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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關於貧富分化的爭論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Ezra曾寫道：

在「貧富分化」的一般範疇裡，收入分配不均比財富分配不均吸引了更多的社會注意力。但財富分配不均是更為嚴重的，通過不同的渠道，已經對社會結構構成了更危險的影響。尤其的，正是財富分配不均使社會內部的流動僵化了。

最富有的1%的孩子可能只有個別有能力賺取與他們父母一樣多的財富。但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通常已經獲得了大量的惠贈，並把他們推向經濟階梯的頂端，給予他們政治理由去反對象遞進稅收政策這樣的鬼東西。這類不平等並沒有收入分配不均所帶來的好處：巨額的遺產並不會令人們更努力的工作。這只會給他們提供完全不努力工作，並且嘗試影響公共政策，這樣就能成為在未來繼續不需工作的理由。

我之前也寫過類似的東西，但我已經修正了我的看法——財富分配不均是一種重要的信號。在我列出這些問題將在未來變得重要前，我會先解釋為什麼財富分配不均暫時還並非致命問題。第一，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幾乎一直如此糟糕——不像收入分配不均，財富分配不均並沒有顯示出嚴重的惡化。實際上如下圖所示，最富有的1%在克林頓的繁榮期出現了地位的下滑。

當然，財富的基尼係數在任何時候都要「差於」收入的基尼係數，但這就像把橙子與蘋果比較一樣。要分析原因，想想財富和財富分配不均是怎麼產生的：儲蓄和投資。在任何級別的收入分配不均情況中，財富分配不均都將上升，因為富人傾向於儲蓄造成了第一階影響（而資本資產又是重要的反饋）。

鑑於收入分配不均不斷加劇，財富的分配一直如此穩定是令人相當驚訝的。難以認為，財富的分配不均——不像收入分配不均一樣存在一直變化的特徵，真的存在如Ezra所形容的對政治行為的影響。就算象沃爾瑪家族尋求的那麼令人討厭的政策，也最多只是固化當前的財富分配不均，並沒有在收入上製造任何一階效應。立足於財富分配不均本身會製造政策來保護財富分配不均的觀點，進而認為財富分配不均是更重要問題的觀點，是過分武斷的。

對財富分配不均的關注也把貨幣政策的制定黑暗化了。雖然QE幾乎肯定加劇了財富分配不均，但有理由相信QE其實也在通過令勞動力市場緊缺來改善了收入分配不均的局面（長期來說這將降低財富分配不均...）。實際上，過去十年的貨幣政策沒有最大化的加劇財富分配不均的一個原因是，美國成本高昂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其中包括了利息稅收減免和擔保貸款。

在一個更自由的房地產市場——一個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將是更有效和更少道德風險的市場，很可能導致房屋的持有量更為集中，大部分中產階級只能從富人那裡租房。那麼，21世紀初和第一個十年末的寬鬆貨幣政策將會更嚴重地加劇財富分配不均。但這並不意味著任何東西，也不應該作為任何政策行動的基礎。

另一方面，一些關鍵的事情正在變化，財富分配不均在未來可能變得更加重要。正如經濟學家Piketty和Zucman的研究顯示，在經濟的「大穩健時期（80年代中期開始商業週期波動的減少）」，富裕國家的財富與收入之比已經大幅上升，這與該比率長期是保持穩定的傳統理論相衝突，也反映了更低的人口和生產率增速和更高的儲蓄率。

然而在美國該比率的變化就沒有這麼明顯了，美國的人口增長相對強勁，儲蓄率低——所以該比率上升得也沒有這麼明顯。然而，在自動化和資本比重不斷上升的年代，該比率的上升可能會變成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

儘管資產性收入怎麼說都是一種收入。相比財富的回報問題，人們對於財富分配不均的擔憂更多是由於資本稅和收入稅的不一致，這是一些進步人士一直擔憂的，也是一直以來輿論所宣揚的問題。

財富分配不均的重要性歸結於此。難以認為，這本身存在任何問題，因為財富分配不均在歷史上一直大約維持在這麼高的水平，在幾十年前幾乎沒有人認為這是個問題。認為嚴重的財富分配不均會引起更嚴重的財富分配不均，不僅只是假設性的結論，而且並沒有實際事實支持（雖然數字顯示最富有1%人群的財富與財富中位數之間的比值已經大幅上升）。

認為財富分配不均事關重要的另一個原因源自某些形式的收入分配不均，通常是資本增值的分配問題。這是形形色色貧富分化問題爭論的核心。雖然財富並非無關緊要的，但在一個社會認識到深層的安全網和教育體系更重要時，流量應該比存量更為要緊，我們應該對遺產的流動徵收，而不是收入，因為收入相對於資產的流動太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