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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供給不足 個稅改革成第三支柱建設機遇期

“要創新養老保險服務，推動稅延養老保險試點政策出臺和落地實施，推動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擴面，加快養老社區發展。”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在近日召開的“十三五”保險業發展與監管專題培訓班上表示。

事實上，我國一直努力完善“養老三支柱”，但第二、第三支柱的發展仍顯緩慢，而遲遲未出臺的稅延養老保險試點一直被認為是會推動第三支柱發展的一劑“強心針”。

近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在出席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上海峰會時表示，當前個稅改革是養老第三支柱建設機遇期，發展我國第三支柱的個人賬戶要與個稅改革相結合。目前個稅改革方案已在人大審議，努力加入養老第三支柱個人稅前抵扣或者延遲是個機遇窗口。

個稅改革成第三支柱建設機遇期

“我國社會在人口結構上面是比較典型的‘未富先老’，人均國民收入進入中等收入，但是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直逼發達經濟體。隨著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養生、養老的需求帶有超常規增長。我們可以觀察到供給不足比較嚴峻。”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在論壇上表示。他舉例稱，北京市財政支持的某口碑較好的社會養老院登記排隊時間已接近十年左右。

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總裁霍聯宏則強調，近年來養老日益成為社會發展的焦點話題：一方面希望能夠解決養老服務的供給，為不同年齡段的老人提供其所需要的各類養老服務;另一方面，需要解決養老服務所帶來的養老資金的供給。

為此，專家們均強調，需要盡快完善“養老三支柱”的頂層設計，即基本養老金、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個人商業養老保險三支柱全面平衡發展。

姚余棟表示，三支柱體系的優勢有：有助於應對老齡化風險，減少養老金缺口;理清政府和市場關系;有助於實現再分配性與激勵性的兼容;重視投資增值;成本相對較小。他認為，在三支柱中，借鑒美國的發展經驗，第三支柱替代率將超過第二支柱，所以目前應該將更多的發展重心放在第三支柱上。“美國IRA計劃(相對於我國第三支柱)資產規模已達到7.44萬億美元，占GDP的比為42.8%，遠超過401K計劃(相對於第二支柱)的4.57萬億美元。”

他提出，我國的“養老三支柱”未來應爭取做到“413”格局，即第一支柱保基本，養老金替代率40%;第二支柱養老金替代率10%，用以錦上添花;第三支柱養老金替代率30%，盡量做大做強。

姚余棟表示，當前個稅改革是發展我國養老保障“第三支柱”建設的重要契機，發展我國第三支柱的個人賬戶要與個稅改革相結合。他建議說，比如在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中，設置激勵性政策，豁免第三支柱養老金個人退休賬戶在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資本利得稅，提高個人養老賬戶參與率，撬動第三支柱的發展。

“據報道，目前個稅改革方案已在人大審議，努力加入養老第三支柱個人稅前抵扣或者延遲是個機遇窗口。”他表示。

另類投資將成養老金投資未來重點

從國際經驗來看，養老金作為長線資金，對資本市場、實體經濟均有不可忽視的長期支撐作用。“因為養老金制度的設計才能夠有‘長錢’。只有這種‘長錢’才是我們社會發展的穩定基石，也是資本市場良性發展的壓倉石。”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副會長鐘蓉薩表示。

那養老金在我國未來的投資路徑和方向是怎樣的?

對此，長江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蘇罡表示，中國養老金的市場化特征是總體規模非常小，2015年GDP總額為67萬億元，商業養老保險也面臨巨大的空間，隨著三支柱設計有可能會給整個市場帶來更多的資金。

“養老金在公開市場如證券、股票、基金等和另類領域的投資潛力都十分巨大。債券投資在短期內依然是養老金主要的投資標的，同時，銀行存款、證券投資基金和股票也仍將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蘇罡強調，另類投資將是養老金未來重點發展方向，投資於合格的產業基金，可投資規模不可超過基金資產的20%;可向工商企業直接投資，不得超過基金投資10%。

蘇罡建議，養老金參與實體經濟的投資，一是做好大類資產配置，“現在優質資產非常稀少，但是其實還是能力的問題，應當加大對非公開市場合理的配置比例來提升整體的回報率” 。二是以客戶需求為導向，建設對養老金客戶負責任的資管平臺。三是加快養老金參與實體經濟建設的創新機制，逐步放開包括企業年金、職業年金以及資本養老在內的養老金投資範圍和品種。四是境外投資，“從養老金本身的長期投資來看我們需要全球化配置”。

首次變身經濟支柱行業 中藥工業投資春天來了

人口老齡化、慢病防治、醫保控費等大背景下，近日中醫藥的“十三五”規劃如期出臺，在這份規劃中，中醫藥行業首次被提升至了“國民經濟重要支柱性行業”的地位。報告提出，截至2020年，中藥工業規模以上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預期將超過15000億元，年均增長達到15%。

多位醫療行業分析師、投資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根據規劃，除了中藥、中藥類保健品將迎來發展機遇外，中醫服務行業的專科化、診所化發展也將成為大趨勢。

中藥規模以上企業收入將年增15%

“在過去，健康行業的熱門標的還是在生物醫藥、生物科技等方向，近年在資金的熱捧下這些標的的價格都已經水漲船高。相比之下，中醫藥相關的標的價格並沒有過多的波動。”醫療投資機構高特佳投資業務合夥人王曙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他看來，未來包括中藥飲片、中藥材、中醫診所的全產業鏈投資都有望迎來關註。

根據此次規劃，在“十二五”期間中藥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從3172億元增長到7867億元，年均增長19.92%，而預計在“十三五”期間，中藥規模以上的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仍將保持高速增長，規模收入在2020年預期達15823億元，突破萬億，年均增長將達到15%。

從中藥規模工業收入的增長可以看出，盡管相比較“十二五”期間的19.92%，在“十三五”期間中藥規模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將有所放緩，但總體仍將保持高速發展的態勢。

“在現階段，中醫藥的標準和規範基本都是按照西醫的體系來衡量和評價的。中醫人才培養仍然滯後，產品很大比例也都是老方子，缺少創新。”在普華永道思略特醫療行業合夥人孫超看來，在現階段，由於中醫藥體制和技術的欠缺，中藥工業的發展仍然有較大潛力，未來在資本和政策的關註下，改革的突破點也會比較多。

“規劃的出臺將激勵品牌中藥企業釋放更多投入到產品的複方、劑型以及生產工藝的創新之中，由此帶來的與中醫藥相關的保健品市場也有望打開。”孫超表示。

實際上，在目前包括雲南白藥、片仔癀、上海醫藥、同仁堂等多家涉及中醫藥類的上市公司都已有布局中醫藥保健品以及中醫藥類消費品，早前雲南白藥生產的雲南白藥牙膏已經成為企業的支柱產品，而在8月4日，上海醫藥亦公告了斥資1.88億澳元參與收購澳洲保健品上市公司Vitaco Holdings Limited的消息，借此進軍保健品行業。

“事實上我們在今年以來已經開始密集考察一些中醫藥的標的，這份規劃從中醫藥上遊的農業到下遊的制劑、產品的生產都會有所促動。”王曙光說。

醫療服務向專科化、診所化發展

早在在這份中醫藥“十三五”規劃出臺之前，今年2月國務院就印發了《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這份綱要中提出，要改革中醫醫療執業人員的資格準入、執業範圍和執業管理制度，支持有資質的中醫專業技術人員特別是名老中醫開辦中醫門診部、診所，鼓勵藥品經營企業舉辦中醫坐堂醫診所。

在此次的規劃中，這一建議得到了進一步的具化，並提出社會資本在其中將發揮重要作用：鼓勵社會力量優先舉辦兒科、精神（心理）科、婦科、外科、骨傷、肛腸等非營利性中醫專科醫院，發展中醫特色的康複醫院、護理院。鼓勵舉辦只提供傳統中醫藥服務的中醫門診部和中醫診所，按照“十三五”目標，到2020年非公立中醫醫療機構提供的中醫服務量將力爭達到20%。

“中醫專科將迎來快速增長期。此外，中西醫結合治療疑難雜癥、中醫治療未病、慢病也都是主要方向。”孫超表示。

而站在投資者的角度，中醫服務的專業化和診所化對於社會資本來說也是較受資本青睞的方向：根據普華永道此前的一份報告，在近三年中，盈利良好可複制性強且醫療風險較小的連鎖型專科醫院，由於有望快速擴大規模及回收投資，最受投資者青睞。其中口腔與婦幼醫院最受歡迎，但隨著資本的湧入，這類標的逐漸稀缺。

而在王曙光看來，在中醫服務方面，本次規劃很重要的一點是將中醫服務拉入到了國家分級診療的規劃中。

“中醫對於老年病、慢病、未病的控制效果是較為明顯的，從分級診療的角度考慮，如果可以將這些病種留在基層，對於緩解三甲醫院的醫療壓力也將帶來幫助。”王曙光表示。

不過在他看來，盡管理想豐滿，但是目前資本在關註中醫診所的投資時仍然會遇到一些瓶頸：“中醫診所項目的投資最大的發展瓶頸是項目的快速複制能力，因為中醫與西醫不同，難以進行技術和人才的規模化培養，好的人才都是老中醫一個個帶出來的。中醫品牌‘看神不看廟’，所以今後項目的連鎖化、大規模複制就存在問題。”他表示，也正因此，發展中醫人才已成為當務之急。

海外匯款成經濟支柱 墨西哥擔心特朗普斷財路

在經濟不景氣、國際油價風光不再的大背景下，墨西哥經濟的支柱是什麽？答案是海外墨西哥人的匯款。

對於當下的墨西哥來說，在海外居住，尤其是在美國的墨西哥人的匯款已成為墨西哥經濟新的命脈。墨西哥央行的數據顯示，2015年來自海外的匯款達248億美元，首次超過政府的石油和外商引資總額。這一數據，也比2014年的海外匯款額236億美元高出了4.75%。因此，去年海外匯款總額也是墨西哥央行自1995年對該項數據有記錄以來的最高值。

墨西哥海外匯款情況（來源：墨西哥央行）

而且，有意思的是，海外匯款的主要來源是在美國居住或者打工的墨西哥人。隨著美國經濟的穩步複蘇，在美國謀生的約1100萬墨西哥人自然成為墨西哥海外匯款的主力軍。

但此前，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對墨西哥的種種言論，比如驅趕移民、在美墨邊境修建高墻等，無疑給墨西哥不斷增長的海外匯款交了盆冷水。

匯款支撐

眾所周知，墨西哥的石油出口量全球排名第12位，同時還是主要的汽車生產國。去年一年在石油出口上就掙得234億美元（約1549億人民幣）。但是，隨著石油價格的不斷走低以及美國市場對汽車需求量的暴跌，再加上這兩者在短期內沒有明顯回轉的跡象，導致墨西哥經濟在最近三年中第一次出現收縮。

墨西哥央行數據顯示，墨西哥經濟在2016年第二季度收縮0.3%，而今年第一季度墨西哥經濟還出現了0.8%的增幅。此外，貨幣比索（peso）也大幅貶值，接近歷史最低點，1比索只能換5美分。聯合國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Cepal）已將2016年墨西哥經濟增長預期從2.6%下調至2.3%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美元形式匯入的這些錢款由於比索的貶值反而更加值錢。墨西哥央行的統計顯示，目前墨西哥政府收到的海外匯款總量不僅超過了墨西哥的石油收益，也把旅遊業和外商投資甩在了後面。

如今，從房屋建設到繳交學費，這些匯款成為了墨西哥國民消費開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些匯款的增長速度甚至超過了工資和通脹。僅在今年6月，海外墨西哥人的匯款額單月就達到了人均300美元（約2000元人民幣），如果把這個數字乘上墨西哥海外工人的數量以及12個月，可想而知海外匯款力量之大。

墨西哥國內最大且最古老的金融機構Financiero Banorte分析師柯凡思（Alejandro Cervantes）認為，海外匯款總額超過石油收益表明了自1994年《北美自貿協定》生效來，墨西哥經濟多元化的成效。

特朗普發難

當海外工人成為墨西哥經濟“頂梁柱”之時，邊境另一邊的特朗普卻連連拋下“重磅炸彈”。他對海外移民激進的態度使得後者紛紛為此捏一把汗。

這一年來，不斷對非法移民表示出敵意的特朗普常對墨西哥移民出言不遜，引起了墨西哥人的強烈抗議。而他此前也聲稱將推出嚴格的移民政策，同時大刀闊斧地驅逐非法移民。

但他對墨西哥的“恐嚇”還不止於此。

規模龐大的海外匯款同樣吸引了特朗普的註意。他此前表示將在南部的美墨邊境建立一條長達2000英里的城墻，用以阻擋非法移民。而且，他還強調，這些居住在美國的墨西哥人就應該把這些匯款拿來給城墻修建買單。此外，他還暗示將修改美國的《愛國者法案》（the USA Patriot Act），禁止資金從美國轉移至其他國家。

盡管對移民進行資金管控這一做法的合法性有待商榷，但僅僅是這種可能便已經使墨西哥足夠感到憂慮了。

日前墨西哥總統涅托曾邀請特朗普會面，特朗普在自己的首次外交活動中表現得非常克制與友好。雙方並沒有就美墨之間修建城墻的問題進行實質性討論。但特朗普回國後卻立馬翻臉，表示絕不會赦免非法移民，同時墨西哥一定會為城墻支付全額費用。

當然，特朗普這一“兩面派”行為已招致了其對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的攻擊。雙方在移民等問題上一直互相唱反調。雖然這或多或少是美國大選的噱頭，但對於墨西哥政府及民眾，還有在美國居住、工作的大量墨西哥人來說，他們的經濟未來充滿了不確定。

支柱產業接連告急 韓國經濟入寒冬

三星手機起火、造船業訂單寥寥，當韓國經濟的兩張名牌風光不再時，留下的是韓國經濟的陣痛。
目前，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韓國在投資和消費方面已經基本飽和，長久以來主要依賴對外貿易。但在三星不斷被曝出的企業危機以及造船業縮水的當下，韓國貿易產業鏈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裂縫，而這勢必將牽連韓國經濟。
當總統樸槿惠面臨民眾巨大的非議，準備對韓國經濟著手改革時，突如其來的“閨蜜幹政”事件使得韓國經濟遭遇極端狀況的同時，也導致樸槿惠個人面臨執政生涯巨大的麻煩。最新民調顯示，樸槿惠的支持率已跌至個位數。
層出不窮的負面消息使得韓國經濟不斷下滑的當前，也在拷問曾經引以為豪的“漢江奇跡”是否真正到了改革之際。

因“閨蜜幹政”事件，首爾民眾要求樸槿惠下臺

造船業瘦身過冬
作為韓國經濟的支柱產業，在全球能源價格下跌、近十年來船舶過度生產的現狀下，2016年，韓國造船業已陷入嚴重危機。當《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時隔半年重訪位於韓國南部、造船業大本營巨濟時，隨著天氣從暖轉寒的，還有造船業的慘淡前景。
聚集著韓國眾多大型船企和為這些船企提供零部件的中小型企業的巨濟，人口僅為25萬，被稱為“韓國造船第一城”。據韓國媒體報道，10月30日，韓國三大造船巨頭之一的大宇造船發布重磅消息，表示將通過成立子公司等方式，裁員約3000人；同時，從明年1月起，大宇造船的所有員工都將輪流無薪休假1個月。

為了將2020年階段性的“結構改革”提前至2018年完成，大宇造船表示，將集合資源重點發展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軍工部分，屆時將把該部分的產能提高10%，將深海造船部分的產能削減30%。
大宇造船業“壯士斷腕”之舉，其實只是韓國眾多船企的縮影。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9月，韓國造船業接收到的新船訂單，相較去年同期下降了87%。從資本市場來看：2016年以來，韓國主要船廠股價多次跌破金融危機後的最低水平，仍有繼續下降的趨勢。其中，與2015年同期相比，大宇造船股價跌幅高達67%，三星重工股價也大幅下降49%，降幅相對較小的現代重工股價也下降約13%。
面對船企的寒冬，韓國政府沒有坐以待斃。10月31日，韓國政府在發布的造船業救濟對策中指出，將斥資6.5萬億韓元支援本國造船業，包括減少造船業產能、扶持高附加值船舶研究、由政府牽頭，購入4萬億韓元以上的軍用船只。而原本很有可能被政府“強制解散”的大宇造船，最終得以幸存。
雖然針對船企的“史上最大幅度救援措施”已出，但在許多巨濟人眼中，一切似乎只是杯水車薪。
巨濟某造船廠的保安對本報記者回憶道：“此前在韓國，造船業因為巨大的工作量，加班‘遠近聞名’。但進入今年下半年，許多員工開始無薪休假，甚至直接被辭退的情況越來越多。經常能看到許多為造船廠奉獻青春的老員工垂頭喪氣地離開公司，再也沒回來過。”
伴隨造船業的不景氣，巨濟當地的經濟已經陷入了停滯的邊緣。相對造船業輝煌時期，現如今許多商鋪已經被出租出去，街道也出奇地安靜。對此，當地專家解釋道：“2012年時，韓國造船業曾面臨一番調整，但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目前，在國際低油價趨勢難改的預期下，新增訂單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截至今年6月，韓國三大造船企業約2.5萬名員工失業。對於未來，韓國造船業人士則並沒有底。這位行業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現階段韓國造船業雇用了20多萬工人，政府現階段向造船業註入資金，但效果實在不敢預測。”他無奈地表示，“韓國當前的目標是避免重蹈歐洲造船業上世紀80年代的覆轍，即巨額補貼也未能幫助造船業起死回生。”

三星“炸傷”韓國經濟
除了造船業，韓國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電子工業巨頭三星集團近來也問題頻頻。自從8月初上市以來，三星的旗艦型手機Galaxy Note 7不斷出現起火、爆炸等事故；此後3個月，三星經歷了爆炸、召回、恢複生產、再爆炸、停產停售等一系列的過程。
其間，來自韓國國內乃至全球對這個素有韓國工業“長子”之稱的財閥巨頭的質疑聲更是不絕於耳。作為韓國最大的財閥，三星旗下的子公司和產業鏈，支撐了韓國近20%的GDP和稅收。有數據顯示，三星在全球共需要召回250萬部Galaxy Note7手機，直接經濟損失約合10億美元。

而因Galaxy Note 7質量問題而失去的信譽也已成為影響三星集團發展的巨大問題。據韓聯社報道，全球範圍內不少Galaxy Note 7的用戶紛紛表示要對三星電子提出索賠訴訟。面對民眾的訴求，三星針對Galaxy Note 7的召回補償措施效果仍然不盡理想。韓國當地通訊公司方面負責人在采訪中坦言，“不要奢望三星的賠償能讓用戶滿意”。三星集團如此冷漠的態度著實傷了韓國民眾的心。
作為韓國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在美國科技業巨頭蘋果公司連番強大的攻勢下，三星近年來已疲態倍顯，如今再受到爆炸門影響，三星業績的衰敗必將拖累韓國經濟加速下滑。
受到Galaxy Note 7召回的影響，韓國出口時隔5個月，再次轉入負增長。韓國央行的有關人士分析稱：“制造業的下滑比例尤為明顯：電器、電子相較去年同期下滑4.1%，包含輪船的運送裝備則較去年同期下滑13%；在韓國的出口構造中，電子產品占韓國出口總量的20%，其中手機又占據韓國電子產品出口總量的20%，影響可謂巨大。”
在由韓國200大企業構成的股指期權指數KOSPI200指數中，三星電子就占據總市值的近20%。有業界人士無不擔憂地認為：“從現在的走勢來看，韓國股市指數漲跌直接跟三星電子的股價息息相關。不排除一些投機者借此攪局，導致韓國股市乃至韓國資本市場的不穩定。”
韓國高麗大學政經學院教授李國憲說：“在韓國式財閥的體系之下，整個國家出現了巨大的垂直產業鏈：雖然每個中小企業負責的是不同的模塊，但最終這些產品大部分湧入到以財閥為首的大企業手中，並由這些大企業利用自身終端銷售的優勢，負責出口和銷售。”
值得一提的是，自從樸槿惠當選韓國總統之後，已出臺了稅收減免政策，鼓勵財閥放松現有的結構，增強其持股公司的透明度。目前，股份改革已成為困境中的三星集團的焦點。

韓國經濟何去何從？
對於韓國經濟而言，除了造船業和財閥巨頭遇到的困境，近來曝出與總統樸槿惠息息相關的“閨蜜幹政”事件不僅在政治上不斷發酵，其負面影響也第一時間體現在韓國經濟上。
韓國建國大學教授崔根培（音譯）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認為：“現階段樸槿惠推行的創造經濟、經濟改革三年規劃等，很明顯已經無法正常執行了。許多民眾已不信任樸槿惠和她的政策，而企業也會更多地‘看眼色’。失去了政府有效管控的韓國經濟，肯定會像失去了中樞的大腦一樣。”在他看來，要對危機進行有效管理，首先需要恢複民眾對政府和經濟決策者的信賴，並能連貫性地推行多項改革措施。
至於韓國經濟的未來，韓國金融研究院預計，明年GDP增幅將為2.5%，比今年預期的2.6%會低0.1個百分點，比政府對明年的預期低0.5個百分點。而韓國LG經濟研究院則顯得更加悲觀，認為明年GDP增幅將僅為2.2%，僅次於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際。

韓國央行的數據顯示，今年10月，韓國制造業景氣實查指數（BSI）跌至71，該指數從7月起就一直沒有較大變動，而央行預計11月為72，相較曾經展望的75下降3個點。今年第三季度韓國制造業的生產總量也相較上一季度下降1個百分點，為時隔7年6個月以來的最低值。
對此，韓國金融研究院研究員任晨（音譯）告訴本報記者：“在當前局勢下，即便韓國今年第四季度GDP進入負增長，也毫不奇怪。在經濟持續放緩的現階段出現崔順實幹政以及可能的大選兩大政治難題後，樸槿惠政府大刀闊斧進行經濟改革的可能性將更加降低。”
對於韓國經濟的出路，大多數接受采訪的專家都認為，只有抱著“重新建國”心態，政府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剔除經濟結構中的不合理因素，才能夠真正解開當前韓國面臨的困局。這必將犧牲政府、企業和民眾的一些利益。

直擊世界互聯網大會|螞蟻金服CEO井賢棟：科技、用戶和監管是普惠金融的支柱

11月18日上午，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互聯網+普惠金融”論壇在烏鎮舉行。螞蟻金服CEO井賢棟在論壇上發言時提出：中國在數字普惠金融的實踐，可以為全球其他國家提供借鑒。

他指出，在全球範圍內，普惠金融的發展一直面臨服務成本高、有效覆蓋難和信息不對稱、風險管理難兩大核心難題。

他認為，數字普惠金融有三個支柱，是科技、用戶和監管，共同推動了數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可持續的發展。而數字普惠金融在中國的發展，在過去十幾年發展的歷史，促進了消費和經濟的發展，提升了民生的服務，有利於消除地區以及發展的差距不平衡。

以下為井賢棟發言全文：

尊敬的各位領導，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高興來到普惠金融的論壇，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一些對數字普惠金融的中國實踐和全球願景的看法，我們理解數字普惠金融有三個支柱，是科技、用戶和監管，共同推動了數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可持續的發展，那數字普惠金融在中國的發展，我們看過去十幾年發展的歷史，我們看它促進了消費和經濟的發展，提升了民生的服務，有利於消除地區以及發展的差距不平衡。

第一看到移動支付消除地區發展不平衡，地區發展的差異，那我們是從支付上面看，我們從移動支付看，這是根據支付寶2015年各省移動支付的滲透率，其實我們看到，在西藏那些地區，這個地方是移動支付的比例反而最高，我們其實在西部的地區，欠發達地區，利用移動支付、利用新的數字普惠金融技術等等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提升了當地經濟的活躍。

上面一個例子那個圖是新疆的，阿勒泰地區，那麽小店里也使用的移動支付，支付寶做的一些生意，非常便捷的收付款。另外一個例子是我們看到的，由於科技的方面，讓弱勢群體享受到平等的金融服務，這個例子，這個用戶叫張海濱，我和他在浦東論壇上見過面，我們2013年，對這些適當人群推出了這樣產品的規範，他們也可以使用移動支付，他以前出門的時候，總是在每個口袋放不同幣種的錢，一塊、五塊，十塊，每次排隊的時候，怕打擾別人，影響別人，也總是會出錯，所以移動支付，讓他可以更自信的，非常便捷的使用它，過日常的生活。我們現在目前有失障約有1300多萬，據估，最少有600萬的失障患者，使用移動支付。

這個例子，我們看到這是大學生創業者，靠家里種的枸杞讀完了大學，和父母說幹不了！把枸杞數砍掉，不舍得，然後和幾個兄弟開了淘寶店，在螞蟻微貸的支持下，我們把枸杞賣到了全國，雖然這是一個例子，我們用大數據，像大學生創業者提供資金支持，幫助他們去創業，幫助年輕人，創業者，能夠帶動創業後就業，這是一個例子，是我們和中和農信，是湖南平江的例子，有很多對農村信用的支持，我上次去了湖南平江地區，專門看過，我們怎樣去幫助這些農村地區的客戶，這個客戶49歲，以前是打工，現在媽媽生病不得不回老家，現在他借了一筆錢，用這筆錢幫媽媽治病，買了三輪車跑運輸，可以來回照顧媽媽，也可以便開三輪車，讓自己過上一個合適的生活。

這是看到我們怎樣用科技的力量，用數字普惠金融幫助農村地區實現金融的普及，這是一個信用的例子，也是北京一個白領，我們芝麻信用，用大數據和獨家公司進行合作，為信用良好的客戶，提供免押金，押金減，房租可以不按季支付，按月支付，可以減少他們城市中的壓力，更多人可以得到更多支持和發展，我想這幾個真實的案例，看到我們普惠金融幫助這群人，看到數字最後，這個技術背後，金融背後的善意和溫婉，如如何用科技幫助這這些過讓更好的生活。

第二點，我們提到三根支柱，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柱是說消費者保護，用戶這端，唯有把消費的保護放最重要的位置上，才是整個行業的立身之本，這樣的安全能力，在我們談論技術創新的時代，技術提供安全能力可以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保障，今天，我們用所有的深度學習的技術，我們做這樣一套模型，可以將我們整個支付資金損失，其他損失降到十分之一，我們推了一個和保險機構聯合推了帳戶安全險，平均1.6元最高可保100萬元，95%的用戶申請在48小時內完成了理賠。另外一點，這個數字從背後折射出來螞蟻金服，強大的能力。

監管、用戶和科技，三根支柱，共同推動了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同時我們看到，科技也可以促進監管手段的創新。

中國在數字普惠金融的實踐，剛才我們潘副行長，李會長都介紹了中國普惠金融方面的十幾年來的實踐，一些成績，我想其實我們在今天，全球的，特別是在G20，杭州通過了整個數字普惠金融的高級原則，這樣一個為全球普惠金融發展提供非常好的框架，一個背景下我想中國的實現，可以為中國其他國家提供一些借鑒和參考，這是一個印度的例子，我們和不同國家的夥伴，我們輸出的一些技術，來幫助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用科技、數字技術，向普通大眾提供普惠金融的服務，讓他們能夠享受到金融背後的支持。

我們螞蟻金服，希望和全球合作夥伴一起，為全球消費者，普通消費者，普通的每一個人，農民、老年人、住在農村，非常不容易得到金融支持的人，希望為大家提供更加平等，更加透明，更加普惠的這樣一個數字普惠金融服務，謝謝大家。

發改委稱這個產業將成“十三五”新興產業支柱之一

在29日由國家發改委、民政部、文化部、旅遊局等部門共同舉辦的專題新聞發布會上，文化部文化產業司副司長高政認為，數字創意產業將成為“十三五”時期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

昨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擴大旅遊文化體育健康養老教育培訓等領域消費的意見》(下稱《意見》)，共提出了三個方面10大領域35項進一步擴大消費的政策措施，內容涉及文化、體育、養老消費等，其中，對於創新發展文化消費提出4項具體要求。

《意見》明確，出臺推動文化娛樂行業轉型升級的意見，提升文化娛樂行業經營管理水平。出臺推動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豐富數字文化內容和形式，創新數字文化技術和裝備。

高政指出，出臺數字文化產業發展指導意見，目標是培育若幹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突出，具有較強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數字文化領軍企業，以及各具特色，有核心競爭力的創新型中小微數字文化企業，構建傳輸便捷、覆蓋廣泛的數字文化傳播體系。

數字文化產業是以文化創意內容為核心，依托數字技術進行創作、生產、傳播和服務，引領新供給、新消費高速成長的新型文化業態，具有生產數字化、傳播網絡化、消費信息化等特點。

故宮端門數字博物館

今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大力發展數字創意產業”。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支持數字創意等領域的發展壯大。

發改委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底，中國網民規模為7.10億人，中國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1.7%，手機網民達到了6.56億人，各類互聯網服務應用均保持了高速增長。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發展極大促進了數字文化產業發展，也不斷催生出數字文化產業的新業態、新模式。

舉例來說，數字文化產業這一概念正在讓有90余年歷史的故宮博物院煥發新的生機。據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對外介紹，在數字博物館中，遊客可以在特殊設備上調出《蘭亭集序》臨摹，設備還能對所臨摹的字進行打分，從而使遊客產生學習興趣;遊客可以打開數字多寶閣，挑選喜歡的器物近距離欣賞;在虛擬現實空間里，遊客還能走進平時不開放的區域，比如到養心殿、三希堂探秘，或在3D體驗館里體驗“龍袍加身”。此外，故宮已經在官方網站上公布了全部藏品的信息，並不斷更新圖片，提升清晰度和精美度，方便遊客欣賞。

高政表示，數字文化產業是數字創意產業在文化產業領域的具體體現，具有創意性、引領性、低消耗、可持續的鮮明特點和轉方式、調結構、促消費、擴就業的獨特作用。大力發展壯大數字文化產業是在文化產業領域踐行新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重要舉措。

據了解，目前文化部正在分析研究當前我國數字文化產業的發展情況，開展相關文件的起草工作。

在創新文化消費方面，《意見》同時提出，穩步推進引導城鄉居民擴大文化消費試點工作，盡快總結形成一批可供借鑒的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消費模式;適時將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試點擴大至符合條件的地市級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

五大支柱支撐五大任務 2017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繼續深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舉行。會議總結了2016年經濟工作，闡明經濟工作指導思想，部署2017年經濟工作。

會議明確，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今年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為抓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部分行業供求關系、政府和企業理念行為發生積極變化。明年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五大任務取得實質性進展

會議指出，今年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堅定推進改革，妥善應對風險挑戰，引導形成良好社會預期，經濟社會保持平穩健康發展，實現了“十三五”良好開局。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去年11月提出，這一年來在“三去一降一補”等方面取得了諸多成效，為“十三五”打造了良好的開端。

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12月4日在“2016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表示，今年以來經濟社會呈現“五穩”、“五好”特征：增速穩、價格穩、就業穩、產業穩和需求穩;服務業發展勢頭良好、創新和新動能成長較好、企業效益增長較好、生態環境逐步改善、市場預期轉好。

去產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截至目前，鋼鐵4500萬噸全年去產能目標任務，煤炭去產能2.5億噸的全年目標任務已基本完成。去庫存方面，到11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69095萬平方米，比10月末減少427萬平方米，已經連續9個月減少。

去杠桿方面，10月末，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56.1%，同比下降0.7個百分點。降成本方面，1-10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85元，比上年同期減少0.17元。

補短板方面，多省出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補短板”具體行動計劃，投資規模超過萬億。今年調整中央預算內投資近千億元，並先後安排了三批專項建設基金，集中力量加大對脫貧攻堅、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升級改造等補短板重點領域投入。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考慮到國內結構性改革推進的艱巨程度，如果能適當擴大經濟增長的目標區間，把區間的下限下調至6%的話，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政府穩增長的壓力，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推進結構性改革方面，這將有利於中國經濟中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基本面沒有變，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正在持續推進。從中國經濟的基本面、發展潛力、發展態勢、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來看，中國經濟具備保持平穩增長的條件。

五大政策支柱持續發力

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立了“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

“穩中求進”作為近年來經濟工作堅持把握的總基調，在2017年將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日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特別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我們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對指導明年經濟工作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章俊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明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之年，依然要圍繞“三去一降一補”的五大任務來開展經濟工作。考慮到“穩中求進”的政策基調，明年在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也要確保經濟平穩增長和防範系統性風險。

張立群撰文表示，穩中求進，一條底線就是民生要穩，不論改革還是發展，最終的落腳點都是民生。明年要繼續下大力氣落實精準就業、精準扶貧等保民生工作，做好社會政策托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在媒體上表示，要用穩定的政策穩住市場預期，用重大改革舉措落地增強發展信心。在宏觀政策取向上，未來財政政策要更加註重穩增長、調結構，貨幣政策要更加註重支持實體經濟和防範風險。

章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央會堅持宏觀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依然是最恰當的組合。綜合考量明年經濟的挑戰和機遇，預計明年經濟增長的目標區間會設定在6.0%-7.0%，區間下限下調0.5個百分點可以為改革提供更大的空間和靈活度。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財政風險與公共風險呈現雙升的趨勢，需要關註風險隱患，並在風險之間權衡利弊。未來宏觀調控政策的空間將迎來巨大挑戰。明年積極財政政策要在供給側改革方面加大“劑量”。

改革深化之年

2017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破解發展難題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助力。專家分析，在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明年一些關鍵性的重大市場化改革絕不能放松。

會議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打破壟斷，健全要素市場，增強微觀主體內生動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

徐洪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前中國經濟還有很多潛力，部分改革的紅利尚未完全釋放。當農村土地改革、城鎮化、國企改革等改革的紅利持續釋放出來，必將對經濟發展形成巨大的動力。

張立群撰文表示，經濟運行更加健康、平穩、可持續，關鍵要有體制機制保障，需要一些重點和關鍵領域改革堅定不移推進下去。全面深化改革已到深水區，涉及很多重大利益的調整。把握好穩和進的關系，對於順利推進各方面改革至關重要。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在媒體上表示，針對供給側五大要素，必須調整人口政策、實行土地制度改革，深化金融改革解除金融抑制，以及在企業方面要降負松綁。在減稅之外的各種負擔如何減輕比減稅更具有挑戰性，包括綜合的隱性負擔也要真正降下來。還有教育改革和科技改革等，離不開 行政、財政、國企、價格、投資、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

劉尚希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經濟運行就像是騎自行車，只有前進才能平穩，所以必須繼續改革。改革協調的難度加大，阻力也在加大，一些阻力看不見摸不著，改革存在“空轉打滑”的風險。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因此要迎難而上，中央與地方的合力變得至關重要。

戰略性新興產業十三五規劃：形成5個產值10萬億元級新支柱

經李克強總理簽批，國務院日前印發《“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對“十三五”期間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目標、重點任務、政策措施等作出全面部署安排。

《規劃》指出，戰略性新興產業代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是培育發展新動能、獲取未來競爭新優勢的關鍵領域。要把戰略性新興產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緊緊把握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重大機遇，按照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部署要求，以創新驅動、壯大規模、引領升級為核心，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培育發展新動能，推進改革攻堅，提升創新能力，深化國際合作，加快發展壯大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車、新能源、節能環保、數字創意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更廣領域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建設制造強國，發展現代服務業，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有力支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規劃》提出，到2020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15%，形成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制造、生物、綠色低碳、數字創意等5個產值規模10萬億元級的新支柱，並在更廣領域形成大批跨界融合的新增長點，平均每年帶動新增就業100萬人以上。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產業創新能力和競爭力明顯提高，形成全球產業發展新高地。

《規劃》確定了八方面發展任務：

一是推動信息技術產業跨越發展，拓展網絡經濟新空間。

二是促進高端裝備與新材料產業突破發展，引領中國制造新跨越。

三是加快生物產業創新發展步伐，培育生物經濟新動力。

四是推動新能源汽車、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快速壯大，構建可持續發展新模式。

五是促進數字創意產業蓬勃發展，創造引領新消費。

六是超前布局戰略性產業，培育未來發展新優勢。

七是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發展，構建協調發展新格局。

八是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開放發展，拓展國際合作新路徑。

《規劃》提出了完善管理方式、構建產業創新體系、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深入推進軍民融合、加大金融財稅支持、加強人才培養與激勵等6方面政策保障支持措施，部署了包括集成電路發展工程、人工智能創新工程、生物技術惠民工程、新能源高比例發展工程、數字文化創意技術裝備創新提升工程等21項重大工程。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高度重視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工作，切實抓好本規劃實施，加強各專項規劃、地方規劃與本規劃的銜接工作。

到2020年節能環保要成支柱產業 培育骨幹企業100家

27日據國家發改委網站消息，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環保部日前聯合印發《“十三五”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下稱《規劃》）。

《規劃》提出，到2020年，節能環保產業快速發展、質量效益顯著提升，高效節能環保產品市場占有率明顯提高，節能環保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大支柱產業。

其中，產業規模持續擴大，節能環保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3%左右；技術水平進步明顯，裝備成套化與核心零部件國產化程度進一步提高，主要節能環保產品和設備銷售量比2015年翻一番；產業集中度提高，競爭能力增強，在節能環保產業重點領域培育骨幹企業100家以上，形成20個產業配套能力強、輻射帶動作用大、服務保障水平高的節能環保產業集聚區；全國統一、競爭充分、規範有序的市場體系基本建立，價格、財稅、金融等引導支持政策日趨健全。

為此，《規劃》指出，要淘汰落後供給能力，提升節能技術裝備、環保技術裝備、資源循環利用技術裝備等技術裝備的供給水平。創新節能環保服務模式，一是做強節能節水服務產業，到2020年，節能服務業總產值達到6000億；二是采取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等方式開展環境汙染第三方治理，三是引導社會環境監測機構參與環境監測和咨詢服務；四是探索建立再生資源交易平臺，提供資源循環利用服務。

《規劃》還強調各部門要落實加大財稅和價格政策支持，發展綠色金融，加強國際合作，夯實人才基礎等保障措施。

在加大財稅和價格政策支持方面，要繼續利用中央預算內投資對節能環保產業給予支持，鼓勵地方政府安排財政專項資金支持和引導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落實節能環保產業稅收優惠政策，修訂完善節能節水、環境保護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落實資源綜合利用產品的增值稅優惠政策。做好環境保護稅立法和實施工作。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落實差別電價、懲罰性電價和階梯電價政策;適時完善環保電價政策，探索建立汙水處理服務費用與汙水處理效果掛鉤調整機制。

在發展綠色金融方面，要建立健全綠色金融體系，推動節能環保產業與綠色金融的深度融合。大力發展綠色信貸，完善綠色信貸統計制度，鼓勵銀行設立綠色信貸專項額度，支持有條件的銀行探索綠色金融專業化經營。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將碳排放權、排汙權、合同能源管理未來收益、特許經營收費權等納入貸款質押擔保物範圍，推廣融資租賃等新型融資方式。強化直接融資，支持綠色債券規範有序發展，鼓勵符合條件企業發行綠色債券，通過債券市場籌措節能環保項目建設資金。引導和支持社會資本建立綠色發展基金，投資節能環保產業。支持社會資本以PPP和第三方服務等模式投入資源循環利用產業。探索發展綠色保險，研究開發針對合同能源管理、環境汙染第三方治理等的保險產品，在環境高風險領域建立環境汙染強制責任保險制度。支持信用擔保機構、綠色發展基金對資質好、管理規範的中小型節能環保企業融資提供擔保服務。

陳雨露：央行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

3月24日，央行副行長陳雨露指出，現在，中國央行明確提出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積極探索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配合。今後，還要在借鑒國際經驗基礎上，統籌做好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綜合信息統計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2017年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24日在北京舉行，陳雨露在年會上發表了《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中央銀行研究》的演講。

陳雨露稱，2008年以來，世界範圍內的中央銀行研究，主要圍繞四大主題展開：一是把金融因素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二是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全球實驗及其正常化;三是宏觀審慎政策與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四是金融發展的新理念及其實踐。

第一個主題，關於把金融因素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問題。

本輪金融危機之前，有效市場假說是宏觀經濟學刻畫金融行為的普遍前提，新古典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都是這樣。在此假定下，金融因素沒有被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上世紀七十年代信息經濟學的發展，某些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開始被引入一般均衡模型中，以反映金融因素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現在看來，由於並沒有內生化地將金融因素系統納入一般均衡模型當中，金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被系統低估了。

陳雨露稱，危機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央行研究人員達成了重要共識，即宏觀經濟和金融理論需要在全面納入內生性金融體系的基礎上予以系統重構，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形成一個邏輯自洽的、同時包含“金融-實體經濟-政策”相互作用的新理論框架。其中，引入金融市場波動順周期性和“超調”作為金融行為範式的基本假定，是近年來宏觀經濟學認識論上的一個很大突破。現在，通過金融加速器機制、抵押品約束機制或構建特定金融部門生產函數等方式，將金融因素、金融周期植入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等宏觀經濟學主流研究框架的成果不斷湧現，大大增強了模型對現實(特別是金融危機)的解釋能力，為宏觀政策評估提供了更為可靠的依據。人民銀行系統的研究人員在中國較早開展了宏觀經濟模型分析，也是構建DSGE模型並針對中國問題開展研究的引領者之一，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時，我們認識到，DSGE模型屬於結構化分析方法，對經濟結構更準確的刻畫是DSGE模型方法和宏觀經濟分析發展的重要方向。除了系統性地引入金融因素外，還可能需要考慮異質性微觀主體、開放條件和通脹動態機制等因素。與此相關的一攬子問題都等待我們進行深入討論和研究。

第二個主題，關於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全球實驗及其正常化。

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大規模、長期使用，是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政策實踐的鮮明特征之一。可以說，這是全球金融發展史上史無前例的重大實驗。從概念上看，非常規貨幣政策措施主要有兩大類型：第一類是在嚴重沖擊之後，中央銀行為恢複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功能以及緩解金融體系脆弱性等方面的政策。第二類是在利率接近零下限情況下，通過對前瞻性指引或者大規模資產購買，為經濟活動提供支持的一系列政策。

從政策效果看，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刻，非常規貨幣政策極大地穩固了國際社會對全球經濟走出低谷的信心，短期內產生了積極的溢出效應。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質疑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弊端。未來一段時期，有關非常規貨幣政策的退出路徑、退出策略，以及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等課題，亟待各國央行進一步的研究成果。

在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應對負面沖擊方面，中國的政策實踐非常豐富，也很有自身的特點。一是在貨幣政策目標選擇上，強調突出價格穩定，並統籌兼顧金融穩定等其他目標;二是始終註重短期調控政策與中長期金融改革相結合，重視金融體系“在線修複”。三是高度重視結構性改革的基礎性作用，將結構性改革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相互結合。近年來中國政府提出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框架。在貨幣政策操作上，註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這些政策實踐，具有重要的探索意義，中國央行正在進行階段性的總結和提煉。

第三個主題，關於宏觀審慎政策與系統性風險防範。

國際清算銀行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宏觀審慎的理念。危機以來，各國央行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和資產價格波動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並不意味著系統穩定，需要從宏觀的、逆周期的視角運用審慎政策工具有效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整體上維護金融穩定。宏觀審慎政策已經成為全球範圍內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目前，中央銀行宏觀審慎政策理論研究的主要方法，主要有兩大分支。一是從系統性金融風險形成機理的視角，將“外部性”作為切入點來構建宏觀審慎政策的理論框架。二是宏觀審慎政策與微觀審慎監管以及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同時，宏觀審慎政策的實踐發展非常快，基本形成了包含目標、評估、工具、政策實施與傳導、治理架構等在內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中國央行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2004年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分類開展信貸政策，這都體現了宏觀審慎政策的思想。2009年人民銀行開始系統研究宏觀審慎政策框架，2011年引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制度，並在2015年將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當年又將外匯流動性和跨境資金流動納入了宏觀審慎管理範疇。現在，中國央行明確提出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積極探索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配合。今後，還要在借鑒國際經驗基礎上，統籌做好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綜合信息統計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第四個主題，關於金融發展的新理念及其實踐。

2012年召開的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第一次明確指出，要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以後，中國人民銀行在重要的國際會議上多次強調該理念。目前，這一理念已經成為全球共識。

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途徑和方式很多，需要不斷探索和創新。人民銀行將中央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貫穿於金融改革發展穩定的全過程，尤其是在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FinTech)等領域，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了積極探索和有益創新。

一是積極推廣綠色金融理念、方法和產品。發展綠色金融，旨在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將生態環境影響的外部性內生化，以達到降低汙染性經濟活動的目標，促進經濟綠色發展。人民銀行一直致力於推動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取得了顯著進展。第一，牽頭有關部門聯合發布《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提出了中國綠色金融政策框架的頂層設計。第二，綠色債券政策法規和市場機制建設不斷完善，市場規模躍居世界第一。第三，積極推進綠色金融國際合作。在中國的積極推動下，綠色金融首次納入2016年G20領導人杭州峰會議題並正式寫入峰會公報，發展綠色金融成為全球重要共識。未來，進一步推動綠色金融理論和實踐發展，一方面要加強金融領域的環境風險分析，另一個方面要提高公共環境信息數據的可得性。

二是堅持共享發展理念，大力發展普惠金融。經過長期理論爭辯和政策實踐，普惠金融已形成全球共識。當前，很多經濟體采取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積極推動普惠金融發展，中國的經驗得到了廣泛關註。長期以來，中國央行按照“廣覆蓋、低成本、可持續”的原則，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工具，深化金融機構改革，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引導金融資源向普惠金融領域傾斜，著力提升金融服務的覆蓋率、可得性和滿意度。特別是，在中國政府的積極推動下，G20領導人杭州峰會通過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這是2005年聯合國提出普惠金融理念以來，國際社會就利用數字技術促進普惠金融推出的第一份高級別指引性文件，填補了這一領域的重要空白，必將有力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的國際實踐。在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的過程中，如何實現市場化原則與有效監管的統一、個人隱私信息有效保護與適度利用的統一、風險控制與充分供給的統一、線上與線下的統一，都是有待回答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

三是積極穩妥發展金融科技。近年來，以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金融科技發展迅猛，正在快速運用於信貸、支付清算、財富管理、保險業等領域，金融與科技的融合達到了新的廣度和深度。金融科技已經成為金融業重要的發展趨勢。其中，區塊鏈技術開發與數字貨幣的發行、使用與國際監管是當前研究的重點和前沿領域，部分中央銀行和金融機構正積極探索區塊鏈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人民銀行推動的基於區塊鏈的數字票據交易平臺，走在了區塊鏈技術實際應用的全球前列。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區塊鏈技術等金融科技對個人資產安全、隱私保護、全球金融穩定以及對全球金融治理架構的影響。

“陳雨露表示，世界經濟百年變局對現有宏觀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提出了許多宏大的新命題。對研究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的挑戰，更是難得的歷史機遇。中國央行的研究團隊願與學界的同仁們一道，一方面借鑒經典的國際學術規範和敘事方法，另一方面堅持自己的民族表達，加強對世界性經濟金融理論問題和政策實踐問題的研究力度，把中國政策實踐中的方法論和思想內核挖掘出來，講好“中國故事”，共同推動我國經濟金融的學術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