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等機構19日發布的研究成果稱，我國債務危機已到臨界點，但有緩釋空間。
當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和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在京舉辦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6—2017)。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在作主報告時表示，從目前情況來看，當前觸發我國債務危機的潛在誘因和要素開始顯現;同時，我國具備防範危機的實力。當前，對於可能引發我國危機的潛在因素必須高度重視，樹立正確的危機觀，不懼怕危機，防患於未然，建立風險緩釋機制。
毛振華認為，從20世紀以來全球發生的經濟危機來看，危機的引發與金融體系的聯系日益密切，如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其本質是由債務和債務衍生工具引起的。“中國經濟目前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大多與債務風險密切相關，債務風險有可能是引發中國經濟爆發危機的關鍵點。”
毛振華說，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在轉型過程中實現了經濟穩定與快速增長，並且沒有經歷嚴重的危機沖擊，中國過去的高速發展，被譽為“亞洲的奇跡”。隨著中國進入經濟新常態後，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加大，經濟運行中結構性和深層次問題突出，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後不斷攀升的債務規模和債務水平，使債務風險防範在我國諸多問題中成為不可忽視的重中之重。
“當前觸發經濟危機潛在誘因和要素開始顯現，要防止出現由債務風險引發的債務危機，甚至是經濟危機。”毛振華說，2008年以來，隨著四萬億刺激政策和產業振興規劃的實施，我國總體債務規模和債務率持續攀升，債務風險主要集中於非金融企業部門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由於隱性擔保，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超過預期，包括城投企業負債的廣義政府債務水平已超過109%，如果考慮到國有企業在內的更為廣義的政府負債，更是高達163.2%，遠超過國際警戒線。
居民部門債務水平雖然低於美國和日本，但高於同等發展水平國家。此外，居民部門債務擴張速度遠超其他國家，並且債務結構以中長期的房屋貸款為主。從與美國和日本危機前的水平比較來看，我國以房貸為主要驅動的居民部門加杠桿空間或許不大。
毛振華認為，中國目前總體債務已經處於一個“臨界點”。我國總債務水平(254.9%)已遠遠高於墨西哥比索危機前77.7%和泰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前的債務水平(188.8%)，也略高於金融危機前美國的債務水平(238.5%)，並接近西班牙金融與經濟危機前的債務水平(262.1%)。
“從償債能力來看，我國債務風險總體仍處於可控區間。”毛振華認為，一方面，我國債務主要是國內債務，外部債務比例較低，2015年我國全口徑外債為14162億美元，外債占GDP的比重僅為8.6%，同時，外匯儲備對外債的覆蓋率超過200%。另一方面，我國儲蓄率一直處於較高水平，再考慮到居民部門所擁有的房產以及金融資產等，居民部門的債務償還能力屬於較高水平。
從企業角度來看，國有企業雖然是非金融企業的主要負債主體。但是，國資委的數據顯示，我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超過119萬億元，其中中央企業資產總額超過50萬億元，地方國有企業資產超過48萬億元，國有企業資產規模足以償還現有的負債。
與此同時，我國還擁有規模龐大的礦產資源以及豐富的海洋及森林等資源，加上行政事業單位的資產和全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等資產，政府部門也具有較高的償債能力。
“但是，考慮到債務結構，企業的債務融資主要來自於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銀行貸款，並非波動性較大的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流動性對債務風險的影響最為重要，尤其是在違約風險上升，商業銀行不良率快速攀升以及外部匯率等引起資本流出風險上升的情況下，非預期的事件沖擊引起市場流動性緊張，處理不當恐慌情緒加重，則可能引發債務危機。”毛振華說。
對此，毛振華表示，我國要樹立正確的危機觀，完善危機應對機制和風險緩釋機制。雖然危機的爆發對經濟有巨大的沖擊，但也是資源錯配的深刻調整機會。當前，需要客觀面對我國經濟已經具有經濟危機發生的一些潛在要素，但同時以我國當前的經濟實力，在一定程度也具有承受債務危機的能力。
毛振華認為，當前緩釋風險要和穩增長協調並進。一方面，戰略思想要明確“穩增長、防風險、促改革”的邏輯順序，政策基調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政策協調並進;穩增長是緩釋風險的前提，是保就業、惠民生的底線;經濟增長能夠帶來資產價值上升，進而改善企業資產負債結構，在一定程度上緩釋債務風險。另一方面，防控風險尤其是債務風險是關鍵，是保證中國不發生經濟危機的底線;解決高債務問題並不必然帶來系統性危機。
毛振華說，風險控制並不是簡單的去杠桿，而是在穩定杠桿增速的情況下調整債務結構。政策層面來看要在“穩增長、守底線”的目標下穩步化解我國債務風險，持續推進債務分類甄別工作，完善國家及各級主體的資產負債表;通過大騰挪實現債務轉移，中央政府適度加杠桿;根據市場化、法制化原則，適時運用債轉股工具，緩釋短期債務風險。同時，“防風險”要控制貨幣總量過快增長，貨幣政策需要保持中性、穩定、透明。
“此外，我們還可以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流轉制度改革，將農村土地作為要素的價值充分體現，通過城鄉統一的土地流轉將提升其資產價值，這將有利於分流部分貨幣，對沖其他領域的資產泡沫。”毛振華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今天(28日)下午發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2017年中國金融狀況或處在景氣周期，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率較低。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今天共同發布《經濟藍皮書春季號：2017年中國經濟前景分析》，並舉行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
“2017年作為‘十三五’規劃的第二年，是否會延續2016年的經濟減速趨勢與金融狀況波動態勢對於‘十三五’規劃能否順利完成至關重要。”藍皮書說，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進下，如何實現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協調與平衡顯得更加複雜與重要。
藍皮書分析，金融風險作為誘發系統性風險的重要構成，能否通過量化分析與預測實現對其的有效防範，是在穩增長過程中防範風險的必要條件。金融狀況的好壞可表明金融風險發生概率的高低，金融狀況的趨勢變化可反映金融風險的生成演化方向與程度。
藍皮書介紹，社科院相關課題組從金融狀況入手，通過提取金融條件指數(FCI)評析中國金融狀況的歷史變化趨勢，甄別其主要波動來源，同時識別其對產出缺口、貨幣政策以及通貨膨脹方面的預測能力，在此基礎上進行向前滾動預測，為2017年的穩增長與防風險提供更為全面的現實操作依據。
上述課題組將中國金融狀況波動來源劃分為貨幣政策沖擊、外部沖擊、內部沖擊三個層面，並在貨幣政策沖擊層面選取了數量型和價格型工具變量的典型代表，在外部沖擊層面充分考慮了匯率、外匯儲備、大宗商品價格等重要變量，在內部沖擊層面重點從資產價格、信貸產出比與社會融資規模等方面進行篩選。
研究發現，樣本期內涉及了3輪金融景氣周期循環，在每輪循環下均有多個金融小周期，其中2007年5月到2011年5月是一次完整的金融景氣周期循環，且中國目前正處於第3輪金融景氣周期循環的緩慢複蘇區間，與金融小周期的迅速回升區間，有利於市場信心的恢複與提振。
另一項分析結果也表明，貨幣政策價格型工具與房地產市場有關變量對FCI具有顯著的相對重要性，且FCI同時受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顯著影響，即中國金融狀況波動主要源自貨幣政策的利率調控、內部沖擊下的房地產市場波動與外部沖擊下的大宗商品價格波動。
上述課題組認為，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過程中，應註意維持貨幣政策利率調整的穩定性與連續性，避免因去庫存與降杠桿造成房地產市場的大幅波動，同時註意對外部大宗商品價格波動風險的對沖。
藍皮書稱，2016年底FCI的回暖態勢則表明在2017年中國實現經濟平穩增長是大概率事件;此外，中國有可能在2017年進行加息操作，但與M2無顯著領先滯後關系，表明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在金融狀況調控方面的無效性，應當註重對相應傳導機制的建立與完善。
課題組對FCI的滾動向前預測結果表明，2017年中國將步入金融小周期的下行區間，但下行幅度有限，需要防範局部、區域性金融風險的發生，但FCI周期成分顯示2017年中國金融狀況仍處在第3輪金融景氣周期循環的上行區間，即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率較低，因此，2017年在實現穩增長是大概率事件的基礎上，要註重監控局部與區域性金融風險的生成演化渠道，避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