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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在線：華潤廣西搞希望小鎮 李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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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噚 日華潤集團搞新春酒會，兼且宣佈正式成立華潤希望小鎮基金。佢哋董事長宋林好開心咁話，希望工程搞咗咁耐，啲希望小學越嚟越少人讀，於是舊年開始諗，點樣 可以透過善用集團嘅人力物力，幫啲內地貧困偏遠嘅農村居民自己改善生活同居住環境，舊年5月選咗廣西百色永樂鄉西北樂村做試點，搞起第一個希望小鎮，目標 係每個省搞一個喎。宋林話，華潤創業（291）將啲良種番茄同豬仔帶入去，豬仔長大同農產品收成後，再同佢地買番；華潤水泥同華潤置地（1109）就教村 民做規劃同埋起新村，就連員工都出錢出力做義工。呢個基金起動金額5000萬港銀，淨係員工就夾咗超過千三萬，其他由集團旗下各公司自願科水。佢話呢個構 思喺中國係全新嘅，華華希望，日後有更多大集團響應就好嘞。 | ||||||
希望只是我多疑 王雅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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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日看了朋友一場籃球賽，雖然兩隊打法不同，但是上半場分數非常接近，非常緊張。可是到了下半場，朋友的那一隊便開始明顯乏力，出現多次犯錯，而分數亦開始 被拉遠了。朋友的那一隊喜歡打快攻，每逢搶到了籃板球後，便五個人一起進攻。當快攻失敗後，便五個人同時跑回去防衛。相反，對面的一隊隊員分工比較清楚， 當搶到了籃板球後，便由跑得最快的兩個後衛來進攻，其他人便分批上去接應。因此，即使攻不入，也不至於後防完全沒有人防守。 如果用這兩 隊來比喻內地及香港投資者，內地的絕對跟朋友那一隊一樣，升市時喜歡滿倉進攻，跌市時便馬上清倉防衛。而香港投資者則像另一隊，比較有規劃，會把組合細分 成不同的部分，再以選擇的股票或投資的時間，來決定什麼時間應該賣出哪些，什麼時間應該買入哪些。內地投資者的風格固然令人看得嘆為觀止，但是這樣的炒法 需極高的集中力，只要稍一放鬆，隨時出現致命的犯錯。相反，雖然香港投資者的風格看上去一點都不精彩，但是卻不容易出現致命的錯誤，可以細水長流。我也是 一個喜歡短炒的人，但是老實說，短炒真的可以發達嗎？當然不可以，其實股票本身是用來投資的，長期持有回報往往超乎想象。尤其是投資在一個在百年一遇的金 融海嘯中，仍然有信心可以獲得GDP８％增長的地方。因此，一日內地投資者改不了這種投資法，一日內地股市仍不可以算是成熟。 回頭說港 股的資訊，本周三本來福記食品服務（01175.HK）是要公佈業績的，卻在公佈的當天宣佈要延期。公司主要從事提供送餐服務、經營中餐館及主題餐廳、產 銷方便食品以及其他相關業務。其實公司何時公佈業績，應該早于一個月前已經決定了。即使公司來不及完成審計，公司應該一早發出延期的通告。因此，到臨公佈 業績的一天才決定延期業績公告，令我聯想到一些不太好的事。例如，審計一早完成了，但審計師跟公司意見不合，不肯簽名確認審計結果，因此不能公佈出來。希 望這只是我多疑而已，雖然我沒有持有這只股票，但是畢竟香港報章時常推薦它，如果真的出了事，會令不少香港投資者損失。 | ||||||
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
From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77cc60100f2lj.html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做演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 南做演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 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 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 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 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 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 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 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 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 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 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 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 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 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 进步，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 们成熟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 子会迅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做演 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 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 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 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 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 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 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 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 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 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 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 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 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 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 成，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 有银行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 济，只有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 地发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 币被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 粉、电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 计最近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业 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 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 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经理人。像郑观应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 前，他们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 1978年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 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 CEO。
希望在中國 東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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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須專家分析，大家也知道下一次息口變動只會向上調，除非銀行打算向存戶收取存款託管費，否則現時息口實在低得無可再低。 一般而言，利率被視為影響股市及經濟的重要因素，但我認為利率未必在短時間內急升，所以影響應該不大；就算真的加息，也只會令股市暫時下挫一天半天。利率上升會令一些負債高的公司，例如工業股或地產股的盈利減少，但這些成本可轉嫁到客戶身上，遂造成通脹。加息利多於弊 我 相信未來加息的幅度不會太大，市場會欣然接受，然後當無事發生。其實，聯儲局若想挽回經濟的話，最佳方法便是加息，以擠出金融市場上多餘的信貸額度。日本 便是因為沒這樣做，所以今天的股市水平比二十年前還要低。我擔心這個情況會在美國出現，到時將會影響全球股市，就像自一九二九年後，經歷的三十年代大蕭 條。 若真的如此，股市將停滯在現有水平，企業也不會有盈利增長。當然，市場上仍會有很多新企業，好的商業計劃將會反映在股價上，而管治差劣 的公司則要靠邊站。這時，你不能抱着只要放錢落股市，然後等幾年便會有收成的心態；要獲得較佳的投資回報，必須小心翼翼研究公司的基本因素和盈利前景。 但不幸地，加息與否受政治因素影響，因為加息勢必令高企的失業率再上升，然後又會有民眾上街示威。而政治後果，往往比經濟需求更重要。 中國可保香港十年繁榮 中國很可能毋須面對這種兩難局面，因為中央政府權力夠大，而且它可掌控自己的經濟，不用其他國家插手，儘管美國慣了做老大哥。中國已經和不少友好國家結盟，並投資一些在中國缺少的商品和金屬上，努力滿足經濟發展需求之時，又不過度倚賴單一供應。 以 石油為例，現時國內供不應求，中國便和哈薩克共和國結盟，該國最近發現了新油田，令其成為全球十大石油生產國之一。這盟約應該能保證中國在未來的一段時 間，有充足的石油供應。雖然中國投資在澳洲鐵礦方面未能成事，但仍有希望可以在供應方面進行配合。由此可見，中國現正積極地從世界各地尋求足夠的商品庫 存，而且分散投資。 不過，潛在的通脹壓力，會令國內工資上升，這樣一來，中國便會喪失成本上的優勢，不能再為發達國家提供低質素低技術的平價貨。儘管中國不一定要倚賴出口，但始終有十三億張嘴要吃飯，而且它亦須依賴出口所得，來支付入口的原材料費用。 所以，我希望中國能繼續在國際上建立關係，令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系，到時將會把香港帶進這個自給自足的經濟當中，只要可以坐上中國的順風車，香港在未來十年應能昌盛繁榮，直至中國追上美國為止。 東尼Tony Measor 在證券界有五十年經驗，八七年股災及八八年股市冒升時，他所管理的香港基金表現都是香港最出眾的。他之前是財經網站Quamnet的總編。在此之前，他在嘉洛證券工作，管理客戶二億五千萬元資金。 | ||||||
“九连跳”背后是没有希望的绝望
http://www.yicai.com/news/2010/05/350337.html
富士康又一次站在了舆论漩涡的中心。
当人们还未从富士康半年“八连跳”事件的惊悲中缓过神来，这个纪录又被“九连跳”刷新。14日晚，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21 岁的安徽籍男工从宿舍楼7楼楼顶坠地身亡。
一次又一次的跳楼事件，考验着富士康人脆弱的神经，也考验着公众的容忍度和心理承受底线。
当命令成为主要沟通交流模式
上海神光心理咨询公司的彭瑞林，对这次跳楼自杀事件非常有感触。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富士康昆山分公司曾经邀请他们去做咨询培训。
“因为我们是专业的EAP（Employee Assistant Program员工帮助计划）公司，富士康觉得这方面咨询的费用比较高，所以后来它选择了另外一家要价低的公司合作了。”彭瑞林告诉记者。
据彭瑞林透露，在此次系列自杀事件曝光之前，在富士康昆山分公司就已经有好几起类似事件，只是当时并没有向外界公开，但已经引起管理层对员工心理的 重视，所以请了专业人员去做培训。
因为业务前期准备需要，神光心理咨询公司曾去富士康进行调研，在接触富士康昆山分公司的过程中，彭瑞林最大的感受是“所有的员工都非常死板，没有活 力”。彭瑞林提问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主动举手回答问题，而彭瑞林在其他公司做培训的时候，员工回答问题明显积极。
他认为，这是富士康典型的军事化管理的原因，员工只有服从，没有反抗的资格。这会让员工心理产生逆反情绪。“这种管理模式能带来企业的高绩效，但是 对于员工来说，没有释放和沟通的空间。”
但是台湾心理咨询师夏东豪认为军事化管理的制度没有错误，错误的是管理层带员工的方式。夏东豪自己曾经在台湾当过兵，“军队里并没有听说有跳楼自杀 的现象，虽然也很艰苦，但是会有鼓舞人的信念和荣誉感。富士康的问题在于，怎么去建立员工的信念，激励起员工的希望。”
对于富士康员工的跳楼自杀事件，夏东豪分析认为，主要是“压力过大，人生没有希望”。比如战争中的俘虏有活下去的希望，就会积极争取生命。富士康员 工的希望就是怎样活得更好。如果员工认为，活得没有意义，或者无法活得快乐，就会抑郁，从而产生自杀的想法。
此外，公司的氛围也很重要，夏东豪在给企业做心理培训的时候发现，有的企业就是乐观积极的氛围，有的企业就是比较计较的，人与人之间不是互相帮助 的。而这跟企业管理层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他认为，好的公司氛围，能让员工有更好的沟通渠道。
彭瑞林与夏东豪的感受相同，他在富士康调研时的另一个感受是，富士康的员工没有压力纾解的渠道，不仅员工与员工之间沟通很少，主管与员工之间同样沟 通很少。
有些主管就是在3至5年这样沉闷的工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本身就很压抑，当他成为主管后，对下属员工也是采取同样的沟通交流模式，那就是命令。
这就导致了员工的不满情绪淤积，即使富士康在当地的企业中算是待遇还不错的企业，但是，员工跳槽的现象也经常发生。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九连跳”让人触目惊心。
“根据心理学上的说法，自杀是会心理传染的，当有一个人选择自杀时，其他人很可能会效仿。”夏东豪说，比如张国荣自杀当天，就有很多人自杀。有些人 本来有这个想法的，看到别的人跳楼了，于是给了他这样的勇气。
夏东豪认为，虽然每个人都有工作的压力，但是个人的家庭生活也很重要，如果员工家庭幸福美满，即使工作上有些压力，也是可以得到补偿的。
富士康科技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说，其中时间最长的只有一年半，最短的20多天。自杀员工没有很多的加班记录。企业表示，自杀行为与工作压力可能并无 直接联系。
有调查显示，这些员工选择轻生，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导致，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造成情绪低落，更有人可能是由于精神异常而造成悲剧。
彭瑞林对此认为，即使所谓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家庭出现变故导致的轻生，也是由于管理制度上原因。“青春期的孩子，由于工作压力大、时间长，工作 外的时间没有什么其他的寄托，没有别的爱好，没有地方可以发泄情绪，所以一旦谈了恋爱，就把所有注意力放在恋爱上，当恋爱失败了，整个人就完全崩溃。”他 认为，这就像学生如果学习压力大，导致成绩下降，就容易产生网瘾或者陷入早恋。
另一方面，彭瑞林发现，在富士康这半年的自杀者中，年龄大多在18岁至24岁之间。“这些年轻员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很多都是在中专或者技校毕业 后，直接进入富士康。进入现实工作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让这些心理尚未成熟的打工者难以适从。他们会觉得怀才不遇，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逐渐对学习和生 活丧失兴趣，产生厌世感。加上工作难以适应、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一些人还会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
此外，现在80后、90后是现代大城市中新生打工族，这代人多是独生子女，跟他们的父辈打工者相比，抗压能力、吃苦能力比较差、心理脆弱，但同时， 这代人更自尊，梦想也更大，但是却因为找不到实现理想的路径而困惑。彭瑞林认为，这也是富士康自杀事件频出的重要原因。
爱不是用奖金去“勾引”
“自杀是因为绝望，而绝望之前的表现方式就是抑郁。”彭瑞林说，由于长久的压抑，情感、工作、环境、家庭方面的压力，没法得到纾解，就容易产生抑 郁。
彭瑞林告诉记者，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员工入职后一般只接受简单的培训，但要求比较高，年轻员工每天重复性的工作也会磨损人的心理，如果再休息 不好、缺乏情感交流，就会加重挫折感和孤独感，对生活丧失信心。
他认为，自杀需要“勇气”，而这种“勇气”就来自于个人对生的恐惧大于对死亡的畏怯。选择自杀，可能源自内心的脆弱。除了个人内心的因素，外部环境 也会或多或少地产生刺激作用。倘若一个社会冷酷无情，多数人的愤懑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以疏通，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谋杀或自杀案例。
富士康深圳厂区有40多万名员工，员工生活在集体管理之中，缺乏足够的个人生活空间。打工者又远离家乡和亲人，一旦出现不良情绪，找不到宣泄途径， 缺少亲情抚慰和自我救助的条件，久而久之，不良情绪累积起来，容易造成极端行为。
虽然富士康园区内，有非常完善的娱乐设施，比如游泳池等，但是靠加班来多挣钱的员工们绝大多数没有时间来享用。
在富士康多次跳楼事件后，管理层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补救员工的心理健康。比如，从4月上旬开始“花钱买信息”：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 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
“但是这种方式本身就有问题。”夏东豪说，这是一种很自私的心态，用奖金的鼓励去让人们关爱对方，他们不懂什么是关爱，爱不是用奖金去“勾引”的， 爱是真正的关心。
彭瑞林介绍说，据他了解，有些企业就有不错的帮助员工释放压力的方式。比如对公司贡献大的员工，会发给他一张健身卡，要求带着家人去健身房，不去的 话，反而会扣该员工的工资。这样一方面，让该员工与家人有较多时间交流，另一方面也能通过运动纾解压力。
此外，在日本企业里面，有专门的心理健康保健组织；在美国，企业有专门的员工援助计划，有专业心理人员提供指导和咨询。
对于富士康，彭瑞林认为，当务之急是，利用好释放压力的场所，经常举行一些活动，同时，主管要与员工加强沟通，而且这种沟通应该是平等的、经常性 的、一对一的。
野村證券翁明正從谷底再起五百天啟示面對人生變局 千萬不要失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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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大半輩子的順遂職場，無風無 雨到人生頂峰，突然一夕間跌落谷底，前雷曼兄弟台灣區負責人翁明正，歷經失業打擊又重新站起，甫接任野村證券台灣區總裁的他說，許多人在職場上跌倒，「無 論何時，千萬不要失去希望！」撰文‧李佳蕙、莊 芳 攝影．吳東岳走進野村證券位於台北市信義計畫區華新麗華大樓的十七樓辦公室，傍晚時分遠眺窗外，正對 台北地標一○一大樓的美麗夜景，就在眼前鋪展開來。今年五月甫接任野村證券台灣區總裁的翁明正，見到記者來訪，神情愉悅地介紹這個四月中才搬入的新環境， 「來來來，你們看這間房間更漂亮。」他高興地說。 這間新穎的辦公室，還隱約散發著剛裝潢好的木質氣味，比起一年半前在同一地區另一棟大樓的 雷曼兄弟三百坪辦公室，足足大了一倍以上。一年半後再度擁抱這片華麗的夜景，五十一歲的翁明正，心情早已大不相同，不僅外在環境換了，他臉上明顯多了歲月 痕跡，身形也瘦了許多。 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四五天，翁明正卻經歷了人生、職場意外的一場大風暴！二○○八年九月，他還是人人稱羨的外資金童、 雷曼兄弟台灣區投資銀行負責人，是台灣外資金融圈中最位高權重的大人物，無數的重大投資案正等著他做決定，美國總部還放著價值不菲的股票選擇權，只要再等 一年，他就可以申請退休，成為資產數億元的富翁，回台南家鄉享受田園生活，一切都是如此順遂，令人安心。 雷曼倒閉，從人生的高峰頓時跌落但 是○八年九月十五日的一則新聞，卻改變了一切，美國雷曼兄弟因次貸危機爆發宣布倒閉，翁明正從人生的高峰頓時跌落，不僅前程不明，辛苦十年累積的雷曼股票 頓時變成廢紙，更重要的是，連自身的價值也遭受質疑！ 台南平凡人家出身的翁明正，一路苦讀、辛苦努力才爬上巔峰，是老母親在鄉親面前用來炫 耀的話題，他一路從台南一中、台灣大學到美國南加大等名校畢業，再轉進花旗銀行從儲備幹部做起，最後當上雷曼兄弟台灣區負責人。一直以來，他都是台南之 光，母親也十分引以為傲，總是到處向親朋好友介紹這位「董事長兒子」。最讓他心痛的是，雷曼兄弟倒閉後，媽媽第一時間打電話問他，「阿正啊，害慘投資人的 連動債是你賣的嗎？」翁明正只好向媽媽解釋，在他手上沒有賣出任何一筆連動債，但是為了避免被人指指點點，媽媽只好把自己關在家裡，盡量少出門。 投 入野村，重新證明自己的職場價值當時雷曼兄弟倒閉，他名義上還是台灣負責人，一邊要穩定辦公室內四十幾位員工的心情，還要面對外界無情的指責。此刻的他已 處於失業狀態，媽媽還很緊張地關心：「阿正，你被人辭頭路了，以後家裡三個小孩誰來養？」全球第四大投資銀行的台灣最高負責人也會突然失業，這是翁明正入 行二十年來想都沒有想過的事，雖然內心充滿不解、驚慌、憤怒，「但事情已經發生了，就得去面對它。」翁明正坦然地說。 接下來的二十天裡，亞 洲總部與三組有意購併台灣雷曼團隊公司周旋、談判，爭取最佳的條件，包括野村證券在內的買家，紛紛表達對雷曼兄弟其他地區證券部門有興趣，但當時雷曼兄弟 證券亞洲區總裁Jasjit Bhattal直接對買方說：「一個都不能少，要買就亞洲與歐洲一起買！」最後由出價較快的野村證券順利拿下。 帶 著台灣雷曼團隊併入企業文化天差地別的日本野村集團，翁明正又彷彿重回職場元年，必須重新向新老闆證明自己的價值，但是這一次不是在自己熟悉的地盤台北， 而是競爭激烈的國際金融戰場──香港。五十歲還要重新在異地拚命，他沒怨天尤人，提起皮箱、跳上飛機就投入新戰場。 經過二十天的煎熬，一夕 間從美國公司員工成為日本企業的員工，翁明正說：「好像作了一場夢，但老天又給你一次機會，就要好好把握。」翁明正當時的職位為「野村證券大中華區創投集 團暨台灣投資銀行業務負責人」，主要管理的業務範圍變大，辦公室也由台灣搬到香港，要替總公司開拓商機無限大的中國市場。憑著過人的意志力，他幾乎每周往 返台、港兩地，光是去年一年，總計就搭了八十三趟飛機，可說是名副其實的空中飛人。 做出成績，任職台灣區總裁重登高峰他不只要在香港打仗， 還要回頭在台北的投資銀行市場殺敵。在他帶頭下，○九年野村證券以「凱基證購併台証證」一案，一舉拿下︽The Asset︾︵財資雜誌︶票選為「二○○九年台灣最佳購併團隊」與「二○○九年台灣最佳購併案」雙料殊榮。這對於在雷曼兄弟時代，早已是台灣投資銀行市場 常勝軍的翁明正而言，只是錦上添花，但是對於過去在投資銀行業務並不突出的野村而言，卻是一項空前戰績。野村在台的投銀業務，業績不僅一年內成長六倍之 多，甚至一舉打敗高盛，站上購併業務排行第二名。 「日本老闆當時在進行資源配置時曾狐疑地問我：『以台灣市場規模，為什麼要擺那麼多人？』 我直接跟他講：『你把員額給我，我做給你看！』也因為台灣團隊的努力，才讓日本老闆肯放更多資源給台灣，尤其是台灣要與中國簽ＥＣＦＡ，無形中增加台灣資 本市場的吸引力。」翁明正說。 結果證明，他做到了。也因為做出一番成績，日本總部覺得翁明正值得信任，遂決定藉輪調的機會，將常駐在台灣六 年之久的前任總裁荻原康昭調到荷蘭阿姆斯特丹，並大膽起用翁明正擔任台灣區總裁，這也是野村證券在台十五年來首位台籍總裁，旗下總管投資銀行、證券、固定 收益、大中華區創投集團等四大業務。 進入日商公司任職，對於已經習慣美商企業較為隨興風格的翁明正來說，也是一項新的嘗試。一直以來，作風 保守又謹慎的野村證券，每件案子都必須經過層層上報，從台灣提報後還要經過香港、日本總公司，花費很長時間才能真正拍板定案。「不像以前有些案子，在台灣 就能自行解決，現在作業時間愈拉愈長，常讓人急得跳腳。」不過，就像每段婚姻都需要一段磨合期，傳統的日本公司突然融入了一群作風明快的美系員工，決策的 速度肯定也要跟得上國際級投資銀行才行。所以隨著總部慢慢地下放權力，讓野村證券不僅名氣直升，在英國倫敦證交所的交易量排名，也從以往的八十三名一躍成 為第一名。 難以忘懷，當初到底發生什麼事？ 重回人生的高峰，翁明正沒有退路，他不能只是守成，他更大膽地決定擴大在台灣的投 資，預計年底員工人數將從目前的五十人大幅增加到八十幾人，增幅達六成，以示對台灣資本市場的重視。 從十七樓的辦公室向外凝視，翁明正顯得 平靜、自得，那場幾乎將他毀滅的風暴已消失無蹤，但是他還是無法不自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最近經常隨身攜帶一本電子書，打開來一看，都 是近來有關雷曼兄弟證券倒閉內幕或評論的書，如︽Too Big to Fail︾、︽The Big Short︾、︽The Greatest Trade Ever︾等，「坦白說，我自己也想知道當初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語氣特意放輕鬆，但似乎仍無法忘卻那場世紀風暴。 走了大半 輩子的順遂職場，無風無雨到人生頂峰，突然一夕間跌落谷底，翁明正語重心長地說，許多人在職場上跌倒，但「無論何時，千萬不要失去希望！」他說，失去工作 也不要緊，反而應該利用這段時間提升個人專業技能，只要隨時做好準備，「一定會有成功的一天！」在翁明正帶領下，野村證券購併業務躍居第二名——2009 年投資銀行購併業務排名 （亞太區含日本） 名次 公司名稱 交易件數 交易金額 （億美元） 1 摩根士丹利 82 586 2 野村證券 145 583 3 高盛 51 489 4 花旗 75 453 5 摩根大通 36 439 6 瑞穗銀行 118 437 7 美國銀行暨美林證券 52 417 8 瑞士銀行 53 413 9 大和證券 97 308 10 瑞士信貸 46 283 資料來源：Bloomberg，截至2009年12月31日 翁明正 出 生：1959年 現職：野村證券台灣區總裁學歷：美國南加大企管碩士 台大商學系學士 經歷：雷曼兄弟台灣分公司負 責人花旗所羅門美邦證券總經理 | ||||||
东方希望刘永行：务实经营造就传奇
http://www.cb.com.cn/1634427/20100818/144066.html
白手起家，却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公司不上市，不做房地产，自嘲不善于和政府拉关系，却连续10年不下富豪榜，被誉为财富“常青藤”……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这种传奇不是投机取巧带来的，而是务实经营造就的。
白手起家，从艰苦的养殖业起步，在不起眼的饲料业发展壮大，之后又进军重工业，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制造业王国;公司不上市，不做房地产，自嘲不善于和政府拉关系，却连续10年不下富豪榜，被誉为财富“常青藤”……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
这种传奇不是投机取巧带来的，而是务实经营造就的。刘永行是典型的实业家，管理以稳健、务实、精益见长。“有人说我很保守，但也有人说我很激进。其实， 我就是希望我的企业能一直健康地活着。”刘永行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进行布局;做聪明的第二，保持相对优势，以把更多的资源有效地运用到更 为合理的方向;在基础管理上精益求精，将效率发挥到极致，通过管理挖潜来提高利润率;在招聘内行人才既需要高成本、稳定性又不够好的情况下，提出“只用外 行，不用内行”;在公司做大做强的过程中，为防止出现大企业病，提出把大公司拆小的解决方案等。这些都是刘永行的务实经营之道。
刘永行简介
刘永行，1948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新津县。1982年，刘永行与其另三个兄弟各自辞去公职共同创业，从孵鸡、养鹌鹑开始，完成了1000万元的原始积 累，并成立了希望集团。1995年，刘永行四兄弟明晰产权，进行资产重组，各自在相关领域发展，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集团。
东方希望集团目前已发展成为集农业、重化工业产业链等为一体的特大型民营企业集团。2002年至2003年，刘永行正式进入第二主业——铝电复合体产业，分别在内蒙古、山东、河南等地建设年产规模百万吨的电铝项目和氧化铝项目。
从2000年开始, 连续10年，刘永行从未下过《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并于2001年、2008年位居《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
企业相对论
刘永行在经营战略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企业相对论。他认为，“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创造自己的相对优势。竞争经济中，优势、劣势都不是 绝对的，一切都在变化，无论大公司、小厂，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就看你如何去发掘。任何企业只要把自己的相对优势充分发挥，避免自己的弱点，就能在市场竞 争中取胜。创造无数个相对优势，就可在市场中形成绝对优势。”事实上，这就是企业作为一个主体，能以多高的效率运用社会资源的比拼。
走窄门，进蓝海
从刘永行兄弟最初养鹌鹑创业时期的表现，就可以嗅到一丝相对论雏形的味道。1984年的中国，创业风潮正起。很多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从贸易做起，先赚钱再 说。但刘永行兄弟却没有走这条路。刘永行后来说，我们从来就选择最艰难的道路去走。简单的话背后道理深刻——难的路，走的人少，反而容易走通。草根出身， 熟悉中国农村的刘永行兄弟，选择了饲料业作为发展方向，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立足于自身实际情况、扬长避短的明智之举。
靠饲料业 发家之后，2002年刘永行又主动进行了第二产业的布局，东方希望斥资百亿，大举杀入铝电一体化项目。对于重化工业的切入也是刘永行经过思考后的抉择：要 在转型行业内和国企竞争，避免和民企竞争，因为相对国有企业来说，东方希望集团有体制上的优势，效率比国企高得多。刘永行说，“那些企业都是被绑起来和我 们竞争的，怎么争得过我们呢?”
刘永行选定的重工业项目十分符合这一要求，不仅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进入门槛高，中小型民企根本无力加入竞争，而且竞争对象主要是国企。在看似风险极大的局面中，刘永行超速度建设，抓住机会抢占原料地，打开了局面，很快实现了盈利。
做聪明的第二
作为一个管理者，刘永行清楚的是，决定一家企业在一个大国市场中胜出的，不是一步到位式的全面、先进，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相对优势，保持领先性即可。这就要保持潜力竞争，保持相对优势，把更多的资源有效地运用到更为合理的方向。
近年来，在饲料行业，东方希望集团的市场地位一直稳居国内第二位，仅次于正大集团。关于这个位置，刘永行多次强调，要做聪明的第二，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要 去争第一。因为争第一是要付出代价的，要进行大规模竞争，必然要打价格战，通过打价格战完全可以短期扩大市场份额，但却不是聪明的做法。价格战只能使一批 资本退出，但如果企业的土地设备还在，下一批资本还会再度进入，到头来吃亏的，只会是发动价格战的企业。
精细化管理
对于管理，刘永行这样比喻：“基础管理是汽车，经营运筹是驾驶员。汽车质量、性能不好，驾驶员技术再好也是枉然。所以说，基础管理工作非常重要。没有基 础管理的扎实工作，仅靠市场机遇、经营运筹取得一时的成功，也是昙花一现。对饲料行业这样的基础行业来说，脱离扎实的基础管理的经营运筹就是浮躁。我们的 基础管理，就是扎实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建立比对手更多的相对优势。”
经历了一段黄金发展期之后，饲料业内很快挤满了竞争者，利润率急剧下降，甚至很多厂家处于亏损状态。为什么东方希望的饲料主业还能支撑起刘永行的重工业梦想呢?管理精细化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在对外企参观学习的过程中，刘永行曾被“中国人做事不到位”的评价所刺激。在同等甚至更弱的硬件条件下，外企用更少的人力，实现了更大的产量和效益。关键在于效率。
刘永行认为，提高效率不仅有助于企业发展，而且也与提高员工收入息息相关。劳动效益提高后，企业一方面提供大量税收给政府，通过政府的转移来实现公共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持续增加效益，员工的收入也实现同步增长。
为了提高效率，刘永行提出了精细化管理概念，就是从提高一度电、一吨水和一个人的效率做起，从每一个细节上算账、下功夫。刘永行本人就是管理精细的典 范。他视察饲料厂，先看仓库，对于饲料袋的码放都有自己的要求。在刘永行看来，将一切效率发挥到极致，就可产生他所谓的“相对优势”。
刘永行在生产方面进行充分挖潜。例如封装打包的塑料绳都是计算得刚刚好，控制工人的打包动作必须标准化，或是一家工厂一年只能报销使用几把扫帚，绝不允许 成本浪费。工厂设计上也处处体现效率：厂区内运输路径短，程序简单，流程顺畅，甚至道路设计也一定是空装上坡，满装下坡;所有道路都有人车分流指示……生 产同样产量的饲料，国内平均水平如果是100人的话，刘永行的企业只需要60多人。
通过管理的精细化，刘永行有足够的底气把价格做得比跨国公司低。在同行业利润率已经下降到1%的时候，东方希望集团饲料还保持着5%左右的利润率。
只用外行，不用内行
成功的企业家，必然有成功的用人之道。在大部分企业招聘都强调专业经验的时代里，刘永行的独特用人之道是——只用外行，不用内行。刘永行说：“内行到希 望来，他虽然轻车熟路，甚至有强的管理能力，但他同时具备了原有企业文化培育的管理理念。转变人的观念是很难的，特别是要他认同希望独特的价值理念和管理 模式，往往是过程长、代价高，得不偿失。”
“如果到跨国企业去挖人，待遇很高。既然你能用高工资将其挖走，别人将来也会用更高的工资将其挖走”，“许多国营饲料行业的厂长、经理前来应聘，‘希望’从来不用，用他们什么?管理方法肯定不行，假使他们优秀，早把企业搞好了。”
“希望”更多地招些门外汉来搞饲料，东方希望集团100多家公司的总经理在任职前没有一个是干过饲料行业的。刘永行说：“一个外行，只要思想品质好，有 基础的管理能力，我们的文化整合就有效力。加上他有急于当内行的动力，我们的企业文化就能开发他的潜力，使他的追求上升到更高目标。我们给他提供发展的机 会，他会很珍惜，很努力，在努力的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让潜力充分发挥。他成功了，企业就成功了，这是一个双赢的机会。”
挖掘出外行的价值和发展潜力，是刘永行的独到之处。外行虽然经验欠缺，但可塑性强、进取心强、思维活跃，这是他们相对于内行的优势所在。饲料加工 这样的简单工业，自身技术并不难，关键在于管理。一个外行的管理者在进入新行业时，其本能反应就是学习，另外还会给企业带来新思维。由希望老员工带去的优 秀管理理念，加上新人没有固定思维模式的学习创新精神，反倒有助于办好企业。
刘永行只用外行的原则甚至贯彻到了重工业领域。当基本建设完成后，他派驻在重工业领域的高管们，仍然是饲料企业那一批。工业领域那些被专家和业内人士习惯了的陋规和不合理做法，一条条被翻捡出来。在无数问题被详细追问的过程中，东方希望在重工业领域的成绩也日渐斐然。
把大象拆成快鱼
在早年和正大集团竞争的过程中，刘永行发现了大企业的致命弱点就是决策链条太长，整个公司成为一个泥足巨人——被人踩了脚指头，大脑要三天之后才能反应过来。以至于之后的一段时期，他常常担心自己的公司也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变得过于笨拙。
如何预防大公司病，刘永行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案——把大公司拆小。由于他的精确认知，在工厂建设初期，东方希望就没有成为一家大公司。东方希望集团二 级子公司的投资都只有几千万元，形态看来都不大。但这些工厂又都是极其有效的，每个工厂都是一个把生产、营销和管理结合在一起的小中心。这个中心只有三层 管理结构，即总经理、部门经理和一线员工。管理都在可视的范围之内，因而变得非常容易。这种形态天然的消灭了大公司病，企业变得更加灵活。
在把大公司拆成多个小工厂之后，刘永行对工厂的管理是既“紧”又“松”的。他在授权上放得非常松，以工厂总经理为领导的企业决策层几乎有权决定所有工厂 运作中的问题，而总部只用边际贡献率考核投资收益情况。但另一方面，总部监管也是强有力的。东方希望集团总部各部门很有权威。在人事、财务和品质管理方 面，东方希望的总部机关可以越过工厂总经理直管，权力配置超过了总经理。
宽严相济的管理体系和收放自如的分权制度，破解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效率难题，保证了企业整体控制性和个体灵活性的平衡，形成了大而灵活的比较优势。
一向投机气氛浓重的中国企业圈，昙花一现的短命企业屡见不鲜。刘永行和他的东方希望集团，跳出了这个诡异的周期律，成为其中的异类。史玉柱说，刘永行最多只犯过小错误，但没有摔倒过，日积月累，造就了今天的成就。务实经营，让东方希望集团“健康地活着”。
“救火队长”邹晓春：大股东希望我取代陈晓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10/1NMDAwMDE5Njg1NQ.html
国美控制权争夺战，进入最后的投资者拉票阶段。
9月9日，作为大股东提名的执行董事、“神秘人”邹晓春终于露面。即将赴港接洽众多国美股东的邹晓春，接受本报独家专访，他对其个人身份、黄光裕家族资产状况、与机构投资者接洽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邹晓春称，“有些人没有公平对待股东，‘和为贵’有时并非解决问题关键，矛盾爆发出来，并得到一次性解决，会使得企业肌体状况更加健康。”
至于“9·28”临时股东大会黄光裕家族成败，邹晓春称，“不论成功与否，对于临时股东大会的规则都会尊重。大股东有能力和信心将国美做得更好。”
陈晓为首的国美电器董事会一方将于11日完成路演。来自陈晓一方消息称，其已获得部分国美电器投资者支持。
“救火队长”邹晓春
《21世纪》：外界对你的信息获知有限，你与国美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邹 晓春：1990年，我毕业于江西大学法律系专科，并获得了律师从业资格；1999年，通过证券律师资格考试；2000年，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从事 证券相关业务。2001年，国美电器开始谋求上市工作，当时，我有机会认识黄光裕并且担任国美电器律师。我以公司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企业策略问题探讨。
《21世纪》：在国美电器以及黄光裕家族企业中，你主要参与了哪些工作？
邹晓春：最开始，主要是国美电器开店中遇到的纠纷处理。此后，随着国美越来越多的收购，我作为收购团队的成员之一参与进来，涉及包括国美收购三联商社、国美收购大中、国美收购中关村，以及国美收购永乐等。在众多收购中，我扮演项目负责人角色。
《21世纪》：黄光裕为何选择你做国美电器提名执行董事？
邹晓春：我觉得黄光裕有三个方向考虑。第一，能否胜任，他希望一个专业人士来参与国美董事会；第二，我作为一个老律师，能够使得国美在合法轨道上运行；第三，我拥有在中关村“救火”的经验和成功背景，而我也愿意再次扮演“救火队长”身份。
《21世纪》：外界传闻，如果大股东胜出，你会进一步取代陈晓，成为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是这样吗？
邹晓春：现在公司沿用英国议会制，大股东对我的提名仅是公司董事会的执行董事，这个提名如果获得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同时，上市公司股东有半数通过，希望我来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那么，我会义不容辞的承担起这个责任。但是，前提是股东对我满意、信任。
黄氏资产起底：增发资金已储备
《21世纪》：与上市公司相关的黄光裕家族资产状况怎样？
邹晓春：与上市公司相关，黄光裕家族非上市资产主要是300多家门店。
我 们已经做过评估。并非如陈晓一方评价的那样，国美电器上市公司离开这些门店不会有大影响，实际上，这些门店资产的单店盈利能力和整体运营状况，包括位置与 上市门店是一样的。从位置上看，这些门店集中在上海、江苏、福建、河南、河北等，都是具有很大消费潜力的地区。从目前管理上看，是由上市公司托管，所有情 况与上市公司是平等的。
《21世纪》：黄光裕家族资产状况如何？
邹晓春：外界并不了解大股东资产状况。实际上，大股东资产分 三部分。其一，是国美电器相关上市所持股份，以及非上市公司门店；其二，是地产资产，包括在北京、重庆、无锡、上海等地所拥有的地产；其三，是投资板块， 这主要是由鹏泰投资去实现的，包括其投资的中关村。以及清华科技园内的一家企业，该公司中黄光裕家族占股33%。
在2008年，黄光裕出事之前，大股东还拥有矿业、银行的投资资产。
《21世纪》：近期鹏润地产正处理一些地产项目，比如大康鞋城等，是为应对国美增发而做准备？
邹晓春：2008年事件之后，对于集团确实有一些影响，因此，大股东在投资上作出了一些调整。以地产为例，大股东希望将持有型的商业物业为主的地产开发形式，转变为住宅型地产开发。
在 这一背景之下，大股东对手里的持有型商业物业进行了减持。减持另外一个背景是，大股东希望以处置资产方式应对国美电器面临危机。当时，确实很多项目低价出 售，包括建国酒店、北京沙河项目等。目前，正在处置一部分持有型商业物业也是这一逻辑，即变持有型商业物业为主为住宅物业开发为主。
《21世纪》：大股东目前现金实力如何？
邹 晓春：大股东已经做好了应对增发等的资金储备，有两个事情可以证明。其一，大股东截至目前已经在二级市场增持了近2%的国美电器的股票，这支出了近7亿元 左右现金。其二，大股东8月27日已经对现在的董事会发出了函件，而现在董事会也以公告的形式公布，即若董事会增发，大股东决定超额认购。
希望与包括贝恩高层见面
《21世纪》：大股东与机构投资者接洽情况如何？
邹晓春：与投资者接洽在8月4日以后一直在进行。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是让投资者理解大股东为何要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因为此前，大股东的形象被陈晓言辞所“妖魔化”了。
截 至目前，大部分投资者基本理解，并且接受了大股东一方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原因，并且支持大股东正确利益诉求。对于大股东而言，陈晓与国美以往发展逻辑相悖， 本着这种“不换思想，就换人”逻辑出发，大股东要求召开股东大会。接下来，我们希望以相对正式的形式去拜会所有投资者。包括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在内，我 个人以及团队尽可能多去拜会所有能够联系到的投资者。这种工作一直会持续到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前一天。
《21世纪》：如何看待贝恩所扮演的角色？
邹 晓春：贝恩的身份与国美的股东性质是一样的，作为可以转股的债权人，我个人是很希望与贝恩的高层见面，并且听到他们对于国美电器公司治理以及发展的一些意 见。总之，在维护国美电器的权益上，大股东与其它投资者的立场是一致的，尽可能多的听取他们的意见，可以使得国美未来更加健康、合理。
大股东的胜负计划
《21世纪》：如果大股东一方动议获得通过，大股东对于国美电器计划怎样？
邹晓春：“9·28”股东大会决议就是公司决议，因为国美电器这家公司是股东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大股东1988年创立公司，国美电器2004年上市，这期间公司实际已经发生了变化，即国美电器已经是一间公众公司。但这未改变大股东作为创始人对于公司发展的热情。
如果大股东胜出，大股东会持续支持上市公司发展。这其中包括大股东会将非上市公司资产以一种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方案注入上市公司，同时，大股东还将在其它方面给予上市公司以支持。具体的方案稍后会有正式的东西出来。
大股东与陈晓的区别是，大股东的身份是天然的，而陈晓作为职业经理人，可以随时抽身。
《21世纪》：大股东一方对于现有管理层态度是怎样的？
邹晓春：现有管理团队除个别人之外，大多都是国美电器功臣，而这个团队能力是得到大家认可的。此次关于股东问题的争论，并不包括管理层在内。
国美电器的管理层一直保持少有的稳定特点。虽然，此前有高管做出了一些表态，但是，管理层也是站在公司利益角度的发言，大股东对此十分理解。大股东希望维持该团队长期稳定。
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大股东一直在做，但是，陈晓的方案显得有些草率。
《21世纪》：如果大股东失败，将如何选择？
邹晓春：首先，不论成败与否，大股东尊重9·28股东决议；其次，即使发生恶劣的情况，大股东也会尽可能维护利益；最后，若改变不了最终结果，大股东将把非上市门店从上市公司剥离。剥离非上市门店逻辑是，陈晓主持下的上市公司对于门店的托管，我们已经不信任。
《21世纪》：能否描述一下国美电器未来可能的形态？
邹晓春：这间公司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在2008年以前，一直是行业领跑者，而对手规模仅是当时国美的70%左右。现在国美已与竞争对手难分高下。国美电器未来仍会以扩张为主要逻辑，保持竞争力。这也是国美股东们希望看到的。同时，这间公司将保持合理、合法运营模式。
合資券商的痛與希望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61724&time=2011-05-21&cl=115&page=all
如無意外，2011年6月，華英證券、第一創業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華鑫三家合資券商將正式站上紅地毯，這將是第三波合資券商的集體婚禮。隨著IPO業務繁榮，創業板、新三板新業務的起步及國際板預期升溫，合資券商將迎來最佳發展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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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士丹利華鑫即將站上第三波合資券商集體婚禮的紅地毯。史麗/東方IC |
5月17日，中國證監會辦公廳副主任王建軍表示，推出國際板的條件快要成熟了。國際板將以人民幣計價。雖然他表示還沒有時間表，但業內預計年底前甚至更早，國際板就可推出。
「有全球客戶資源的外資股東，是合資券商的先天優勢。內資根本無法競爭。」一位券商高管說。這是否有機會改變券商現在的座次排名？
中國證券業協會2010年度的排名中，股票及債券承銷金額排名前五名分別為中信證券（600030.SH）、中金公司、中銀國際、國泰君安、瑞銀證券摘得。前五強中佔去三席的事實顯示，合資券商已開始悄然上行，成為證券業不可小覷的一股力量。
資料顯示，2010年349家公司在A股發行上市，籌資總額達4783億元，中國已成為全球最重要融資市場之一。普華永道預計，2011年中國在新上市公司家數和IPO籌資總額方面都將再次領先全球，籌集總額可能再度超過4000億元。
如此肥沃的市場，令中國成為國際投行的必爭之地。而國內券商在市場競爭壓力下，或有國際化的雄心，或是投行業務發展不力想借助合資來予以拓展，兩廂都有合作的空間。
如果將1995年中金公司成立視為中國合資券商之始，短短16年間，十幾家合資券商們或馳騁疆場、或黯然退出，其間優劣功過，無法評價。無論既往者，亦或新晉者，所有合資券商都要面臨的，始終是不同文化、理念、規制、人事等方面的融合之難。
第三波浪潮
5月10日，東方證券投行部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證實，公司與花旗銀行經過一段時期接觸，合作事宜已進入擬定協議階段，合作模式與其他新設 的合資券商相同，即東方證券將投行部門獨立出來，作為雙方合資平台，各自以相當比例持股。新公司將以承銷、上市發行、財務諮詢等業務為主。
去年5月，東方證券旗下資產管理部從母公司分離，成為一家獨立核算、獨立經營、獨立運作的子公司，專事資產管理業務。此次東方證券再次將投行部門獨立出來，成為合資券商，為其綜合性證券集團目標及即將重啟的IPO上市做好鋪墊。
2011年4月26日，海通證券（600837.SH）發佈公告稱，擬發行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並申請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掛牌上市。市場將此次公告解讀為，為即將開始的合資券商融資。
路透社4月13日援引消息人士透露，麥格理與海通證券近期將簽署一份合作諒解備忘錄。雙方有意在內地或香港設立投行合資公司，持股比例分別為33.3%和66.7%。
對此，接近麥格理的知情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八字還沒一撇。」海通國際行政總裁林湧闢謠，「99.99%純屬烏有。」不過，他沒有諱言公司與其他海外機構的合作併購計劃，「不排除與別家合作的考慮。」
中信證券去年底宣佈，將與法國農業信貸旗下的東方匯理銀行組建合資控股公司。
2010年11月9日，蘇格蘭皇家銀行與國聯證券合資組建的「華英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獲准籌建；12月31日，第一創業摩根大通 、摩根士丹利華鑫兩家合資券商亦同時獲批。
接二連三的合資消息顯示，合資券商將迎來證監會發放批文最多的一個年份。
華鑫證券一位內部人士表示，摩根士丹利和華鑫證券合資的券商已經完成工商登記，今年6月合資公司將正式成立；蘇格蘭皇家銀行近日也宣佈，與國聯 證券共同籌建的合資公司華英證券將於6月掛牌，總部位於江蘇無錫，掛牌後將成為江蘇首家合資券商。此外，第一創業摩根大通證券也將於6月掛牌。
1995年，摩根士丹利與中國建設銀行共同成立了中金公司，掀開中國合資券商序幕。此後16年間，先後誕生過十餘家合資券商。
中金公司、中銀國際等作為合資券商的第一批代表，誕生於中國加入WTO前，因其特殊性，實際未被作為完全的合資券商對待。「2000年左右，大 摩已完全退為財務投資，此後中金公司的操作完全由中方高管操控，應該視為典型的國企，而非合資券商。」北京一位合資券商高管表示。
根據證券行業對WTO的承諾，加入後三年內，允許外國證券公司設立合營公司，外資比例不超過三分之一。合營公司可以（不通過中方中介）從事A股的承銷，B股和H股、政府和公司債券的承銷和交易，以及發起設立基金。
中國加入WTO後，瑞銀證券、高盛高華、財富里昂、海際大和、瑞信方正等合資券商相繼成立。這批券商被視為迄今為止合資券商的真正試驗場。其中，既有得益於天時地利人和的「黑馬」令市場豔羨，亦有受阻於婚後磨合不成而黯然離場者為後來者戒。
券業格局生變
中國證券業協會發佈的排名顯示，中信證券、中金公司、中銀國際、國泰君安、瑞銀證券依次摘得股票及債券承銷金額排名前五的「桂冠」。其中，中信 證券以1780.57億元的承銷金額遙遙領先，中金公司1376.06億元的承銷額屈居第二。不過，中金公司還有在H股市場高達數千億港元的承銷額未計入 在內。
除躋身前五的三家合資券商，瑞信方正、高盛高華在全部券商中分列龍虎榜17位和19位，剛剛成立一年的中德證券也已快速躋身行業第28名。
隨著2009年創業板開啟，以平安證券為代表的諸多中小券商迎來大解放。在2010年度證券公司股票主承銷金額排名中，平安證券躍居第五位。不過，合資券商也沒有放棄創業板的機會。中德證券虎口奪食，在2010年度證券公司股票主承銷金額排名中位列26位。
北京一位合資券商高管表示，合資券商的進入，首先加劇了原有的央企發行、承銷市場的競爭。而新起的創業板、新三板，也逐漸成為新晉合資券商的重點捕獵對象。
合資券商進入及中小券商的崛起，使得證券行業集中率有所下降。以往「少數大投行拿下大部分市場份額」的規律在券商投行業務排名中得以延續，2010年承銷規模排名前十大的券商共拿下約59%的市場份額。但與2008、2009年相比，這一集中度數據均有所下降。
「創業板起步後，合資券商迎來發展的最好時期。至少在市場上混口飯吃沒有問題。」上海一合資券商高管表示，合資券商異軍突起，值得關注，不過，「要混到市場地位，仍不容易」。現有格局下，合資券商發展的最大障礙仍是客戶資源。
即將推出的國際板被視做希望所在。各家合資券商公司已將國際板作為未來業務重中之重，均配有專門部門、人員研究國際板事宜。
爭奪控制權
2007年1月23日，長江證券與法國巴黎銀行同時對外宣佈，因「對合資公司的未來發展方向形成了不同的觀點」，法國巴黎銀行將其持有的長江巴黎百富勤證券公司的33.33％股權全部轉讓給長江證券。這是首家退出中國市場的合資券商。
長江巴黎百富勤的退出較為極端，不過，同一時期的海際大和、華歐國際等合資券商長期掙扎於虧損線下，亦顯示中外股東磨合成本對合資券商發展之痛。
時隔七年之後，中國加入WTO後誕生的第三家合資券商——海際大和終於翻身。
今年1月26日晚間，證監會發佈公告，上海康耐特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耐特光學）首發申請獲創業板發審會通過。這是值得海際大和歡呼雀躍的一個晚上。自2004年成立以來，海際大和證券有限責任公司(下稱海際大和)，第一次以主承銷商身份出現在招股書中。
此前，這家由上海證券與日本大和證券組建的合資券商，除股改項目外，在新股發行、增發、配股等主要證券承銷業務中無一斬獲。
2004年11月，海際大和正式掛牌運營，註冊地為上海，註冊資本5億元人民幣，上海證券、日本大和證券分別佔註冊資本的67％和33％。
2005年4月，上海證券將自己的承銷牌照讓給了海際大和。當年和次年，海際大和都交了白卷。2007年，開業三年後，公司終於獲得一單債券承銷，迎來開張之喜。孰料在當年行業業績大漲、所有券商盈利的背景下，海際大和反而背上了2000多萬元的虧損。
一位接近海際大和的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公司建立的前四年，基本一年換一任老總。首任老總曾與外方高管因意見不和，發展到肢體接觸，影 響外事團結。最終，雙方撤回各自的代表，換人。「海際大和2004年合資，2005年高管打架，2006年換人，2007年再換，2008年三換……近年 來，它的路子基本是『衝突——換人——再衝突——再換人』。」
海際大和中外高管的多次爭吵均因理念及目標不同。海際大和一位前任員工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中方成立合資公司，賺錢為第一要義。我們派員 四處尋找項目。但日方並不以賺錢為己任，僅限於在中國市場先插一腳，佔住市場再說。他們有長遠打算，每天忙著搞調研，出報告什麼的，並不急於做項目。」
海際大和成立之時，正是證券市場黃金時期，股改剛剛起步。「市場狀況很好，中方找了很多項目。有的甚至已經到完成股份制改造，做財務顧問的階 段，但真正到公司內審會時，便遭遇障礙。日方認為風險控制不當，項目有問題，不得繼續。日方的觀念是，我情願不做，但決不能出錯。因為不作只是少賺點，一 錯，就全沒了。」
該高管介紹，從股改之後IPO開閘起，中方找到的三四個可能首發的項目，均因未被海際大和自身內審會通過而夭折。
2007年，全行業最繁榮的年景，海際大和虧損2000多萬元。此後，無緣於投行盛宴的上海證券，曾冀望再申請一個投行牌照，未果。之後，又曾提出過與合資方分離的議案，但遭日方拒絕。證監會亦因不能影響大局而擱置了上海證券的提案。
相持三年之後，海際大和迎來翻身日。
2010年券商年報顯示，在2009年發生虧損的兩家合資券商財富里昂和海際大和均順利扭虧為盈。海際大和雖以82萬元的微薄利潤排名最末。不過這也使得全行業的所有券商在2010年實現盈利。
上海一位券商高管表示，海際大和之所以剛剛扭虧，是因中方管理團隊後來在合資公司中佔據了主導地位。
業內人士表示，現有體制注定了中方與外資股東同床異夢，利益與出發點均不同。目前新設立的合資券商只能從事投行業務，這需要一定週期和人脈、政 府關係等。外資希望通過忍受合資券商三年到五年虧損的代價，變相買到進入中國資本市場的入場券。中方則希望引進先進制度、理念的同時，短期內實現盈利。
「合資券商最主要的是理念差距，跟當年所有企業開放過程中的道理一樣。現行的股權限制實際上等於限制了對方的經營權，制約了外資的發揮。」前述高管表示。
業內表示，WTO後設立的合資券商的管理架構大致以外方管理或中外雙方共管為主。其中，外方管理的券商包括瑞銀證券、高盛高華、瑞信方正、中德證券等。中外共管的券商有財富里昂（原名華歐國際）、海際大和以及華英證券等。
相對而言，一方股東管理的合資券商業績要好於雙方共管的模式，比如中德證券重點突破中小企業IPO項目，在中小板和創業板屢有斬獲，但新的矛盾隨之而來。
整合成本高企
4月14日，山西證券（002500.SZ）公佈2010年年報。該公司投資銀行的收入雖然達到3.2億元，相關的營業支出也大幅上升至2.7 億元，營業利潤率為14.3%。這在所有已發佈年報的上市券商中位列倒數第一，比排名倒數第二的招商證券（600999.SH）低近20個百分點。
4月25日，山西證券董事長張廣慧表示，中德證券是專營投行業務的證券公司，投行業務項目週期性長，確認收入不均衡，且公司目前處於初創時期，項目儲備的連續性方面也有待提升，成本費用較高，是造成連續月度虧損的主要原因。
根據各家券商在證券業協會網站上公佈的年報，中德證券2010年度實際發放取得證監會批准的高管資格的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總額為人民幣2827萬 元。同期財富里昂證券2010年支付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是909萬元，瑞銀證券2010年實際發放的高管人員薪酬總額為人民幣931萬元。由於年報並未披露 準確的高管人員範圍，因此可能這一數字存在一定的不可比性，不過，中德證券高管薪酬較高在業內早已不是秘密。
中德證券雖然在2010年斬獲了七單IPO項目，收入實現大幅增長，但新公司成本的剛性及IPO承銷費率不及行業平均水平，沒能讓中資合作方山西證券盡享IPO盛宴。
業內人士表示，合資之後的整合是考驗合資雙方綜合能力的主要因素。
2010年，海通證券香港全資子公司——海通（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在成功收購香港大福證券後，更名為海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海通證券2010年報顯示，公司全年業務及管理費用為45.12 億元，同比增長21.11%，費用收入比為46.19%，同比增長23.25%，母公司業務及管理費用為32.97億元，同比僅增長6.05%。
長江證券研究員劉俊表示，海通證券2010年費用大幅度增長且居高不下，主要是因為收購及整合香港大福證券；2011年一季度公司費用收入比為36.61%，較上年末略有下降。
劉俊表示，2009年收購及整合大福證券導致海通證券2010年全年費用居高不下，成為影響公司業績的主要因素。
不過，相對整合產生的費用而言，收購完成一年之後，海通國際(00665.HK)成績顯著。根據海通國際2010年財報，截至2010年12月31日的18個月報告期內，海通國際實現盈利3.46億港元，同比收購完成前的18個月，業績大增83%。
北京一位合資券商高管表示，一個良性的發展道路是合資券商跨越各種分歧的關鍵。「公司首先要有客戶，有項目來源，有好的收入，才可以談到好的利益分配，才會有更高質量的工作，最終產生更好的收益。」
我真希望高利貸到處氾濫 張化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c88c400100tgpq.html
很多人莫名其妙地害怕這個, 那個。他們害怕索羅斯和熱錢, 害怕農貿市場, 害怕自留地和二道販子。現在, 很多人害怕高利貸。但是, 我坦白, 我真希望高利貸到處氾濫: 如果每個人都放高利貸, 結果是資金供應大增,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利率會大跌! 那太好了: 中小企業會大受其惠。
中國的利率管制刺激了需求, 使大量資金被用到了低效率的地方 (比如某些國企, 地方融資平台和有特權的地方) 。結果是該用錢的企業沒有機會。這種擠出效應大家都知道。而且, 市場總供求決定了有一個均衡利率:當一部分資金的利率被人為壓低時, 另外的資金的利率就必然更高。兩者有因果關係。
利率就是資金的價格。任何商品的價格也遵循同樣的規律: 壓低價格只能導致短缺,配給,開後門,腐敗和浪費。我以為八十年代我們已經把這個道理完全弄懂了的, 現在看來並非如此。不懂的人還是太多。我認為, 對付高價的辦法就是讓它高價: 高價格刺激供應, 抑制需求, 導致新的平衡 。
簡言之, 我認為, 政府應該鼓勵全國每個人和每個銀行都去放高利貸, 特別是放高利貸給中小企業; 你猜猜結果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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