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來，雖然我國經濟整體仍能保持著中高速的發展，但主要經濟指標之間出現了背離，傳統的經濟增長引擎驅動力不斷下降，單純刺激需求已經不能有效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和轉型升級。
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供給側改革是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產業競爭力來“提質增效”，從供給端激發經濟增長的動力。
作為供給側改革的一部分，破除金融抑制、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正處於複雜而關鍵的階段。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實現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而金融是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是經濟體內配置資源和傳遞價格信號的血液。如果金融供給側改革不能到位，血管不能疏通，那麽整個供給側改革就難以落到實處。
目前，中國經濟處於新常態的“三期疊加”階段，由於前期穩增長過分依靠總需求管理，依賴貨幣刺激，延緩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而繼續依靠投資拉動，推高了全社會杠桿率，加劇了當前產能過剩壓力和通貨緊縮威脅。甚至因為金融交易的暴利，進一步對實體經濟的資金供給產生擠出效應。
一方面，實體經濟面臨融資難融資貴，另一方面大量資金在各金融市場間迅速流動，形成金融體系內部循環的“空轉”，導致了缺乏實體經濟支持的資產價格暴漲暴跌。
從國際看，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世界經濟衰退以來，主要經濟體普遍采取了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非常規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全球寬流動性、低利率、高風險偏好，經濟與金融進一步背離。
2015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做出了兩個基本判斷，即全球金融風險與危機前相比不是在降低而是在積聚，同時全球金融風險在轉移，即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轉移、從銀行體系向影子銀行轉移、從償付風險向流動性風險轉移。
“十三五”規劃《綱要》對於金融體制改革作出如下表述：“完善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貨幣政策機制，深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健全現代金融體系，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和支持經濟轉型的能力，有效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濤指出，金融體制改革在整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需要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體制改革需要通過豐富金融機構體系、健全金融市場體系、完善金融治理體系，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從而進一步增加和完善金融供給，提高金融服務質量和供給的效率，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宏觀調控和金融治理
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主要是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維護金融平穩有序運行。健全的宏觀調控體系有助於引導市場行為和社會預期，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對於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十三五”規劃《綱要》首先提出要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構建貨幣政策與審慎管理相協調的金融管理體制。
今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解讀金融體制改革時表示，中央銀行過去比較強調對價格總水平的調控，很多央行還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但僅做到這點還不夠，有些情況下通貨膨脹水平不高，但經濟體系還可能出現其他的金融風險，甚至是危機，所以首先強調要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框架的建立。
2016年初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指出，2015年的股市異動充分反映了我國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備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場體系、不適應的監管體制等。這也是“十三五”規劃提出改革金融監管體制的一個重要背景。
因此，完善金融治理不拘於金融監管的範疇，還包含了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和金融標準及規則制定等，是國家現代治理能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內容包括，要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強統籌協調，建立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有效運用和發展金融風險管理工具，健全監測預警、壓力測試、評估處置和市場穩定機制，防止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消除價格扭曲，尤其是利率和匯率的扭曲。金融體制改革的一項主要任務是讓市場在人民幣利率形成和變動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進一步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這一方面要培育中央銀行政策利率體系，另一方面要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周小川指出，中國的利率市場化雖然已經基本上完成，利率管制已經取消，但利率改革後續還有很多任務，中央銀行對利率的指導還要健全傳導機制，利率形成機制也還處在市場不斷磨合、逐漸完善的過程。
對於中國匯率改革的目標，周小川強調，中國要實現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對於諸如企業過度地借外債和過度地貨幣錯配等宏觀審慎方面的問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需要通過宏觀審慎措施來進行管理。從全球資本流動的形勢看，對於超短期、投機性的資本流動也要一定的管理。
有效增強金融供給
在中微觀層面，金融範疇的供給側改革首先包括豐富金融機構體系。
雖然我國金融機構類型和數量不少，但金融服務供給總體不足，金融抑制現象突出，特別是基層金融服務還不能滿足三農和小微企業的需求。同時，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在商業性和公益性業務之間還存在金融服務的空白。
為此，需要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機構體系，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發展普惠金融和多業態中小微金融組織。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擴大銀行、保險、證券、養老等市場準入。推動民間融資陽光化，規範小額貸款、融資擔保機構等發展。順應信息技術發展趨勢，支持並規範第三方支付、眾籌和P2P借貸平臺等互聯網金融業態發展。健全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機構體系。
其次，金融供給側改革的要義還應落腳於健全金融市場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一方面銀行體系大量流動性用不出去，另一方面市場上卻普遍存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其癥結之一在於，國內金融市場體系結構較為單一，過度依靠低風險偏好的、順周期的銀行體系配置金融資源，難以實現儲蓄向投資的有效轉化。
為此，要積極培育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創造條件實施股票發行註冊制，發展多層次股權融資市場，深化創業板、新三板改革，規範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建立健全轉板機制和退出機制。
針對債券市場，需要完善發行註冊制和債券市場基礎設施，加快債券市場互聯互通。開發符合創新需求的金融服務，穩妥推進債券產品創新，推進高收益債券及股債相結合的融資方式，大力發展融資租賃服務。
此外，金融供給側改革還需要破除體制機制約束，推動同業拆借、回購、票據、外匯、黃金等市場發展，積極穩妥推進期貨等衍生品市場創新，加快發展保險再保險市場，探索建立保險資產交易機制。
監管方面，則要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完善退市制度，打擊市場操縱和內部交易，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建立與國際金融市場相適應的會計準則、監管規則和法律規章，提升金融市場國際化水平。
周小川認為，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金融業和實體經濟之間存在雙贏局面、零和博弈、雙輸局面三種可能。對於中國而言，如果金融業不能夠更好地發展，提供更普遍的金融服務，同時提供更加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那麽實體經濟就會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