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十萬的兒科醫生，撐起了全國一年2億人次的門診量。將這個數據再向下分解，是平均每個兒科醫生一年2000次的問診，在大城市的三甲醫院，這個數字要更高。
人才供應不足、醫生短缺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兒科醫生的工作負荷。教育部1998年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的調整中，將兒科專業作為調整專業，1999年起停止招生。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每千人兒科醫生比率為0.43，美國是1.46。照此比例，我國兒科醫生缺口至少20萬。
不過在老一輩的兒科醫生眼中，眼下的中國兒科，除了要背負醫學人才斷層的尷尬，還要面臨現有人才不斷流失的殘酷現狀。
作為滬上最知名兒童醫院曾經的兒科主任，已經退休的袁立(化名)如今身兼數職：她每周有一天的時間以返聘身份在公立醫院的特需中心坐診，還有三天的時間在上海新江灣地區一家規模不大的私立兒童診所出診。除此以外，每天晚上她還會花上一小時左右的時間為微信上自己的“會員”答疑解惑，她有一個40多人的群，群里的會員都是私立兒科診所的客戶。
顯而易見，袁立將自己的時間更多地分配給私立醫院以及自己的會員病人們，在公立醫院，不要說微信，想獲取就診醫生的電話號碼往往也是天方夜譚。
公立醫院的院長並不支持袁立這樣的做法，但因為近兩年“多點執醫”政策已放開，加上袁立自己的堅持，對於這樣一位退休的老專家，公立醫院只能選擇了“放手”。但她透露，在醫院里，沒有退休的醫生們要想真的多點執醫依舊不被鼓勵，尤其對於年輕醫生，“門檻”更多。
比如，袁立在那家私立診所的同事張倩就沒她那麽幸運。同樣來自於知名三甲醫院的兒科，因為還沒有退休，她在這家私立診所“兼職”的時間每周只有兩個半天，其中一天還是在周末，這幾乎是她所在的公立醫院所能“忍受”的最長時間了。
“其實之所以保留公立醫院一天的出診，主要還是出於醫生知名度和信任度的考量，另外一方面保留公立醫院的身份，這里(指私立醫院)有危急的病人也方便綠色通道轉院過去。”袁立對記者坦言，她在私立醫院出診的這些時間里，不少病人就是從公立醫院“追隨”而來。
在今年的正月初三，一則精神科主任率領64名病人集體消失、轉院的消息令公眾嘩然，不過在業內，醫生通過各種App及網絡渠道樹立自己的品牌，建立自己的患者隊伍已經不新鮮，這樣的專家自帶病人流量，對於私立醫院而言，他們也有更多的價值。
已過“知天命”的年齡，袁立說之所以選擇將更多時間精力分給私立診所，並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常談的薪酬、待遇。
“公立醫院，做到主任級別其實待遇不低了，加上福利種種，私立醫院還是比不上的。”她說。這家小小的兒科診所之所以能撬動她，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工作的環境和舒適程度。
《2014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2013年，綜合醫院的兒科門診人次接近2億，占總人次的9.75%，而我國共有93405名兒科職業醫師(含助理醫師)，僅占總數的3.9%。兒童醫院病床使用率103%，每床出院人數47.8，病床周轉次數達49.3，在所有衛生機構中最高。
做了大半輩子的公立醫院醫生，袁立過去面對的是每天超70人的門診量、5分鐘看一個病人的工作壓力，以及不被理解的醫患關系。但是在私人診所，管理者給了她規定，每個病人的看病時間需要達到半個小時，一天下來，她要看的病人不超過20個。由於這家私立醫院采取的是會員制，現在她的病人幾乎都能叫得出名字，關系近了，醫患難題迎刃而解。
不過，為何病人願意“轉診”跟著她來私立醫院?袁立坦言，她所在的三甲醫院，想掛這位老主任的號，一次的收費是700元，她能給患者的時間平均每人一刻鐘。也正因此，病人們才願意追隨她來私立診所，那里500元的掛號費可以獲得袁立半小時的會診時間。
與相當多的專家一樣，袁立現在並不出診普通的專家掛號，病人只能從特需窗口掛到她的號。這幾年網絡掛號的入侵讓各大醫院的特需中心大門進一步打開，在北上廣，想掛知名專家的門診往往費用不低，專家號一號難求，特需中心的號相對放得多一些，這是大城市的三甲醫院踐行分級診療正在走的一步，用價格來將小病、慢病的病人隔離在基層醫院，醫院本身也能獲得更多營收，彌補破除以藥養醫後醫院收入銳減的現狀。
“性價比高”是幾乎所有專家給出的願意跳出公立醫院的理由，私立醫院工作環境好、壓力也小，待遇也不算差。兒科診所在近兩年如雨後春筍，醫患糾紛的案例卻不多，很大的原因是它們並不接收疑難雜癥的病人，也甚少開藥，有點拿不準的問題了，醫生就會幫助病人通過“綠色通道”轉院去醫療資源更強大的公立醫院。在不少民營的兒科診所，藥房只是儲物間一般很小的一間房，有的甚至沒有安置B超設備。
這家私立醫院的老板對第一財經坦言，為了能獲取更多的專家資源，他們必須和多家公立醫院保持合作關系，這樣不僅方便危重的病人能在第一時間安排轉院，也能讓這些公立醫院更願意“放人”。
不過在現階段，完全辭職丟開“鐵飯碗”轉身去民營醫院的醫生還是不多，兼職是主要的方式，或者是退休的醫生，閑不下來，又不想太累，索性就去了環境不錯的民營醫院。袁立坦言，年輕醫生還是需要公立醫院的科研平臺來成長學習，這有點像國內教育體系中的基礎教育，前期基礎打實了，盡可能見更多的病人，未來才能厚積薄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