才能給父母更大的回報。正如離開時候寫下的簽名：想要飛得高，就要把地平線忘掉。

【春節特刊】連隊也是一個家

“這麽多年才領悟到，其實部隊也就是我的另一個家”

“替我向你們家里人問好，回來記得帶好吃的。”關上車門，揮一揮手，付振彪送走了今年排里休假回家過年的兩名戰友。按今年排里的休假計劃安排，付振彪原本是兩個過年休假名額中的一個，但他主動把名額讓給了排里剛當爸爸不久的小李。

空軍某部代理排長、四級軍士長付振彪，女兒出生第15 天就到假歸了隊，等到下一次回家時，女兒都已經懂得喊“爸爸”了。付振彪說，女兒能認出他，都是靠妻子拿著自己的照片讓女兒指著喊“爸爸”。

入伍16 年，付振彪只在家里過了3 個春節，陪妻子、女兒過春節也就2 次。付振彪依然清晰記得上一次回山東老家過春節的情景，他把休假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陪6 歲的女兒嘉嘉身上，帶她去遊樂園，接送她上學放學，給她買布娃娃，買新衣服。妻子說，嘉嘉那段時間特高興，見到其他小朋友都炫耀說：“ 看，這是我爸爸給我買的新衣服和新玩偶。”對於一年就回一次家的付振彪來說，幸福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休假就要結束。臨走那一天，嘉嘉一直跟在付振彪身旁，付振彪收拾行李，她就在一旁幫著疊衣服，還往包里邊塞糖果邊說：“ 爸爸，路上肚子餓了可以吃我給你準備的糖。”付振彪說，聽到女兒這句話，心里比吃了糖還甜。

一家人把他送上火車，嘉嘉揮揮手說：“爸爸，你走吧，我知道。”從6 歲的女兒口中說出這樣的話語，讓付振彪心里很不是滋味。火車緩緩開動，他透過車窗回頭看到女兒雙手擦著眼淚哇哇大哭，那刻他的眼淚終於禁不住流了下來。他把家人對他的愛帶到了兩千多公里外的軍營里，一張全家福就是他心窩里最暖的那個家。

小李的情況一如當年剛當爸爸的自己，也是孩子出生不久就遇到過年。作為代理排長，也是全排最老的同誌，付振彪知道小李的家人更需要他過年回家。回到宿舍，他拿起手機給妻子撥通了電話：“今年過年我不回去了。”“嗯，沒事。”電話兩邊沈默了一會，互相寒暄了幾句便掛了電話。付振彪接著撥通父親的電話：“爸，今年不能回去陪你過年了。”“懂，你安心工作。”老父親的回話，十幾年了都沒變，父子倆心里早就有了默契。老父親也是一名老兵，非常喜歡《說句心里話》這首歌，他常常拿歌詞教導付振彪說，“ 你不站崗，我不站崗，誰來保衛祖國？誰來保衛家？”這就是軍人的奉獻和價值。家人的理解支持成了付振彪紮根基層的最大動力。

2000年，付振彪來到部隊第一次過春節，除夕夜幹部都要替戰士站崗，連隊俱樂部里大家邊開茶話會邊看春晚，還是義務兵的他清楚地記得指導員在茶話會前對大家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們來自五湖四海，我們在地方有個家，來到部隊後，連隊是我們的家，每一個班排也都是一個家。在這里，我們就是一家人。”這是付振彪第一次對“家”這個字有了新的概念。

班長耐心細致地手把手幫教，讓付振彪從對專業技術一無所知的新兵成長為一名技術過硬的發射班班長；戰友們的互幫互助，讓他感受到了兄弟間的真誠關懷；組織的培養和信賴，讓他從普通一兵成長為一名合格班長，而如今還成長為一名代理排長。

作為一名士官被任命為代理排長，他要面臨各種挑戰：剛換新裝備，排里的人員能力素質差距還很大，但任務卻擺上了日程：一個月後，戰備值班考核，兩個月後，任務前突訓及考核，三個月後赴西北執行實彈演習任務。

多硬的骨頭都得啃下。他帶著排里的人，白天練操作、練協同，晚上學理論、背參數。

付振彪回憶起突訓的畫面說，烈日下訓練，強烈的紫外線把皮膚曬得黝黑，許多人曬脫了一層又一層皮。付振彪說，那段時間白天溫度基本都在30℃以上，每一次操作下來都是大汗淋漓，汗水打濕的迷彩服一天下來能晾出一層薄薄的鹽漬，濕熱的天氣加上高強度的訓練，很多人和他一樣磨了襠。為了不落下訓練進度，減少摩擦的疼痛，排里有的人還偷偷買了幾包衛生巾，包住褲襠處。三個月的突訓，他和排里許多人都練瘦了一圈。

去年10 月，西北戈壁深處，伴著一聲聲轟鳴，一枚枚利劍騰空而起，一道道優美的弧線，穿過雲霄，直刺天狼，演習成功！環顧四周，官兵手舞足蹈地擁抱在一塊歡慶這勝利的時刻。一向嚴肅的付振彪露出了難得的笑容，這是180 多個日日夜夜辛勤付出的收獲。他收獲了戰友的一致肯定，他收獲了“優秀士兵”的榮譽。

今年春節，付振彪還要堅守崗位，和戰友一塊擔負戰備值班。“這麽多年才領悟到，其實部隊也就是我的另一個家。”

（本文由空軍某部政治宣傳科幹事陳文鋒整理）

【春節特刊】我明白父親為什麽趕我走

其實我不經常想起那個大冬天我光著腳走出家門的畫面，盡管當時我是那樣近乎絕望地哭喊著，盡管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母親想要一死了之的決定。

回家，對於多數人而言，是一個溫暖的詞匯。但對我來說，它是一個敏感詞。我不願談起我的家庭，就像奔跑離去的人不願回頭一樣。

作為一個年僅24歲的學生，我離家在外的時間卻足足有八年了。八年來，我輾轉於各個城市，求學，打工，探親，用過的火車票攢了整整一盒。前三年，每年寒暑假回兩次家。上了大學，變為一年一次，而自從兩年前我被父親呵斥著趕出家門之後，便再也沒有回過了。

2014年那個除夕夜里，我拖著沈重的行李箱，背著沈重的吉他，一個人坐上火車，去往一個陌生的城市，見我那剛生完小孩的姐姐。

時間回到1992年8月某日，故事從父母忘記我生日的這一天開始。

我出生於一個多災多難的普通農村家庭，我的父母在第三胎時終於迎來了一個兒子，喜不自勝之下情不自禁，然後一次意外讓我不期而至，成為這個貧寒家庭的第四個孩子，同時帶來的還有巨額的罰款和養育成本。

父親在我滿月之後，將我送給了鄰縣的一個煤老板，直到驚動了遠在湖南的外婆，老人家唇幹口燥地勸阻，才把我要了回去。與“富二代”身份擦肩而過的我，自此開始了坎坷曲折的寒門子弟奮鬥史。

在我從小的印象中，我的家庭總是充斥著大大小小無數次的爭吵和無休止的怨懟，輟學、出走、失蹤、反目、離婚、自殺……那個矮矮的老房子從外面看上去毫不起眼，門一關，誰會知道里面發生了多少對我來說撕心裂肺的事情。

如果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我的家庭應該是最複雜的樣本，以至於我至今無法解釋它是如何一步步衰敗至此的。時至今日，一家六口分散各地，各自過著並不圓滿的生活，彼此之間很少聯系，一年也見不到幾次，哪怕只相隔一兩個小時的路程。自從八年前大姐隨著寒酸的嫁妝出嫁後，我們家就再也沒有完整地聚過一次，過年回家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少。

他們就像破繭之蝶般，一個個逃離農村，逃離這個千瘡百孔的家，逃離暴躁專制、不可理喻的父親。最後只剩下我陪伴父親時，他已經厭倦了被離棄的感覺，於是他親自把我趕走，還叫我跟他們一樣，永遠不要再回來。當時我沈溺於悲傷，並未能明白，也許父親不是不需要我，而是太需要一個完整的家。

其實我不經常想起那個大冬天我光著腳走出家門的畫面，盡管當時我是那樣近乎絕望地哭喊著，盡管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母親想要一死了之的決定。

母親不喝農藥的時候，都在認真地活著，活得比誰都用力。她努力工作，生活節儉，即使一個人住在不足20平米的廉價房里，她依然可以把日子過得看起來很體面。離開曾經依靠的男人，她一樣可以自力更生，甚至獨力承擔起了幾個孩子的各種費用。

她和父親背著我們偷偷去辦了離婚證，卻沒有藏好，被我無意中翻出來，同時翻出的還有一張陳舊的結婚證。這兩個看起來差不多的紅本子，就這樣粗暴地概括了父母從青春到蒼老的近三十年婚姻歲月。我驚訝於自己的平靜，然後默默放回去，只字不提。

離了婚之後，每年過年母親的去處都是讓我們最頭疼的事情。她現在已經辭去工作，專職幫二姐帶小孩，但二姐要隨姐夫回婆家過年，又不忍丟下母親一個人，便試探著問要不要幫她買回湖南的票，母親只應了句：先不著急吧。要是擱在幾年前，母親肯定會一口答應，因為連我都看得出來，她無時無刻不想著回去，回到那個承載了她許多童年美好回憶的家鄉。但拖家帶口的，她不敢亂花錢。

2013年，大舅媽六十大壽，我陪母親回去了一趟，感受到多年人事變遷的尷尬與隔閡。鄉音已改，歸人如過客。打那以後，母親再也沒提過回湖南的事。外婆還在世時，她遲遲未能回去看看；外婆一走，便也帶走了她最後一個可以回去的家。

很多在外闖蕩的年輕人無所畏懼，是因為他們知道，不管自己走多遠，身後都有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但現實中並不是每一個遊子都有一個回味無窮的故鄉，不是每一片落葉都能如願歸根，不是每一所房子都溫暖堅固足以抵禦風雨侵襲。

2012年回家，發現老家的房子出現了裂縫，而隔壁鄰居的房子已經倒塌了，我開始憂心忡忡起來，鼓起勇氣跟父親商量：要不，出去租房住吧！父親把眼一橫：嫌錢多啊？——可這屋不能住人了呀。父親沈默良久，語氣難得溫和地說：我就等著你們哪一天回來給我蓋新屋。我無言以對。

這些年每到春節前，總是有不同的人來問我，為什麽不回家。我縱能找到一萬個借口敷衍過去，內心也無法逃避這個問題。我曾以那樣慘烈的方式離開，又如何再若無其事地回去？我還未找到與過去握手言和的方法，回去又能改變什麽？

我只能加倍努力。

也許哪一天我足夠強大了，擁有了可以幸福的能力，我就會回去，拾起曾經斷落的瓦片，重新造一所房子，撐起這個飽經滄桑的家庭。我知道這一天終會來臨，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候，我也從未懷疑過。

今年母親在惠州，大姐在佛山，二姐在汕頭，三哥在廣州，父親依舊留守老家興寧。我不知道春節要去哪兒，他們也沒問我，過年不討論回家問題，已經成了我們之間一個心照不宣的默契。我決定留在學校寫畢業論文，飯堂夥食倒是挺養人的，特別照顧留校學生。

只是，外面的飯再香肉再好吃，我也懷念多年以前的冬夜與家人分食的一口釀酒。那時候一桌熱菜，六雙碗筷，家人圍坐，燈火可親。

【春節特刊】沒有票，慶幸沒有票

雖然在我內心里那些問題並沒有答案，雖然我認為很多提問者或許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但我還是願意在人海中起伏，敲過各式的門，獲得種種的經歷，最終找到一個出口。

整整一夜，我陪著學長學姐喝完了哭，哭完了又喝，喝完了又笑，笑完再哭。他們叫囂著來北京五年的那一瞬間，我仿佛看到了五年後的自己。我們就這樣不斷地遭受理想和現實的雙面煎烤，以求能在北京完成自己的“夢想”。

每次這個時候我總會回想自己恍惚而過的大學生活，而時間車輪風急火燎地走在前面，還來不及眨眼，我就已經畢業了，成了“北漂”中的一員。

打開手機訂票APP，只見回家的火車票連站票也是“無票”。也許是天氣太冷的緣故，我在清晨的寒風中倒吸了一口涼氣。看著和股票成反比的機票價格，我不得不關掉了手機訂票頁面。

今年是我第一次不回家過春節。以前每次回老家過春節，總是行色匆匆。一些朋友沒來得及見，一些事情來不及做，就已開始返程。以往，來回四天，耗去春節一半的假期。這一次，慶幸沒有票。

不敢想象，頭一回身在他鄉的我，應該如何度過那個以往我並不在乎的跨年夜。每年春晚節目上，不回家過年的社會各層都會上去說幾句，沒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也變成了電視里的那些人。

“你究竟想過什麽樣的生活？”“你到底想去哪個城市？”“你一個妹子天南地北的去那麽遠，你父母怎麽辦？”“你薪水這麽少在北京怎麽混？”不記得這是第幾個人這樣問我，而我也一直在重複那些回答。

雖然在我內心里那些問題並沒有答案，雖然我認為很多提問者或許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但我還是願意在人海中起伏，敲過各式的門，獲得種種的經歷，最終找到一個出口。

暖氣、兒化音、煎餅果子、永遠擠不上去的一號線，這大概是我對整個北京的印象。好多次下班時天色已黑，只看得清眼下的路。明明還只是傍晚六七點，我卻如同清晨上班一樣，以為世界很快就會清晰起來。

一到冬天，北京進入我以為的最糟糕的季節。下午回家路上，堵了整整六個小時之後，收到媽媽寄來的冷吃兔，我沒有嚎啕大哭，只是不住地流淚。大家都說學會了孤獨就是長大了，我卻不斷地想要避免羅格斯主義式的魔障：沈默、緩慢、獨處。然而，我又矛盾地背離了朋友和家人還有喜歡的人，一個人來了這里，嘗試著適應我從心底就排斥的孤獨感。我知道，我是害怕孤獨和變老的。恰恰這樣偌大的城市埋沒的，就是每一個異鄉人的青春和孤獨。

晚上媽媽打電話說：“香腸和臘肉都在家掛著呢，就等著你回來過年了。”我知道在父母眼中沒有春節，我的歸家日期才是節日。每一次放假回家，媽媽總會提前買好菜，鋪好床，桌子上、冰箱里塞滿了我愛吃的東西，就像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家一樣。我說喜歡吃排骨，接下來好幾天飯桌上一定餐餐都有排骨。飯桌上動不動就是七八個菜，那陣仗就像我在別處鬧了饑荒回來一樣。後來，我也就不敢輕易說自己想吃什麽，我知道一旦說了，媽媽就會一直做這些菜，反複地做，直到我吃到“吐”。這個時候她會手足無措地沒了主意，問我下一頓想吃什麽。我不敢去想沒有我在家的時候，他們的飯桌有多麽的簡單。這些理由無端地促使我第二天去火車站白白排了一天的隊。

“不回來啊？那我讓你爸把香腸和臘肉給你寄過來……”嘈雜的環境把媽媽的聲音埋在了電話那端。我知道，他們一定又是舍不得吃一口就馬上全部給我寄過來。伴隨著我的長大，他們表達愛我的方式好像就只剩下了吃。無論我現在還愛不愛吃排骨，在他們的記憶里，我就是愛吃排骨的。就像他們從我發的朋友圈照片保存下來的手機屏幕一樣，這是他們覺得跟我就近的生活走得最近的方式。

“別寄了，過年快遞都不送！”我在電話這頭放大了音量。售票廳里，票販子穿梭在購票的人群中。因為十幾塊錢，票販子和買票的人爭得面紅耳赤，在售票廳的角落里，蜷縮著幾個流浪者。

還是沒有買到票。

我終歸還是迎來了北方的冬天，第一次度過雪季的我知道過了年，後海的冰就要開始融化了。轉眼又是一年，五味陳雜的心緒不斷告知我，這段路途我還需繼續走下去。

【周年特刊】金融護航供給側改革

2015年以來，雖然我國經濟整體仍能保持著中高速的發展，但主要經濟指標之間出現了背離，傳統的經濟增長引擎驅動力不斷下降，單純刺激需求已經不能有效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和轉型升級。

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供給側改革是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產業競爭力來“提質增效”，從供給端激發經濟增長的動力。

作為供給側改革的一部分，破除金融抑制、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正處於複雜而關鍵的階段。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實現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而金融是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是經濟體內配置資源和傳遞價格信號的血液。如果金融供給側改革不能到位，血管不能疏通，那麽整個供給側改革就難以落到實處。

目前，中國經濟處於新常態的“三期疊加”階段，由於前期穩增長過分依靠總需求管理，依賴貨幣刺激，延緩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而繼續依靠投資拉動，推高了全社會杠桿率，加劇了當前產能過剩壓力和通貨緊縮威脅。甚至因為金融交易的暴利，進一步對實體經濟的資金供給產生擠出效應。

一方面，實體經濟面臨融資難融資貴，另一方面大量資金在各金融市場間迅速流動，形成金融體系內部循環的“空轉”，導致了缺乏實體經濟支持的資產價格暴漲暴跌。

從國際看，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世界經濟衰退以來，主要經濟體普遍采取了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非常規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全球寬流動性、低利率、高風險偏好，經濟與金融進一步背離。

2015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做出了兩個基本判斷，即全球金融風險與危機前相比不是在降低而是在積聚，同時全球金融風險在轉移，即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轉移、從銀行體系向影子銀行轉移、從償付風險向流動性風險轉移。

“十三五”規劃《綱要》對於金融體制改革作出如下表述：“完善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貨幣政策機制，深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健全現代金融體系，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和支持經濟轉型的能力，有效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濤指出，金融體制改革在整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需要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體制改革需要通過豐富金融機構體系、健全金融市場體系、完善金融治理體系，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從而進一步增加和完善金融供給，提高金融服務質量和供給的效率，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宏觀調控和金融治理

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主要是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維護金融平穩有序運行。健全的宏觀調控體系有助於引導市場行為和社會預期，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對於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十三五”規劃《綱要》首先提出要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構建貨幣政策與審慎管理相協調的金融管理體制。

今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解讀金融體制改革時表示，中央銀行過去比較強調對價格總水平的調控，很多央行還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但僅做到這點還不夠，有些情況下通貨膨脹水平不高，但經濟體系還可能出現其他的金融風險，甚至是危機，所以首先強調要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框架的建立。

2016年初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指出，2015年的股市異動充分反映了我國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備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場體系、不適應的監管體制等。這也是“十三五”規劃提出改革金融監管體制的一個重要背景。

因此，完善金融治理不拘於金融監管的範疇，還包含了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和金融標準及規則制定等，是國家現代治理能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內容包括，要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強統籌協調，建立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有效運用和發展金融風險管理工具，健全監測預警、壓力測試、評估處置和市場穩定機制，防止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消除價格扭曲，尤其是利率和匯率的扭曲。金融體制改革的一項主要任務是讓市場在人民幣利率形成和變動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進一步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這一方面要培育中央銀行政策利率體系，另一方面要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周小川指出，中國的利率市場化雖然已經基本上完成，利率管制已經取消，但利率改革後續還有很多任務，中央銀行對利率的指導還要健全傳導機制，利率形成機制也還處在市場不斷磨合、逐漸完善的過程。

對於中國匯率改革的目標，周小川強調，中國要實現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對於諸如企業過度地借外債和過度地貨幣錯配等宏觀審慎方面的問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需要通過宏觀審慎措施來進行管理。從全球資本流動的形勢看，對於超短期、投機性的資本流動也要一定的管理。

有效增強金融供給

在中微觀層面，金融範疇的供給側改革首先包括豐富金融機構體系。

雖然我國金融機構類型和數量不少，但金融服務供給總體不足，金融抑制現象突出，特別是基層金融服務還不能滿足三農和小微企業的需求。同時，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在商業性和公益性業務之間還存在金融服務的空白。

為此，需要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機構體系，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發展普惠金融和多業態中小微金融組織。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擴大銀行、保險、證券、養老等市場準入。推動民間融資陽光化，規範小額貸款、融資擔保機構等發展。順應信息技術發展趨勢，支持並規範第三方支付、眾籌和P2P借貸平臺等互聯網金融業態發展。健全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機構體系。

其次，金融供給側改革的要義還應落腳於健全金融市場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一方面銀行體系大量流動性用不出去，另一方面市場上卻普遍存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其癥結之一在於，國內金融市場體系結構較為單一，過度依靠低風險偏好的、順周期的銀行體系配置金融資源，難以實現儲蓄向投資的有效轉化。

為此，要積極培育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創造條件實施股票發行註冊制，發展多層次股權融資市場，深化創業板、新三板改革，規範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建立健全轉板機制和退出機制。

針對債券市場，需要完善發行註冊制和債券市場基礎設施，加快債券市場互聯互通。開發符合創新需求的金融服務，穩妥推進債券產品創新，推進高收益債券及股債相結合的融資方式，大力發展融資租賃服務。

此外，金融供給側改革還需要破除體制機制約束，推動同業拆借、回購、票據、外匯、黃金等市場發展，積極穩妥推進期貨等衍生品市場創新，加快發展保險再保險市場，探索建立保險資產交易機制。

監管方面，則要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完善退市制度，打擊市場操縱和內部交易，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建立與國際金融市場相適應的會計準則、監管規則和法律規章，提升金融市場國際化水平。

周小川認為，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金融業和實體經濟之間存在雙贏局面、零和博弈、雙輸局面三種可能。對於中國而言，如果金融業不能夠更好地發展，提供更普遍的金融服務，同時提供更加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那麽實體經濟就會受到限制。

【12周年特刊】專訪滕泰：供給側改革已進入第二階段

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十八屆六中全會閉幕後，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項任務，抓緊完成年度重點改革任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去年11月推出，這一年來取得了哪些成效?改革還面臨著哪些困難?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下一步改革如何推進?第一財經記者就此專訪了經濟學家、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滕泰曾於2015年11月應邀參加了李克強總理召開的國務院經濟形勢座談會，並做題為《從供給側改革，全面降低企業成本，開啟經濟新周期》的匯報。

第一財經：你認為這一年來各界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發生了哪些變化?

滕泰：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供給結構老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抓住了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國家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和國際形勢做出的戰略性選擇和主動選擇。

從中央到地方、從學界到業界，這一年來供給側改革受到了高度關註，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進，目前已經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首先，供給側改革的理論體系和指導思想越來越完善，從去年11月份提出概念和五大任務，到後來強調新老動能轉換、新動能培育，提法越來越科學。

第二，各地政府從霧里看花到躬行探索，因地制宜提出了很多具體方案，各地去產能、去庫存等卓有成效。

第三，各部委逐步制定方案，財政部、發改委、央行出臺了各種文件和措施落實五大任務，像是降成本、降杠桿都有著非常詳細的辦法，土地價格、勞動用工成本等領域的措施還有更大空間。

第四，學術界從一哄而上炒概念，到如今已經統一到中央和國務院的認識和指導思想上,明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是新計劃經濟、不是新自由主義,也不能同擴大總需求對立起來。

第一財經：你如何看待去產能和培育新動能之間的關系?

滕泰：去產能和培育新供給、新動能是同向並肩而行的兩條河流,只有兩條河流合二為一的一天,才意味著供給側改革真正見到了一定成效。僅僅把過剩產能或者老化產能的企業關了或停產、限產,還不能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只有當過剩產業的生產要素,比如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管理轉移到新供給、新動能領域中,才是真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些以“破壞性創造”為特征的新技術、新模式等新供給形態, 雖然會成倍創造有效需求、增加經濟發展的動能,但也會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影響部分群體既得利益。例如，優步、滴滴打車等商業模式創新，創造了新供給，滿足了新需求，緩解了多年以來的大城市打車難問題，但這也對傳統的出租車公司和司機造成沖擊。

在供給側改革過程當中,隨著新舊動能的轉換,“新供給”不可避免會對“老供給”產生一定的沖擊,從而有可能引發相關群體的反彈。對此,中央政府一方面要鼓勵地方政府調動各種資源，積極化解社會矛盾,另一方面建議視情況給予一定的“改革考核寬度”。

第一財經：從各地調研的情況來看，地方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存在著哪些問題?

滕泰：我們到各地調研，發現大部分地方以“三去一降一補”破題，逐步開始重視培育新供給、新動能。地方政府能夠結合當地實際制定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形勢總體上很好，也存在部分技術上的設計問題。

各地市在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方面還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例如某些省份在涉及工業、農業、服務業等具體產業政策中,規劃過細,有的具體到細分行業的發展目標,有的甚至細化到具體的產品發展規劃。

高稅收、高融資成本、行政管制過多等供給約束,都是行政手段對經濟長期幹預形成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之一,就是放松並解除這些供給約束,用改革的辦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各地方都比較註意合理運用行政手段,但也有部分省份的供給側改革方案中包含較多行政幹預措施,有可能形成新的供給約束。

還有個別省市,在制定本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案時,順便出臺了一些帶有地方保護色彩的政策。例如西南某省的一項政策規定,要制定優質產品目錄,安排數億元財政資金鼓勵省內主要用戶擴大利用本省產品,鼓勵引導就地就近采購應用本省電子信息、汽車等產品,對使用本省優質產品達到一定量的單位給予獎勵。

第一財經：哪些關鍵領域的改革要繼續推進?

滕泰：在一些涉及土地、資本和勞動要素市場的深化改革方面,市場正期待著真正的突破;在老百姓關心、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最突出的民生領域，還需要真正地攻堅克難,盡快拿出有效的方案。

以醫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例，不論是魏則西事件還是廣東傷醫案,僅僅是醫療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一個側面,任何微小事件都可能迅速引發全社會的不滿。所以這種情況下要盡快展開醫療供給側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竹籃打水;也不能搞形式主義,換湯不換藥;更不能把什麽問題都推到機制上或者所謂的世界性難題上,畏難推諉、無所作為。醫療供給側改革應短期治標,增加醫療有效供給;中期疏通經絡,改善供給結構和質量;長期治本,提高醫生公信力,建立醫護人員的培養機制。

在教育、金融、土地、能源、交通運輸等領域也是一樣，不是這些行業和部門的人不專業、不懂，而是他們太專業，懂得太多了。所以這些行業不是沒有辦法改，也不是不能改，而是真正懂的人不想改、想改的人又不讓你懂。所以有些改革，比如地方供給側改革，必須放手發動基層，探索出成功案例，然後由政府引導推廣;而專業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則必須發動獨立智庫參與。中國正在興起的一批新型民間智庫，在經濟上、思想上獨立，以建設性、可操作性為研究原則，不以賺取課題收入或獲得領導批示為目標，也許可以在下一步供給側改革中發揮積極作用。

第一財經：你認為衡量改革成效的標準是什麽?

滕泰：衡量供給側改革成效的標準應該是解放生產力。從短期成效來看,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轉型的力度。轉型需要依靠完善的要素市場和強大的社會保障, 推動生產要素從供給過剩、供給老化的行業向新供給形成、新供給擴張的產業轉移。二是放手的效果。通過簡政放權,市場主體的成本降低了多少?通過放管結合,民間投資的活力增加了嗎?通過優化服務,創新創業的環境改善了嗎?總體而言就是新供給新動力湧現的障礙和約束減少了沒有。三是改革的深度。通過深化改革,提高要素供給效率,全面降低要素供給成本, 讓人口與勞動、土地與資源、金融與資本、技術與創新、制度與管理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湧流。

【12周年特刊】供給側改革這一年：新動能加速孕育

2015年11月，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重點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後，正式拉開大幕。一年來，五大任務逐步落實，初見成效，新動能加速孕育，到今年三季度，經濟階段性觸底的特征漸趨明顯。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醫療、教育等關鍵領域的改革還需持續推進，才能推動中國經濟的體制、結構深層次變革。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認為，我國經濟仍面臨嚴重的“供給約束”與“供給抑制”，他表示需要推出實質性的供給端改革創新舉措，主要包括五個方面：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優化實施人力資本戰略;積極審慎推動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流轉制度;全面實施金融改革，積極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實體經濟;切實通過改革，為企業經營創業活動“松綁”、“減負”，激發微觀經濟活力;大力實施教育改革和創新驅動戰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設創新型國家。

供給側改革初見成效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供給側改革自去年11月提出，這一年來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方面取得了諸多成效，為“十三五”打造了良好的開端。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10月中旬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是實實在在的，而且超出預期。一些落後產能退出後，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積極變化，再加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因素，工業領域價格回升，工業企業利潤好轉，發展信心也在增強。

數據顯示，去產能方面，截至9月底，鋼鐵、煤炭兩個行業退出產能均完成年度任務的80%以上;去庫存方面，商品房待售面積自3月份以來連續7個月減少;去杠桿方面，8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56.4%，比上年同期下降0.6個百分點;降成本方面，前8個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成本同比下降0.26元，相對應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同比提高0.28個百分點;補短板方面，1~9月份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水利管理業、農林牧漁業投資同比分別增長43.4%、20.5%和20.1%，分別快於全部投資35.2、12.3和11.9個百分點。

發改委副秘書長許昆林10月25日在北京透露，按照目前的工作進度，2016年中國鋼鐵、煤炭過剩產能退出任務有望提前完成。截至9月底，鋼鐵、煤炭兩個行業退出產能均已完成全年目標任務量的80%以上，部分地區和中央企業已經提前完成全年任務。

新動能加速孕育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6月夏季達沃斯開幕式致辭中表示，“新動能呈快速增長態勢，盡管目前在規模上還難以和傳統的動能等量齊觀，但它在保障就業、增加收入、促進轉型升級方面，乃至在推動發展方面，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假以時日，異軍突起的新動能必將撐起未來中國經濟的新天地。”

前三季度，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10.6%和9.1%，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6和3.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52.8%，同比提高1.6個百分點，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1%，同比提高了13.3個百分點。投資結構也不斷優化，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投資加快，高耗能投資下降。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經濟已經初步穩住，穩中提質一方面是指企業利潤上升，企業效益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是新動能、新經濟成效初顯，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新業態對經濟拉動作用明顯。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此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創新戰略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形勢下，新經濟在迅速成長。戰略新興產業、高技術制造業、新產品、新興服務業等新經濟都在快速成長，這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傳統經濟下滑的影響。

許憲春認為，新經濟對未來我國經濟發展必然產生更加重要的推動作用。目前新經濟體量還比較小，還不能完全抵消傳統經濟下滑的影響。一旦新經濟體量大到可以抵消傳統經濟下行的影響，那麽中國經濟可能就穩住了。

經濟階段性觸底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得益於供給側改革的有序推進，中國經濟階段性觸底的特征已經很明顯，但困難仍不小，下一步要紮實推進改革。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近日撰文表示，我國經濟增長已非常接近底部，正處在壓力和困難較大，同時已看到轉型成功曙光的時候。這里所說的觸底，不是V型或U型反轉，而是增長速度不會繼續下降，進入L型的下邊，進入一個速度適當、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中國經濟增長的底部現已初步建立起來，這個底部首先基於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結構變動的潛力很大。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基本面沒有變，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正在持續推進。從中國經濟的基本面、發展潛力、發展態勢、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來看，中國經濟具備保持平穩增長的條件。

張立群認為，前三季度的GDP增速數據表明中國經濟觸底的特點已經表現出來。最近幾年穩增長政策的經濟效果逐步顯現，“長短結合”的模式更註重政策可持續性，既利當前，更重長遠。目前就業形勢、居民收入、消費都保持總體穩定，這對經濟增長的托底作用已經非常明顯。穩增長政策對促進消費、拉動基礎設施投資、振興房地產市場的積極作用也已逐步顯現，這都會成為對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支撐。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國企改革的關鍵在於三個方面：一是市場化方向;二是政企分開，即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這也是國企改革的核心;三是增強企業活力，使群眾富有改革積極性。

要素市場改革需推進

劉世錦認為，不要泛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要素市場改革上要有實質性推進。

在9月11日舉行的“躬行與攻堅：供給側改革下一步怎麽辦”圓桌會上，4位學者也紛紛就此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王忠民認為，社會保障領域存在一定問題，擡高了要素成本，抑制了要素流動。例如，社會保險轉異地，勞動者社會統籌賬戶的資金拿不走，只有個人賬戶可以拿走，影響了勞動要素回歸市場，同時也讓企業不能正常破產，進一步影響了土地、資本等其他要素的市場化，導致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補短板都沒有辦法解決。

王忠民建議，把所有歸於社會統籌的個人繳納費用，歸於個人工資名下，然後從職工工資中收取相應的部分，根據用途放入另一套體系當中運作。這種方式解決了三大問題：一是社保繳費所形成的資金要素永遠跟著勞動力要素自身走，而不是跟著企業走，解決了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要素的解放和流動;二是解決了稅收端的問題，任何一項對社會有用的東西， 征什麽稅、用在哪個方面，能夠一一對應;三是能夠通過稅收優惠對資金要素流量進行調節。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表示，要逐步開放土地市場，推進結構改革。同時要防止幾種傾向：一是防止以開放土地市場為名，政府和開發商聯手推動征地拆遷，低價拿地，政府必須要保持嚴格的中立。二是防止一哄而上，助長房地產泡沫，特別是貨幣政策要嚴格保持中性。三是防止集體所有權的虛置，農民利益得不到保護。土地交易中需要建立有監管的公開交易平臺，所有交易在平臺上進行，而且要加強監管。四是要防止土地無序開發，防止破壞耕地保護和國土規劃現象。

南方科技大學籌備辦副主任韓蔚強調，教育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是，政府、學校和社會的關系要得到充分調整，政府作為政策的供給者要有充分的改變，要完善教育政策供給，而且是為自上而下的改革提供整體配套。大學下一步的發展是推進公立大學法人化，日本和新加坡都提供了很好的經驗。

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副會長張陽認為，醫療供給側改革就應從處理“僵屍”醫院著手，把“僵屍”醫院變成有活力、有效率的醫院。一些被邊緣化的國有醫院，毫無運營、盈虧失衡、技術一般，難獲患者認可，基本都淪為“僵屍”醫院。要把1400家“僵屍”醫院剝離出來，把人員剝離出來推向社會，改革為股份制，讓它能夠自己養活自己，去減輕央企負擔做主業。鼓勵社會辦醫不僅是鼓勵投資，先把原來不行的醫院整理好，對當地的其他醫院有很好的促進作用。

【12周年特刊】全球跳著一支芭蕾叫《黑天鵝湖》

智慧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一個時代行將終結，落霞中齊飛的還有無數的黑天鵝。

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經濟進入2008~2012年的經濟衰退，此後淪為長期低(負)利率與低增長。經濟周期似乎失靈，全球經濟無法回到衰退前的增長水平，對以往正常的偏離，變成了正常。PIMCO首席經濟學家埃里安首次提出“新常態”。

2014年，中國也宣布經濟進入新常態——金融危機後強力的刺激效果漸漸消失，後遺癥開始顯現，而經濟增長從多年來平均雙位數左右，一路下降到低於7%，至今仍然在探底。中國經濟也無法回到以往的增長水平，依靠更高的杠桿率，實現資產泡沫下的保增長。中國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試圖通過G20推向全球。

2016年6月，英國全民公投，脫離歐盟。尚未擺脫金融危機和難民危機的歐盟，面臨解體的危險。歐盟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後到冷戰後整整60年時間，人們認為它不僅是歐洲的現狀，也是歐洲的未來。現在，歐洲的新常態開始出現了，那就是一個一體化進程受阻倒退、急於重新找回自身存在理由的歐盟。

2016年11月，美國選出了地產商特朗普當總統，他從未有過從政經驗，以民粹主義挑戰美國“政治正確”，以“粗鄙”的常識顛覆美國東部常春藤名校、媒體精英、科技新貴為代表的“建制派”。盎格魯-撒克遜人，從工業革命和殖民地時代締造了一個持續兩個多世紀的全球化進程，英國和美國第一次同時止步。

上世紀70年代末的市場化改革，80年代末的冷戰結束和全球化浪潮開始席卷，90年代的互聯網革命，21世紀開始10年中國崛起為全球貿易超級大國，2010年代經濟自由主義和全球化開始在全球範圍遇阻。一個席卷全球、持續40年的浪潮在退潮。

幾乎兩代人生活在一種熟悉的歷史方向上，現在，《歷史的終結》終結了。2017年，更多大國將進行領導層的重組，我們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麽黑天鵝事件，不知道它們是將在歷史的新方向上啟航逐流，還是在不確定中影響歷史的新方向。

我們在面對一個未知的世界，無法回到過去，唯有橫越未知。

(作者系上海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周年特刊】老齡化背後的機會：挖潛銀色經濟

中國正在不可逆轉地沖進老齡化的快車道。對於未富先老的中國，老齡化絕對是個巨大的挑戰。而在硬幣的另一面，是與老齡化相伴的銀色經濟，潛力巨大，等待挖掘。中國能否積極主動地面對現實，努力收割老齡化過程中蘊含的第二次人口紅利，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健康發展。

危機背後的機會

和其他國家經歷的老齡化相比，中國式老齡化有其自身特點，包括未富先老、老人規模大、老化速度快、家庭規模小因而養老功能弱、老人整體健康程度差、養老保障體系待完善等。這些現狀之嚴峻使得很多人對老齡化存有憂慮。

老齡化的確正在對中國經濟產生越來越深刻的影響。從發達國家發展歷程看，老年撫養比超過17.5%後，每升高1個百分點，人均GDP就會下降0.2個百分點。而中國2015年的老年人總量為2.2億，16到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9.1億，老年撫養比已經達到24.3%。

老齡產業和服務業是銀色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老齡化趨勢已經無法逆轉的背景下，冷靜面對挑戰，尋找解決之道，是理性的選擇。危機背後是發展和提升的機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認為，人口老齡化既是一個擺在面前的挑戰，也是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能和新的增長來源的一個突破口。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王豐與夏威夷大學教授安德魯·梅森2006年合作的論文《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人口因素》中提到，當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之後，人口老齡化有可能加速資本積累，從而加劇經濟的資本密集度，進而提高勞動者人均產出，實現第二次人口紅利。

王豐認為，老年人的積蓄數額巨大，實現第二個人口紅利，就要把因人口老齡化積累起來的資金變為能夠提高生產率的資本，這牽涉到一系列金融市場和體系的改革。人口老齡化如果沒有加速資本積累，而是加速財富轉移，比如財富以家庭資助或者政府公共養老金的方式轉移到老人，就無法實現第二次人口紅利。

他同時提醒，現收現付的養老金體制最容易實現贍養當前退休人員的短期目標，但這種策略會使中國錯過取得第二個人口紅利的機會。

跟第一次人口紅利一樣，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存在表明在老齡化的人口結構中蘊藏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機會。然而機會不等於現實，只有努力通過各種資源配置和制度改革將積蓄轉化為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資本，才能將第二次人口紅利收割到籃子里，否則，所謂的第二次人口紅利只是一個畫餅。

銀色經濟起航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燕綏用另一個名詞——銀色經濟來指代老齡化中蘊含的發展潛力。她認為，銀色經濟就是基於健康長壽和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和約束條件來組織、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活動及供求關系的總稱。

楊燕綏特意區分銀色經濟與銀發經濟概念的不同。

“銀發經濟偏重於頭發白了之後怎麽被服務，還有局限性。銀色經濟主要是說，在人的壽命延長之後，通過全生命周期的關註和經營，註重技術進步和人民進步的並重。這個階段社會的主題就是健康長壽。”楊燕綏說。

老齡產業和服務業是銀色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2014年，中國老年人人均消費支出為14764元，消費總量已經突破3萬億元，消費結構已經出現從生存型向文化休閑型的初步轉變。據預測，2014年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的消費潛力將從4萬億左右增至106萬億。

延遲退休已經成為老齡化中國無可避免的政策選擇，尤其是考慮到中國的平均退休年齡只有54歲。張車偉在10月底的一個論壇上表示，延遲退休的初衷並不像很多人認為的是解決養老金短缺問題，而是為了適應快速老齡化的趨勢和現實。

延遲退休盡管引起部分人的不滿，但社保學者普遍認為，通過延遲退休，一方面可以使老年人的養老金替代率更高，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資源。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赫克曼表示，中國政府需要提供靈活的退休制度，使得有余力的老人可以發揮余熱。

中國應對老齡化面臨的一大挑戰是老人普遍堪憂的健康狀況。根據衛計委統計，全國2.2億老年人中，1.5億患有慢性病，失能半失能老人超過4000萬人。

複旦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建議，應該盡快建立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老齡化應對策略。

“應對老齡化，光聚焦老年人是不夠的。以健康為例，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是由年輕時候的健康狀況，甚至由年輕時候的生活方式所決定的。通過對年輕人的健康投資和對年輕人、中年人，包括全人口的生活方式的轉變，就可以有效地提升老年人口的健康程度。”彭希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