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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上岸，湖州十年變遷

今年，湖州小梅村最後100戶漁民，將完成安置房分配，告別祖祖輩輩風雨漂泊的日子。

蜿蜒的南太湖岸線上，地標建築月亮酒店一帶，就是漁戶當年停船的地方。1960年寒風乍起的那個秋天，36戶祖籍蘇州的漁民在湖州漁業聯社的動員下，攜家帶口遷往一水之隔的浙江。他們多駕著三根桅桿的拖網船，操帆嫻熟，打漁高效。

慢慢的，南太湖的三個水產村，作業方法互相滲透，捕撈工具與時俱進，漁民收網時的心情卻越來越沈重：魚一年比一年少了。

2000年前後，整個環太湖城市群開始坐上高速列車，蘇錫常高樓拔起，沿湖的工廠直排廢水，讓平均水位三米的太湖泛起了渾濁的浪花。直到2007年藍藻大爆發，從受災最重的無錫，蔓延至其他城市，積重難返的治水困境，成了整個太湖的緊箍咒。

這一年，湖州啟動太湖岸線綜合治理工程。南太湖邊25個自然村1600余戶人家全部搬遷，包括整體上岸安居的小梅村。

53歲的沈伯冬當了20年小梅村支書，眼見著漁民兩手空空上岸，如今住上了樓房，再也不用擔心“三面朝水”，連睡都睡不安穩。

而經過十年治理，他童年印象里可以暢快遊泳的太湖又回來了。“風平浪靜的時候，它就是碧綠碧綠的，淺的地方能看到水草，有小魚遊來遊去。”沈伯冬說，過了清明，看漲水，就能知道今年的漁獲如何，“漲水鱭魚縮水蝦”，這是漁民一年中的頭等大事。

從蘇州來的“大歷幫”

南太湖東、西苕溪的出口處，梅子漾、小梅口、丘城山三個自然村組成了最初的小梅村。村民多是50年前南下的一批蘇州籍漁民，以沈、黃、姚為三大姓。

“解放前，太湖一帶不講什麽村，都講什麽幫，在一起捕魚的就是一個幫。”沈伯冬是家里唯一出生在湖州的孩子，從小父母就告訴他，沈家的根在蘇州大歷山，所以小梅村的漁民都自稱“大歷幫”。

“靠天吃飯，靠風發財”，是這個幫派的生存口號。人力操帆的年代，每一時刻的風力、風向都牽動著漁民神經。為了獲得更好的收成，越是有風、有雨，越是天冷，他們越要出去捕魚，因為刮風下雨船速快，而冬天魚群減少活動，容易一網打盡。沈伯冬記得，那時他跟著父親去湖心，一個浪打到船上，就是一條冰棱。

漁民都覺得，在太湖討口飯吃，比在岸上種幾畝地，苦多了。

但他們從不向太湖過分索取，起風了，他們迎風撒網，風停了，他們也歇下了，日子過得簡單而知足。2011年落成的漁民新村文化禮堂內，陳列著各種漁用工具，有一張網就是沈伯冬的父親用過的，網洞密而大。“冬天湖里有冰水，這個網下去，不管鯽魚、草魚，還是百來斤的大魚，都能捕上來。”他得意地向人介紹，如今會織這種網的人少了，秘訣是要讓小魚漏下去。“沒有小魚小蝦，哪來大魚大蝦？”

那段時期，漁民捕撈強度不大，只靠風力沒有機械化，加上太湖水質良好，漁業資源豐富，小梅村漁戶總體收入都不錯。比起岸上油水不足的農民，沈伯冬天天都能吃上肥美的湖鮮。

時間一長，漁民還摸索出了獨到的捕魚之技。當地人稱一種海鷗為”呆鵝”，這種候鳥喜歡跟著船飛，守在起網瞬間迅速叼走大魚。“高踏網還沒有起網的時候，如果鳥很多，我這一網下去就是豐收，如果邊上沒鳥，肯定產量不高。”這方面，沈伯冬打心里佩服，“動物很有靈性的，有魚的地方它很敏感。船老大是憑經驗，看風看水流，預測魚群去哪兒，在哪個地方下網。那些鳥也是憑經驗。”

但很快，田園式的漁獵記憶停留在沈伯冬13歲那年，改革開放的前夜，村里開始制造水泥結構的漁船，並使用掛槳機械作業。馬達聲日夜作響，飛鳥走了，魚一船一船被拖上岸。

太湖病了

小梅村漁民的一天，大多是從早上給漁船“洗臉”開始的：拿拖把擦一遍船，以免大量露水殘留。只是不斷爆發的藍藻以及泛黃的湖水，讓世代喝著太湖水的漁民，遇上了無水可喝的窘境，糟糕的水質連洗衣服、洗菜都嫌臟。他們都知道，太湖得病了。

早年湖州粗放的開發模式，使得太湖接納著來自東、西苕溪的采礦、工業、農業以及生活汙水。湖州市環保局曾測算，石礦企業清洗石料導致太湖淤泥沈積，河床在35年內擡高了兩米。

漁業資源的萎縮和水體生態的退化是同步的。在沈伯冬印象中，1985年左右，小梅村光景最好，漁業豐產，銀魚收購價四五十元一斤，全部出口日本。等到他1997年出任村支書，太湖已經暮氣沈沈——淺灘邊的水草被悶死，“太湖三寶”斷崖式減產，價格再也沒升回去。“水質不好的話，珍貴的魚就少，太湖里的魚我覺得橋頭魚最好吃，可惜很多年都沒見過了。”沈伯冬嘆氣。

“表面在水上，根子在岸上。”太湖旅遊度假區（下稱“度假區”）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葛偉多次對媒體表示，“過去，我們廉價出賣了祖宗留下的青山綠水，養了一大批‘愚公’。”

如果沒有2007年那場轟動全國的藍藻危機，整個太湖流域還處於犧牲環境換取經濟發展的怪圈。那年5月，太湖爆發嚴重的藍藻汙染，無錫受災最重，部分水域像綠色油漆般濃稠，造成全城自來水汙染長達一周。

從太湖治水的十年經驗看，外來汙染源得不到削減，湖內做再多的防控都是末端治理。

2007年10月初的16號臺風“羅莎”，成為湖州大力推動南太湖綜合生態治理的轉折點。往年一到臺風季，漁民都提心吊膽，休漁進港不說，身家財產也受到威脅。那場強臺風掀翻了小梅村五條漁船，1954年出生的姚國慶半生漂在太湖，從沒見過這樣狼狽的場景。

“浪頭很大，3米多高，纜繩全部斷了，百噸重的水泥船都翻身，倒下去了。有人打電話叫我幫忙，我騎了個自行車過去，哪里騎得動，把自行車扔在邊上，像解放軍一樣走！”他說，靠太湖吃飯的人，從不敢小覷大自然的力量。

為加快太湖的自我修複凈化，多年來，太湖旅遊度假區累計投入20億元，全面清理環境汙染源頭：搬遷關閉12家中型以上規模工業企業；拆除低小散家庭工廠作坊300多家；清除太湖水面和周邊水域養殖圍網1000多畝；整體改造湖鮮一條街25條水上餐飲船。

湖鮮一條街曾是小梅村的核心集體資產，1997年村里負債累累，賬面上只有13.5塊，沈伯冬頂著壓力抵押了自己的一套房，籌資十萬元開建。十年後為了動員拆除，他又率先關閉了和哥哥合營的餐飲船。談到小梅村的十年得失，村民的心情都是複雜的——既失落於傳統生活的遺失，又憧憬岸上的安穩生活。

“漁民住在船上，陸上一寸土地都沒有，為了支持太湖治水，放棄了很多。”沈伯冬感慨。

漁民上岸

小梅村的漁戶都有兩條船，一條捕魚，一條住家，就是在船上蓋間低矮的屋子，只夠貓著腰進出，搖搖晃晃從來沒有一刻平靜。船上的孩子沒什麽娛樂，夏天跳水里可以玩一天，爬桅桿是少有的遊戲。只要船一靠岸，他們就像出籠的小鳥，湊在一起打彈珠、滾地龍、抽陀螺——寬敞、平靜的陸地，是逼仄、晃蕩的船上空間的反面。

到了上學年紀，沒有房的漁戶只能把孩子送到丘城山上用漁改房建的小學。沈伯冬小時候就寄宿在農村親戚家，每天守在太湖邊，看自家的船來了沒有。“感覺跟同學不一樣，寄人籬下，和父母相處時間也少。”跟他同輩的人幾乎都有一種想法——好好學習，趕快離開船上。

因為沒有房產，漁民的兒子往往娶不上媳婦，女兒出去了就不回來。姚國慶說，因為圈子小，“岸上的好人家也不願意女兒嫁到船上來”，過去漁民近親結婚多。年輕人但凡能讀書出去的，一般不再回來。

上岸，是漁民多年的呼籲，這個願望在2007年因藍藻危機終於迎向了曙光。按照規劃，度假區將投資近3億元實施漁民居住上岸工程。四年後，第一批漁民新村拿到了新居的鑰匙，以每人25平米的標準安置，獨生子女算兩個人頭。“加上補貼，平均870元每平米，100個面積只要八萬七，現在我們周邊房價都1萬多了。”說起房價，村民都顯得很興奮。

第一次在獨立的廚房燒飯、第一次在客廳看電視、第一次在樓房過夜……哪怕50平米的一居室，也是足以頂天立地的家。

但隨之而來的，是甜蜜的煩惱。當生活從平面的太湖，來到立體的高樓，日常習慣的改變對身心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漁民臨水而居，又自小盤坐，多有關節炎癥，跟村委會頻頻倒苦水，“爬樓梯不方便”。自來水要收費，節儉的漁民就拿著拖把、衣服去臨近的河邊洗。村幹部苦口婆心地勸，年紀大的漁民一賭氣，吵著要回船上去。

沈伯冬的母親剛搬進50平米的樓房時，也跟他抱怨，還是習慣船上的日子，假如政府允許買船，她還是要回去的。但這幾年他又問起母親，她已經寬心許多。“不回去了，這里刮風下雨吹不到，也不用半夜起來加固船艙，現在都不用考慮了。”

重回南太湖

小梅村258戶1067人全部上岸後，從事傳統捕魚的僅剩30多戶。有人改行去了東太湖養蟹，有人被度假區雇傭，在景區開快艇、帆船或者打撈藍藻。村口一塊刻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石頭，見證了綠色湖州的十年變遷。

33歲的施冬牛在服裝生意虧本後，又回到了太湖謀生。“這邊穩定的話，開快艇一年能有七萬，就是夏天曬得比較黑，反正我結婚了也無所謂。”他推了推鼻子上的墨鏡，笑著說。“落葉歸根，還是離不開這邊，到別的地方去也吃不開。”

每年5月1日，哪怕是在外打拼的小梅村人，都會看兩眼天氣預報，關心下太湖的漲水，就像他們的祖輩那樣，按時回歸漁民的身份。這天春季捕撈啟動，拖著長尾巴的“地籠王”、小釣船、釣鉤船一一上陣，在休漁期間捕撈小型魚蝦。

真正的高潮在9月6日，大型漁具高踏網登場，開始為期25天的捕撈。它長約1500米，寬約2米，網目約0.5厘米，待湖中設置起魚用的魚箱網，兩艘漁船牽引大網的兩頭收攏，並將網中漁獲全部趕入箱網內，起網收魚，一網產量最高可達5萬斤，一般一艘漁船一天能撈上20噸湖鮮。

“‘飛機網’、拖網，從9月捕到11月底；如果有‘魚蛋’（迷魂陣）的話，可以捕到12月底。”沈伯冬介紹。

氣候逐漸轉冷，休漁期漫漫，漁船都回港了，只有12艘仿古帆船在湖心巍然不動，仿佛即將啟程的船隊。

姚國慶是其中一艘船的管理員，度假區以每月約3000元，聘請他進行日常管理和維護。他清楚地記得，他的船是2011年4月23日從江蘇買來的。

“管理這個船很不費力的，都是我小時候就懂的。不像我兒子，小船的纜繩打個結都打不好。”他露出懊惱的表情。去年，他兒子沒打好結，浪打來讓小船漂走了。“這個結有講究，要系得不散，但又很容易抽掉，這樣我們晚上摸黑也能解開，否則晚上你要拿剪刀剪、拿刀砍，很麻煩的。”姚國慶說，這個系結方法對漁民來說並不難，但兒子就是怎麽也做不好。

沈伯冬知道，在融入主流社會的角力中，屬於漁民的日常終將退守至記憶的邊緣。方言是這群漁民三代，與太湖僅剩的薄弱聯結之一。“太湖里的漁民有自己的方言，和蘇州話相似七八分，和湖州話相似二三分。”他有時覺得，只要孩子還會講家鄉話，那他們這一代就不會忘了自己的根。

“我們都喜歡吃魚，每天都要吃，吃不到難受。”這讓沈伯冬稍感欣慰。去年，有漁民幸運地捕到了太湖里絕跡多年的橋丁魚，他央求人家把30斤全賣給他。“就是比筆粗一點，只有一根骨頭，其他都是肉，入口最嫩。”他給發小每人送一點過去，他們都說，跟小時候的味道一樣。

上岸十年後，他最愛的橋丁魚又回來了。

（圖片如無說明，均為本報攝影記者任玉明、吳軍、胡軍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