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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瀕臨倒閉  變年營收上億美妝網

2011-5-30  TWM




台灣美妝節目《女人我最大》自開播來成為女性美妝意見領袖,節目中的「老師」們甚至成立自有品牌。在對岸,《女人我最大》的原始班底也帶著彩妝名師們,打造《美人我最大》節目,背後的推手,竟是台灣最大美妝社群網站,風尚科技(FashionGuide,簡稱FG)。

一個網站能改變銷售美妝打電視廣告、找代言人的規則?

曾在二○○○年至二○○四年沒有廣告收入,因為一個邁向美妝行銷品牌的決定,讓FG影響力橫跨雜誌、網站、電視、實體通路,廣告收入大幅增加,去年兩岸營 業額登上新台幣一億五千萬元,是○五年的三十倍。同時也成為各大品牌進入中國高達人民幣一千四百億(約合新台幣六千二百億元)美妝市場規模的敲門磚。

走進中國屈臣氏,映入眼簾的是FG開發的互動廣告,教你如何使用手上的產品;打開電腦,新浪網、QQ網等也都看得到FG彩妝影片,每月收視人口最高可達一 億人次,迪奧、雅詩蘭黛、植村秀等國際美妝品牌都送上新品,讓FG為其拍攝教學影片,提高商品在各網路平台的曝光率。

一家差點淹沒於網路泡沫的網站,如何成為美妝品牌在兩岸跨媒體平台的推手?

體會民意我最大 把社群網站影響力變現金

「我們把從社群淬煉出來的品牌價值,做為核心,」FG董事長謝攸升說。網路公司常以技術和流量為重,但FG在五年前,就將品牌做為最大目標。決心,來自一場失敗。

FG在一九九七年創立,網站提供豐富的時尚彩妝資訊,吸引大量女性網友,雖然登上台灣女性網站的龍頭,但在○五年以前,時尚美妝業者幾乎沒有網路廣告預 算,持續的虧損加上網路泡沫化,謝攸升只能解散十四人的團隊,將辦公室移回自家房間。「那時吃飯都要分配錢,你只能吃五十元、我只能吃五十元,然後一個月 只能花……。」謝攸升回憶。

這段日子,謝攸升只能靠著接案架設網站,勉強維持FG的營運,但與百貨業者的一段談話,卻讓他看到未來。

當時FG網站有項「爛店開罵」的服務,供投訴不良店家,「百貨公司跟櫃上小姐講,如果誰上爛店開罵(指被投訴),誰就扣一百(一次)!」謝攸升笑著說,看到民意的力量,加上○四年電子商務市場浮現,社群網站成立品牌、將影響力換成現金的想法,就此成型。

專辦市調報你知 組萬人部隊負責試用產品

成立市調大隊是建立品牌的第一步。○六年開始,FG從資歷一年以上、發文數超過百篇的會員中,遴選出各消費族群的市調大隊成員,擔任試用者,不同產品有不同檢視項目,投票採一人一票制。

以保濕夜霜為例,只能在晚上使用,並針對保濕效果詳加評論。市調大隊現有一萬名成員, FG成立專職部門,逐篇檢視會員的試用報告,針對各項功效具體評論且附上試用照片,一旦不符合標準,將從市調大隊淘汰,失去擁有各品牌試用品的機會。為了 塑造品牌公信力,市調大隊成立至今已淘汰超過三萬名的會員。

篩選評比高規格 滿意逾七成才頒優良標章

廠商在上市前一個月將產品送至FG市調大隊,如得到七成以上的成員給高分,就能掛上優良標章。統計至今,僅有五分之一的產品跨過門檻。

經過一年經營,○七年FG認證標章開始出現在百貨公司等實體通路上,屈臣氏行銷公關部指出,有FG標章的產品,特別能引起消費者注意。而去年與全家便利商 店推出的「FashionGuide美妝大賞品牌專區」,把門市內有FG標章資格的商品集中陳列,掛上FG標章與活動前相較,入選品項銷售金額平均成長了 一三○%。

後起的美妝社群網不能模仿FG的模式嗎?一個是FG建立龐大會員數的基本門檻,一個是嚴格把關所累積的公信力。

防堵違規大作戰 每回試用隨機選取不公開

例如,為確保市調大隊的公信力,FG開發控管程式,隨時進行IP位置、帳號密碼比對,「曾有醫學美容業者設了十幾個帳號,但大量重複性的發言被我們盯上, 一下子就抓到了。」FG台灣區執行長張倫維說。謝攸升也指出,FG一萬人的市調大隊每回合試用採不公開的隨機選取,廠商就算想買通試用者,也無從買起。

謝攸升說,曾有業者出價一個標章一百萬元,想直接讓產品掛上標章,FG斷然拒絕;以現有標章產品約一百六十項來算,如果願意收費,等於一年多出一億六千萬元的收入。「因曾經窮到什麼都沒有了,所以我們知道什麼才是真的有價值。」張倫維肯定的說。

FG的影響力也在中國發酵,影音媒體,成為FG在中國建立品牌的第一著棋。

當時謝攸升帶著約八百部的商品影片去跟最大入口網站新浪網談,「它說要獨家,我說不給。但隔天QQ網影片上線後,新浪立刻也就上了!」謝攸升笑著說,中國各網路媒體的內容抄襲風氣,讓它們成為FG品牌曝光的最好平台,在中國,超過三十個主流媒體都看得到FG的影片。

「FG發展其他非媒體的綿密網絡資源,……價值遠超過一個『媒體』。」嬌蘭(Guerlain)傳媒經理洪英修說。從美妝社群網站出發,FG從會員的身上看到了品牌的可能,五年轉型過程,或許能為這一波全球社群網站熱潮,提供一個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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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照相館如何把婚紗攝影業務做到營收上億?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53567.html

淵源

婚紗攝影源自台灣,原先是分開的兩類企業:攝影公司和婚紗禮服公司,後來合併為一家企業,並逐漸形成規模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業。

行業特點

1、高額低頻 這裡「高額」是相對日常消費領域如餐飲、零售等大眾化消費服務而言,實際在行業內部,婚紗攝影的利潤空間並不大。原因有兩點:一是婚紗攝影准入門檻低。目前市面上三五個人組成的工作室有很多,他們基本不需要多少成本。沈東磊給品途網打了一個比方,就好比做按摩,按摩師上門按摩,然後收錢,這實際是沒有成本的,但如果要建立一個按摩院,國家法律法規、安全條文都出來了,加上各種稅費、房租、原材料和人力成本,實際利潤空間反而更有限了。所以婚紗攝影一旦做成規模,其競爭壓力要比小企業要大得多。二是市場環境欠佳。中國國內的創業環境是有待改善的,尤其保護知識產權這塊,中國做的確實還不夠好。婚紗攝影實際是一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需要人力去服務,在實際競爭中,人的價值被不斷壓縮,為了競爭,大家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大。

「低頻」是客戶消費的頻次極低,基本上是一輩子就一次,而且用戶群也有限,基本限定在25歲-35歲的青年人。

2、准入門檻低 上文已經提到,很多人在一些婚紗攝影公司做了幾年,在瞭解行情和流程,並掌握一些技能後就自立門戶獨立創業了。這也是這一行業,大企業少,但小企業多的原因。

3、高成本及相對利潤率低 這個行業實際上也面臨著餐飲行業類似的「三高一低」:高房租,高原材料,高人力,低利潤率。婚紗攝影的利潤看上去很高,但如果按照國家正規標準走,刨去各項稅費,實際利潤率也不高。

4、週期長 婚紗攝影不同於日常的餐飲消費,幾十分鐘或一個小時內就可以解決,需要經歷一系列準備工作和不斷調整、修改到製作和確認的流程性服務,外景拍攝還要根據季節、城市的不同作出相應規劃。以「八月」為例,一個產品的完成一般要經歷3個月到半年時間,最長的可達3年,除了一般的流程需要佔據固定的時間外,同時也會因客戶的特殊需求(如拍攝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不同場景)或客戶自身時間上的問題(如出差、懷孕等)而延長產品的製作。

服務人群

服務人群集中在25歲-35歲的青年人群。如果按高端市場來看,比如「八月」的服務人群多集中在:演員明星、高官政要、創業企業主、中小企業領導人和高級白領。其中大型企業高管是「八月」的主要客戶群。

服務流程

出一款完整的婚紗攝影產品需要的一般性流程:

訂單諮詢­­——簽訂合同——服裝挑選——正式拍攝——選片及規劃、重組——設計、排版——產品確認——產品製作——提交客戶——後續服務。(實際要比這複雜,考慮字數未及詳述)

產業鏈

一套完整的產品會涉及多個產品製作廠家,如相框生產商、相冊生存商、水晶生產商等。自然也會包括器材、道具等生產製作商。

婚紗攝影與婚慶服務其實存在很大差別

1、用人方面:婚紗攝影是合同勞工制,包括攝影師、化妝師、燈光師、設計師等主要技術核心人員都是簽約制;婚慶服務則以兼職人員居多,除銷售人員是自己的,其他如攝影、攝像、司儀、主持、場地、車輛等都可以臨時僱人去做。

2、辦公場所:婚紗攝影需要自己建立一個攝影基地,比如面積龐大的影棚,因為這些攝影工作都要在這裡完成。婚慶服務主要是在酒店進行,基本不用承擔固定的高額房租成本。以「八月」為例,在北京,三環有銷售中心,四環有管理中心,五環有攝影基地,而相對婚慶服務企業,它們只需要一個服務中心,有個消費服務的地點就可以,其餘規劃、運營都不需要固定的場所,不需要自己建設固定資產。除影樓等是自己的,另外攝影器材、道具、服裝都是婚紗攝影企業自己的。婚慶公司的錄影、燈光等都可以有相應的公司提供出租,或者僱傭自帶攝影、攝像器材的專業人員,婚慶基本沒有這方面的成本。

3、業務層面:婚紗攝影做的比較專一,婚慶服務除了服務婚慶領域,還可以將會議、會展、路演之類的活動作為自己的補充業務。

4、存在資產:婚紗攝影企業如果倒閉了,很多固定資產等都需要複雜的法律程序解決;如果婚慶公司倒閉了,只是幾個主要從業人員沒了工作,換一茬人依然可以繼續開啟一個新的婚慶公司。

唯一相同或接近的就是客戶源。婚紗攝影與婚慶服務的客戶群重合度在80%甚至更多。

婚紗攝影主要解決用戶什麼需求?

婚紗攝影主要解決的是拍攝過程中的流程性服務,為用戶提供適時的專業性拍攝計劃和拍攝建議,比如某個季節可以拍到什麼,哪些城市可以拍到什麼。同時提供拍攝背景的選擇,如選擇什麼樣的外景,選擇什麼樣的內景,滿足用戶的喜好。

第二個解決的用戶需求是,滿足用戶對攝影技術、化妝技術和後期設計製作的需求,同時還提供服裝、道具及流程銜接性的軟性服務。

互聯網為婚紗攝影做出怎樣的貢獻?

傳統婚紗攝影以自然客流為主要服務對象。一般在黃金地段建立一個門麵店,服務半徑只能覆蓋有限的幾條街。用互聯網營銷方式,在地裡位置上就不存在地域限制。八月照相館自成立起就使用互聯網的營銷方式做生意,從一開始就覆蓋整個華北地區的用戶群。

「八月」創立初期的互聯網營銷之路。在「八月」規模還很小的時候,用互聯網去傳遞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是比較方便的,一個原因是,當時婚紗攝影行業還沒有人去使用互聯網做營銷,傳統的婚紗攝影基本採用的都是傳統的紙質媒體做宣傳。在05年的時候,互聯網實際已經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互聯網用戶群也有一定的積累,尤其中高端用戶群基本都有上網的條件。第二個原因是,用互聯網去宣傳自己,成本相比傳統媒體要低很多。當時有很多訂單就是在BBS社區論壇上實現的。

在談到是否可以實現網絡下單時,沈東磊表示,「八月」實際一直也在做,包括在糯米網等團購網站做婚紗攝影的團購服務。也有團購的,但用戶更願意到線下實地瞭解情況,畢竟這是一個非常慎重的大事,一輩子就這一次,一點經驗都沒有,不可能光看網上介紹就能決定付款。這不是一個標準化的產品,不是付了錢就立馬有實物展現在面前的產品。可以將婚紗攝影以套餐服務的形式放在網上展示銷售,但真正形成訂單,還需要用戶到店具體瞭解情況,這裡面的諸多步驟和流程,都需要詳細溝通交流,確認各個細節後做決定。

「八月」給創業者帶來的啟示

1、勁敵環伺 如何突出重圍

八月照相館成立之初,面對眾多競爭對手,在軟硬件都並不過硬的情況下如何脫穎而出?就是打破行業競爭僵局。突出體現在兩點:一是加入外景拍攝,二是一對一服務。按照沈東磊的話說,其實當時是「趕上了」,並不是「八月」有多聰明。因為傳統婚紗攝影都是在影樓裡拍攝,「八月」成立之初,沒有自己的影樓,而外景拍攝則不需要影樓,這就省去了高額的房地產成本,外景拍攝當時又沒有人做,可以說「八月」開了外景拍攝的先河。一對一服務也是由於初期訂單少,一個星期能來兩個單子就相當不錯了,一群人圍著一個人服務,忙裡忙外的,而恰恰這種專一深入的服務贏得了客戶的高度認可。因此這兩項優勢如今被「八月」繼續堅持並不斷優化著。創業的人為了生存一定會想法設法避開與實力雄厚的競爭對手正面交鋒,尋找所有可能存在的突破點,一旦成功找到就將之作為自己的優勢精心運作。

2、尋找營銷模式的藍海

傳統婚紗攝影的營銷方式多是在傳統的紙質媒體上做推廣,但由於紙媒本身受眾面較窄,覆蓋範圍有限,因而真正能影響到的用戶群十分有限。「八月」自成立之初就開始做網絡營銷,從當時實際情況說,主要是為了節省推廣成本,但網絡的無邊界特點,使「八月」的推廣打破了地域疆界限制,相比傳統影樓只能影響有限的幾條街要好很多。

3、瞅準了就不要猶豫

「八月」之所以發展這麼快,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敢幹」,甚至近似於「豪賭」,把所有的錢都投進去,基本是盈利多少投入多少,沒有給自己有一點的留存。沈東磊為我們打了一個比方,投入就好比博彩,一個賭進去變成兩個,兩個變成四個,四個變成八個,成倍數增長,當然也承擔了很大風險。但凡期望快速成功,肯定會有風險存在。比如去年的項目(奧古斯都環球影城、管理中心)的立項,基本把近幾年的利潤全砸進去了。

4、成功企業的背後都有它的辛酸歷史

沈東磊在談及創業經歷時頗有些感慨。創業初期,一個十幾平米的辦公室承載30多人辦公,辦公桌都是自己訂做的,非常窄;照片都是自己洗自己貼;工作累了就直接睡在地板上。沈本人每天工作近16個小時,全年就春節三天在家,其餘都在工作。包括兩名創始人在「八月」上的投入,基本都是自己全部所有,以公司為家,甚至近乎忘我的痴迷投入。

5、先產品,後服務,再品牌

做企業首先要把產品做好,用戶首先是衝著你的產品來的,服務好是為產品加分的。就好比去餐廳吃飯,首先飯菜要好吃,即便服務不是很周到客戶也不會刻意計較,依然會有「二次消費」的可能,甚至多次消費。如果飯菜做的無法下嚥,即便服務做得再熱情也難留住客戶。在產品好的基礎上完善服務流程,進而形成品牌。「八月」的發展歷程基本就是這九個字的寫照,初期做產品,精耕細作,積累原始用戶,形成口碑;中期完善服務,尤其一對一服務,與客戶建立友誼,產生信任和好感;到現在高質量的產品和優良的服務已經讓「八月」成為一個很好的品牌,按沈東磊的話說,就是婚紗攝影領域內的L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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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代理》苦撐十年後躍升文青最愛 阿朗基暴紅 小天堂年營收上看億元

2013-10-21  TWM  
 

 

今年超商集點最紅,叫作「阿朗基」。它讓全家打出一波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行銷戰,讓文青們為之風靡,周邊商品業績翻倍,更讓它的代理商一改前十年的苦悶,大賺角色經濟財。

綠色河童君、黑色壞東西、粉紅兔子妹、黑白熊貓哥與貓咪,就這樣五個簡單的「角色」,卻成了最近消費者超商集點的新歡,它們叫作「阿朗基(Aranzi)」,而背後獨具慧眼、代理「阿朗基」進台灣的,其實是四十一歲、還像大男孩的小天堂董事長謝聖麒。

走進北市仁愛路上的一家小咖啡廳,綠色的河童君就坐在吧枱上,它是近兩年假日訂位都爆滿,連新光三越、阪急百貨都搶著邀設櫃的「阿朗基咖啡廳」。

做文具禮品賺經驗

紡織小開不接班 偏愛搞文創這裡的咖啡沒有挺特別、茶點也不是出自名廚之手,但當它的蛋糕、飲料一端上桌,卻讓消費者手中的相機拍不停,就是上頭畫的各式「阿朗基」圖案。

「引進『阿朗基』,其實是在日本展覽意外發現。」說話的是謝聖麒,十三年前,他是位不願接班的紡織小開,從家族企業出走,一心想做自己喜歡的事,文具禮品的貿易批發做了兩年後,讓他遇見了「阿朗基」。

那時候的「阿朗基」,是位日本設計師開創出來的「角色」,在日本小有知名度,在台灣卻只有小眾市場。

「原本日本文創的東西就做得比台灣強,我們在想,如果像過去一樣,只是把商品批回來賣,還有沒有不同的作法?」謝聖麒找了幾位同學合夥出資,湊了一二○萬元,就成立了﹁小天堂﹂,因為他們想做一件不一樣的事:把「角色」當成一個品牌來賣。

做過兩年文具禮品批發,謝聖麒深知台灣的流行文化,「流行這種東西在台灣,是很一窩蜂的,生命週期很短,像早年大家瘋『趴趴熊』,現在還有人買嗎?」在謝聖麒看來,做文具禮品批發,如果抓到第一波浪潮,那麼恭喜,你會賺一筆;反之,若你只跟著人家做,很可能進完貨後,熱潮一退,賣不出去的貨就全成了庫存。

然而,卻有一家公司能異於其他商品,叫作三麗鷗。「凱蒂貓的生態是很特別的,它之於三麗鷗,就像是一個品牌一樣,而不只是單純的文具製造商。」謝聖麒說。

其實,謝聖麒原本的夢想是做3D動畫師,他在文創、藝術的敏感度,讓他相中了「阿朗基」,但他又不想只做「阿朗基」的文具批發,三麗鷗給了他點子,「那我們何不把『阿朗基』這個品牌代理進台灣?」就這樣,「阿朗基」成了小天堂第一個代理品牌,為了將「阿朗基」當作一個品牌行銷,謝聖麒還在福林橋下開第一家專賣店,就成為創造出「阿朗基」的概念館。

一開始,這樣的角色行銷概念,確實吸引了喜愛「阿朗基」的消費者主動上門,但在當時,「阿朗基」的消費族群終究還是小眾,「老實說,『阿朗基』在台灣,真的很不知名!會知道的消費者,多半是設計圈的人,會買的也都是這些玩設計的人。」謝聖麒說,即使專賣店有個大招牌,但願意踏進來消費的人真的不多。

尤其,「阿朗基」產品開發權掌控在日本母公司手上,他們對於開創新商品的態度相當保守,經常來消費過一次的客人,下次再來找不到新商品時,就會喪失新鮮感。

日本母公司太保守

苦撐十年才敲開創新大門

以「阿朗基」設計的筆袋為例,「我常與日本(指阿朗基母公司)說,為什麼不換個設計,可是他們給我的答案是,為什麼要換?」謝聖麒笑得有些苦澀,日本的消費者,如果手上的「阿朗基」筆袋壞了,下次他們還是會再買一個一模一樣的產品,但台灣消費者卻不吃這套。

「台灣消費者是很追求新鮮感的,他這次買了一個『阿朗基』筆袋,下次如果要再來買筆袋,會希望是新的款式,而不是針對相同的款式一再購買。」謝聖麒花了好大的力氣,在與「阿朗基」的母公司做溝通,希望他們能了解台灣消費者的特性,多推幾款設計,才能維持新鮮感。

只是,謝聖麒得到的結果,往往是否定。「基本上,只能日本(母公司)給你什麼,你就賣什麼。」謝聖麒忍不住嘆了口氣,由於「阿朗基」的母公司由設計者本身掌控,他們對「阿朗基」的定位是藝術作品,而不是商品,自然的,產品開發也就不受市場導向所影響。

站在「阿朗基」設計者的角度來看,他們願意生產的商品,就是一種藝術品,但這卻苦了謝聖麒,「因為這對我們代理商來說,你就很難去建立主要消費客群。」變化及功能性太少,在在讓「阿朗基」遲遲無法打開在台灣的知名度。

不過,在謝聖麒看來,「阿朗基」能夠吸引到設計圈的客層,就代表它有一定的魅力度。

以日本大阪的阿朗基咖啡廳為例,原本日本母公司的設定,其實只是在總部大樓下,可以有一個提供員工與訪客休息的咖啡廳,所以,也沒有太用心思在經營。雖然日本「阿朗基」咖啡的經營效益不彰,卻給了謝聖麒一個好的點子。

近年,台北吹起了一股文藝咖啡廳的風潮,各式各樣的咖啡廳如雨後春筍在台北的街頭巷尾冒出,儘管景氣不好會影響消費者購買文創商品的意願,卻不影響消費者到咖啡廳消費,謝聖麒開始動了開一家「阿朗基」咖啡廳的念頭。

一二年一月四日,這個日子,謝聖麒怎麼也忘不了,那是「阿朗基」咖啡廳第一家店的開幕,就坐落在國父紀念館附近的邊陲地帶,雖然位置不怎麼好,店面又不特別大,卻開始吸引了部落客的注意。

特色咖啡廳吸睛

讓百貨公司、全家都找上門「老實說,我們會暴紅,真的是靠部落客寫出來的口碑。」謝聖麒有些不好意思,但從吃的、用的、看到的都被「阿朗基」角色們給包圍,蛋糕、三明治、咖啡上,都見得到「阿朗基」,著實讓部落客留下深刻印象,迅速在網路上掀起風潮。

第二個月開始,排隊人潮出現在「阿朗基」咖啡廳的門前。「你一定想不到,我們從中午十二點營業,到晚上六點,客人可以坐兩個小時,每次到了整點就換一批客人,四次翻桌率都坐得滿滿的。」對於這樣的高人氣,忙到讓謝聖麒出乎意料之外。

謝聖麒除了賣餐飲,還在店裡擺了許多「阿朗基」周邊商品,「很多人來到『阿朗基』咖啡廳只吃不買,可是透過這個空間,消費者卻可以認識『阿朗基』這個品牌。」躥紅的結果,就是讓新光三越、阪急百貨接連找上門,甚至全家還要小天堂授權,成了近期最熱門的集點商品,帶動「阿朗基」周邊商品業績跟著翻倍。「光是我們在台北車站站前店的櫃,業績就成長了三、四倍。」這樣的數字連謝聖麒都驚訝。

以往,小天堂一年的業績四千萬元;去年,「阿朗基」咖啡廳打開市場後,讓小天堂年營收衝上六千萬元;今年,「阿朗基」咖啡廳據點增加到四個,加上全家授權金入袋,做到八千萬元是既定目標,甚至有機會破億元。

問謝聖麒為什麼一定要做「阿朗基」?他笑了笑,「除了是我們代理的第一個品牌,撇開情感面來說,我還是一直相信這個『角色』本身是有價值的。」正因他對「阿朗基」的堅持,讓這位紡織小開不接班,也能走出自己的「角色經濟」康莊大道。

小天堂的角色經濟這麼做

角色:阿朗基

時間:2000年至今

內容:品牌代理、周邊產品販賣、特色咖啡廳成績:今年營收上看8000萬元,

現有4 家阿朗基咖啡廳

撰文‧賴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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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創業》窩居十坪小套房 年營收上看千萬 六位27歲台大生 靠資訊圖表吸引台積電


2015-06-08  TWM

撰文•許秀惠、吳沛璇

六位平均二十七歲的台大學生、各來自工管、財金等不同領域,卻「不務正業」地擠在台北市中華路的住商混合大樓、一間不到十坪的套房,靠著幾台電腦,牆上一塊記事白板,聯手創立台灣第一家資訊圖表(Infographic,一種將資訊圖像化的技術)公司Re-lab。

這種擁有資訊彙整分析、繪圖、動畫等軟體整合能力,並企圖以議題內容掛帥、傳達影響力的新創公司,正是典型新世代的創業模式。

未成軍以前,校園時代的吳培弘、黃威愷、劉家瑋、葉仁智等人就表現出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加上本來就喜歡繪圖、動畫,自學有成後,就常以學生身分接案,只是這些臭皮匠還沒會合共事。

前幾年,國外資訊圖表的概念開始萌芽,吳培弘腦筋一動,揪來其他五人一起創業,打著台灣第一家主打資訊繪圖的設計顧問公司的名號,第一年,Re-lab就 吸引包括台積電、台達電、Yahoo奇摩、flying V等知名客戶上門;短短三年間,營業額就成長了十倍,八個人的公司,今年第一季業績,就達到去年全年標準,預估今年全年可破千萬元。

對Re-lab這群年輕創業者來說,接案子像磨劍,不同案型與業主能讓寶劍越磨越利,他們的資訊解讀分析、繪圖動畫呈現功力因而越練越強,接案的類型也很 快從科技業者到酒商、建商等紛紛上門。業務量雖放大了,但Re-lab不滿足於只是接案子謀利,他們關心台灣未來,更想透過一身功夫,發揮影響力,反映社 會現象,引發群眾一起思考、討論,這才是Re-lab六人攜手創業,真正想做的事。

「市長,政見給窺嗎?」 一戰成名現任Re-lab專案管理的劉又瑄就說:「我想知道怎樣能讓社會變得更好。」她打大學時代,就透過實習嘗試許多不同工作,包括在若水實習等等,努 力自我了解,就是不想進企業體制,而想發揮年輕人的力量,做一點有影響力的事;另一位創辦人葉仁智也說,創業凡事必須自己做,有挑戰性,成就感也比較高, 六個人儘管個性殊異,想發揮力量,影響社會的念頭卻很一致。

這群不想走入體制,又有「個性」的創業團隊,接案其實也很性格。如果找上門的客戶提供的資訊內容有偏頗、立場不夠客觀,就算錢給得多也不接;相反地,有些 案子即使預算不夠,但只要認定為發揮空間大、具挑戰性、或者所處理的資訊很有價值、具有公益屬性,也能以「公益價」接案。而所謂公益價格,往往是象徵性地 收個紅包。

去年台北市長選舉前,關鍵評論網(The News Lens)推出 〈市長,安安,政見給窺嗎?〉的遊戲,就找上Re-lab負責設計。

這個遊戲讓玩家盲選心目中理想的政見,在遊戲結束後,分析出玩家應該投的候選人,由於創新有趣,在選舉期間,創造高達三十九萬的瀏覽次數;連Re-lab 日後對客戶進行簡報時,許多老闆都知道這款遊戲。但這項專案費時一個多月, Re-lab卻未收費,因為對他們而言,傳遞這樣的資訊更有意義。

拒絕創投注資,想發揮影響力改變台灣儘管有「個性」,但在營運上,Re-lab很清楚維繫客戶關係的重要。一旦接進來的案子,能根據客戶「目標客群」(資 訊要傳播的對象)的意見來調整圖像呈現的方式,「大家想法不一樣沒關係,去測試就知道了,我們不會堅持自己的設計最好。」負責專案管理,面對客戶的劉又瑄 點出了Re-lab務實的一面。

隨著名氣打開,不少創投主動表達投資意願,但Re-lab都以「我們沒有那麼大的資金需求」為由而拒絕,反而決定今年要落實Re-lab創業的初衷,以擅長的資訊圖表來發揮影響力改變台灣。

他們打算推出自己的內容產品,手邊正規畫一個「台灣小吃大調查」的內部專案,開立Hello Taiwan的網站,利用網路進行調查,把調查結果轉為資訊圖表,達到「做國民外交」的目的。

Re-lab的第一步就是與義大利米蘭世博台灣館攜手合作,八月將帶著調查結果前進米蘭現場,把台灣小吃文化介紹讓更多外國人了解,不妨期待,屆時他們展現的台灣小吃文化圖像,會在網路世界掀起什麼樣的火花。

Re-lab

創辦人:吳培弘、黃威愷、劉又瑄、

劉家瑋、王成祥、葉仁智

成立時間:2011年

初期資本:10萬元

主要業務:台灣唯一的資訊圖表設計團隊成 績:2014年營業額約350萬元

創業日記:

2011.08 吳培弘提議一起搞個資訊圖表設計公司,感覺很有意思。

2012.08 劉家瑋去當兵,接著葉仁智也得去,大家有點鬆散了。

2012.09 接到台積電打來電話,要我們幫忙做企業社會責任(CSR),大家顯得有點興奮。

2014.11 劉家瑋、葉仁智歸隊,《市長,安安,政見給窺嗎?》順利設計出手,回響超乎想像。

2015.05 要開始做我們自己有興趣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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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黃帽"發售企業被收上百萬贊助費 三部委聲明退出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7-30/1026647.html

教育部近日發布聲明退出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發起的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並稱有人以“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辦公室”名義與社會公司簽署協議進行商業牟利,與其無關。29日,國家質檢總局、國家安監總局官網同日發表了類似“退出”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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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近日發布聲明退出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發起的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並稱有人以“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辦公室”名義與社會公司簽署協議進行商業牟利,與其無關。29日,國家質檢總局、國家安監總局官網同日發表了類似“退出”聲明。至此,參與該項活動的三個中央部門全部退出,引發公眾的熱議。

北京青年報記者調查發現,近五年來,“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辦公室”(以下簡稱“安全教育辦公室”)在全國範圍內組織推廣“小黃帽工程”和“校車工程”等活動,並借“小黃帽”向企業收取上百萬的“贊助費”和“保證金”,甚至與山東一家企業引發商業糾紛,對簿公堂。

另外北青報記者發現,在三部委對該活動退出的同時,北京部分區今年的小黃帽工程至今未啟動。

事件

安全教育辦公室曾在全國推廣“小黃帽”和“校車” 三部委發聲明全部退出

7月22日,教育部發布聲明退出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國關工委”)發起的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一周內,國家質檢總局、國家安監總局官網發表了類似“退出”聲明。

三部委均表示,上述活動違背了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的公益性原則,未獲授權,所簽協議為無效合同。同時提醒廣大企業和個人謹防上當受騙,並聲明上述活動與該部委無關,自即日起退出中國關工委所涉的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

那麽,三部委所稱的“ 安全教育辦公室”是何來歷?據公開文件顯示,2011年8月,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會簽教育部、國家安監總局、國家質檢總局,聯合印發《關於開展“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的通知》。隨後,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領導小組成立,並設立“安全教育辦公室”,該辦公室的日常工作接受中國關工委的直接領導。

據“安全教育辦公室”官方網站信息,領導小組主任是中國關工委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楊誌海,執行主任是中國關工委常務副主任郭錫權,副主任則由幾個會簽單位各派出一名司局級官員擔任。活動辦公室主任名叫張明,負責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的具體執行工作。

“安全教育辦公室”自2011年成立以來,幹了不少事。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小黃帽工程”和“校車工程”。打開“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網”的“校車工程”一欄可見,2013年7月, “安全教育辦公室”還承辦了“國家校車展覽會”。網頁下面則有一眾汽車企業的鏈接。

核心

“安全教育辦公室”向小黃帽發售企業收上百萬“贊助費”

北青報記者留意到,三部委的“退出”聲明中均提到“收取相關費用,從事牟利活動,引發民事糾紛”一事。北青報記者隨後看到濟南市中院的一份判決書,案號是“(2013)濟商初字第241號”,該判決文書詳細說明了濟南泰山智文化有限公司與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辦公室等單位的合同糾紛。

原告濟南泰山智公司訴稱,2012年,該公司與“ 安全教育辦公室”簽訂合同,約定該公司出資300萬元,由該辦公室授權該公司負責山東省區域內的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並將“小黃帽”(附帶保險)區域發售權交給泰山智公司,每套“小黃帽”(含保險)的定價為33元。因安全教育辦公室沒有銀行賬號,不具有法人資格,200萬元的費用以“贊助款”“保證金”的名義,分次匯入“北京某國渺公司”賬戶,另有100萬元匯給了安全教育辦公室督導員郭某某。

文書中還提到一簽訂協議書的細節,郭某某以及 “安全教育辦公室”主任張明還反複解釋:“贊助款是四部委要求,各省都有。各省的款各省用,贊助款先放在安全教育辦公室,你們如果不做了,贊助款和保證金一起退。”該辦公室還承諾泰山智公司舉辦的區域性重大活動,安全教育辦公室根據實際需要協調相關部、委、辦或省、市相關領導主持、出席、講話、授牌等。

北青報記者還註意到,此次案件,中國關工委、教育部、國家安監總局、國家質檢總局都被列為被告告上法庭。開庭審理時,中國關工委未答辯,教育部、國家安監總局、國家質檢總局都答辯稱自己只是會簽單位,共同發起過這一公益活動,並未授權中國關工委、“安全教育辦公室”借此從事商業活動。2014年5月,濟南中院判決“安全教育辦公室”向上述公司返還300萬活動經費,並賠償人工及租金損失近100萬元。

依照判決,中國關工委、教育部、國家安監總局、國家質檢總局要承擔共同還款責任。據了解,判決生效後,教育部等三部委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審申請,最終判決三部委無需再承擔相關賠償責任。

對話

交贊助費看重的是國家部委的身份

對話人:濟南泰山智文化有限公司總經理魏景飛

北青報:你公司當初為何會交“安全教育辦公室”贊助費,你們覺得正常嗎?是不是有權力尋租的嫌疑?

魏景飛:當時簽約也是看重國家部委的身份。因為是四部委的部門,是國家機關,說話是算數的,所以當時還是比較放心簽的協議。當時的工作主要是圍繞推廣“小黃帽”展開的,但我們很快發現不對勁,其實在濟南的推動落地根本就還沒展開,這事兒就停擺了。

北青報:怎麽發現其中不對勁的?能說一下貴公司交給“安全教育辦公室”300萬費用的細節嗎?

魏景飛:對於這300萬,我現在不做個人判斷。案件現在在執行,我也不願說更多細節,等我們團隊有個說法後再對外發布,感謝你們關註。

北青報:2014年,你們跟“安全教育辦公室”打官司,法院最終判決“安全教育辦公室”退還你們300萬以及賠償你們人力等損失費。現在執行情況如何?

魏景飛:判決書下來兩年了,我們沒有拿到一分錢。

北青報:最近一周,教育部等三部委相繼退出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並表示不承認簽署的協議有效。你對此知情麽?

魏景飛:我也是看新聞才知道的,對我們來說太吃驚了。這兩天我們在開會,商量接下來應該怎麽辦。

探訪

“安全教育辦公室”官方地址已人去樓空

昨天,北青報記者打開“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辦公室”的官方網站,發現其首頁的主管單位一欄仍未撤掉“教育部”等部委的字樣。官網“通訊方式”一欄顯示,該辦公室的辦公地點位於北四環西路88號院36號樓三層,經北青報記者昨天實地探訪發現,“安全教育活動辦公室” 已人去樓空。

北青報記者在北四環西路88號院南門的警衛室了解到,在該院的外部入駐單位名單中,無法查詢到“全國中小學生安全教育活動辦公室”的名字及相關信息,官網上所提供的四個電話號碼中,其電話僅被接通一次,自稱是該辦公室工作人員表示,他們已經看到了部委退出的消息,領導們正在開會商議此事。因為該辦公室主要針對中小學生道路安全方面的教育,所以其實三部委聯系並不多。

北青報記者來到36號樓,該樓正門上方掛著“商業服務中心”六個銀色大字。據當地居民介紹,36號樓主要用於出租,一層、二層分別是超市、水果店和食堂,三層、四層、五層都用於出租給外部單位。北青報記者從側門進入36號樓三層,發現該樓層唯一入口有一扇關閉著的玻璃門,門口右側的墻上有一個亮著綠光的指紋打卡器,門上貼著“北京智尚捷付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的字樣,透過玻璃門可以發現該樓層已被該科技公司租下,而原本的“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辦公室”已不知去向。詢問在四層辦公的工作人員後得知,該辦公室早已搬離此地。

北青報記者隨即詢問了幾位附近的居民和樓內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他們對於該辦公室搬走的時間說法不一,有的說是幾個月前搬走,有的又說搬走已有一兩年時間,搬至何處也無人知曉。在該樓附近居住的王先生表示,幾年前該辦公室曾在36號樓辦公,但辦公時間並不長久,“原來有一個牌子,上面寫著‘全國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動辦公室’,就掛在這棟樓一層門口,那個單位搬走之後這個牌子也就不見了。”王先生說。

在該辦公室網站的法律顧問板塊里,排在首位的律師安洪山告訴北青報記者,他當年經朋友介紹做了該辦公室的法律顧問,“當時就問我能把你名字寫上嗎,我說寫吧沒事兒,”只在第一年參與了一些房屋租賃方面的法律咨詢工作,之後就沒有聯系了。他還稱該辦公室最早在西直門辦公,後來又挪到積水潭附近,在得知現在辦公地點為北四環後表示“又搬家了”。

延伸

辦公室執行主任目前已從關工委官網消失

據“安全教育辦公室”官方網站信息,其辦公室執行主任是中國關工委常務副主任郭錫權。昨天,北青報記者查詢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官方網站,發現在領導名單一欄中,郭錫權已從常務副主任名單中消失。

目前,常務副主任一職中尚有9人,已經沒有郭的名字。據了解,郭錫權為1932年生人,如今已經84歲高齡。根據此前的媒體報道,郭錫權在擔任中國關工委常務副主任期間出席過不少活動,最近的時間主要集中在2012年和2013年。昨天,北青報記者聯系到關工委聯絡處一位相關負責人,希望進一步了解此事,對方表示,關於該事件的部分情況並不知情,因此無法答複,會向辦公室領導報告。截至昨晚,北青報記者尚未獲得相關回應。

本地落點

部分區“小黃帽”征訂今年至今未啟動

北青報記者由多所學校獲悉,每年市里都會一年級的新生免費征訂小黃帽,每套有三種帽子,分為夏季款、秋季款、冬季款,帽子上帶有特制的反光條。

“每年市教委會發通知,要求區教委對一年級新生進行數量統計,統計好數量之後由制作廠家制作,廠家制作好之後直接由廠家送到區教委,再由區教委分發到各個學校,”一位區教委知情人士透露,“今年這個工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做,也不知道為什麽。”

統觀北京小學生目前對小黃帽的使用情況,除了小部分學校還要求學生每天戴小黃帽之外,大多數學校都已不統一要求使用,“小黃帽這個工程,感覺都經歷好幾代人了,從我上學的時候就有,現在我們還在發,但平時不要求他們統一戴。”海澱區某小學老師表示。

“學校每年反正會去領,但是基本不用。現在小學生基本都是家長來接,這東西有點過時了。”西城區某學校一位負責老師說。

除了小黃帽工程,該辦公室涉及另外一大校園工程項目——“校車工程”。與該辦公室取消合作後,是否會影響全市中小學校車正常使用?北青報記者經調查發現,此情況應該不會發生,因為全市校車的問題已經交由教育和其他主管部門共同負責和管理。

早在2014年5月,市教委等五部門就已經印發了《北京市校車安全管理暫行規定》,要求在隨後的3年時間里,必須保證全市所有接送小學生的校車是按照專用校車國家標準設計和制造的專用小學生校車。

  • 北京青年報
  • 張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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