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十八屆六中全會閉幕後，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項任務，抓緊完成年度重點改革任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去年11月推出，這一年來取得了哪些成效?改革還面臨著哪些困難?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下一步改革如何推進?第一財經記者就此專訪了經濟學家、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滕泰曾於2015年11月應邀參加了李克強總理召開的國務院經濟形勢座談會，並做題為《從供給側改革，全面降低企業成本，開啟經濟新周期》的匯報。
第一財經：你認為這一年來各界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發生了哪些變化?
滕泰：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供給結構老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抓住了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國家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和國際形勢做出的戰略性選擇和主動選擇。
從中央到地方、從學界到業界，這一年來供給側改革受到了高度關註，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進，目前已經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首先，供給側改革的理論體系和指導思想越來越完善，從去年11月份提出概念和五大任務，到後來強調新老動能轉換、新動能培育，提法越來越科學。
第二，各地政府從霧里看花到躬行探索，因地制宜提出了很多具體方案，各地去產能、去庫存等卓有成效。
第三，各部委逐步制定方案，財政部、發改委、央行出臺了各種文件和措施落實五大任務，像是降成本、降杠桿都有著非常詳細的辦法，土地價格、勞動用工成本等領域的措施還有更大空間。
第四，學術界從一哄而上炒概念，到如今已經統一到中央和國務院的認識和指導思想上,明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是新計劃經濟、不是新自由主義,也不能同擴大總需求對立起來。
第一財經：你如何看待去產能和培育新動能之間的關系?
滕泰：去產能和培育新供給、新動能是同向並肩而行的兩條河流,只有兩條河流合二為一的一天,才意味著供給側改革真正見到了一定成效。僅僅把過剩產能或者老化產能的企業關了或停產、限產,還不能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只有當過剩產業的生產要素,比如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管理轉移到新供給、新動能領域中,才是真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些以“破壞性創造”為特征的新技術、新模式等新供給形態, 雖然會成倍創造有效需求、增加經濟發展的動能,但也會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影響部分群體既得利益。例如，優步、滴滴打車等商業模式創新，創造了新供給，滿足了新需求，緩解了多年以來的大城市打車難問題，但這也對傳統的出租車公司和司機造成沖擊。
在供給側改革過程當中,隨著新舊動能的轉換,“新供給”不可避免會對“老供給”產生一定的沖擊,從而有可能引發相關群體的反彈。對此,中央政府一方面要鼓勵地方政府調動各種資源，積極化解社會矛盾,另一方面建議視情況給予一定的“改革考核寬度”。
第一財經：從各地調研的情況來看，地方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存在著哪些問題?
滕泰：我們到各地調研，發現大部分地方以“三去一降一補”破題，逐步開始重視培育新供給、新動能。地方政府能夠結合當地實際制定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形勢總體上很好，也存在部分技術上的設計問題。
各地市在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方面還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例如某些省份在涉及工業、農業、服務業等具體產業政策中,規劃過細,有的具體到細分行業的發展目標,有的甚至細化到具體的產品發展規劃。
高稅收、高融資成本、行政管制過多等供給約束,都是行政手段對經濟長期幹預形成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之一,就是放松並解除這些供給約束,用改革的辦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各地方都比較註意合理運用行政手段,但也有部分省份的供給側改革方案中包含較多行政幹預措施,有可能形成新的供給約束。
還有個別省市,在制定本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案時,順便出臺了一些帶有地方保護色彩的政策。例如西南某省的一項政策規定,要制定優質產品目錄,安排數億元財政資金鼓勵省內主要用戶擴大利用本省產品,鼓勵引導就地就近采購應用本省電子信息、汽車等產品,對使用本省優質產品達到一定量的單位給予獎勵。
第一財經：哪些關鍵領域的改革要繼續推進?
滕泰：在一些涉及土地、資本和勞動要素市場的深化改革方面,市場正期待著真正的突破;在老百姓關心、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最突出的民生領域，還需要真正地攻堅克難,盡快拿出有效的方案。
以醫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例，不論是魏則西事件還是廣東傷醫案,僅僅是醫療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一個側面,任何微小事件都可能迅速引發全社會的不滿。所以這種情況下要盡快展開醫療供給側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竹籃打水;也不能搞形式主義,換湯不換藥;更不能把什麽問題都推到機制上或者所謂的世界性難題上,畏難推諉、無所作為。醫療供給側改革應短期治標,增加醫療有效供給;中期疏通經絡,改善供給結構和質量;長期治本,提高醫生公信力,建立醫護人員的培養機制。
在教育、金融、土地、能源、交通運輸等領域也是一樣，不是這些行業和部門的人不專業、不懂，而是他們太專業，懂得太多了。所以這些行業不是沒有辦法改，也不是不能改，而是真正懂的人不想改、想改的人又不讓你懂。所以有些改革，比如地方供給側改革，必須放手發動基層，探索出成功案例，然後由政府引導推廣;而專業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則必須發動獨立智庫參與。中國正在興起的一批新型民間智庫，在經濟上、思想上獨立，以建設性、可操作性為研究原則，不以賺取課題收入或獲得領導批示為目標，也許可以在下一步供給側改革中發揮積極作用。
第一財經：你認為衡量改革成效的標準是什麽?
滕泰：衡量供給側改革成效的標準應該是解放生產力。從短期成效來看,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轉型的力度。轉型需要依靠完善的要素市場和強大的社會保障, 推動生產要素從供給過剩、供給老化的行業向新供給形成、新供給擴張的產業轉移。二是放手的效果。通過簡政放權,市場主體的成本降低了多少?通過放管結合,民間投資的活力增加了嗎?通過優化服務,創新創業的環境改善了嗎?總體而言就是新供給新動力湧現的障礙和約束減少了沒有。三是改革的深度。通過深化改革,提高要素供給效率,全面降低要素供給成本, 讓人口與勞動、土地與資源、金融與資本、技術與創新、制度與管理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湧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