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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一批”升級“四個一批” 央企重組又有新精神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再次要求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並提出去產能和去杠桿的關鍵是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部門的基礎性改革。

同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與重組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與之相呼應。《意見》要求，通過兼並重組、創新合作、淘汰落後產能、化解過剩產能、處置低效無效資產等途徑，形成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份“期待已久”的《意見》，在國企改革加速的大背景下，為央企結構調整和重組劃定了原則、範圍和方式。2016年是國企改革重組年，央企重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意見》有強烈的針對意義和重要性，使得央企改革可以更加具體和精準地發力。

《意見》指出，中央企業產業分布過廣、企業層級過多等結構性問題仍然較為突出，資源配置效率亟待提高、企業創新能力亟待增強。

李錦認為，當前結構調整就是要解決央企“過長”、“過寬”的問題，向主業集中才能做優做強。一方面，國企面太寬，業務龐雜，很多業務與主業無關，容易導致資源浪費;另一方面，國企層級太長，子公司下面還有子公司，甚至有的央企能實現“19代同堂”。層級太多、機構分散，降低企業效率和增加運營成本。

《意見》明確了央企結構調整和重組的目標，即到2020年，中央企業戰略定位更加準確，功能作用有效發揮;總體結構更趨合理，國有資本配置效率顯著提高;發展質量明顯提升，形成一批具有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跨國公司。

李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意見》最大的亮點是明確了“四個一批”的重點工作，即在此前提出的創新發展一批、重組整合一批和清理退出一批基礎上，增加了鞏固加強一批。

鞏固加強一批是指對主業處於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主要承擔國家重大專項任務的央企，要保證國有資本投入，保持國有資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國有資本參股。

創新發展一批則要求通過搭建重組平臺、科技創新平臺和國際化經營平臺，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加快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重組整合一批是推進央企強強聯合、央企間專業化整合、央企內部資源整合和並購重組，實現國有資本優化配置。

清理退出一批是通過大力化解過剩產能、清理處置長期虧損企業和低效無效資產、退出不具有發展優勢的非主業、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等措施。

李錦表示，前兩個一批是“進”，後兩個一批是“退”，這樣就形成了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內，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國有資本的流動性很差。《意見》的發布，使該加強的加強，該退出的退出，有助於把資源和力量向關鍵領域、重要行業集中。

今年以來央企改革明顯提速。上半年，中國建材與中國中材集團、中遠集團和中國海運、中電投集團和國家核電等3組重組企業開展了兼並重組試點。

6月開始，多家央企邁開整合的步伐。除了五礦集團與中冶集團，寶鋼集團與武鋼集團之外，6月底中國海外和中信地產業務的並購細節公布。7月初，國旅整體並入港中旅，中紡集團並入中糧集團。

7月中旬在國有企業改革情況通報會上，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表示，央企集團層面重組步伐不斷加快，5組10家中央企業重組工作正在積極推進，還有幾組重組工作正在醞釀之中，中央企業戶數年內有望整合到100家之內。

李錦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前國企重組遵循著兩大思路，一是以“一帶一路”戰略為推手，力促優勢企業之間的重組，目的是做大做強，增強全球競爭力;二是以過剩產能行業為主的重組，其主要推手是供給側改革，這種重組是以結構調整為主，圍繞去產能、去庫存。

國新又有新動作：發力巨額央企應收賬款保理

作為國資委親自培育的央企資本管理抓手和兩家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試點之一，中國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已經將龐大的央企應收賬款作為了新目標。

8月8日，由中國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國新公司”)牽頭發起，由國新資本有限公司和廈門國際金融資產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共同出資設立的國新商業保理有限公司在北京宣告正式成立。

國新商業保理有限公司註冊資金5億元人民幣，其中，國新資本有限公司出資4.75億元，持股比例為95%。廈門國際金融資產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出資2,500萬元，持股比例5%。

出席成立儀式的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委員、總會計師沈瑩指出，中國國新是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試點企業，是國資委推動國有資本流動重組和布局調整的平臺，設立國新保理公司，服務於中央企業及上下遊客戶應收賬款管理業務，對於推進中央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好瘦身健體和提質增效攻堅戰以及提升國新公司國有資本運營能力都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來，我國貿易項下的賒銷賒購等信用交易比例已經達到70%以上，由此形成了巨額的應收賬款。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止到2016年5月底，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余額達到11.47萬億元。

具體到中央企業中，應收賬款回收難、回收周期長，去庫存難度加大應成為影響央企效率的主要問題之一，也是當前央企財務工作的重點。

比如，中國電子在去年年底推出中國電子應收賬款一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轉讓。該計劃是中央企業以集團總部作為原始權益人，且實現應收賬款債權完全轉讓的第一個資產證券化項目。通過開展此次資產證券化工作，中國電子實現證券化資產徹底出表，優化了關鍵財務指標。而國機集團加快盤活中國二重處置積壓庫存物資、應收債權等低效無效資產，到2016年6月底，應收賬款較年初減少3.38億元。

雖然巨額的應收賬款影響了實體經濟的健康運行，但給商業保理機構開辟了市場。

所謂商業保理，是指供應商將基於其與采購商訂立的貨物銷售/服務合同所產生的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商，由保理商為其提供應收賬款融資、應收賬款管理及催收、信用風險管理等綜合金融服務的貿易融資工具。商業保理的本質是供貨商基於商業交易，將核心企業(即采購商)的信用轉為自身信用，實現應收賬款融資。

中國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劉東生表示，中國國新積極響應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應收賬款融資的重要精神，出資成立國新保理公司，符合中國國新的職能定位，是積極探索國有資本運營方式方法的有益嘗試。

國新公司此時進入商業保理，不僅是因為國資委已經將繼續開展“應收賬款和存貨”壓降作為今年央企的主要目標，也是看好保理行業的典型逆周期性特點。尤其是企業去產能、去庫存的過程反而能促進保理行業迅速增長。業內預計，到“十三五”末，我國商業保理業務規模將達到萬億級規模，成為我國融資貿易和風險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產業。

未來，國新保理公司將立足於中央企業，專註於探索中央企業應收賬款融資業務，推動中央企業及其上下遊企業應收賬款融資處置工作，助力中央企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善財務狀況、提高國有資本運營效率和經濟效益、帶動中小企業發展;在此基礎上面向社會企業開展業務。

事實上，專註中央企業的應收賬款業務本身也是有效防範風險的措施之一，因為央企相對嚴格的業務管理體系和較強信用本身已經對應收賬款風險做了一定程度的防控。

第一財經註意到，沈瑩對國新保理公司的發展提出了五點要求：一是要完善公司治理體系，實現規範高效運作;二是要立足央企，面向社會，實現產業鏈上下遊企業合作共贏;三是要健全風險管理體系，提升風險管理能力;四是要堅持專業發展，為實體企業提供高品質、差異化的綜合服務;五是要加強協調溝通，爭取多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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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會開幕在即，經貿議題將有新突破

9月4日-5日，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即將召開，杭州已進入最後的倒計時。

有一群官員已經行色匆匆地趕到了會場，展開領導人會議之前的磋商。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投資和企業司司長詹曉寧就是其中之一。8月31日，剛下飛機，他就趕往會場，參加G20全議題協調會議。臨近當日晚間9點，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還在開夜會。” 當天，這個會議一直磋商到淩晨。而這樣的會議，還將持續兩天，到9月2日結束。

今年的7月11日，於上海召開的2016年G20貿易部長會議，經過艱難磋商，最終形成歷史性突破，批準了三份文件、達成了兩項共識。其中包括批準史上首份《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下稱《指導原則》。如果順利，這些文件最終將經過領導人公報再次發布。

有趣的是，伴隨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的展開，此前一直如火如荼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也陷入僵局，這些逆全球化的風潮，究竟會如何影響G20經貿議題的開展，接下來的3天峰會將給予方向。

與G20正式會議中各國政府談判代表暗藏鋒芒的博弈相比，由於在商言商，工商界代表已經開始對一些經貿投資議題做前瞻性探索。

2016年B20(即二十國集團工商界活動)主席、中國貿促會會長姜增偉在9月1日下午的首場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講話稱，工商界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希望通過此次B20杭州峰會，體現中國在國際經濟治理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貿易投資是否能成為亮點？

從前期貿易部長會議來看，達成的《指導原則》似乎能給依然低迷的全球經濟帶來一點希望。

近年來，隨著金融危機影響逐漸消退，G20關註重點已經逐步轉向增長戰略、經貿政策等中長期問題，亟待在新形勢下完成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的戰略轉型。貿易投資議題，也從過去屬於較少被提及的全球經濟治理短板，上升到了戰略層面。

去年11月，G20土耳其安塔利亞峰會上，經中方倡議，G20領導人達成重要共識，要求G20加強在貿易投資問題上的協調合作，指示貿易部長們定期舉行會議，並同意建立支持性工作組。

一位正在參與前述全議題協調會議的人士對本報記者稱，貿易部長會議的成果，還將提請各國領導人批準，以(G20)公報形式發布，預計投資（議題）肯定還將是亮點。

彼時，《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最終拿到手的成果文件，是一份共19頁，包含三個附件的《G20貿易部長會議聲明》。內容主要包括“加強G20貿易投資機制”、“促進全球貿易增長”、“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促進全球投資政策合作與協調”、“促進包容協調的全球價值鏈”及“通向杭州峰會”共22條內容。三個附件分別是《G20貿易投資工作組工作職責》、《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及《指導原則》。

在商言商，工商界代表主場的B20對於經貿等議題討論，顯得更為務實。

每年G20的各類閉門會議中，都有一個專為工商界設立的低調而重要的席位——B20。B20的代表們通常坐在靠近主席臺的位置。席位背後，包含著他們的核心使命：代表工商界為G20出臺全球增長對策和治理方案建言獻策，最終提交一份凝聚共識的政策建議報告，供G20成員領導人參考。

姜增偉在前述發布會上表示，本次峰會將邀請習近平主席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姜增偉將代表工商界向習主席遞交《2016年B20政策建議報告》(下稱《建議報告》)。此外，工商界代表共有812名，來自32個國家、26個國際組織。參會企業中，有世界500強企業142家、中國500強企業103家。

可以看出，各國工商界都希望借助B20平臺充分交流，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作為多年來中國工商界參與全球各類相關國際會議的見證人，孫曉是2016年B20組委會秘書處報告組組長，也是中國國際商會合作發展部副部長。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與往年相比，今年的報告具有較多“中國印記”。伴隨中國影響力增長，中國企業關註的話題，往往也帶有全球性的影響力，符合全球利益。

《建議報告》從“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推動包容聯動式發展”等4個方面，共提出20項政策建議。

“和世界經濟論壇等會議不同，G20每年不僅要聽取B20的政策建議，還要回應，有一套固定流程。”孫曉說。“能夠在不同企業中凝聚共識，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孫曉對本報記者舉例，比如投資協定議題，對於參與的商界代表來說，成本和收益都是可估算的，因而廣受歡迎;但對於各國政府來說，一些地方的投資流失，也可能會影響稅收，就較難調和。

阿里巴巴集團董事長馬雲負責的推進世界電子貿易平臺(eWTP)，被寫入《建議報告》的過程也頗有代表性。馬雲擔任B20中小企業議題組負責人，他介紹說，這個小組一共有來自G20國家的99個成員。

最早，馬雲於2015年9月召開的廈門投洽會上首次提出eWTO的概念。根據他當時的闡述，該機制利用互聯網、電商平臺建立新一代、支付、物流、信用的基礎設施，從“底層實現全球貿易的自由和平等”。

到今年在3月23日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6年年會的B20圓桌會議上，他已經調整了說法，代表中小企業議題組提出，建立eWTP(世界電子貿易平臺），幫助婦女和年輕創業者更方便地進入全球市場。

孫曉解釋說，在討論的過程中，因為其含有WTO這一國際權威組織名稱而不符合相關規定。取而代之的，是被相關國際組織認可的eWTP，新的稱謂與此前的eWTO內容和實質是一個東西。

此外，工商界的報告必須具有前瞻性，要看到未來的產業發展潛力。

孫曉解釋說，這些必須由工商界牽頭，因為吃菜的才知道菜好不好吃。“如果由政府來主導，那時間表將大大滯後。” 這些前瞻性的議題，當然難以一次獲得G20政府代表們的認可，但會反複被提起，逐年進步。

比如中小企業關心的融資難等問題，都是每年反複提及、逐步改善的議題。

“逆全球化”浪潮將引導自貿協定去向何方

“英國脫歐公投”作為標誌性事件，引發外界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的疑慮。

就在本月末，法國總統奧朗德稱，TTIP在奧巴馬離任前都不會有最終結果。他表示談判陷入了困局，雙方明顯不夠對等。此前德國經濟部長Sigmar Gabriel也表示，在美國大選前無法達成協定。

WTO秘書處首席經濟學家庫普曼曾在G20貿易部長會議，就此對本報記者表示，自己作為代表前來參與會議，一個重要的目的，還是要尋求各位貿易部長們對於多邊體制的支持。

但是，“英國脫歐”必然會對全球貿易產生一些影響，歐盟和英國都要重新著手進行貿易談判，這些都會給全球經濟帶來不確定性。此外，對於一些反全球化的行動和言論，他認為這不是好的跡象，“那些努力推行全球化政策的官員，可能也會在國內遭遇阻力。”

對於WTO的代表來說，這樣的反轉尤其具有戲劇色彩。就在幾個月前，各國還在熱烈制定戰略，暫緩久拖未決的多邊貿易談判，加快區域或雙邊自貿區協定進展。

各種區域性自貿協定風起雲湧，僅大型區域型協定，就包括TPP、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還有於2014年APEC期間提出的的FTAAP(亞太自貿協定)的可行性研究。而在WTO日內瓦總部，也能越發明顯感受到近年不斷興起的諸邊貿易協定的沖擊。

7月中旬，美國貿易代表弗羅曼在TTIP第14輪談判最後一天表示，正在進行的TTIP談判需進行調整，以便適應失去英國市場的形勢。他認為英國市場是“TTIP對美國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他建議考慮“如何對雙方出價和期望進行調整，以便結束談判”。

位於美國本土的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彼得·斯考特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評論稱，與英國脫歐事件相比，他更關註美國大選進展對經濟和貿易的影響，這是一個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已經於去年下半年達成一致的TPP前景也不明朗。美國眾議院議長、共和黨議員保羅·瑞安表示，由於缺乏足夠議員支持，眾議院今年不會對TPP進行投票。由於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都明確表示反對TPP，今年參議院對TPP舉行投票的可能性很小。

相比經濟問題，對於大國來說，自貿區談判更多還是出於政治考量。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張琳稱，比如RCEP談判中，中日政治關系就較為微妙;TPP目前的進展，也受到美國國內政治影響較大。

而下半年開始明顯加快談判速度的RCEP，談判要達成一致依然困難重重。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執行院長屠新泉對本報記者說，RCEP年底前達成一致有困難。

張琳則解釋說，目前的談判進展比之前預期的要慢，要在2016年完成談判也非常困難。這其中，主要原因是各談判方的差異太大以及領導力問題。

為何太多創新以失敗告終？《創新者的窘境》作者又有新研究

紅杉匯 2016-11-16 09:55

本文由紅杉匯（ID：Sequoiacap）授權i黑馬發布。

碰運氣的創新

三年前，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和塔迪•霍爾（Taddy Hall）、斯科特•庫克（Scott Cook）撰寫了一篇名為《為營銷模式糾偏》的文章，認為，由於市場被不斷細分，美國公司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從而變得憂心忡忡。他們收集數據來衡量市場細分的需求，然後使用更多的數據來衡量他們滿足這些需求的進度。

但由於他們總是提出錯誤的問題，經常致力於解決這些“錯誤的問題，通過各種方式改進產品……（但這一切）與他們客戶的需求毫不相幹”。克里斯坦森總結說，我們所需的是一個新的模式：通過一個全新的視角提出正確的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中產生的目標的進展情況進行衡量。

這篇文章為克里斯坦森的新書《與運氣競爭：創新和客戶選擇那些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是克里斯坦森對他提出的“破壞性創新”理論和寫作《創新者的窘境》一書的研究新進展。

自其提出破壞性創新概念以來，這已經成為一個流行語，“被廣泛錯誤地用於表示任何與聰明和新穎有關的東西”。但更重要的一點是，它只是解釋過去、回顧過去，並沒有提供在哪里尋找新的創新線索。與此同時，公司被數據所“充斥”，這些數據也是回顧性的，側重於購買模式、客戶對當前產品的滿意度以及類似指標。

最終結果？“公司正在呈指數增長式地加大付出，以實現僅僅一點點的增量創新，而完全忽視了對長期、可持續增長至關重要的突破性創新。”這也回答了，為什麽大多數創新曇花一現，最後以失敗告終。

重要的是過程，而非產品

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萊維特（Theodore Levitt）曾經喜歡告誡學生：“人們不想買一個四分之一英寸的鉆孔機，而是想要一個四分之一英寸的鉆孔。”

該言論被廣泛引用，但克里斯坦森認為該言論並未被了然於心。人們還是傾向於根據鉆孔機的“特色和功能”來衡量過去的性能並設定未來的基準，而非根據客戶試圖獲得正確鉆孔的經歷。

對產品的關註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很容易轉化為可量化的數據，許多數字公司正是致力於推斷客戶特點與其購買的產品或服務之間的聯系，由此揭示的模式可能是誘人的。但克里斯坦森表示，除非公司了解客戶為何做出這樣的選擇，否則所有這些數據是不可能引發一致的創新。

只有相關性是不夠的，關鍵是因果關系，這促使克里斯坦森補充其之前的破壞性創新理論，即他所謂的“待完成的工作理論”（或簡稱工作理論）——公司對於其給定產品或服務應該詢問的唯一重要問題是：客戶借助這些要做什麽工作？

克里斯坦森尋求一種對“客戶行為因果機制”的無情關註，產生了一種幾乎是社會學性質的方法，並涉及對選擇和使用給定產品或服務的經歷的整體分析。 正是在這種經歷的形成中，公司將發現創新和可持續競爭優勢的潛力。

識別未滿足需求的方法

“傳統的關註客戶需求的方式不足以解釋現實世界中的實際消費決策。”只有深入了解特定情況才能解釋為什麽。從這樣的深層觀察中出現的畫面可能是複雜且具有層次感的，“在客戶的踟躕時刻對他們進行觀察的洞察力不容易分解成可以輸入電子表格的數據位”。克里斯坦森表示，這些“工作洞察力”是脆弱的，因為“他們更像是故事而非統計”。

一些公司已經通過“工作理論”的視角成功地審視了它們的所作所為，最終從根本上轉變了它們的品牌使命感，轉變了競爭目標。

將產品或服務定義為“待完成的工作”不僅可以幫助公司重塑公司形象，還可以讓公司以全新的視角發現潛在市場中隱藏著的但又顯而易見的新任務——因為現有的產品並沒有充分解決產品需求和用戶願望。

通過“工作理論”視角，克里斯坦森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公司不會與其它公司產生競爭關系，而是在與自己公司的“非消費”領域進行競爭。比如Airbnb發現，在網絡租房服務不存在的情況下，40%的用戶選擇不去旅行。因此，Airbnb並不與傳統酒店競爭，而是與“決定不去旅行”這個想法進行競爭。

非消費模式允許創新者識別未滿足的需求和未開發的機會，探索開放式的新市場，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滿足於市場份額的微小增益。

當然，未滿足的需求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發現。有時，客戶將通過“拼湊在一起的解決方案”來抵消不充分的選擇。看似“不合理”地使用現有產品也可能有助於發現新的潛在市場。

人們通常會避免“負面工作”任務，不過該任務也可以為那些勇於挑戰的人提供新機會。有一對夫婦的孩子喉嚨非常不舒服，他們在孩子看病時遇到了一系列麻煩：選擇兒科醫生、預約、確診為鏈球菌性喉炎的話要等待處方藥單等。而CVS MinuteClinics 簡化了這一過程，現在CVS旗下1000多個診所已經遍布美國33個州。

對手無法抄襲的

是你創造的卓越用戶體驗

識別一項任務隱藏與否是一回事，創建圍繞產品或服務表現所需的體驗是另一回事。這是一種先進的策略，涉及到預測和解決在過程每一個階段的需求、障礙和所擔憂的問題。正是如此，公司才可以發現一個自身既明確又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Airbnb推出之前，他們“仔細地識別並推斷Airbnb屋主與房客的45個不同的情感時刻”， 然後對不同的情感做出詳細說明。例如，如何迎接房客？如果該場景定位為“放松”，那麽房客進入房間時是否會播放輕音樂？克里斯坦森說，傳統營銷分析可以透露客戶的需求，但卻不能告訴我們用戶的真實體驗。

American Girl通過仔細分析購買其玩具娃娃的用戶體驗，打造了一項非常成功的業務。玩具本身非常可愛且質量尚佳，但並未達到驚為天人的地步。競爭對手試圖抄襲其產品，並試圖以低價售賣。但是競爭對手們並未成功，原因是他們並不了解除了娃娃之外的其它設計，比如，娃娃商店的精美設計、娃娃禮盒打開時的巧思以及關於每個娃娃的故事。

American Girl案例：產品易模仿，體驗難複制

創始人Pleasant Rowlant稱：“競爭對手不願探究產品深層次的設計從而創造（新的）體驗，他們認為產品就是產品，並沒有什麽意義。”克里斯坦森稱：“如果能深入了解自己的產品（為什麽受歡迎），你根本不用擔心競爭對手所產生的威脅。”

宜家也是通過密切關註客戶體驗細節，從而擁有其自身長期競爭優勢。乍看起來，宜家似乎沒有特別的商業秘密。“任何潛在的競爭對手都可以走進宜家門店，通過還原工程制作其產品或複制產品目錄。但並沒有人能再創另一個‘宜家’。”克里斯坦森將這種獨特的客戶體驗與沃爾瑪和Target等大型連鎖零售商進行了對比，後者不斷地在爭占市場份額的競爭中“頭破血流”。

關註效率，還是有效性？

關於將產品或服務理解為用戶“待完成的工作”，可以讓公司完全了解其如何滿足客戶。但克里斯坦森認為，真正的挑戰是打造這樣一家公司，使它的組織、運營、管理等機能都服務於這一統一目標。通常，與這種整合完全相反的是典型公司的文化——嚴格的組織結構、孤立的功能分工、側重於內部指標和市場細分。

這就難怪了：即使是大型公司也會偏離軌道，弄不清客戶為什麽在第一時間選擇你。

部分問題是對錯誤問題的關註。只有當各種指標專註客戶利益時，指標才會具有參考性。亞馬遜關註的並不是發貨時間，而是貨品交付時間——因為後者才是用戶體驗的一部分。這樣的指標從本質上關註的是有效性，而不是效率。雖然跟蹤效率就容易多了，因此許多公司受到這種“誘惑”而放棄關註產品交付的“有效性”。

複雜的問題是，基於產品的數據往往是“嘈雜的”，而以流程為重點的措施更微妙且更難以捉摸。“當管理者從條理雜亂的事件敘述中轉移到條理清晰的電子表格時，會感到十分寬心。”定量數據看起來比定性數據更可信、更舒服。

克里斯坦森總結道：成功創新、然後整合、圍繞“工作理論”這一過程說到底更像是藝術而不是科學。企業家們在這一過程中更像是“肖像和紀錄片制作者”——將線索和觀察整合在一起。敢於挑戰的人將獲得額外的饋贈，因為“產品可以複制，但是通過整合流程做好工作，公司不僅可以提供理想的用戶體驗，其自身競爭優勢也能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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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有新突破！推出首個高溫長壽命石墨烯基鋰離子電池

據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官方微信，近日，華為中央研究院瓦特實驗室在第57屆日本電池大會上宣布在鋰離子電池領域實現重大研究突破，推出業界首個高溫長壽命石墨烯基鋰離子電池。實驗結果顯示，以石墨烯為基礎的新型耐高溫技術可以將鋰離子電池上限使用溫度提高10℃，使用壽命是普通鋰離子電池的2倍。

華為瓦特實驗室首席科學家李陽興指出，石墨烯基高溫鋰離子電池技術突破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在電解液中加入特殊添加劑，除去痕量水，避免電解液的高溫分解；電池正極選用改性的大單晶三元材料，提高材料的熱穩定性；同時，采用新型材料石墨烯，可實現鋰離子電池與環境間的高效散熱。

“高溫環境下的充放電測試表明，同等工作參數下，該石墨烯基高溫鋰離子電池的溫升比普通鋰離子電池降低5℃; 60°C高溫循環2000次，容量保持率仍超過70；60℃高溫存儲200天，容量損失小於13%”， 李陽興表示。

這一研究成果將給通信基站的儲能業務帶來革新。在炎熱地區使用該高溫鋰離子電池的外掛基站工作壽命可達4年以上。石墨烯基鋰離子電池也將助力電動車在高溫環境下持久續航，以及無人機高溫發熱下的安全飛行。

外儲重返三萬億有新招，資產收益增加是主因

我國外匯儲備變動情況再次牽動市場神經，根據央行7日公布的數據，外儲規模今年2月末環比增加69.2億美元，重新站上了3萬億美元的關口。

不過，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外匯專家均認為，外儲規模自2016年6月以來首次回升屬於市場化的自然波動，並非趨勢性上升。

外匯局相關負責人將2月外儲穩中有升主因歸結為“外匯儲備所投資的貨幣和資產之間發揮了此消彼長的分散化效應”。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研究院研究員趙慶明分析認為，除上述主因外，此次“外儲重返三萬億”還有監管層加強了外匯管理及人民幣匯率企穩等原因。

全國政協委員、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匯局”)局長潘功勝4日參加全國政協經濟界別小組討論間隙表示，外匯儲備是一個連續變量，整數關口是沒有什麽意義的，“無論是按照國際上的多種傳統指標，還是學者提出的最新指標來衡量，中國外匯儲備都非常充足。”

潘功勝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外儲重返3萬億美元上方屬於正常波動，與很多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也有關系。例如美元匯率的升貶會影響外匯儲備賬面價值、美聯儲加息會導致債券價格下跌。

“雖然並非趨勢性企穩，但外儲回升無疑釋放出了積極信號。”招商證券謝亞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外匯管理效果顯現

外匯儲備回升與監管層完善外匯管理有一定關系。

外匯局2月27日發布消息稱，近期查處了一批外匯違法違規案件，深圳6 家企業在外匯收支中涉嫌違法，經過警方進一步偵查，破獲一起涉案近500億元的地下錢莊案件。外匯局還通過官網表示，查明多家企業采用虛假單據、虛構貿易等手段逃匯;多名個人采用“螞蟻搬家”的手段，涉嫌洗錢、非法轉移資產等行為。

無獨有偶，2月26日，公安部網站顯示，全國公安機關2016年共破獲地下錢莊重大案件380 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800余名，打掉作案窩點500余個，涉案交易總金額逾9000億元人民幣。

上述消息均表明，針對外匯領域的違法違規活動，我國完善了監管機制。尤其2017年以來，我國更是加強了對此前不合規的外匯交易的管理。個人項下，購買投資性保險、化整為零、螞蟻搬家至境外買房、買股票等違規行為受到嚴格監管。

第一財經記者還獲悉，外匯局於去年11月28日對商業銀行進行了窗口指導，資本賬戶下超過500萬美元的海外支付(此前為5000萬美元)，包括組合投資或海外並購等直接投資，必須上報地方外匯分局批準;之前已經獲批的大型投資項目尚未轉賬的外匯部分也適用此規。

多位涉及海外業務的央企會計師及股份制商業銀行內部人士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相比以往，符合規定的跨境並購業務手續也更加完備。

潘功勝年初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外匯管理需要統籌兼顧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和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關系，繼續支持與推動金融市場的改革開放，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體系。與此同時，加強真實性合規性審核，嚴厲打擊外匯領域違法違規活動和投機力量，著力維護外匯市場的健康穩定運行。

潘功勝還強調，不會重回資本管制的老路，“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

匯率企穩預期變樂觀

人民幣匯率近期的穩定也為外匯儲備重返三萬億美元做出貢獻。

與去年人民幣連續逼近“破7”關口不同，2017年一季度以來，人民幣匯率逐漸企穩。近兩日人民幣中間價雖然有調升也有調降，但都徘徊於6.89上下。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人民幣匯率走向的預期變了，從此前的貶值預期到今年以來的相對企穩，不僅促進銀行結售匯逆差收窄，也減輕了央行滿足市場供求關系的壓力。

“從1月及年前的情況看，外匯市場的需求都是供應小於需求，需要央行減少外匯儲備彌補需求。但2月外儲小幅增加，說明央行沒有大規模向市場供應流動性，可見近期人民幣匯率趨穩更多是市場化的結果。”謝亞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談到年初以來人民幣匯率企穩的原因，溫彬認為，美元指數因美聯儲加息預期逐步走強後，今年開始回落，使得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壓力減輕。反觀國內，2016年三季度以後，宏觀經濟數據陸續企穩，特別是年初以來公布的主要宏觀經濟數據向好。比如，中國2月份官方制造業PMI(采購經理人指數)為51.6，環比增長0.3個百分點，為2012年以來第三高。“PMI等指標(回升)使市場增強了對人民幣走強的信心。”溫彬說。

“中國目前經濟增長處於中高速增長區間，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將更有效率，經常項目順差與跨境資本流入將更加穩定，外匯儲備非常充裕，相信未來跨境收支的基礎十分穩健。”潘功勝在全國兩會上答記者問時表示，從已經公布的數據來看，目前外匯市場形勢比較平衡，跨境資本流動呈現均衡，市場預期比較平穩，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趨於均衡。

外儲資產收益增加

外儲規模此次“重返三萬億”的最主要原因是“資產價格收益抵消了匯率折算損失”。

外匯局有關負責人7日表示，2月份我國跨境資金流動整體比較平衡，國際金融市場上非美元貨幣對美元匯率總體貶值，但資產價格出現上升，外匯儲備所投資的貨幣和資產之間發揮了此消彼長的分散化效應，這些因素綜合作用，外匯儲備規模穩中有升。

謝亞軒表示，2月外匯儲備上升可能與儲備資產價格估值波動、債券利息或者股息收入有關。經其簡單估算，前者貢獻了約80億美元的外儲規模。

此外，謝亞軒指出，本身外匯儲備的經營就會使得其自然增加。每年正常來說外儲有1000億左右規模的收入，“不排除2月份有收益進入到外匯儲備盤子中，導致儲備增加。”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前些年，外匯儲備通過一些機構委托運用出去，也可能產生外匯儲備收益增加。但這些增加絕不會使外儲系統性、持續性地增加。

趙慶明也表示，中國巨大的外儲規模每個月都會產生收益，進而能夠推高外儲增量。

“外匯市場短期波動是正常的。預計未來也會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推動，但是短期波動都會回到基本面。”潘功勝在5日的兩會部長通道上表示，我國經濟增長仍然處於中高速增長區間，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我國經濟增長會更加有效率，經常項目順差、跨境資本流入更加穩定，外匯儲備也非常充裕。“未來我們外匯市場的基礎十分穩健。”

做好“沒有美國”的準備，歐洲防務一體化又有新動作

因擔心即將到來的艱難的脫歐談判，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希望用對歐洲安全的貢獻，換得歐盟其他國家對英國脫歐的一點善意。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梅為了強調英國脫歐並不意味著背對歐洲，在英國啟動脫歐程序後，英國和德國計劃簽署一項新的防務合作協議。

示好

英國國防部稱，正和德國共同準備一份關於“未來合作共同願景的聲明”，德國國防部也確認了該消息，並稱，排除脫歐的影響，英國仍然是德國在北約和雙邊關系中的強大夥伴和盟友。

預計這份合作協議涉及的領域將包括網絡安全、培訓和海上巡邏等。例如，今年英國“野貓”直升機將部署到地中海的德國護衛艦上。

英國防務大臣法倫(Michael Fallon)也已經就建立軍事聯系同歐盟一些國家進行會談，承諾英國致力於歐洲安全和北約聯盟，以讓這些國家安心。

同樣，德國總理默克爾也認為英國在歐洲防務和安全上扮演突出角色對歐盟其他國家有利，同時發出信號，即便英國脫歐之後也可以和歐洲擴大某些形式的合作。

有分析認為，在即將和歐盟開展脫歐談判前，英國如此表態，兼具示好和施壓之意，希望歐盟其他國家能在脫歐談判中不要過於為難英國。打造共同的防務體系是歐盟一些國家多年來的夢想，而早前英國曾表態只要還是歐盟成員，就會否決歐盟關於建設共同軍隊的方案。

急於實現夢想

烏克蘭危機之後，俄羅斯讓北約備感威脅，因此，倫敦和柏林認為在東歐呈現共同陣線，強化東歐的北約軍事力量尤其重要。英國正主導北約在愛沙尼亞的新部署，加拿大和美國在拉脫維亞和波蘭，德國則是在立陶宛。

同時，英國和德國正參與對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打擊活動，英國皇家空軍執行轟炸任務，德國則提供偵察機，並在伊拉克進行培訓工作。

柏林急於展現其不斷增長的防務責任。去年7月，德國發布了10年來的首部國防白皮書，高調宣稱要在合作中扮演“領導角色”，在國際事務上承擔更多責任，發揮更大領導作用。據報道，這份白皮書強調，德國的安全建立在北約、歐盟、聯合國及歐安組織的基礎之上，但同時呼籲應加強北約中的“歐洲支柱”地位，適時重啟“歐洲防務共同體”構想，並將建立“歐洲安全與防務聯盟”定為長期目標。

在歐盟，雖然德國在軍事重要性上不及英國和法國，但在英國脫歐和美國重新審視其海外軍事角色之際，德國的政治象征意義是重要的。

上述白皮書提出應在歐盟集中軍事資源，在有意願的歐盟成員國之間進行深層次的“永久性防務合作”，並提出法德合作在某些“無需美國”的情況下主導解決國際問題。

一段時間來，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對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在北約承擔的責任和付出的成本表達不滿。雖然特朗普承諾將“百分之百”支持北約，但他希望同時能讓北約其他成員更多地出資，尤其是德國。

當地時間17日，默克爾和美國總統特朗普進行會談，後者18日在社交網站“推特”上稱，德國已“欠下北約巨額資金”，美國為德國提供了強有力的昂貴的防衛，德國必須為此付出更多。

對此，德國國防部長馮德萊恩回應說，特朗普的提法是錯誤的，完全將防衛開支占到國內生產總值(GDP)2%的目標與北約費用相掛鉤是錯誤的，因為德國的防衛開支除了用於北約，還用於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歐盟軍事行動以及參與打擊極端組織等。

利率對沖有新工具 首只離岸中國國債期貨上市

4月10日離岸市場首只中國國債期貨——中國財政部五年期國債期貨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離岸國債期貨是以中國國債為基準的定價產品，為國際投資者投資境內債市提供了利率對沖的工具，同時加大境外市場和境內市場的聯動，因此，對於人民幣國際化、債券市場對外開放而言都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產品。

市場人士認為，未來境內的機構或投資者可以把境內的國債期貨、債券現券以及其他衍生品相匹配，形成更多、更豐富的交易策略。

不過，也有分析人士指出，離岸國債期貨還存在著監管者定位不清晰、投資者數量少、以及和境內國債期貨的競爭關系等問題，未來發展的前景仍存不確定性。

首只離岸國債期貨問世

4月10日，中國財政部五年期國債期貨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在市場看來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產品。

2009年以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推進，香港作為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之一，推出了一系列的人民幣產品，如“點心債”、“滬港通”等。最近兩年來，境內債市對外開放提速，今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兩會”答記者問中表示，即將推出“債券通”。

“國際市場要對這些資本進行定價，就要有一個資本定價的平臺。但是，境內資本並不存在這樣一個交易環境，或者對國際投資者來說非常陌生。”天風國際證券集團行政總裁孟小寧近日在一次關於港交所國債期貨的專題討論會中表示，尤其是在人民幣匯率和利率方面，一直以來並沒有形成被廣泛接受的定價模式。在香港推出一個以中國國債為基準的定價產品，具有里程碑意義。

根據中債登數據，截至今年2月末，境外機構持有的國債和金融債規模分別為4180億和2849億元。

不過，由於離岸人民幣匯率在過去一段時間對美元出現貶值，對一些人民幣資產，比如點心債、股票等的交易量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中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今天，需要在離岸市場推出匯率、利率風險的對沖工具，來進一步增強國際投資者投資中國債市的信心。

今年2月27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通知稱，銀行間債券市場境外機構投資者可以在具備資格的境內金融機構辦理人民幣對外匯衍生品業務，對沖以境外匯入資金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產生的外匯風險敞口。

此次推出離岸中國國債期貨相當於為境外投資境內債市提供了利率對沖工具。

2010年8月發起向境外人民幣業務清算行、境外人民幣業務參加行和境外央行三類機構開放銀行間債券市場並實行額度管理。

2015年7月取消對境外央行累機構投資國內債券銀行間債市的額度限制，並實行準入備案制。

2017年2月24日，中國央行決定進一步放開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引入更多符合條件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取消額度限制，簡化管理流程。

至此，中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的“三步走”戰略已經完成。

引入做市商制度

與中金所五年期國債期貨產品(TF)進行比較，港交所離岸國債期貨(HTF)設計呈現出如下特點：第一，HTF標準券是一個五年期的境內國債，3%的票面利率，每年付息一次，這和中金所一樣。第二，在合約金額上，HTF合約金額是50萬一張，中金所的合約金額是100萬一張。第三，從合約月份設計上來看，HTF是最近兩個季度月，比如說期貨合約是4月10日上市，就會申請的兩個期貨合約的月份一個是6月，一個是9月，這比TF少一個季度月，TF現在是6、9、12這三個月。除此之外，HTF的交易時間、交易日和最後交割日等基本設計方面和TF也有不同。

從基本的交易條款設計來看，港交所與中金所五年國債期貨合約最大的不同體現在交割方式以及做市商制度的不同。TF是現券交收方式，而HTF采取現金交收。

港交所負責固定收益和外匯產品的產品開發工作人士在前述天風證券專題會上對交割方式的設計原理給出解釋。他稱，中金所的國債期貨是現券交收方式，而港交所是離岸交易的債券期貨，所以就沒有債券可供實物交收，因此設計的就是現金交收。

國信固收董德誌表示，境外投資者在參與中國銀行間市場獲取現貨方面相比境內投資者來說是處於劣勢的，另外HTF是離岸交易的債券期貨，沒有債券可供實物交割，還會存在托管以及轉托管等方面的問題，所以對於HTF來說，采用現金結算比實物交割更為合理。

如果做現金交收就需要一個基準價格進行現金交收。那麽港交所是如何設計基準價格呢?

前述港交所人士稱，就每一個期貨合約而言，會有一個債券籃子。香港交易所和中債登之間有一個合作協議，中債登會幫助港交所挑選和構建這樣一個債券籃子。挑選的過程如下：在每一個期貨合約上市前五個工作日，中債登會按照一定挑選標準挑選一個債券池，並按照一定的流通性系數進行排序，從中挑選出流動性最強的三支債券組成一個債券籃子。每一個期貨合約都有一個債券籃子，而且這個債券籃子一旦決定以後，在期貨合約交易過程中不會進行調整，只有舊的期貨合約下市，新的期貨合約上市以後才會申請新的債券籃子。債券籃子申請以後，這個期貨合約就會交易，在正常市場下，港交所會按照每天最後成交價格作為每天計算變動的依據。

此外，HTF有一個流通量提供者的機制，目前境內中金所和其他商品期貨交易所都沒有做市商機制。這對於離岸投資者而言是一大利好。

前述港交所人士解釋稱，在這個產品推出的初期，港交所希望引入一些比較有實力的境內外的機構，相當於做市商的職能，在香港交易所的名稱叫做流通量提供者。他一來承擔定價的職責，二來向市場提供流動性。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市場最終發展成一個買賣雙方報價的市場，但是在特定的市場情況下，我們還是需要有一些比較有實力的機構為這個市場定價，有一個必要的秩序。”他稱。

據他介紹，目前一些中資背景的券商、銀行以及外資銀行都對離岸國債期貨的做市項目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並正在進行內部的產品審批、系統構建的流程。在不遠的將來，會向市場公布做市商名單。

增強境內境外市場聯動

離岸國債期貨的推出可能會加大境外市場和境內市場的聯動。換句話說，HTF的價格以及市場行情將受到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影響。

華創證券固收分析師屈慶表示，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匯率市場中，離岸人民幣市場受美國的影響更大，主要由於香港是聯席匯率，當美元升值時，離岸人民幣會首先貶值，並帶動在岸人民幣貶值。同理，現在推出離岸國債期貨，一旦美國再次加息，香港的利率水平會擡升，境外機構會選擇做空離岸國債期貨對沖，導致離岸國債期貨價格下跌，境內投資者看到離岸期貨下跌肯定會影響到境內國債期貨市場，進而影響到現貨市場。至於影響有多大，可後續進行觀察，至少傳導路徑是比較清晰的。

天風國際證券集團副總裁(擬任) 袁駿表示，HTF的價格和離岸人民幣(CNH)的關聯性，首先在情緒和心理層面。如果假設CNH大貶值，或者有大的貶值預期，國債的投資者肯定會有很大的擔憂，因為匯率風險的成本非常高，隱含利率非常高。所以人民幣如果有新一輪貶值趨勢的話，對國債期貨會有偏空的影響。但是反之，如果有升值預期，國債期貨、國債就會非常有吸引力。

興業固收研究在最近的研報中表示，離岸市場交易疊加金融收縮的大環境，香港國債期貨不確定性上升。

去年下半年貨幣政策轉向，去杠桿、防風險是階段性重要目標。與此同時，全球也面臨貨幣收緊的拐點。在這樣的情況推出離岸國債期貨合約，除了合約自身外，還要面臨一些問題。

第一，監管問題，境內國債期貨合約受到證監會和央行的監管，但央行如何監管港交所國債期貨並不清楚。

第二，投資者問題，盡管目前境外投資者持有國內債券的絕對規模已經不低，但有些是偏配置的資金，本身沒有對沖需要，而且部分通過IRS已經進行了對沖，是否有興趣參與這個產品或者何時參與這個產品還有待確認。而就境內投資者來說，在金融收縮的背景下，能否將資金轉到香港市場去參與這樣的產品，也是未知數。

第三，與境內合約的關系如何定位，雖然從合約上來看，HTF與中金所TF有很大的區別，但本質上均是提供一個場內對沖工具。當然，可以說二者有互補的關系，但在境內市場深度仍然不夠的局面下，二者之間的競爭可能更大。

孟小寧則認為，港交所推出的國債期貨產品，對短期資金比較敏感，未來會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境內的機構或投資者可以把境內的國債期貨、債券現券以及其他衍生品相匹配，形成更多、更豐富的交易策略。

新一屆上海市委常委班子亮相 有新面孔！（附簡歷）

據上觀新聞消息，中共上海市委十一屆一次全會今天下午舉行。全會選舉產生新一屆市委領導機構：

市委書記：韓正

市委副書記：應勇、尹弘

市委常委：董雲虎、廖國勛、吳靖平、周波、陳寅、翁祖亮、諸葛宇傑、施小琳

全會結束後，新當選的市委常委領導班子成員，在市委書記韓正帶領下來到世博中心中央大廳，同中外記者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