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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上岸,湖州十年變遷

昔日的小梅村一帶,如今建起了湖州地標建築月亮酒店

今年,湖州小梅村最後100戶漁民,將完成安置房分配,告別祖祖輩輩風雨漂泊的日子。

蜿蜒的南太湖岸線上,地標建築月亮酒店一帶,就是漁戶當年停船的地方。1960年寒風乍起的那個秋天,36戶祖籍蘇州的漁民在湖州漁業聯社的動員下,攜家帶口遷往一水之隔的浙江。他們多駕著三根桅桿的拖網船,操帆嫻熟,打漁高效。

慢慢的,南太湖的三個水產村,作業方法互相滲透,捕撈工具與時俱進,漁民收網時的心情卻越來越沈重:魚一年比一年少了。

2000年前後,整個環太湖城市群開始坐上高速列車,蘇錫常高樓拔起,沿湖的工廠直排廢水,讓平均水位三米的太湖泛起了渾濁的浪花。直到2007年藍藻大爆發,從受災最重的無錫,蔓延至其他城市,積重難返的治水困境,成了整個太湖的緊箍咒。

這一年,湖州啟動太湖岸線綜合治理工程。南太湖邊25個自然村1600余戶人家全部搬遷,包括整體上岸安居的小梅村。

53歲的沈伯冬當了20年小梅村支書,眼見著漁民兩手空空上岸,如今住上了樓房,再也不用擔心“三面朝水”,連睡都睡不安穩。

而經過十年治理,他童年印象里可以暢快遊泳的太湖又回來了。“風平浪靜的時候,它就是碧綠碧綠的,淺的地方能看到水草,有小魚遊來遊去。”沈伯冬說,過了清明,看漲水,就能知道今年的漁獲如何,“漲水鱭魚縮水蝦”,這是漁民一年中的頭等大事。

從蘇州來的“大歷幫”

南太湖東、西苕溪的出口處,梅子漾、小梅口、丘城山三個自然村組成了最初的小梅村。村民多是50年前南下的一批蘇州籍漁民,以沈、黃、姚為三大姓。

“解放前,太湖一帶不講什麽村,都講什麽幫,在一起捕魚的就是一個幫。”沈伯冬是家里唯一出生在湖州的孩子,從小父母就告訴他,沈家的根在蘇州大歷山,所以小梅村的漁民都自稱“大歷幫”。

沈伯冬

“靠天吃飯,靠風發財”,是這個幫派的生存口號。人力操帆的年代,每一時刻的風力、風向都牽動著漁民神經。為了獲得更好的收成,越是有風、有雨,越是天冷,他們越要出去捕魚,因為刮風下雨船速快,而冬天魚群減少活動,容易一網打盡。沈伯冬記得,那時他跟著父親去湖心,一個浪打到船上,就是一條冰棱。

漁民都覺得,在太湖討口飯吃,比在岸上種幾畝地,苦多了。

但他們從不向太湖過分索取,起風了,他們迎風撒網,風停了,他們也歇下了,日子過得簡單而知足。2011年落成的漁民新村文化禮堂內,陳列著各種漁用工具,有一張網就是沈伯冬的父親用過的,網洞密而大。“冬天湖里有冰水,這個網下去,不管鯽魚、草魚,還是百來斤的大魚,都能捕上來。”他得意地向人介紹,如今會織這種網的人少了,秘訣是要讓小魚漏下去。“沒有小魚小蝦,哪來大魚大蝦?”

那段時期,漁民捕撈強度不大,只靠風力沒有機械化,加上太湖水質良好,漁業資源豐富,小梅村漁戶總體收入都不錯。比起岸上油水不足的農民,沈伯冬天天都能吃上肥美的湖鮮。

時間一長,漁民還摸索出了獨到的捕魚之技。當地人稱一種海鷗為”呆鵝”,這種候鳥喜歡跟著船飛,守在起網瞬間迅速叼走大魚。“高踏網還沒有起網的時候,如果鳥很多,我這一網下去就是豐收,如果邊上沒鳥,肯定產量不高。”這方面,沈伯冬打心里佩服,“動物很有靈性的,有魚的地方它很敏感。船老大是憑經驗,看風看水流,預測魚群去哪兒,在哪個地方下網。那些鳥也是憑經驗。”

但很快,田園式的漁獵記憶停留在沈伯冬13歲那年,改革開放的前夜,村里開始制造水泥結構的漁船,並使用掛槳機械作業。馬達聲日夜作響,飛鳥走了,魚一船一船被拖上岸。

2007年前的小梅村 湖州市委宣傳部供圖

太湖病了

小梅村漁民的一天,大多是從早上給漁船“洗臉”開始的:拿拖把擦一遍船,以免大量露水殘留。只是不斷爆發的藍藻以及泛黃的湖水,讓世代喝著太湖水的漁民,遇上了無水可喝的窘境,糟糕的水質連洗衣服、洗菜都嫌臟。他們都知道,太湖得病了。

早年湖州粗放的開發模式,使得太湖接納著來自東、西苕溪的采礦、工業、農業以及生活汙水。湖州市環保局曾測算,石礦企業清洗石料導致太湖淤泥沈積,河床在35年內擡高了兩米。

漁業資源的萎縮和水體生態的退化是同步的。在沈伯冬印象中,1985年左右,小梅村光景最好,漁業豐產,銀魚收購價四五十元一斤,全部出口日本。等到他1997年出任村支書,太湖已經暮氣沈沈——淺灘邊的水草被悶死,“太湖三寶”斷崖式減產,價格再也沒升回去。“水質不好的話,珍貴的魚就少,太湖里的魚我覺得橋頭魚最好吃,可惜很多年都沒見過了。”沈伯冬嘆氣。

“表面在水上,根子在岸上。”太湖旅遊度假區(下稱“度假區”)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葛偉多次對媒體表示,“過去,我們廉價出賣了祖宗留下的青山綠水,養了一大批‘愚公’。”

2006年,湖州市打撈太湖藍藻 湖州市委宣傳部供圖

如果沒有2007年那場轟動全國的藍藻危機,整個太湖流域還處於犧牲環境換取經濟發展的怪圈。那年5月,太湖爆發嚴重的藍藻汙染,無錫受災最重,部分水域像綠色油漆般濃稠,造成全城自來水汙染長達一周。

從太湖治水的十年經驗看,外來汙染源得不到削減,湖內做再多的防控都是末端治理。

2007年10月初的16號臺風“羅莎”,成為湖州大力推動南太湖綜合生態治理的轉折點。往年一到臺風季,漁民都提心吊膽,休漁進港不說,身家財產也受到威脅。那場強臺風掀翻了小梅村五條漁船,1954年出生的姚國慶半生漂在太湖,從沒見過這樣狼狽的場景。

“浪頭很大,3米多高,纜繩全部斷了,百噸重的水泥船都翻身,倒下去了。有人打電話叫我幫忙,我騎了個自行車過去,哪里騎得動,把自行車扔在邊上,像解放軍一樣走!”他說,靠太湖吃飯的人,從不敢小覷大自然的力量。

小梅村整體上岸前,被廢棄的漁船 湖州市委宣傳部供圖

為加快太湖的自我修複凈化,多年來,太湖旅遊度假區累計投入20億元,全面清理環境汙染源頭:搬遷關閉12家中型以上規模工業企業;拆除低小散家庭工廠作坊300多家;清除太湖水面和周邊水域養殖圍網1000多畝;整體改造湖鮮一條街25條水上餐飲船。

湖鮮一條街曾是小梅村的核心集體資產,1997年村里負債累累,賬面上只有13.5塊,沈伯冬頂著壓力抵押了自己的一套房,籌資十萬元開建。十年後為了動員拆除,他又率先關閉了和哥哥合營的餐飲船。談到小梅村的十年得失,村民的心情都是複雜的——既失落於傳統生活的遺失,又憧憬岸上的安穩生活。

“漁民住在船上,陸上一寸土地都沒有,為了支持太湖治水,放棄了很多。”沈伯冬感慨。

漁民上岸

小梅村的漁戶都有兩條船,一條捕魚,一條住家,就是在船上蓋間低矮的屋子,只夠貓著腰進出,搖搖晃晃從來沒有一刻平靜。船上的孩子沒什麽娛樂,夏天跳水里可以玩一天,爬桅桿是少有的遊戲。只要船一靠岸,他們就像出籠的小鳥,湊在一起打彈珠、滾地龍、抽陀螺——寬敞、平靜的陸地,是逼仄、晃蕩的船上空間的反面。

到了上學年紀,沒有房的漁戶只能把孩子送到丘城山上用漁改房建的小學。沈伯冬小時候就寄宿在農村親戚家,每天守在太湖邊,看自家的船來了沒有。“感覺跟同學不一樣,寄人籬下,和父母相處時間也少。”跟他同輩的人幾乎都有一種想法——好好學習,趕快離開船上。

因為沒有房產,漁民的兒子往往娶不上媳婦,女兒出去了就不回來。姚國慶說,因為圈子小,“岸上的好人家也不願意女兒嫁到船上來”,過去漁民近親結婚多。年輕人但凡能讀書出去的,一般不再回來。

漁民新村俯瞰

漁民新村

上岸,是漁民多年的呼籲,這個願望在2007年因藍藻危機終於迎向了曙光。按照規劃,度假區將投資近3億元實施漁民居住上岸工程。四年後,第一批漁民新村拿到了新居的鑰匙,以每人25平米的標準安置,獨生子女算兩個人頭。“加上補貼,平均870元每平米,100個面積只要八萬七,現在我們周邊房價都1萬多了。”說起房價,村民都顯得很興奮。

第一次在獨立的廚房燒飯、第一次在客廳看電視、第一次在樓房過夜……哪怕50平米的一居室,也是足以頂天立地的家。

但隨之而來的,是甜蜜的煩惱。當生活從平面的太湖,來到立體的高樓,日常習慣的改變對身心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漁民臨水而居,又自小盤坐,多有關節炎癥,跟村委會頻頻倒苦水,“爬樓梯不方便”。自來水要收費,節儉的漁民就拿著拖把、衣服去臨近的河邊洗。村幹部苦口婆心地勸,年紀大的漁民一賭氣,吵著要回船上去。

沈伯冬的母親剛搬進50平米的樓房時,也跟他抱怨,還是習慣船上的日子,假如政府允許買船,她還是要回去的。但這幾年他又問起母親,她已經寬心許多。“不回去了,這里刮風下雨吹不到,也不用半夜起來加固船艙,現在都不用考慮了。”

重回南太湖

小梅村258戶1067人全部上岸後,從事傳統捕魚的僅剩30多戶。有人改行去了東太湖養蟹,有人被度假區雇傭,在景區開快艇、帆船或者打撈藍藻。村口一塊刻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石頭,見證了綠色湖州的十年變遷。

33歲的施冬牛在服裝生意虧本後,又回到了太湖謀生。“這邊穩定的話,開快艇一年能有七萬,就是夏天曬得比較黑,反正我結婚了也無所謂。”他推了推鼻子上的墨鏡,笑著說。“落葉歸根,還是離不開這邊,到別的地方去也吃不開。”

每年5月1日,哪怕是在外打拼的小梅村人,都會看兩眼天氣預報,關心下太湖的漲水,就像他們的祖輩那樣,按時回歸漁民的身份。這天春季捕撈啟動,拖著長尾巴的“地籠王”、小釣船、釣鉤船一一上陣,在休漁期間捕撈小型魚蝦。

真正的高潮在9月6日,大型漁具高踏網登場,開始為期25天的捕撈。它長約1500米,寬約2米,網目約0.5厘米,待湖中設置起魚用的魚箱網,兩艘漁船牽引大網的兩頭收攏,並將網中漁獲全部趕入箱網內,起網收魚,一網產量最高可達5萬斤,一般一艘漁船一天能撈上20噸湖鮮。

“‘飛機網’、拖網,從9月捕到11月底;如果有‘魚蛋’(迷魂陣)的話,可以捕到12月底。”沈伯冬介紹。

氣候逐漸轉冷,休漁期漫漫,漁船都回港了,只有12艘仿古帆船在湖心巍然不動,仿佛即將啟程的船隊。

姚國慶管理的仿古帆船

姚國慶是其中一艘船的管理員,度假區以每月約3000元,聘請他進行日常管理和維護。他清楚地記得,他的船是2011年4月23日從江蘇買來的。

“管理這個船很不費力的,都是我小時候就懂的。不像我兒子,小船的纜繩打個結都打不好。”他露出懊惱的表情。去年,他兒子沒打好結,浪打來讓小船漂走了。“這個結有講究,要系得不散,但又很容易抽掉,這樣我們晚上摸黑也能解開,否則晚上你要拿剪刀剪、拿刀砍,很麻煩的。”姚國慶說,這個系結方法對漁民來說並不難,但兒子就是怎麽也做不好。

沈伯冬知道,在融入主流社會的角力中,屬於漁民的日常終將退守至記憶的邊緣。方言是這群漁民三代,與太湖僅剩的薄弱聯結之一。“太湖里的漁民有自己的方言,和蘇州話相似七八分,和湖州話相似二三分。”他有時覺得,只要孩子還會講家鄉話,那他們這一代就不會忘了自己的根。

“我們都喜歡吃魚,每天都要吃,吃不到難受。”這讓沈伯冬稍感欣慰。去年,有漁民幸運地捕到了太湖里絕跡多年的橋丁魚,他央求人家把30斤全賣給他。“就是比筆粗一點,只有一根骨頭,其他都是肉,入口最嫩。”他給發小每人送一點過去,他們都說,跟小時候的味道一樣。

上岸十年後,他最愛的橋丁魚又回來了。

(圖片如無說明,均為本報攝影記者任玉明、吳軍、胡軍拍攝)

漁民 上岸 湖州 十年 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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