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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特刊】從人口紅利到人口負債，經濟持續增長路在何方

2016年必然會在中國人口史上留下濃重一筆：這一年，實行了三四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宣告終結，全面二孩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實施。這一歷史性轉變將如何影響中國人口的數量和結構，又將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什麽樣的影響？曾經有著耀眼光環的人口紅利，還能推動中國經濟列車快速奔馳嗎？

告別人口紅利

多年來，人口紅利成為中國學者津津樂道的話題。即使不懂人口與經濟的普通群眾，不少也有一個模糊的認知：人口紅利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影響巨大。

人口紅利指的是在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紅利只是一個機會窗口期，能不能把紅利收割到自己籃子里還需要體制改革等多方面因素。

根據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確受益於人口紅利，但是實際影響並沒有媒體廣泛報道的那麽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曾測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均GDP增長率中有27%的貢獻來自人口紅利。這一研究結果廣為傳播，但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王豐與夏威夷大學教授安德魯·梅森的聯合研究發現，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沒有這麽高，只有15%左右。

中國的人口紅利還有一個特點，由於嚴格的生育限制政策迅速壓低了生育率，中國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轉變過程，使得人口紅利的窗口期大大變窄。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015年，中國人口總量為13.67億人，其中60歲以上的老人超過2.2億人，占總人口的16.1%。0~15歲的少兒人口2.4億人，占比為17.6%。中國雖然仍是一個人口大國，但是人口結構扭曲，快速老齡化與嚴重少子化並存，勞動年齡人口老化，遠遠算不上一個人口強國。

王豐認為，人口紅利是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年增長率之差，它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根據王豐的研究，2013年，兩者增長率水平相同，之後，有效消費者的增速快於有效生產者的增速。這意味著，從2013年以後，中國的人口紅利就已消失，不再存在了。

蔡昉的結論是，2013年到2015年前後為中國人口紅利的轉折點，從這時起，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將使人口紅利轉為人口負債。

此外，人口學者陳衛、彭希哲、陳友華等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可能到2025年或2030年結束。但是由於類似觀點主要是依據總撫養比（0~14歲少兒人口、65歲以上老年人口之和與15~64歲人口之比）來確定人口紅利期，還存在較多質疑。

質疑主要集中在，按15歲到64歲人口作為分母來計算總撫養比，沒有對其進行細分，導致結果在較大程度上偏離實際。從青年人口來說，由於高等教育普及，進入職場的年齡明顯推遲，大大超出15歲；而中國目前平均退休年齡只有54歲，比64歲小十歲之多。為數眾多的勞動年齡人口處於退休後未就業的狀態，這必然導致對總撫養比以及人口紅利期的推算不準確。

與推算不準確相比，更為關鍵的是對人口紅利認識存在誤區。人口學者黃文政認為，由於人口紅利是生育率從高往低降低過程中導致撫養比下降造成的，這很容易形成一種誤解，即生育率降低有利於經濟發展，事實上從長遠看來，恰恰相反。
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認同，所謂的通過降低生育率促進經濟只是暫時降低了撫養負擔，但這個效果與其說是人口紅利，不如說是人口高利貸，孩子減少在當前減輕了撫養負擔，會導致未來的勞動力減少，老齡化加劇，巨大的人口負債必然要還的。中國正在加速的老齡化就是一個明證。

過去幾十年間，中國已經享受了可觀的人口紅利，現在需要應對的新問題是，如何在人口負債期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

全面兩孩難改人口頹勢

2016年1月1日，中國開始正式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在雙獨二孩、單獨二孩政策先後實施之後，全國近2億非獨夫婦也正式走進二孩時代。

根據中央及衛計委官員對全面兩孩政策的表述，實施這一歷史性生育政策調整主要來源於三大動力：滿足群眾生育意願、增加未來勞動力供應和緩解老齡化。

從理想的狀態來說，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之後，年出生人口增加，這些孩子未來成長為勞動力和納稅人，同時，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又可以稀釋老齡化程度，並成為養老保險繳納者，減輕未來的養老負擔。

但根據不同學者對全面兩孩政策效果進行的測算，這一意在增加未來勞動力供應的改革措施，其效果可能並不樂觀。

此前，有學者預測，中國放開全面二孩之後，最高每年可增加出生人口數千萬。這一預測讓不少人陷入可能出現“巨大生育堆積”的恐慌。

按2015年10月29日全面二孩政策公布計算，目前新政公布已經一年有余。從各機構進行的二孩生育意願調查和各地匯總的出生人口數據看，形勢並不樂觀。
2016年3月，騰訊進行了10萬人的二孩生育意願調查，發現有二孩生育意願的僅有三成，絕大多數因為時間精力不夠、經濟壓力等原因表示不生二孩。

中國社科院人口學者鄭真真曾在江蘇省進行五年跟蹤調研，她發現，明確表示生育二孩的，後來只有三成左右真的生育了二孩；明確表示不生二孩的，則基本上都沒有生。

騰訊的調查跟官方調查發現的全國性生育意願走低相吻合。據衛計委調查，目前我國城鄉群眾的生育意願為1.93個孩子。這已經明顯低於全面二孩的政策生育率。考慮到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的落差，實際的生育行為更低。

人口學者陳友華認為，“調整政策就是盼望出現一個出生堆積，如果沒有明顯的出生堆積，反而不正常，就更需要反思和警醒了。”

今天出生的孩子如果低於預期，也就意味著未來增加的勞動力低於預期。同時，全面二孩減緩老齡化的程度可能也將低於預期。

根據衛計委的估計，到2050年，因為全面二孩政策，老年化的程度會降低2個百分點。一位不願意具名的人口學者告訴第一財經，這一預期過於樂觀。

他分析，老齡化的趨勢已然如此，全面二孩政策無法改變這種趨勢。至於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所緩解，從全面二孩目標人群的年齡結構和生育意願綜合看，效果將十分有限。

三舉措應對人口新常態

王豐與安德魯·梅森在2006年合著的《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人口因素》中判斷，在經歷了人為加速的人口轉變之後，中國將有很長一段時間面臨勞動力供給萎縮以及老齡人口迅速膨脹。而這種趨勢難以在短期內被扭轉。事實證實了他們的判斷。從2012年開始，中國的勞動力規模已經連續四年下降，與此同時，老齡化程度迅速提升。

伴隨著這一人口轉變的，是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的下降。今年前三個月，中國GDP增速為6.7%，繼續處於“L型”底部。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周天勇剖析了人口因素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人口增長率過快下滑，人口結構過快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規模(22到44歲)萎縮和老年化，由此形成了中國與其他國家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的、特有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並使中國經濟產生排浪式下行波動。人口變化影響了勞動力供應、消費、投資等多方面，再加上人口遷移中的梗阻，共同導致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持續下行。

在經濟下行壓力巨大的背景下，如何充分發揮人口對經濟發展的促動作用？多位人口學者提出，當前一方面是迅速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使得全面二孩政策真正落地，有效增加出生人口。另一方面是盡快放開對三孩以上生育的限制，因為這批人口數量有限，對其繼續進行限制不僅減少了出生人口，而且耗費了巨大的行政成本。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亞洲人口學會副主席顧寶昌認為，中央對少子老齡化的人口大勢認識得很清晰，繼續追罰三孩以上其實是有悖於人口大勢，應該盡快加以改變。

黃文政認為，人口影響經濟不僅僅在結構，更在規模。根據他的測算，人口規模萎縮對經濟的影響遠遠高過人口結構。他通過對遼寧等地區經濟人口數據的計算發現，當人口相對減少時，人均GDP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統計數據顯示，從1980到2015年，遼寧的人口增長大大低於全國水平，其人均GDP增速也比全國平均速度低20%。

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經歷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流動。規模巨大的勞動力轉移在中國式經濟奇跡中起到重要作用。學者認為，下一步通過進一步打通城鄉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將可以提升人口對於經濟的促動作用。

蔡昉認為，過去人口紅利的主要實現手段是借助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目前看，城鎮化趨勢下的新移民，其年齡構成上更具生產力人口性質，所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將可以有效推動生產力的提高。

提高勞動參與率和勞動力質量是發揮人口促動經濟正向作用的第三個對策。《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十三五”期間要達到的主要目標包括就業比較充分，教育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明顯增加。如果這些目標可以順利達到，將可以充分挖掘勞動力資本的創富源泉，推動經濟增長。

從人口紅利到人口負債，中國正在經歷這一無法逆轉的重大轉變。與其無奈嘆息人口紅利的消逝，不如立即采取行動，通過相關改革，努力釋放人口作為消費和生產主體的潛力，實現人口與經濟的良性互動。

【周年特刊】水泥去產能的山東樣本

以骨幹企業作為主體聯合成立投資管理公司，搭建全省水泥產能整合平臺，並利用公司這個載體承接設立產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在政府主管部門和行業協會的監管下，為退出企業進行獎貼，從而實現行業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這是山東省水泥企業自身探索出的一條“去產能”之路。這一模式，也將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呼之欲出的“山東水泥投資公司”

近日，山東山水水泥集團(下稱“山水集團”)收到了一份來自中國水泥協會的“抄件”，之所以說是“抄件”，是因為這份文件是水泥協會發給山東省政府的函件，中國聯合水泥集團有限公司和山水集團作為事情的相關單位被抄送。

函件的內容並不複雜，就是中國水泥協會擬在山東省進行水泥行業結構調整創新試點，而核心內容是建議上述兩家水泥龍頭企業牽頭組建山東水泥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這項創新試點工作意義重大，不僅有利於山東水泥行業穩增長調結構增效益，同時，其成功創新試點經驗將在全國水泥行業推廣。創新試點工作必須得到省政府領導和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這是做好這項創新工作的重要保障條件。”函件中如是表示。

水泥行業是產能嚴重過剩的重點行業之一，而這個行業去產能工作與鋼鐵、煤炭行業的進展，還是有差距。這令各方面都感受到了壓力。

日前，根據國家發改委發布的信息，截至9月底，鋼鐵、煤炭兩個行業退出產能均已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80%以上，部分地區和中央企業已經提前完成全年任務。按照目前的工作進度，2016年全國煤炭鋼鐵過剩產能退出任務有望提前完成。而水泥行業去產能工作進展緩慢，步履維艱，任務艱巨。

“我們要求作為中國水泥協會執行副會長單位的中聯水泥、山水水泥，主動聯系山東省轄內所有水泥企業，起草《山東省水泥行業開展結構調整創新試點實施方案》，盡快組建‘山東省水泥投資管理公司’，向省政府主管部門報備《水泥產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管理辦法》，最遲明年一月開始公司運營，爭取2017年四季度總結創新試點經驗在全國推廣。”上述函件中這樣說。

水泥協會的這一函件很快得到了地方上的支持，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截至11月上旬，已經有遼寧、內蒙古等省份出臺文件，支持建立“水泥投資集團”。

共同“制定規則”

“接管山水集團之後，參加行業方面的會議時，我上臺第一句話往往就是‘我需要代表山水集團向大家道歉’。”日前，山水集團副董事長宓敬田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此前，山水集團是行業的罪人。”

宓敬田這麽說，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近年來，山水集團經歷了很多事兒，從股權之爭到新的管理層接管企業，不一而足。但宓敬田所說的“罪人”是從整個行業來說的。他的意思是，正是因為山水集團此前不顧成本的低價傾銷，造成了整個行業的價格體系紊亂，甚至崩潰。

山水集團的水泥最低賣到120元/噸，這幾乎是成本的一半。山水集團官網介紹說：目前，山水集團年水泥總產能超過1億噸，系長江以北最大的水泥集團。

江北最大的水泥集團的說法有點“誇張”，山水集團排名全國第六，這是宓敬田的說法。不過，山水集團這個體量，已經足以影響到水泥行業的價格體系。

如何走出過去各企業間通過擴張產能進行競爭的困局，山水集團的做法是進行行業內重點企業的市場協同。

宓敬田介紹說，現在，幾乎每個月都有水泥重點生產企業市場協同會議，討論的內容包括市場形勢、企業如何應對等諸多內容。這其中就包含山水集團與中聯水泥的“攜手”。山水集團與中聯水泥曾經是“敵人”，現在面臨共同的市場困境，開始握手言和。

協同會議可以達成這樣的成果：江北的水泥企業不進江南市場，江南的水泥企業也別來江北市場，以避免惡性競爭造成市場的更加混亂。

大企業的市場協同現在已經有所成果。通過減產保價，水泥價格正在回歸合理區間。

現在水泥價格從低點的200元/噸(山水集團120元/噸的價格是極端價格)上升到了300元/噸，開始進入理性空間。但進入理想狀態還有一段距離，宓敬田認為，理想狀態應該在每噸400元左右。即使這一價格，在全球水泥行業仍然是最低的。

市場協同還有更大空間，醞釀中的“山東水泥投資管理公司”就是下一步市場協同的重要舉措。記者了解到，由中聯水泥、山水集團牽頭，聯合轄區內各水泥企業，按市場化原則自願投資組建“山東省水泥投資管理公司”，重要目的就是搭建全省水泥產能整合平臺。

這個平臺，可以“控制”山東省水泥行業近八成的產能。其目標是實現產能的協同、價格的協同、供應鏈的協同等。

但這又帶來了另一個問題，即是否涉及聯合壟斷。業內人士對記者分析，水泥行業產能如此過剩，相關部門都在想辦法，而企業探索出自我減產能的辦法，應該容許繼續探索。

國家層面的水泥限產能

今年北方地區的霧霾可能小一些。為了減少冬季的大氣汙染，同時也為了去水泥過剩產能，日前，國家工信部和環保部聯合就今冬江北水泥生產企業2016~2020年間水泥錯峰生產下發通知，江北的15個省市區必須錯峰生產。

山東一家大型水泥生產企業相關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所謂錯峰生產，就是要求在相關時間段內停窯。

這次“停窯”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所有水泥生產線，包括利用電石渣生產水泥的生產線都應進行錯峰生產。

承擔居民供暖、協同處置城市生活垃圾及有毒有害廢棄物等任務的生產線原則上可以不進行錯峰生產，但要適當降低水泥生產負荷。

同時，除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之外的其他地區，也應參照北方地區做法，並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在春節期間、酷暑伏天和雨季開展錯峰生產。

上述山東水泥企業負責人對記者分析道，此前，相關部門也曾就水泥企業錯峰生產作出過規定，但今年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這應該是基於兩方面考慮：一是大氣汙染；二是去產能。

目前，工信部原材料司副巡視員呂桂新說，2015年是中國水泥行業歷史上最寒冷的一年，出現自1990年以來水泥產量首次負增長，水泥價格大幅下降，行業效益大幅滑坡。進入2016年，受加大環保治理和監督執法措施的影響，水泥行業出現了一定暖意，水泥行業整體經濟效益從去年的谷底出現提升，但存在不穩定因素。盡管前三季度上漲，但是恢複性上漲，企業虧損面接近40%，仍然比較高，水泥階段性特征非常明顯，特別是產能嚴重過剩的根本矛盾沒有解決，水泥行業絕不能盲目樂觀。

【周年特刊】減稅年的企業“稅負重”

“公司一年納稅近30億元，占銷售總額接近三成。公司凈利潤約20億元，納稅額超過凈利潤，企業稅費負擔較重。”今年11月初，一家日用消費品企業稅務總監張麗(化名)對第一財經稱，盡管今年企業受惠於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減稅規模達1億元，但相比30億元的納稅額仍屬杯水車薪。

與張麗感受相似，不少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企業人士認為，盡管企業或多或少享受到減稅降費政策紅利，但在企業利潤下滑的背景下稅負仍重。希望政府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成為企業共同的心聲。

而這也是政府正在做的。李克強總理強調，減稅降費同樣是積極財政政策，為企業減免稅負可能會暫時減少財政收入，但卻可以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是“放水養魚”，長久來看是在涵養稅源。

多位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我國在落實已有的減稅降費舉措外，應該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政策，包括還可以考慮降低工商業17%增值稅稅率。

企業稅費超過利潤

有統計顯示，中國企業稅負處於偏高水平，加上社保支出等，企業負擔沈重。

張麗對第一財經稱，在公司近30億元的納稅額中，增值稅(稅率17%)和企業所得稅(稅率25%)兩個稅種納稅額超過了20億元，占公司納稅總額接近80%。和前兩年相比，近兩年稅費負擔有所減輕，比如全面推開營改增後，企業進項抵扣更多了。不過受“海淘”等影響，近兩年公司銷售額有所下滑，而減稅規模相對總納稅額來說還比較小，稅費負擔仍然較重。

安徽一家大型服裝外貿和制造集團的負責人對第一財經稱，企業整體感覺稅費負擔比較重，制造業的稅負要遠遠超過利潤。該集團兼具貿易和制造兩大業務，其中每年的出口額約為16億元人民幣(合2.5億～3億美元)。

在這位負責人的印象里，由於占比較大的稅種，比如企業所得稅等都沒有什麽變化，所以即使有些小的稅費合並或減免了，對企業來說也並沒有明顯減負的感覺。

近幾年外貿形勢嚴峻，微利的情況下稅負愈加凸顯了出來。“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打折多的都是服裝店。”該負責人稱，今年的出口訂單比去年下降了5%～8%，盡管後面3個月的出口高峰期可能能追回一些訂單，但和去年相比，都會下降至少5%。”

不僅大中企業感覺稅費負擔沈重，小微企業也覺得稅費負擔不輕。浙江一家銷售額在2000萬左右的小型制造企業給第一財經記者列了一個繳稅賬單，賬單顯示，2015年合計納稅約55萬元，其中增值稅21.6萬、房產稅3.4萬元、土地使用稅13.8萬、社保費10.1萬元，其他包括水利費、城建費等在內的附加稅約5.2萬元。

由於2016年銷售額略微升高了100萬左右，預計總體稅費將上升到近60萬元，其中增值稅略微增加至約24萬，房產稅3.4萬維持不變，由於土地使用稅2015年可以享受的優惠政策今年不再享受，因此將增加到16.5萬元，社保費則由於社會平均工資基數的變化而微升到10.3萬元，其他附加稅也略升到5.5萬元。

在這家公司的負責人看來，企業這兩年的稅負也並沒有減輕的感覺，反而是略有上升。更何況，在市場低迷的環境下，公司幾乎沒有利潤可言。“算上每年都會出現幾筆錢收不回來，利潤基本沒有。只要能按時發出工資，覆蓋設備折舊就蠻好了。”

上海一家食品企業的負責人對第一財經稱：“企業現在很難，好不容易掙到一點錢，都繳稅交掉了，而人力成本都在上升。”在市場下行而成本上升的形勢下，政府減免的稅收並沒有讓這些實體企業感覺到變化。

“客觀來說，政府服務在改善，但有些仍然沒有完全落實到位。稅收力度也還不夠，企業壓力仍然大，實體企業感覺日子不好過。如果政府能扶持資質不錯的企業，對企業來說，有重新成長發展的機會。”該負責人補充道，“畢竟這是經濟的冬天。”

從中國科學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走出來的徐常明，今年2月份投資百萬元創立了蘇州納樸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業務剛剛開展，屬於典型的微型科技企業。他告訴本報記者，目前公司基本上不用納稅，不過仍擔心未來企業發展後，稅費負擔會上升。

提高減稅獲得感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對第一財經稱，從稅收總量占經濟總量(約20%)來看，中國在世界上來說算中低水平。不過中國稅收結構呈現“三高三低”特點，即流轉稅比重較高，所得稅比重較低;企業交稅比重較高，個人交稅比重較低;生產經營過程中交稅比重高，而收入和財富分配交稅比重低。在這一特征下，企業在生產經營環節下稅負較高，再加上社保等費用，企業負擔沈重。

由於企業間的差異很大，稅負情況也不盡相同。有的企業資產中土地資源或不動產資源占比大，在近些年土地資產價格上漲，土地資產增值帶來了巨額利潤，稅負就不顯得重。而對於勞動密集型企業，稅負就相對較重。

政府早已意識到企業稅收負擔沈重，而減稅降費正在發力。今年5月1日推開的營改增是本屆政府最大的減稅舉措，預計全年為企業和個人減輕稅收負擔超過5000億元。

稅務總局貨物和勞務稅司副司長林楓近期表示，2016年1~8月份營改增整體減稅共計2493億元，其中營改增全面推開後的5~8月份合計實現減稅1646億元，新納入試點的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均實現了減稅。

胡怡建告訴本報記者，與上半年相比，下半年營改增全面推開後減稅規模逐步擴大，全年有望完成5000億元的減稅目標。

除了營改增，今年國務院還擴大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小微企業範圍，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收費項目，降低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率、失業保險費率、公積金費率，這些舉措為企業減稅費規模超過1500億元。

為何政府今年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後，企業仍然感受稅費負擔沈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分析稱，企業經營效益好的時候，稅費負擔感受相對較輕。而當經濟下行，企業經營困難時，發現掙的錢都拿去交增值稅、企業所得稅，自然會感覺稅費負擔重。

今年6月7日，國務院新聞辦就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有關情況舉行吹風會，第四督查組組長、財政部副部長劉昆表示，從督查情況看，一些企業在稅費負擔方面的獲得感不強，有一些企業反映負擔比較重，獲得感不強和真金白銀(減稅費)實際上有矛盾。

劉昆分析，在經營環境比往年差的背景下，企業利潤下滑，即使稅費減少了，但企業感覺負擔仍較重。企業經營範圍不同，有些行業減稅力度大一些，有些則小一些。當前的稅費規則體系較為複雜，稅收優惠政策還在逐步落實。營改增對企業管理水平要求較高，特別是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開後，有些企業管理跟不上，導致抵扣鏈條不完整，這種情況下企業擔憂稅負增加。

劉昆表示，必須提高企業在減稅費方面的獲得感，包括對一些可達性不高的稅收優惠政策做調整，進一步清理行政性收費等。

期望降低17%增值稅率

不少工商企業主認為，目前17%增值稅率偏高，應降低增值稅率。

張麗即認為，目前公司近30億元納稅額中增值稅占了一半，17%的增值稅率偏高，希望政府考慮降低。

江蘇德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吳長旺告訴記者，稅費負擔的確重，尤其是17%的增值稅稅率有些高。

胡怡建則表示，國家對工商業征收增值稅稅率為17%，營改增擴圍至服務業後，服務業的增值稅稅率為6%或11%，橫向比較的話，服務業的增值稅率明顯低於工商業。

“舉個現實中的例子，餐飲企業堂食屬於服務業，適用6%的增值稅稅率，而如果這家企業做外賣，那麽外賣視同貨物銷售，適用17%增值稅率，這就反映了服務業和貨物銷售稅率的不平衡。”胡怡建稱。

胡怡建認為，在營改增擴圍完成後，下一步應該考慮歸並增值稅率，縮小工商業增值稅率和服務業增值稅率的差距，工商業增值稅率肯定要下降，但下降到什麽程度還需要綜合考慮。

其實，早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到的降成本舉措中，就明確提出包括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

工商業增值稅率降低到多少合適?不同人有不同看法。

楊誌勇告訴本報記者，未來增值稅的基本稅率可以分步下調至10%，10%的基本稅率對應的是亞太地區較高的增值稅稅率。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TCL董事長李東生建議，將制造業增值稅稅率由17%降至12%。

李東生表示，17%的增值稅23年來沒有變過，且增值稅稅率高於與我國制造業相競爭的幾個國家，比如日本(5%)、韓國(10%)、越南(10%)、印尼(10%)等。該稅項最終會體現在國內產品銷售價格上，造成同樣商品價格在國內市場要高於國外市場。在全球經濟尚未複蘇的情況下，不利於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也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建議，大幅度降低增值稅稅率。

胡怡建認為，現在關鍵是要把已有的減稅降費舉措落實好，然後條件成熟時可以考慮歸並工商業和服務業增值稅率。

【周年特刊】去產能這一年，鋼鐵、煤炭行業成績亮眼

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之首，去產能在鋼鐵、煤炭、水泥等重點行業的表現不盡相同。

鋼鐵、煤炭行業的成績單十分亮眼；水泥行業產能過剩情況則不樂觀。

鋼鐵、煤炭、水泥去產能收效不同

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許昆林在去產能工作進展通報會上表示，2016年全國鋼鐵、煤炭去產能有望提前完成。

截至10月末，鋼鐵、煤炭行業經濟運行狀況明顯好轉，主要體現在產量、價格和效益三個方面。

以煤炭為例，雖然截至6月底時，去產能僅完成了全年任務的29%，此後煤炭去產能全力提速，7月底完成全年任務的47%，8月底則急速完成至60%，截至9月底則已經完成了全年目標任務量的80%以上。

國家發改委最新數據顯示，從產量看，1~9月，粗鋼產量6.04億噸，同比增長0.4%；粗鋼表觀消費量(粗鋼產量減去凈出口粗鋼量後的值)5.26億噸，同比下降0.8%。煤炭產量24.6億噸，同比下降10.5%，消費量28.4億噸，同比下降2.4%；第三季度全國煤炭消費由負轉正，同比增長約0.5%，其中電力行業耗煤增長4.8%。

價格方面，鋼鐵、煤炭價格從年初持續回升。截至目前，四種鋼鐵產品(線材、螺紋鋼、中厚板、冷軋薄板)綜合價格為每噸2931元，較年初回升了685元，漲幅達30.5%；10月31日~11月6日當周，環渤海動力煤價格上漲2.36%至607元/噸，煤炭價格從年初起連續十八期上漲。在國家發改委兩月之內八次召開煤炭會議抑制煤價過快上漲的情況下，四大煤炭、電力企業簽訂煤電中長期合同。11月2日~8日報告期內，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報收於606元/噸，結束了此前連續十八期上漲的局面。

與此同時，許昆林近日表示，上一階段的煤炭價格過快上漲，並不能說明去產能已經到位。“煤炭去產能的決心不會動搖，力度也不能減弱。”許昆林說。

鋼鐵協會會員企業1~8月實現利潤214.7億元，同比扭虧增盈393.5億元；規模以上煤炭企業實現利潤224.8億元，同比增長15%，應收賬款同比下降7.6%。

鋼鐵、煤炭行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其行業的好轉也帶動了關聯行業的回升。其中，鐵路煤炭運輸從前8個月的持續下降，轉為9月份增長3%。

行業轉好的同時，隨著淘汰落後產能、違法違規建設項目清理和聯合執法三個專項行動的深入開展，鋼鐵、煤炭行業發展環境明顯改善。

數據顯示，146處未批先建的煤礦項目中，除個別地區部分煤礦因涉及基本民生需求外，其他均已停產停建。除此之外，有關部門共查處183家存在環境違法行為的涉鋼企業，59家能耗不達標或無法核實的鋼鐵企業；72處應依法關閉類、限期淘汰類的煤礦和26戶能耗不達標的煤礦企業均依法依規進行了整改和處理；對20家存在事故隱患的鋼鐵企業責令整改，28處煤礦安全生產許可證予以吊銷，286處煤礦責令停產整頓。

鋼鐵、煤炭去產能完成全年目標已無憂，水泥行業的產能過剩情況仍然十分嚴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今年上半年水泥產量達11.1億噸，同比增長3.2%，年初以來多個月份穩定在3%以上的低速增長。

國務院辦公廳早在今年5月就印發了《關於促進建材工業穩增長調結構增效益的指導意見》，到2020年，再壓減一批水泥熟料，產能利用率回到合理區間，水泥熟料等排名前10的企業生產集中度達60%左右。

由於水泥產量不同，各省份去產能的目標差距較大。其中，河南、江蘇、吉林計劃在2~3年內均須化解過剩產能1000萬噸以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海南、青海、四川等省份則各須化解水泥過剩產能100萬~300萬噸。

職工分流安置

去產能的過程中，產能過剩行業企業實行關停並轉或剝離重組。

今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發布《中國僵屍企業研究報告——現狀、原因和對策》。報告顯示，僵屍企業比例最高的五個行業分別是：鋼鐵(51.43%)、房地產(44.53%)、建築裝飾(31.76%)、商業貿易(28.89%)和綜合類(21.95%)。僵屍企業比例最低的五個行業是：銀行(0.00%)、傳媒(4.12%)、非銀金融(4.65%)、計算機(5.23%)和休閑服務(5.88%)。

因去產能而失業的人員如何安置呢?

根據今年兩會期間人社部的初步統計，全國鋼鐵和煤炭行業化解產能過剩，涉及180萬名職工的分流安置。其中，煤炭系統約130萬人，鋼鐵系統約50萬人。雖然去產能的重點是鋼鐵和煤炭，但我國產能過剩的行業同樣遍布了水泥、玻璃、造紙、有色金屬等多個領域，涉及人員眾多。

人社部會同有關部門明確了職工安置渠道，具體分為四個方面：第一方面，企業內部安置。企業依靠現有的場地、設施、技術開辟新的就業崗位，能讓分流出來的職工在本企業繼續就業。

第二方面，促進轉崗就業創業。對需要離開本企業的職工，啟動就業扶持計劃，在職業培訓、職業介紹、職業指導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幫助職工能夠盡快就業和創業。

第三方面，內部退養。也就是距法定退休年齡五年以內，職工本人自願，企業同意，可以實行內部退養。

第四方面，公益崗位托底。對不能實行市場就業的困難職工，政府將開辟公益性崗位進行托底安置。

第一財經記者經過梳理發現，今年已有廣東、陜西、河北、遼寧、江蘇、山東、四川等多個省份推出化解過剩產能職工安置的相關措施。已經出臺的措施中，共性是均規定了“距退休不足5年再就業難可內退”，以及設置公益性崗位進行托底安置的內容。在促進轉崗就業創業方面，各省則是根據自身的情況進行政策細化，轉崗培訓補助、崗位補助、社會保險補助、穩崗補貼標準等補貼的數額不盡相同。

【周年特刊】福建產業扶貧：借助豬、雞和小吃的價值

農戶只需投入非常低的成本，通過在家門口種植飼料，每年就能增加1萬元左右的收入。從今年3月開始，嚴龍槐豬養殖場通過實行槐豬“托養”，已幫助5戶貧困戶成功脫貧。

以上是福建產業脫貧的一個例子。

福建省扶貧辦負責人李岱一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福建把產業扶貧作為脫貧攻堅的關鍵性舉措，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鼓勵和促進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農民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貧困戶”等模式與貧困戶聯動發展，帶動貧困戶增收。

來自福建省扶貧辦的數據顯示，“十二五”以來，該省扶貧開發對象從140萬人減少到2015年的45.2萬人，農村地區貧困人口發生率已由2010年的5.42%下降到2015年的1.65%。

家門口的產業扶貧

上述養殖場位於福建省龍巖市上杭縣古田鎮竹嶺村，其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們的扶貧方法是，由養殖場免費提供豬苗，每個貧困戶每年認養30頭槐豬，鎮掛鉤幫扶幹部幫助貧困戶解決青飼料種苗(地瓜苗等)和種植技術指導，農戶則負責種植青飼料提供給養殖場作拌料餵養，經過9~10個月的養殖後可以出欄，銷售則由福州大金槐豬銷售有限公司負責。

也就是說，雖然是“托養”，但貧困戶並不需要親自養豬。而30頭槐豬所需的青飼料種植面積只需一畝地，成本也低。

“我們本地的上杭槐豬是農業部第一批列入國家級畜禽品種資源保護名錄的豬種，市場價比較高。”養殖場的負責人說，“我們將銷售營利部分，按30斤出欄槐豬肉價的數額返利給貧困戶，每托養1頭槐豬可增收400元，每戶貧困戶全年就能增收1萬元左右。”

養殖場的上杭槐豬

關於產業扶貧，第一財經記者在走訪時看到，有些是直接在村里辦企業，吸收貧困勞動力就業。上杭縣眾發蔬菜專業合作社基地直接從當地招有勞動力的貧困戶，在基地農場田間地頭從事簡單的蔬菜種植，實現在家門口就能就業增收。同時，合作社在種植技術指導、生產物資供應、銷售渠道等多方面進行技術幫扶，解決貧困戶種植難題。

針對無勞動能力的貧困戶，上杭縣眾發蔬菜專業合作社基地，通過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土地托管，建立掛鉤貧困戶資產性收益機制。在不改變用途的情況下，財政專項資金和其他涉農資金投入設施農業項目形成的資產，折股量化給貧困戶，在年終盈余返利分紅時，最大限度優先分配貧困戶，讓貧困戶享受土地資源收益，增加收入。

還有是在此基礎上，通過小額扶貧信貸政策幫助貧困戶搞種養殖發展生產。福欣牧業公司蘇家坡村貴妃雞養殖基地邀請附近村5名意向養殖合作的貧困戶來參觀學習，傳授雞棚搭建的選址養雞技能。基地以最優價錢給貧困戶提供貴妃雞種苗，免費技術指導和經驗傳授，貧困戶則通過小額扶貧貼息貸款籌集啟動資金，負責養好雞，產品由福欣牧業公司包銷，年均收入在2萬~3萬之間。

“我們要幫助貧困戶因地制宜確定產業發展項目，引導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發展農產品加工、電子商務、‘農家樂’、林下經濟等特色產業，做到每個貧困戶都有1個以上增收脫貧項目，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000元以上。”李岱一說。

提升貧困戶就業創業能力

羅上海年近半百，是福建省三明市寧化縣淮陽村村民，2011年的一場大病，使他不僅花光所有積蓄，還欠下外債。好不容易治好病，他的身體卻垮了，幹不了體力活，一家4口全靠妻子在外打零工賺錢過日子，十分貧困。

在第一財經記者見到羅上海時，他沒有預想的那樣愁容滿面，因為“寧化客家小吃培訓中心”讓他有了重新找到工作的希望。“我現在已經會做勺子粉、燒賣、兜湯了，我想學好後就去打工，我的身體可以承受，家里也能減輕點負擔。”

2012年初，寧化縣委、縣政府為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自主創業、帶動就業，決定發展寧化客家小吃產業。至今，培訓中心共開辦培訓班158期，培訓學員8747人，開辦寧化客家小吃店3023家，帶動從業人員9166人。其中，培訓貧困學員752人，占學員總數的8.6%，貧困人員開店167家，帶動430戶貧困戶約1500個貧困人口脫貧。

第一財經記者從羅上海口中得知，培訓中心是免費培訓、免費吃住、免費發放中式烹飪初、中級《職業資格證書》，且貧困人員免健康證體檢費，並優先推薦貧困學員就業。

圖為小吃培訓中心的老師在教課

據培訓中心負責人介紹，現在已有兩個公司願意長期招收貧困學員，保證有需求就業的貧困人員就業。

李岱一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除了創新扶貧模式，通過“雨露計劃”等技能培訓，提升貧困戶就業創業能力，也是福建省開展產業扶貧的重要內容。“省級財政每年安排1600萬元專項資金，連續4年每年培訓貧困勞動力2萬人次，經過培訓的貧困勞動力95%以上實現了就業創業。”

不只是福建，目前我國許多省份都把產業扶貧作為脫貧攻堅的重中之重，因為產業扶貧不僅能促進貧困地區發展、增加貧困戶收入，而且增強了貧困地區的造血功能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根據《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披露的最新貧困人口數據，截至2015年年底，全國還有832個貧困縣、貧困人口達5575萬人。

對此，我國政府提出，通過產業扶持，幫助有勞動能力和生產技能的3000萬貧困人口脫貧。通過轉移就業，幫助1000萬貧困人口脫貧。通過易地搬遷，幫助“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地區的約1000萬貧困人口脫貧。通過全部納入低保覆蓋範圍，實現社保政策兜底脫貧。

【周年特刊】恒大的貴州實驗：幫一個縣18萬人脫貧

早晨6:30，牛場工人楊興奎準點起床，開始一天的工作。

加工草料，打掃圈舍，分發草料，看牛吃草……在工友照看牛吃草時，楊興奎要去巡查圈舍，如水箱有沒有漏水、牛有沒有跑出圍欄等。等牛吃完草，他們再把牛放到圈舍外的草地上喝水，等牛運動完後再把它們趕回圈舍。

楊興奎和工友們在貴州省畢節市大方縣的大西南純種安格斯第一育種場(下稱“第一育種場”)工作，每天需要給牛餵食兩次，上午的工作一直持續到12點，然後收工吃午飯；下午3點開始，再重複一遍上午的工作流程。

作為當地貧困戶，楊興奎來牛場前在家務農，種地是全家唯一的收入，單單家里兩個孩子上學每月開支就要2000多元，只能靠東借西湊過日子。

如今，恒大集團結對幫扶大方縣精準脫貧，在當地援建第一育種場，楊興奎成了這里的工人。楊興奎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每月能領到2280元工資，基本能保證家用。

在中國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東部發達省份“富可敵國”的同時，全國尤其是西部地區，貧困人群仍有5000多萬。

如今，在政府開展扶貧攻堅的同時，有越來越多的企業也參與到扶貧中。其中，“精準扶貧”已成為扶貧工作的最重要關鍵詞，很多企業都在以自己獨特的模式實踐著。

精準扶貧 對癥下藥

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0月17日發布的《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截至2015年年底，全國還有14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832個貧困縣、12.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貧困人口達5575萬人，相當於中等人口規模國家的總人數。

貴州地處中國西南腹地，目前仍有623萬貧困人口，扶貧攻堅是貴州“十三五”的頭等大事。在國家精準扶貧的號召下，吸引了一批來幫扶的企業。

世界知名的茶葉生產商聯合利華經考察，決定把貴州作為茶葉的原料基地，與雨林聯盟和當地政府合作，建立國際認證的可持續發展茶園。

目前，聯合利華已經在貴州黔東南州鎮遠縣建成了450畝的茶園，計劃以遵義市為主建立1萬畝可持續茶園，並計劃在2020年前將貴州省可持續茶園發展到10萬畝，建立全產業鏈的產品，帶動近3萬戶的茶農持續增收。

貴州省畢節市地處烏蒙山腹地，是西部貧困地區的典型。其下的大方縣屬新階段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和新一輪烏蒙山連片地區特困縣。截至2015年底，大方縣還有18萬貧困人口，其中94.8%的貧困人口處於集中連片特困區，所面對的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

2015年12月1日起，恒大集團以企業幫扶的形式，結對幫扶大方縣，計劃三年內無償投入30億元，實現全縣18萬貧困人口全部穩定脫貧。

據記者了解，自與大方縣簽訂精準脫貧協議後，恒大已抽調數千人去大方縣實地參與幫扶工作，基本上被抽調的員工都要在大方工作三年，也就是要完成大方縣18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任務。另一方面，畢節市也抽調部分當地人員掛職恒大集團大方扶貧公司。

恒大在大方的精準脫貧工作已成為一場攻堅戰。記者當天到達位於大方縣的恒大集團大方扶貧公司時，辦公樓前的屏幕上赫然顯示著“距離大方縣整縣脫貧還有803天”的字樣。

與傳統扶貧方式不同，恒大堅持“造血”與“輸血”並舉，引進包括香港壽光地利集團、廣東一力制藥集團、深圳天瑞匯豐農業等27家農牧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合作扶貧，通過產業扶貧、易地搬遷扶貧、貧困家庭創業扶貧、吸納就業扶貧、發展教育扶貧和特殊困難群體生活保障扶貧等一攬子綜合措施，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恒大精準脫貧之路。

目前，大方縣有175個貧困村，住在深山老林里，各類貧困群體還有2萬名之多。為此，恒大計劃三年內建設50個帶產業依托的新農村，實現這2萬名群體的易地搬遷。

記者走訪了恒大援建的“幸福二村”，這里不僅水、電、路都通，門口還有花園和廣場，室內廚房、臥室、衛生間等一應俱全，之前“隱居”大山深處的42戶貧困戶在此入住。

恒大集團還為“幸福二村”捐建了一座蔬菜大棚種植基地，每戶配套兩個240平方米的蔬菜大棚，讓搬出來的貧困群眾不愁生計。

幸福二村配套蔬菜大棚

發展教育扶貧是拔除窮根的關鍵。記者走訪大方時，見到了一座座快要完工的教學樓。恒大計劃在大方建設11所小學、13所幼兒園、1所完全中學和1所現代職業技術學院。同時，恒大設立教育獎勵基金，用於獎勵貧困家庭優秀學生和偏遠地區優秀教師，引進優質教育資源合作幫扶大方。

恒大還推貧困家庭創業扶貧。目前，貧困家庭創業基金已扶持創業戶4200戶。

針對沒有勞動能力的特困群體，恒大推生活保障扶貧，為14140名特困群體每人購買一份固定收益的商業保險，使其達到大方縣脫貧標準。

能“造血”的產業扶貧與就業扶貧

恒大的幫扶模式中，最引人註目，也最獨特的當數能“造血”的產業扶貧與就業扶貧。

恒大計劃無償投入9億元，三年建設1000個以合作社形式運營的農牧業產業基地，並引進上下遊龍頭企業進駐大方，幫助10萬貧困人口就地脫貧。

其中，恒大計劃3年建成10萬頭安格斯優質肉牛基地。大方縣農牧局副局長、鳳山鄉人大主席、掛職恒大集團產業扶貧部副部長劉開崇告訴記者，首批從澳大利亞進口的500頭純種安格斯母牛已調入大方，經過技術員的人工速配，預計明年5月份開始就可以陸續產下400頭以上純種安格斯牛。

第一育種場不僅給當地提供少量的牛場工作崗位，它還通過向附近老百姓收集草料從而給老百姓帶來增收。

“賣給我們的話，農戶的一畝地在原來的基礎上可以增收1000元左右。”劉開崇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如果老百姓在8月底把玉米棒子賣給我們，這塊地就可以清理出來，他們在9月份又可以在上面種植蔬菜等其他農作物，這樣就又有一筆增收了。”

目前，恒大還在雨沖鄉建了一個1500畝的油用牡丹基地。據畢節市林業局林場科科長、掛職恒大集團產業扶貧部副部長洪林介紹，這1500畝牡丹基地分給67戶貧困戶種植，合作社按70元/天的酬勞發放給務工的貧困戶。同時，貧困戶憑土地入股，牡丹種植見效益後，收成將以合作社占50%、村集體占5%、貧困戶占45%的比例分成。

大方縣雨沖鄉副鄉長張波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相比出去打工，在牡丹基地70元/天的收入，其性價比更高。“當地老百姓出去打工，收入不高，開銷卻大，賺的錢只夠維持日常開支。而在當地務工,既不用租房，生活開支也較小，農閑時來牡丹基地務工，春夏季節自己還可以種烤煙，在家還可以養豬養牛，能實現多渠道的增收。”

在基地務工的貧困戶在分揀油用牡丹苗

張波對記者表示，留在當地務工還可以解決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社會問題。

在產業扶貧的同時，恒大還發揮自身優勢吸納就業扶貧。針對貧困家庭中有外出就業需求的青壯年勞動力，組織職業技能培訓，計劃三年吸納3萬人到恒大物業、園林、酒店等下屬企業和戰略合作企業就業。

大方縣鳳山鄉聯新村的90後女孩譚宇，之前和母親靠每月一兩百元的低保金與養老金度日，學業也因貧窮而中斷。如今譚宇進入恒大集團的貴陽新世界做樓盤接待員，每月有2700元收入，還管吃管住。譚宇的母親告訴記者，譚宇把這些錢都存起來了，以後還要繼續念書。

大方縣安樂鄉營腳村的汪維平現在進入恒大在大方的學校建築工地幹活，每月有五六千的收入，不僅解決了三個孩子的學費和生活費，家里蓋了十多年的毛坯房也終於能如願裝修了。

【周年特刊】“一帶一路”刺激中企海外投資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從2013年9月提出至今，不僅改變了一些企業的發展軌跡，也改變了沿線不少國家的發展。
“‘一帶一路’的影響立竿見影，作用明顯。”貝克·麥堅時國際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麥克納布（Greg McNab）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一帶一路’的引導，資金可以直接投入到項目中與沿線的各個國家。我們可以明顯看到由此帶來的變化。”
2016年8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一帶一路”建設從無到有、由點及面，進度和成果超出預期。
根據商務部最新數據，今年1~9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60個國家和地區的653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對外直接投資1342.2億美元，同比增長53.7%;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1478.3億美元，同比增長7.4%。
在新簽的承包工程大項目中，“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業務份額高。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的61個國家新簽合同4191份，合同額745.6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總額的50.4%。
目前，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共建“一帶一路”項目合作，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也態度積極，以亞投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斷深入，一批有影響力的標誌性項目逐步落地。
“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提振了中國企業投資亞非歐，特別是發展中經濟體的信心和底氣，還增強了合作對象國吸引中資的熱情和意願。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資金支持填補了亞非歐基礎設施建設長期存在的資金缺口，更快促使沿線國家與中國企業開拓海外市場需求的對接。

中亞聚焦產能合作
縱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首先獲益的是亞洲，包括正在積極規劃的六大經濟走廊建設。中亞地區歷來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中國駐吉爾吉斯斯坦前大使姚培生就表示，“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內成功與否看新疆，國外則看中亞。西歐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西邊，中國在東邊，提高了中東歐和中亞國家的地緣地位，它們找到了一把強國的鑰匙。”
起初，作為中國鄰國的俄羅斯對於中國在中亞不斷增強的影響力一直持疑慮態度，尤其體現在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反應上。但由於中方在推動中體現出了十足的誠意、包容與開放的態度，再加上俄羅斯因烏克蘭危機面臨西方制裁，原油價格持續下跌，使得俄羅斯經濟雪上加霜。俄羅斯最終決定，積極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其主導的地區經濟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對接。
除了與俄羅斯、中亞國家在上合組織框架下的整體合作，中國還與各個中亞國家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形式落實絲綢之路經濟帶，幫助中亞國家對外開放、更全面地融入全球市場。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正式在中亞第一大國哈薩克斯坦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議。中哈領導人已明確表示，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哈方旨在振興國內經濟的“光明之路”計劃對接。同時哈薩克斯坦也是中國推動國際產能合作的重點優先國家。2015年3月，中哈簽署了投資總額近236億美元的產能合作項目，包括鋼鐵、水泥、平板玻璃、化工、機械等產業。

東南亞聚焦基建合作
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區域東南亞，盡管美國作為域外國家通過“再平衡”戰略不斷對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形成幹擾，但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都積極表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在印尼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如今，中國已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印尼“全球海洋支點”計劃對接，旨在推動海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深化產業投資、重大工程建設等合作。
印尼雅加達-萬隆高鐵（下稱“雅萬高鐵”）成為中國與印尼兩國目前最大的單筆合作項目。雅萬高鐵全長150公里，最高設計時速350公里，預計於2019年開通運營。雅萬高鐵由中國鐵路總公司牽頭組成的中國企業聯合體與印尼國有建設公司負責建設和運營，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提供了總投資額75%的融資。
東南亞是全球區域一體化進程較快的地區，但也是各方博弈的焦點地區。當前該地區存在多個區域一體化合作，比如 “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
麥克納布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一帶一路”的一個優勢就是中國的資金能更快地投入海外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而其他貿易協定更關註稅務等長期層面，非涉及實際的資金投入。
貝克·麥堅時國際律師事務所全球礦業執業部負責人墨尚偉（John Mollard）認為，對東盟來說，“一帶一路”、RCEP以及TPP是互補的，因為各個協定的目的不同，TPP更多關註貿易、稅務、勞務流動，而“一帶一路”則更加關註直接推動基建發展。“當然，傳統上來講，東盟在基建發展中成績不錯。現在有了中國的幫助，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將會得到更快的發展。”墨尚偉說道。

南亞聚焦全方位合作
南亞地區是“一帶一路”中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點，同時有中巴和孟中印緬兩大經濟走廊。
其中，中巴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習近平於2015年4月訪問巴基斯坦期間宣布的總額460億美元的一攬子合作計劃，不僅推動中巴在瓜達爾港的開發、能源電力、基礎設施、工業園建設領域全方位的合作，還整體改善了巴基斯坦經濟前景與財政狀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去年以來連續多次將中巴經濟走廊相關投資列為巴基斯坦近期經濟發展的三大動力之一。
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斯里蘭卡也是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國家。目前中國企業正在參與建設的科倫坡港和漢班托塔港，被認為是開啟斯里蘭卡這一樞紐的兩把“鑰匙”。
此前包括科倫坡海港城在內的中斯合作大項目在選舉和新政府上臺期間受到指責並被叫停，但維克勒馬辛哈政府上臺後於今年4月初訪華，不僅延續了此前的合作，也表達了與前任政府一樣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熱情。
除了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同樣在以自己的方式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今年10月14日習近平訪問孟加拉國期間，中孟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系，同意擴大和深化貿易和投資合作。對孟方提出了電力、信息通信、河道管理、基礎設施等領域的22個項目，中方表示願意考慮並鼓勵中國企業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探討開展合作。有媒體報道稱，中孟簽署的包括港口碼頭、電站、鐵路項目的合作協議貸款額達到240億美元。

【周年特刊】中企走出去： 要預判風險 更要管控風險

目前，“承包工程建設”業務和“海外並購”業務成為“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兩種主要業態形式。
不過，鑒於“一帶一路”規劃涉及國家眾多、資金巨大，不僅有必要對目的國的風險挑戰進行正確評估，還需要在評估之後進行有效的風險管控。
鑒於工程項目不可轉移、前期投入資金較多，一旦遭遇風險致使項目中斷，會給承包商帶來巨大的固定資產和應收賬款損失。“以利比亞內戰為例，政局動蕩造成中資企業十多人受傷，企業工地、營地遭到襲擊搶劫，直接經濟損失達15億元人民幣。再加上中國企業在利比亞的項目暫停，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估計超過200億元。”中債資信國家風險部高級分析師樊少華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對於政治、經濟和匯率等宏觀層面的風險，企業需要密切關註東道國相關領域的形勢變化，提前做好風險預判。”

標誌性政府項目易受風險沖擊
據商務部介紹，今年前三季度，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4191份，新簽合同額745.6億美元，同比增長26.1%，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0.4%。
其中，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承攬的埃及新首都建設項目合同額達27億美元，是前三季度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中標的最大承包工程項目。
目前，中國已和30多個國家簽署了合作協議，未來5年將與相關國家共同推進中蒙俄等六大經濟走廊建設。最顯著的是基礎設施項目方面的合作，比如印尼的雅萬高鐵、匈牙利-塞爾維亞鐵路、中國-俄羅斯東線天然氣管道、巴基斯坦瓜達爾港、中國-哈薩克斯坦（連雲港）物流合作基地等。
不過，正如樊少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的，由於海外工程承包項目投資規模較大，往往由政府部門組織建設或由國際社會援建，具有鮮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一旦東道國發生政治動蕩、出現政權更叠或者經濟形勢惡化等風險事件，這些標誌性的政府項目極易受到風險的沖擊。
美亞保險（AIG）責任險部和特殊金融險部負責人詹銘輝則告訴本報記者，承包工程建設業務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重大發展領域之一，常見的風險來源包括建工風險、人員安全和自然災害。
在建工風險方面，樊少華指出，工程承包項目施工周期長，項目結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約定，使得項目結匯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項目部分人工、采購成本支付國際化，因此，與制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
其次，“如果合同條款設計複雜、參與主體多元化，合同管理難度較大，容易產生風險。”樊少華表示，“國際上各種技術標準存在差異，中國標準未獲國際認可，也會給中國承包商海外施工帶來不便。”
在人員安全方面，詹銘輝則指出，鐵路交通、能源開發等基礎設施援建是目前中國海外工程拓展的重點項目，多位於政治、經濟相對不穩定的地區。企業除要考慮項目本身的風險，更需要考慮其員工在境外的人身財產安全問題，特別是在敘利亞、伊拉克、也門、阿富汗等高風險區域。

並購潛在政治風險
對於海外並購業務，詹銘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一帶一路”的支持下，未來幾年中國企業跨境並購的數量、覆蓋範圍、交易金額都會持續增長，並購交易的激增也會使優質資產的競爭變得更為激烈。
樊少華指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進行並購交易的過程中，首當其沖的是面臨政府部門嚴格審查的風險。
比如，被並購企業所在國的監管部門可能會在既有的審批要求中附加更加嚴格的審核條件，從而延緩並購的交易流程。樊少華指出，最近，中國化工收購先正達的交易，就因歐盟監管機構要求並購雙方提供更多的附加資料，導致並購完成時間被推遲至2017年。
更有甚者，監管部門迫於政治壓力，可能否決並購交易。樊少華表示，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的並購項目多次碰壁，其中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比如2016年，澳大利亞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了中國國家電網公司和香港長江基建集團收購澳洲電網。
通常，企業在並購交易過程或並購後整合中所面臨的風險來自兩個方面：買賣雙方有可能由於信息不對稱而導致損失，以及一樁並購交易往往需要通過長時間的交涉去確定潛在的風險和未知因素。詹銘輝指出，這不僅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及財力，也有可能導致企業錯失並購的最佳時機。

管控“走出去”風險
那麽，要如何管控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呢？
樊少華表示，為防止政府違約風險，企業需充分了解當地政府的經濟和財政狀況，當政府不能按時支付階段性工程款時，需要及時對政府信用進行評估判斷，切忌持續墊付資金推進項目，而某企業在承建非洲某國機場新航站樓工程時就出現過類似情況。
對於合同風險，樊少華認為，中國企業應該高度重視合同談判，認真審核合同條款，合理利用合同中的關鍵條款保護自己的權益，同時充分履行總承包商的職責增強對合同的把控力和執行力。“對於技術標準差異導致的施工障礙，中國企業應該與業主方深入溝通，在征得對方技術認可的情況下可以采用中國標準。”樊少華說道。詹銘輝則表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承包商通過購買綜合責任保險來轉移海外業務經營的風險。
在“海外並購”方面的風險，樊少華指出，外國政府的外資審查制度並不一定是專門針對中國企業的，但要想規避風險，中國企業還得不斷完善自身的風險管控能力：在選取並購目標之前，要做好盡職調查，不僅要從經營業務的角度考察並購項目自身的發展前景，還要挖掘並購項目的外在風險，比如項目的政治敏感度問題，充分評估外在風險對並購項目的負面影響。
詹銘輝則表示，利用並購保證保險作為買賣保證，為買賣雙方規避交易完成後的利益損失,也是一種轉移風險的途徑。實際上，合理運用並購保證保險可提高其在競標過程中的競爭力，這樣的戰略使用也逐漸成為並購交易中的策略和剛需。
這樣一來，如果同時面對有多個資質相當的買家競標的話，賣家會傾向於選擇有保險的買家交易，原因在於賣家在交易完成後就可以得到資金並撤出，不用擔心長期風險。

【新年特刊】特朗普的那些話會兌現嗎？

（農健/圖）

雖然這段時間每天都會冒出許多醜化特朗普的政治段子，但沒有人會認為他是一個愚蠢的人。相反，人們已經通過這次美國歷史上最“另類”的大選領略了他的精明。一個人在什麽位子上說什麽話，做什麽事，這是最可靠的人生經驗。況且，在美國，總統並不能為所欲為。——南瓜回答

如果唐納德·特朗普真的能夠兌現自己在大選開出的支票的話，那麽他在2017年1月20日就任總統後的任務清單大致如下：

——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修築隔離墻；

——即便不是禁止所有穆斯林進入美國，也要對他們進行“極端審查”，將被要求確認自己認同“美國價值觀”（天知道那是什麽！）；

——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對早在1994年就已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NAFTA）展開重新談判；

——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否則就對中國輸美商品征收高達45%的關稅；

……

——上述幾項關於國際貿易的使命如果完不成，則考慮退出WTO；

——廢除奧巴馬醫改法案；

——對企業減稅，並嚴厲處罰那些將生產基地外包到美國以外的企業；

——施壓要求日本、韓國等東亞盟國分擔更多亞太地區駐軍的責任及軍費；

——施壓要求歐洲盟國分擔更多北約的責任及軍費；

……

——上述幾項減輕美國“海外包袱”方面的使命如果完不成，則考慮撤除對亞太盟國的軍事保護，並將退出北約；

……

的確夠特朗普忙好一陣的！

其中有一些還是他“在上任第一天”就要做的，例如退出TPP和重啟NAFTA談判等。此外，特朗普也許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例如任命一位保守派法官進入聯邦最高法院擔任大法官、撤換美聯儲主席珍妮特·耶倫的職務、對大選期間的競爭對手希拉里·克林頓展開調查，甚至有可能退出聯合國氣候談判等等……

這些承諾究竟能夠完成多少，我們不得而知。當然，他在勝選後其實已經在許多方面軟化了先前的承諾。例如，他對媒體表示自己“並不想傷害到希拉里”，他也沒有立刻撤換耶倫的計劃，他對氣候變暖問題持“開放態度”……

這些議程大多是破壞性而非建設性的，並且看起來如此雜亂無章。不過，我們若仔細分析，還是能夠梳理出一個大致的脈絡。

簡言之，國內，特朗普試圖重拾里根和小布什當政時推行的那套供應學派經濟政策，這是核心重點，也與共和黨主流意識形態一脈相承；同時他可能也會三心二意地作出一些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舉動，在這個問題上，他與嚴謹刻板的共和黨保守派沒有太多共同語言。

（農健/圖）

在對外關系方面，特朗普祭起的是兩面大旗——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和政治軍事上的孤立主義。從他近期的一些言論以及他任命的內閣成員名單來看，未來的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將有可能呈現出以下3個明顯特征：1.與美國一直以來的頭號地緣政治對手俄羅斯和解，甚至把酒言歡；2.與美國一直以來最重要的經濟夥伴中國大打貿易戰；3.與美國一直以來的全方位盟友疏遠。

特朗普的這些戰略最終是否行得通，一旦實施是否會造成重大不確定性、甚至釀成危機？

考慮到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一個超級大國這一事實，這些問題無一不令世人牽腸掛肚。不過，眼下最令人焦慮的還不是這些大的戰略問題，而是特朗普在入主白宮後是否仍將延續過去的行事風格。

雖然這段時間每天都會新冒出來許多醜化特朗普的政治段子，但沒有人會認為他是一個愚蠢的人。相反，人們已經通過這次美國歷史上最“另類”的大選領略了他的精明。一個人在什麽位子上說什麽話，做什麽事，這是最可靠的人生經驗。況且，在美國，總統並不能為所欲為。一個人會“說什麽、做什麽”與他會“怎樣說、怎樣做”卻不是一回事。

也許正因為自己是一個政治“菜鳥”的緣故，特朗普從來就瞧不起專業政策團隊。這次大選的結果也證明了他這種做法是成功的，這或許會進一步強化他那種不依賴專業分析，而完全憑自己直覺行事的習慣。

以外交事務為例，他近期的兩個海外電話都在美國國內乃至全世界引發了不小的政治地震。

他先是在與巴基斯坦領導人通話時盛贊了這個國家及其政府，並說美國願意提供對方需要的一切幫助。眾所周知，巴基斯坦雖然與美國有緊密的軍事合作，但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民間，對巴基斯坦都是心存很大芥蒂的。 之後他與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的通話更令舉世震驚，這被認為是美國自中美建交以來首次在“一個中國”政策上發生的重大變化。而在稍後接受CNN采訪為自己的舉動辯解時，特朗普的一番話尤其令人擔憂。他公開說自己“不會被‘一個中國’政策所束縛”，美國遵守“一個中國”立場的前提條件是要與中國達成“交易”。

退一步說，以美國的地位，即便它沒有做出什麽實質性的舉動來，僅僅是它的總統的一兩句看似漫不經心的話，都有可能令全球政治平衡發生嚴重傾斜。越來越多的觀察人士擔心，國際國內各種利益集團會不會利用特朗普這種自大和隨意的天性，通過各種公關手段，誘使他說出一些超越了正常外交話語的表態，從而讓己方從中獲利？要知道，華盛頓是一個遍布遊說機構的城市，它們往往打著各種“律師事務所”之類的牌子，其“生意”就是在總統、部長、議員那里為利益集團充當說客。有消息說，特朗普與蔡英文的那個通話，就是一家政治遊說機構運作了大半年的“豐碩成果”。

因此，2017年，人們或許需要在淩晨兩點密切關註來自白宮的最新Twitter更新（特朗普通常在此時發Twitter），那上面可能蘊藏著比白宮會議、美國國務院新聞發布會更多的重要政策信息。

基於上述判斷，我還認為，特朗普與國會的關系，將是他成為白宮主人4年里的一顆定時炸彈。從最近發生的諸如中央情報局調查俄羅斯黑客試圖影響美國大選等事件的口水戰中可以察覺，特朗普與自己所在的共和黨的國會大佬們關系並不融洽。特朗普很有可能成為一位施政綱領經常在國會遭到本黨“同誌”封殺的總統，還有人甚至預言，他將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遭到國會彈劾的總統。

【新年特刊】美元還會繼續漲嗎？

（農健/圖）

會，不確定的只是會漲多久，以及能漲到多高。——南瓜回答

美元的強勢，主要來自美國經濟增長複蘇以及美聯儲加息的貨幣政策預期，同時受特朗普新政及國際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影響。

2016年12月14日美聯儲宣布加息0.25個百分點，這也是自2015年12月以來的第二次加息。

加息的原因首先來自美國經濟複蘇。在經歷數年的“去杠桿”後，美國家庭消費者的財務狀況正逐步改善，同時失業率也從2009年接近10%的戰後最高水平下降至5%左右。與此同時，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上漲，成為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動力。

但從長期而言，美國經濟增長依然面臨著一些結構性因素的制約，比如美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增速緩慢、貧富差距擴大，以及消費增長依賴於股市上漲的“財富效應”等等。

特朗普在競選時宣稱要實現3%-4%的增長，但長期以來美元經濟增長率一直保持在2%左右。原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認為如果有很大財政支出，可能在短期內提振增長，但長期保持3%-4%的經濟增長率會很難，因為這需要在生產力方面大幅改善，而這是“中央政府做不來的”。

不過，特朗普上臺後一個重要施政點便是重建基礎設施。市場普遍預計，特朗普可以利用各方有利因素，通過為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加杠桿”提升美國經濟增長率，但這一經濟增長能否維持仍有待觀察。

與此同時，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也並未因此次“最確定”的加息而變得更加清晰。美聯儲預計2017年可能加息3次，市場則認為未必能夠實現。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指出，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預測向來就“大起大落”，2015年底普遍預測2016年加息4次，結果最終僅加息一次。

對於是否加息、何時加息，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不確定性更高的特朗普政策，但無論2017年加息次數多少，伯南克預計隨著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美聯儲將逐步、謹慎地進一步提高利率，貨幣政策也將從前期的量化寬松調整至“常態”。

這樣的經濟複蘇背景下，美元走強自然成為大概率事件。

不過，需要一提的是，對於加息是否必然帶來美元走強，市場上也有不同觀點。全球最大私人銀行瑞銀集團就認為，美債和美元同時走強可能會對美國經濟帶來壓力，加上目前的市場價格中已包含近1萬億美元財政刺激預期，如果美國未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力度低於市場預期，可能最終導致美元下跌。

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截至去年底，美國以外國家共發行美元計價債務9.7萬億美元，其中3.3萬億美元是由新興市場國家背負。美國加息意味著這些債務的清償成本上升，全球債務人籌措美元以期盡早了結美元債務，是近期推高美元價格的因素之一。

盡管如此，市場依然普遍預期隨著美聯儲加息和特朗普“新政”的疊加效應，2017年美元依然處於強勢上升周期，只是對於這一周期能持續多久存在爭議。當然，放眼全球，國際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動蕩，曾經也很強勢的歐元因為頻繁發生的黑天鵝事件而前景不明，其他貨幣要麽體量太小要麽自身實體經濟深陷低迷，也讓美元自然而然地成為相對讓人放心的選擇。

而這一趨勢將通過匯率、資本流動、外債負擔、政策預期等多個渠道，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產生巨大影響。

從歷史上看，上兩輪美元走強，分別發生了拉美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美元上升持續近七年，美元指數上漲逾90%，最終引發了拉美債務危機；1995年開啟的美聯儲加息周期中，美元升值幅度接近50%，持續了約七年，最終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

而隨著美元新一輪升值周期的到來，全球資本已經開始回流美國，並可能持續較長時間。中誠信國際認為，新興經濟體將再度面臨新一輪甚至持續時間更長的本幣貶值、資本外流、償債負擔加重。同時，不同國家貨幣表現預計差異較大，未來其抗沖擊能力將由於自身經濟增長和財政實力的不同而進一步分化。

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而言，2017年的主要挑戰將是應對美元走強預期下的資本外流。而對於正處於貨幣金融體制轉型階段的中國貨幣當局來說，將再度面臨資本管制、匯率市場化和貨幣政策獨立性這一“不可能三角”之間的艱難權衡。

在近期由於外匯占款下降及去杠桿帶來流動性偏緊的情況下，央行遲遲未推出市場期待的降準寬松政策，就是在人民幣貶值壓力和房地產等資產泡沫限制下所做出的選擇。市場普遍預計隨著2017年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壓力的加大，央行貨幣政策將維系中性甚至中性偏緊。

而曾任香港金管局副總裁和三屆證監會主席的沈聯濤則指出，美元走強正在為國際貿易帶來新的成本和挑戰，也顯示出美元體系下全球貿易體系中的深層矛盾與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推人民幣國際化和構建基於特別提款權（SDR）的國際貨幣新秩序，依然是中國應該選擇的正確方向。

（李伯根/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