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批次嬰幼兒配方乳粉不合格 多為羊奶粉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081
2015年4月17日,廣西柳州市監管人員在超市開展奶粉專項檢查。 （CFP/圖）
8月4日，國家食藥監總局公布了最新一批針對嬰幼兒配方乳粉開展專項監督抽檢的不合格名單。
結果顯示，今年5-6月，該總局抽檢了國產樣品465批次，結果檢出不合格樣品42批次。其中，不符合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存在食品安全風險的樣品11批次；不符合產品包裝標簽明示值，但不存在食品安全風險的樣品31批次。抽檢進口樣品121批次，未檢出不合格樣品。
此次抽檢覆蓋了國內85家在產企業，上述有問題的11批次樣本中，涉及6家企業。包括西安喜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陜西聖唐秦龍乳業有限公司、合水縣古象奶業有限責任公司、肇州縣搖籃乳業有限責任公司、黑龍江辰鷹乳業有限公司、西安宏興乳業有限公司。
值得註意的是，食藥監總局指出，檢出不合格樣品的企業都是中小企業，樣品多屬嬰幼兒配方羊奶粉。
據了解，目前奶食品有牛奶、馬奶、山羊奶等。而嬰兒用羊奶粉，是用山羊奶蛋白質作為蛋白質來源、加工生產的嬰兒配方奶粉。有業內人士認為，羊奶粉和牛奶粉最大的區別，是蛋白質來源不同。
不過，廣東省奶業協會顧問、原中國奶業協會常務理事王丁棉對每日經濟新聞表示，從目前市場情況來看，無論生鮮乳還是奶粉，羊奶的價格都要高於牛奶多倍。這是因為一方面與牛奶相比，羊奶與母乳更接近，且羊奶的營養價值高於牛奶；另一方面則受限於有限的資源。
“羊奶有望在2020年和牛奶實現五五開，即乳產品市場牛羊奶各占百分之50%市場份額。”中國農業部奶山羊研究生主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教授曹斌雲教授曾對媒體表示。
在王丁棉看來，目前羊奶粉價格也存在虛高問題，這也影響了羊奶粉市場的發展。但由於市場消費和羊奶產量增長緩慢，不少廠家都是小規模生產，導致羊奶的標準遲遲未能出臺。但現今的國家抽查檢驗中，並沒有區分牛乳和羊乳這一項。
“希望盡快制定出羊奶標準，杜絕摻入牛乳等現象。並且，企業自身也要加強監管，加強對原材料等的檢測，提高產品質量。”王丁棉建議。
此外，這並不是第一次發現羊奶粉出新問題。今年6月23日，羊奶粉就曾被曝問題。據法制周末消息，食藥監總局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嬰幼兒配方乳粉專項抽檢結果，涉及到陜西飛鶴關山乳業、西安飛鶴關山乳業和陜西唐秦龍乳業3家企業的7批次嬰幼兒配方羊奶粉不合格。
其中有6批次產品系飛鶴關山的產品，飛鶴乳業作為飛鶴關山的控股股東之一當天即作出官方回應，稱在第一時間責令並督促關山乳業全面無條件召回所有相關批次產品，並已進行停產整改、內部全面排查，並由飛鶴乳業向關山乳業派駐整改工作組。
對此，有專家指出，我國羊奶粉現處於起步階段，生產企業基本集中在陜西。起步晚發展快的同時，很多問題也開始顯現，未來企業在管理、產品監控、原料管控等各方面存在漏洞，另外廠家的生產工藝、生產設備也都需要提高。
國土部內部通報四官員違紀違法 多為因權受賄謀利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2/4719490.html
國土部內部通報四官員違紀違法 多為因權受賄謀利
一財網 葉開 2015-12-01 15:10:00
國土部門管理的是土地和礦產兩種稀缺資源，具有行政審批和行政執法權，有自由裁量權，還擁有巨額資金的分配和使用權力，崗位重要，誘惑很大，多個環節容易出問題。
近年來國土資源系統加大持續反腐，但涉土涉礦領域腐敗案件仍然接連出現。國土資源部近日在其內部傳達了《關於賈其海、王德信、孫曉莉、孫英輝四起違紀違法典型案件的通報》，具體內容並未對外公開。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這四起案件並非同時發生，時間跨度實際為2013年至2015年，既有公開宣判的案件，也有目前還處在調查偵查階段的案件。
礦產、土地規劃
上述四人中，賈其海曾任國土部礦產開發管理司司長、礦產資源儲量司司長，此外，他還曾擔任過國土部“兩法辦”(《礦產資源法》、《土地管理法》修改辦公室)主任一職。他是在2013年接受調查的。
礦產開發管理司是國土資源部負責管理礦產資源(石油、天然氣、煤層氣除外)開發和探礦權、采礦權的職能部門;礦產資源儲量司則是負責管理全國礦產資源儲量、礦業權評估、礦產資源補償費征收和地質資料，並對礦產資源勘查開采活動實施監督管理的職能部門。
從其職責來看，上述兩個司局是國土部里在礦產管理方面的重要部門。
據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賈其海在接受調查之前已經退休，雖然其本人性格較好，有人緣，但既然出了事情就要接受懲罰。
有媒體報道稱，賈其海被調查，與其在國土部任職期間，涉及陜北煤田礦產資源開發有關。當地相關產業界人士稱，賈其海與2014年2月“落馬”的時任陜西省政協副主席、原陜西省發改委主任祝作利案亦有關聯。
孫曉莉是此次國土部通報四起案件中唯一的處級幹部，也是唯一的女性。案發前，她擔任國土部規劃司投資管理處處長。
今年7月23日，北京市二中院認為一審法院認定孫曉莉收受卡地亞手表證據不足，但量刑適當，終審判處孫曉莉有期徒刑10年。
此前的一審中，北京市西城法院判決認定，孫曉莉於2008年至2011年間，在擔任國土部規劃司投資管理處調研員、處長期間，利用負責建設項目土地預審工作的職務便利，為山東讓古戎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謀取利益，收受該公司董事長楊某給予的卡地亞手表一塊(購買價格為5.4萬元)、1萬歐元及5000美元。
2013年春節前，孫曉莉將手表和5000美元退還給楊某，孫曉莉被抓後，其已委托家人退還全部違法所得。2009年間，孫曉莉為中地寶聯(北京)建設工程有限公司謀取利益，收受該公司通過董事長給予的10萬元。2012年間，她為黑河市熱電廠謀取利益，收受該廠副廠長給予的5萬元。
西城法院認為，孫曉莉構成受賄罪。因其坦白，且家屬代為退繳全部贓款贓物，予以從輕處罰。法院一審判處孫曉莉有期徒刑10年。隨案移送的卡地亞手表等，予以沒收。
孫曉莉不服上訴，稱一審法院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在案扣押手表與收受手表為同一塊手表，並稱受賄歐元等證據不足，量刑過重。
最終，北京二中院的終審以受賄罪判處孫曉莉有期徒刑10年，在案扣押的卡地亞手表不再沒收，退回西城檢察院。
土地督察官員被查
今年6月底，多家媒體的報道稱，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根據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指定管轄，依法對最高人民檢察院交辦的國土部國家土地督察沈陽局副專員王德信(副局級)涉嫌受賄犯罪立案偵查，並采取強制措施。案件偵查工作正在進行中。
截至記者發稿，尚無王德信案件開庭審理的公開信息。在被調查之前，王德信擔任了沈陽督察局副專員長達六年之久，在2009年前，他一度擔任武漢督察局副專員。
2009年4月，在轉任沈陽督察局之際，王德信還曾專門撰文稱，督察幹部輪崗交流是督察制度明確規定的，可以回避長時間積累的人情關系，並且可以給幹部開拓更廣闊的視野。
“督察崗位重要，別人把督察幹部稱之謂‘欽差大臣’，是受總督察、副總督察的委派代表國務院到地方開展土地督察工作的。在督察工作崗位上，我處處嚴格要求自己，樹立督察幹部的良好形象，工作中自覺做到：一是不以權謀私，不吃請，不受禮，堅持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王德信在文中稱。
孫英輝的案件目前還沒有公開披露，他在接受調查前擔任著國土部下屬事業單位——中國土地礦產法律事務中心的主任。不過在去年年底，該中心更名為不動產登記中心。
孫英輝在2009年之前還曾擔任國土督察西安局的副局長。目前外界尚不清楚孫英輝的涉案問題是發生在西安局還是土地礦產法律事務中心。
不過，有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國土部曾在去年調查土地礦產法律事務中心主要負責人利用職權為子女經營活動謀取利益的案件。
官方：涉土涉礦違紀違法案件露頭就打
深究諸多腐敗案件，權錢交易多是根本。國土資源系統掌握著土地和礦產兩大領域的審批大權，而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這兩大領域所潛藏的利益也水漲船高，一些人鋌而走險也就不足為奇。
國土部門管理的是土地和礦產兩種稀缺資源，具有行政審批和行政執法權，有自由裁量權，還擁有巨額資金的分配和使用權力，崗位重要，誘惑很大，多個環節容易出問題。
國土部部長姜大明去年6月曾表示，要完成好國土資源管理改革任務，我們的幹部隊伍不能出問題、領導班子不能出問題、權力運行不能出問題。因此，必須對涉土涉礦違紀違法案件露頭就打，絕不姑息。
“部黨組還對全系統近年來發生的案件進行了剖析，歸納出了涉土涉礦腐敗問題的“十個表現”，提出以十類違紀違法問題為重點，嚴肅查處利用土地和礦產資源審批權、執法權、督察權、項目管理權、大額資金支配權謀取非法利益的案件。”姜大明稱。
今年11月26日，國家土地總督察辦公室舉辦“三嚴三實”專題三集中學習研討會，以主題黨課的形式深入學習了《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準則》、《條例》)。國土部黨組成員、國家土地副總督察嚴之堯強調，廉潔自律對黨員幹部至關重要，每一位黨員都要學會算好人生幾筆賬，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認清楚什麽才是最重要的。要按照黨中央和部黨組要求把“三嚴三實”體現在履職盡責、做人做事的方方面面。
編輯：劉展超
地鐵乞討“殘疾人”多為偽裝 遇到檢查跑得比誰都快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4-30/1001816.html
據北京交通執法總隊軌道大隊副大隊長李海濤介紹，乘客也對驅逐乞討賣藝者的執法行為有了更多的理解。截至目前，軌道交通執法大隊共查處各類違法行為1258起，其中乞討賣藝835起。李海濤稱，地鐵站內的乞討者大多都是職業乞討人員，許多“殘疾人”也是偽裝，“遇到檢查的時候立刻卸掉假腿，跑得比誰都快”。
5月1日是北京市地方法規《北京市軌道交通運營安全條例》頒布實施一周年，也是北京市交通執法總隊軌道交通執法大隊在地鐵站執法的第一年。北京青年報記者從北京交通執法總隊軌道交通執法大隊獲悉，一年以來，軌道執法查處乞討賣藝835起，違規進出閘機43起。此外，還對危害軌道運營的行為進行高限處罰，最高處以18萬的罰款。
平均一天處置 兩起以上乞討賣藝行為
據北京交通執法總隊軌道大隊副大隊長李海濤介紹，執法一年以來，地鐵站內的乞討賣藝現象有了明顯好轉，比如曾經乞討賣藝較多的10號線乞丐已經比較少見。乘客也對驅逐乞討賣藝者的執法行為有了更多的理解，不會擾亂執法秩序。截至目前，軌道交通執法大隊共查處各類違法行為1258起，其中乞討賣藝835起、散發小廣告200起、擺攤設點112起、輪滑59起。
李海濤稱，地鐵站內的乞討者大多都是職業乞討人員，許多“殘疾人”也是偽裝，“遇到檢查的時候立刻卸掉假腿，跑得比誰都快”。
此前，北青報記者曾經進行報道，地鐵站內乞討者來自河南民權縣和甘肅岷縣的人居多。目前，河南民權公安、民政等相關部門已經和北京交通執法大隊建立聯系，勸退乞討者回鄉。
高限處罰 危害軌道運營安全的違法行為
除了乘客熟悉的整治乞討賣藝行為，軌道執法大隊還有一項工作是重點對嚴重危害軌道運營安全的軌道交通保護區內違法施工、破壞護欄護網等違法行為進行查處。
據李海濤介紹，目前軌道大隊與地鐵公司、產權單位巡查隊伍建立了“企業發現先行制止，大隊跟進依法處罰”的聯合監管機制，對企業上報軌道交通保護區安全隱患進行執法檢查。一年共查處軌道交通安全保護區內違法行為9起。“地鐵滲水至設備間，將損壞地鐵的信號系統，導致中心無法監測到列車行駛情況，正在行駛的列車也無法判斷與前車的距離。如果沒有及時發現，後果將不堪設想。”
違規進出閘機 一年查獲43起
一年來，軌道交通執法大隊共查處違規進出閘機43起。北青報記者了解到，地鐵調整為計程票據之後，確實有個別乘客跳閘機逃票的現象。地鐵工作人員和誌願者主要采取勸阻的方式，只有執法隊員在現場的時候才能立刻進行處罰。據介紹，一般來說，執法隊員均通過地鐵員工的告知或者乘客的舉報得知逃票的高發地。僅昨天上午，執法隊員就共計發現15起逃票行為，罰款20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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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動物園站去年暑運 發生乘客走散事件69起
五一假期前，京港地鐵發布假期期間4號線北宮門站、動物園站是節假日乘客出遊的熱點車站，經常發生乘客走散現象。數據顯示，2015年暑運期間（7月1日至8月31日），4號線動物園站一站就曾發生乘客走散事件69起。
京港地鐵相關負責人介紹，熱門景區出遊乘客常為“全家總動員”，兩車站老人、兒童較多，乘客走散情況也時有發生。4號線北大東門站區站區長郭勝利說，為了避免乘客走散，進出站及上下車時，乘客應註意照顧好同行的老人和兒童，上下車期間按照先下後上原則有序乘降，當聽到關門提示音響起時，止住腳步，不要搶上搶下急於上下車，以免與同行乘客走散。
北青報記者了解到，因為著急趕車或者其他原因和家人走散的情況屢有發生。去年，一女乘客乘坐13號線時，因著急在知春路站下車，不慎將嬰兒車和車上的孩子一並落在車上。最終，車站工作人員及時聯絡下一站工作人員，將孩子送回家人手中。
一旦在站內發生同行乘客走散的情況，可及時聯系車站工作人員幫助尋找；如有同行乘客未及時上下車而走散，不要慌張，首先要記住上下車準確位置和列車離站時間，及時尋找站內工作人員說明上述信息，以便工作人員準確定位走散乘客所稱列車信息，幫助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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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發展：高管換屆未見恒大身影 多為原班人馬
廊坊發展8月19日晚間公告，公司於2016年8月19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第八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多項選舉公司董事會新成員及高管的議案。值得註意的是，選舉的管理人員多為廊坊發展原班人馬，並未出現恒大相關人員的身影。
此次會議通過議案包括：關於選舉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長的議案、關於選舉公司第八屆董事會副董事長的議案、關於選舉公司第八屆董事會各專 門委員會成員的議案戰略委員會成員、關於聘任公司總經理的議案、關於聘任公司董事會秘書的議案、關於聘任公司其他高級管理人員的議案。
此前， 恒大地產累計耗資9.57億元三次舉牌廊坊發展，持股比例至15%。 恒大在對上交所有關問題的問詢做出回複時稱：暫時不會對廊坊發展現狀進行單方面改變，且暫時並沒有取得廊坊發展控制權的明確計劃。但不排除獲取實際控制權和參與管理的可能，也不排除改變董事會成員和監事會成員的可能。
深圳賣地超千億多為產業用地 開發商爭食萬億舊改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01-01/1066439.html
2016年多個城市土地市場持續火爆，作為過去兩年房價漲幅最高的深圳也不例外。
臨近年尾，深圳土地入市更加快了節奏，2016年12月全市掛牌交易土地共計20幅，為當年單月供應最多的月份。
中原地產數據顯示，深圳2016年賣地收入已超千億，單價也達到1.26萬/平方米，雙雙創下新高。
不過，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樣的是，深圳供地大幅偏向商辦和工業用地，顯示政府出讓土地在向產業傾斜。而居住用地的供應則越來越依賴舊改，不管是深圳本土還是外來開發商，在舊改領域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土地“定向”產業類公司
據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監測，2016年深圳全市土地招拍掛市場共成交59宗地塊，總成交面積為229.5萬平方米，同比增長30.9%；土地出讓金額約為1044億元，同比增長140%；綜合樓面地價每平方米12651元，同比上漲49%，均創下近年新高。
其中，2016年深圳工業和商辦用地表現突出，全年共計27幅工業用地成交，用地面積約115.1萬平方米，占比50.1%。
由華星光電拍得光明新區最大的一塊工業用地，面積達50萬平方米，占了全年工業用地成交量的一半。
商辦用地方面，2016年深圳共計26宗入市，成交量為83.7萬平方米，較2015年占比翻了3倍，占比達36.6%。
帶有居住功能的綜合類用地以及規劃完好、地理位置優越的商業用地是拉高深圳土地出讓金額的主力軍，僅龍華上塘、光明和大空港三塊商辦地的成交金額就占據了總成交的60%。
2016年8月29日招商蛇口華僑城聯合體在深圳寶安大空港以總價310億奪下全球最大的展館地塊，更是刷新了全國總地價紀錄。
由於大部分地塊設置了嚴格的限制條件，深圳土地出讓越來越表現出“定向”的特征。
2016年12月26日，深圳土地交易市場4宗土地出讓，土地性質為商業用地和工業用地，均以底價成交。其中2宗商業地位於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樓面地價僅不到2萬/平方米。分別由招商銀行、天音通信獲得。
另外兩幅地塊由海能達通信和深圳廣田集團拿下，也都是產業類公司。
多位深圳業內人士指出，深圳土地市場的出讓地傾向於工業和商辦用地，表明政府對發展產業的支持力度在加大，以及通過產業項目帶動多邊產業配套設施的發展。
深圳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總監王飛表示，工業、商辦用地在土地市場的交易占比較高，是政府對產業發展的考量。通過整合小而零散的工業土地，包括“工改工”的改造，配合城市更新的進程，深入帶動深圳創新型產業、互聯網、金融的發展。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說，商業用地是城市產業轉型升級的需求。深圳這幾年初級工業退出，轉型高端工業、高端制造業，後者占比又相對較小。產業發展需要向高端過渡。
在招商蛇口聯合華僑城拿下大空港會展項目之時，招商蛇口董事長孫承銘表示，這不僅是一個房地產項目，也是一個產業項目。通過大空港會展來拉動會展業、旅遊業還有上下遊相關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的發展，這也契合國家在自貿區、深港合作、粵港合作的大戰略。
第一太平戴維斯深圳投資部董事吳睿認為，深圳政府掌握的土地資源少，所以對於重大土地出讓的方式日益成熟，設計得非常精細和富有策略性。
開發商暗戰城市更新
而在純居住用地方面，2016年深圳僅有4宗土地入市，分別位於龍華、光明、大鵬和坪山，用地面積約23.97萬平方米。據了解，2010年後宅地供應面積逐年減少，2012年後宅地供應一直在超低位水平。
在新增土地供應緊張的情況下，城市舊改成為土地供應的主力軍。深圳中原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16年全市新增土地供應面積580.7萬平方米，其中舊改面積達到330.7萬平方米，占比高達56.9%。
根據深圳發布的《城市更新“十三五”規劃》要求，在此規劃期內，全市要爭取完成各類城市更新用地規模30平方公里；完成100個舊工業區複合式更新、100個城中村或舊住宅區、舊商業區綜合整治項目。
據此推算，深圳未來舊改和城市更新市場規模在數萬億。
近年來，深圳本土開發商如佳兆業、招商蛇口、華僑城、萬科以及外來開發商恒大、碧桂園等，均在加碼進入舊改領域，彼此之間競爭激烈。舊改項目將成為這些開發商的重要收入和利潤來源。
2016年12月26日，恒大簽約灣廈城市更新項目。其同時透露，目前公司已在深圳擁有房地產開發項目32個，其中6個位於南山，在深圳全部項目開發後預估總貨值約6000億元。
恒大這個“外來和尚”動作迅猛，深圳開發商也不甘落後。21世紀經濟報道調查顯示，目前在深圳擁有及潛在在談的舊改土地儲備上千萬平方米的開發商，至少有華潤、佳兆業、華僑城、招商蛇口這四家。
佳兆業是深圳本土專註城市更新和舊城改造的典型房企。早在2011年年初，佳兆業組建了全國第一家專業城市更新公司——佳兆業置業公司。據了解，佳兆業的城市更新項目覆蓋深圳龍崗、福田、鹽田等區域。
但是舊改本身也存在很多難題，拆遷和推出時間很長，增加了各種成本以及被拆遷方與開發商的利益博弈。
盡管宣稱有32個儲備項目，但恒大2016年中報顯示，其深圳市場的1200多萬平方米土地儲備，僅131萬平方米確權納入報表。
開發商之間的競爭也日益激烈。2016年12月8日，深華發的一紙公告，揭開了其控股股東中恒集團與萬科、華僑城之間關於深圳光明新區一幅舊改用地的糾葛。
這場舊改項目的爭奪中，華僑城半路殺出，即使知曉萬科與深華發的舊改項目深陷仲裁，仍要趟這個渾水，可見舊改項目之重。
“城市的住宅舊改項目問題比較多，而且複雜，個人比較看好深圳的工業、商業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宋丁說。
保險業國際化突圍：險企“走出去”多為跟隨戰略 更要主動出擊
1月18日，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幹措施的通知》提出，服務業重點放寬保險機構、保險中介機構外資準入限制等機構，釋放出了保險業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積極信號。
在近日召開的“中國保險行業國際化發展論壇”上，鳳凰國際智庫發布的《2016年保險國際化發展觀察》研究報告顯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保險業的國際化程度迅速提高，尤其自2002年加入WTO之後，無論是外資保險公司的“引進來”，還是本土保險企業的“走出去”數量都開始穩步增加，覆蓋面也不斷擴大。
與會人士認為，中國保險行業的國際化是中國企業國際化大背景下的一個必然的趨勢。近年來，險企在服務於中國央企“走出去”進程中，也成為“走出去”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其國際化路徑多為跟隨戰略，未來將更要向主動出擊戰略轉變。
保險開放進程中的跌宕起伏
梳理中國保險市場的開拓之旅可謂一路跌宕起伏。自1949年10月20日新中國第一家全國性大型綜合國有保險公司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在北京成立，開啟了保險公司在中國的正式落地。1952年，外資保險公司完全退出了中國市場。1958年，全面停辦國內保險業務，只保留涉外業務。1966年，保險被視為“封資修”，國外業務也幾乎全部停辦。
輾轉直至1979年，在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分行行長會議紀要》後，國內保險業務逐漸恢複，國外的保險公司也開始陸續進駐中國。
對於保險業的對外開放理念，保監會原副主席、黨委原副書記周延禮表示：“在改革開放之後，我們所走過的路程，我們基本堅持了服務於國家的對外貿易，當時提出要把貿易、金融、銀行保險一塊的推出去。”
自此，中國保險業包括業務、機構、市場、風險、資產和收益等的國際化程度迅速提高，尤其自2002年加入WTO之後，無論是外資保險公司的“引進來”，還是本土保險企業的“走出去”數量都開始穩步增加，覆蓋面也不斷擴大。
事實上，自2002年入世以來，中國保險業的對外開放進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上述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共有保險公司156家，其中外資公司50家，比2002年底的22家公司增加了28家;我國保費收入達24282.5億元，是2002年的7.9倍，同期，外資保險公司保費收入達1165.6億元，是2002年46.15的25.25倍;外資保險占全國市場份額的4.8%，比2002年增加3.3個百分點;截至2016年10月底，保險公司總資產達到14.8萬億元，是2002年的23倍。
周延禮表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保險業進入了全面對外開放的時期，通過這15年走過的路程，實踐證明我國保險業在金融業開放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盡管入世以來，越來越多的保險企業“走進來”，但是外資保險在華業務經營並不理想。鳳凰智庫研究報告稱，雖然外資保險看似來勢洶洶，但縱觀其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的歷史曲線，相對於2005年的8.9%峰值，2015年已下降了整整4.1個百分點。
周延禮表示，外資進入也給中國保險業帶來了一些新的經營理念和經營技術，尤其是他們的管理方式，對我國加強市場監管，提高保險業在參與國際化，甚至同場競技方面增強了實力。
近年來，中資保險業務開展如火如荼。截至去年11月，2016年的原保險保費收入總計28864.87億元，同比增長28.88%。其中財險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8293.69億元，同比增長9.76%;壽險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20571.09億元，同比增長38.61%。
值得關註的是，周延禮在論壇上首次公布了中國保險行業最新數據：2016年我國保費收入30961.01億，超過日本位列世界第二;中國保險總資產151046.5億，支出10481.48億，對世界貢獻度26%，位居世界首位。
周延禮預測，從“十三五”到2020年，保險業的總資產將達到30萬億，保險業、保費收入業務規模能夠在目前的基礎之上擴大一倍。
中資險企競相“出海”
在海外市場拓展方面，自上世紀80年代保險業邁出了國際化的第一步。這以1980年由美國AIG和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合資出建的中美保險公司的成立為起點，目前，多家中資險企均在海外設立了分公司、子公司、代表處等機構，為布局海外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隨著全球化的熱潮和企業國際化戰略的推行，也帶動了保險業務走出國門。據鳳凰國際智庫統計，截至2015年底，內資壽險公司涉及海外業務的境外險種總計有92種，包括健康保險、醫療保險、意外傷害險、醫療保險、人壽保險、分紅保險、投資連結產品等;內資產險公司涉及海外業務的境外險種總計有314種，包括企業財產保險、家庭財產保險、保證保險、責任保險、船舶保險、計算機設備保險、知識產權保險等十余個大類。
除了傳統業務，中資保險的海外收購也相當火熱。近年來，中國人壽、中國平安、安邦保險、陽光保險等險企紛紛競相在海外大舉並購，對海外優質不動產項目進行投資收購，同時，通過收購海外保險來實施其全球化布局戰略。
據中國保險資產管理業協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曹德雲披露，僅2016年上半年，我國保險業海外並購金額達到了65億美元，超過去年全年。
險企“走出去”多為跟隨戰略 更要向主動出擊
“中國保險行業的國際化是中國企業國際化大背景下的一個必然的趨勢。”達信中國副總裁、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孫友文認為。
他進一步表示，中國企業的“走出去”從最初的產品走出去，到後來的勞務走出去、工程服務走出去、投資走出去、資本走出去。再到後來的管理走出去、技術走出去、文化走出去、品牌走出去，這都有它的發展的規律和過程。保險業作為“走出去”嵌入到這些環境和過程中必備的配套產品，也會隨著中國企業的全球化而全球化。
縱觀我國險企國際化的路徑，孫友文分析，一種是跟隨戰略，一種是主動出擊。當企業在上述要素“走出去”的時候，需要相應的金融服務和保險服務，保險公司即發揮跟隨戰略，這些年保險企業在服務於中國央企“走出去”進程中，也成為“走出去”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隨著中國保險行業的國際化程度提高，它的話語權的提升。全球性保險機構的份額在逐漸的降低，中國保險機構的份額在逐漸的提升。這也是中國保險業、中國保險機構在全球的話語權和國際化程度提高的必然結果。”孫友文說，未來更多的公司也會由跟隨戰略轉向主動出擊。
近年來，以安邦集團、複興集團為代表的險企在海外市場的收購，正是自身國際化戰略驅動。以安邦為例，自2014年起，它連續收購了6家國際知名保險公司和其他產業。據悉，安邦在海外並購上的投資總計超過400億元。
對於保險公司國際化的途徑和挑戰，孫友文表示，中國的保險機構要想國際化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自我生長，第一種方式是兼並收購。比如安邦、複興集團更多采用的是兼並收購的方式，以快速建立全球網絡。
周延禮也指出，目前保險公司在往往是通過收購兼並的形式進入海外市場。“真正要設立公司真是比較難，審批的過程是漫長的，要實現中資走出去，首先要了解對方的市場情況，掌握市場的運行制度規則，還有市場的一些習慣，要做好這些事前的功夫。”他說。
“自我生長的模式是一個非常緩慢而且時間長，而且又充滿不確定性的方式。” 孫友文表示，縱觀國際保險機構在全球的發展路徑，很多機構是通過兼並收購來實現全球化網絡，這是一個歷程非常長的階段。
順威股份再曝杠桿式收購 26億收購款多為借款
3月10日消息，順威股份午間披露深交所問詢函的回複。華信北京在回函中表示，本次收購資金分別來源於自有資金+質押融資+借款。其中，自有資金支付額為3億元，擬向第三方借款融資17億元，擬向金融機構股票質押融資6.08億元。
此前順威股份公司第一大股東蔣九明持有公司股份116,000,000股，持股比例為29%。 華信北京受上述股份轉讓完成後將持有公司100,238,385股股份，持股比例為25.06%，華信北京在《詳式權益變動報告書》中表示“不排除在未來12個月內繼續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
回函中稱，在本次權益變動完成後，華信北京不排除在未來12個月內繼續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但暫無獲取上市公司控制權的計劃。
對於本次資產收購以上市公司股份轉讓為前提的具體原因，華信北京表示該約定有利於提升熊貓新能源未來業務發展的穩定性。據披露，上市公司目前主營業務為註塑產品生產、模具設計制造及改性塑料研發生產，缺乏新能源物流車租賃運營業務經驗。華信北京成為上市公司股東，有利於發揮華信北京的行業經驗，推動熊貓新能源業務發展和經營的穩定性。
600多家企業競標特朗普的墨西哥墻，雇員多為墨西哥裔
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美國與墨西哥邊境墻項目正在火熱的競標中。自2月24日，美國國土安全部在聯邦商業機會網站公布了競標條件以來，有意競標的企業已經增加到了600多家。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這600多家企業中，有62家為拉丁裔美國人所有，它們中的大部分雇員都是墨西哥裔。
雇墨西哥人幫特朗普造墻
位於波多黎各的一家設計建造公司——聖地亞哥工程管理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我覺得造邊境墻根本就是浪費時間和金錢。”該公司的所有者巴爾卡薩爾（Patrick Balcazar）表示，“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說，這是愚蠢的；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也是愚蠢的。不過，我支持你愚蠢行事的權利。如果你想要建造邊境強，那麽我就竭盡所能幫你造最好的墻，並且我要雇傭我的人民。”
來自得克薩斯州的一家競標企業的負責人Evangelista-Ysasaga表示，最具諷刺性的不是“瞧啊，都是拉丁裔工人在修建城墻來防止其他拉丁裔進入”，而是“我們明明需要的是一個綜合性的移民改革方案”。
在Evangelista-Ysasaga的公司，80%的雇員是墨西哥裔美國人。對於他們來說，競標邊境墻項目需要“自我反省”。
“我們需要確保對移民懷有同情的中標企業能把這種情感放在設計之中。”Evangelista-Ysasaga表示，聽說有些競標者正在討論采用一些“卑鄙的、非人道的”設計，比如在邊境墻設置致命的電網和地雷等。而他所希望的，是這座邊境墻能“給予美國人完善移民改革的動力”。
原本國土安全部要求所有競標公司於3月10日前遞交申請和設計模型，最近又將截止日期延長到了3月20日。除了提出築墻的高度為30英尺(約9.14米)之外，上述公告並沒有提出更多具體的要求。其他籠統的要求則是符合美學設計，能防攀爬、抗損壞之類。
靠建邊境墻賺的錢去摧毀它
在一些人眼里，修建邊境墻是具有種族歧視又沒什麽大用的事，而在建築工程承包商看來，這更多意味著生意和盈利。
“我們不參與政治，也不是右派或者左派。我們只是建築工程公司，這也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方式。”參與競標的De La Fuente建築有限公司負責人迪亞茲（Jorge Diaz）說，“我們不把它視為政治，而只是把它看成一份工作。”
De La Fuente建築公司的官網上，記錄著迪亞茲的越境經歷。出生於聖地亞哥的迪亞茲在回到美國上大學前，是在墨西哥上的小學和中學。畢業後，他在美國和墨西哥兩地承包建築工程。
巴爾卡薩爾認為，墨西哥和美國都應該更加關註經濟發展而不是邊境政策。因此，對他來說，競標邊境墻的目的是“賺夠多的錢，然後讓這件事翻轉，最終摧毀這座墻”。
按照特朗普上任第一周就簽署的行政令，建邊境墻的錢將由美國國土安全部現有的資金和資源“墊付”。
但根據路透社此前獲取的一份內部文件，預計整個墨西哥邊境墻的建造總費用為216億美元——柵欄成本為930萬美元／英里，而圍墻的建造成本為1780萬美元／英里。但隨後的另一份文件透露，國土安全部目前的賬面上只有2000萬美元可以被用來投入需耗資百億美元的龐大工程，而這些千分之一的資金只夠展開邊境墻的第一步——招標和設計模型。
特朗普所提出的邊境墻計劃持續遭到墨西哥人、墨西哥裔美國人和多數美國人的反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此前的一份民調數據，62%的美國人反對特朗普的邊境墻計劃，而在拉丁裔美國人中，這個反對比率則高達83%。
超三成機床企業虧損 中高端市場多為外資占據
編者按：
在中國經濟新舊動能切換之際，作為第二產業的制造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做實業不如炒房”、“幹企業不如將錢存銀行”等觀點甚囂塵上，如何提高中國制造業的質量考驗著每家企業的決策者。為此，我們特推出中國制造業系列報道，一探制造業的真實狀況。
機床行業為其他制造業提供生產設備，是工業的基礎。然而，被譽為“工業之母”的機床行業長期為低利潤所困擾。
在近日舉辦的“2018機床制造業CEO國際論壇”上，中國機床工具工業協會當值理事長龍興元表示，從2017年來看，機床全行業虧損企業占比仍達33.8%，當前中國機床行業上遊成本加大、下遊產品價格同步提升，使企業處於微利或虧損狀態，而企業適應市場中高端需求的能力也不足。
以*ST昆機（600806.SH）為例，作為經營業績不佳的上市公司，為避免連續虧損而面臨退市風險及業績考核壓力，該公司通過虛增收入和利潤來粉飾業績。
*ST昆機因在2013年至2015年期間虛增收入4.8億元，虛增利潤近3000萬元，且存貨資料存在虛假記載，*ST昆機被上證所公開譴責，相關責任人被上證所處分。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後發現，*ST昆機在2013年至2015年通過跨期確認收入、虛計收入和虛增合同價格三種方式虛增收入4.83億元。同期，公司披露的存貨數據存在虛假記載，並通過少計提辭退福利和高管薪酬的方式虛增利潤2960.86萬元。
在被處罰之後，4月28日，*ST昆機發布2018年一季報，公司2018年1~3月實現營業收入1.08億元，同比增長8.97%；通用設備行業平均營業收入增長率為31.62%；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5596.83萬元。
此外，另一家有著悠久歷史的大連機床集團更是瀕臨破產。去年11月10日，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債權人對大連機床等四家公司的重整申請。這是繼東北特鋼破產之後，又一件由債券連環違約引爆的破產案件。
2016年12月12日，大連機床債務危機露出端倪，未能按期兌付“16大機床SCP001”的到期本息。隨後，大連機床的信用風險事件接連爆發，先後共有八只債券陷入違約，發行金額總計38億元。與高負債相對應的則是大連機床較為低下的盈利能力。
財報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大連機床合並報表總營收93.34億元，營業總成本則高達90.47億元，利潤率僅為3%。單一報表中，大連機床同期營業利潤更是為負4019.58萬元。自2016年三季度報之後，大連機床就再未公布公司財務數據。
大連機床和*ST昆機的例子在機床行業並非鮮見。一直以來，機床行業的凈資產收益率一直維持較低的水平。2018年第一季度，沈陽機床（000410.SZ）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為1.47%，雖然微薄，但是已經相較上年同期增長52.35%。而被處罰的*ST昆機的2017年平均凈資產收益率-255.95%。
長期從事機械行業的人士高迪（化名）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由於國內大部分機床企業的核心零部件也都是向外采購，尤其是中高端機床，大量依靠進口。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打開市場空間，只能壓低價格，從而進一步壓低了利潤空間。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吳琦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機床等傳統制造業，技術水平有限，同質化競爭，產能過剩，導致價格競爭，通過壓低價格來拓展市場。此外，產品附加值也低，所以利潤率不高。
低利潤、高成本正是困擾機床行業發展的“死穴”。吳琦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短期內可能會比較難。因為制造業轉型，需要從技術、品牌、質量等各方面提升，改變微利需要一個過程。”
“但我們也看到現在很多制造業領域在推動技術升級和兼並重組，未來將形成一批資產規模較大，國際競爭力較強的龍頭企業，同時，創新型企業也將成為推動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進而推動產業向專業化和產業鏈高端延伸。”吳琦補充道。
不僅僅是中國的機床行業深受利潤微薄之苦，國外在華經營的機床企業也同樣日子不好過。早在2016年，全球領先的機床制造企業德馬吉(DMG)宣布上海工廠停產，一時引發輿論對機床行業發展現狀的關註。
在那次停產風波中，德馬吉公告稱，近年來由於國內外經濟增長趨勢的下滑，市場每況愈下，公司一直面臨低產能利用率、高通貨膨脹，日益增高的生產成本以及日益降低的市場需求等眾多嚴峻問題，這些問題已導致公司長期累積虧損。
德馬吉亞太區前CEO塞克（Stefan Sack）曾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機床行業境遇確實並不樂觀，但這並不意味著高端機床行業面臨著深重的危機。而目前來看，這種微利的局面正在發生改變。龍興元表示，2017年，中國機床行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92.6%，其中金屬加工機床利潤總額更是同比增長5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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