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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稅風波後,織裡鎮每台縫紉機一年需繳納的「機頭稅」從626元恢復到343元,已經多繳的返還。然而當地人依然想弄明白,不是法定稅種的「機頭稅」,到底該不該交?
「返稅」
2012年3月4日,在「織裡抗稅風波」5個月後,這座自古因「織造業」得名的小鎮早已恢復平靜,鎮周圍的村莊密密地籠罩著縫紉機的低鳴。
但徐傳飛的生意卻「比往年差了很多」。這天,他正在位於浙江省湖州市織裡鎮秧宅村170號的作坊裡修剪電線,做開工前的準備。
在去年10月底的那場由當地童裝加工作坊主反對「機頭稅」(每台縫紉機一年需繳納的稅)毫無徵兆上漲了近一倍的「織裡抗稅風波」中,28歲的安徽安慶人徐傳飛和他老婆正是整起事件的暴風眼。
經過抗爭後,「機頭稅」從626元又恢復到以前的水平:343元。
村幹部則又來徐傳飛家收稅了。只是,上門收稅的村幹部「像變了個人」。他們笑容滿面地對徐說,「交完稅還是好公民。」
政府還提出,給徐2個月的稅收減免作為優惠條件。
其他的童裝廠小老闆則享受到了「返稅」待遇。2011年12月底,之前已完稅的秧宅村村民胡桂云收到了按照每台343元返還的「機頭稅」,並另外返還兩個月稅收減免。
在抗稅風波過後的一個月時間裡,胡桂云被召集去村委會開了四五次會,會議內容主要是「瞭解過去跟童裝廠老闆的關係狀況和現在的生活」。
「來給我們開會的是公安局局長,」胡桂云說,「我們想見見稅務局的人,但一直沒有見到。」
「機頭稅」到底該不該交?
胡桂云有問題要問稅務局的人,胡在抗稅風波前已經按要求繳納了將近翻番的「機頭稅」。
胡給來收稅的村幹部說了幾句好話,村裡給他的稅款打了折,從7台減到6台。
交了現金,村幹部在筆記本胡桂云的名字後面打了個勾兒,表示這戶已納稅。胡桂云找了村裡四五次,終於拿到了完稅單,「如果不去要就什麼憑證都不會給你」。
「機頭稅」並非現有稅種,不過是針對每台縫紉機收取的定額稅。
2007年開始實施的《個體工商戶稅收定期定額徵收管理辦法》規定,從事貨物生產的月銷售額在15000元以下時,無法達到規定的「設置賬簿標準」,才需徵收定額稅。
胡桂云家一台縫紉機月均銷售額為3000元左右。於是,胡桂云上繳的3756塊錢直接被拆成三張稅單,先確定稅額,再根據稅率倒推出「銷售收入」。
作為加工廠,大頭是上繳市裡國稅局的「其他行業增值稅」,上繳稅款2340塊錢,稅率3%,計稅金額78000塊錢。另外兩張是以國稅為稅基計算, 上繳到區裡地稅局的附加稅費,名目包括個人所得稅、城建稅、教育附加費、地方教育附加費、印花稅、水利建設專項基金,總共1416塊錢。
現在,抗稅似乎取得了「勝利」。但面對這三張稅單,胡桂云卻仍有滿腹疑問:既然加工廠都沒有工商登記,為什麼需要繳納增值稅?「機頭稅」的制定標準是什麼?自己的孩子都在老家唸書,為什麼還需要給當地政府繳納「地方教育附加費」?
胡桂云從稅務人員那裡獲得的回答往往簡單而一致,「這是規定」。
南方週末記者從浙江省財稅熱線獲得的答覆是,定額稅隔年翻倍「沒有道理」。自2011年11月1日起,個體戶增值稅起征點上調至每月2萬元,意味著加工廠一年若加工收入少於24萬,則無需上稅。
而徐傳飛的疑問一直未獲解答:這種由村幹部上門代收的徵稅方式到底是否合法?又有多少漏洞?
2011年10月下旬,面對村委會幹部上門討稅並出具了一張「數字搞錯了」的「繳稅通知單」時,徐傳飛不想糊裡糊塗,於是跑到市國稅局辦稅服務大廳諮詢,得到的答覆竟是「這稅不用交」,因為「這個宣傳單(「繳稅通知單」)不是正式稅票,而且交稅也不可能上門收現金」。
抗稅風波後,「織裡」早已平靜,但當地政府依然對「機頭稅」諱莫如深。湖州市國稅局以「需要向省國稅局請示並且不接受省外媒體採訪」為由拒絕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要求。
“養殖螃蟹、開快艇、捕魚,光這三項加起來,我們家現在一年就有30萬元的收入。”湖州太湖旅遊度假區濱湖街道小梅村村民朱玉林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在東太湖承包了150畝水面養殖螃蟹,年銷售額在170萬~180萬元左右。
將綠水青山轉化成實實在在的金山銀山,小梅村的村民們做到了,因為在十多年之前,湖州小梅村每戶人家的年均收入也僅為六七萬元左右。
收入差距從幾萬元到數十萬元的變化,源自2005年8月15日,習近平在湖州安吉考察時,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下稱“兩山”理念)的科學論斷。
如今,湖州不僅是全國首個地級市生態文明先行示範區,在經濟上也幹出了發展新境界。2017年,全市共有23項主要經濟指標增幅居全省前四位;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增幅均快於面上(分別高於規上工業增加值增幅0.8個百分點、1.7個百分點、5.8個百分點),休閑旅遊業成為繼裝備制造業後又一產值突破千億元的產業,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綜合評價連續第四年居全省首位。
13年來,湖州市堅定不移地踐行“兩山”理念,實行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雙贏的思路,並用制度體系的創新與有力執行做保障,逐步走出了一條生態美、產業綠、百姓富的可持續發展路子。
夕陽下的南太湖,標誌性建築月亮酒店。攝影/吳軍
被上岸工程改變的小梅村
南太湖的治理和開發,讓朱玉林們這些昔日的漁民實實在在地從中得利。
在新中國成立前,南太湖沿岸是大片荒灘,小梅村村民靠小木船打魚,漁民們“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小梅村村支書沈伯冬說,那時的漁民苦,住的三面靠水,一面靠天;打魚要上看天、下習水。
上世紀60~70年代,小梅村的人均收入也只有200元左右。“即使到2007年的時候,小梅村每戶人家的平均年收入大概也只有六七萬元。”沈伯冬告訴記者,當時村民單靠打魚,收入單一。
而如今,南太湖旅遊產業的發展為這里的村民提供了更多致富的機會,有些村民當起了觀光輪渡的駕駛員,有些從事藍藻打撈、生態捕撈,有些駕駛著家里的古式帆船作為太湖的背景船。
湖州太湖旅遊度假區濱湖街道小梅村漁民上岸安居工程於2007年5月啟動,2011年11月起,158戶漁民陸陸續續搬進了住宅小區,世世代代生在船上、長在船上的小梅村人終於全部上岸。這標誌著歷時4年、總投入約1.2億元的“漁民陸上安居工程”圓滿完成。
在這期間,先後拆除居家船和輔助船只230條,在小梅港東岸建造了3萬多平方米的漁民新村,總投資達9000多萬元,減少直排太湖的生活汙水60余萬噸,南太湖的水質得到大大的改善。
湖州太湖旅遊度假區黨委書記、主任葛偉介紹說,這些年,他們實施了生態修複工程,讓南太湖的水質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太湖變美變幹凈了。同時,他們積極建設配套基礎設施,向社會招商引資,吸引了月亮酒店、影視城等一批項目,按照可持續、高質量的發展方式去搞開發建設。
小梅村黨支部書記沈伯冬,漁民後代,親眼見證了小梅村從船上到岸上,也目擊了太湖從清澈見底到汙染加重再到恢複生機的全過程。攝影/任玉明
湖州讓老百姓致富的不僅有綠水,還有青山。
安吉縣溪龍鄉黃杜村共有農戶423戶,人口1516人。全村所有農戶均從事白茶種植、生產和銷售,被譽為“中國白茶第一村”。2017年村級集體收入達到120萬元,人均純收入在4.2萬元以上。
“2017年,我們鄉白茶的年產量達到三四百噸。我們這里有白茶青葉交易市場,每年3月20日到4月30日這段時間非常熱鬧,來自全國各地、包括經銷商和采茶工在內的10萬大軍會聚集於此。”安吉縣溪龍鄉鄉長唐寶城對記者談道。
目前,黃杜的白茶企業已榮獲中國馳名商標3家,省級著名商標5家,市級11家,目前全村通過有機茶認證17家,綠色食品23家,白茶企業通過QS認證的29家。
“為了維持白茶的品質,同時也為了保護這里的生態,目前,溪龍鄉的山地種植面積控制在2萬畝,整個安吉縣控制在17萬畝。”唐寶城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幾年他們主要是提升白茶的品質,並且打造品牌。
唐寶城告訴記者,因為這里風景好空氣好,到2010年的時候他們開始往三產(旅遊業)去發展。在2011年拍了影視劇《如意》之後開始進行招商,網紅酒店帳篷客就落地到這里來了。“床均稅收達到5萬元,2017年酒店銷售產值達到2500萬元左右,總稅收將近200多萬元,主要吸引周邊城市的小眾遊和自駕遊。”
湖州市南潯區和孚鎮,采用農業大數據和物聯網模式理念運營的魚塘,上面是光伏板,下面是生態養殖魚塘。攝影/胡軍
規劃好莫幹山這座“金礦”
相比之下,德清縣鄉村旅遊起步晚,但後發勢頭強勁。從2007年南非人高天成創辦首家“洋家樂”裸心鄉開始,至今全縣已有鄉村民宿近600家,其中以“洋家樂”為代表的精品民宿150多家,主要集中在環莫幹山區域。
據統計,2017年全縣鄉村旅遊接待遊客658.3萬人次,同比增長17.9%,實現直接營業收入22.7億元,同比增長36.7%;以洋家樂為代表的150家高端民宿接待遊客49.8萬人次,同比增加34.7%,實現直接營業收入5.8億元,同比增加27.9%。
德清縣旅遊委員會副主任孫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德清民宿生意之所以如此紅火,除了德清自身具備良好的自然資源外,從硬件到軟件他們都在積極打造。
2004年,德清縣發布了全國首部縣級鄉村民宿地方標準規範《德清縣鄉村民宿服務質量等級劃分與評定》。“我們對民宿做精品民宿、優品民宿、標準民宿的等級分類,每個等級里都有對硬件、軟件以及服務人員的具體要求,而且民宿提供管家式服務,就是客人從預訂到離開都是有管家做全程的跟蹤服務。”孫紅對記者說。
德清縣為環繞莫幹山打造一個大景區,做了很多的配套設施建設,比如環莫幹山的綠道、騎行道以及徒步登山等。“我們也配套引進項目,比如全球首個Discovery探索極限基地、路虎體驗中心、高爾夫球以及戶外運動等,這些都是我們為洋家樂的客人打造的配套產品。”孫紅告訴記者。
民宿經濟帶動了當地農民增收致富。目前,德清縣農洋家樂吸收縣內直接從業人員4000余人,為鄉村旅遊配套的商店、交通等旅遊相關行業吸收縣內從業人員1萬多人,人均年收入為4.5萬元左右。
裸心集團副總裁朱燕告訴記者,世界500強企業會來他們這里開會或者做團隊建設,2017年裸心谷入住率達到85%左右。“我們酒店有121間客房,需要的人工服務我們都通過招收當地40~60歲這個年齡段的老百姓,大概有七八十人。現在原本外出的年輕人也回流了,隨著我們酒店知名度的提升,從原來的招工困難到現在年輕人要排隊等我們的崗位。”
民宿經濟的發展也增加了當地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一方面是房屋出租收入,“2007年辦農家樂時,農戶三四間房子租出去一年大概5000元,現在一年要達到五六萬元,高的達到8萬元,這個價格是十幾倍的增長。”孫紅告訴記者。
湖州市長興縣龍山街道西峰壩居民區,曾經的廢棄礦山被改造成百畝果園,種滿了油桃、藍莓等水果。
另一方面是流轉土地收入。比如蘭樹坑村分水嶺小組,流轉的土地大多是荒山林地,組里和“裸心谷”公司簽了50年協議,流轉費用是每畝每年500元,且每5年遞增10%,累計費用200多萬元,涉及90多戶村民,平均每家能拿到2萬多元。
安吉縣魯家村原先是一個破舊不起眼的小山村,在村黨支部書記朱仁斌的帶領下全村發展鄉村旅遊,如今已蛻變為“開門就是花園、全村都是景區”的中國美麗鄉村精品示範村。
魯家村的獨特之處在於探索了一條美麗鄉村建設和經營創新之路,即以18個各具特色的農場為載體,以“公司+村+家庭農場”為經營模式,啟動了全國首個家庭農場集聚區和示範區建設,還通過市場化運作引進工商資本20億元,引進了中藥農場、花園農場、萬竹農場等項目,實現公司、村、家庭農場三方共同體共營共利。
朱仁斌告訴記者,他2011年來這個村當書記時,這個村的賬戶是6000元錢,負債150萬。“當時招商非常難,現在是選商了”。據統計,到2017年底,該村家庭人均年收入達到35600元,村集體總資產超過1.4億元。
湖州的綠水青山也吸引了上海長峰集團董事長童錦泉的目光,在太湖南岸長峰集團投資200億興建太湖龍之夢樂園。建成後,這里將成為全中國乃至全球酒店客房、演藝席位、宴會會議設施以及旅遊業態最齊全的綜合性文化旅遊休閑度假區。
經濟與生態雙贏發展
10多年來,湖州市堅持“生態立市,工業強市”戰略,不斷探索和實踐把生態文明建設有機融入經濟建設。
近年來,湖州市在整治淘汰落後產能、傳統產業改造提升、新興產業項目引推、加快推動智能制造等方面不斷發力,使得湖州的綜合實力得到穩步增強,發展質效顯著提升。
“十二五”期間,全市規上工業利潤總額年均增長13.8%,增速排名全省第1位,高於全省平均9個百分點。
以長興縣為例,長興縣是工業強縣,2017年工業產值達到1306億元。在深入踐行“雙山”發展理念下,長興縣持續推進工業經濟轉型升級,實現了經濟發展與保護生態的雙贏。
長興縣縣長楊中校對包括第一財經在內的媒體介紹,這些年他們根據規模、效益、資質等條件的不同,對企業分類整治。其中,對低效企業進行無條件關閉或者有補償的關閉,同時按照有條件的保留、有優惠的轉產等方式,對較好的企業進行疏導提升。
比如,長興縣的蓄電池行業,經過兩次整治關停了159家,保留提升了16家;粉體行業,關停了330家,保留提升了13家;耐火行業,關停了129家,保留提升了162家;工業爐行業,關停了91家,保留提升了37家;礦山、水泥行業,2011年在產礦山87家,現在關停至20家,關停了67家,2011年水泥行業稅收高達8.5億元,經過關停,2017年下降到3.5億元。
“單就水泥行業來說,稅收就減少了5億元,但是我縣的財政總收入卻從2011年的54.5億元提高到2017年的87億元,財政總收入增加了32.5億元。”楊中校談道。
同時,長興縣還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鼓勵企業往高端、高質、高效發展,鼓勵保留企業原地提升或搬遷入園、關停淘汰企業轉產轉行等,並在稅收、土地、規費、設備投入等方面予以扶持。
長興縣的天能集團是一家以電動車用高性能環保型蓄電池制造為主,集新能源鎳氫電池、鋰離子電池、風能、太陽能儲能電池等綠色能源的研發、生產、銷售為一體的綜合性集團公司,綜合實力位居全球新能源企業500強(第36位)。
近年來,天能集團積極響應國家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的號召。天能集團董事局主席張天任告訴記者,浙江省每年有40萬~45萬噸廢舊電池,天能集團能處理其中的80%。廢舊電池回收這塊業務已經在2015年實現盈利,此項業務現在已在全國開始鋪開。
湖州市吳興區的美欣達集團近年來也確立了以綠色環保產業為主導,明確了以垃圾焚燒為核心產業,拓展病死畜禽、餐廚、危廢、環衛等領域,構建“美欣達”固廢生態產業圈的發展戰略。
湖州市吳興區委書記吳智勇對記者表示,這些年吳興區一手抓集聚入園,一手抓整治淘汰,全面推進域內砂洗印花行業轉型升級,構建美麗吳興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大環境。“我們關停了1000多家小作坊式企業,剩下的100多家全部進入園區,並對汙水進行集中處理,達到生態環保要求。”
“同時,我們也吸引了一批生態型、科技型的生產企業,比如高端制造、高端裝備、電子信息等。傳統的我們要改造、提升、轉型,低小散的要淘汰,好的要招引進來,綠水青山的優勢要發揮出來。”吳智勇說。
制度體系設計做堅實保障
“兩山”理念的核心,是實現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的有機統一、互相轉化,而踐行“兩山”需要一套系統完善的制度體系提供保障。
湖州市政府副秘書長、市生態文明辦主任倪躍田介紹,近年來湖州市統籌安排、分步推進,在自然資源資產管理、生態文明績效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資源總量管理與節約、環境治理與市場體系等方面,建立了一批切實管用的制度。
2014年,湖州市在全國率先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試編出全國第一張比較系統完整的市、縣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探索開展了實物量和價值量核算,在全國引起廣泛關註。
同時,湖州市率先制定了相關考核辦法,推動領導幹部履行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生態環境保護責任,還在全國地級市中率先建立了“綠色GDP”核算應用體系,並納入到市對縣區綜合考核中。自2014年起,生態文明建設內容占縣區黨政實績考核比重達30%以上,2017年達到35%以上。同時,制訂了湖州市黨政領導幹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實施細則,與編制負債表、開展生態審計等一並構建起生態環境評價與責任追究制度。
2017年6月,湖州市獲批建設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隨後湖州在構建綠色金融和推動綠色發展方面取得了諸多成效。
2017年,全市綠色信貸余額達到799.9億元,占全部信貸余額比重達到24.49%,這個比例高於全國10多個百分點。
在綠色金融創新方面,特色尤為顯著。比如,湖州市探索建立了全國首個區域綠色金融統計指標體系、綠色銀行評級、綠色專營機構評價等制度標準,建成了全國首個綠色銀行評級信息化系統(“綠茵系統”)等。
其中,安吉農商銀行推出的“兩山白茶貸”盤活了白茶產業資源,既為安吉白茶經營戶開辟了一條額度高、利率低、速度快的綠色融資渠道,又拓寬了綠色金融服務地方經濟綠色發展的新路子,贏得老百姓的口碑。
溪龍鄉黃杜村茶農章修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兩山白茶貸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以前通過個人擔保利率要達到7厘,現在這個擔保貸款的利率在5厘5左右,給了我們實惠,也解決了原先擔保難的問題。”
截至2017年12月底,“兩山白茶貸”已對轄內1576戶白茶產業經營主體進行了支持,發放貸款資金達2.5億元。經過初步環境效益測算,通過投放“兩山白茶貸”綠色信貸實現二氧化碳固碳量12835噸,對生態環境保護起到了一定作用。
同時,湖州市圍繞建設以綠色智造為核心的“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範城市,健全完善人才項目準入機制,精準引進產業急需緊缺人才,以綠色人才助推綠色智造。湖州市編制信息經濟、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等綠色產業目錄,明確申報湖州市的人才項目須在綠色產業目錄內,加大對綠色產業人才項目的扶持力度,引導人才項目向綠色產業集聚。
目前,湖州市“南太湖精英計劃”已遴選資助海內外領軍型創新創業團隊和領軍人才項目790個,帶動引進高層次人才8204人,96%集中在綠色智造產業。
今年,湖州小梅村最後100戶漁民,將完成安置房分配,告別祖祖輩輩風雨漂泊的日子。
蜿蜒的南太湖岸線上,地標建築月亮酒店一帶,就是漁戶當年停船的地方。1960年寒風乍起的那個秋天,36戶祖籍蘇州的漁民在湖州漁業聯社的動員下,攜家帶口遷往一水之隔的浙江。他們多駕著三根桅桿的拖網船,操帆嫻熟,打漁高效。
慢慢的,南太湖的三個水產村,作業方法互相滲透,捕撈工具與時俱進,漁民收網時的心情卻越來越沈重:魚一年比一年少了。
2000年前後,整個環太湖城市群開始坐上高速列車,蘇錫常高樓拔起,沿湖的工廠直排廢水,讓平均水位三米的太湖泛起了渾濁的浪花。直到2007年藍藻大爆發,從受災最重的無錫,蔓延至其他城市,積重難返的治水困境,成了整個太湖的緊箍咒。
這一年,湖州啟動太湖岸線綜合治理工程。南太湖邊25個自然村1600余戶人家全部搬遷,包括整體上岸安居的小梅村。
53歲的沈伯冬當了20年小梅村支書,眼見著漁民兩手空空上岸,如今住上了樓房,再也不用擔心“三面朝水”,連睡都睡不安穩。
而經過十年治理,他童年印象里可以暢快遊泳的太湖又回來了。“風平浪靜的時候,它就是碧綠碧綠的,淺的地方能看到水草,有小魚遊來遊去。”沈伯冬說,過了清明,看漲水,就能知道今年的漁獲如何,“漲水鱭魚縮水蝦”,這是漁民一年中的頭等大事。
從蘇州來的“大歷幫”
南太湖東、西苕溪的出口處,梅子漾、小梅口、丘城山三個自然村組成了最初的小梅村。村民多是50年前南下的一批蘇州籍漁民,以沈、黃、姚為三大姓。
“解放前,太湖一帶不講什麽村,都講什麽幫,在一起捕魚的就是一個幫。”沈伯冬是家里唯一出生在湖州的孩子,從小父母就告訴他,沈家的根在蘇州大歷山,所以小梅村的漁民都自稱“大歷幫”。
“靠天吃飯,靠風發財”,是這個幫派的生存口號。人力操帆的年代,每一時刻的風力、風向都牽動著漁民神經。為了獲得更好的收成,越是有風、有雨,越是天冷,他們越要出去捕魚,因為刮風下雨船速快,而冬天魚群減少活動,容易一網打盡。沈伯冬記得,那時他跟著父親去湖心,一個浪打到船上,就是一條冰棱。
漁民都覺得,在太湖討口飯吃,比在岸上種幾畝地,苦多了。
但他們從不向太湖過分索取,起風了,他們迎風撒網,風停了,他們也歇下了,日子過得簡單而知足。2011年落成的漁民新村文化禮堂內,陳列著各種漁用工具,有一張網就是沈伯冬的父親用過的,網洞密而大。“冬天湖里有冰水,這個網下去,不管鯽魚、草魚,還是百來斤的大魚,都能捕上來。”他得意地向人介紹,如今會織這種網的人少了,秘訣是要讓小魚漏下去。“沒有小魚小蝦,哪來大魚大蝦?”
那段時期,漁民捕撈強度不大,只靠風力沒有機械化,加上太湖水質良好,漁業資源豐富,小梅村漁戶總體收入都不錯。比起岸上油水不足的農民,沈伯冬天天都能吃上肥美的湖鮮。
時間一長,漁民還摸索出了獨到的捕魚之技。當地人稱一種海鷗為”呆鵝”,這種候鳥喜歡跟著船飛,守在起網瞬間迅速叼走大魚。“高踏網還沒有起網的時候,如果鳥很多,我這一網下去就是豐收,如果邊上沒鳥,肯定產量不高。”這方面,沈伯冬打心里佩服,“動物很有靈性的,有魚的地方它很敏感。船老大是憑經驗,看風看水流,預測魚群去哪兒,在哪個地方下網。那些鳥也是憑經驗。”
但很快,田園式的漁獵記憶停留在沈伯冬13歲那年,改革開放的前夜,村里開始制造水泥結構的漁船,並使用掛槳機械作業。馬達聲日夜作響,飛鳥走了,魚一船一船被拖上岸。
太湖病了
小梅村漁民的一天,大多是從早上給漁船“洗臉”開始的:拿拖把擦一遍船,以免大量露水殘留。只是不斷爆發的藍藻以及泛黃的湖水,讓世代喝著太湖水的漁民,遇上了無水可喝的窘境,糟糕的水質連洗衣服、洗菜都嫌臟。他們都知道,太湖得病了。
早年湖州粗放的開發模式,使得太湖接納著來自東、西苕溪的采礦、工業、農業以及生活汙水。湖州市環保局曾測算,石礦企業清洗石料導致太湖淤泥沈積,河床在35年內擡高了兩米。
漁業資源的萎縮和水體生態的退化是同步的。在沈伯冬印象中,1985年左右,小梅村光景最好,漁業豐產,銀魚收購價四五十元一斤,全部出口日本。等到他1997年出任村支書,太湖已經暮氣沈沈——淺灘邊的水草被悶死,“太湖三寶”斷崖式減產,價格再也沒升回去。“水質不好的話,珍貴的魚就少,太湖里的魚我覺得橋頭魚最好吃,可惜很多年都沒見過了。”沈伯冬嘆氣。
“表面在水上,根子在岸上。”太湖旅遊度假區(下稱“度假區”)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葛偉多次對媒體表示,“過去,我們廉價出賣了祖宗留下的青山綠水,養了一大批‘愚公’。”
如果沒有2007年那場轟動全國的藍藻危機,整個太湖流域還處於犧牲環境換取經濟發展的怪圈。那年5月,太湖爆發嚴重的藍藻汙染,無錫受災最重,部分水域像綠色油漆般濃稠,造成全城自來水汙染長達一周。
從太湖治水的十年經驗看,外來汙染源得不到削減,湖內做再多的防控都是末端治理。
2007年10月初的16號臺風“羅莎”,成為湖州大力推動南太湖綜合生態治理的轉折點。往年一到臺風季,漁民都提心吊膽,休漁進港不說,身家財產也受到威脅。那場強臺風掀翻了小梅村五條漁船,1954年出生的姚國慶半生漂在太湖,從沒見過這樣狼狽的場景。
“浪頭很大,3米多高,纜繩全部斷了,百噸重的水泥船都翻身,倒下去了。有人打電話叫我幫忙,我騎了個自行車過去,哪里騎得動,把自行車扔在邊上,像解放軍一樣走!”他說,靠太湖吃飯的人,從不敢小覷大自然的力量。
為加快太湖的自我修複凈化,多年來,太湖旅遊度假區累計投入20億元,全面清理環境汙染源頭:搬遷關閉12家中型以上規模工業企業;拆除低小散家庭工廠作坊300多家;清除太湖水面和周邊水域養殖圍網1000多畝;整體改造湖鮮一條街25條水上餐飲船。
湖鮮一條街曾是小梅村的核心集體資產,1997年村里負債累累,賬面上只有13.5塊,沈伯冬頂著壓力抵押了自己的一套房,籌資十萬元開建。十年後為了動員拆除,他又率先關閉了和哥哥合營的餐飲船。談到小梅村的十年得失,村民的心情都是複雜的——既失落於傳統生活的遺失,又憧憬岸上的安穩生活。
“漁民住在船上,陸上一寸土地都沒有,為了支持太湖治水,放棄了很多。”沈伯冬感慨。
漁民上岸
小梅村的漁戶都有兩條船,一條捕魚,一條住家,就是在船上蓋間低矮的屋子,只夠貓著腰進出,搖搖晃晃從來沒有一刻平靜。船上的孩子沒什麽娛樂,夏天跳水里可以玩一天,爬桅桿是少有的遊戲。只要船一靠岸,他們就像出籠的小鳥,湊在一起打彈珠、滾地龍、抽陀螺——寬敞、平靜的陸地,是逼仄、晃蕩的船上空間的反面。
到了上學年紀,沒有房的漁戶只能把孩子送到丘城山上用漁改房建的小學。沈伯冬小時候就寄宿在農村親戚家,每天守在太湖邊,看自家的船來了沒有。“感覺跟同學不一樣,寄人籬下,和父母相處時間也少。”跟他同輩的人幾乎都有一種想法——好好學習,趕快離開船上。
因為沒有房產,漁民的兒子往往娶不上媳婦,女兒出去了就不回來。姚國慶說,因為圈子小,“岸上的好人家也不願意女兒嫁到船上來”,過去漁民近親結婚多。年輕人但凡能讀書出去的,一般不再回來。
上岸,是漁民多年的呼籲,這個願望在2007年因藍藻危機終於迎向了曙光。按照規劃,度假區將投資近3億元實施漁民居住上岸工程。四年後,第一批漁民新村拿到了新居的鑰匙,以每人25平米的標準安置,獨生子女算兩個人頭。“加上補貼,平均870元每平米,100個面積只要八萬七,現在我們周邊房價都1萬多了。”說起房價,村民都顯得很興奮。
第一次在獨立的廚房燒飯、第一次在客廳看電視、第一次在樓房過夜……哪怕50平米的一居室,也是足以頂天立地的家。
但隨之而來的,是甜蜜的煩惱。當生活從平面的太湖,來到立體的高樓,日常習慣的改變對身心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漁民臨水而居,又自小盤坐,多有關節炎癥,跟村委會頻頻倒苦水,“爬樓梯不方便”。自來水要收費,節儉的漁民就拿著拖把、衣服去臨近的河邊洗。村幹部苦口婆心地勸,年紀大的漁民一賭氣,吵著要回船上去。
沈伯冬的母親剛搬進50平米的樓房時,也跟他抱怨,還是習慣船上的日子,假如政府允許買船,她還是要回去的。但這幾年他又問起母親,她已經寬心許多。“不回去了,這里刮風下雨吹不到,也不用半夜起來加固船艙,現在都不用考慮了。”
重回南太湖
小梅村258戶1067人全部上岸後,從事傳統捕魚的僅剩30多戶。有人改行去了東太湖養蟹,有人被度假區雇傭,在景區開快艇、帆船或者打撈藍藻。村口一塊刻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石頭,見證了綠色湖州的十年變遷。
33歲的施冬牛在服裝生意虧本後,又回到了太湖謀生。“這邊穩定的話,開快艇一年能有七萬,就是夏天曬得比較黑,反正我結婚了也無所謂。”他推了推鼻子上的墨鏡,笑著說。“落葉歸根,還是離不開這邊,到別的地方去也吃不開。”
每年5月1日,哪怕是在外打拼的小梅村人,都會看兩眼天氣預報,關心下太湖的漲水,就像他們的祖輩那樣,按時回歸漁民的身份。這天春季捕撈啟動,拖著長尾巴的“地籠王”、小釣船、釣鉤船一一上陣,在休漁期間捕撈小型魚蝦。
真正的高潮在9月6日,大型漁具高踏網登場,開始為期25天的捕撈。它長約1500米,寬約2米,網目約0.5厘米,待湖中設置起魚用的魚箱網,兩艘漁船牽引大網的兩頭收攏,並將網中漁獲全部趕入箱網內,起網收魚,一網產量最高可達5萬斤,一般一艘漁船一天能撈上20噸湖鮮。
“‘飛機網’、拖網,從9月捕到11月底;如果有‘魚蛋’(迷魂陣)的話,可以捕到12月底。”沈伯冬介紹。
氣候逐漸轉冷,休漁期漫漫,漁船都回港了,只有12艘仿古帆船在湖心巍然不動,仿佛即將啟程的船隊。
姚國慶是其中一艘船的管理員,度假區以每月約3000元,聘請他進行日常管理和維護。他清楚地記得,他的船是2011年4月23日從江蘇買來的。
“管理這個船很不費力的,都是我小時候就懂的。不像我兒子,小船的纜繩打個結都打不好。”他露出懊惱的表情。去年,他兒子沒打好結,浪打來讓小船漂走了。“這個結有講究,要系得不散,但又很容易抽掉,這樣我們晚上摸黑也能解開,否則晚上你要拿剪刀剪、拿刀砍,很麻煩的。”姚國慶說,這個系結方法對漁民來說並不難,但兒子就是怎麽也做不好。
沈伯冬知道,在融入主流社會的角力中,屬於漁民的日常終將退守至記憶的邊緣。方言是這群漁民三代,與太湖僅剩的薄弱聯結之一。“太湖里的漁民有自己的方言,和蘇州話相似七八分,和湖州話相似二三分。”他有時覺得,只要孩子還會講家鄉話,那他們這一代就不會忘了自己的根。
“我們都喜歡吃魚,每天都要吃,吃不到難受。”這讓沈伯冬稍感欣慰。去年,有漁民幸運地捕到了太湖里絕跡多年的橋丁魚,他央求人家把30斤全賣給他。“就是比筆粗一點,只有一根骨頭,其他都是肉,入口最嫩。”他給發小每人送一點過去,他們都說,跟小時候的味道一樣。
上岸十年後,他最愛的橋丁魚又回來了。
(圖片如無說明,均為本報攝影記者任玉明、吳軍、胡軍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