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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安檢增加的成本誰來承擔,劉興亮之死挑戰中國快遞業低成本發展模式◎ 本刊記者 吳靜 實習記者 葛菁 文十元叫一個快遞,有人送件上門。在中國,每個消費者都習慣了享受方便快捷又廉價的快遞服務,這是很多國家難以想象的情形。正是憑借獨有的低成本優勢,中國快遞行業短短十年間發展到了一年超過1200億元的規模。 但在劉興亮死後,這種低成本的發展模式還能持續多久,成了疑問。 2013年11月29日,山東東營大王鎮的劉興亮收到了妻子在淘寶網買的一雙童鞋,不久開始嘔吐、腹痛,當晚十點,在濱州醫院附屬醫院死亡。醫院證明其死于 “氟乙酸甲酯”中毒。他的妻子也被送往重症監護。一個家庭瞬間破碎。 快件由圓通速遞負責遞送。調查顯示,該快件是在運送過程中沾染了從另一快件泄露出來的有毒化學品氟乙酸甲酯。11月27日,湖北省荊門市的熊興化工有限公司(下稱熊興化工)工作人員楊某,將一包20公斤左右的化工樣品,交給沙洋運通物流有限公司(圓通速遞湖北當地加盟商,下稱沙洋運通物流) ,發往山東濰坊某制藥廠。 一共有154個快件遭到汙染。除了劉興亮,還有膠州、壽光的兩名收件人有中毒症狀,黃島一名收件人發現異味後拒絕收件。此外,有五名快遞公司員工有過中毒症狀,入院觀察。 事件引起公衆的巨大恐慌。一夜之間,快遞突然變成了埋在身邊的炸彈。 很多快遞從業人員早已明白自己身處危險。 “出這種事,我們私下都不感覺意外,惟一慶幸的是,這次只死了一個人。要不真沒法收場了。 ”一家快遞公司的副總裁私下向財新記者感嘆。 得益于電商的迅速崛起,中國的快遞業發展得太快,最近六年從每年10億件發展到80億件,翻了8倍。擴張太快,快遞業的管理水平卻難以匹配。每天,中國有2000多萬件快件在發送途中,它們從全國各地收集上來,在中轉站交匯,再運送出去。負責運送的是超過7500家大小快遞企業。為了搶時間、搶業務,這些快件大多沒有經過嚴格的審驗,就走上了收件、運件、送件的流程。 以危險化學品為例,為了節約成本,很多化工企業都選擇通過快遞寄送樣品。一旦發生泄露,後果難以想象。 如果有人故意要通過快遞來製造恐怖事件,更是防不勝防。 加強管理是唯一選擇。12月22日,國家郵政局發出緊急通知,決定即日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一次落實“收寄驗視”制度專項整治工作。隨後順豐、中通、韻達、圓通等各家公司紛紛收緊“快件攬收驗視”環節,對於危險化學品運輸“聞色而變” ,直接拒絕。 但問題在於,加強驗視需要提高整個行業的人員水平和管理素質。而且,人工驗視並不可靠,如果將快遞業的收寄驗視提高到航空業的水平,意味著要加裝大量安檢設備,這對於原本利潤率就只有4%左右的快遞企業,是難以承受之重。 危險無處不在,一陣風式的專項整治或可威攝一時,卻無法內化為企業的日常管理。要真正將危險拒之門外,還需要有更具可操作性的一攬子方案。 危險的化學品樣品運輸 在這起事件中,寄件人熊興化工是主要責任人,它不僅沒有提供必要的產品說明和嚴格包裝,在快遞公司發現泄漏引起部分工作人員不適時,還隱瞞了真相,稱寄送物品無毒,只須通風即可。 這並不是它第一次通過快遞來寄送危險的化工用品樣品。 熊興化工副總黃勝勇後來接受採訪時透露,為節省運費,這是第三次通過圓通快遞該樣品。他也承認,負責寄件的楊某沒有受過專業培訓, “氟乙酸甲酯”不在國家規定的危險化學品名錄中。 該公司會計科的記錄顯示,今年以來,熊興化工已有過20次使用快遞寄送化工樣品的記錄。 從事化學樣品採樣和運輸的趙維新稱,目前國內使用專業運輸公司運輸化學樣品的絕大多數是外企,中資化工廠在國內寄送樣品使用普通快遞的方式“非常普遍” 。 事實上,根據中國的最新規定,用快遞形式寄送危化品並不一定違法,但需要有嚴格包裝和清楚標識。 國家郵政局《禁限寄物品目錄》 中,主要包括各類武器、彈藥,各類易爆炸性物品,各類易燃燒性物品,各類易腐蝕性物品等。在“易腐蝕性物品”中,舉例如火硫酸、鹽酸、硝酸、有機溶劑、農藥、雙氧水、危險化學品等。有很多有毒的化學用品並不在目錄之列。 而自2012年12月1日起,交通運輸部牽頭編寫了 《危險貨物分類和品名編號》 《危險貨物例外數量和包裝要求》等五項國家強制標準,對危險化學品的樣品運輸採取了“有條件放開”的態度。根據新標準,運輸有限數量之內的(少于500克或者5公斤,不同化學品有不同限額) ,種類在標準列表之內的部分有酸性、毒性和腐蝕性的化學液固體時,經過嚴格包裝和清楚標識之後,其危險性相對較小,可以按照普通品進行運輸。對於不在此列表,或數量在此之外的危化品,依照國家 《郵政法》 ,快遞公司將不得以普通品進行郵寄。 問題是,國內的很多化工企業和快遞公司對此並不了解,使用專業公司運輸化學樣品的成本又太高。像英國SampleRite 這樣專門從事化學樣品運輸的公司接單,運費在千元以上。而且很多專業公司只承接大件,不接受小件樣品的運輸。SampleRite 中國總經理趙維 新說,有公司曾為運送500克的化學樣品專門叫了一輛卡車,運到北京總共花了7000元錢。 趙維新說,國內各大快遞公司的收件員大多不清楚去年底施行的有關危化品快遞的國家新標準,不知道經過嚴格包裝和專業鑒定、清楚標識,有些危化品可以作為普通貨品運輸。他們要麼根據《郵政法》要求直接拒絕托運人,要麼為了商業利益便鋌而走險。 以熊興化工為例,此次運輸的樣品重達20公斤左右,不在允許郵寄之列。 趙維新說: “很多國外快遞公司接危險品,前提是要明示其危險信息,具體做法就是提供 MSDS(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這個在國內叫 ‘化學品安全說明書’ ,按照國家標準 GB16483- 2000編寫。只要托運人提供真實的MSDS,快遞就會適當的採取措施,以便安全運輸。 ”根據美國 FedEx 官網信息,民衆可以在美國境內和澳大利亞、德國等幾十個國家,通過快遞寄送有限種類和數量範圍的危險品,客戶需要嚴格按照空運和陸運的不同有關標準,自行標識、歸檔和分裝,並提供專業檢驗說明,快遞公司則會根據不同種類每包加收幾十到一百美元不等的“特殊處理費” 。 據趙維新介紹,目前中國有關法律沒有要求托運人向快遞公司提供 “化學品安全說明書” 。 “很多托運人瞞報危化品本質,快遞公司也不要求托運人提供‘化學品安全說明書’ ” ,一個本來經過嚴格包裝和鑒定可以正規投遞的危化品,便在普通寄件中成了殺人利器。 在圓通“奪命快遞”事件曝出後,其他快遞公司對於危化品運輸變得異常敏感。財新記者12月25日下午電話至北京順豐和申通快遞,詢問是否可郵寄一公斤重的有毒化學樣品,並多次強調樣品已附上安全資料書,經過專業包裝。 但兩家快遞公司工作人員皆第一時間告知, “現在一切化學品都不能寄” 。 增加的成本怎麼辦 “圓通事件”爆發後,引起快遞行業地震。國家郵政局發出的緊急通知,把安全閥門放在了加強收寄驗視制度上。 據順豐速運相關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公司要求所有快件在收取環節都要開箱驗視,對於液體、膏狀、粉末狀,易燃、易爆、易腐蝕類等快件,不能確定其安全性的將不予收取;如果客戶在非固定場所寄件(如路邊、餐廳、酒店、酒店門口、汽車站、火車站等) ,會特別重點進行開箱驗視;對於生產、銷售化工類產品的單位及個人,會要求客戶提供書面憑證,所寄物品不能明確其安全性的也不予收取;所有快件需如實填寫托寄物品名。 上述人士也表示, “奪命快遞”事件還是讓公司更為謹慎。目前公司在加強基層員工對於異常快件辨識和處理的專業培訓,以提升安全防範意識;對化工類客戶進行信息收集,安排人員對此類客戶逐一走訪、溝通。 韻達快遞相關負責人表示,公司在12月23日召開了安全生產領導小組專題 會議,要求將國家郵政局的緊急通知傳達到每一位快遞員,特別是快件攬收人員。韻達還要求各網點一律不能在路邊等無固定場所收寄快件;對於上門來寄遞的快件,攬收網點必須要求發件客戶出示身份證等證件,並詳細登記。 一位韻達快遞內部負責人向財新記者透露,此前為了確保網點熟悉國家郵政局相關規定,甚至要求一線業務員把相關制度手抄一遍,交回總部。 宅急送在發給記者的文件中表示,箱單填寫和系統錄入的品名,必須與實際貨物相符,嚴禁出現籠統品名。同時各分公司營業點及加盟商,必須全部配備驗視章,每票貨物開箱驗貨後,要逐一加蓋驗視章。中轉環節發現違禁品、危險品等禁寄物品後,必須立即停止中轉,對不明屬性物品,必須進行隔離處理,併立即上報至有關部門。 但這種突擊式的自我檢查,能否通過嚴格執行“收寄驗視”制度,將安全隱患完全消除,多位快遞公司管理層並不樂觀。一位快遞公司華北區總經理告訴記者,這種制度根本無法解決現在的問題,就像“已經重感冒” ,卻不斷強調 “預防頭疼腦熱” 。 他表示,快遞業也是近幾年才突飛猛進發展起來。 “航空是從驗視、安檢、地勤安檢,層層安檢才能保證。我們現 在面臨大量快件,你就通過一個收件員的驗視,怎麼可能?”他表示,郵政局要求快遞企業加大驗視力度,但真正要建立合格的安檢流程,需要增加大量投入,這對利潤本就很薄的企業來說很難主動完成。據他介紹,一台安檢機器便宜的四五十萬,貴的三四百萬。以圓通為例,現在只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的部分分撥中心安裝了安檢機。更重要的是時間來不及。安檢機速度慢,如果一個分撥中心一台安檢機,所有快件都過一遍,一晚上都過不完,所以除了航空件,一般快件基本不可能完全被驗視。 “這不僅僅是驗視一個快件的問題,直接牽扯到如何消化成本和場地,如何體現執法合法性,如何面對競爭激烈的市場。你可能會造成快件延誤,引起連鎖反應更麻煩。 ”前述快遞企業片區負 責人還認為,需要考慮對客戶進行分類管理,像化工企業屬於特別要注意的客戶。他和客戶簽訂詳細的責任認定,要求客戶對自己的貨物保證絕對安全;而對於管轄的網點,實行層層承包,層層 問責的制度。 財新記者接觸的多位採訪對象表示,單靠加強“收寄驗視”制度很難真正解決問題。只有通過更全面的一攬子政策安排以及整個快遞行業管理水平的提高,才能從根本上避免類似災難——而這意味著,快遞業的低成本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頭。 |
近日多家媒體報道高校學費上漲問題,引發社會各界的熱議。8月21日,教育部正式做出回應,稱目前高校收費水平基本在城鄉居民可承受範圍之內。
據前述南方周末網消息,已有多地公布高校學費調整方案,且大多呈學費上漲趨勢,其中,在寧夏公布的普通高校學費收費新標準中,文史類、理工農類、醫學類的學費漲幅均超過了50%。
據教育部統計,隨著2012年國家關於穩定學校收費標準的政策到期,全國有9個省份調整了普通高校收費標準,分別是:天津、江蘇、福建、山東、湖北、湖南、廣西、貴州、寧夏;另外有6個省份正在啟動調整收費標準的相關程序,分別是:浙江、廣東、山西、安徽、內蒙古、青海。其中已調整學費收費標準的省份不到全國的三分之一。
在學費調整範圍上,各省不同專業的學費漲幅不同,但多在20%-35%之間。不過,江蘇的醫學類專業漲幅達47%,寧夏的文史、理工類漲幅均超過57%,醫學類漲幅更是達到76%。
對此,教育部財務司負責人表示,雖然寧夏這次漲幅相對較大,但由於原來收費標準偏低,新標準的絕對數並不高,各省份也嚴格履行了規定程序。
從已經調整高校學費標準的9個省份來看,調整後的學費標準,一般專業在4000-6000元之間,藝術類專業在7000-12000元之間。
到底學費調整幅度高不高?該負責人解釋稱,若從高校學費占家庭戶均收入比看,調整後的新標準占當地城鎮居民家庭戶均收入的比例均低於8%,最低的是江蘇,為5.6%;占當地農村家庭戶均收入比例最高的是湖北和廣西,為21%,最低的是天津,僅為9%。
而從全國來看,據統計,2013年全國公辦普通本科高校生均學費為5775元,占城鎮家庭戶均收入的7%;占農村家庭戶均收入的17%,公辦高職高專學校生均學費為5164元,分別占比7%和15%。
“總體來看,目前的收費水平基本在城鄉居民可承受範圍之內。”教育部負責人強調。
據統計,2012年全國教育總投入中財政性教育經費占比為80%,學費收入占比為13%;全國公辦普通本科高校總投入中財政性經費占比為68%,學費收入占比為17%。
對於漲價後貧困地區學生上學的壓力,該負責人稱,在嚴格落實國家現行各項資助政策的同時,漲價省份均要求高校從學費收入中提取經費,加大學生補助力度,保證不發生因為學費上漲導致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上不了學的現象。
如寧夏將高校學費收入中用於學生資助的比例從10%提高到15%,同時學校須對5-10%的特困生減免學費;天津市規定從事業收入中足額提取6%資助經費,提取2%的經費建立食堂價格平抑基金;貴州省規定高校要從學費收入中提取10%的資助經費;福建省規定高校要從學費收入中提取15-25%的資助經費。此外,各省均設立了收費監督舉報電話。
據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普通高校學生資助金額達到574億元,比2006年的167億元增長了約3倍;其中財政投入達到288億元,比2006年的29億元增長了10倍;生均資助經費達到普通本科1848元、高職高專1071元,比2006年增長了約3倍。
那麽,國家對高校學生的資助政策到底有哪些?南方周末網根據教育部網站的公開資料整理,希望可以幫助那些面對學費上漲而發愁的高校學生們。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據新華網消息,記者調查發現,面對學費上漲,除了幸運獲得補助的部分大學生外,不少“準大學生”通過打工等方式籌集上漲的學費;另外,有的學生為減輕家庭壓力,回避漲價高校,比較之下選擇路費和學費較便宜的高校就讀。還有的家庭困難學生選擇棄學外出打工,除了因學費上漲外,近年來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投入成本大時間長等也是主要原因。
山東蒙陰一位高中畢業班班主任表示,班里有幾個學生考上了三本學校,現在初步決定外出打工,“三本學校學費本來就高,如今一漲價更加承擔不起。”
2014年高校的資助政策一覽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小虎/圖)
歐洲昨日正式步入量化寬鬆(QE)時代。歐元區央行開始購買負收益率債券,表明它們將繼續推進總規模1.1萬億歐元的QE,哪怕冒著遭受損失的風險。
它們開始實施歐洲央行決定的QE項目後,歐元區政府債券價格大漲。歐洲央行上月決定追隨美聯儲和英國央行的步伐,啟動全面QE。
華爾街見聞網站週一介紹過,歐洲央行於北京時間18:08確認,已和歐元區各央行開始購買國債。德、法、意、西等國家的國債收益率有所下跌。歐元跌至逾11年低位,而歐元區Stoxx 600指數上漲至2007年來新高。
歐洲央行上週表示,根據該計劃進行的債券購買活動將從3月9日開始,每個月的購買規模為600億歐元。歐洲央行將以負收益率購買債券,只要收益率在購買時不低於該行的存款利率(-0.2%)即可。
因此,包括德國國債在內,歐元區央行們昨日在多個市場上以負收益率購入政府債券。這意味著如果它們持有這些債券到期的話,它們可能會出現虧損。符合歐洲央行QE資產購買標準的法國、荷蘭、芬蘭、比利時、奧地利和斯洛伐克國債同樣以負收益率交易。
英國《金融時報》指出,出現投資者願以負收益率購買國債的現象反映出市場擔心歐元區可能面臨著日本式的「失去的十年」。
本週一,十年期德國國債收益率下跌8個基點至0.31%,進一步擴大與美國同期國債息差至歷史新高。上週五美國公佈了強勁的就業數據,觸發投資者關於美聯儲將在今年年中開始加息的預期。
深受歐債危機打擊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國債小幅上漲,同期限國債收益率分別下行1和3個基點。
由於投資者持續擔憂在極左翼政府領導下的希臘的償債能力,不在QE購債標的之列的希臘國債收益率反而上升至9.82%。
購買歐元區安全級別更高債券所付出的高代價,加之市場預期銀行、保險、養老金等國債持有人不願意將債券出售給歐元區央行,歐洲央行能否從現在到2016年9月每月購買到600億歐元的公私部門債券也令人懷疑。
巴克萊銀行主權債部門主管Lee Cumbes告訴英國《金融時報》:
主要問題在於,歐洲央行在哪裡可以買到它需要的債券量。
對於為什麼沒人肯賣國債給歐洲央行,華爾街見聞曾有詳細的介紹:
法國國家人壽保險(CNP Assurances)副CEO Antoine Lissowski表示:
我們更願意繼續持有它們,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現在正達到了極限。
銀行通常持有短期債券,它們以政府債券作為流動性的緩衝工具。售出債券意味著它們需要買入其它資產,而這些資產與政府債券不同,監管者要求它們留存部分現金以表謹慎。或者,它們可以把出售債券所得資金存入歐洲央行,但所得利息卻是不具吸引力的-0.2%。
保險公司和養老金基金通常持有長期債券。將所持債券賣給歐洲央行可以為它們創造巨大的利潤。但這些錢同樣面臨著再投資於其它債券的風險,這些債券的收益率遠低於它們承諾給客戶的回報率。因此,也是「n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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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保險公司富通(Ageas)的CEO Bart de Smet說,「如果我們出售債券,我們將創造巨大的資本利得,但接著我們將不得不把那些錢再投資於收益率為0.5%的資產,而我們的資金成本卻是3.50%-3.75%。」
荷蘭國際集團(Internationale Nederlanden Group,ING)和荷蘭合作銀行(Rabobank),西班牙洲際銀行(Bankinter)和西班牙班基亞銀行(Bankia),以及法國巴黎銀行均表示,當歐洲央行「來敲門」時,它們可能不會把債券賣給它。
法巴銀行副CEO Philippe Bordenave表示:
我們現在持有的國債量與貨幣政策無關,而是與監管政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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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皇家銀行(RBS)策略師們認為,有40%的可能,歐洲央行的購債項目(QE)今年會幫助將10年期德國國債收益率推至負值。
並不打算出售債券的安本資管(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基金經理Patrick O'Donnell表示:
現在債券不足以滿足全球的需求,因此將很難見到大量的賣家。
風險在於,如果歐洲央行真的要以每月600億歐元的步伐購買債券,其對價格的影響可能會相當大。
今年5月,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公布,慢性乙肝一線治療藥物替諾福韋酯、非小細胞肺癌靶向治療藥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3種藥物價格降幅均超50%,國家衛計委、國家發改委、人社部等7部門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國家談判藥品的集中采購工作。
然而,根據國家衛計委最新統計數字,截至7月中旬,全國僅有14個省份出臺國家談判藥品執行文件,21個省份將談判藥品納入各類醫保合規費用範圍——全國仍有近三分之一省份未將降價藥品與醫保對接。
“接不上”的醫保
“其實我們現在給病人用非一線藥物(一線藥物即臨床首選藥物)就是碰運氣,也不知道病人多久就會(產生)耐藥(性)不能用了。”呼和浩特市第二醫院慢性肝病科主任薩如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5月20日開始,薩如拉的很多患者就一直等著內蒙古當地宣布替諾福韋酯進入醫保報銷的消息,這個在目前國內臨床上公認的慢性乙肝一線治療藥物在當天宣布進入了國家藥價談判名單,降價67%,降價後的價格甚至成為了全球最低價。
“降價前患者一個月的治療費用大概在1500元,很多人用不起只能用其他的替代藥,但是耐藥性問題嚴重。國家公布的降價後費用大致是500元,這就意味著,大部分以前用不起這個藥的患者現在就可以用了,對患者和我們醫生來說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薩如拉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然而,3個多月過去了,薩如拉和她的患者們還沒有得到替諾福韋酯進入當地醫保的消息——沒進入醫保,就意味著,大多數患者依然要被擋在1500元/月的治療費用門外,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其他藥物,並承擔耐藥的種種風險。
這並不是內蒙古一地的個別情況——事實上,在5月20日國家公布的首批三種藥品降價後,即便截至目前,全國仍有近三分之一的省份將價格已經“腰斬”的藥品擋在醫保門外。
根據國家衛計委最新統計數字,截至7月中旬,全國僅有14個省份出臺國家談判藥品執行文件,21個省份將談判藥品納入各類醫保合規費用範圍——近三分之一省份未將降價藥品與醫保對接,而已經對接的三分之二省份中,絕大多數省份也僅選擇了一種或兩種藥物付費報銷。
參差不齊的全國“對接”狀況下,就出現了同一種疾病用藥,遼寧的患者490元就能買到,而吉林的患者則需要付費1500元。而懸殊的價格對比之下,對需要長期用藥的肺病患者來說,乘火車甚至打“飛的”跨省買藥也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公開信息顯示,最近,河南的乙肝患者聽到安徽省藥價降低,就買火車票到合肥購藥,來回將近300元的路費,則由其乙肝病友們分攤。某省衛計委藥政處的一名工作人員也曾透露,湖北有一位患者甚至坐飛機去最早開始降價的雲南買藥,因為“即便算上飛機票還是便宜”。
“自從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公布後,我們在臨床上收到很多慢性乙肝患者的問詢,他們迫切地想知道何時可以用談判的價格購買到替諾福韋酯,以及治療費用何時可以得到醫保報銷。作為一線臨床醫生,我們深深體會到患者急迫的心情,非常期待患者能夠獲得最佳治療方案,同時減輕疾病負擔的心聲可以盡早實現。“北京佑安醫院肝病科陳新月教授表示。
難解決的“協調”
“這是政策執行之初就預料到的問題,只不過一直沒找到解決的辦法。”有接近衛計委方面的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各地財政水平懸殊,當地政府有自己的考慮和花錢的優先順序,靠政府強推也不行,地方也有自己的現實困難。”
而在他看來,這其中更有衛生系統與人社部門之間長期的協調問題現實存在——“出錢的是人社(部門),有沒有錢,有多少錢,兜不兜得住(底)他們說了算,其他平級部門也只能協調,沒辦法強推。”他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8月3日,人社部主管的《中國醫療保險》雜誌在其微信公號中發表標題文章《談判藥品全面納入醫保,別操之過急》,強調醫保政策“真沒必要著急抹平”。
該文表示,“一個藥品是否納入醫保,看起來非常簡單,背後卻是一個非常嚴謹的評估過程。畢竟,醫保資金是有限的,每年的醫保報銷額度與醫保資金必須要達成大致平衡,醫保體系才可能得以正常維持。如果不對一個藥品進入目錄後可能產生的醫療費用做出充分評估,就貿然改變醫保目錄,對醫保的資金安全顯然不大有利。所以,醫保部門在執行過程中不那麽積極,是可以理解的。”
“最為關鍵的是,除了醫藥體系的地方利益之外,很大程度上也緣於醫保管理體系的多頭化。在城鄉醫保還未整合的省份,新農合是衛計委系統主管的醫保基金,而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的管理權在人社系統。由此可以看到,藥價談判遇到阻力的真正原因,在於負責砍價的和負責買單的不是同一個人。具體地講,負責砍價的是衛計委,但負責買單的卻是人社部門。”對這一問題,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區食品藥品監管局黨委書記撰文公開指出。
但現階段各地並不相同的決策背後,依然有其複雜的考慮和現實的推動力。
6月3日,雲南省衛計委出臺文件稱,針對國家衛計委發布的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要求各地在6月中旬前,落實新農合及大病保險醫保報銷並掛網集中采購,成為國內首個落實國家談判藥品集中采購的省份。
作為癌癥高發區之一,雲南目前的平均發病率高於全國平均發病率,特別是女性肺癌發病率較高。
來自雲南衛計委的信息顯示,雲南省大部分地方屬邊疆貧困地區,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情況突出——全國慢性乙肝患者約3000萬,雲南省有超過30萬,因治療費用問題,很多乙肝患者沒有及時就醫,地方負擔也因此異常沈重。
“這次國家談判結果出來後,據初步測算,如肺癌的靶向藥物吉非替尼(商品名:易瑞沙),談判前每位患者年治療費用約18萬元(不含慈善贈藥),談判後降到8.4萬元。乙肝用藥替諾福韋酯(商品名:韋瑞德),年治療費用1.29萬元,談判後降價後為6762元,提高了乙肝、肺癌患者用藥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雲南省衛計委副主任鄭進在6月3日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鄭進表示,雲南省采購出讓中心要在6月中旬前將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在藥品集中采購平臺集中掛網,並按要求定期統計用藥數量和金額,報國家藥管平臺。在2016年~2017年的采購周期內,不再另行組織談判議價。各級醫療機構要根據診療需求,按掛網價格或相關政策規定,同等條件下要優先采購和使用談判藥品。鼓勵其他醫療機構和社會藥店在網上直接采購。各地要在6月中旬前將談判藥品納入當地新農合及大病保險合規費用報銷範圍(含基層和縣及縣以上),做好相關報銷政策銜接。同時醫療機構從交貨驗收合格到付款的時間不超過30天。
據悉,6月15日政策正式實施後,半個月內,雲南乙肝藥采購了827盒,給患者省下了80多萬,吉非替尼也采購了132盒,省下了34.87萬元。
藥企“降價實驗”
事實上,作為進一步提高公眾用藥權益的價格改革探索,藥價談判制度的本意就是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把價格較高的專利藥品和獨家生產藥品價格降至合理區間,這也是國際通行做法。
因此,《關於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7號]提出分類采購的新思路,要求對部分專利藥品、獨家生產藥品,建立公開透明、多方參與的藥品價格談判機制。
2015年10月,經國務院批準,衛計委等16個部委(局)建立部門協調機制,組織開展了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試點工作,建立了藥品價格談判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組織專家全面梳理國內專利藥品、獨家生產藥品狀況,根據我國重大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治的用藥需求,以問題和目標為導向,組織專家充分論證,遴選價格高、疾病負擔重、患者受益明顯的治療乙肝、肺癌、多發性骨髓瘤等專利藥品作為談判試點藥品。成立談判小組和監督小組,制定談判流程和策略,同步建立談判和監督工作機制。
2015年11月下旬,國家藥品價格談判試點正式啟動,談判小組先後與乙肝、非小細胞肺癌專利藥品相關企業進行多輪談判。國家衛計委官網公布,此次藥價談判,按照“一藥一策”的思路,研究細化了每種藥品的談判流程和策略。除了談判小組外,還設立了監督小組,談判全程進行錄音錄像。
2016年5月17日,首批談判結果向社會公布,替諾福韋酯、埃克替尼、吉非替尼3種談判藥品降價幅度分別為67%、54%、55%。
“藥企能夠多大程度壓低價格,決定於談判的藥品是否能夠進入醫保體系,每年政府的采購量能有多少。政府采購越多,藥企就更願意把價格放得更低一些。藥企能夠接受和政府談判最大的原因還是為了開拓市場。”北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周子君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要真正讓老百姓享受到藥價談判後原研藥降價的優惠,關鍵還是在於這些藥品能夠進入醫保體系。
而對藥價談判主體的跨國制藥公司來說,在此時選擇降低藥價換取醫保覆蓋的更大範圍市場,可能也是“適應變化”的明智選擇。
《亞洲制藥新聞》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第一季度,10家主要跨國藥企的銷售額平均增長11%,相比2014年全年的平均增長率低了1個百分點;而同期中國醫藥企業利潤率在2014年下滑至5.3%後,2015年第一季度已回升至6.9%;利潤水平在2015年初迅速升至26%。
“國家主管部門首先要的是降價,這也是公眾對於醫療服務最明顯的感受;而跨國制藥公司這幾年在中國的日子普遍不如以前,增長放緩、優待政策取消,來自國內產品的競爭壓力也越來越大,以前那種黃金時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要繼續生存就必須適應變化。”有接近國家醫保談判方面的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但目前藥價談判在各地的執行情況顯然並不足夠讓更多的企業積極加入。
“我們其實一直在關註第一批參與(藥價談判)企業的動向,現在來看,企業最擔心的醫保銜接問題確實還沒有解決好,如果我們一個省一個省地去跟醫保部門談,也根本不現實。”昨日,有積極關註藥價談判的某制藥公司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針對醫保銜接問題,4月25日,國家衛計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7部委聯合發文《關於做好國家談判藥品集中采購的通知》要求,完善醫保支付範圍管理辦法,做好國家藥品談判試點與醫保支付政策銜接。
5月17日國家衛生計生委辦公廳《關於公布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的通知》又指出,已將談判藥品納入當地醫療保險合規費用範圍的地區,要進一步鞏固完善醫保制度和支付方式;尚未確定的地區,要抓緊做好與相關醫保政策銜接;確有困難的地區,可首先從大病保險(重大疾病保障)做起。
然而,承擔付費的人社部門對這兩份衛計委發出的文件並未做出任何回應。
也因此,在現有政策遭遇“波折”的時候,一些企業轉而開始尋找新的解決路徑。
8月25日,上海羅氏制藥有限公司宣布,即日起,主動將其旗下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靶向藥物厄洛替尼(商品名為特羅凱)降價30%。
公開信息顯示,以特羅凱為代表的TKI類藥物是EGFR突變型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標準治療特——由目前的研究數據看,其無進展生存期是所有一代TKI里最突出的,肝肺安全性也有獨到之處,較少出現肝臟損傷和間質性肺病。該藥上市十年來,已惠及超過11萬肺癌患者,顯著延長了他們的生存期,有效改善了患者生活質量。
也因此,降價消息一出,在市場和患者中引發廣泛關註。
來自羅氏方面的信息顯示,特羅凱目前的售價約為4600元/盒7片(150mg),降價後每年可為接受該藥治療的患者節約藥費2萬多元。
“羅氏充分理解和認同國家通過建立藥品價格談判機制,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降低廣大患者用藥負擔、提高藥品可及性,羅氏始終以積極的合作態度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參與由國家衛計委牽頭組織的國家醫藥價格談判。”羅氏在回複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4日據新華社消息,美國國會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民主黨人查克·舒默3日在新一屆國會履職時發言,批評候任總統特朗普頻繁發送推特的行為,稱美國不能承受這樣的“推特總統”。
舒默說,“美國有切實的挑戰,需要做實事”,如果特朗普繼續當“推特總統”則會成為一個失敗的總統。
特朗普自從競選階段就喜歡在類似於微博的社交媒體推特上發聲,這一喜好在他競選成功後沒有改變。他在自己的推特賬號上多次就國家內政外交政策發表意見,語言充滿個人風格,引發美國國內乃至全世界輿論的關註。
前幾日恰逢新年之際,特朗普就發布推特寫道:“祝所有人新年快樂,包括許多與我為敵的人,以及那些與我作對卻輸得一敗塗地的人。”又引起一片嘩然。
特朗普推特截圖
此前,特朗普在勝選後,一度對媒體稱,他正在謹慎考慮對社交媒體的使用,他稱,如果自己繼續使用社交媒體的話,將會非常克制。
但日前有報道稱,即將上任的白宮候任新聞發言人肖恩·斯派塞公開表示,特朗普就任總統後,不會停止在推特上繼續發表言論,將繼續“大膽使用”推特來宣布主要政策。
斯派塞表示,特朗普絕對會繼續使用包括Facebook和Instagram在內的社交媒體。他稱,問題的關鍵在於,當特朗普發推文時,就能立刻得知公眾對此事的答案。
但是,一些批評者認為特朗普在很多嚴肅議題上隨意發表意見不負責任。
目前,特朗普在推特上有約1840萬粉絲,在所有社交媒體上的粉絲總量約為4500萬。
在上海市新華醫院,4歲男孩天天(化名)的母親胡女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自己的孩子在她眼中就是最直觀的“霧霾檢測器”,“一到霧霾天孩子就咳到停不下來,幾次半夜一兩點去醫院掛兒童急診做‘霧化’(一種哮喘治療方式),大廳里都是小孩子的咳嗽聲。”第一財經記者發現,哪怕是霧霾天的半夜12點多,在新華醫院、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等地,兒童急診排隊還要等上四個多小時。
胡女士對記者透露,對於孩子的咳嗽,醫生很直接地表示,這就是霧霾天的反應,很多小孩在霧霾天都會發生這樣的狀況,並且目前並沒有根治的良方。
霧霾正在引起人們的關註。在霧霾等外因條件的助力下,肺部磨玻璃影最終可能變成吞噬健康的超級致命殺手。
根據公開數據,過去我國惡性腫瘤的發病率0~39歲處於較低水平,40歲之後才開始飆升,但如今,不少肺科醫生給出第一財經記者另一個觀察結論:在中國,肺癌正在變得年輕化,並且令人意外的是,很多患者都不抽煙,甚至病患之中也有青少年兒童出現。
第一財經記者在調查醫院、藥房、移動問診平臺等多方後發現,相比抵抗力較有優勢的成年人,近幾年,兒童、青少年成了霧霾汙染受害的“重災區”。
根據“平安好醫生”日前發布的《2016國民健康大數據》,在其健康咨詢平臺上全年線上兒科的日均咨詢量為8.55萬人次,但在霧霾季小兒呼吸道問題的咨詢量較均值猛增44%,其中六成以上提問者來自90後的新手媽媽。
哮喘病並非小毛病,世界衛生組織早前就曾統計,全世界每年有約10萬人因為室內空氣汙染而死於哮喘病,其中35%為兒童。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哮喘防治顧問陳預智透露,在我國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中,0~14歲的兒童哮喘病發病率上升了50%。空氣汙染成為重要元兇。
不過,霧霾真的是導致哮喘的最大“殺手”嗎?根據醫學研究,在危害健康的空氣汙染隊伍中,霧霾還有一個“小夥伴”,它們一個出現在夏天,一個出現在冬天,這個小夥伴的名字叫做臭氧,它們同屬於空氣中的汙染物。
與“張牙舞爪”的霧霾相比,臭氧要“低調”得多,悄悄地“隱藏”在萬里晴空中,卻成為近幾年夏天列入監控指標以來眾多城市的大氣環境汙染元兇。
2001年夏季,耶魯大學流行病學家跟蹤調查了271名康涅狄格州和馬薩諸塞州患有哮喘的兒童。根據美國環境保護局的空氣質量監測報告,當時這兩個地區的空氣質量水平為“良好”。然而,這271名兒童都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氣短、咳嗽及胸悶等癥狀。當這些癥狀加重時,空氣中的臭氧含量都要比平時高。
發表在《柳葉刀》雜誌上的南加州大學的研究顯示,在加利福尼亞煙霧汙染最嚴重的社區,喜歡運動的孩子發生哮喘的可能性比那些不愛運動的同齡人高三倍,主要是因為這些孩子吸入了更多的含臭氧的汙染空氣,在那些空氣潔凈的地方,運動與哮喘發病間卻沒有這樣的關系。
沒有幹凈的空氣,我們將遭受疾病的折磨。數月前,由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肺科醫院胸外科副主任醫師趙曉剛所著的《ILongtobeKing》(中文翻譯為《我要當老大》)在美國權威胸外科雜誌《CHEST》上獲得發表,這首關於肺部磨玻璃影的詩歌已經有幸和學術論文“比肩”。
“我喜歡呼吸醇馥幽香的霧霾,肺部磨砂玻璃影是我的大名…你笑稱幼時的我不典型增生,你憎稱青年的我為原位腺癌,你咆哮壯年的我為浸潤腺癌……我也是從弱小逐漸變得強大,我也是從隱忍逐漸走向狂放……”
我們當然不希望有這樣一天的到來。
如何科學抗霾?
一些相關藥物和保健品的銷售在霧霾季順勢猛增。
就此詢問同仁堂相關銷售情況時得知,其北京前門藥店和崇文門藥店在2016年11月、12月的統計結果顯示,相比較前十個月的平均銷售量,兒童清肺口服液以及成人止咳橘紅口服液在這個冬天的銷售量分別上升了56%和43%。
“在霧霾季可以看到前來咨詢和就診的人明顯增加,其中不少是預防和緩解咳嗽的病人。”北京同仁堂股份公司營銷部門的一位負責人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金銀花、金蓮花、甘草等中藥也在霧霾季銷售量上升。”
第一財經記者詢問了多方醫師,以下抗霾建議僅供參考。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院長、呼吸內科主任醫師、教授瞿介明:
霧霾的危害,首當其沖而且危害最大的也是在肺部,我們非常關註這一塊。從整個宏觀層面,我們需要治理霧霾,降低霧霾的程度,但是現在在治理的過程當中,有這樣一個緩沖的階段,我們怎麽樣從自己來做一些防範工作、預防工作,我覺得主要是有這麽幾個:
首先,我們需要關註每天的天氣預報,所在地區的霧霾顆粒,大家知道一定是PM2.5,不是PM10.0。PM10.0是吸不到肺里去的,這個顆粒里有很多的致癌物質,或者其他的一些不好的顆粒成分,如果停留在肺泡里會對肺的健康有影響,包括容易誘發腫瘤等等。關註天氣預報,就是有霧霾的時候一定不要戶外的活動。您說我今天要走一萬步,如果有霧霾,請不要戶外活動。
第二,如果必須要戶外,做一些防範,哪怕是口罩的選擇也大有學問:很多的口罩是沒有防霧霾顆粒的功能,所以一定要選擇有一定專業的口罩,雖然可能戴著不太舒服,一般老年人、小孩有心肺疾病的盡量霧霾天氣不要外出。
第三,很多人說霧霾不要開窗,不完全是這樣,必要的開窗,適當的通風也是需要的。您可以購買一定的空氣凈化的設備,你要關註你的面積空間和規律,不要買了一個機器以後放在很大的地方,根本沒有什麽作用。
平安好醫生呼吸科副主任謝紅:
兒童的呼吸道黏膜比較薄,防護功能尚未發育完全,更容易受到刺激。與此同時,霧霾中的微小顆粒成了各種病原微生物進入人體的載體,進而增加了呼吸道感染的機會,這是為什麽小孩比成人更容易受霧霾影響。
因此我們建議兒童家長,霧霾天應關閉好門窗、盡量減少兒童戶外活動,必須外出時應選擇合適的口罩,縮短在公關場所的滯留時間,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註重日常衛生,謹防病原體從手到口進入體內。
回家後養成用溫水洗臉的習慣,這樣可以將附著在皮膚上的霧霾顆粒有效清潔幹凈。此外還要清理鼻腔,家長在給兒童清理鼻腔時,可以用幹凈棉簽蘸水,反複清洗。
同仁堂中醫院主任醫師肖延齡、總中藥師崔慶利:
金銀花10克、金蓮花10克、連翹10克、麥冬10克、薄荷6克、甘草6克。每日一劑早晚分服,孕婦忌服,兒童減半。
不要對未來的財務狀況過於樂觀,也不能對自己的工作穩定性過於樂觀,更不要負擔過多的債務。
來源 | 長江商業評論(ID:CKReview)
作者 | 穆清
近日一名中興通訊子公司中興網信員工跳樓身亡,疑似其妻子發文稱其老公是因涉及中興網信內部矛盾成為犧牲品,被辭退接受不了賠償方案而跳樓。
公司矛盾誘發員工墜樓
12月10日上午,中興旗下子公司中興網信科技有限公司員工歐建新在南山區高新南四道中興通訊大樓26樓跳下,結束了年僅42歲的生命。
隨後,一位名為“寒夜來客”的網友發文稱,自己是歐建新的妻子,並詳細敘述了其跳樓的前因後果。
據其介紹,歐建新畢業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曾經在深圳華為工作8年,期間又考上了南開的碩士研究生,2011年入職中興網信,擔任某研發組的主管,入職中興6年期間工作勤懇,因為牽涉到了中興網信內部的矛盾和結構調整,成為權力抗衡的犧牲品。
2017年12月1日,歐建新的直接領導王某某找他談話,流露出勸退的意思。幾天後,人事部劉某(HR)和張某(HR和規劃部)找歐建新溝通,提出N+1補償的方案。
12月7日,部門負責人郭某某又找歐建新談股份轉讓的事情,但郭某某不同意以去年的離職員工4元多的股份轉讓價回購股權,強行壓低到2元一股回購,歐建新堅稱不賣。郭某某則表示:“你要離職這個股權也必須賣,否則後果自負。”態度惡劣,從勸退變成了逼退。
12月10日上午9點多,歐建新對妻子稱“領導要我去公司”,還說“我們公司有內部矛盾,我很可能成為犧牲品”。
12月10日下午1點多,歐建新妻子接到丈夫墜樓死亡的消息。
因為裁員問題與公司溝通不順,歐建新以極端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父母雙親及妻兒。如果不是這場死亡,他可能和千千萬萬個人到中年,事業小有成就的男人一樣,過著表面上妻賢子孝的幸福生活。而隨著他的死亡,這一切美好都幻化成了泡影。
股權賠償成爭議焦點
從2011年至今,歐建新已在中興網信事情6年,與中興網信在2014年簽的勞動條約中,歐建新被中興網信聘用於從事研發事情,條約限期為2014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
從12月1日上級領導找歐建新談話被勸退,到公司HR跟歐建新 談N+1補償及股票轉讓沒有達成一致,到釀成悲劇,只有短短9天時間。
可以說,在歐建新墜亡事件中,中興網信的主動解約與協議賠償談不攏成為慘案發生的導火線。
值得註意的是,在歐某跳樓的前一天 (12月9日上午) ,其還就股權問題與金融行業從業的同學進行討論。
入職深圳中興網信科技有限公司,歐建新持有大約5萬股的內部股票。除了正常的工資收入和年終獎外,每個月領取股票分紅。因此,當公司部門負責人強行壓低股價提出以2元一股的價格回購時,歐建新對這個價格很不滿,堅稱不賣。
在股權回購價格上,雙方產生了矛盾。
據了解,1999年,中興開始實行高管股權激勵計劃。2000年時,又對激勵措施進行了改進——企業骨幹購進期權采取自願的方式,從而增加了該項措施的靈活性。按照當時的約定,2004年,該項期權的持有人可以出售其股票。2003年5月,中興通訊曾因內部股權機制存在問題而受到深圳證管辦的勒令整改。當時,深圳證管辦明確指出:中興通訊在考核與激勵中利用獎金購買“獎勵股票”、“優惠股票”的操作中存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未履行法定程序,公司獎勵制度未經董事會審議,外部董事、獨立董事對此並不知曉;二是未對與此有關的決策程序和決策情況進行必要的信息披露。
很多人認為中興保全了最後的尊嚴,給了離職的N+1補償,也回購了股票,雖然沒有按照4塊錢回購只有2塊,但是公司盈利不好,股價可以理解為按市場價格,有浮動也很正常。
但是勞動合同法早有規定,用人單位擅自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構成違法解除。用人單位需要支付雙倍經濟賠償金。而對於獲取股權的員工,在離職時,如果用人單位要求回購的價格過低,員工完全可以拒絕接受,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持有,或者以某種條件轉讓。
不管公司給出的賠償結果如何,以付出生命的方式來抗議這場突如其來的裁員及其附屬條件,歐建新最後選擇的方式終究談不上明智。
中興網信大規模裁員
公示系統顯示,中興網信建設於2009年5月25日,中興網信是由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控股的全資子公司,最大股東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達90%。
盡管事出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公關人士對外回應,稱公司已建設善後處置賞罰小組,部署專人對眷屬舉行慰問,並指出謀劃運動一切正常,沒有所謂的大規模裁員。
然而就網上曝光的信息來看,事實恐怕並非如此。
據了解,今年1 月份,中興計劃裁員3000 名員工,人數約整個公司的5%,於今年一季度完成。
而另據知情人透露:中興網信此次的大規模裁員,不是網信自己裁員,而是股份勒令網信縮減編制。
中興手機業務所在的中興終端是今年第一季度裁員的重點,全球的手機事業裁減600 名員工,相當於該公司手機事業員工的10%。大廠商集中化凸顯,2018年形勢更為嚴峻。1 名中興通訊的高階主管表示,中興通訊在中國的手機事業也將有超過20% 員工遭到解雇。而被逼跳樓的歐建新就是中興裁員的犧牲品。
對於一個處在衰落期的行業,尤其是一個在快速爆發之後逐漸衰落的行業,個人的命運也與行業現狀捆綁在了一起。
中興裁員的大背景,可以驗證經濟形勢的變化越來越惡劣。從這點講,中興裁員的行為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公司行為,是市場行為。
現行經濟下制造業的悲歌
去年,作為制造業龍頭企業,華為上演了一曲制造業悲歌,因為高房價被逼離開深圳外遷東莞、任正非深夜獨自打出租車、華為為壓縮成本大規模裁員35歲以下員工……如今,這曲悲歌還在繼續,只是主演從華為,變成了另一個制造業巨頭——中興。
很多人一直在說經濟在高速增長,經濟已經進入了新周期,制造業回暖,但是新聞上這類因裁員走上極端的案例卻越來越多。
還記得去年華為中層高管被離職的文章嗎?
文章主人公在34歲被辭退,之前月收入3萬多還有獎金,家里剛買二套房,媳婦不工作,辭退後現金斷流,馬上陷入了各種財務危機。而後來任正非也回應了,並明確表示華為沒有退休金,華為是沒有錢的,大家不奮鬥就垮了。以此來勸告30多歲不努力躺在床上數錢的人。
中年失業,還面臨著二胎、二房、貸款、單獨養家等因素,都值得探討。而更值得深思的是,曾經輝煌的制造業主們,為何紛紛開始步入裁員大軍?
最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利潤沒有跟上規模,企業高企的人力成本,讓降低人力成本成為保持效益的重要方式。
華為、中興一直是中國制造業標桿,通訊行業的翹首,一舉一動都受到全國關註。但是現在這樣的大型制造業巨頭都得靠裁員來維持運營,當下面臨的制造業環境之惡劣,可想而知。
大規模裁員還只是冰山一角。未來的風險,更大的來源於裁員及由此帶來的再就業難題。制造業是中國的核心命脈,一旦像華為、中興這樣的制造業都頂不住開始大規模裁員,已經足以說明實體經濟問題。這一容納最多就業蓄水池的行業,即將破堤泄洪,大水將沖向哪里,誰會受到波及,已經不是未知。
中產階層的焦慮與中年危機
回到跳樓這個事件來說,本科北航,碩士南開,華為8年、中興6年的工作經歷,放在當下社會,無論唯學歷論還是唯經驗論,都是相當輝煌的履歷表。但是在面對裁員時,卻選擇拋下父母子女,走上絕路,不免讓人唏噓。
有這樣的個人條件,找一份新的工作不是很容易嗎?但是連華為都在裁撤35以上的員工,已經是42歲的他,還能輕易在行業內謀求到找到更好的發展嗎?收入在扣除房貸後,能養活妻兒老小嗎?
事實恐怕也沒有多樂觀。
中國的中產階級表面上生活風光,工資不低,儲蓄不錯,但是他們未來的潛在支出並不低,子女的教育,醫療的準備,養老金的儲備,子女的結婚,個人職業生涯的培訓,以及可能存在的大宗開支 (如購車,房屋置換) 等等。
這每一筆開支都不會低,有人測算過如果要在一般水平滿足中產階級未來的這些開支的話,那麽一個過的壓力不大的中產階級家庭,在還完房貸、車貸等一系列貸款之後,必須要有現金存款在550-650萬之間,而這個標準對於當今中國的中產階級而言恐怕並不輕松。
這也反映出一種難言的焦慮感在不同市場、不同人群中蔓延。
“寫字樓里如青樓,不許樓里見白頭。”對很多中產來說,話雖殘酷,但是真實。他們背負高昂的房貸、信用貸,小孩教育、老人養老、醫療等越來越大的生活成本,讓他們疲於奔命、壓力如山;職場白熾化的競爭,讓步入中年的這群人疲於應付。
42歲歐建新的現狀幾乎是這個階級的典型。
在這個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紀,這樣的處境,並不是有些人所說的心理不強大導致的。換作是任何一個人,都不一定能避免他的結局。
這個悲劇,也給所有的中產敲響了警鐘。不要對未來的財務狀況過於樂觀,也不能對自己的工作穩定性過於樂觀,更不要負擔過多的債務。
要想謀求個人的長遠發展,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應有的警惕,提高生存能力。做好5年內失業的準備,保留失業後重新就業的能力。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失業後無路可走。
社會殘酷、人本脆弱,但只要還活著,就不怕生活變得更糟。
真相和說法換不來一條生命,但願下一個歐建新,不會再有。
最沈重的負擔同時也成了最強盛的生命力的影像。
來源 | 吳懟懟(ID:esnql520)
作者 | 吳懟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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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一些公司幸運地,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站在了技術革命的浪尖之上,也總有一些人在行業的風口以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一夜暴富。
我們知道羅振宇一個人做起了跨年演講《時間的朋友》,卻未必知道微商大佬方雨也搞了個人年會號稱“社交新零售年會”。我們知道內容創業誕生了像papi醬和咪蒙這樣的超級網紅,但未必知道發了百萬微信紅包一下入手深圳兩套房的龔文祥或許才是自媒體首富。至少,在自媒體炫富界他應該是排行第一。
微商門徒的熱情絲毫不亞於TFBOYS的粉絲。這應該是張小龍始料未及的,以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為主陣地的微商成為了後電商時代的一匹不知道什麽顏色的馬。即便微信官方的動作是打壓,就像假貨之於淘寶一樣,但結果必然曖昧不清,畢竟有時候這不是平臺所能左右的。
流水過億、月入十萬確實存在,但還有很多人血本無歸一敗塗地,這就是幸存者偏差。某些“微商”已經被定義為傳銷,而那些朋友圈曬胸、曬面膜、曬車,動不動就組團去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人其實更多也是表演。
實際上,在正常的商業規則下運轉的微商本無可厚非。盡管這個詞已經被汙名化,但這個行業看起來依然蓬勃。微商精於拿捏人性但又限於人性,後電商時代的浪潮中,微商只是一朵浪花,是焦慮和物欲的縮影。對平臺來說,則必須建立起健康的運轉機制,用更重的模式,給出消費升級的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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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淘寶,微信很大程度上並不掌握包括微商在內的龐大交易數據。此前大家以為騰訊要靠微店來整合數據。在小程序突進之後,我們發現小程序電商才是騰訊奇襲淘寶的武器。
經過長達一年的用戶沈澱,電商小程序的變現能力開始凸顯。11月初,即速應用的數據顯示,電商小程序的流量環比呈現高速增長的趨勢最高時期達89%,而電商類小程序的月流水環比增長在8月份的時候到了62%,甚至有接近10%的電商商家將小程序當作核心的營收來源。
小程序把微信的社交體系、公眾號內容體系、支付交易體系串聯在一起,越來越多的內容創業者、商家包括微商都已經做了或正在著手小程序。看起來,小程序精簡了傳統電商的購買流程,是從輕的打法,但其背後的社交和交易數據並不是輕資產。
而不同數據維度下有著不同的明槍暗鬥。6月份,順豐和菜鳥互撕,爭的是物流數據,雙方你來我往,摩肩擦踵,大戰了好幾回合。戰火蔓延,也燒到了其他行業。最後國家郵政局出面調停,事情算是告一段落。
這場大戰下沒有勝利者,未來在物流領域,對物流雲端數據的爭奪,只會更加激烈,只不過大多數民營快遞企業話語權已經開始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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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年前,市面上諸多電商創業項目仍然層出不窮,其中大多數不久後就陣亡退出了歷史舞臺。電商成為巨頭的遊戲,但線上流量紅利早就消退,隨著電商不斷發展以及網購的滲透率進一步提高,市場規模雖然繼續增長,但增速放緩了。
電商的中心地帶也發生了一定的遷徙,新零售、智慧零售等隨之登場。阿里在新零售上雙線布局,一方面通過自有項目盒馬、銀泰等探索新零售改造方法論,一方面通過入股等方式進行零售資源積累,比如224億入股高鑫。
騰訊系之前以京東為新零售戰局主力,42.15億入股永輝開始走上前臺,與阿里形成對壘之勢。互聯網巨頭開拓龐大的線下市場,將傳統商超的供應鏈優勢、門店優勢和客流量優勢運用到現有的網絡零售中成為趨同的主題。
不同於以往互聯網創業的輕巧創新,本輪新零售浪潮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似乎都將由互聯網巨頭引領。線下零售企業更多是扮演追隨者的角色,要麽加入兩方陣營,要麽憑借自己的實力在已有的模式下做一些小規模探索。而初創企業僅在無人零售、生鮮社區店等細分角度有所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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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新零售是從供給側做存量改造和增量創新,那麽新消費則更多是從需求側考量,從用戶出發的群眾路線。
吳曉波認為,制造能力和消費升級之間存在沖突。中國的制造產業長期依賴於成本優勢,並形成了“價廉物美”的固有模式。近十年間,中產階層的消費能力井噴是一個讓人措手不及的景象,它對供給側造成了巨大的錯配性壓迫,轉型升級的效率和代價決定了中國產業變革的未來。
所謂消費升級已經被談了好幾年,怎麽升級卻並沒有明確答案,最近“消費降級”巨頭拼多也開始冒頭了,西二旗後廠村有程序員月薪3w過著5k的生活。所以,這終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話題,著眼點在於所服務的用戶是哪些人,怎麽讓體驗越來越好。
這里又有兩個維度:一是以更少的時間將商品送達用戶,多快好省的京東是代表,二是幫用戶以更少的時間購買到更合適的商品,網易考拉和網易嚴選是代表,前者主打“精選商品、品質消費和會員制”的線上costco模式,後者則是自營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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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艾瑞咨詢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網購市場的年交易規模約為4.7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3.9%,未來三年,預計該增速將下降至13%-20%之間。與此同時,跨境電商近年來幾乎一直以50%以上的增速發展,艾瑞咨詢預計未來兩至三年也仍將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長。由此可見,消費者的品牌偏好正不斷轉向國際化品牌,這也是消費升級的一大表現,在護膚美妝和母嬰品類尤為明顯。
跨境電商無疑蘊含著巨大潛力,而全球制造業都在面臨著人力成本和能源成本的上升。在2016年底,波士頓咨詢發布的《全球制造業成本競爭力新圖譜》就曾提出:“那些用過時的成本競爭力理念發展生產能力的企業,很可能在未來二三十年處於劣勢;而那些根據全球制造經濟轉移調整業務的企業,那些靈活應對經濟轉移的企業,則很可能成為贏家。”
跨境電商如何在制造業革新的變局下建立壁壘?網易考拉給出的答案是不僅精選商品,還要向上遊拓展,精選商品的源頭。網易考拉推出的全球工廠店,定位為全球優質工廠的品牌孵化器,通過保姆式服務和品牌賦能,實現工廠直達消費者。這樣一來,制造工廠只需要專註自己擅長的設計與生產環節,網易考拉負責市場研發、渠道推廣等,商品從制造商直達消費者,壓縮了中間成本和品牌溢價。
這確實會讓人聯想起網易考拉的兄弟產品網易嚴選,不過他們最關鍵的區別在於“品牌”。網易嚴選是自有品牌,制造商提供設計和生產。而網易考拉全球工廠店的品牌屬於制造商和工廠本身,網易考拉更多是平臺屬性。這樣的模式下,制造商能夠一改“代工”身份,建立自己的品牌,在定價權上也有更大的自主權。
實際上,全球電商巨頭亞馬遜也在向制造企業滲透,其全球開店“制造+”的項目就是代表。相比之下,全球工廠店是孵化海外優質生產商的產品,幫助工廠品牌突破口碑、時間和信任壁壘;“制造+”是為企業提供品牌推廣、品牌保護和運營支持,幫助中國制造企業打造自由品牌輸出海外。
盡管不少優質工廠依靠豐富的經驗仍舊活得不錯,但相對來說受制於人,容錯率也不高。只有建立自有品牌,將發展方向和發展利潤攥緊在自己的手中,才能站著賺錢。網易考拉全球工廠店和亞馬遜全球開店“制造+”項目正是切中了這一痛點,讓工廠品牌價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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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互聯網企業談“重”色變,生怕自己不夠互聯網。在電商領域,產品生產、倉儲、物流等等,確實是臟活累活,同時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能夠撐過資本的壓力和自身的疼痛期才能長成巨頭。但也正是這些,構築起了企業和行業的護城河。
無論是阿里和騰訊在數據開掘和搶攤線下的戰爭,還是亞馬遜全球開店”制造+”和網易考拉的工廠品牌孵化器,都體現出互聯網巨頭對產業鏈的滲透,這些都是電商之重。這些重模式必然需要時間去培育與開拓,但也是電商行業經歷充分競爭之後的發展必然。
中國經濟的底色,是還要經歷二十多年的城鎮化過程,以及中國還會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國際貿易中的“巨國效應”。
隨著城鎮化深入,居民生活方式會有顯著變化,購買的商品和服務質量的要求也會顯著提升。基於上述這些,我們甚至能夠預測未來電商行業的趨勢應該主要有三個方向:品質化,消費趨勢向國際化品牌升級,跨境電商維持高於行業平均水平的增速;由輕向重,電商平臺對產業鏈滲透加深。
第三則是個性化的發展趨勢繼續加強。一些懂產品、有粉絲效應,垂直領域的個人化IP可以依靠自身的經驗與資源,去拓展小眾品牌市場,依靠強大的粉絲黏性變現。這里面可能更多是小程序里出現不少類似黎貝卡的店、新世相的店,至於龔文祥和方雨們,可能收割完了後又去寸土寸金的地方買房去了。
產業的風口和個人的機遇總是息息相關,其中的輕與重,或許還是米蘭昆德拉曾經拋出的問題描述最為貼切,“最沈重的負擔同時也成了最強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負擔越重,我們的生命越貼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實在。 相反,當負擔完全缺失,人就變得比空氣還輕,就會飄起來…… 那麽,到底選擇什麽?是重還是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