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长久被转手 鲁冠球农业“梦碎”

新能源汽车的两个巨人：一个叫鲁冠球，一个叫王传福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27/5NMDAwMDE5OTE5NQ.html

卡瑪定價超過特斯拉？魯冠球“造車計劃”或再推遲

卡瑪定價超過特斯拉？魯冠球“造車計劃”或再推遲

第一財經日報 楊海艷 2015-02-27 06:00:00

盡管計劃周全，但萬向擬通過包括菲斯科在內的海外並購，打造完整的產業鏈條，進而完成從零部件生產商到整車制造商的身份轉換，似乎遠比想象的更充滿挑戰。

鲁冠球终于造车了：万向联手上汽建新能源客车公司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7/4646589.html

多年苦心孤诣，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的造车梦在一步步梦圆。

近日，有消息称，万向集团与上汽集团(600104.SH)建立合资公司，将共同生产新能源客车。《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随即从上汽集团证实了这一消 息，上汽集团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已成立的合资公司名为上汽万向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其中万向集团占有合资公司51%的股份，上汽集团占49%，规划年产新 能源客车5000辆。

“上汽与万向合作是一个双赢的动作。”汽车分析师张志勇认为。作为国内知名零部件企业，万向集团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的收购，在新能源核心零部件上都有技术储备，基本上可以实现自足。而上汽集团拥有多年的商用车整车制造经验，则可以为万向在整车制造上提供经验。

据记者了解，虽然万向集团的专用车生产牌照于2013年下半年才正式拿到，但早在一年多前的2012年，由万向集团生产的几辆纯电动客车就已经在杭 州的公交线路中进行了试运行。据媒体报道称，虽然万向集团最初宣称这辆车的各项性能都能满足运营要求，但事实上，在运行一年多后发现，包括电池续航以及整 车的涉水性等问题就开始暴露。

或许正因如此，在万向好不容易拿到专用车生产牌照并获准生产客车后的一年多，其似乎并没有加速客车的投产。而上汽作为国内第一大汽车集团，不仅在生 产上积累了一定经验，且其与瑞典沃尔沃集团合资建立的上海申沃，也有多年的客车以及新能源客车的生产经验，因此，拉上汽入局，对万向来说，应该能更快推动 其客车生产的落地。

在国家和地方的双重推动下，国内新能源客车的推广真正进入了快车道。而按照去年9月16日交通部印发《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 意见 (征求意见稿)》显示，至2020年，新能源汽车在交通运输行业的应用总量将达到30万辆，其中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将达到20万辆，对万向和上汽来说，此时 入局，市场前景无疑值得想象。

按照双方的规划，合资生产的新能源客车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还将一起开拓海外市场。

作为国内新能源客车的主流销售企业之一，在此之前，比亚迪的新能源客车就曾进入了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并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口碑，上汽与万向的新能源客车如果能顺利走出国门，无疑将进一步提振双方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

随着新能源客车项目的落地，鲁冠球的造车梦又向前迈进了一小步。“如果万向能够顺利的在美国市场上盘活菲斯科，并成功将其引入到中国市场，万向的多 年夙愿便将得偿。”张志勇认为。在他看来，对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来说，这无疑将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因为从目前来看，国内整车企业在国际化市场上话语权和竞争 力都还处于相对低级的层次，而万向如果能反其道而行之，先在国际市场站住脚，那么在中国市场上的成功也将更为顺利。

“第一代浙商大佬”魯冠球去世 享年72歲

創業家 2017-10-25 16:25

創業家訊  10月25日消息，據新浪財經等多家媒體報道，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萬向集團董事長魯冠球今日上午逝世，享年72歲。

資料顯示，魯冠球1945年出生於浙江，浙江蕭山首富，現任萬向集團董事長。1969年創辦萬向集團前身——寧圍公社農機修配廠。他把當時的一個生產農業機械的小作坊，發展成為了中國第一個為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提供零部件的OEM。

1969年7月，他帶領6名農民，集資4000元，創辦寧圍公社農機廠。1990年1月成為中國鄉鎮企業家協會副會長。1985年被《半月談》評為全國十大新聞人物。1994年，集團核心企業萬向錢潮股份公司上市。

1991年萬向產值已經過億，當年5月，魯冠球成為美國《時代周刊》封面人物，轟動一時。2013年，魯冠球登上中國富豪榜，以235億身價排名第十四名。曾擔任中國鄉鎮企業協會會長，浙江省企業聯合會、企業家協會會長。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

魯冠球及其家族以650億元時隔九年重回《2015胡潤百富榜》，位列第十。2016年胡潤百富榜發布，魯冠球以550億元財富位列第18名。2017年胡潤百富榜，魯冠球家族以491億元財富，位列第37位。

以下為魯冠球生前口述，原刊載於《中國企業家》2007年9月，采訪並整理：劉濤。

1961年，我在蕭山縣城做鍛工已經3年，學徒期滿，工資從最初的14塊錢加到了36塊5。這個錢拿了兩個多月，我就被精簡了，現在叫下崗。由於自然災害，農村里吃樹皮，吃草根。城市里精簡工人2000多萬。那些最先被精簡的對象，一是工作年份短的，二是從農村來的。於是我回到了家鄉――距蕭山縣不到2公里的金一村童家塘。

那時，我想得很清楚，不種地。別人說我是農民，其實我沒種過地。我覺得農民吃不飽，穿不暖，所以一心就想做工人。我籌了110塊錢開始為村里修自行車。那時農村自行車少，生意很淡。後來看到家家吃大麥、小麥都要剝外面的殼，我就聯合幾個人搞了一個糧食加工廠。雖然我們是農村加工服務社的社員，但個體經濟那時很不好搞，我們的工廠要用電，但沒人給接。這里剛接上，那里又被拔掉。六年里，我們廠換了七個地方。糧食加工做不好，我又去修自行車，修車做不下去，我去給農民做爆米花用的設備。

以前這里躲，那里躲，還可以偷偷做。1967年“文革”一來，全都封掉了。我們廠戴上了“紅帽子”，掛上了公社大隊農機修配廠的牌子，資產全部上交。當時我所有的家底一共是1150塊錢。盤點好，連同賬本、印章全部交給大隊。不能申辯，否則批評你搞資本主義。但歸公後，我們做的東西比以前更多了，開始為錢塘江工程管理局服務，生產鐵路上小軌道的零部件。這樣一幹又是三年。1969年的一天，鄰居夏老伯告訴我中央發了一份文件，說每個大隊可以搞一個人民公社農機修配廠。夏老伯在蕭山縣城工作，對我說，你不如到縣里來做這個。我馬上打了報告，加入人民公社。工廠從金一村搬到了蕭山縣，名字改成寧圍公社農機修理廠。這時我已經有了4000多塊錢。

在那樣的年代搞企業，最難的有兩件事。一是什麽東西都缺，資源極度匱乏。搬到蕭山縣城後，我們開始為城里的汽車廠生產零部件，為農民生產鐮刀、鋤頭。但工具奇缺，電焊條、鋸條、鉆頭都很難買到，原材料也非常難找。鋼材有的是到走街串巷收廢品的貨郎擔家里去買；有的是經縣里批準，到廢品收購站批發幾百斤廢鋼，我們叫“廢鐵堆里選寶貝”。煤到杭州貨車站附近去撿從車上灑下來的煤塊、煤渣，叫“挑二煤”。但正因為是短缺經濟，只要你生產出來，什麽東西都有人要，不是質量好與差的問題，是有和沒有的問題。

第二件難事是我們這種企業要到處求人，而且受人歧視。那時候，鄉鎮企業叫五毒俱全。被說成搞資本主義，是不正之風的風源。有的人瞧不起你，有的人是怕你，不敢和你接觸。這樣你怎麽辦事？你想進政府的門，進不去。你想到北京辦事，買機票要開省級證明。坐火車想買臥鋪票，根本不可能。還有一次，我帶20多個人到蘭州參加汽車零件交易會。路上因為座位和另一幫人爭執起來。乘警來了，把我叫了去。上來就問我是不是黨員。我說不是。他說，不是黨員，就是壞人。我一直被扣到蘭州。

那時，最快樂的事情就是把產品賣出去，有收入。我們廠年年有效益，我一個月工資拿53塊，工人男的一個月30多塊，女的28塊。吃得飽，穿得暖。但造反派說我們不是政治掛帥，是獎金掛帥，利潤掛帥；是埋頭生產，不擡頭看路，搞資本主義。他們摘了工廠的牌子，我隨時要被拉去批鬥。政府里分兩派，一派支持我們，一派不支持。但不管有沒有人支持，受不受批判，我都好好幹。生產一天都沒有停過，工人的工資一個月也沒有欠發過。因為效益好，漸漸地，進我們廠來工作成了難事，必須是困難戶，或者是軍屬，政治成分好，有關系才行。

1983年，中央下發了3個文件。1號文件說農村土地可以承包，但企業不能承包。到3號文件的時候，企業也可以承包了。當時我們縣里開大會，縣委書記剛念完文件，我馬上站起來說我要承包，要承包權。在蕭山縣，我是第一個。我記得，縣里召開承包大會那天，我把家中地窖里存放多年的老酒拿了出來，請所有人喝。我是真的高興啊！我寫報告，提出“還權於民，還利於民”，省里的領導、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都批了。1984年我入了黨，縣委組織部長還專門來主持了宣誓儀式。以前我寫過三四次入黨申請書，不被批準。現在，我們因為有利潤、有效益，成了正面典型。

改革開放，好的東西湧了進來，國內競爭國際化了。在計劃經濟時代，國營企業是經濟主體，我們僅僅是在計劃經濟的夾縫中求生存。就像道德是彌補法律的不足一樣，我們個體企業就是補充計劃經濟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我們的生存壓力更大。我曾經把一批不合格產品送進廢品站，工人工資因此欠發6個月。但要想提高質量，關鍵是要轉變人的觀念。後來發現，觀念轉變了，手里還是拿不出來好產品，因為技術、設備跟不上。怎麽辦？我們的辦法是走出去，請進來。走出去，是最好的學習。工廠里天天講課、開會沒有用。1978年，我們的產品就開始出口了，後來進一步做到賣一批產品出去，引一批標準進來，派一批人員出去，學一批技術回來。我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創品牌，從省優、部優到國優。今年，我們被評為中國世界名牌。

後來，我們摘了“紅帽子”，開始搞股份制。當時，南方鄉鎮企業多，市場一放開，很多企業跟不上，陷入困境。銀行不再承認政府打的批條，一些企業借不到錢，虧損越來越大。政府財政收入下滑，這就逼著思想解放，或者對企業進行改制，或者賣掉。有的企業是虧著賣的，我們是溢價賣的，給了政府很大的回報。改革開放以後，企業里就是靠資本說話，有多少資本就有多少話語權。有控股權就有決定權，我們拿到了自主權。但思想、政策也是一步一步解放的。我參加過黨的十三大、十四大，政策文件從最初的搞計劃經濟體制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後來是雙軌並存，現在是市場經濟為主了。我記得，當時的田紀雲副總理說過一句話，鄉鎮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先導者，因為它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的探索者、摸索者。

但即使是改革開放以後，對個體經濟的歧視依然存在。1989年，我們搞股份制，申請上市。這是全國的第一批，我們是全國10家模範化股份制的試點，還在中南海里開了大會。後來因為發生政治風波，停掉了。1991年上市再次啟動，省里把我們推了上去。當時上市歸人民銀行管，一位副行長在他的辦公室里對我說，你是個體企業，我們搞股份制是支持國營企業。他的權力大，這樣一句話，我們上市的事又擱下了。當時，中央對我們企業非常了解。1984年，《人民日報》刊登了《萬向：鄉土奇葩》，但我們還是被否決了。後來，上市歸證監會管了，政策變成以國有企業為主，民營經濟為輔，我們成為鄉鎮企業上市的第一家。  

我想，對民營企業，對商人的歧視幾百年前就有，現在依然有，一萬年以後還是如此，只是多與少的問題。我自己看過，經歷過。所以，什麽時候你都不要妄想，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什麽身份。路不要多跨一步，話不要多講一句，老老實實做自己的事。我們爭不過別人，鬥不過別人，但是幹，誰也幹不過我們。

上市的時候，我的兒子魯偉鼎被任命為總裁。當時我就在考慮事業繼承的問題。我考慮的首先不是家族不家族，但是在能夠勝任的同等條件下，我肯定要選兒子，選我最信得過的人，把道德風險降到最低。但如果他接不了擔子，我選他，我就會倒黴。讓繼任者把企業搞好，首先是對自己負責，對企業負責，其次是對社會負責。只對社會負責，不對自己負責，那是空話、假話，但你只對自己負責，不對別人負責，你遲早會下來。

1994年，我們上市的同時成立了萬向美國公司，為我們2000年以後在海外的一些收購奠定了基礎。我覺得收購一定是強弱聯合，過去國有企業搞強強聯合是聯不起來的。但最初，我們在海外和在國內一樣，也是受歧視。外國人不願和中國人做生意，不願到中國公司來工作。倪頻（萬向美國公司總經理，魯冠球的女婿）到人家廠里，對方不允許你進，不接待。但我們就是一點一點幹。先把產品賣給低檔次的維修市場，後來賣給同行，現在開始賣給通用、福特一些主流汽車廠。我們在資金非常困難的時候，收購美國一家高爾夫球場。買了以後，球場搬不走，錢短期內收不回來，但別人覺得，哦，你是來這里搞事業的，不是賺了錢就走。來打球的人都是老板、白領，時間長了，萬向有了自己的名頭。倪頻再去人家工廠的時候，對方升起了中國的國旗，有高層出來接待我們。海外收購，是倪頻在操作。我考慮最多的是，他需要一兩個億，我拿不拿得出來。如果失敗了，我有沒有承受能力。

我們自己也有很多失敗的例子，自己都消化了。農村有句話說，你只看到和尚吃饅頭，沒看到他受戒。苦都只能往肚子里咽，訴苦有用嗎？得不到幫助，可能還會被人歧視。所以，吃虧自己知道，好了大家分享。還是那句話，事情不是講的，真的也講不清楚，一定要做出來給人家看。我把它總結為：思路決定出路，作為決定地位；時間檢驗行為，一切都是人為。  

2000年以後，萬向開始多元化。搞企業的，總是哪個方面好賺錢，大家就都想去搞。如果專門搞一樣，怎麽能做大呢？但關鍵是看什麽是大趨勢和你有多少能力。以前，暴利行業我們不做，千家萬戶能做的我們不做，國家壟斷的我們不做。現在我們的投資向三個方向轉變：從有限的產業進入無限的產業；從重視對物的投入到重視對人的投入；從重視有形的投入到重視無形的投入。

從有限到無限是指，我們要進入無限循環的市場。過去我做輪胎、汽車零部件，市場容易飽和，但老百姓每天要吃、要喝的東西是無限循環的。再比如資本市場，今天股票熱，明天債券熱，也不會有盡頭。對人的投入方面，員工的任何小事都是大事。你不關心工人，工人為什麽為你工作？我們最近剛決定，今年員工的工資要比去年增長25.89％，明年再漲25.89％，到2009年要比2006年總額翻一番。要做到“兩袋投入”，鈔票往員工的口袋里投，知識往員工的腦袋里投。無形投入，最主要的是指品牌的建設。質量好的產品能賣20塊，有品牌的產品能賣40塊。無形的東西是可以無限地發展的，做到無形就做到無限。

萬向沒有什麽“五年規劃”。形勢好一點，大環境好一點，我的步子就快一點。大環境差一點，我的步子就小一點。我長期的要求就是萬向不倒，持久地生存就是強者。對於未來，我最關心的是，中國能像胡錦濤總書記說的，如何做到思想更解放，改革更深化，對外更開放，做到以人為本。越開放、越解放，中國人民的生活就會越好，國家會越富強，世界地位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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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習魯冠球，不忘來時路

2017年10月30日，杭州，社會各界人士到萬向集團總部參加魯冠球追悼會。（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1月2日《南方周末》）

在10月的最後一周，萬向集團董事會主席、中國著名企業家魯冠球與世長辭，享年72歲。

魯冠球參與了偉大的改革開放過程——甚至他折騰的開端還要更早，遠在1967年，當時二十出頭的魯冠球就已經帶著幾個莊稼漢創辦了產權歸屬不清，隨時可能被“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五金廠。更重要的是，魯冠球全程始終屹立時代潮頭，從未被時代拋下。

1983年，他承包鄉鎮企業蕭山萬向節廠經營權，開時代之先河；1984年，他就在工廠里悄悄搞起了職工入股；1988年，他就通過股權改革獲得對一家集體企業的控制權；1990年，他的萬向集團成為全國第一家非國有企業的國家一級企業；1994年，萬向集團成為中國第一家上市的民營企業……

之所以不厭其煩將魯冠球和萬向集團的重要發展節點一一交代，是因為，我們對歷史容易隔膜，也容易淡忘，對當初每一步改革之艱難以及每一次突破之不易難以設身處地地理解。在1967年那樣一個時代，一個底層農民就敢辦廠，簡直可以說是膽子頂破天，而在1980年代，無論是承包鄉鎮企業還是搞股權改革，面臨的阻礙和壓力今天已經難以想象，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第一個以及第一名，無不是非常人所能及的事功。今天的我們，更多處身於正在發生的社會洪流中，處在時代的“進行時”，進入我們視野的企業家群體早就換了一茬又一茬，各種新貴輪番登場，而那些曾經為中國改革事業做出貢獻的第一代企業家群體卻逐漸退出舞臺，乃至謝幕離場，消逝在歷史深處。

溫習歷史的曲折進程，尤其通過對重要歷史人物的追溯，會讓我們更明白我們這一路是如何過來的，有哪些啟發，哪些教訓，對未來對新人又有如何之啟示，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就是能夠“不忘初心”。實際上，生活中的魯冠球本人就是始終樸素低調謹慎的，即使他本人生前被授予無數榮譽，即使在中國出現財富排行榜之後他的家族從未出跌出過榜單。

溫習魯冠球，其實就是溫習改革開放，溫習第一代第二代中國企業家們篳路藍縷的實幹精神。39年的改革開放是一個連續敘事。某種程度上，今天的企業家是站在魯冠球這一代企業家的肩膀上成長起來的，是踏著這些創業前輩踏過的荊棘路走出來的。他們或許更加現代化、國際化，或者更有專業知識，但早期創業者仍然留下了非常難得的精神遺產，比如魯冠球這一代普遍具有的家國情懷和社會擔當，他們的勇氣以及他們敢為人先勇立潮頭的精神不僅讓他們成為企業家，還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改革和進步。今天的中國企業家，同樣應當具有這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溫習魯冠球，不忘來時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