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美國禁止其國內企業七年內向中興通訊出售零部件。消息如平地驚雷，加大了中美從貿易摩擦延伸到科技戰的可能性。近期中美貿易戰本就波瀾起伏，自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新一輪對外開放措施，包括開放金融市場、改善投資環境、註重知識產權以及承諾加大進口之後，中美貿易戰似有趨緩的跡象。然而，此時美國又在高科技領域開辟了新的戰場，意欲何為？中國方面應如何對應？
兩屆美國政府制裁迥異
禁令的出臺是由於中興違反了在被認定非法向伊朗出售貨品後與美國政府達成的協議。2016年3月，美國商務部判定中興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出口管制政策，並提出對中興通訊施行出口限制。之後，中興積極與美方協商奏效，美國政府宣布“暫時”中止了對中興的制裁，並給予中興3個月的臨時出口許可。2017年3月7日，中興最終宣布與美達成和解，其中最主要的交換條件則是支付高達8.9億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罰金，同時承諾開除四名資深員工，並對另外35人實施扣發獎金或通報批評等紀律處罰。
奧巴馬政府的手下留情，使得中興通訊迅速走出了美國罰款的陰影。2016年中興港股股價最大下跌30%後開始回升，至2017年達成和解時已漲回全部跌幅。危機結束後的中興通訊2017年成績斐然，2017年凈利潤同比增294%，港股股價在2017年一年上漲117%。對比之下，不難發現，特朗普政府的處罰則是明顯的小題大做，原因在於中興雖然開除了四名資深員工，卻並未對另外35人施以紀律處罰。如此理由令人驚愕，實屬量刑過重，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旦政策落地，恐將中興帶入無零件可買、無技術支援的絕境之中。
在筆者看來，兩屆政府對華企業態度的明顯反差反映了兩國關系出現深刻改變。無論怎樣，相比於特朗普政府，奧巴馬政府對華雖然態度日趨強硬，但終究當時對中興企業制裁選擇和緩的態度，是考慮到中美兩國經貿關系整體保持合作為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背景做出的選擇。而特朗普政府則抓住微小漏洞不放，甚至在嚴重損害自身企業利益的情況下也毫不留情，說明了兩國緊張經貿關系的升級。
從“法巴”事件看美國是否雙重標準？
美國制裁的大棒屢屢揮下，在違反美國對外制裁法規處罰方面，中興絕非第一家受罰的企業，美國對其盟友也有過極其嚴厲的處罰，同樣引起全球廣泛關註與爭議的是2014年，美國對法國巴黎銀行的制裁。當時，法國巴黎銀行因被指控從2004年到2012年利用美國金融系統為蘇丹、伊朗和古巴三國轉移資金，而承認犯刑事罪，並與美國聯邦及州政府達成和解，同意支付89.7億美元罰款。更加史無前例的是，2015年法巴被禁止通過紐約和美國其他子公司作美元結算業務，為期一年。
彼時法國政府施盡全力，法國央行行長、財長、外長甚至總統紛紛親自出面，軟硬兼施地請求美國不要過於重懲巴黎銀行，但也未能扭轉高達90億美元的罰金。罰金不但讓法國銀行幾乎入不敷出（法國巴黎銀行2013年全年稅前獲利約為82億歐元，約合112億美元)，而且創下歐資銀行迄今因違反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制裁規定而被課以罰款的最高紀錄。
對比“法巴”事件以及2016年奧巴馬時期對中興的處罰，筆者認為，此次美國出手處理方式明顯不同。前兩者均是以高額罰金作為主要制裁方式。而此次美國制裁則更加側重出口限制和技術封鎖，甚至非常決絕，直接扼住經營的咽喉。考慮到中興是我國國有高科技企業的典型代表，對比之下，更加說明其遏制中國高科技企業崛起的動機。
一葉知秋——中興制裁折射中美關系的變局
對比兩屆政府態度上的明顯轉變、對比不同企業以及同一企業前後明顯不同的制裁方式，中興現象顯然很難做簡單的解讀，其背後折射出中美關系緊張態勢的升級。實際上，即在2015年筆者便關註到中美外交“非常態”的明顯變化，並預期伴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顯著增強，中美未來不僅僅在傳統的安全領域，就連一向被視作中美利益交匯點的經濟領域，兩國摩擦也將持續上升。
但特朗普時期，中美關系緊張態勢升級的如此迅猛也著實超出了筆者的預期。在筆者看來，中美博弈因短期、中期、和長期有明顯不同。
即從短期來看，貿易爭端被作為重要武器，這是特朗普兌現競選承諾，尋求政治資源鞏固的籌碼。從中期來看，全球化使得美國制造業占比的逐步降低以及相應的就業喪失，而中國制造躍升為全球第一，因此遏制中國制造業崛起，是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訴求。而從長期來看，超過經濟領域，出於“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美國可能掀起對華的全面反制，無關乎特朗普，甚至未來無論誰出任美國總統，緊張關系都將延續。
而從當前局勢來看，貿易戰擴大到科技戰或是兩國博弈全面升級的轉折。體現在《2018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公開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之後，不僅在貿易領域，美國對科技企業大打出手，劍指“中國制造2025”，對華鷹派人士全面上位等，其對華強勢態度全面升級。
中國的對應之道
在筆者看來，美國之所以對華態度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選擇美國相對占有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出手，源於其看到了此領域過去十年來中國的高速發展以及潛在威脅。可以看到，在人工智能、雲技術、物聯網等高科技領域，中國異軍突起，在短短幾年時間勢頭就壓過傳統科技強國德國、日本等，幾乎與美國平分秋色。
如在人工智能領域，分析機構CB Insights發表了2017年人工智能趨勢報告，中國人工智能相關企業2017年融資額超過美國，首次躍居全球首位（中國企業占48%，超過美國的38%）。另外在高科技成果普及方面，中國甚至部分超過美國，如根據Ipsos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16年，移動支付普及率中國以77%的比例居世界第一，美國和德國的普及率為48%，日本的普及率僅為27%。
因此，對待此次中興制裁，筆者認為，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將其看成是中美關系重大轉變的預警。僅就事件本身來說，或有以下演化：一是從企業層面，積極參與斡旋與溝通；二是通過企業層面的收購合並，將中興的主要業務和產業鏈轉移到其他企業；三是通過國家層面協調。
而認識到問題的深刻性，從戰略而言，做好政策準備又是十分必要的。在筆者看來，對外方面，由於特朗普政策的不可測性，見招拆招或是應對。同時，為防止其咄咄逼人、更進一步，也應予以適當的反擊，做到以戰促和。而從中國自身來看，越是遏制，就越說明高科技發展本身是至關重要的，更加堅定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實施科技興國和“中國制造2025”戰略，鼓勵創新，保護產權，通過國內科研實力提升，將握在外國企業手中的核心知識產權和技術，變成真真正正自己的技術仍是應對之道。
此外，一方面對美強調經貿合作是中美關系的穩定器和壓艙石，並做好回應儲備；另一方面，加強與歐洲及日本等高科技國家的合作，繼續堅定市場化與國際化，爭取結成廣泛同盟，也是十分務實的政策選擇。（沈建光系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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