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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稱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正在編制 概念股午後集體拉升

5月12日消息，午後粵港澳大灣區急速拉升，截至發稿，珠海港強勢漲停，深赤灣A、鹽田港、塔牌集團、廣州港等個股均有拉升表現。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此前表示，國務院有關部門、包括國家發改委等部門，正在跟香港有關部門緊鑼密鼓的對接，研究編制起草粵港澳大灣區相關規劃。

今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寧吉喆、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辛國斌介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產能合作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

深圳衛視記者提問道，“粵港澳大灣區方面在“一帶一路”的開放過程中應該怎麽發揮自身的優勢，跟沿線國家形成新一輪的開放合作?此外，我們知道深圳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在新一輪的“一帶一路”開放過程中，深圳應該發揮什麽樣的作用?”

寧吉喆表示，香港在我們整個國家“一帶一路”的構想中發揮重要的平臺作用。正像十多年前在中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向西開放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樣，可以發揮香港的許多綜合優勢、橋梁作用，在“一帶一路”當中為企業更好的服務。還有香港服務業的優勢，香港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作用都可以在“一帶一路”構想的實施當中更好的發揮。

大灣區規劃，因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已經提出，也跟“一帶一路”有關聯，同時也是我們大區域規劃的一個重要的內容。現在國務院有關部門、包括國家發改委等部門，正在跟香港有關部門緊鑼密鼓的對接，研究編制起草相關的規劃。

深圳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中國最早的經濟特區，在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必將發揮新的重要的作用。相信無論是在“一帶一路”構想的實現當中，還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當中，都會發揮應有的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時代 深港關鍵要實現“一國兩制”下的高效暢通

深圳的制造業要和香港的服務業巧妙結合，兩地要實現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高效暢通。

在5月12日深圳創新研究院舉辦的深港圓桌會議上，多位政商學界人士認為，這是粵港澳大灣區順利建設的關鍵問題之一。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粵港澳大灣區”首次寫入國家政府工作報告，大灣區的規劃與建設已被提上重要日程，大灣區內的 9 座城市、2 個特別行政區也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在珠江東岸的兩大核心，香港和深圳人口總量占整個大灣區人口總量的 30%以上，經濟總量占整個大灣區經濟總量的 45%以上，在金融、科技、貿易、基礎設施、專業服務等方面各有獨特優勢。

與全世界一流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一個顯著的區別是有3個獨立的關稅區和2種政治經濟制度。在即將到來的粵港澳大灣區時代，兩地如何應時而發、順勢而為?面對發展的新機遇，兩地合作需要什麽新思路?上述圓桌會議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探討。

深圳制造業和香港服務業要有機結合

那麽，未來深港關系會如何呢?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認為，深港關系無非是三種：一種是競爭關系，一種是合作和毗鄰相助，另外一種是競合關系，兩地攜手前行，有一定的競爭和合作，能夠保持一種地區的經濟活力。

但是他也提醒一個事實：世界上沒有哪兩個城市像深港一樣，跨境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兩地居民的活動半徑彼此覆蓋。另外，兩地經濟往來頻繁，很多香港人跨境到深圳公幹。這其中， 相當一部分從事制造業。

張玉閣說：“深圳的制造業其實已經不是傳統的制造業。它和香港的制造業，不管是香港本土的制造業還是香港在珠三角的制造業，都有很大的差別。深圳現在的產業鏈處於向外擴展的階段，有一種外溢功能，如何與香港的金融投資和服務業有機地結合，而不是簡單地加總，值得探討。”

具體來說，深圳的創新和催生新產業的平臺功能可以和香港的研發、發明和知識產權保護等進一步整合。就拿知識產權保護來說，一些科技公司考慮到專利保護，喜歡在香港簽合作協議，因為他們覺得用香港的法律保護知識產權更強一些。

這種產業的整合對於香港的科技創新來說，也是好處多多。張玉閣說：“我個人認為香港要發展創新及科技的話，如果不能夠對跨境資源進行整合，那麽它靠自己發展起來會非常艱難的。怎麽去把香港的制度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這也是香港需要考慮的。”

深圳也已經在考慮進一步發展創新。深圳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鄧盛華說，作為一個行政級別不是很高的城市，深圳要獲得各種的高端資源其實存在一個巨大的體制障礙。這就意味著，它要走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樣的路子，可能還得從創新的角度來發展，也就意味著它要通過創新這條路吸引高端的資源。

鄧盛華說：“深圳的創新有自己的特色，科技的發展方向跟北京、上海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不一樣，深圳的創新是應用導向的發展。”

探索“深圳綠卡”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涉及到產業布局、土地利用、信息互通、資源共享、交通能源等方方面面。如何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增強香港、深圳、廣州等核心城市輻射帶的作用，充分發揮深港發展的合作潛力，尋找合作的突破口?

深圳市發改委區域規劃處處長盧文彬認為，規劃的關鍵在於“一國兩制”下，促進灣區內各城市間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真正高效便捷地流通。

他說，現在既要在戰略層面解決一些體制的束縛，也要從細節入手解決“大門敞開，小門關著”的問題。“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提了很多年，前海不少先行先試的具體政策還沒有落實，很多原因還在於一些方面對一些具體的問題的意見存在一些分歧。”

他補充道：“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借助粵港澳大灣區的理念，能夠把一些問題真正落地，比如說前海人民幣跨境流轉的問題，讓粵港澳大灣區實現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真正能夠便捷高效地流通。”

目前，深港兩地在上述人流、信息流、物流、資金流等方面的障礙仍然存在。比如粵港澳大灣區雖然是重要的科技灣區，但目前境外人才和國際人才交往的限制非常多。

盧文彬建議探索深圳立法來解決人才問題，消除一些細枝末節的障礙。他的建議包括：先行先試，探索“深圳綠卡”制度;擴大養老、醫療對境外及外籍人才的覆蓋範圍，實現本土生活無障礙;開展外籍創新人才創辦科技型企業國民待遇試點;在深圳機場以及條件成熟口岸，對外國人實施144小時以上過境免簽政策。

深港插花地的合作推動兩地科技創新

深港兩地政府在合作上已經邁出了新的步伐。今年年初香港特區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簽署了合作備忘錄，計劃將面積約1平方公里、原屬深圳的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以科創為主軸，建立重點科研合作基地，以及相關高端培訓文化創意和其他的配套設施，目標是吸引國內外頂尖的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進駐河套。

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說，香港政府致力於推動創科的發展並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促進官、產、學、研的合作，構建一個具有活力的科創生態系統環境。深圳則擁有強大的科研產業的實力，也是國家科創事業的先鋒，兩地在港深創新和科技園的合作一定能夠產生巨大的協同效應。

目前，深港雙方已經成立聯合專責小組，針對河套地區的發展重大事項進行協商。

楊偉雄說，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面積非常大，將會是香港歷年來最大的科創平臺，全方面推動香港的科創發展，包括推動科技研發落地、鼓勵與國內機構合作，推動香港的再工業化，支援初創企業，協助中小型企業升級轉型，發展智慧城市等。與此同時，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也將吸引不少內地以及世界各地頂尖的科研機構和企業進入，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科創發展的超級航母。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方舟也對上述深港科研合作基地的未來持樂觀態度。他說：“深圳有產業基礎，香港有自由港的特殊優勢，如果能夠把這兩個優勢結合起來，鼓勵深圳的一些高科尖的企業，尤其是像華為、中興、騰訊、華大基因這樣一系列的大企業在河套區設立大型的研發平臺，對香港建立新的產業群非常有幫助，對這些企業本身提升國際化的水平也是很有幫助的。”

楊沐：不要錯誤理解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設想

李克強總理今年在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引發了廣泛的關註。“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概念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媒體中，但這是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提到“粵港澳大灣區”。

廣東的很多學者、官員討論了多年，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思路是粵港澳合作的深化，但是我們是否關註到，李克強總理在闡述這個思路時強調的是什麽?近段時間媒體和地方官員都在討論粵港澳大灣區，這非常好，但是如果大家的關註點都放在怎樣利用這個機會給自己增加投資、提高GDP增長速度，我感到這是錯誤地理解了中央的戰略思想。

不能錯誤理解中央的戰略思想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前面講的是要繼續全面正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後面講的是要“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還講了四個重點：第一是推動內地與港澳的深化合作，第二是嚴格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規劃，第三是強調要發揮港澳的優勢，第四是要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提升這個地區、這個戰略和思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這份政府工作報告所展示的邏輯，與我們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2016年向中央呈送的一份政策建議《建議創設環珠江口灣區，用經濟社會方式解決香港問題》是一致的。中央的戰略大思路首先是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和香港的前途聯系在一起，進而解決中國的整體發展戰略問題。這就意味著要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一定要跟這個思路相符。

我有三點思考：第一，如何看待香港、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作用、地位?如果我們把過去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分成1977~1997年、1997~2017年、2017~2037年三個時期。那麽在第一個20年，即1977~1997年，香港是處於中國改革開放中引領的地位的。當時香港的經濟、技術向內地輸送，在這個輸送過程中，香港的地位急劇提高，香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

第二個20年，即1997~2017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這個時候中國沿海跟世界的對接越來越容易，中國的上海等一批城市迅速發展，香港的窗口作用在減退。廣東的一些地方，像深圳、廣州等地區的生活水平也越來越高。香港老百姓則普遍面臨一種失落感，他們感到自身的生活水平在下降，香港的地位在下降，這跟目前香港的狀況是有一定關系的。

第三個20年，2017~2037年，是未來20年。今年3月，香港選舉產生了以林鄭月娥為特首的新一屆特區政府，換屆正是一個很好的歷史新開端。在這個時期中央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思路，希望香港、澳門能夠看到它們未來20年融入粵港澳灣區、融入內地的大經濟體對它們的巨大作用。在這個融入過程中，香港和澳門可以借勢進一步提高其生活水平、社會地位。

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設計，首先要設計好怎麽能幫助香港、澳門加快融入灣區。有了這個方向，我們接下來要按照習近平主席的治國理政的新思路來設計具體方案。這個方案不應該是過去那種單純強調GDP的發展模式。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都在講現在中國正處於L型曲線的底部，以後還要回升。但要看到，2020年後L曲線繼續下滑是有可能的，我們要有所準備。不過這種增長速度的下滑不會影響中國經濟地位的提高，不會影響中國的競爭力的提高，不會影響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灣區如何發揮港澳特殊作用

在這個大趨勢中，中國不應該糾結於GDP的增長速度，不應該糾纏於繼續發展傳統的制造業;我們要發展的是高端制造業、先進制造業——這個思路是要非常明確的。而最重要的方向，是要提升整個社會的治理水平，使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而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澳門在很多方面有著比珠三角更優越的地方。發揮港澳的優勢，這是李克強總理給我們指明的方向，我們要思考如何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發揮它們的特別優勢。在這個規劃里面，港澳在灣區的發展中將繼續起著一個重要的作用。

譬如說住房問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是不是會伴隨著一個新的房地產高潮的出現?是不是房價又會高漲，類似於雄安新區的房價?廣州的房價本來是在四個一線城市里最低的，將來會不會因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契機就超過其他城市?如果出現了這種情況，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澳門的吸引力會大大減弱。

我們應該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拿出一個思路，使這里的老百姓不會面臨房價不斷上漲的壓力，而是真正感到房子就是用來住的，而且自己是有能力買得起房子的。中國內地跟新加坡、香港地區不一樣，中國內地不缺地，但關鍵是怎麽規劃才能使老百姓有房住。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構想中，我想中央對我們是寄予期望的，而這種新思路對全國也是有引領作用的。

我的第二個思考是粵港澳大灣區怎樣才能夠成為創新的中心。世界上講大灣區，一般有四個含義：一是有開放的經濟結構;二是有高效的經濟資源配置能力;三是有強大集聚外溢的功能;四是有發達的國際聯系網絡。大灣區會給人們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和較高的生活水平，但不僅僅限於這些方面。很多統計數據顯示，世界上生活條件最好的城市，往往是一些北歐城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城市。但是對世界高科技人才、資本最有吸引力的不是這些城市，而是灣區。

問題是，如何既要有較好的生活條件，更要有創新空間和創新動力機制，引領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一定要在這個思路上下功夫。其中有三點特別值得關註：第一是要有便捷的網絡，如交通網絡、市場網絡、信息網絡、高端制造的軟件網絡等。

第二是要有創新引擎企業。我們看舊金山灣區，它有一批優秀企業，像英特爾、惠普、谷歌、蘋果等，這批優秀企業是創新的引擎。長三角地區有阿里巴巴這樣的企業。粵港澳大灣區有華為、騰訊這樣一批企業，這批企業能不能成為創新的引擎，能不能在這里面起到帶頭作用?比如阿里巴巴最近提出一個設想，要為未來20年組織一個獨立的研究開發部門，服務20億人口。粵港澳大灣區的這些大企業，能否有這些大手筆?當然這個是要靠企業自己做，但是社會、粵港澳灣區能不能給它們提供更好的條件?

第三是要把大學、政府、科研機構、企業的研發中心連成一個網，連成一個能即時分享先進成果的系統。在香港科技大學短期工作的日本學者加茂貝樹，談到日本東京大學的經濟學家去年在深圳專門做的研究，研究的主題就是深圳的無人機為什麽能夠發展得那麽快。按照日本經濟學家過去的思考，在沒有產權保護的國家，科技創新的小企業是很難迅速擴大的，但深圳的這類型小企業實際上就迅速擴大了。加茂貝樹最後找到的原因，就是原創知識的共享。那麽這種共享能不能進一步擴大，並形成一種新型的體制呢?

世界上原創知識有兩種行為方式，一種是保護行為，就是我們說的軟件保護行為、專利保護行為，如微軟;另一種，是共享行為，我們說Linux，就是共享行為。許多國家如美國、德國也都有跟中國的“中國制造2025”相同的規劃，但這種規劃里非常重要的是制造業的軟化，是制造業的新思路，是制造業的新知識、新發明能不能盡快地共享，來促使這個地方的迅速發展。

我的第三個思考是怎麽發展港澳的土地優勢?粵港澳灣區如果跟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相比較，有很多相同點;但也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點，即後三個灣區都是同質的，都是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經濟體系內的，但是粵港澳灣區是異質的，包括香港、澳門以及珠三角的九個城市。現在，灣區的交通網絡已經形成了，但是我們這個異質的區域存在著優勢也存在著劣勢。它的優勢在於，異質的體系一旦開放和克服阻礙，讓市場起作用，就能盡快實現比較利益，提高效益。當然，它的困難就在於怎樣克服阻礙。中國還有“一國兩制”這個框架，這個難題怎麽做，正是我們這個大灣區建設必須思考的。

鄭永年教授的思路是單邊開放。大家知道，國際貿易、經濟、投資界經常講和引用的是“雙邊”，雙邊開放，對等談判。但是實際上，世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一直存在著單邊開放，特別是對大國來說。單邊開放就是大國首先對小國、對其他地方開放。我們在中國跟東盟的自貿區建設中間看到了這樣的成果。我在新加坡見證了這個過程。中國首先在農業方面對東盟開放農產品進入，東盟國家獲得利益後自然加快了東盟與中國自貿區的合作進程。

我們現在講的“一帶一路”，也是中國首先單邊開放的。中國首先讓資本走出去，提出思路，如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否也可以首先對香港、澳門實行單邊開放?在過去，香港、澳門的經濟技術比內地好，所以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大量的香港資本和企業家湧進了內地。我們現在能不能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把港澳的經驗和專業人才引進來?香港跟世界的經濟聯系做得很好，能不能把這種聯系引進來?在大灣區中內地對香港澳門能不能單邊開放，如何做得更好?

如果這樣做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就回答了灣區的啟動問題，回答了中央所提出的“怎麽能讓香港、澳門起到作用”的問題。如此，我們才可以在灣區把香港、澳門的作用發揮出來，而且通過這個作用把整個灣區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再次讓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高地。【楊沐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IPP評論(IPP-REVIEW)是鄭永年教授領導的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粵港澳大灣區視野下 房企布局穗深周邊城市

粵港澳大灣區的出爐，背後正是中國城市群發展的邏輯。在此之前，觸覺敏銳的房地產開發商，早已開始在珠三角“環穗”、“環深”區域布局。

三大龍頭房企恒大、萬科、碧桂園，早已在此深耕多年；時代、龍光、合景泰富等本土開發商，也不遑多讓；而以融創、泰禾、龍湖為代表的外來品牌房企，近年也已深入布局華南。

樓市調控背景下，房企在珠三角拿地熱情不減。去年底至今的多場土拍中，開發商頻頻在穗深周邊城市舉牌，部分外溢區域的土地市場開始升溫；與此同時，開發商在珠三角的業務和角色急劇轉型，從開發商到房東、到小鎮運營，再到社區學校、醫院運營，變得非常多面。

珠三角布局視野

在主流開發商的布局中，珠三角經濟圈是絕對的重點之一，其中廣州、深圳是兩大引擎。

作為距離廣州最近的城市，佛山歷來受到廣州樓市溢出的影響。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調查發現，除較早進入的碧桂園、保利、萬科、金地外，目前龍湖、融創、泰禾、金茂等外來房企也已紛紛在佛山拿地。

佛山拍地信息顯示，在5月已出讓的6宗地塊中，有4宗被首次進入佛山的中昂、世茂、華發等房企拿下，總價達37.89億元。曾經的“價值窪地”佛山，如今已成為眾多外來房企布局珠三角的重要據點，甚至是首站。

重倉拿地前，一些外來房企在運營乃至集團戰略層面已做足準備，一旦出手便攻勢淩厲。以融創中國為例。收購深圳本土房企佳兆業失敗後，其2015年3月成立廣深區域公司。醞釀近一年後，2016年初，董事長孫宏斌才對外透露將布局穗深。當年1月，融創兩度在佛山拿地，出價總額達27.16億元。作為區域內最早進入且項目最多的城市，截至去年底，融創已在佛山布局6個項目。

通過並購與拍地渠道，融創目前已進駐9座珠三角城市中的8座，並在戰略層面將穗深定為重點發展的六大區域之一。“整個華南區的市場非常大，也有個別公司一年能賣800億”，談及未來目標，融創華南區高管黃書平表示，融創在該區域的目標是2017年賣200億，2018年達到500億規模。

與佛山情況相似，東莞、惠州承接了深圳的外溢需求。

在相關規劃中，到2020年，深莞兩市間將有5條地鐵連通，這也推動了開發商在此布局的熱情。去年底以來，多家品牌房企在東莞拿地，布局環深市場。據東莞中原研究部統計，去年東莞銷售前十的房企中，有七家是非本地開發商。

眾多房企中，一向推崇“軌道+物業”模式的萬科對軌道交通利好最為敏感。此前萬科就曾指出，未來按照TOD（依托軌道交通引導城市發展）模式大規模發展軌道交通的城市帶中，以深圳為核心的“深莞惠”是最重要的一個地區。

去年6月，萬科與深圳地鐵攜手進入東莞，擬在東莞推進“軌道+物業”模式，參與開發地鐵上蓋物業項目。在深鐵成為萬科的基石股東後，擬延伸至惠州的深圳地鐵14號線，也將有望引入萬科，對地鐵上蓋物業進行開發。

在廣佛、深莞惠兩大城市輻射圈之外，受深中通道開工、廣州地鐵延至中山等基建利好影響，珠江西岸城市也受到了房企的關註。

尤其是珠海。據易居研究院統計，2016年珠海新房均價達16179元/平方米，位列全國第八，是珠三角僅次於穗深的房價第三城，與廣州單價差距不足千元。

與佛山、東莞情況不同，本地開發商在珠海占據統治地位。數據顯示，在珠海去年銷量前十的房企中，有“珠海三劍客”之稱的華發、世榮、格力3家本地房企的網簽套數與其余7家外來房企之和基本持平。其中，位居榜首的華發，網簽套數達9664套，甚至比第二名保利高出近三倍。

優質足量的土地儲備，是珠海本地房企的突出優勢。以華發為例，截至2016年末，其擁有805.2萬平方米土地儲備，其中過半集中於珠海。中投證券指出，具有珠海獨特資源優勢的華發，在粵港澳大灣區、港珠澳大橋等利好下，土地價值有望重估。

轉變角色的試驗場

在招拍掛市場供需失衡的情況下，土地獲取成本越來越高，一些房企因此開始謀求轉型。珠三角是一個良好的試驗場。

格力地產就是一例。一方面，格力去年以19.65億總價拍得上海泗涇鎮高價地，繼續將房地產作為主營業務；另一方面，其承擔了珠海包括沙灘修複、海島開發、遊艇碼頭、漁港改造、人工島填海、度假酒店建設在內的多項城市綜合運營商職能，在房地產之外將海洋經濟、口岸經濟開拓為主營業務。

格力的轉型邏輯是，將房地產業務限定在珠海、上海和重慶，並在中心城市高價拿地；其他城市則同時開展現代服務業及現代金融業。

格力地產董事長魯君駟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格力地產已不是傳統的房地產商，在多板塊產業的基礎上，公司未來將變為城市綜合運營商和資本管理者。

城市配套服務和運營，是萬科的轉型方向。2013年提出“城市配套服務商”定位後，萬科旗下各區域公司先後確立轉型策略。以廣深區域為例，其“八爪魚戰略”指的是包括傳統住宅、長租公寓、培訓教育業務、養老服務、產業辦公服務、購物消費服務在內的八大板塊業務。

廣州萬科方面介紹，2016年廣州萬科的轉型和創新包括，旗下開業長租公寓近4000套，儲備房源超過1.4萬套，“泊寓”品牌實現從零到一；榕悅、智匯坊等養老品牌加快全城戰略布局，並實現跨城市發展；萬科全國首個醫療項目——廣州蕙心醫院正式開業，探索醫療康複領域；教育業務邁出“辦學者”里程碑式的一步；眾創空間完成天河、黃埔、番禺、荔灣核心四區布局。

重組後的招商蛇口發展戰略也調整為“城市綜合運營商”。目前，招商蛇口的主營業務由社區開發與運營、園區開發與運營以及郵輪產業建設與運營三大板塊組成，房地產屬性逐年弱化。

在未來三到五年的規劃中，招商蛇口將把社區開發收入從85%左右降低到60%；園區收入比重從15%左右提升到30%-40%左右；郵輪產業從輕資產戰略的角度出發，收入未來也將持續增長。

而碧桂園和格力地產在珠三角則集中於產業小鎮業務。碧桂園首個科技小鎮近日剛剛落戶惠州潼湖，5月17日動工，華興資本、軟通動力、創新工場、明匠集團、深圳無人機協會等近80家企業機構現場簽約進駐科技小鎮。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記者 張曉玲 實習生 盧靖陽）

粵港澳大灣區：如何從“舢板群”變成“超級航母”？

2016年6月2日，港珠澳大橋最後一座巨型“海豚”鋼塔成功完成吊裝。（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5月25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把最好的要素放在一起，就是最有競爭力的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如何從“舢板群”變成“超級航母”？》）

從“世界工廠”到“灣區經濟”，粵港澳大灣區這一中國最具活力與創新精神的區域經濟體系，正在國際經濟體系內從“追隨者”轉向“引領者”。

此次規劃中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包括香港、澳門和位於珠三角地區的9個內地城市，面積約為5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6600萬，經濟總量超過1.4萬億美元。僅從經濟體量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已能媲美傳統的全球三大灣區。

只有具備了全球化的產業引領能力和價值鏈管理能力後，“灣區經濟”才能掙脫“世界工廠手和腳”的角色，在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國際貿易新秩序中，成長為新產業革命時代的“大腦”與“軀幹”。

30年，1平方公里

“廣州市國家超級計算中心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我很高興知道中心的超算資源已經開放給香港的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申請使用。”2017年5月12日上午，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在深圳的“深港合作圓桌會議”上表示，這正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優勢互補的反映。

此前數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率領的粵港澳大灣區考察團對灣區內6個內地城市進行考察。身為考察團成員之一的楊偉雄，肩負著為香港“再工業化”戰略引進和打造“創新引擎”的重任，在考察途中關註著任何可能的創新合作機會。

作為香港創新及科技局首任局長，楊偉雄幾個月前又獲得了一項“新頭銜”：港深創新及科技園聯合專責小組港方“園長”，中方負責人則是深圳市副市長。

2017年1月由港深政府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打造的“港深創新和科技園”，位於深圳與香港接壤的落馬洲河套地區，占地規模87公頃，面積為香港現存最大科技園區的四倍，也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創新科技平臺。

科技園的目標是吸引國內外頂尖的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進駐，並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科創發展的“超級航母”，成立至今香港特區政府已投入超過180億港元。

楊偉雄表示，在各方努力下，世界頂級創新科技機構麻省理工學院、瑞典卡羅琳學院及芝加哥大學已先後在香港設立國外研究中心及亞太基地。

然而沒有人能想到的是，今天這一寸土寸金的科技園區，昔日竟是難以開發的河套灘塗。

“河套地區這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深港早年治理深圳河的產物。”1986年便擔任深圳市副市長的張鴻義回顧道，在他從中國銀行深圳分行行長轉任深圳市副市長時，港深政府已就深圳河治理談判多年，但由於管轄權爭議一直未有結果。

直到他1994年離任深圳市副市長前夕，雙方經過8年努力才終於形成“共同治理”的共識，並獲中英兩國政府批準。而在此後的二十多年間，就河套地區這一“插花地”（管轄權沒有明確歸屬的區域）如何開發管理，又形成了反複爭議與論證的“拉鋸戰”。

直到2016年下半年，借助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升級為國家戰略的東風，港深兩地政府才終於形成“共同開發”的共識，並獲得國家認可。

“今天重提這段往事，只是想說明歷史上任何一點進步都來之不易，我們應當倍加珍惜。”在張鴻義的這番感慨背後，河套地區30年從爭議到合作，從“共同治理”到“共同開發”的漫長轉型，見證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之間“從競爭到融合”的一段曲折歷程。

“最好的要素整合起來”

2017年3月，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李克強總理在4月11日接見候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時再次強調這一點，這一信息隨即在資本市場內掀起了波瀾：4月11日午後A股市場內“粵港澳自貿區概念股”全面爆發，並在其後數周的大盤回調等市場動蕩中持續高居漲幅榜前列。

在資本市場“概念爆發”之際，早已深耕多年的區域融合與對接也在提速推進中：4月20日，深圳前海管理局副局長唐紹傑披露，2017年前海預計出讓土地面積27萬平方米，超過此前三年出讓總面積的一半，其中至少三分之一將向香港註冊企業“定向供應”。

作為這一土地供應的核心區域，前海蛇口自貿區於4月8日公布媽灣片區規劃，通過2.9平方公里開發計劃釋放價值千億的土地儲備，以創建“一帶一路國際經貿合作區”。

5月2日，港珠澳大橋主橋海底隧道正式對接；此前一天，連接珠江口東西兩岸的深中通道進入實體工程施工階段。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其網誌中，除了聚焦這兩大基建工程的重大進展外，還提到虎門二橋、高鐵香港段及蓮塘香園圍連接路和口岸等一系列基建項目，並指出：“這些重大基建，一浪接一浪地落成後，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的地理和時間距離將大大縮短，香港人的生活和事業發展空間將會有突破性的變化。”

“如果把大灣區中最好的資源和要素放在一起，這個灣區是全世界最有競爭力的。”香港大學金融與公共政策教授肖耿說，“但是它們現在還沒辦法放在一起，因為你從香港到深圳過個關就要花很長時間。”

在肖耿看來，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目標就是把灣區中“最好的要素整合起來”以構建全球領先的競爭力，而在這一要素資源的整合過程中，“決定你競爭力的恰恰是你的管理瓶頸和潛在風險等‘短板’，它們決定了整個大灣區未來全球競爭力的上限”。

在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後，過去二十多年間被民間、學界廣泛討論，並先後被納入多級區域發展規劃的泛珠三角“9+2”城市群發展規劃，進一步被提升為國家戰略層面的“灣區經濟圈”。

所謂“灣區”，指的是沿海口岸城市群和港口組成的區域，其經濟發展被稱為“灣區經濟”。目前全球有三大著名灣區，即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在過去三十年中，三大灣區已成為引領全球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此次規劃中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包括香港、澳門和位於珠三角地區的9個內地城市，面積約為5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6600萬，經濟總量超過1.4萬億美元。僅從經濟體量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已能媲美傳統的三大灣區。

在中國經濟體系內，只占不到1%土地和5%人口的珠三角地區，產生了超過十分之一的GDP和四分之一的出口量；在過去30年中吸引了超過1萬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並創造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五分之一，成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引擎”之一。

但與此同時，區域內城市經濟發展的巨大落差，同質化競爭所形成的重複建設，以及“一國兩制”及多關稅區體制下的資源流動阻滯等因素，令這一體量龐大的城市群遲遲未能形成以統一市場為標誌的“灣區經濟”模式。無論是內部經濟發展效率，還是外部經濟輻射拉動能力以及對全球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的引領能力上，粵港澳地區仍與傳統三大灣區有著較大差距。

從區域規劃到國家戰略

深圳綜合開發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規劃並不是一件“新鮮事”：從學術界討論到地方政府規劃，再到國家戰略的提出，粵港澳區域從“城市群”到“大灣區”的規劃理念已經延續了二十余年。

他認為從規劃角度而言，大灣區規劃實際上跟“十二五“期間就已經展開的”世界級城市群規劃”有重合之處，“但是為什麽在這個時候，會變成一個由中央主導的區域性規劃？”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方舟對這個問題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他認為中國城市化發展路徑在過去三十年中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從早期“嚴格控制大城市、積極發展中小城鎮”的規劃理念，轉向“十一五”規劃期間開始推動的“城市群”發展戰略。

在這一城市發展理念的轉向下，中國形成了數十個人口三千萬至五千萬的“城市群”雛形，方舟認為，未來十年中國可能出現十幾個人口與經濟規模接近韓國等“亞洲四小龍”的核心城市群經濟體，“這是一個很大的發展”。

從國家層面而言，這數十個發展中的城市群需要引領經濟和創新發展的“龍頭”，這就是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出的三個重點發展區域：“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經濟圈，它們分別代表著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及輻射拉動區域。

從這個意義而言，此次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被提到政府工作報告中的特別意義，就在於過去由地方主導、“自給自足”式的區域發展規劃，被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將承擔起引領和拉動全國乃至全球創新經濟產業鏈的重任。

“都說中國是‘世界工廠’，但坦白說我們只是世界工廠里的‘手’和‘腳’，大腦和軀幹還在歐美發達國家內。”麥肯錫全球副董事陳洸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曾參與前海蛇口自貿區規劃設計。

手腳和大腦的區別，就在於市場要素流動的密集程度。麥肯錫關於全球貿易中物流、服務流、資本流和數據流等要素流動變化的一項研究顯示，過去30年間全球貿易中的物流量增加了近10倍，數據流增加了7倍，同時北美和歐洲長期占據著這“要素流”匯聚的中心。而中國雖然在近年的物流和資本流動中排名前列，但在服務、數據和人才等多項要素流動數據上，顯著落後於世界發達地區。

過去十年間，隨著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擡頭，以進出口貿易為核心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著新的挑戰與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正成為影響全球未來貿易格局與趨勢的“新連通方式”。

與這一新連通方式密切相關的，是一場席卷全球的新技術革命。曾因背負“山寨”之名而被質疑的深圳，卻在包括電子信息、基因工程和新能源應用等諸多新興產業領域內，一舉跨入全球創新科技的“第一方陣”。

而在深圳之外的珠三角地區，多年代工制造模式下形成的“富有彈性的區域生產網絡”，共同構成了讓華為等創新型企業得以通過“協同制造”迅速擴張產能，自身則專註於研發創新的“創新產業鏈”和產業集群。

“產業集群具有非常明顯的先發優勢特征。”陳洸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一旦形成某個產業集群後，後續的產業元素就會自發向該產業集群所在地聚集，令後來者很難追趕和超越。

在他看來，深圳和珠三角地區正在多個新興產業領域形成具備先發優勢的產業集群，自身也從早期純粹的“生產制造基地”，向更具外部輻射和引領能力的“產業引導者”轉型。

而在這一從“追隨者”到“引領者”的轉型過程中，本土企業家們缺少的不是技術或資本，而是“對全球複雜性的認知和管理技能”。

而這恰恰是香港的強項：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以其對國際法律和會計準則的承諾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時擁有著緊密聯接全球的交通、信息與人才通道；其國際化企業家們在全球化的品牌推廣和戰略投資方面也更加出色。

在陳洸看來，聚集在深圳和珠三角地區極具創新與活力的產業集群，要成為“世界級的產業引領者”，還需要註入“國際化”的基因。包括前海自貿區和河套創新科技園在內的港深融合區域，正是這些優秀企業融合“創新”與“國際化”兩大基因，成長為“世界級企業”的關鍵“跳板”。

麥肯錫提出前海自貿區未來的三大發展理念：“跨國產業鏈創新”“全球價值鏈升級”和“國際供應鏈管理”，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方向。

只有具備了全球化的產業引領能力和價值鏈管理能力後，“灣區經濟”才能掙脫“世界工廠手和腳”的角色，在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國際貿易新秩序中，成長為新產業革命時代的“大腦”與“軀幹”——而這也正是大灣區規劃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的深層意義所在。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方舟認為，未來十年中國可能出現十幾個人口與經濟規模接近韓國等“亞洲四小龍”的核心城市群經濟體。（南方周末記者 黃河/圖）

“大門敞開了，很多小門還關著”

與三大灣區在統一的制度和市場基礎上，由核心城市衍生擴展形成的“灣區經濟”模式不同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從誕生伊始便面臨著錯綜複雜的體制與市場格局。

有研究者把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歸納為：一個國家，兩個制度（一國兩制）；三個獨立關稅區（粵、港、澳）下的“多核心”區域經濟體系。

深圳市發改委區域規劃處處長盧文彬認為，在這一涉及11個城市諸多方面的區域性規劃中，關鍵在於如何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下，促進灣區內各城市間人流、物流、資金流與信息流等要素的真正高效便捷流通。

盧文彬坦言，在現實中阻礙這些要素流動的障礙非常多，“現在的問題是大門都敞開了，但很多小門還關著”。

從2003年內地與港澳《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簽訂，到2010年前海深港現代服務區（自貿區前身）的設立，在頂層設計上為粵港合作與深港融合打開了政策“大門”，但是由於在合作過程中的種種政策限制、利益沖突與意見分歧，導致這兩扇“敞開的大門”內，許多具體的開放與合作政策措施至今未能落實。

港深跨境交通設施建設與對接是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區域融合的“硬件基礎”：深港兩地每天高達60萬人次的跨境客流量，成為體現大灣區內部融合與要素流動的重要指標。

“城市競爭”本身並沒有錯，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城市發展中的競爭與博弈，就不會有今天的“深圳奇跡”和充滿活力的粵港澳大灣區。但在陳洸看來，珠三角乃至中國城市化的早期階段，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種“同質化競爭”狀態。

“中國城市化的發展速度是世界經濟史上罕見的，但在快速成長的過程中，大家難免都學著類似的樣板，長得越來越像。”陳洸表示，在城市化早期大家起點差不多，通過模仿式成長“拼速度、拼規模”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城市群內部圈層定位與功能分化日漸清晰的今天，再像早期那樣去追求城市規劃與產業配置的“大而全”已經變得沒有必要，“不同城市應當及早明確自己在未來城市圈中的功能地位與發展方向，成為城市群中更加有機的組成部分，而不是陷入過去同質化的競爭模式”。

沒有這一城市角色的蛻變和競爭模式的轉型，未來的粵港澳大灣區依然只能是“綁在一起的小舢板”，而不是一艘能夠在國際經濟海洋中遠航的“超級航母”。

這一從“舢板群”到“超級航母”的艱難蛻變與轉型，需要的不僅僅是大灣區內部交通運輸等硬件設施的“互聯互通”，更有區域內城市與社會公眾之間的互信機制與觀念接軌等更加關鍵的“軟件互通”。而這一“操作系統”層面的“軟件互通”，並非靠規劃和設計就能完成，更需要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文化交流、思想碰撞與理念溝通。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香港特首梁振英強調，香港與大灣區城巿的合作要真正發揮作用，就“不可以由政府主導一切”，一定要“社會各界一起參與”。

楊偉雄參加的“深港合作圓桌會議”正是“社會參與”的範例之一：這個由深港兩地社會智庫共同創辦的“圓桌會議”中，匯集了兩地政、商、學界知名人士與社會精英，對深港合作中的諸多重大話題展開深入討論，並將其研究成果提供給兩地政府有關部門作為決策參考。

在大灣區內各個城市里，類似的交流與溝通在社會每一個層面中進行著，而這些思想交流與溝通所帶來“理念互通”，正成為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同樣重要的城市融合動力機制。

【論道大灣區】周其仁談粵港澳大灣區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朗潤資深講席教授周其仁。（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6月22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周其仁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就像煲一鍋好湯，關鍵在濃度和密度》）

2017年6月20日上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朗潤資深講席教授周其仁，在香港君悅酒店會議廳內對四百多位海內外政商學界知名人士侃侃而談“煲湯”。

在這場以“共建中國的世界級灣區”為主題的粵港澳大灣區論壇中，身為主講嘉賓的周其仁教授以粵港地區特有的“煲湯文化”為例，闡釋了企業創新過程中的種種需求與動態——“創新就像煲一鍋好湯，關鍵在於濃度和密度”。

他指出，以“0.6%的土地面積創造了中國13%GDP”的粵港澳大灣區，在創新要素聚集的“密度”上已經領先全國，但在要素質量、互動與融合等“濃度”上，仍與世界三大灣區有著較大差距。

他同時強調，粵港澳大灣區不應成為其他灣區亦步亦趨的追隨者，而是要以自身的改革實踐與創新思維，為時代尋找“世界級難題”的解決方案。

在周其仁教授看來，作為中國最具創新優勢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更要考慮怎麽能從並排跑往領跑轉型。

要實現跨入世界級灣區的“關鍵一躍”，就需要打破無處不在的行政主導、權力驅動的資源配置模式，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用世界級資源，解決世界性問題”。他表示期待中國未來發展的過程中，大灣區能夠煲一鍋“創新驅動增長的濃湯”，以此來完成中國經濟發展下一階段應該承擔的使命。

演講結束後，周其仁教授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獨家專訪，深入闡述了他近年來對經濟體制改革與創新生態機制等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我們被上一個 成功拖得太長了”

做餅與管制

從發源的地方找發展的支撐點

“從上往下打”和“從下往上打”

用世界級資源，解決世界級難題

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創新 專家建議在無人島共建垃圾焚燒廠

近日於深圳舉行的一場論壇上，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建議，香港、澳門、深圳和珠海等城市攜手，在珠江口無人島上共建大型垃圾焚燒廠， 以解決垃圾處理選址這個棘手問題。

上述論壇是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4月11日舉行的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創新論壇。

4月9日，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博鰲亞洲論壇“粵港澳大灣區”分論壇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很快就要出臺。

但是，規劃出臺後，重大基礎設施如何共建共享？這是眾多備受關註的問題之一。

目前，深圳和香港都面臨著重大基礎設施布局困難的問題。方舟呼籲，應該跳出各自地域行政範圍，從大灣區的角度來思考重大基礎設施共建共享的問題。

他以垃圾處理焚燒廠為例，無論是深圳還是香港，在建垃圾處理焚燒廠時都面臨選址這個難題。“比如說香港， 現在3個垃圾焚燒廠都已經滿了，需要建新的垃圾焚燒廠，但是周圍居民是一定反對的。”

那麽，如何解決這個難題？方舟說：“如果能夠從大灣區的維度來布局這些設施，那麽在珠江口，尤其是屬於珠海的行政管轄範圍內的很多無人島，就可以起到作用。我們這幾個城市，包括港澳深和珠海，可以攜手在無人島上共建大型的垃圾焚燒場，每個城市都用船把垃圾運到島上處理，這樣就解決垃圾處理的選址問題。”

不僅僅是垃圾處理的選址問題，粵港澳大灣區內的港口和機場也面臨著發展難題。

“深圳的港口發展得不錯，但是經過這些年來的發展已經到了基本飽和的程度了，快速增長期已經過去。尤其是西岸的這幾個港口，比如說蛇口、大鏟灣，它們的發展跟城市功能的調整是有沖突的，”方舟說，“香港也面臨這樣的問題，香港的葵湧貨櫃碼頭在市區。在香港土地供應這麽緊張的情況下，能不能把碼頭的土地騰出來？”

如何騰出來？方舟建議，大灣區內幾個城市共同在外島選擇一個深水港口，作為共同的深水港口。稅收可以按比例分成。

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擬爭取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商業銀行

“我們今年將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比如在金融改革領域，我們將爭取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商業銀行，打造‘一帶一路’金融服務新樞紐。”廣東自貿區廣州南沙片區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到。

4月21日，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即將迎來掛牌成立3周年。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板塊，過去3年，南沙自貿片區共形成376項改革創新成果，平均每3天就推出一項改革創新舉措。

對未來，南沙也有清晰的規劃。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下一步，南沙將在行政體制改革、貿易便利化改革、優化營商環境、擴大對外開放等諸多領域進一步推出創新措施。

推動商事服務“跨境通”

4月17日，畢馬威企業咨詢（中國）有限公司發布了《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營商環境評估分析報告》。

報告顯示，三年來，自貿區南沙片區著力推進投資體制管理、貿易便利化、政府職能轉變、優化法治化環境等領域的改革創新，營商環境不斷優化，投資便利程度顯著提高。

南沙區政務辦主任羅建中表示，在376項改革創新成果中，行政體制改革方面的創新達184項，涵蓋政務服務創新、證照分離改革、商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後監管體制建設等重點領域，為南沙的發展增添了強大動力，經過三年的努力，市場活力顯著增強。

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3月底，南沙新區市場主體總數已突破9.2萬戶（其中企業5.9萬戶，個體工商戶3.3萬戶，兩者之比為1.8：1），較自貿區掛牌前翻了2.7倍；自貿區新增企業50318家，是掛牌前的5.1倍；新增企業註冊資本總額9642.7億元，是掛牌前的6.4倍。

畢馬威企業咨詢（中國）有限公司合夥人楊彬表示，此次評估參考了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價體系10個指標中的7個，包括開辦企業、辦理建築許可、獲得電力、登記財產、納稅、開展跨境貿易以及執行合同，其他3個指標由於南沙自貿區設立年限短等因素暫時沒有納入。

“其中，開辦企業、登記財產指標比肩世界先進水平，而辦理建築許可、納稅等指標與世界先進地區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楊彬說。

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管委會副主任潘玉璋對評估結果“基本滿意”，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開展第三方評估是南沙的“自選動作”，從評估方法到邏輯都由第三方自己確定，政府並不幹涉。

“第三方評估確實能找到差距，明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和目標，這個目的基本達到了。”潘玉璋說。

就在一周前，《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關於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的十項政務服務管理改革措施》正式發布，包括：推行“證照分離”改革試點2.0版；實行企業“一照一碼”走天下改革；實行“一顆印章管審批”；打造企業投資建設工程審批服務新模式；構建以信用為核心的監管新模式；實行“一支隊伍管執法”；推行“智能體檢式”的現代化管稅機制；推行“即刻辦+零跑動”服務模式；打造“指尖微政務”；深入推進辦稅便利化。

第一財經記者對比梳理上述改革內容，盡管沒有空白領域的探索，基本為現有措施“升級版”，政策的系統性更強。

比如，南沙之前在全國首創了跨省跨境業務協同辦理，依托各類合作網點，企業可跨省跨境完成落戶南沙手續，此舉主要是為境內外的投資者開辟快速落戶南沙的便捷通道。而在接下來的新一輪改革中，南沙將推動商事服務“跨境通”，通過銀行境外服務網點及全程電子化登記系統，實現異國異地辦理營業執照；優化新辦企業銀行開戶流程，推動《銀行開戶許可證》電子化。

探索全球供應鏈業務新模式

得益於貿易便利化改革和不斷打造國際化、法制化、市場化的營商環境，南沙自貿區外貿新業態迅猛發展。

過去3年，南沙外貿進出口年均增長14.5%，從2014年的1291.4億元發展到2017年的1951.7元；跨境電商從0.3億元飆升到72億元；南沙港國際航線增加41條，南沙汽車碼頭成為全國平行汽車進口第二大口岸；郵輪停靠年均超110艘次，2017年旅客進出港突破40萬人次，居全國第三。

此外，飛機保稅融資租賃異軍突起，2017年進口保稅融資租賃飛機22架，貨值73.4億元，成為南沙外貿新的增長點。

多家企業代表在接受采訪時均表示，南沙的通關效率高，服務好。作為首批平行進口汽車試點企業，天津平祿公司南沙自貿區太平洋國際汽車城總經理張靖湧表示，南沙對碼頭拆箱、倉儲的一體化管理集約高效，使商品車輛安全性得到保障，而且往往最多只需兩到三天就能拿到關單、商檢單等車輛全部手續，比其他口岸至少要快五到七天，這已經成為其市場營銷的一大賣點。

京東華南區跨境電商負責人鄧涵則表示，南沙在保證商品符合保稅規定的前提下實行了很多有利於企業的方案，例如：訂單清關時效快，海關總署三單審核可達“秒放”；支持轉關、調撥，退運等逆向物流業務，保障了企業庫容高效利用；裝載出區車輛支持24小時自動刷卡出區，提升了企業的訂單時效等等。

“從京東入駐南沙保稅園開始，單量增長迅猛，年增長率超80%。”鄧涵說。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是粵港澳大灣區全球優品國際分撥中心（以下簡稱“分撥中心”）啟動元年。該項目是國內數字跨境供應鏈領軍企業卓誌供應鏈與世界航運巨頭馬士基物流的合作項目，目前已完成業務模式和配套監管設計、開展了小批量測試，待實現批量、規模化運營後，將吸引一大批海外知名品牌集聚南沙。

據廣東卓誌跨境電商供應鏈服務有限公司首席戰略官楊娟介紹，分撥中心將引入負面清單理念，打通貨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等要素流動，打造包括多功能智能倉庫、外貿通關服務系統、多式聯運優選訂艙平臺、全球質量溯源體系、結算配套服務、供應鏈金融服務在內的外貿綜合服務平臺，幫助生產商、貿易商提高市場競爭力從而打造世界級的灣區物流中心。

南沙區開發區投促局局長謝曉暉也曾表示，“分撥中心項目的建設是南沙自貿區實踐對外貿易新業態新模式的有益嘗試，也是全球貿易發展到新階段和中國對外開放到新層次的背景下對自由貿易港建設的有力探索，將為自由貿易區向自由貿易港發展積累重要經驗。”

謀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離岸經濟試驗區

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首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多份重要改革文件，其中就包括《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

會議強調，要認真總結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經驗，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對照國際先進規則，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防控風險為底線，擴大開放領域，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加強改革系統集成，力爭取得更多可複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更好服務全國改革開放大局。

南沙自貿區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掛牌以來南沙對外開放的水平一直在不斷提升，下一步，南沙將從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快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等方面著手，進一步擴大開放。

該負責人表示，南沙將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啟動粵港澳深度合作區起步區建設，力爭將一批重大事項和重點項目納入國家年度計劃。同時，依托大型央企、南方國際產能和技術合作中心、中國貿促會南沙服務中心，構建跨境投融資線上線下“一體化”綜合服務體系和“一站式”服務平臺，推動企業“走出去”。

在金融改革創新發展方面，該負責人透露，南沙將建設一批創新金融平臺，加快推進國際金融論壇（IFF）永久會址、匯豐大學全球培訓基地、粵港澳大灣區PE中心等平臺項目建設，爭取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商業銀行，打造“一帶一路”金融服務新樞紐。謀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離岸經濟試驗區，推動離岸經濟發展。建設廣州航運結算中心，實行外匯賬戶創新試點。

“此外，我們還將推動金融政策創新，爭取開展境外投資基金（QDIE）、經營性租賃收取外幣租金、航運保險免征增值稅等政策試點。以NRA+賬戶為基礎，大力探索自貿區賬戶管理改革創新。探索發揮融資租賃等金融創新優勢，與港澳聯動發展離岸貿易。”該負責人說。

潘玉璋表示，深改方案開創了廣東自貿區建設的2.0時代，又適逢習總書記在海南發表改革開放重要講話，為南沙自貿區在高起點上如何進一步落實改革開放、找到自貿區建設和改革的著力點，都指明了方向。

“目前的狀況是，上海能做的我們不一定能做，深圳有的我們未必有，比如‘啟運港退稅’政策我們爭取了3年也沒落地，經營性飛機租賃收取外幣租金的問題也一直沒有解決等等，這些問題確實還需要繼續努力和上級部門協調。不過，從十九大報告提出賦予自貿區更大改革自主權到深改方案獲批，再到習總書記關於改革開放的一系列講話，這些措施會讓中央各個部委形成共識，改革的力度和合力將會更強，南沙下一步還會有更好的前景。”潘玉璋說。

專家建言粵港澳大灣區：建一個試驗平臺，哪邊政策好用哪邊

深港之間在科技創新合作上，人、物、資金如何更順暢地流動？

4月9日，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博鰲亞洲論壇“粵港澳大灣區”分論壇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很快就要出臺。深港作為核心區域之一，當地的科技企業以及科研機構對可能會出臺哪些創新舉措翹首以待。

其中，個人所得稅以及科研設備、科研資金的跨境使用等成為焦點問題。當地學界和產業界建議，建設一個特殊的試驗平臺，哪邊的政策好就適用哪邊的政策，集合深港兩地的教育資源、國際人才和產業轉化速度等優勢，打造一個共同的研發基地。 同時，鼓勵民間資本的參與，通過成立共同的投資基金等措施，推動多層次發展。

深港科技合作的視角應該改變

香港有全球排名靠前的高校，全球大學100強中有5所在香港，這是世界任何一座城市難以比擬的。這意味著，香港高等院校的基礎研究實力雄厚。而深圳，有著強大的產業基礎以及完善的產業鏈條，產業轉化速度備受外界稱贊。

與此同時，香港作為自由港，稅率低，貨物和人員在進出自由上都有較強的優勢，對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而深圳科技發展到今天，需要吸引大量的科技人才。

如何把香港高等院校的基礎研究與深圳的產業嫁接起來，如何讓香港自由港的優勢與深圳疊加，促進兩地的科技創新合作？

近日，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在深圳的一次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論壇上表示，在新的歷史階段下，如何實現一體化的產業合作，尤其是在科技創新領域，應該與之前有不一樣的視角。

他說：“過去說大珠三角，就是城市間怎麽分工，你做什麽、我做什麽，比如我做金融、你做制造，是簡單的產業分工，或者是所謂‘前店後廠’這樣簡單的產業分工。但是因為今天每個城市都發展到相對高的水平，不是你做什麽我就不做這個，而是要把各自的優勢發揮出來，令這個產業在整個區域，甚至在全球能夠逐漸取得領導性的地位。”

他舉例說，深圳做科技，香港也想做科技，但是深圳的科技如何跟香港的科技合作，如何把兩者各自的優勢發揮出來，共同提升在全球的科技影響力，這是下一步要解決的問題。

人流、物流、資金流有待解決

不過，要推動深港之間科技創新合作，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跨境之間人員的流動。

目前，香港年輕人留在內地就業的不多，除了因為政策限制、政策宣傳不到位或者是其他的不便利之處，稅率是一個重要因素。具體來說，在大灣區工作的港澳及境外科研人員，受限於183天的個人所得稅安排。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按目前的規定，境外人士在內地就業超過183天，需要按照內地稅率來交稅。而在香港，個稅起征點比較高，月賺一兩萬港元的可能不用交稅。”

記者也從一位已經拖家帶口搬到深圳居住的香港人了解到，香港有一定的免稅額度，像她這樣有兩個小孩的香港人，幾年下來都基本免稅。

也有一些深圳的創新機構想去香港尋找科技合作時，由於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難以找到相應的平臺去對接。

深圳新鵬投資咨詢有限公司總裁肖耀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此前，他們有一個港澳臺的雙創大賽想邀請香港的團隊來參加，但是找不到一個合適的香港部門去對接。“可能他們也在尋找深圳的產學研轉化機構。但是沒有一個統一協調的機構，渠道不夠暢通。”

他補充道：“跟香港一些創業團隊，尤其是年輕人接觸後，發現他們對內地的了解欠缺，比如說深圳的核心行政區之一福田或南山在什麽位置，有什麽樣的產業環境和科技創新環境，都不了解，信息不對稱，雙方需要加強溝通。”

深港兩地在科技創新合作上，物流和資金流方面也需要有所突破。深圳一家孵化器的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進駐的創業團隊中，部分是來自香港， 他們當中有些人需要使用香港的研發設備，但是發現研發設備在深港之間進出要交關稅。

方舟也舉例說，香港一家大學在廣東的研究院想把香港本部的一些二手設備拿到研究院來用，但是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進出海關都需要繳納30%的關稅。“它還是非盈利機構，不是商業機構呢。此外，在未來生物醫藥和基因等方面，現在很多人體組織、血液樣品，因為檢驗檢疫的原因，也不可以跨境流動。希望未來能有所突破。”

在資金流動上，科研經費還不能在深港之間自由流動。不過，2017年11月底，在佛山舉辦的2017粵港澳合作論壇上，科技部創新發展司副司長余健表示，國家科研計劃將向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開放，實現科研經費跨境撥付，允許相關資金在大灣區跨境使用。

深港科技合作試驗田內哪邊政策好就用哪一邊

目前，深圳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前海為例：前海管理局和香港青年協會等機構成立了深港青年夢工場，著力將其打造為港澳國際青年內地發展“第一站”，促進產業項目落地。夢工場占地面積5.8萬平方米，建築面積2.7萬平方米，可同時容納約150家創業企業入駐。

前海夢工場事業部副部長聶海峰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來前海的香港創業團隊在個人所得稅方面，雖然適用的是內地統一的稅率，但是前海給予他們一定的補貼。

據前海管理局日前公布的數據，自前海深港合作區成立以來，積極開展人才所得稅退稅工作，共認定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386人次，個稅補貼合計1.35億元。

也有觀點稱，目前深港兩地正在打造的落馬洲河套地區可以成為解決上述人流、物流和資金流等綜合問題的試驗田。

2017年年初，香港特區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簽署了合作備忘錄，計劃將面積約1平方公里、原屬深圳的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以科創為主軸，建立重點科研合作基地，以及相關高端培訓文化創意和其他的配套設施，目標是吸引國內外頂尖的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進駐河套。

方舟認為，如果在河套地區內部互相打通各要素，等於是創造了一個“一國兩制”下的“特別合作區”。

方舟說，在“特別合作區”，哪一邊的政策好就用哪一邊的。比如香港的稅低，那麽這個特別合作區就可以用香港的稅；深圳在科技上有優惠的政策，那麽就用深圳的政策。用這個能夠同時享受兩邊政策紅利的特殊區域作為特殊平臺，把它打造成為我國最具國際化的一個科技研發基地。

一些民間機構也希望， 能夠同時推動多層次發展。肖耀文說：“大的官方動作需要時間，而我們民間可以先有所行動，比如說成立共同的投資基金，促進創新企業的發展。也可以多舉辦一些政策宣講以及項目路演，促進雙方的了解。”

研究機構：投資灣區經濟的超額利潤遠超其他地區

研究機構發現，灣區經濟具有的超大城市簇群，所形成的人才、知識、科技、資本資源優勢和完善的產業鏈分工，能構成先進生產力要素的集合，使投資每一平方米灣區面積所創造的超額利潤，遠遠超出其他地區。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學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日前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18》認為，發展灣區經濟作為海洋國家對接國際交通、貿易、科技、金融的對外門戶樞紐，增強國際資本的吸力，是各國打造國際競爭城市標桿、爭取更多國際話語權的戰略選擇。灣區經濟開放引領、科技創新所帶動的超大規模經濟總量是其他城市或發達區域不可比擬的，灣區經濟正在發揮引領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依靠0.6%的土地面積創造了中國13%的GDP，在人才、資本、產業等創新要素聚集的密度上已領先全國，是我國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領導者。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袁俊表示，灣區經濟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高度發達的產業體系、海陸空三位一體的立體交通網絡、豐富的濱海資源和高端創新要素的集聚，使灣區正發揮著引領創新、聚集輻射的核心功能，其已成為拉動全球經濟發展的核心增長點和驅動技術革新的關鍵性動力。

廣州市城市景觀。攝影/章軻

“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戰略布局中具有獨特地位和優勢。”袁俊說，“一國兩制”和三個獨立關稅區為對接國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更加靈活的制度安排。自由港、特別行政區、經濟特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在大灣區的制度疊加效應擴大了貿易和產業合作的選擇面。

袁俊說，粵港澳大灣區輻射半徑要延展至東南亞、中東和非洲等海上絲路沿線區域，在“一帶一路”沿線國際布點，共同聯合搞投資項目，在大型項目上下遊、產業集群、生產服務、項目分包、監理上覓得商機。

袁俊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將實現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他說，粵港澳大灣區應依托前海、橫琴、南沙三大自貿區，重點發展商貿服務、通信服務、工程服務、環境服務、金融服務、旅遊服務、運輸服務等服務貿易，構建與國際高標準對接的投資貿易規則體系。同時，圍繞數字灣區建設，重點發展信息服務業。

“工業4.0是粵港澳大灣區在新時期建設國際一流灣區所面臨的技術環境，數字灣區建設將是大灣區建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袁俊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應重點發展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車聯網等領域，引導新一代信息技術加強在生產制造和生活消費各個環節中的應用。加快建設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聯網（NGN），推進骨幹網、城域網、接入網、互聯網數據中心和支撐系統的升級改造。

上述報告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將重構空間秩序，從城鎮體系走向灣區集合。袁俊說，環顧國際上的大灣區，可以看到一個最明顯的特點，那就是行政邊界模糊化、區域發展協同化。

“以舊金山灣區為例，除了舊金山與聖荷西兩個中等城市外，灣區還有很多連成串的小城市，如果放到中國就只能叫作鄉鎮了，但這些鄉鎮的基礎設施水平與舊金山相差不大，大公司聚集度和房價甚至還超過舊金山。”袁俊說，在舊金山灣區，人們不會刻意區分行政概念上的城市，而是把所有的地方統稱為灣區。在這一點上，粵港澳大灣區還有巨大差距，廣州與佛山、中山，深圳與東莞、惠州仍然存在明顯的行政邊界。

深圳市城市景觀。攝影/章軻

上述報告認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在科技協同創新方面仍存在不足，包括各地區創新能力差距顯著，創新依附性差。比如深圳的專利質量是最高的，遠遠高於其他地區；產業鏈結構分布不夠合理，產業鏈實力位居一線的主要是廣州、深圳、東莞和香港四個城市，江門和肇慶產業基礎相對較弱；全要素生產率差距顯著；地域訴求矛盾突出等。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王珺表示，粵港澳大灣區雖仍存在短板，但已初具國際一流灣區特征，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一個創新要素集聚、內生創新能力強、可媲美世界著名灣區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內容。

王珺認為，粵港澳三地需要通過制度創新突破創新要素集聚和流動的制約瓶頸，構建起跨區域、跨制度的開放協同創新體系，使灣區內創新資源相互補充、相互支撐，實現大灣區城市群共同推進創新、共享創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