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Facebook本月中旬IPO日子的臨近,也許會有更多的人會加入到他們的隊伍當中來,這批人有可能會成為Facebook的一筆永恆的遺產—他們也許會成為尋找建立或投資下一個Facebook的新一代技術大亨。
硅谷的歷史一直就是偉大公司孕育出新一代偉大公司的歷史,最好的公司往往會成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業者的中轉站,那些在一家公司學會了東西的人往往會繼續創辦自己的新公司。
這就是硅谷的故事,從蘋果到網景,從PayPal到Facebook,莫不如此。每一次技術公司的公開發售都會造就一批新的技術大亨,他們腰包鼓鼓等著投資。但這一次是令人瞠目結舌的1000億美元估值,其所造就的兄弟會將遠比以往的大亨更加富裕。
這個兄弟會的成員大多是理解社交網絡價值的年輕人,而且主要是白人和亞裔。他們是有錢人。有些Facebook早期的主管已經出售了自己在私募市場的股份,把幾百萬美元放進了自己的腰包。
紐約時報以Cohler為例說明硅谷的這種循環模式。
Cohler在耶魯勉強呆了兩年之後,在一次聚會上遇到了PayPal(稍早一輪的週期)的前高管Reid Hoffman,兩人一拍即合,前者成為了後者的門徒,輔助後者進行創業投資,並跟著他來到了新的初創企業LinkedIn。然後Cohler再來到了 Hoffman等PayPal前高管資助的新企業Facebook,在那裡他的職責是竭盡所能招聘最好的人才,他從2005年開始一直呆到2008年。
然後Cohler離開了Facebook,當起了風險投資家。對於他在Facebook的老朋友來說,他的作用很大。
Cohler 的風投機構投資了幾家Facebook的畢業生建立的初創公司,比方說由Facebook早期員工D'Angelo和Charlie Cheever創辦的在線問答網站Quora,以及由Facebook聯合創始人Dustin Moskovitz建立的工作管理軟件提供商Asana,還有Facebook前駐巴西辦事處負責人Julio Vasconcellos創建的巴西電子商務網站Peixe Urbano。
Cohler本人則對照片分享應用Path進行了投資,這款應用同樣是由Facebook的前僱員Dave Morin創立的。而且他還對Instagram做了投資。Instagram現在已經被Facebook以驚人的10億美元收購,相信Cohler也是 賺得盆滿缽盈。當然,很難講這些Facebook人創辦的公司能不能持續下去,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現在硅谷的錢太多了,多到初創企業無需盈利就可以 壯大自己。
另一個例子是Sanghvi,她是Facebook的前20名員工之一,她的丈夫Aditya Agarwal也是Facebook的。這對夫妻跟另一名Facebook的工程師在2010年創建了一家技術基礎設施公司Cove,最近被云存儲供應商 Dropbox收購。Dropbox的創始人也是Sanghvi通過社交認識的。
Facebook的社交網絡對於這些Facebook前僱員們來說至關重要。Sanghvi也對自己朋友Morin的Path進行了投資。
Sanghvi稱這樣的關係網極其有用,不僅可以獲得有形的資金和人才支持,也可以在感情上扶持。有這樣一幫朋友是非常重要的。
資深的投資人Bill Tai說,硅谷的社會結構就像一張高度重疊的蜘蛛網,人人都是相互聯繫的。他預計Facebook的IPO會影響到整個硅谷。
Cohler 編織關係網的技巧就很熟練。2007年,在為Facebook蒐羅人才的時候,他跑到Google的自助餐廳跟自己認得的一位Google員工—年輕的斯 坦福博士Benjamin Ling共進午餐,一頓飯過後他已經說服對方投奔Facebook,後者在Faceboo幹了兩年,然後又回到Google幹了幾年,接著就憑藉著手上的 數百萬美元和人脈搖身一變成了天使投資人,開始資助小型的初創企業。
許多創業者因為要麼在Google要麼在 Facebook認得他而接近他。對於每個自己喜歡的初創企業,他都會投2.5萬到25萬美元不等,而且他還喜歡跟朋友一起加入到項目中。Ling說自己 最有價值的貢獻往往不是錢,而是幫助朋友招聘到他們垂涎的工程師。這正是他為自己朋友D'Angelo在Quora干的事情。
Ling現在是社交網絡Badoo的首席運營官,他把硅谷比作是更為傳統一點的社會中的部落。「大家都互相幫助,從招聘、融資到業務拓展,不一而足。」
硅谷的社交網絡家系裡面最出名的要數一個被稱為PayPal幫(PayPal Mafia)的小圈子。這個小圈子的成員包括PayPal的創始人之一,Peter Thiel,還有Facebook最早的投資人之一Hoffman。另一位聯合創始人Elon Musk後來則跑去造高端電動汽車Tesla了。
另外兩個成員是Russell Simmons和Jeremy Stoppelman,他們於2004年創辦了消費者口碑網站Yelp,Benchmark(Cohler是合夥人)也對該網站提供了部分資金支持。投桃 報李,Yelp今年上市,現在市值已達12億美元。Ling跟Stoppelman也是朋友,他們有時候會一起投資。
要想一窺Facebook上市之後會發生什麼,可以回想一下Google2005年上市的壯觀場景, Google的這群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的股份變現,一夜之間,錢多到這幫傢伙再也不需要工作。
Google 上市的時候,Aydin Senkut36歲。跟自己的父母前往歐洲揮霍了一個月的假期之後,他在加州艾瑟頓買了一所大房子,還有一輛蘭博基尼。但他還有一大筆錢沒花完。因此他開 始投資自己朋友的生意。他把自己淨資產的10%左右投到了十多個初創企業上。其中的一個是社交搜索引擎Aardvark,2010年被Google收購。
Senkut認為在IPO之後很多的Facebook前員工都會變成天使投資人,並且很有可能涉獵一些無法立即賺錢的尖端創意,他說:
既然天降橫財,何妨大冒其險?
我在一個博客上看到一段話,現摘錄下來,人家認為應該壓縮資本家利潤,提高工人工資才能解決經濟危機,而我恰恰認為現在最應該做的是提升企業家的利潤,至於工人工資,在提升企業家的利潤之後一段時間自然會提升的。
人家原話如下:
「你這樣永遠都是死循環的。
投資越多–產品越多–越賣不出去。。
工人工資即工人收入永遠都追不上產品價格的。
只有提高工人工資,壓縮資本家利潤,才可能使更多的工人買得上家電汽車。
關鍵是工人工資和資本家利潤的比例,也就是勞資雙方的分成比例。
現在的問題是勞方的分成比例過低,資本家分成比例過高
而資本家需求已經飽和,勞工的需求得不到滿足。
這也就是典型的經濟危機。」
我理解他所說的資本家應該是指企業家而不是炒股票,炒房子的人。
我的觀點是這樣的: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企業主——您所說的資本家越來越不賺錢,所以退出的多,這樣所需僱傭的勞工就少,在青年勞動力減少的情況下勞工都過剩了,我從來沒見過過剩的東西價格還會高,所以勞工的工資漲不上去,勞工工資漲不上去消費就上不去,就產生經濟危機了。
所以解決的問題應該是鼓勵企業主多多賺錢,只要有賺錢效應,所有人都會衝進去當企業主,當企業主比勞工還多時,勞工完全供不應求,工資才會真的增長,否則 勞工供過於求,工資怎麼可能漲呢?我經常混天涯經濟論壇,在裡一談到創業——即成為企業家,大家就勸他不要創業,先找個工作是正經,並說創業致貧,這樣下 去就又少了企業主,少了工作崗位,多了勞工,豈不更供過於求,過多的東西,價格怎麼漲得上去呢?
靠消滅青年勞動力也是一個好方法,不過人都沒有了,要GDP還有用嗎?而且現在青年勞力已經在減少了,但是速度還不夠快(根據統計局數據,1990年出生 人口2800萬,1999年出生人口1400萬),跟不上企業家消亡的速度,所以關鍵問題之一是讓企業家消亡速度慢於人口消亡速度,這才是提高工資的本 質,當然,這樣下去數百年,人口沒了那一切矛盾都解決了,也就無所謂過剩不過剩了,我想,也許這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
還有另一種方法就是讓人口數量緩慢上升,跟上世界人口升幅的步伐,同時更快的提升企業家的數量才是解決勞工工資的根本所在。
若大力壓縮企業家利潤,不讓人家賺錢,難道企業家都有病,不賺錢還拚命往裡擠?現在的經濟狀況就是有人想當企業家,但大家都勸說創業致貧。
企業家減少,工作崗位減少,勞工減少的速度慢一些,勞動力工資還是漲不上去,所以或者我們可以想辦法讓勞工減少速度更快些也能增長工資。大家看統計局數 字:1990年出生人口2800萬,1999年出生人口1400萬,若1999年出生人口40萬,那1999年出生的工人就只有40萬,企業家減少的速度 不一定有這麼快,這樣工人的工資就會大幅提高了,這種思路計生委估計很願意看到,很快我國人口降到數百萬,那就真的實現目標了。
能否允許存在不同的意見和爭論,也是對一個社會是否擁有積極能量的測驗。
山東問題疫苗和上海公安部門破獲1.7萬罐假冒名牌奶粉,引發公眾關註。食品藥監總局先前宣稱假奶粉符合國家標準,後來又承認此言不實,說這麽做是為避免恐慌。看來還是有“正能量”的顧慮在作祟。
如今,許多人把對某些特定對象的稱贊,至少是避免批評,理解為“正能量”。他們以為,贊揚越多,批評越少,這些對象的威望、威信和可信任度就越高。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正能量”只是意味著無原則的表揚和避免批評,那麽,這樣的能量就會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換句話說,越努力去增加這樣的“正能量”,其價值就越低,因為這是一種在使用中減少的能量。
社會生活需要的是一種能夠越使用越有效、越豐富的正能量,它不是源於口惠的表揚或贊美,也不是源於刻意的文過飾非,而是源於真誠的承諾、信任、關切、仁慈、慷慨、利他、公民職責。今天,這些東西似乎成為日常生活中的稀缺品,正因為如此,人們在需要付出它們的時候,變得格外吝嗇。他們會覺得,這些東西,你付出的越多,損失就越大,剩下的就越少。這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被騙大了”的生活經驗積累,也可以理解為是對社會正能量本身的錯誤理解。
哈佛教授桑德爾在《金錢不能買什麽》一書里,以“愛”為例,分析了這種對社會正能量的錯誤理解。有人認為,愛與其他的高尚美德一樣,是有限的資源,必須節約地運用。這些高尚美德包括利他、仁慈、慷慨、團結。桑德爾認為,這種想法是“怪異的,甚至是牽強的”,“因為它忽視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我們愛的能力和仁慈的能力並不會因為使用而消耗枯竭,反而會在實踐的過程中得到擴展。”他認為,恩愛夫妻之間的感情就是一個例子,他們一生中都在共同積攢著愛,“如果他們更多地向對方表示愛情,那麽他們之間的愛難道不會強化,反而會減少嗎?如果他們以一種斤斤計較的方式對待彼此,即使他們的愛一直保存到他們真正需要愛的時候才使用,那麽這會使得他們過得更好嗎?”
當然,我們不能把夫妻之間的愛簡單地套用到人民與國家的關系上,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把人民對國家的愛理解為一種正能量,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愛國主義”。這種愛首先體現為公民對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關心,包括對政府部門、政治人物的問責,對無論哪個官員的不良行為都能提出批評。桑德爾指出,這種公民精神是一種美德,也是一種越用越多的寶貴資源。他引述亞里士多德的話說,美德乃是某種需要用實踐去養育的東西:“我們是經由為正義之事才變得正義的,我們是經由采取節制才變得有節制的,我們是經由做勇敢之事才變得勇敢的。”
盧梭也持類似的觀點。他指出,公民們越是有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才越會對公共生活有興趣,在一個秩序良好,鼓勵說真話的空間里,公民們樂於參與,而在一個充斥著謊言和阿諛奉承,說真話會惹禍上身的空間里,沒有人會參與公共生活,“因為沒有人對那里的事情發生興趣”。桑德爾就此指出,“經由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履行,公民美德可以得到建構,而非耗竭。……就公民美德而言,要麽使用它,要麽失去它”。一旦廣大公民的美德正能量不幸不能運用,再美妙動聽的贊揚也不可能使這個空間真正擁有它所需要的能量,更不要說是強大的正能量了。
在一個出現問題疫苗、假冒奶粉事件的社會里,人們很自然地會關心這個社會的正能量。越是在這樣的時候,就越需要把正能量的問題與“什麽是正能量”“誰的正能量”“需要正能量來發揮怎樣的社會作用”的問題聯系在一起。這些問題都沒有固定不變的統一答案。能否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持續的討論,能否允許存在不同的意見和爭論,這本身就是對一個社會是否擁有積極能量的測定和考驗。
(作者為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
吳建民今天臨晨在武漢因車禍離世,享年77歲。
吳建民一生履職豐富,有很多職位稱呼,但至今,兩個稱謂仍然最常使用——吳大使和吳院長。
吳建民是前駐法大使、外交部原新聞發言人、外交學院原院長、中國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曾擔任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法語翻譯。
目前駐外的一位中國外交官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回憶,還記得吳建民擔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時,辦公室在外交部老部一樓,每周末或深夜赴部,均能看到吳建民在研讀。
一生超級勤奮 激勵許多人
吳建民,1939年生於重慶,1959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1965年到1971年,曾為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擔任法語翻譯。後擔任過外交部發言人,全國政協外委會副主任,新聞發言人。
1971年,吳建民成為中國駐聯合國第一批代表團工作人員。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他歷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中國駐比利時使館、駐歐共體使團政務參贊,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及發言人,中國駐荷蘭大使、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常駐代表、大使,中國駐法國大使,中國外交學院院長,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常務副會長,全國政協外委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兼新聞發言人等職。於2003-2007年任國際展覽局主席,是擔任這一職位的第一位亞洲人。
吳建民現任中國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歐亞科學院院士,歐洲科學院院士、副院長,外交學院教授,國際展覽局名譽主席等職。
2003年榮獲希拉克總統授予的榮譽勛級會大將軍勛章。
為了表達對這位老院長的追思,外交學院校學生會今天將自發舉辦吳建民老院長追思會。通知說,為追思先人,深切緬懷對外交學院做出傑出貢獻的吳建民院長,校學生會將於今晚八點在外交學院沙河校區陳毅廣場自發舉辦吳院長追思活動。請同學自願參加。
外交部歐洲司官方微博“中歐信使”寫道,吳建民大使的溘然離世是中國外交界的重大損失,令人扼腕唏噓。
“吳大使是傑出的外交官,睿智、儒雅、正直,在國際外交舞臺上充分展示了中國外交官的素養,退休後依然為中國的外交事業奔走勞碌。”
18日,外交學院通過官方微信公眾號對外發布,以《沈痛悼念敬愛的吳建民老院長》為題的訃告,“外交學院全體師生員工沈痛悼念吳建民院長,願吳院長一路走好!”
吳建民,身體力行,積極作為,鼓舞了新一代年輕的中國外交官。
上述駐外中國外交官說,“吳建民大使一生超級勤奮,激勵許多人。榮休後不賦閑,不避爭議,不輟講寫,堅持己見,憂國憂民。”
中國公共外交民間外交的損失
的確,榮休後,吳建民仍然是在公共外交、民間外交和智庫外交領域最活躍的外交官。
他在中國的新興智庫——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擔任顧問,關註全球化、中國企業走出去與國際人才等相關研究。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會長王輝耀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表示,對吳大使的離世,感到非常突然。中國失去了一位精英人才。
“昨天下午還與我們在一起,歐美同學會在北京舉辦海外高層次人才青年委員會的成立大會。吳大使前來表示祝賀。因為他要去武漢趕飛機,大會安排他第一個發言。吳大使主要談到對青年寄語,對青年海歸的期望。”王輝耀說。
王輝耀認為,吳建民是中國非常具有開放視野的外交官,傑出的外交代表。外交經歷很全面,精通法語和英語好幾種語言。
吳建民作為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的顧問,上個月15號在北京參加了該智庫主辦的第二屆中國與全球化論壇,與理事見面合影。
“吳大使非常支持我們。”王輝耀說。王輝耀與吳建民相識有20多年的時間,最早始於吳建民擔任駐法大使期間。後來吳建民擔任外交學院院長、五年前擔任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顧問後,往來更為頻繁。
王輝耀說,吳建民大使對公共外交、民間外交、智庫外交都非常支持,推動很大。
“吳大使具有開放的思維,能很好地表達他的觀點,特別是懂得用國際語言講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觀點和聲音。”
身體很健康 思維非常敏捷
王輝耀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回憶道,吳大使77歲,身體很健康。平易近人,沒有架子。
2015年在倫敦一同參加會議,開會前大概一個小時,吳大使建議與王輝耀等參會人員一同去附近的海德公園散散步,當時連續繞公園走了2圈,一個多小時。
“我覺得他跟年輕小夥子一樣,身體很健康,思想非常敏捷。”
王輝耀認為,吳建民大使的逝世,對中國的民間外交、公共外交以及國際影響力都是一種損失。
那次海德公園散步,走了一個多小時,吳建民大使當時跟王輝耀講,他這麽多年的外交生涯,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見證了中國外交的進程。有很多觀感和想法,已經出版了幾本書,還希望能把更多想法記錄下來。
王輝耀說,吳建民大使生前很想把中國退休的外交官集合起來,讓他們發揮余熱,比如培訓中國企業如何與國外打交道,幫助企業打開國外的門路。
吳建民還在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擔任顧問,馬雲、柳傳誌、馬蔚華、俞敏洪、劉永好等民營企業家都是這一俱樂部的成員。生前他帶著企業家去各國進行公共外交。吳建民多次參加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的綠公司年會。
吳大使最近一次處在輿論的焦點上是在外交學院的一次內部交流,後來演講原文出現在了網上,因為其中提到《環球時報》經常發表一些很極端的文章,又因此引發了和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的一番爭論。
正在歐洲出差的胡錫進18日發布微博表示,“清早驚悉吳建民大使因車禍離世,深為震動。生命脆弱,危機如影隨形。聽說與他同去的還有武大一位院長,同惜。吳大使與我有過論爭,然而我相信,多元觀點並存是中國社會最寶貴的正元素之一。願仙逝的吳大使走好。”
經過數輪測試,全國股轉公司8月8日發布公告,於8月8日起正式對市場提供非公開優先股轉讓服務,優先股投資者可以按照優先股業務指引的相關規定進行優先股轉讓。
在此前只有中視文化(430508.OC)一家公司正式發行了優先股,還有另外12家公司已經發布優先股發行預案,主要集中在金融業和制造業。包括鑫莊農貸(830958.OC)、誠信小貸(834038.OC)等類金融企業雖然也發布了優先股發行預案,但是由於監管政策未明,被臨時叫停。
優先股是指依照公司法,在一般規定的普通種類股份之外,另行規定的其他種類股份,其持有人能夠優先於普通股股東分配公司利潤和剩余財產,但在參與公司決策管理等方面的權利受到限制。
中視文化董事會秘書李晶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股轉系統為非公開發行優先股提供轉讓服務,是向企業和投資者開放了一個通道。發行優先股和定增對於企業融資來說各有優勢,但發行優先股仍較難撼動定增在新三板的融資主力地位。”
作為股債混合工具,優先股的風險收益特征不同於債權和普通股權,而是介於兩者之間,而且優先股設計靈活,給融資主體和投資者都提供了更多選擇。
2015年發行優先股的多為金融機構,不過2016年發行主力變成了制造類企業。業內人士表示,這與股轉公司加強對金融屬性掛牌公司監管有關,但同時也反映了發行優先股正逐漸為新三板企業接受,新三板融資方式進一步多樣化。
對比主板,新三板公司在發行優先股時目前沒有募集資金、收盤市值和交易數量的額度限制要求。
2016年3月發布優先股發行預案的食品加工企業紅山河(831367.OC)的董事會秘書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公司優先股的具體發行方案還沒出,資金預計會用於公司的對外投資,股轉公司的公告對於目前略顯混亂的新三板市場是一個利好的消息,有利於提升投資者信心,對在門外徘徊不敢入場的投資者有一定的鼓勵作用。”
宋國良認為,新三板企業具有長遠成長空間,優先股的意義並不著眼於當下。“未來不排除新三板像納斯達克那樣出現大的藍籌股。如果新三板制度環境完備了,(掛牌)公司未來即使長大了也不願離開轉到主板了。”
根據股轉公司規定,關於公開發行優先股的發行對象,首先在發行人數上,每次發行對象不得超過200人,且持有相同條款優先股的發行對象累計不得超過200人。其次是只能向合格投資者發行優先股。考慮到優先股的流動性需求,全國股轉系統為優先股轉讓提供協議轉讓安排。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產品與投資研究中心主任宋國良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買優先股的人都是風險厭惡者,尋求安全收益,做固定收益也都是大資金。新三板是高風險的市場,而且掛牌公司盤子很小,設計優先股的空間不足。”
不過,李晶認為,風險是一個中性詞,還是應該更多地從市場化的角度合理看待新三板市場。
國家能源局最新公布的《關於發布海水抽水蓄能電站資源普查成果的通知》(下稱《通知》)稱,近期,國家能源局組織有關方面開展了海水抽水蓄能電站資源普查,基本摸清了國內海水抽水蓄能電站資源情況。普查結果顯示,廣東、浙江、福建3省海水抽水蓄能資源最為豐富。
海水抽水蓄能電站是抽水蓄能電站的一種新型式,相關研究具有前瞻性。由於海洋的特殊性,建設海水抽水蓄能電站也存在著機組制造難度大和環境影響等問題,還需要進行深入研究。
根據《通知》,本次普查範圍涵蓋除港澳臺外所有沿海省份,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5省(遼寧、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和南部沿海3省(廣東、廣西、海南)的近海及所屬島嶼區域。其余河北、天津、上海3省(市)沿海地勢平坦,不具備建設海水抽水蓄能電站基本地形條件。
根據站點地形地貌、成庫條件、距高比、水頭、區域地質和環境影響等方面的要求,本次共普查出海水抽水蓄能資源站點238個(其中近海站點174個,島嶼站點64個),總裝機容量為4208.3萬千瓦(其中近海為3744.6萬千瓦,島嶼為463.7萬千瓦)。
從地域分布看,廣東、浙江、福建3省海水抽水蓄能資源最為豐富,分別有57個、71個、56個資源站點,資源總量分別為1146萬千瓦、917.6萬千瓦和1057.1萬千瓦,分別占資源總量的27.2%、21.8%、25.1%。
而遼寧、山東、海南3省資源站點分別有10個、17個、19個,資源量分別為122.9萬千瓦、234.6萬千瓦、562萬千瓦,分別占資源總量的2.9%、5.6%和13.4%;江蘇、廣西資源站點相對較少。
根據《通知》,在上述資源普查站點基礎上,考慮地形條件、工程布置、節約淡水資源等多方面因素,進一步篩選出建設條件相對較好的8個典型站點,分布在浙江、福建、廣東3省,作為下一步研究重點。
相比陸地淡水抽水蓄能電站,海水抽水蓄能電站具有一些特殊的優點,如利用大海作為下水庫,具有不需建設下水庫、水量充沛、水位變幅小有利於水泵水輪機的穩定運行等有利條件。
此外,對於一些常規抽水蓄能電站建設條件較差的沿海地區,海水抽水蓄能電站可能會體現出一定的競爭力。
“發展海水抽水蓄能,主要是為了解決一些海島的用電需要。” 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
張博庭曾參與國家有關的海水抽水蓄能調研活動,他說,由於海洋的特殊性,建設海水抽水蓄能電站也存在著機組制造難度大和環境影響等問題,還需要進行深入研究。
根據公開資料,到目前為止,日本、埃及、印尼等國家已有建設海水抽水蓄能電站的案例,國內尚無此方面的實踐。
張博庭向記者表示,要建設海水抽水蓄能電站,需要解決包括資源普查、技術攻關、設備研發等一系列關鍵問題。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國家能源局此前公布的《水電發展“十三五”規劃》在談及抽水蓄能的重點任務時專門指出,研究試點海水抽水蓄能,加強關鍵技術研究,推動建設海水抽水蓄能電站示範項目,填補國內該項工程空白,掌握規劃、設計、施工、運行、材料、環保、裝備制造等整套技術,提升海島多能互補、綜合集成能源利用模式。
日前,中美兩國在華盛頓就雙邊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有意義地增加美國農產品和能源出口”成為其中的內容。
專家指出,這一進展意味著我國將采取更加主動有效的措施,進一步擴大農產品進口,實現進口多元化、品種多樣化,這對豐富百姓餐桌,以及推動農業產業升級等意義重大。
不僅是美國農產品,澳大利亞牛肉、智利櫻桃、德國牛奶……近年來,借助跨境電商、空中絲路、中歐班列等通道,遠在大洋彼岸的農產品越來越多快速送達中國,中國已是全球最大農產品進口國。
增加進口滿足美好生活需要
針對中美兩國就雙邊經貿磋商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副會長於露表示:“聲明中的‘有意義’,個人理解是指穩定健康推進中美農產品貿易對人民生活福祉有意義。”
以大豆為例,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李永解釋了“有意義”地增加中國農產品進口的涵義:不單是量的增加,也要為雙邊貿易平衡發展發揮作用。實際上,大豆進口不僅是滿足老百姓對食用油的需求,更是為養殖業發展提供穩定的飼料蛋白供給,最終滿足百姓餐桌上不斷增長的肉類需求,因此,“有意義”地增加進口符合兩國各自的利益。
據中國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市場研究中心主任韓一軍介紹,作為中國第一大農產品進口來源地,美國是中國重要的農產品貿易夥伴。2017年,中國從美國進口農產品241.16億美元,在中國179個進口來源地中,美國居首。進口自美國的農產品金額占中國農產品進口總額的19%。美國30%以上的大豆銷往中國,而中國進口的玉米、小麥也主要來自美國。
“增加進口,尤其是進口差異化產品以補充國內生產不足,是人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的需求。在當前供給不充分不平衡的條件下,適當增加進口是在全球範圍內優化資源配置、調劑余缺的明智選擇。”李永表示。
中國已是全球最大農產品進口國
“今年我們公司的水果進口量增加很大。”雲南西雙版納州紅星公司報關經理何照師說。紅星是一家從事國際貨運代理服務、貨物進出口代理報檢、報關和國際物流一體化的外貿企業,與泰國、老撾等國開展貿易業務,香蕉、山竹、榴蓮是主要進口品種,大多運往成都、廣州、上海等地。
西南邊陲這家公司的變化,是中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發展的一個縮影。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近年來中國主動擴大進口。2017年,中國農產品貿易額、進口額和出口額呈“三增”態勢,均創歷史新高——
農產品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達2013.9億美元,同比增長9.1%;出口755.3億美元,增長3.5%;進口1258.6億美元,增長12.8%;貿易逆差503.3億美元,增長30.4%。
如今,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農產品進口國,進口額占全球農產品貿易額1/10,糧棉油糖肉奶等大宗農產品全面凈進口。2004年以來農產品貿易持續逆差,目前逆差已達每年400至500億美元的規模。
農業農村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中國目前農產品進口額70%左右來自美國、巴西、東盟、歐盟和澳大利亞,但中國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進口增長較快,下一步將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業貿易合作,完善貿易政策、拓展進口渠道。
形成農業對外開放新格局
“每隔三五天就有幾個裝著進口皮革的集裝箱運進公司。”山東德州興隆皮革制品有限公司生產副總經理張建民說,“有了手感較為柔軟的進口皮革,我們就可以大膽開發女鞋、沙發等產品線,足足擴大了40%的產能。”
這家公司是國內和國際多家制鞋一線品牌的主要供應商,今年剛剛獲得了皮革進口資格,預計今年的進口額約為2000萬美元,這些進口皮革主要是從美國、澳大利亞漂洋過海而來。
“因對外開放增加了農產品供給,緩解了國內農業資源約束,加快了農業現代化步伐,消費者獲得切實利益,這些無疑都會更加堅定中國農業擴大開放的決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說,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開放,也將給世界提供更多參與中國農產品市場競爭的機會。
於露表示,中國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食品農產品市場,正在實施積極的進口促進戰略,推進貿易便利化,為各類農產品進口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與此同時,也要更好地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和科研技術,更好服務於我國農業產業升級。
站在新起點,中國農業以更加開放的胸襟擁抱世界。今年11月,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將在上海舉行。屆時包括食品農產品在內的、來自世界各國最富特色的優質產品將在這一國際舞臺上展示。這是中國主動開放市場的重大政策宣示和行動。
農業農村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中國將推動形成農業對外開放的新格局,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和糧食安全新戰略“適度進口”要求,有增、有穩、有控,分行業、分品種施策,促進農產品進口健康發展。
近期,在內、外環境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中國宏觀政策也進行了相應調整。我們認為,政策基調從根本上看並未發生改變,但在節奏把握和工具搭配方面進行了明顯優化。
具體來看,下半年的“穩字訣”有以下四點內涵:一是處理好方向與步調的關系,“穩金融+嚴監管”延續,具體措施在執行範圍、力度、節奏上會有適時適度的放松;二是處理好總量與結構的關系,政策將更註重搭配和緩沖,從總量與結構上協同發力,保證傳導精準性;三是處理好預期與現實的關系,在政策調整的背景下強調“穩預期”,通過信心管理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但對於市場正常波動的容忍度會上升;四是處理好內部與外部的關系,未雨綢繆積極應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緩釋宏觀風險。
改革方向不變 步調適度放緩
在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背景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積極推動科技創新,加快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是中國內生可持續增長的制度基礎。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推進改革開放,繼續研究推出一批管用見效的重大改革舉措”,“落實擴大開放、大幅放寬市場準入的重大舉措,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向縱深發展”,體現出了著眼於長期發展的戰略定力。
事實上,今年上半年,兼具頂層設計與底線思維的新一輪改革正在布局,以金融領域為先導的對外開放腳步也明顯加快。從中期工作重點來看,服務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的“三大攻堅戰”積極推進,特別是在去年以來寬貨幣和緊信用的貨幣政策基調下,對影子銀行和地方政府債務的約束也同步加強,宏觀杠桿率增速明顯放緩,一方面增加了經濟的韌性,但也帶來了一定的短期陣痛。
為此,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更好結合起來,堅定做好去杠桿工作,把握好力度和節奏,協調好各項政策出臺時機”,意味著政策執行節奏會適度放緩,以緩解內、外宏觀壓力的共振,但提高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防止金融風險發散的出發點不會發生根本變化。
展望下半年,穩增長與控風險、調結構的相對重要性將會動態平衡,金融監管體系改革將擇機推進,以資管新規、理財新規為代表的具體措施在執行範圍、力度、節奏上會有適時適度的放松。
政策搭配務實 總量結構並重
此次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六個“穩”是重中之重,就業、金融、外貿、外資、投資、預期的位序排列,意味著宏觀政策短期內將更註重搭配和緩沖,從總量與結構上協同發力。會議也進一步確認了此前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政策基調,即財政政策將更加積極,貨幣政策會松緊適度。
盡管上半年中國經濟總體表現穩健,但考慮到內、外宏觀拖累因素同時出現,宏觀政策以堅持既有的政策基調和方向為前提進行邊際預調微調,相比於在增速明顯下滑後再調控更為有利。
我們認為,由貨幣、財政、匯率、產業政策等構成的政策組合,將在整體方向上保持一致,避免相互掣肘,但政策選項中會“有所為,有所不為”,堅持結構優化的調整思路,保證政策傳導的精準性。
貨幣政策方面,“貨幣匹配經濟”是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宏觀邏輯(見圖):在“不變”的層面,貨幣政策長期將服務於總體宏觀經濟目標,保持絕對意義上的不松不緊,“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在“變”的層面,適應於實體經濟的運行狀態不斷加強前瞻性的預調微調,適時把握邊際松緊,從合理穩定到合理充裕。
財政政策方面,在取向更加積極的同時註重在調結構上發力,擴大減稅降稅範圍、加快地方專項債券的發行和使用等措施將在下半年落地,預計存量資金會通過加法效應鼓勵優質產能的投資,補上區域、行業供給短板。
產業政策方面,政治局會議首次明確提出“堅決遏制房價上漲”,表明政策的邊際寬松並非大水漫灌,也不會將刺激房地產市場列為穩定增長的政策選項,這保持了與“棚改貨幣化”收緊等前期政策之間的連續性。
穩定預期底線 容忍合理波動
中國是全球人口最多的統一市場,而且擁有完整的工業產業鏈,對全球總需求和總供給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重要性。隨著開放程度的日益加大,中國與全球金融市場之間的關聯度也顯著上升。我們認為,今年下半年的資本市場可能受到來自以下三個方面的沖擊:
一是對於增長預期的調整,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轉變,特別是內需轉弱,中國經濟穩增長面臨新的壓力,這將成為影響市場基本面的主要原因;
二是隨著全球經濟換擋風險帶來資產價格波動率上升,市場預期分歧擴大、變化加快,資本快進快出風險加劇;
三是在宏觀政策調整後的消化期可能出現信號雜音,不同部門、不同政策之間在推動力度和時間上或存摩擦,股、債、匯、房等多個市場前期積累的風險可能產生共振。
有鑒於此,我們認為政治局會議對於“穩預期”的強調,既是對於堅持常態化預期管理的確認,也是在政策調整的同時提前引導可能超調的市場情緒。
今年以來,中國監管機構在守住金融領域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的前提下,對於市場正常波動的容忍度明顯上升。在股票和外匯市場波動幅度放大的情況下,並沒有采取實質性幹預舉措,這也為後續的預期管理預留了政策空間。以人民幣匯率為例,雖然伴隨美元指數的走高,人民幣出現了相應貶值,但在有效匯率已經貼近均衡匯率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擴大也自發打消了單邊套利,類似於2015~2016年期間的恐慌性踩踏並沒有出現。
對內挖潛提質 對外剛柔並濟
在全球複蘇延續的大背景下,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也顯著增強,“以我為主,多措並舉”的應對方式凸顯出政策理性。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7月更新的預測,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增速將穩定於3.9%。其中,發達國家預期增速小幅調降,而新興市場總體保持不變。盡管複蘇的基調並未動搖,但石油價格上漲、美聯儲加速加息、貿易緊張局勢帶來了階段性壓力,且這三大因素短期內難以消解,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下行風險明顯增加。此次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了“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也表明政策的調整將統籌內外均衡,緩釋宏觀風險。
下半年,中美貿易摩擦將是中國經濟不確定性的重要來源。我們認為,一旦貿易摩擦所涉商品規模和範圍繼續擴大,將對中、美經濟帶來更大沖擊。我國將在結構轉型調整期中面臨經濟基本面穩中有變的現實。考慮到貿易摩擦可能是特朗普政策菜單中的一個長期選項,中國主動的政策調整應是未雨綢繆的表現,一方面不寄望於短期內擺脫貿易摩擦的影響,另一方面不畏懼接受“壓力測試”。
當前全球化正處在轉折期和重塑期,未來的全球貿易格局演化將取決於各國宏觀經濟走向的相對變化和政策的動態調整。我們應在練好內功的前提下,有針對性地與其他國家/地區開展平等互惠的經貿磋商,堅持在WTO的框架下積極申訴,貿易摩擦帶來的壓力或漸次緩解。
(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王宇哲系工銀國際資深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