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帳大半已提列 不危及銀行生存 四大「慘」業欠款 絕非全民買單！

美國違約不太可能 但絕非不可能

由於兩黨沒有就預算問題達成一致導致美國政府的關門，市場不禁開始擔憂美國政府無法在10月17日再次提高債務上限，並最終導致美國債務違約。

儘管10月4日擔憂情緒拖累美國股市全線收跌，但一些基金經理和策略師們認為當前的拋售仍然是理性的，只要策略得當，投資者們不僅可以保護自己的資金，甚至可能有所收穫。

在這種情況下的策略之一便是下注市場的波動性將加劇，而不是單一地預測股市和債市的漲跌。美國期貨期權交易所衡量波動性的VIX指數目前處於17附近，雖然已經升值兩個月的高點，但距離其2011年7月因美國債務上限危機而創下的金融危機以來最高水平48仍有較大差距

BTIG首席策略師Dan Greenhaus建議投資者可以通過購買交易所交易票據(ETN)來押注波動性上漲，比如未加槓桿的VXX(iPath S&P 500 VIX)和雙倍槓桿的TVIX(Velocity Shares2x VIX)，或者買入看跌期權來對沖損失。

Dan Greenhaus表示：「現在的情形和2011年7月非常相似，但是波動性卻沒有像2年前那樣很快開始增加。」

策略師們還建議不要嘗試做空波動性，因為一切負面因素最終都會導致波動性增加。一些基金經理表示已經開始配置更多的現金資產，將投資組合中10%-12%的資金用於貨幣市場。

在經歷了2011年的債務上限危機後，隨著標普下調美國AAA信用評級，標普500指數波動性大幅增加，並經歷了10年來首個回報率為零的年份。但是2008年的經歷告訴投資者，即便是現金資產也不是絕對安全的，貨幣基金的單位淨值也可能跌至1美元以下。

投資者正在拋售10月中下旬以及11月初到期的美國國庫券，這些國債的違約風險最高，這導致1個月美國國庫券收益率在週四達到0.13%，遠超過3個月期國庫券的0.02%，長短期收益率出現倒掛，投資者紛紛轉向更長期的國債。

也有市場分析人士指出由於美國債務上限問題持續成為市場焦點，這會最終緩慢削弱美元的地位。而這有可能會使得其它發達經濟體的國債受益，比如日本，德國，瑞士和英國。

法國興業銀行分析師告訴客戶，美債違約是不可能的，但是市場擔憂的情緒迫使投資者需要做對沖的準備，比如持有巴西雷亞爾或者墨西哥比索貨幣。

大空頭Hugh Hendry致投資者信（一）：放棄看空美股 但絕非投降

Hugh Hendry被稱為「主題投資之父」，是對沖基金Eclectica的CEO。近年來，Hendry因看空美股、看空中國經濟而聞名。11月，Hendry宣佈，他放棄看空美股。你可能會說，最大的空頭投降了，這對股市不是一件好事。也許事實是這麼簡單，也許背後有更複雜的原因。

Hendry分析了過去113年道瓊斯的走勢，旨在尋找與最近500個交易日最為相似的走勢。他找到了：1928年、1982年、1998年。歷史告訴我們，2009年以來美股持續數年的牛市，不會安靜地平歇下去，要麼繼續攀升數年，要麼攀升後崩盤。

下圖藍色實線代表1995年12月至1997年12月的道瓊斯走勢，藍色虛線代表1997年12月以後的道瓊斯走勢，紅色實線代表2011年12月起的道瓊斯走勢。圖中可見，過去兩年的道瓊斯走勢與16年前的走勢驚人地相似。讓我們來看看1998年附近，全球經濟都發生了什麼。

那時，我們先是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隨後俄羅斯爆發盧布危機，盧布貶值，俄羅斯國債違約。最後經歷的是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倒閉和千年蟲Y2K問題。在這一系列危機的背景下，我們可以肯定，當時美國的貨幣政策過於寬鬆。結果如何呢？美國股市以拋物線形式增長，做空者損失慘重。這正是Hendry所擔心的：在聯儲慷慨又病態的貨幣政策下，持續做空，始終虧錢。

只靠“拼媽”的經濟增長絕非“新常態”

“新常態”可能很新，但絕非“尋常”。

據彭博，咨詢公司Yardeni Research的Ed Yardeni和荷蘭商業銀行的Mark Cliffe本月發表報告稱，現在全球的經濟形勢與其叫“新常態（new normal）”，不如稱呼它“新非常態（new abnormal）”更貼切。

Cliffe在本月7日的報告中稱：“詞典里對‘normal’一詞的定義是，平常的、健康的、自然地、有序的、普通的、理性的。但我們很難用這些詞來描述當前的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

PIMCO在2009年多次提到“新常態”時，主要用該詞來描述全球經濟低於平均增長水平的狀態：金融危機之後，各國央行競相采取零利率或QE，然而通脹、企業投資和工資收入依然欠佳。

金融市場上，股市不斷沖擊新高，債券收益率屢創新低。雖然如今美國經濟呈走強跡象，但商品價格卻一瀉千里。

在Yardeni看來，在過去20年中，每當資產價格面臨危機，央行總是施以援手，但每次出手都會令經濟更加扭曲。

Yardeni在11月19日的報告中指出：“如果央行通過幹預讓衰退緩和，那麽過度投機就有可能在下一次繁榮中更加肆無忌憚，而且永遠不會被清理幹凈。所以每次金融危機都會比前一次更加嚴重，迫使央行推出更加寬松的政策來阻止金融體系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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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股退市潮襲來 私有化絕非易事

中概股退市潮襲來 私有化絕非易事

一財網 葛唯爾 2015-06-25 14:46:00

對於上市未滿1年就打算退市的中概股，紐約沃倫資本公司（JL Warren Capital LLC）研究主管李君蘅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時候，毫不客氣地稱之“奇葩現象”。李君蘅表示：“一些公司1年之前來上市的，過了1年就想退市。上市的費用和退市的費用，我覺得很浪費。換句話說，這個管理層沒有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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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摩根大通黃國濱：中企出海並購絕非一廂情願 海外賣家“恨嫁”中國市場

“在一筆海外並購交易中，如果潛在的買家里沒有中國客戶，賣方客戶就會覺得有問題。也就是說，中國已經變成了海外並購市場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摩根大通國際投資銀行中國業務主管黃國濱近日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在他看來，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一個大趨勢，最近兩年正在經歷跳躍性增長，而這種趨勢剛剛開始。

2016年中資企業海外並購出現跨越式的增長，前三季度的海外並購交易總額幾乎超過之前兩年的總和。根據國際金融數據商Dealogic統計，今年前三季度中國企業共實施跨境並購項目521個，交易金額674.4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跨境並購中的最大收購國。

中企出海並購將成為趨勢

2016年中企出海並購不僅體現在量上的“井噴”，從投資者的所有制關系、投資標的區域、行業等方面都越來越多元化。

黃國濱告訴本報記者，從投資標的來看，美國、歐洲和亞洲的投資標的基本各占三分之一;從所有制關系來看，國企和民企日趨均衡;從並購領域來看，過去主要集中在資源類等傳統行業，現在TMT、金融機構、消費、地產、工業、醫療等均廣泛涉及。

普華永道的數據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民營企業的30余宗10億美元以上的大規模海外並購中，民企占六成;交易金額和交易數量上也雙雙趕超國有企業。

黃國濱認為，中國企業海外並購將成為長期的趨勢，逐漸進入天時、地利、人和的佳境，但也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因素。

首先，中國人口消費結構發生變化，中國的中產階級數量不斷增加。“他們對生活品質的追求，特別是80後、90後自我意識強化，對生活質量、品牌意識、健康等的要求更高，這也使得中國正在成為全球最大的一個消費市場。”黃國濱表示。

瑞信(Credit Suisse)發布的2015年全球財富報告指出，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中產階級人口，達1.09億。也有一些研究機構認為，數量或許遠不止這些。

其次，中國的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促進了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費水平提高。此外，人口老齡化使得對養老、健康等需求提高。

第三，中國經濟增速下降，企業內生性增長動力放緩，有一些傳統行業出現明顯的產能過剩，要真正實現轉型升級，需要引進海外先進技術;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在政策層面對企業走出去給以支持，比如過去的審批制改為備案制等。

海外賣家看好中國市場

近年來，中資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而造成了一種“偏見”，認為中國企業“財大氣粗”，總是通過“砸錢”的方式在海外並購中獲勝。

但在黃國濱看來，很多中企海外並購成功，並不僅僅是以價取勝。“很多海外賣家看中的是中國的市場，通過引入中國買方，這些海外公司可以獲得進入中國市場的通道。”他說，“中國企業最直接的優勢不僅體現在資金充裕，更重要的是註重改善企業治理結構並且能夠嫁接中國資源。”

他以如意科技集團(下稱“如意集團”)13億歐元並購法國時裝集團SMCP SAS(下稱“SMCP”)的交易為例，這個交易從並購到海外融資都是由摩根大通獨家承做，在黃國濱看來“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特色的項目”。

2016年4月，如意集團從全球私募巨頭KKR & Co.LP(下稱“KKR”)手中收購擁有三大輕奢服飾品牌的法國時裝集團SMCP的控股股權。實際上，在被如意收購之前，SMCP曾一度打算上市。

黃國濱告訴記者，這單交易對如意集團和SMCP是雙贏的。

首先，如意集團作為傳統的紡織企業，該交易使其完成了從傳統制造業到國際化品牌商的轉型，也為其海外布局和擴張做了很好的鋪墊。

而對SMCP而言，中國股東將便利SMCP進入中國市場的渠道，在他們看來，中國正在成為全世界最大也最國際化的消費市場。

另外， “歐美很多公司都采取職業經理人的管理制度，而經理人本身並沒有股權，很多上市公司的股權很分散，甚至很多時候股權集中在財務投資者手里。很多中國企業收購之後，都給了管理層一定的股權作為激勵，提升其股東意識，這也有利於公司的長期發展。”

在黃國濱看來，國外的被收購方對中國的企業接受程度越來越高，他們看到中國企業走出去能夠為他們帶來實質性的好處。“在一筆海外並購交易中，如果潛在的買家里沒有中國客戶，賣方客戶就會覺得有問題。也就是說，中國已經變成了海外並購市場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他說。

國際環境長期樂觀

隨著中企海外並購數量的激增，一些不成功的案例也逐漸湧現。近日有媒體報道稱，中企海外並購在歐美等國家在監管的審核方面受阻。

不過，黃國濱認為，一些不是特別成功的案例，並非完全是因為標的國審查機構的問題。“跟並購發起公司、財務顧問都有關系，當然跟審核有一定的關系，但更多是因為交易本身，但總體而言不會有太大實際的變化。”

據他了解，目前國內、國際流動性充足，有一些投機性的機構也希望抓住這個機會參與到海外並購中。但是大多數賣方更傾向長期、戰略性的產業投資者來作為收購方而不是一個短期的投機者。“除此之外，交易過程中不僅由賣方決定，影響和參與決策的利益相關方者非常多元，甚至包括了當地的監管部門、媒體等，而有些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之所以失敗，有時候是因為關註點過於單一，忽略了一些當地的利益相關方。”

10月31日，國際電投上海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並購巴基斯坦卡拉奇電力公司(簡稱“KE公司”)66.4%股權，這單並購是“一帶一路”提出三年以來，在巴基斯坦最大的一單外資並購。在該交易中，摩根大通擔任上海電力公司的買方財務顧問。

黃國濱告訴記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並購的難處在於，買方和賣方之間的相互了解的難度以及政策的不確定性等等。卡拉奇是當地最大且唯一的“產輸配一體化”的企業，而且該交易還涉及到該公司原有的財務投資者以及價值鏈上的各利益相關方，對該交易的監管方也是涉及國家、不同地區。

“因此在操作該類交易的過程中，需要與各方溝通，而摩根大通作為一家在全球都有豐富覆蓋網絡的金融機構在操作此類交易中存在一定的優勢，當然最關鍵的還是上海電力公司本身對本交易的承諾。”黃國濱對記者表示。

近日，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公布，被認為是本年度和英國脫歐齊名的“黑天鵝”事件。特朗普對於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系以及貿易政策有自己的一系列主張。

就這是否會對未來的中企到美國的並購帶來實質性的影響，黃國濱告訴記者，美國畢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國，其任何政策都會對中國經濟特別是實體經濟產生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具有全球性。其中一些貿易政策還會影響到中國的應對措施，這也會對中國企業經營環境、未來戰略有所影響。但是，他認為，這只會帶來短期的不確定性，長期來看依舊保持樂觀的態度。

前瞻2017中國經濟：絕非V型反彈，L型增長靠改革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中國2016年經濟增速將在6.6%，2017年將放緩至6.2%。今年的一系列刺激政策使得IMF上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測，但由於中國當前增速已經十分接近潛在增速，因此過度刺激將適得其反，各界的共識便是——未來的中國經濟複蘇不是“V”型，可持續的“L”型將取決於供給側改革的動能。

近日，在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2017中國經濟論壇—穩增長、防風險、促改革”研討會上，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IMF前副總裁朱民等人解析了當前的中國經濟態勢，並前瞻了2017年中國的增長動能。

蔡昉：長期“L”型取決改革動能

針對未來的中國經濟，蔡昉得出兩個基本判斷——第一，我們不應該期待一個“V”型的宏觀經濟複蘇;第二，我們追求的可能是一個“L”型的長期經濟增長軌跡。他還發現，有短期的和中長期的兩種“L”型增長軌跡。

經歷了多次“V”型反彈的中國經濟，為什麽不能再次出現“V”型複蘇?“中國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人口紅利下降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這也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蔡昉稱。

簡而言之，當中國的實際增速小於潛在增長率，即生產能力沒有得到充分運用、出現了產出缺口，那麽就可以從需求側著手，動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甚至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等讓它達到潛在增長率。然而，當前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下降，因此這就意味著現實情況不允許也不需要中國實現如歷史上的幾次“V”型反彈。

他分析稱，依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本形式，潛在增長率由技術、勞動力和資本三大要素決定，但這三大因素歸根到底都是人口的問題，人口老齡化導致人口紅利下降，從而使得潛在增長率下降，這種下降可能是中期無法逆轉的。

“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進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時候達到了峰值，從那之後就是負增長，這是絕對的減少。真正決定我們勞動力的指標叫做經濟活動人口，在勞動年齡人口基礎上要拿勞動參與率做一個修正，這一指標也將在2017年達到峰值，從明年之後將是負增長。也就是說，勞動力絕對供給的負增長已經確定。”蔡昉表示。

同時蔡昉也表示，另一個重要指標——單位勞動成本在上升。單位勞動成本等於工資除以勞動生產率。“工資上漲，單位勞動成本一定會提高，但是如果勞動生產率能夠跟著提高，就不會提高單位勞動成本，也就不會迅速喪失比較優勢。而中國勞動力短缺來得非常突然，勞動生產率的增速在過去幾年里已經跟不上勞動成本的提高了。”

更值得註意的是，與其他主要發達制造業國家相比，中國的相對成本越來越高，這就意味著這些國家或多或少可以把自己的制造業回遷。但更重要的是，那些還在享受人口紅利的國家可能會替代中國，成為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出口國。

（中國相對其他國家的成本越來越高）

此外，就另一個變量——資本而言，根據清華大學一位教授的計算結果，中國投資回報率已經開始較大幅度下降。蔡昉稱：“因為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的，企業便不斷地用資本替代勞動力，機器人替代活人，但如果人的素質沒有相應提高，替代過快就帶來資本回報率低，這是經濟增長理論中一個永恒的鐵率。因而現實中，中國的投資回報率就是在不斷下降的。”

同時，蔡昉分析稱，“中國農村16歲到19歲人口的數量在2014年達到了峰值，2015年以及今後就呈現出負增長。農民工的轉移速度一定就會放慢，這一速度在2014年降至1.3%，去年只有0.4%，今年或許更低，或許到0，今後完全有可能變成負的。”

他認為，變成負數並非因為農民工不想進城了，而是因為缺乏新增量。

因此，根據蔡昉測算，過去和未來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2010年前約為10%，從“十二五”開始下降到了只有7.6%的平均水平，而實際實現了7.8%。當前“十三五”時期，潛在增長率的平均水平是6.2%。這就是因為人口紅利的消失影響到生產函數的所有變量，從而導致潛在增長率的大幅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從增長到負增長，表現為突變，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也是瞬間性的。”

潛在增長率下降以後，我們就應該改變認識。“中國潛在增長率從現在開始的5年只有6.2%，可見幾乎沒有潛在增長率的缺口，因此不需要回到‘V’型的複蘇。”蔡昉表示。

那麽現在我們指望什麽呢?“我們提出了‘L’型增長，第一個是近中期的，”蔡昉認為，短短幾年的“L”型是可以期待的，就是有下限不要突破，上限也無須突破。具體而言，潛在增長率決定下限，突破則會出現周期性失業現象;加上改革紅利後形成上限，超過該水平的增長速度可能是刺激的結果。“2015年的時候就靠近了上限的水平。”

如何才能實現長期的“L”型軌跡?蔡昉強調，這就取決於改革的動能。

未來，越是改革推進得更好一些，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就稍微慢一些，“甚至在最好的情況下，特別是我們這一代出生的孩子長成勞動力的時候，人口結構會改善。因此會形成一個大寫的“L”型。而唯一的來源就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他稱。

蔡昉指出，可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三去一降一補”、教育與培訓改革、生育政策調整來有效提高潛在增長率。他的研究測算顯示，如果中國經濟未來真是按照這種情形走的話，2022年人均GDP可以達到12600美元，是目前世界銀行劃分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最後蔡昉強調，無論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L”型軌跡都得靠改革，不能靠刺激。改革的紅利是真金白銀，而只有改革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特朗普加劇中國不確定性

除了中國本身的結構性改革，分析外部沖擊就目前而言顯得格外重要，尤其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給全球以及中國造成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後。

朱民表示，2008年金融危機把全球經濟從原有軌道平行地移到了一個低的均衡水平。危機之後全球投資急劇回落，貿易增長速度罕見地低於經濟增速，全球資本流動速度放慢。同時，全球通貨膨脹水平和實際利率水平持續下滑。他通過一系列數據指出，未來的潛在增長水平也在下降。

（危機後全球GDP增長持續下滑(%））

他稱，眼下，特朗普改變了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預期(他支持減稅、擴基建等措施提升了通脹預期，市場認為美聯儲為此會加速加息)，但具體美聯儲會如何行動，是不確定的。

“如果利率曲線很快地往上走的話，全球的資產都會重新配置。這是一個巨大的風險。”朱民表示。

朱民認為，特朗普的部分經濟政策是確定的。“在競選中，他講到了無數關於經濟增長的承諾，其中有三條是他上臺後一定會實施的：減稅、貿易保護主義和增加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

值得註意的是，特朗普說要減稅，又要擴大財政支出，但錢從哪里來?“所以在特朗普時期，美國的財政赤字可能會加強，預計美國的經常賬戶也會惡化3.5到4個百分點，可見美國又將回到危機以前的財政經濟‘雙赤字’模式。屆時美元可能會走低，這和中國息息相關。”朱民稱。

“當美國需要財政赤字擴大時，其就會面臨國會設定的債務上限，如果突破了這個額度，就必須去國會批審更多額度。2011年時，因為美國債務到了上限，但國會不批，引起了全球對美國經濟巨大的信心危機，所以2011年、2012年美國經濟下滑。”朱民表示，特朗普當政時必定又會面臨這一情況。至於追加債務上限能否得以批準，關鍵時刻就是2017年3月15日，這又是一次政治的較量，也是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

“由此美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在上升。美國經濟走強影響全世界，但是它能持續嗎?沒人知道，”朱民表示，如果美國經濟上升或下降一個百分點，沙特會受到0.5個百分點的沖擊，中國會受到0.35個百分點的沖擊，這個沖擊是巨大的。

朱民還稱，對中國經濟和企業來說，因為美國在需求端，中國在供給端，當需求端起來的時候，供給端才剛剛跟上，有一個擴大效應，因為“特朗普現象”很可能無法持續，所以美國很可能會經歷一個美元強、增長強，美元跌、增長跌的時期。如果中國的供給端仍然在繼續往前走的話，就會處於非常低位的運行。

特朗普“新政”100天|總統行政令絕非萬能

在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的12天來，最忙的是他手中的簽字筆。在這期間，特朗普已經用這支收藏家估價200美元左右的高仕(AT Cross)寶珠筆簽署了12項總統行政令和備忘錄。

關於這些進展，有幾個重要問題需要明確，首先，總統行政令和總統備忘錄有什麽區別而需要分開簽署?比如，“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築墻”被認為是一項總統行政令，而“基石管道和北達科他州管道項目”則被認為是一項備忘錄。更重要的是，美國總統的行政令的權力邊界在哪?

模糊的憲法賦權

根據美國國會研究處的記錄，美國憲法並沒有明確賦予總統簽署行政令和備忘錄的權力，這也是總統行政令和備忘錄的定義一直比較模糊的原因。而正是因為憲法並沒有明確說明總統擁有權力的範疇，簽署行政令和備忘錄也就按照慣例被認為是總統正式任職後應該擁有的權力。

廣義上講，美國總統行政令是一份由總統所簽署的、宣布政府政策的文件，也就是總統給聯邦政府機構和部門指示如何在某項特定領域運作的指令。

“總統行政令是行政機構采取的特定行動或者欲對現有形勢做出的改變。”波特蘭州立大學政治系教授庫珀(Philip Cooper)表示。

程序上，一旦總統簽署了某一項行政令，這份行政令會被遞交給聯邦註冊局獲得編號，之後這項行政令將被公布，而備忘錄則不需要對外公布。

“簽署總統備忘錄不需要走任何法律程序。”庫珀稱：“總統甚至不需要將這個備忘錄公開。”

根據國會研究處的記錄，美國總統都在任期內簽署過相當數量的行政令：奧巴馬總共簽署過277項，小布什簽署過291項，克林頓簽署過364項，里根簽署過381項，簽署過最多行政令的是羅斯福，多達3721項。

什麽樣的行政令總統不能簽

庫珀認為，如果總統有權簽署行政令或備忘錄，那麽該行政令或備忘錄也就具有了法律效力。然而，這不代表總統可以為所欲為：“如果有一項明確的立法表明‘你不可以這樣做’，那總統就不能拿起筆跳過這項立法而簽署行政令。”也就是說，總統不能在明顯觸犯現有法律的情況下簽署一項行政令。

進一步講，這意味著總統行政令不能推翻國會已經通過的立法。但是，現任總統可以動用行政令推翻上一任總統的決定，即特朗普可以簽署一項行政令推翻前總統奧巴馬此前簽署的任何一項行政令。

總統行政令不能違憲

美國憲法規定，美國國會有權推翻、修改或者越過總統簽發的行政令，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總統也有權行使否決權，之後國會將再次進行表決。同時，國會有權通過立法來推翻總統的行政令，但總統同樣可以使用否決權拒絕將此法案簽署為法律。

總統和國會之外，法院(地方以及最高法院)在他們認為行政令非法或違憲的情況下，則有權違抗總統行政令。再者，根據美國憲法第二修訂案，總統行政令不能簽署有關國家稅收收入相關的新法律，只有國會有相關權力。

比如，特朗普在上周所簽署的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修築邊境墻的行政令，並不代表簽署之後此事就會立馬進入實質階段。國會首先需要就修墻的數十億美元預算進行立法投票，光這個階段就要耗費數月。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此前奧巴馬簽署的關閉關塔那摩軍事監獄的行政令，由於這項行政令在國會受到反對，因此關塔那摩監獄最終沒有關成。

平行進口車搭乘四川自貿區“快車” 絕非只是價格便宜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官遠星

中國第三批自貿試驗區掛牌已近50天，這場宏大的自貿試驗也有條不紊地在成都的各個領域不斷推進。

昨日（5月18日），又一項自貿試驗開始在成都探索：四川首個自貿區平行進口車交易展示中心在四川自貿區成都青白江鐵路港片區投入試運營。自此，成都平行進口汽車試點在自貿試驗的框架內找到其進一步擴大其試點內容的一席之地。

值得註意的是，就在兩天前（5月16日），四川汽車平行進口試點協調推進小組成立。在其小組責任分工中，類似“公布進口車型的有關維修企業信息”、“3C認證證書”等目前行業的焦點均清晰可見。在此背後，四川誌在突破行業瓶頸，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發展路徑。

做大增量，更要做優存量。作為平行進口車試點的載體，成都的試驗任務也將由此出發：不僅是增強聚集優勢，擴大成都對平行進口車的“磁極效應”；更是攻堅問題領域，探索解決方案，讓試點機遇落地，真正成為助推成都發展的“驅動力”。

“價格因素不可忽略”

平行進口車在自貿區加速聚

去年10月，位於成都青白江的成都國際鐵路港獲批平行進口車試點；今年4月，在青白江落地的自貿區試驗內容中很重要的一環便是平行進口車；5月16日，四川成立汽車平行進口試點協調推進小組……自去年7月蓉歐快鐵為平行進口車打開直通成都的大門以來，發展機遇也在此不斷升級。

此次試運營的自貿區平行進口車交易展示中心，正是成都對平行進口車與自貿區進行結合的一次嘗試。

據悉，這一由成都自貿通供應鏈服務有限公司打造的展示中心，以平行車銷售與售後服務為主要營業內容，以近10000平方米的展示面積，以及“前店後庫”建設模式，實現上百輛實現平行進口車在自貿區內部的展示銷售。

在自貿區落地之初，有關平行進口車的價格優勢就曾掀起討論熱潮。據相關報道，因平行進口車繞過了總經銷商、大區經銷商、4S店等銷售環節，省去數個中間環節，且因平行進口車經銷商定價不受廠商限制，相比中規車定價更加自由，優惠空間更大，其價格可比市場上同類產品便宜10—20%。

擁有這樣的優勢，為何平行進口車還要選擇搭乘自貿區的“快班車”？“價格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現場相關負責人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自貿區內銷售的平行進口車，將在其本身的價格優勢基礎上再享額外降價，也將由此吸引更多消費者。

基於此，就在展示中心試運營當天，5家平行進口車企業簽約入駐。與此同時，當天也達成首單交易：一輛凱迪拉克凱雷德加長版以低於市場價21萬的價格在現場成交。

更多平行進口車銷售平臺也在探索參與自貿試驗的可能。此前，在受邀參加自貿區鐵路港片區相關活動時，成都蓉貿攬馳平行車進口汽車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肖林就曾提出設立汽車城的計劃。而據相關負責人介紹，更多諸如此類汽車城的落戶也包含在鐵路港對平行進口車整體規劃當中。

平行進口車展示中心

“售後服務做得並不好”

瞄準行業痛點 自貿區內探索“一站式”服務

值得註意的是，自貿區並非政策窪地，而是創新高地。在自貿區內，平行進口車所擁有的絕非僅僅是優惠政策，更多的自貿試驗的任務也需其積極參與，不斷探索。

事實上，平行進口車自合法化之初就流淌著自貿區的血液。而自2015年2月上海自貿區平行進口汽車試點正式開閘之日起，平行進口車在中國也僅走過2個年頭。2年期間，有關平行進口車的討論層出不窮，許多空白領域急需進一步探索。

此前，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白明就曾切中肯綮地指出，平行進口汽車雖然在審批程序、價格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但對嚴重依賴售後服務的汽車消費而言，平行進口汽車在售後服務方面做得並不好”，因此，平行進口車的發展並為能達到預期效果。

瞄準此行業痛點，成都平行進口車開始發力在售後層面的試驗探索。自貿區平行進口車交易展示中心就提出，將致力於打造進口汽車品牌銷售及售後服務的全程“一站式”服務。

此外，更多的探索也接踵而至。根據展示中心現場負責人介紹，其將展開的探索包括為商家提供金融保險、倉儲物流、報關報檢等服務的自貿通“一站式跨境貿易綜合服務平臺”，與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金融機構深度合作，為商家提供各類供應鏈金融服務；與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三包”協議，為商家提供整車險、質保、商業險等多險種服務等。

事實上，作為向西開放前沿，開出蓉歐快鐵的成都已以領先全國之姿率先開啟一項自貿探索：自貿區落地後不久，成都就開出全國首個基於鐵路運輸的平行車進口貿易信用證。

而據自貿區青白江鐵路港片區相關負責人介紹，隨著四川汽車平行進口試點協調推進小組的成立，下一步，四川自貿區青白江鐵路港片區還將與其展開務實合作，進行企業試點的進一步認證，並探索適合成都平行進口車發展的市場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