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宋馥李 張宏 找礦一年多的時間裡，幾無所獲，說起來，烏日圖有幾分懊惱。
他常常開著探礦車，沿著中蒙邊境線蒙古一側，考察多個礦區，一走就是十多天。作為內蒙古秋林集團駐蒙古國代表，烏日圖身負重任，為公司尋找高熱值的焦煤礦。
可是，難就難在，靠近中蒙邊境的礦藏，早都名花有主。烏日圖使出渾身解數，通過中介機構、朋友等各種途徑打探，也只能試圖從別人手中盤下礦權。
這是一件風險極高的事，而且要付出難以估算的投入。這些礦藏往往只有探礦證，大多數沒有任何勘探資料。已有歸屬的礦藏，要麼不允許打鑽探礦，只能像下注賭博一樣直接購買；要麼允許探礦，但要支付高額的預付金。
無論哪種情況，找不到礦藏的可能性永遠存在，烏日圖說：「每個礦都得試鑽，幾鑽下去，就是幾百萬。」但是，找礦的種種艱辛和投入，仍然敵不過優質礦 藏的巨大誘惑。「只要手裡有礦，心裡就有底，雖然現在國內煤炭行情不好，但這只是一時的事，焦煤的利潤，只是大與小的問題。」烏日圖說。
到蒙古去
秋林集團，這個總部位於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的企業，1995年進入蒙古國。他們收購當地牧民的羊絨，經過梳洗，加工成半成品，出口到歐美等國家。1999年初，由秋林集團投資的中蒙合資羊絨深加工企業「紹日開細米」公司，曾是在蒙中資企業中最大的絨毛深加工企業。
不過，隨著蒙古國取消羊絨的出口關稅，將羊絨運回中國加工，要比在蒙古國加工更便宜。秋林集團在蒙古國的羊絨加工廠，漸漸萎縮。從2010年開始，內蒙古秋林集團設在蒙古國的公司開始把目光投向了礦業。
實際上，在更早幾年，隨著蒙古國礦業開發掀起熱潮，秋林集團進入了煤炭運輸業。現在，他們有300輛載重量達60噸以上的貨車，從事礦場的長短途運輸。
從羊絨深加工到煤炭運輸，再到謀求轉型到礦產開發，來自中國的秋林集團，剛好循著一條蒙古國中資企業的發展路徑，即由輕到重，再向多元化發展。
1992年，中國的二連浩特口岸正式開放。中國投資者正是從邊貿發端，漸次進入蒙古國。那時，蒙古國的生活用品奇缺，紛紛用羊皮、羊絨等畜產品，展 開了以貨易貨的貿易，向中國換購日用品。而到蒙古國收購羊絨，是最熱門的生意，也成就了第一批淘金者，他們在蒙古國牧區收購羊絨和羊皮，再轉手銷售到國 內。
嗅覺靈敏的溫州人，更是將商品運到口岸，輸送到蒙古國，或轉運到俄羅斯。「南有深圳，北有二連。」作為向北開放的橋頭堡，二連浩特的邊貿，開啟了中國投資蒙古國的窗口，借由這條通道，中國商人開始涉足蒙古國。
從1998年開始，中國正式開始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此後，內蒙古的很多企業，憑藉著天然的地緣優勢，逐漸形成了到蒙古國經商的風潮。也正是這一年，中國成為蒙古國的第一大投資國，這時，投資的主方向，已經悄然變為礦產。
蒙古國內蒙古商會會長劉巴特爾告訴記者，當時的蒙古國，對礦產開發沒有任何限制，完全放開。任何一個人，無論是私人、公司、組織，都可以登記礦權，不要求任何資料，只要提供坐標，填寫申請書，交5萬圖幣（200多元人民幣）的手續費，就能申請拿到勘探證。
這種幾乎沒有門檻的礦產政策，極大拉動了礦產業的外商投資，也導致礦權分配太過草率，為投機炒作埋下伏筆。在遭受前蘇聯解體帶來的衝擊後，蒙古國實 施了激進式的轉型，在新舊經濟體制交替之間，出現了很大的制度真空。一些佔得先機，或者是信息靈通的人，掌握了大量的礦權，自己不開發，專事倒賣。所以， 來找礦的中國人，常常能見到，擁有礦權的人手裡拿著一沓的礦產證。
中國人在發現蒙古，蒙古人也在自我發現。原來腳下的土地裡，蘊藏著無盡的財富。十年間，蒙古國礦山開採權價格直線上漲。以金礦為例，到2005年 時，上漲到幾十萬美元，到2007年時，上漲到幾百萬美元，現在，一些好的礦山，已經上漲到千萬美元以上。十年之間，上漲了1000倍。
蒙古人對礦產資源的認識迅速提高，也迅速從加拿大、中國等國家，學習借鑑了對礦產資源的管理制度。這個時期，中國人到蒙古國開礦，也漸成大勢，在先期淘金者的帶動下，一個個淘金經歷經過口口相傳，演繹成一個個暴富的神話。一時間，大大小小的中國商人們，湧入蒙古國。
這一時期，局面愈發混亂。2006年初到蒙古國時，羊絨商人趙巨榮，同樣跑了很多地方找礦，但競爭已十分激烈。當時，90%到蒙古國的中國商人，都只為找礦，但沒有可靠的關係，十有七八是假礦，很多中國商人因此受騙上當，甚至傾家蕩產。
對礦產開發的狂熱漸漸消退，中國商人們開始清醒地認識到：找礦和開礦是一項極具風險的投資，大多數民營企業並不具有開發大型礦藏和承擔風險的實力。但中國很多大型國有企業，依然漸次挺進蒙古國，如神華集團、中鋁集團、中國有色金屬集團等。
2006年之後，這種趨勢愈發明顯，中國國企參與蒙古國礦產開發，漸漸成為主流，而中小民營企業，則在其他行業尋找商機。蒙古國政府，也樂於鼓勵中 國商人向更多的行業投資。找礦無果，趙巨榮果斷轉變方向，由礦產轉向房地產。房地產隨即成為除礦產之外，中國投資者第二個投資熱點。
蒙古國幅員遼闊，每平方公里僅有1.5人，可首都烏蘭巴托卻很擁擠，夾在兩山之間的圖拉河谷中，烏蘭巴托在前蘇聯規劃時，設計的人口規模只有40 萬，可如今，烏蘭巴托的人口已經迅速膨脹到了120萬。土地資源日漸稀少，也推動了房地產價格上漲，烏蘭巴托新房每平方米價格已經高達8000元人民幣， 並還在繼續升高。
如今，烏蘭巴托的房地產開發商，也迅速增至20多家。而以礦產開發和房地產為主導，中國商人在蒙古國已經在各行各業開始有所發展，最普遍的，當然是酒店和餐飲業。另外，房地產的興起，也帶動了建材行業快速發展。
從來不是投資樂土
蒙古國從來都不是投資的樂土，最誘人的時候，也是風險最高的時候。
十年間，廣泛興起的開礦潮之下，最先折戟的，是那些對礦產開發一無所知的中國人。他們本就不熟悉蒙古國法律，也不瞭解蒙古國情，興沖沖地來到蒙古國，沒有完備的手續，盲目地投資開礦，結果一旦遭遇查處或欺詐，就落得血本無歸。
另一種情況是，對礦產資源把握不準。這些礦產，雖然有前蘇聯留下的勘探資料，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需要重新做細緻的勘探工作。很多人僅憑原始資料就買 下了採礦證，結果卻沒有挖到礦產，或者只挖到很少的礦產。此外，礦產開發，必須考慮運輸問題，對於中國投資者來說，在蒙古國交通短期內難以改善的情況下， 像煤礦和鐵礦石等大宗礦產品，運輸是個核心問題，只有靠近中蒙邊界，才有經濟效益，具有投資價值。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直到今天，因為投資礦業獲得良好回報的人，仍是少數。後期挺進蒙古國的央企巨頭們，多數是從戰略上參與，真正見到效益，還很遙遠。
正如劉巴特爾所說，蒙古國的礦產問題，並不是完全由法律協調的，更多是政治和社會因素，還有人們的觀念問題。很多事情單從法律的角度看沒有問題，可是社會的整個思潮，社會的政治化影響很大，給礦業投資者增加了很大的困難和不確定性。
塔本陶勒蓋煤礦，被譽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未開採煤礦」，已公開的資料顯示，礦區煤炭儲藏面積達400平方公里，煤層厚度190米，原煤出焦率60%以上，是世界上的緊缺煤種。
高儲量的優質煤炭令國際能源巨頭們垂涎。8年前，包括中國神華集團和日本商社三井物產組成的財團、美國礦業巨頭博地能源、巴西淡水河谷、瑞士斯特拉塔、歐洲鋼鐵巨頭安賽樂米塔爾以及俄羅斯國企俄羅斯鐵路集團等6個競標者，參與開發權競標。
去年，中國神華集團本已取得了該礦40%的股權，但消息傳出未滿一個月，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便以「因國民不支持，總統也無法支持」的理由，宣佈重新審定歸屬。
今年6月，蒙古國開放後長期執政的人民黨在新一屆議會選舉中失敗，民主黨即將上台組閣。政府換屆之際，前總統恩赫巴亞爾突然被捕，並被以腐敗罪，判處4年零1個月的有期徒刑。
從2000年7月至2009年6月，恩赫巴亞爾曾擔任總理、大呼拉爾（議會）主席和總統。這段時間，剛好是中國商人投資蒙古國風起云湧的時候。蒙古國經濟快速增長，但貧富差距也急劇擴大。在蒙古國內，支持和反對恩赫巴雅爾的聲音，在其執政的時候，就尖銳地同時存在。
對於中國投資者來說，最關心的問題莫過於，蒙古國的外商投資政策，是否會一以貫之？短期內，還無法獲得滿意的答案。
現實的蒙古國，一切還在迷霧中，細究起來，皆是風險。無論是礦業，還是房地產，投資額很大，一旦發生重大變動，投進去的錢不可能抽身。這讓那些身處其中的中資企業，更加重了猶疑和觀望。「雖然口頭上都支持外商投資，但在執行層面，誰知道會有什麼變化呢？」趙巨榮說。
但在蒙古國開採螢石礦的陳松岩則仍抱有信心，他認為，無論哪個政黨上台，支持外商投資的政策可能微調，但不會大變，因為蒙古國經濟近年來因外資流入而高速增長，蒙古國民眾也從外商投資中得到了實惠。
離不開，放不開
雖然蒙古國的歷屆政府，都會大力支持和鼓勵外商來蒙古國投資。但是，在如何看待中國投資者這個問題上，在蒙古國並沒有一致的聲音。尤其是，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踏上蒙古國土，種種歷史的、現實的衝突和隔閡，更是加劇了這種狐疑和猜測。
上個世紀90年代初，蒙古國經濟困境的直接原因，是過於依賴蘇聯，蘇聯解體給蒙古國帶來沉重打擊。1990年到1993年短短三年間，國民經濟倒退了10年。因此，改制後，蒙古國吸取了教訓，實行不結盟、多支點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
這種政治傾向反映到投資上，就是不希望蒙古國被中國抑或是其他一些國家所控制。作為最大的投資國和潛在市場，蒙古國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有著複雜的心態，既希望中國繼續擴大投資，又擔憂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掌控蒙古國的經濟命脈。
蒙古國內蒙古商會會長劉巴特爾分析說，蒙古國的這種心態，可以歸結為六個字：離不開，放不開。
最鮮明的例證是：今年5月17日，在議會選舉前夕，蒙古國通過了《戰略領域外國投資協調法》，這個匆忙出台的法律，帶有很強的政治意圖。
劉巴特爾指出，從法律條文能夠明顯看出，針對中國企業的進入，蒙古國將一些關鍵領域，諸如礦產資源、新聞媒體、銀行等，設置為戰略領域。既然是戰略領域，未來國家就可能去掌控。現在，還沒有中國企業進入銀行業，可是蒙古國的執政者，已經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動向。
「我知道有一家中國的銀行，本來是有意願開辦蒙古分行，可該法律一出台，就收手不做了。」劉巴特爾說。
從政府到民間，中國人永遠是蒙古國的重要話題。
蒙古國開放以來，曾經出現過兩次較為明顯的排華潮。一次是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大量假冒偽劣產品，經二連浩特等關口湧入蒙古國，一方面損壞了中國商品的商譽，另一方面也引發了蒙古國民眾對中國商人的反感。
另一次排華潮則出現在2007年前後。礦產開發和房地產的興起，使得大量中國工人來到蒙古國。在很多礦場和建築工地，中國工人與蒙古工人在直接接觸 中，因為語言的隔閡，再加之生活態度和習慣上的差異，爆發摩擦和衝突。頻繁的衝突，引發了一輪排華浪潮，並催生了一些排華組織。
如今，行走在烏蘭巴托的街頭，偶爾會見到一些私家車的車尾，貼有這樣的標語：決不允許外國人拿走我們的資源。凡此種種，在蒙古國的媒體上，也經常可以見到這樣的情緒表達。中國一些知名企業，也時常被蒙古國的報紙點名批評，就連他們的蒙古合作者，也會遭遇壓力。
趙巨榮的大業創業房地產公司，為了規避這種衝突帶來的風險，就實行了「中國人歸中國人管，蒙古人歸蒙古人管」的策略。趙巨榮說，在緊張施工的時候， 往往很小的事情就能引發摩擦。比如，中國南方來的工人，說話語速快，語音高，直接對話的時候，蒙古人常常以為中國人在罵他們，如果沒有人及時疏解，很可能 釀成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