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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六間房為什麽值26億？

六間房為什麽能值26億？它究竟有何過人之處？《創業家》曾於2013年獨家采訪到六間房創始人劉巖，他向我們詳細講述了六間房的商業邏輯。在劉巖的表述中，視頻直播室里的內容變成了關系，關系變成了金錢，金主成了六間房的納稅人。在六間房，內容不再為王，要通過關系來“變現”。

2008年的金融危機，誰也別想融資了。我們相對受到的影響更大，優酷、土豆剛剛經歷完一個融資周期，正好儲備了現金。這種情況下，我們也不用每天出去談融資了，也不開董事會了，關上門，正好幹活兒。我把人分成兩個team，一個繼續做傳統業務，養活大家，另外一個很小，大概五六個人，找另外的水源。我一直想做直播，但一直跟優酷、土豆打，騰不出手來。我們曾經給奔馳的新車發布會做過網絡直播，因為網上受眾多，奔馳覺得特值得，給了我們幾十萬元。當時相比之下這是小業務，我們沒有精力細做，這個時候可以了。

按投資圈兒的講法，發布會直播做的是企業市場，很難做大。轉戰消費品市場，我們做過北京的路況直播，甚至還有貓的絕育手術，鮮血淋漓的，但很多人看，有了點社區的樣子。2009年10月，我們正式開始嘗試演藝直播，就是今天秀場的雛形。這些項目里，演藝增長得非常快，而且用戶之間有互動，我們就想到在直播的基礎上構造社區。有了用戶，你就離錢不遠了。

一開始做秀場直播，不知道能掙錢。但是我仔細想過，為什麽以前做的傳統在線視頻掙不了錢。一般人都認為成本過高，但我認為是收入低。你的廣告如果能賣到電視臺一半的價格，肯定掙錢了，但事實是連十分之一都賣不到。為什麽收入低？因為視頻網站不是內容的第一宿主。比如轉播奧運會，可口可樂不可能把80%的廣告預算給優酷，它要放在央視，因為那才是內容的第一宿主。第二個，沒有並發效應。春晚是個很好的例子，20億人在那4個小時里同時看，和1個月30天里一共有20億人看，廣告價值差距巨大。我發現直播能解決這兩個問題。

我們的演藝秀場2009年10月上線，當時已經設計了簡單的虛擬禮物，最貴的是100塊錢1架的飛機，能不能賣出去，沒把握。直到有一天，在辦公室突然聽到同事們大叫，所有人都撲到一臺電腦跟前：一架飛機飛了出來。飛機做好之後從來沒見人買過，讓用戶自願地從兜里掏出錢來，那個感覺太好了。觀眾也都覺得特牛，100塊，大禮物啊。送的人也覺得爽，接著送。當時沒有做動畫，也沒什麽美工，就是特醜的一張飛機圖片，蓋在屏幕上了。過了兩個月我們搞歌唱比賽，觀眾投票，禮物數量占一定權重。那個時候歌手群體已經開始分化成“家族”了，就有人有組織地出錢支持歌手了，這引來了更強烈的競爭。那次比賽，當禮物通道最後1秒鐘即將關閉的時候，一下子飛出700架飛機。

這是2009年，我們當時就瘋了！我們那會兒那麽慘，掙一分錢是那麽難，突然1秒鐘一張破圖片賣出7萬元，大夥兒振奮極了。那種感覺現在回想起來特別甜蜜，因為我們知道可以靠這個發工資了。同時，它讓我們看到了一扇門，里面有很多的礦等著我們去采。前兩天，我們的“放聲Show唱”比賽出了一個20萬（元）的（禮物），我已經不看了。

禮物後面是關系，比人們想象的更複雜，不僅僅是粉絲和明星的關系，還有社區里人與人競爭的關系。關系越複雜的社區，里面的可預期價值就越多。我跟高曉松聊這個，高曉松說是你們的創造嗎？我說不是，這是老祖宗的一個東西。梅蘭芳當年唱京劇，就相當於今天的王菲唱《傳奇》，梅蘭芳的主要收入也不是靠門票，而是臺下老板們的打賞。高曉松說我再給你找一個，1000多年前唐朝的李白，那時候是第一大明星。誰會為唐詩花錢？內容套不了現。但是李白通過寫詩出名了，然後他到各大飯館吃飯不要錢。為什麽？粉絲經濟，關系套現。

六間房視頻直播室頁面

我並不是說我們在5年前就分析了梅蘭芳、李白，然後才做了這個。我們不具備這樣的智慧，是一步步走到今天，先有了結果，我們才回來看到了這個。開始我們想擺脫在線視頻的困境，覺得通過直播可以做到。做了直播以後，發現用戶同時在線了，社區也就自然存在了。社區里面各類的內容都有，但是慢慢都被娛樂淹沒了，你發現唱歌跳舞就是有人看，唱歌唱得好就是有人聽。然後人就越來越多，加上虛擬禮物的設計，里面的玩法和功能就越來越豐滿，慢慢地就長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我覺得為內容付費的時代在中國階段性地過去了，內容直接套現已經不再是普遍現象。關系套現是打破這個僵局的已知但還未完全驗證的一個方式。不好說內容是不是真的不能直接賣錢了，也許有一天它還會回來，但在當下，我們不能逆潮流而動，得審時度勢構造我們的商業模式。

我接觸到的身邊做音樂的那些人，每天還是抱著版權不放，生意都不好。美國也一樣，大的唱片公司不景氣，錄音棚全面倒閉。我認為他們沒有與時俱進，在以內容為中心構建整個商業邏輯的時候，延伸出很多錯誤理念。比如，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你要服務好你的客戶。客戶是什麽？是付給你錢的人。現在的藝人經紀公司、唱片公司還是把藝人當成自己的客戶，每天就是圍繞著這些藝人，把他們照顧得好好的，所有的粉絲，所有真正付錢的人，卻被拒之千里。他們期望用人為制造的神秘感來塑造明星，這離服務的本質越來越遠。更可怕的是像王菲這樣的案例，在五棵松演唱完了，連個謝謝都不說。王菲是可以的，但是濫用這個，就導致藝人認為就是應該這樣，我就是牛，實際上他們把客戶關系弄反了，結果就導致他們不掙錢，全行業不掙錢。而我們的歌手很簡單，不要以為他們不是歌星，周筆暢來北京開演唱會4000人坐不滿，六間房的歌手隨便一個二三線城市的小姑娘，一晚上兩萬人在那兒進進出出很正常。我們的歌手都知道你花錢你就是上帝，你是我的衣食父母，我理應說聲謝謝，你送花給我，我還會說把你名字報出來，當著這麽多人的面感謝你給我捧場，我每天的快樂就是因為看到你的花兒。人家這個話說出來，你就更有動力送第二朵第三朵。這是什麽？這是服務，也是我們說的粉絲經濟。在演出經紀中，不是說用戶不願意花錢，但花錢的方式已經在悄悄發生變化了，這些或許可以證明內容套現的時代真的過去了。

我以前做投資的時候，我們在北京十八里店投資了一個保稅倉庫，是一個美國特大的物流公司特許我們在中國經營。倉庫特別漂亮，地板、貨架都是世界一流的，九十年代的中國沒有那麽漂亮的倉庫。每年美國國慶，大中華區的美國政府官員都是在那個倉庫里舉辦國慶慶典，可見它漂亮到什麽程度。

這個倉庫太好了，所以我們那個公司做所有的東西都是圍繞那個倉庫做，讓這個倉庫里面的貨物停留時間越長越好，因為這貨物一拿出去，可能一段時間里它占的面積就沒有人再付租金，倉庫收入就降低了。他們所有的精力用於說服客戶能擱一年就不要擱三個月，最好一年這個倉庫都是滿的。幾年下來，那個公司賠得一塌糊塗。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我的老板開董事會的時候一語驚人，說你們把倉庫炸了，公司就活了。為什麽？你是做物流的，把貨物擱在這兒，你一年才掙多少錢？你應該讓這貨物今天擱A地，明天擱B地，讓它不停地倒，這個倉庫賠錢你其他的物流服務才能掙錢。就因為有這麽一個漂亮倉庫，你們就老想著

它，把這倉庫炸了，就真成一個物流公司了。所有人恍然大悟，但是又不敢炸。

這件事對我們有很多的啟發，我後來做很多事都會想，我現在手里最值錢的東西是不是我那個“倉庫”？你媳婦特別漂亮，又特賢慧又特什麽

的，但是我告訴你她可能是你事業最大的障礙，因為你天天想回家，天天想跟她泡在一起。你把她休了，沒準兒你的事業就好了。當然這種事兒咱們也不能幹。互聯網時代，就是顛覆主流，老是守著那點兒東西，死的就是你。內容是有價值的，但是一切都以內容為核心展開業務，在互聯網時代是非常危險的，越漂亮的東西你越要警惕。

做秀場的過程中，史玉柱早年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對我啟發非常大。他說做遊戲要關註非付費用戶。那時候人們對遊戲還不熟悉，他的話別人聽不懂，我也聽不懂。今天做六間房，我就特別理解史玉柱。他是什麽意思呢？史玉柱說用戶付費不是為了在遊戲里面打怪，不是為了殺這個怪才去買刀，更本質的需求是，那些不付費的用戶成為了付費用戶的觀眾，你3000塊錢買把刀耍起來有人看了。我們今天的秀場也一樣，當一個歌手有更多粉絲的時候，付費粉絲的付費意願就會更加強烈。沒有非付費的上帝就不會有付費的上帝。

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啟發。你當著10萬粉絲的面給我送花，跟當著10個人的面感覺完全不同，咱倆之間開始形成某種關系，我就有了明星範兒，我會說謝謝你，然後你再送更多的花兒回來，關系就越來越加深了，然後其他的人也會加入進來。我們給大家制定這樣一個機制，他們在使用的時候找到了各自的感覺，彼此會再互相強化，最後就形成了一種大的消費氛圍。

當然這要考驗你的產品能力，要構建一種社區關系，這是基本功。你要在這里面構建不同的階層，每一個階層的人都有他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而且都有上升到更高階層的可能性。我們花了很多精力做這套活兒。服務好非付費用戶，不是說弄幾個客服就行了，完全不是這樣。

我再也不做沒有用戶關系的產品了，太可怕了。今天愛奇藝買一新電視劇，原來優酷的用戶就跟著跑過去了，這恐怕是今天優酷土豆模式最大的問題。再比如微博和微信。

微博還是一個傳統媒體，以內容為中心的媒體，微信不一樣，是建立在

關系的基礎上，是以人為中心展開的產品。所以微信必然分流微博或者最終把微博搞掉。我天天在秀場出沒。看到有用戶說六間房是史玉柱做的，我的心里會嘿嘿一笑。

回顧一下，進入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社交視頻行業有兩條發展軌跡，一條從原來的聊天室而來，包括YY、9158，一條從六間房這樣原來做在線視頻的網站而來。

2009年以前有大量的聊天室，最大的是騰訊、新浪。騰訊聊天室一度是騰訊的半壁江山。聊天是個天大的題材，但是到了2009年，由於種種原因，所有的聊天室都被關閉了。有一些小的聊天室存活下來，比如當時的新浪UC和更小的9158。

聊天室關掉了，但是需求還在，而且到今天需求也是巨大的。這樣2009年之後就擠出另外兩個產品來，一個就是今天的QQ群。不要以為QQ產生的時候就是QQ群，錯了，QQ群是在聊天室關閉之後才長起來的，以前沒人用，不是主流產品。再往後又有了微信，也是延續了當年的那套東西。另一個就是活下來的新浪UC，9158，包括YY。它們在這個過程中適應技術的發展，開始做一點兒多媒體化，加語音，加視頻，但本質上還是做少數用戶之間的溝通和聊天。在六間房秀場上線之前，傳統的聊天室都主打10人房的模式，最大的房間也就100人，過了這個數就要分房聊天。

但六間房是做媒體出身的，我們天然地就會追求個別人表演、無限人數觀看的模式。當我們把明星和觀眾的比例從1比10拉大到1比1萬的時候，整個行業發生了裂變，大家突然發現觀眾會往臺上扔花。這跟10個人時候的動機就不一樣了，人們要在眾目睽睽之下，比誰對明星的投入更多。這就必須要有個觀眾的規模，達到這個規模了，我們就叫它“秀場”了。開始的時候，我甚至都不想做房間，我們就是一個大的舞臺，千萬人進來。虛擬禮物不是我們發明的，之前在聊天室里就有，但“秀場”模式是六間房締造的，今天它已經成為了一個很大的行業。

2009年的時候，有一些歌手從YY過來六間房。原來的YY社區是非功利的，不賺錢，他們到我這兒來可以賺錢。之後他們中有些人又回到了YY，向YY提出為什麽不能像六間房這麽做。當時YY並沒想做秀場，也不太重視，但他們還是給這些用戶開了個後門，用這個後門嵌入六間房的視頻。這需要用戶到六間房發起一個直播，然後把地址返回YY，YY破解這個地址後，就可以在YY的客戶端發布出六間房的視頻來。出了視頻，一些歌手就留住了，但還是沒有粉絲關系和榮譽系統。後來我就給它斷了，再之後YY就找過來談合作。我不覺得有什麽合作的邏輯，鐵定是競爭，咱倆擺明了就是對手。再之後他們就花了兩年時間，照著我們的產品一模一樣做了一套。我當時認為YY面臨很大的風險，因為它的社區本來是非功利的，用戶做了很多時間和行為的貢獻之後獲得了高的等級，突然發現別人花10塊錢就能買到這個等級，整個社區的價值觀就崩潰了。但是YY轉成這套體系以後，用戶的流失率沒有我預計的那麽大，說明YY的產品和運營能力確實很強，值得尊重。

這個行業的發展歷史就是這樣。再往下走，大家可能還會繼續分道揚鑣，不好說。六間房怎麽做關系？

娛樂和低俗永遠很難分開，但是女主播穿個吊帶你就說她低俗，這不好說，我們要看她的言行。我們很嚴格地控制，有100多人在做實時的審核。我們有一套嚴格的規範，比如她的手不能放在她的胸上。我覺得到現在為止沒什麽出格的，出格的話我也不可能坐這兒跟你談了。六間房是一個娛樂的網站，汶川地震的時候，別人把LOGO變黑就行，我們幹脆就徹底把服務停掉一天。

我們不會沾惹色情。賬是這麽算的，色情掙不來錢，用色情的方式賺到我們今天的這個收入規模太難了。而且你違規後，有那麽多政府部門在監管，我這個網站就不存在了，也別談啥理想了。在真正的利益面前，為了一個視頻，為了她露一下，太不值得了。

但今天的很多互聯網服務確實都涉嫌“微妙”。不用懷疑，QQ和微信導致了今天很多家庭的解體，這是個事實，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它不是個

好東西，那不是產品設計的初衷，中國的很多互聯網產品都是在經營“微妙”的，這和美國的互聯網真的不同，背後可能是文化的差異。騰訊的張小龍說，佛家講貪嗔癡，做互聯網，就照著貪嗔癡做，把人們的這些需求滿足到極致就有人用。這個也不一定就是壞，人們在一個遊戲里，在一個秀場里，把自己的另外一面釋放得特別充分，他回到現實生活時會更加平和自然。

也因此，我們的互聯網創業，跟矽谷非常不一樣。在美國，人們的關系、需求簡單，創業者就會從技術從功能出發去塑造一個產品、一個公司、一個行業。中國不一樣，人們經常不是為了物品消費，經常是為了類似於關系這樣的東西消費。比如吃飯，在美國吃飯就是吃飯，中國一頓飯里的含義要豐富得多，跟不同對象吃飯的意味有很大不同。Youtube最初是為了視頻分享，傳到中國，就變成了比誰的觀眾更多，微博就變成了比粉絲量、轉發量。美國的創業和中國就是不一樣，但是應該看到，現在中國的創業跟幾年前也是不一樣的。10年前美國出一個eBay，雅虎，Google，中國就出一個淘寶，新浪，百度，這兩年，360，捕魚達人，包括我們，全都沒有西方模式在先，我認為這是中國本土互聯網成熟的標誌。

社區產品有三類，分別對應著三種不同的身份。第一類是微信。你微信的朋友多數都是真實的，即使不用真實的名字，別人也都認識你，這就

是典型的第一身份社交。

第三類比如新浪微博，其實是假實名，上面的人都認為自己是公眾人物，是領袖，給別人講理想，講怎麽做人，這時候其實他不是他自己，他自己都未必相信他說的這套東西。我兩年不寫微博了，因為我老給別人講創業、講理論，其實想想你生意做得有這麽好嗎？成天累得跟狗一樣開發新產品，你還沒到那個層面。這時候微博上的名字既不是實名也不是匿名，一個核心的詞是“裝”，也就是我說的第三身份。

六間房秀場今天做的是第二身份的社交。你的社會身份是帶不到秀場來的，你得在這兒重新建立一個身份，在一個社區里面建立自己的威望、

建立自己的等級，一點點爬上去。玩兒了半年一年成了老大，但沒人知道他現實生活中是個什麽人。遊戲也是這樣，但是相對來講，遊戲里人跟人之間的溝通是不夠深入的。

當初討論六間房是做匿名還是實名，我們毫不猶豫選擇匿名。匿名才是真實名，人們在匿名狀態下才是最真實的狀態，才會說真話。我們在用戶說明里會這樣寫：我們不鼓勵你用真實的姓名，但是我們會堅持你用真實的性別、身高、體重、興趣、愛好和談吐思想。這個時候你說什麽是真的什麽是假的？這就不是匿名的問題，而成為了他的第二個身份，人生的另外一個角色。我認為每個人到30歲之後應該給自己起第二個名字，因為你前30年是誰、叫什麽，都是父母安排的，30歲後跟以前已經不一樣了，大部分東西是你自己塑造的。你父母給你起的名字是“剛強”，你可能性格很溫柔，那麽這個名字就不一定適合你。人們有權利給自己重新起一個名字，但不一定都會去這麽做，那麽，在我們構造的社區產品里，你可以換一個名字做人，做你自己。我認為在與第二身份有關的產品後面，有巨大的市場需求，這不是因為它的假，反而因為它包藏著的真。

社區的構建要有一個等級體系。我們現在有幾十個等級，每一個對應著不同的權限，它往上可以走，往下也可以走。要讓每一個等級的人有榮譽感，跟上面比不足，跟下面比就很驕傲，他在這個社區里不起眼兒，但是到另外一個歌手的房間就可能是老大。要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他既有榮譽，又有危險。在他上面的人可以欺負他，他也可以欺負下面的人，跟真實社會是一模一樣的。你上面的人可以禁言你，或者把你踢出去。我在1萬人面前送花是榮譽，你把我禁言、把我踢出去，那是侮辱。我們的用戶到了很大的級別我們還會給他另外一個功能，就是他隨時可以把下面的一個小用戶拎出來擱到屏幕上，讓你半小時呆在那兒。那真的就是一個很大的恥辱，你可以反擊，反擊的渠道就是往上爬。

用戶建立身份的過程就是我們賺錢的過程。但是也不能太功利了，對社區的貢獻方式有多種，上升不一定全靠錢。比如年輕人騷亂，你去勸阻，你就會慢慢積攢你的影響力，你以後還會對歌手有影響力，可以告誡他們不能在秀場抽煙、裸露。人們在這里，有的感覺是現實中不可能得到的：很多高等級的用戶進房間，是一輛勞斯萊斯開進來的，這時所有人都會山呼萬歲，說老大來了。這樣他每天都會來，即使只是露一面兒，晚上睡覺也踏實，這背後是存在感。

六間房秀場是一個複雜的、可以自生長、自適應的關系體系。我們還沒有做到極致，但是我覺得起碼這里面給我產生錢了，起碼用戶每天在這兒玩兒了，他們在享受自己的身份帶來的尊榮，或者忍受身份低微帶來的恥辱，享受彼此之間的關系帶

來的快樂與苦惱，並且在苦惱的時候還不離開。我覺得這就是六間房的本質。

設立社區的等級讓我們絞盡腦汁。開始是1富2富，後來是伯爵公爵，國王最大，累計需要10萬元，後來發現半年就達到了，就加了皇帝，30萬元，很快也有了不少。然後大帝、神、眾神之神也有好幾個了。現在他們又在構思“創世神”。我建議“創世神”完了改“平民”，因為“老百姓最偉大”。同事們都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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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總主筆何瑫：特稿寫作的手藝正在面臨失傳的危機

胡欣 2016-12-07 15:12

本文系博望誌（微信ID:szszbf）對i黑馬投稿，作者胡欣，編輯小肥人，圖片何瑫提供。

何瑫簡介：《智族GQ》總主筆，非虛構報道知名寫手。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在校期間曾任北京大學新聞網記者團團長，曾就職於《中國青年報》、《21世紀經濟報道》，以及《人物》雜誌。任職《智族GQ》期間創作了《帝吧風雲》《喊麥之王》《裸奔者範美忠》《風口上的孫宇晨》等較有影響力的作品。

何瑫提議的咖啡館隱匿在北京朝陽區一座住宅區里。就在半年前，我在此地附近先後結識了一位中央電視臺新聞部門的制片人、一位小有名氣的自由撰稿寫手和一位自媒體公眾號的運營主管，並從他們口中得知，這里常年是各路媒體人的聚集地。

何瑫的住處就在此地，離公司不遠。

如果是一個陌生的過路人兜轉於此，定會與一些有著迥異打扮的人士擦肩而過：金黃色的男士貝雷帽，厚底沙灘人字拖，斑馬紋瑜伽七分褲和波西米亞薄紗披肩，哪怕是在入秋後的微涼時節，也不妥協他們挑戰自然氣候的性感與時髦。

但我們的交談，卻是謹慎、嚴肅的。

衛詩婕第一次與何瑫見面的時候也曾有類似的感覺。她在看了那篇寫丁俊暉的人物特稿《控制》後，決定給何瑫發去一封郵件。不久，她從幾十名申請者中被選中，順利拿到了在《智族GQ》雜誌實習的名額。面試中，她與何瑫在一家咖啡館聊天，這位特稿寫手不茍言笑，談話內容永遠圍繞著工作，像極了一位嚴肅的教務處主任。

但在好友魯韻子眼里，這種印象自然存在偏差，何瑫有其隨性、好玩的一面。比如，《喊麥之王》發表前，為了體驗喊麥，兩人曾在KTV包廂里點了MC天佑的所有成名曲目；再比如，他也會偶爾袒露自己內心世界的敏感體味，傾訴感情上的苦惱。

一位記者曾說「文藝男青年即使醜如XX（某知名特稿作者），都會有女生半夜去敲他的門」；魯韻子將何瑫定義為文藝男青的典型反面：沒有神秘化寫作過程，也並未嘗試構建才子做派。

讓何瑫陷入沈默的問題，是他在知乎Live開設特稿寫作課程後，來自外界的些許質疑聲。一段時間以來，除了在《智族GQ》雜誌的特稿版面里出現，他的名字也時常出現於各路新媒體報道中。旁觀者在談論他的作品時，也在談論其年齡與資歷。

我對面的何瑫遁入思索。他凝神的時候，盯著桌上的某一樣物件（此刻是一杯剛剛喝光的橙汁），眉頭半展，很認真；右手則習慣性地翻動著放在一邊的手機，有節奏地敲打著桌面。

「他們並不了解我。」 片刻後，他說。

何瑫近期在WeMedia活動上參與現場對話

熱情

幾個月前，何瑫在與《中國三明治》的訪談中提及「寫作者的焦慮」：他自認是一個焦慮感較低的從業者，這與其對特稿寫作所保持的熱情有關。

在剛剛過去的記者節當天，葉鐵橋在《刺猬公社》的微信平臺推送了一篇長文，記錄了曾經的《中國青年報》（以下簡稱為《中青報》），和那批一線新聞人的過往種種。何瑫在自己的朋友圈轉發了這篇文章，並將當年沒能成為中青報的正式記者定義為「職業生涯里一個無從彌補的遺憾」。

與中青報正式簽約後，何瑫雖然邁入了報社大門，卻沒能如願加入記者編制，而是被分配到了發行部。那時，如今的新世相創始人張偉作為寫作者開始在《冰點周刊》聲名鵲起，何瑫至今記得此人在某篇評論文章中寫下的一句「偉大的批評者都是偉大的愛國者」，此語背後的見地與視野，令他印象深刻。

但與這些記者們照面時，何瑫從未主動上前招呼或寒暄。他曾幾度申請記者崗，均無果而終。來到理想中的新聞聖地卻不能寫稿，痛苦顯然比駐足門外時更加焦灼。

爭取無望，何瑫選擇離開中青報，同時又做出了另外一個後來令自己蹉跎的決定：他成為了《21世紀經濟報道》的一位財經記者。

做此選擇的初衷，是出於對金融世界的好奇，而在之後的工作中，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勉強讀懂同行的稿件。複雜的金融模型與術語讓他興趣索然，所有采訪幾乎都是通過電話溝通，內容則更多圍繞著某些專業觀點展開，缺乏對人物本身的關註。何瑫很快意識到，這不是他喜歡的方式。

2007年，北京大學新聞網記者團提出「以自我管理為中心」的新理念；次年3月，何瑫出任第八屆記者團團長，也是新聞網歷史上第一任民主選舉出的記者團團長。從那時起，他的寫作欲望與觀察力初露鋒芒。

在記者團指導員潘聰平眼中，他是一個善於觀察和思考的記者，在每年由北大主辦的國際學術會議期間，他編采了大量素材，為了寫稿常常熬到三四點；在學術講座中積極挖掘選題，產出了一大批質量不錯的新聞稿。

鮮為人知的是，寫作之於何瑫，也像是另一種救贖。

從甘肅到北京，他如同眾多由小城出走的青年一般，經歷了價值與理想的斷裂。進入大學的第一年，他感到自己的眼界與周遭世界脫節；唯一讓其引以為傲的學習成績，在高手雲集的北大竟也成為了劣勢：睡下鋪的四川同學，高考成績比他高出40分；他對專業不感興趣，成績也處於中下遊，人生第一次體會到自卑的疼痛；社交圈里，他只是謹慎地與老鄉來往，因為，與外面的世界無話可談。

一次同鄉聯誼會上，他向一位學長傾訴苦悶，為了助其紓解壓力，對方將他介紹到北大新聞網試試。成為校園記者後，何瑫像是忽然找到了信念，並在次年毅然轉入中文系，為之後的種種可能開啟了大門。

與同事曾鳴參加知乎《職人介紹所》節目錄制

規律

與大多數為人推崇的「天才型寫手」不同，從何瑫的經歷中，似乎很難摸索出其少年時期對人生的思索與規劃。相反，穩定的成長環境塑造了一個不太具有反叛精神的優秀學生：何父是一位中文系教授，在其成長過程中未施加太多束縛；他早於同齡人擁抱書本和閱讀，三歲便能讀報，求學時從不認為念書是件難事；學生何瑫喜歡聽流行音樂，一心希望考上北大，業余時間貢獻給了足球經理與實況足球兩款遊戲。

他同絕大多數高中生一樣，生活在一套標準的作息框架里：按時起床，按時上課，按時回家，按時看新聞，按時與父親聊天，按時上床休息。但同校的學生常在晚自習結束後留校繼續苦讀，何瑫卻從不超時學習。校方曾一度占用休息日開補習班，何父在家長會上提出異議，卻遭眾人圍攻，你家孩子倒是成績好，我們的孩子還要學呢！

規範的作息規律，在何瑫成為一名特稿記者後仍被沿用，這在寫作者的行當里並不算常見。

與他合作的知名寫手中，原《智族GQ》報道總監蔡崇達就是一位典型的「夜戰」記者。2010年世界杯前夕，二人相識於一篇關於中國足球的報道，作為外援記者的何瑫親眼見識了對方熬夜寫稿、天亮回家休息的工作方式。其間他與《中國青年報》簽約，進入其發行部門，合作中，何瑫白天去報社上班，晚上來到蔡崇達的辦公室協助編稿。

第二個對立面來自於他在《人物》雜誌的經歷。當時正值雜誌初創期：除李海鵬、林天宏、張悅、張捷四名主編外，記者團隊里有如今效力於36氪的張卓，和寫出了《永不抵達的列車》的趙涵漠。從這個編輯部走出來的名字，在後來幾年間，幾乎占領了中國特稿界的半個高地。雜誌社同事多數習慣夜間工作，作為短報道編輯的何瑫也放棄了正常作息，白日休息，半夜趕工。

加入《智族GQ》後，何瑫有意識地將生活規律調整為熟悉的方式。一至三個月寫一篇長報道，看似時間更加靈活，實則向職業自律性提出了更高的挑戰：因為不用坐班，在家里隨便玩一玩，很容易半個月就過去了。

何瑫的應對策略，就是再度將自己置入框架：早晨八點起床，九點開始工作，固定的時間里定量完成2000-3000字的寫作，每天完成50頁書本閱讀，準時睡覺絕不熬夜，以及定期健身——這樣的日程安排在過去的三年間從未改變。可他卻執意不願將之解讀為「自律」，這是他自學生時代以來，通過長期的重複而形成的自然習慣，如同吃飯一樣，是本能。

與何瑫的第二次見面，是在其家中。他看起來更加生活化：一件白色的短袖汗衫，一條黑色睡褲。由於長期健身，他維持著勻稱的體態。

何瑫坦言自己是易胖體質，體重的疊增往往伴隨著紊亂的作息。第一次不愉快的增重體驗是在高考查分之後：他的實際成績與預估分值出現31分的落差，誤以為自己失去了去北京大學的機會後，關在家中近二十余天，不間歇地打遊戲；第二次就是在《人物》雜誌工作期間。

為了避免陷入拖稿的焦灼，每次寫稿前，何瑫將更大量的時間投入到對采訪素材的消化整理，以及對文章結構的規劃中。真正的寫作，只是一個在已搭建好的文本框架上擴寫的過程。而這個框架本身往往四五千字，細致到對每一個自然段落的內容安排。

同時，他習慣提前動筆，每天事先規劃好的字數會逼自己寫完。創作對於寫手是一個甘苦自知的過程，而何瑫自認是在拖稿與寫作兩種焦慮感里，選擇了程度較為輕微的後者。

在操作《帝吧風雲》選題過程中，跟訪前國家隊球員李毅

理性

如果硬要為寫作者分類的話，魯韻子認為可以將特稿寫作者劃分為兩個群體：一類是憑借感覺與天賦創作的靈感型；第二類則是講究結構與技巧的「方法論」者，而何瑫信奉的寫作路徑，無疑屬於第二類。

何瑫時刻保持著對文字細節與邏輯結構的自覺，帶著創作圈難得的理科思維色彩。他也在那些響亮的名字間找到了與之相吻合的線索：海明威、馬爾克斯、村上春樹乃至勞倫斯·布洛克，都強調寫作的技巧與方法。

作家劉震雲在不久前接受何瑫采訪時，切入了一個與之類似的概念。劉說，理清事物之間的邏輯聯系，是一位作家的責任；而許多人說不清楚，是因為數學不好。

這樣的理論如果套用在何瑫身上，恰好能夠形成一條貫穿的脈絡：以理科生身份考入北大的何瑫，在入校初期曾就讀於信息科學技術學院；而早在初中時代，成績優異、受師長溺寵的他便敢於在課堂上公然指正數學老師的解題手法。成為記者後，同樣的思考模式意外為之敲開了寫作的另一面。

去年，何瑫創作了描寫鹿晗粉絲群體生態的《粉絲帝國》。在一次活動上，PingWest創始人駱軼航從「信息增量」的角度對此稿做出了積極評價：它向讀者提供了大量不為人們所知的事件內幕。而何瑫本人卻並不滿意，在他的評判體系里，該稿在人物形象描寫上用力分散，導致全文完成度不高。由此，他總結出的經驗為：在表達深遠的主旨時，敘事方式一定要是反宏大的，並落實在細刻的人物形象或事件上。

今年操作《帝吧風雲》選題期間，其描寫對象龐雜的歷史脈絡對文章結構的整合提出了新挑戰。在最初完成的版本中，單線性的敘事方法似在閱讀編年史，何瑫希望通過某一具體的人物、事件、意向或者物品，將全文素材整合到一起。最後，他將原本只存在於第一部分的Facebook表情包大戰一役拆離分解，貫穿至敘述的每一個部分，把故事的講述整調為雙時間線結構。

在對待特稿寫作時，何瑫堅稱自己是一個「反靈感論」者，在他看來，所謂的感覺與天賦在固定的寫作周期面前充滿了不確定性。「就好像一個性工作者，不可能感覺來了再接活兒」。而在他所接觸的年輕寫手中，對感覺的盲從與輕信者卻不在少數，他認為，通過學習寫作與結構技巧，可以保證稿件質量快速邁過「及格線」。

何瑫的理性除了體現在對寫作技巧的鉆研，更反映了他的創作追求。

早年在《新京報》做實習突發記者時，他曾被臨時指派去肖家河河道給一只黑天鵝拍照。那時正值過年期間，同校的學生大多返鄉，留下他一人在北京。他沿河道一路尋覓，雪已結冰，只得一步步緩慢挪動。天色漸暗，他才終於找到那只天鵝，在河道兩岸來回周旋數個回合後，才拍到滿意的照片。

後來他到《南方都市報》時局版實習，恰逢做兩會選題。為了寫成一篇稿件，他翻閱了過去1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偶然發現相較於河道上的黑天鵝追逐戰，他更擅長運用分析思考能力研究報告用詞，推測政策隱喻。何瑫坦言自己不是一個具備「草莽精神」的記者，突發事件和快速的采編節奏並不是他喜歡做的事；他更願意像是一位研究者，偏好調用智識挖掘具有社會意義的內容。

特稿寫作恰如其分地滿足了這一追求。《帝吧風雲》發表之後，獲得了2016騰訊傳媒獎年度解釋性報道。評語中，不僅肯定了其寫作方式，更強調了報道本身所提供的學術價值。

傳遞

在完成《大張偉：人生遠看是喜劇，近看是悲劇》後，魯韻子在何瑫的催促下，才將這篇人物稿轉發至朋友圈。她對此文滿意度不高，轉發時只寫了一句簡短的評價：很遺憾，很多東西沒有寫到。

在何瑫眼中，這卻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轉發方式，除了無謂的謙虛外，並沒有達到任何實際意義。何囑咐對方：你應該講一講寫這個稿子有什麽心路歷程，有什麽收獲和遺憾，並在最後點明歡迎大家指正。和大多數寫手比起來，他顯然是一個不吝思考與梳理的記者。

在中國的特稿界正發生著一個有趣的現象：隨著新媒體的興起，長報道的傳播率大大提升，稿件背後曾一度被忽視的名字，也進入了公眾視野。何瑫，無疑是近年間最常被讀者提及的寫手之一。無論是個人采訪，還是其稿件的傳閱，都為這位年輕的特稿記者增添了行業辨識度。

伴著知名度的提升，質疑也隨之而來。今年九月，何瑫在知乎上舉辦了第一場Live課程：《如何寫出一個好故事》，收費29元，參與人數高達1114。而後他又於同一平臺，相繼開展了兩場關於特稿寫作的收費指導課。在知乎上的講師簡介中，追隨者們還可以看到他除了非虛構寫作者之外的更多頭銜，在VICE中國、中國三明治、刺猬公社兼職導師。一位媒體公關從業人員曾私下表示，這是作者借著既有名氣套現；而另一些人將之解讀為一種不踏實，他們認為，從資歷看，何瑫似乎還不具備成為「導師」的資格，他應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本職工作中。

何瑫本人對此有另一番理解。

對於長期關註特稿寫作的人而言，《南方周末》曾占據著毋庸置疑的核心地位。在這個開辟了中國特稿領域先河的編輯部里，誕生了太多如今已成傳奇的明星記者。在何瑫看來，當年《南方周末》的強勢，除卻記者們自身的才華與實力外，更重要的是在那樣一個人才輩出的特定時代里，這支隊伍占領了特稿界高地，在全國範圍內收割優質寫手。

反觀當下，他認為特稿寫作的手藝正在面臨失傳的危機。何瑫坦言，如他這般年輕的作者，若是放在美國，恐怕還只夠格給別人充當學徒；可在國內，卻被行業大勢推上了一線陣地。

除了維持穩定的稿件出產頻率與質量外，他希望能夠通過分享與傳授的方式，號召更多年輕人關註特稿，甚至參與其中。何瑫說，不但他自己會繼續做下去，也希望更多經驗豐富的特稿人能夠站出來，加入到授業的行列中去。

對於以創作為生的人來說，在公眾面前保持神秘感似乎是一種生存之道。何瑫在面對質疑時，卻堅信馬東說過的一句話：被誤解是表達者的宿命。

他的選擇是，繼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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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總主筆何瑫：特稿寫作的手藝正在面臨失傳的危機

胡欣 2016-12-07 15:12

本文系博望誌（微信ID:szszbf）對i黑馬投稿，作者胡欣，編輯小肥人，圖片何瑫提供。

何瑫簡介：《智族GQ》總主筆，非虛構報道知名寫手。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在校期間曾任北京大學新聞網記者團團長，曾就職於《中國青年報》、《21世紀經濟報道》，以及《人物》雜誌。任職《智族GQ》期間創作了《帝吧風雲》《喊麥之王》《裸奔者範美忠》《風口上的孫宇晨》等較有影響力的作品。

何瑫提議的咖啡館隱匿在北京朝陽區一座住宅區里。就在半年前，我在此地附近先後結識了一位中央電視臺新聞部門的制片人、一位小有名氣的自由撰稿寫手和一位自媒體公眾號的運營主管，並從他們口中得知，這里常年是各路媒體人的聚集地。

何瑫的住處就在此地，離公司不遠。

如果是一個陌生的過路人兜轉於此，定會與一些有著迥異打扮的人士擦肩而過：金黃色的男士貝雷帽，厚底沙灘人字拖，斑馬紋瑜伽七分褲和波西米亞薄紗披肩，哪怕是在入秋後的微涼時節，也不妥協他們挑戰自然氣候的性感與時髦。

但我們的交談，卻是謹慎、嚴肅的。

衛詩婕第一次與何瑫見面的時候也曾有類似的感覺。她在看了那篇寫丁俊暉的人物特稿《控制》後，決定給何瑫發去一封郵件。不久，她從幾十名申請者中被選中，順利拿到了在《智族GQ》雜誌實習的名額。面試中，她與何瑫在一家咖啡館聊天，這位特稿寫手不茍言笑，談話內容永遠圍繞著工作，像極了一位嚴肅的教務處主任。

但在好友魯韻子眼里，這種印象自然存在偏差，何瑫有其隨性、好玩的一面。比如，《喊麥之王》發表前，為了體驗喊麥，兩人曾在KTV包廂里點了MC天佑的所有成名曲目；再比如，他也會偶爾袒露自己內心世界的敏感體味，傾訴感情上的苦惱。

一位記者曾說「文藝男青年即使醜如XX（某知名特稿作者），都會有女生半夜去敲他的門」；魯韻子將何瑫定義為文藝男青的典型反面：沒有神秘化寫作過程，也並未嘗試構建才子做派。

讓何瑫陷入沈默的問題，是他在知乎Live開設特稿寫作課程後，來自外界的些許質疑聲。一段時間以來，除了在《智族GQ》雜誌的特稿版面里出現，他的名字也時常出現於各路新媒體報道中。旁觀者在談論他的作品時，也在談論其年齡與資歷。

我對面的何瑫遁入思索。他凝神的時候，盯著桌上的某一樣物件（此刻是一杯剛剛喝光的橙汁），眉頭半展，很認真；右手則習慣性地翻動著放在一邊的手機，有節奏地敲打著桌面。

「他們並不了解我。」 片刻後，他說。

何瑫近期在WeMedia活動上參與現場對話

熱情

幾個月前，何瑫在與《中國三明治》的訪談中提及「寫作者的焦慮」：他自認是一個焦慮感較低的從業者，這與其對特稿寫作所保持的熱情有關。

在剛剛過去的記者節當天，葉鐵橋在《刺猬公社》的微信平臺推送了一篇長文，記錄了曾經的《中國青年報》（以下簡稱為《中青報》），和那批一線新聞人的過往種種。何瑫在自己的朋友圈轉發了這篇文章，並將當年沒能成為中青報的正式記者定義為「職業生涯里一個無從彌補的遺憾」。

與中青報正式簽約後，何瑫雖然邁入了報社大門，卻沒能如願加入記者編制，而是被分配到了發行部。那時，如今的新世相創始人張偉作為寫作者開始在《冰點周刊》聲名鵲起，何瑫至今記得此人在某篇評論文章中寫下的一句「偉大的批評者都是偉大的愛國者」，此語背後的見地與視野，令他印象深刻。

但與這些記者們照面時，何瑫從未主動上前招呼或寒暄。他曾幾度申請記者崗，均無果而終。來到理想中的新聞聖地卻不能寫稿，痛苦顯然比駐足門外時更加焦灼。

爭取無望，何瑫選擇離開中青報，同時又做出了另外一個後來令自己蹉跎的決定：他成為了《21世紀經濟報道》的一位財經記者。

做此選擇的初衷，是出於對金融世界的好奇，而在之後的工作中，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勉強讀懂同行的稿件。複雜的金融模型與術語讓他興趣索然，所有采訪幾乎都是通過電話溝通，內容則更多圍繞著某些專業觀點展開，缺乏對人物本身的關註。何瑫很快意識到，這不是他喜歡的方式。

2007年，北京大學新聞網記者團提出「以自我管理為中心」的新理念；次年3月，何瑫出任第八屆記者團團長，也是新聞網歷史上第一任民主選舉出的記者團團長。從那時起，他的寫作欲望與觀察力初露鋒芒。

在記者團指導員潘聰平眼中，他是一個善於觀察和思考的記者，在每年由北大主辦的國際學術會議期間，他編采了大量素材，為了寫稿常常熬到三四點；在學術講座中積極挖掘選題，產出了一大批質量不錯的新聞稿。

鮮為人知的是，寫作之於何瑫，也像是另一種救贖。

從甘肅到北京，他如同眾多由小城出走的青年一般，經歷了價值與理想的斷裂。進入大學的第一年，他感到自己的眼界與周遭世界脫節；唯一讓其引以為傲的學習成績，在高手雲集的北大竟也成為了劣勢：睡下鋪的四川同學，高考成績比他高出40分；他對專業不感興趣，成績也處於中下遊，人生第一次體會到自卑的疼痛；社交圈里，他只是謹慎地與老鄉來往，因為，與外面的世界無話可談。

一次同鄉聯誼會上，他向一位學長傾訴苦悶，為了助其紓解壓力，對方將他介紹到北大新聞網試試。成為校園記者後，何瑫像是忽然找到了信念，並在次年毅然轉入中文系，為之後的種種可能開啟了大門。

與同事曾鳴參加知乎《職人介紹所》節目錄制

規律

與大多數為人推崇的「天才型寫手」不同，從何瑫的經歷中，似乎很難摸索出其少年時期對人生的思索與規劃。相反，穩定的成長環境塑造了一個不太具有反叛精神的優秀學生：何父是一位中文系教授，在其成長過程中未施加太多束縛；他早於同齡人擁抱書本和閱讀，三歲便能讀報，求學時從不認為念書是件難事；學生何瑫喜歡聽流行音樂，一心希望考上北大，業余時間貢獻給了足球經理與實況足球兩款遊戲。

他同絕大多數高中生一樣，生活在一套標準的作息框架里：按時起床，按時上課，按時回家，按時看新聞，按時與父親聊天，按時上床休息。但同校的學生常在晚自習結束後留校繼續苦讀，何瑫卻從不超時學習。校方曾一度占用休息日開補習班，何父在家長會上提出異議，卻遭眾人圍攻，你家孩子倒是成績好，我們的孩子還要學呢！

規範的作息規律，在何瑫成為一名特稿記者後仍被沿用，這在寫作者的行當里並不算常見。

與他合作的知名寫手中，原《智族GQ》報道總監蔡崇達就是一位典型的「夜戰」記者。2010年世界杯前夕，二人相識於一篇關於中國足球的報道，作為外援記者的何瑫親眼見識了對方熬夜寫稿、天亮回家休息的工作方式。其間他與《中國青年報》簽約，進入其發行部門，合作中，何瑫白天去報社上班，晚上來到蔡崇達的辦公室協助編稿。

第二個對立面來自於他在《人物》雜誌的經歷。當時正值雜誌初創期：除李海鵬、林天宏、張悅、張捷四名主編外，記者團隊里有如今效力於36氪的張卓，和寫出了《永不抵達的列車》的趙涵漠。從這個編輯部走出來的名字，在後來幾年間，幾乎占領了中國特稿界的半個高地。雜誌社同事多數習慣夜間工作，作為短報道編輯的何瑫也放棄了正常作息，白日休息，半夜趕工。

加入《智族GQ》後，何瑫有意識地將生活規律調整為熟悉的方式。一至三個月寫一篇長報道，看似時間更加靈活，實則向職業自律性提出了更高的挑戰：因為不用坐班，在家里隨便玩一玩，很容易半個月就過去了。

何瑫的應對策略，就是再度將自己置入框架：早晨八點起床，九點開始工作，固定的時間里定量完成2000-3000字的寫作，每天完成50頁書本閱讀，準時睡覺絕不熬夜，以及定期健身——這樣的日程安排在過去的三年間從未改變。可他卻執意不願將之解讀為「自律」，這是他自學生時代以來，通過長期的重複而形成的自然習慣，如同吃飯一樣，是本能。

與何瑫的第二次見面，是在其家中。他看起來更加生活化：一件白色的短袖汗衫，一條黑色睡褲。由於長期健身，他維持著勻稱的體態。

何瑫坦言自己是易胖體質，體重的疊增往往伴隨著紊亂的作息。第一次不愉快的增重體驗是在高考查分之後：他的實際成績與預估分值出現31分的落差，誤以為自己失去了去北京大學的機會後，關在家中近二十余天，不間歇地打遊戲；第二次就是在《人物》雜誌工作期間。

為了避免陷入拖稿的焦灼，每次寫稿前，何瑫將更大量的時間投入到對采訪素材的消化整理，以及對文章結構的規劃中。真正的寫作，只是一個在已搭建好的文本框架上擴寫的過程。而這個框架本身往往四五千字，細致到對每一個自然段落的內容安排。

同時，他習慣提前動筆，每天事先規劃好的字數會逼自己寫完。創作對於寫手是一個甘苦自知的過程，而何瑫自認是在拖稿與寫作兩種焦慮感里，選擇了程度較為輕微的後者。

在操作《帝吧風雲》選題過程中，跟訪前國家隊球員李毅

理性

如果硬要為寫作者分類的話，魯韻子認為可以將特稿寫作者劃分為兩個群體：一類是憑借感覺與天賦創作的靈感型；第二類則是講究結構與技巧的「方法論」者，而何瑫信奉的寫作路徑，無疑屬於第二類。

何瑫時刻保持著對文字細節與邏輯結構的自覺，帶著創作圈難得的理科思維色彩。他也在那些響亮的名字間找到了與之相吻合的線索：海明威、馬爾克斯、村上春樹乃至勞倫斯·布洛克，都強調寫作的技巧與方法。

作家劉震雲在不久前接受何瑫采訪時，切入了一個與之類似的概念。劉說，理清事物之間的邏輯聯系，是一位作家的責任；而許多人說不清楚，是因為數學不好。

這樣的理論如果套用在何瑫身上，恰好能夠形成一條貫穿的脈絡：以理科生身份考入北大的何瑫，在入校初期曾就讀於信息科學技術學院；而早在初中時代，成績優異、受師長溺寵的他便敢於在課堂上公然指正數學老師的解題手法。成為記者後，同樣的思考模式意外為之敲開了寫作的另一面。

去年，何瑫創作了描寫鹿晗粉絲群體生態的《粉絲帝國》。在一次活動上，PingWest創始人駱軼航從「信息增量」的角度對此稿做出了積極評價：它向讀者提供了大量不為人們所知的事件內幕。而何瑫本人卻並不滿意，在他的評判體系里，該稿在人物形象描寫上用力分散，導致全文完成度不高。由此，他總結出的經驗為：在表達深遠的主旨時，敘事方式一定要是反宏大的，並落實在細刻的人物形象或事件上。

今年操作《帝吧風雲》選題期間，其描寫對象龐雜的歷史脈絡對文章結構的整合提出了新挑戰。在最初完成的版本中，單線性的敘事方法似在閱讀編年史，何瑫希望通過某一具體的人物、事件、意向或者物品，將全文素材整合到一起。最後，他將原本只存在於第一部分的Facebook表情包大戰一役拆離分解，貫穿至敘述的每一個部分，把故事的講述整調為雙時間線結構。

在對待特稿寫作時，何瑫堅稱自己是一個「反靈感論」者，在他看來，所謂的感覺與天賦在固定的寫作周期面前充滿了不確定性。「就好像一個性工作者，不可能感覺來了再接活兒」。而在他所接觸的年輕寫手中，對感覺的盲從與輕信者卻不在少數，他認為，通過學習寫作與結構技巧，可以保證稿件質量快速邁過「及格線」。

何瑫的理性除了體現在對寫作技巧的鉆研，更反映了他的創作追求。

早年在《新京報》做實習突發記者時，他曾被臨時指派去肖家河河道給一只黑天鵝拍照。那時正值過年期間，同校的學生大多返鄉，留下他一人在北京。他沿河道一路尋覓，雪已結冰，只得一步步緩慢挪動。天色漸暗，他才終於找到那只天鵝，在河道兩岸來回周旋數個回合後，才拍到滿意的照片。

後來他到《南方都市報》時局版實習，恰逢做兩會選題。為了寫成一篇稿件，他翻閱了過去1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偶然發現相較於河道上的黑天鵝追逐戰，他更擅長運用分析思考能力研究報告用詞，推測政策隱喻。何瑫坦言自己不是一個具備「草莽精神」的記者，突發事件和快速的采編節奏並不是他喜歡做的事；他更願意像是一位研究者，偏好調用智識挖掘具有社會意義的內容。

特稿寫作恰如其分地滿足了這一追求。《帝吧風雲》發表之後，獲得了2016騰訊傳媒獎年度解釋性報道。評語中，不僅肯定了其寫作方式，更強調了報道本身所提供的學術價值。

傳遞

在完成《大張偉：人生遠看是喜劇，近看是悲劇》後，魯韻子在何瑫的催促下，才將這篇人物稿轉發至朋友圈。她對此文滿意度不高，轉發時只寫了一句簡短的評價：很遺憾，很多東西沒有寫到。

在何瑫眼中，這卻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轉發方式，除了無謂的謙虛外，並沒有達到任何實際意義。何囑咐對方：你應該講一講寫這個稿子有什麽心路歷程，有什麽收獲和遺憾，並在最後點明歡迎大家指正。和大多數寫手比起來，他顯然是一個不吝思考與梳理的記者。

在中國的特稿界正發生著一個有趣的現象：隨著新媒體的興起，長報道的傳播率大大提升，稿件背後曾一度被忽視的名字，也進入了公眾視野。何瑫，無疑是近年間最常被讀者提及的寫手之一。無論是個人采訪，還是其稿件的傳閱，都為這位年輕的特稿記者增添了行業辨識度。

伴著知名度的提升，質疑也隨之而來。今年九月，何瑫在知乎上舉辦了第一場Live課程：《如何寫出一個好故事》，收費29元，參與人數高達1114。而後他又於同一平臺，相繼開展了兩場關於特稿寫作的收費指導課。在知乎上的講師簡介中，追隨者們還可以看到他除了非虛構寫作者之外的更多頭銜，在VICE中國、中國三明治、刺猬公社兼職導師。一位媒體公關從業人員曾私下表示，這是作者借著既有名氣套現；而另一些人將之解讀為一種不踏實，他們認為，從資歷看，何瑫似乎還不具備成為「導師」的資格，他應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本職工作中。

何瑫本人對此有另一番理解。

對於長期關註特稿寫作的人而言，《南方周末》曾占據著毋庸置疑的核心地位。在這個開辟了中國特稿領域先河的編輯部里，誕生了太多如今已成傳奇的明星記者。在何瑫看來，當年《南方周末》的強勢，除卻記者們自身的才華與實力外，更重要的是在那樣一個人才輩出的特定時代里，這支隊伍占領了特稿界高地，在全國範圍內收割優質寫手。

反觀當下，他認為特稿寫作的手藝正在面臨失傳的危機。何瑫坦言，如他這般年輕的作者，若是放在美國，恐怕還只夠格給別人充當學徒；可在國內，卻被行業大勢推上了一線陣地。

除了維持穩定的稿件出產頻率與質量外，他希望能夠通過分享與傳授的方式，號召更多年輕人關註特稿，甚至參與其中。何瑫說，不但他自己會繼續做下去，也希望更多經驗豐富的特稿人能夠站出來，加入到授業的行列中去。

對於以創作為生的人來說，在公眾面前保持神秘感似乎是一種生存之道。何瑫在面對質疑時，卻堅信馬東說過的一句話：被誤解是表達者的宿命。

他的選擇是，繼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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