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10-08/110886367.html
陷入麻烦的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云投集团”)资产重组进展，曾被监管当局和市场视为城投债承压的砝码。如今，重组告吹，并未打消市场的疑虑，带来回暖的迹象。
7月份以来，企业债发行基本中断。截至10月6日，仅有9只债券完成发行，远低于此前每月近30只的发行规模。
市场机构曾预测，10月份后，城投债市场预期将逐步稳定，信心会缓慢恢复。但是在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官员看来，预期较市场更悲观。他认为该时点最快要到今年底才能来临。而且，原本积极推进中的企业债发审改革，因城投债信用危机被迫放缓。
一位接近发改委财金司的人士透露，随着市场逐渐回稳，发改委计划在发行主体的财务指标和发行审批数量方面有节奏地收紧。
根据发改委此前设想，城投债应该沿用企业债的渠道发行和交易，利用市场资源和专业机构，成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融资途径，构成债券市场独特的债券品种，并逐步演变为符合国情的“市政债券”。
但是随着企业债市场发行停滞，市场走向尚不明朗，而地方政府融资意愿愈加迫切，更多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选择市场化程度更高、发行成本较低的信用 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信托等融资方式，此外，财政部即将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更大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和发行主体的债务融资渠道将越加多样。这让企业债 在整个债券市场中的定位也愈加微妙和模糊，也使得企业债市场前景更加难以预料。
云投闹剧
9月14日，云投集团发布公告称，暂缓实施资产重组计划，这一决定是云南省政府综合考虑各方因素作出的。
一位接近云投集团的人士表示，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首先，作为重组推动者的云南省政府，就此事多次向国家发改委沟通、汇报，提出了多项保证相关 债项和发行人信用评级不被下调的措施，试图继续推进重组，但国家发改委出于对企业债违约先例出现的担忧，态度异常谨慎，始终未能让步。
同时，作为惩罚，国家发改委暂停接受云南省所有企业发债申请材料，并终止该地区已上报债项的审核工作。加之同期爆出滇公路千亿元贷款面临违约风险，云南地区地方投融资平台各种融资渠道大大受限，融资环境恶化，地方政府信用遭到市场质疑。
面对双重压力，“云南省政府被迫作出此决定。”上述接近云投的人士说。
今年7月，云南省酝酿地方投融资平台资产重组的消息被传开。重组涉及到云投集团及其子公司的7只债券，包括云投集团发行2笔企业债，共计35亿 元，担保债券3笔，金额40亿元，此外还包括云投集团子公司云电投公司发行的2笔短期融资券，金额7亿元。如重组计划实施，其中75亿元存续债务的信用级 别面临下调的风险。
此事件被公开的时间点，恰逢市场对地方债务信心极度脆弱的时期。消息一出，市场便急转而下。企业债发行中断，交易清淡，收益率迅速上升。
7月7日，市场中断前，最后一只城投类企业债11扬州开发债发行完成以来，截至10月6日，仅有零星几只完成发行，其中6笔为产业类企业债。完成发行的城投类企业债仅株洲高科债、浙江海宁债和苏州高新区债3只。
上述企业债真正在市场暂停期间完成审批、发行各项工作的只有浙江海宁债和苏州高新区债，后者发行利率也高达7.98％，这是近几年同等信用级别债券利率最高案例。
随着逆势发行的债券逐渐增多，城投债市场出现缓慢恢复迹象，尤其步入9月下旬以来，企业债发行数量逐步增加，被部分市场人士视为企业债市场回暖 的征兆。但一位接近发改委的人士坦言，事实上，当下企业债类城投债券仍处在“停摆状态”，企业债市场主要的机构投资者仍被堵在门外。
据了解，目前已通过发改委审批，等待发行的企业债已经多达30余只，总金额超过200亿元。这是近三年来，积压待发项目最多的时段。
在地方投融资平台企业债融资遇阻后，信贷政策持续收紧的情况下，部分平台公司纷纷变换方式，寻求新的融资渠道获得资金。城投债市场也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情形。
从8月25日以来，银行间市场共发行约30只中期票据，其中由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类债券达到一半左右，发行金额超过150亿元。此前，从今年初到8月25日，共发行城投类中期票据约20只，募集金额约300亿元。
随着企业债暂停，城投债类信用债呈井喷式增长。从城投债历史发行数据看，无论从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企业债都占据70％的市场份额。
除此之外，由于企业债融资遇阻，部分发行人选择成本更高的信托方式融资，以缓解短期资金压力。上述券商固定收益部人士透露，“其下已经有超过三家客户放弃企业债，改为信托融资。”
他认为，随着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需求依然旺盛，加上近万亿元的保障房建设的资金缺口。如果企业债迟迟不能重启，发行人逐步转向通过其他方式融资。
改革放缓
6月，北京市政府提出计划，拟发行500亿元企业债，支持保障房建设。首期20亿元已经向发改委递交了发行材料，但是至今仍未完成发行。
与此类似，重庆最大的地方保障房承建企业重庆地产集团，今年初也提出了发行60亿元企业债融资方案，用于保障房建设，目前尚未获得发改委批准。
各地保障房建设资金需求量大，鉴于企业债期限长，融资成本较低，地方政府纷纷将融资渠道锁定在企业债。为此，发改委6月底出台通知，对符合条件 的地方融资平台，鼓励发行企业债支持保障房建设，并将优先办理核准手续，简化审核环节并缩短核准周期，加大企业债融资对保障房建设的支持力度。
但是，市场鲜见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企业债融资、支持保障房建设的案例，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尚未显现。
面对突然袭来的城投债信用危机，为稳定市场情绪，国家发改委于8月初匆匆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通知》），希望以此为契机，规范发行人资产重组程序、完善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机制等。
该《通知》从2009年岳城投事件后，发改委就开始着手起草，经过数次讨论和修改。上述接近发改委财金司官员表示，《通知》并无实质意义，相比初稿，最终文稿针对性不强、说法有些含糊。
他透露，《通知》内容比最初讨论的初稿简化了很多，前期讨论稿曾严格限定，如发行主体资产负债率不能超过70％，且主营业务必须有利润收入，但由于机构和市场的反对，终稿对这两项没有明确，采取了淡化处理。
事实上，2009年以来，发改委一直在试图积极推动企业债发行审批市场化改革。其中，重点是进一步简化审核环节，提高发行效率。即在发行审批环节进一步去行政化，部分债券发行由目前的核准制变更为“事后备案制”。这被视做发行审核领域改革“迈出的一大步”。
目前，在核准制下，发改委逐一审核发行企业的资质。自2008年以来，随着项目数量迅速增加，发改委已明显感到人员不足，频频借调券商固定收益部人员进行项目预审，初审合格后，再由发改委主管领导签字并核准发行。而在2008年以前，企业债发行实行配额制。
发改委推进审核市场化的思路是，如果债券发行是面向具有专业判断能力的机构投资者，则不再审核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改由中介机构、发行人和投资者自主敲定，发行完毕后，在发改委进行编录，实行事后备案。
发改委将依据中介机构的诚信程度，对其进行市场化评价，对不合规行为采取相应处罚。
通过上述制度变革，大大缩短企业债发行审批时间，提高发行人、承销商等市场参与方的自主性。
目前企业债发行审批，从发行人上交发行材料，到完成发行，需要三到六个月左右。但是银行间市场信用债需要三个月左右；公司债经过今年大幅简化发行审批环节后，审核时间缩短至近一个月。
此外，发改委也积极鼓励更多发行主体通过发行企业债融资，尤其是支持地方产业类企业或者承担部分地方投融资平台功能的地方国有企业。而在参考指 标上，重点考虑发行人还本付息的能力，而不必关注债券余额不超过净资产40％的限制，以及最近三年赢利的条件。这也是拟改革措施中的又一大亮点。
然而随着云投事件的出现，发改委的工作重心被迫转向稳定企业债市场预期，改革的步伐则相对放缓。
重塑信心
云投重组事件曾被视为城投债承压的砝码。宏源证券固定收益总部副总经理王顺华称，近日，市场并没有因为云投重组终止，出现积极的一面，僵局态势仍在持续。
企业债的主要投资机构，迟迟未能重新进入市场，是市场至今未见起色的原因之一。7月初，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相继向管辖金融机构下达口头通知，要求暂停配置城投类债券。一位保险公司中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
企业债的投资者主要是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商行和农信社，还有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此类机构一般会持有到期。而基金公司则是交易型投资者，配置企业债的量比较小。
机构对城投债的风险判断一直存在分歧，部分机构认为，相对其他债券产品，城投债本身风险较高，未来一旦出现违约，只能捏在手里。上述保险公司中层人士称，从一开始，出于风险的考虑，该公司就未配置企业债。
在他看来，投资者信心的逐步恢复，需要政府部门出台切实可行的措施，政策要对缓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起到实质作用，以消除市场对相关债务违约的疑虑和担心。
7月初，部分券商、大型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人员在新疆召开非公开研讨会，讨论当前城投债市场情况，为恢复企业债市场出谋献计。
一位曾参与讨论会的人士表示，部分银行对当前的政策限制表示不满。在他们看来，城投债收益率较高，大部分有担保措施，再加上地方政府隐形担保，违约风险可控，是比较好的债券品种。
作为承销商则更为急切。截至9月14日，位居企业债承销前三位的宏源证券、华林证券、银河证券等券商仍在各地搜罗项目，增加储备。
以国开证券为例，依靠国开行提供银行贷款、国开证券承接债券融资相捆绑的模式，目前储备项目约60个。最近两年异军突起的宏源证券和华林证券，也一直和监管层保持积极沟通，全力配合发改委工作，希望尽快结束“停摆”。
据了解，发改委也在积极推进完善企业债信息披露制度，拟强制发行人在指定媒体公开披露信息。
发改委也正在同其他监管部门积极协调关系，及时向国务院汇报情况。在近日国家发改委关于地方债务和城投债答记者问中，发改委财金司司长徐林表示，城投债券作为投融资平台公司最透明的直接融资工具，可作为政府通过债务融资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常态渠道。
徐林认为，发改委强调把城投债作为准市政债，但是离真正的市政债还存在较大差距，制度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城投债发行利率偏高等。
而财政部正在积极推进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行，在财政部看来，地方政府债券是未来地方政府透明、可控的融资方式，具有典型市政债券的特征。由此看来，发展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市政债券是共识，但是各自路径却有所不同。
市场人士则普遍认为，在目前监管割裂，标准统一的债券市场，不同的“市政债券”路径的设想，将导致发改委企业债在债券市场中的定位显得微妙和尴尬，这使得企业债市场何时恢复正常难以预料。■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2-09/100336322.html
年底將至，原本是土地市場的「旺季」，今年卻格外冷清。各大房企紛紛啟動「冬天模 式」減少拿地，地塊流標和中止出讓頻繁出現，各城市的土地市場深度低迷。 「調控現在進入了第二階段，房價下來之後，地價怎麼辦？是該地方政府表態的時候了。」中國房產信息集團研究中心總經理陳嘯天接受財新《新世紀》 採訪時表示，在政府通過強行壓制需求逼迫開發商降價之後，開發商與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場上的博弈開始了。 地方政府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變相放鬆調控托底房價的政策試探統統被中央政府叫停；另一方面，土地市場持續萎縮，地方財政受壓。儘管已採取了 更為積極和靈活的土地出讓政策，市場依然難見起色。 「現在地方政府比開發商更著急。」高策地產顧問機構董事長李國平如是說。 成交僵局 「土地市場基本僵住了。」陳嘯天對財新《新世紀》記者稱，由於銷售不暢、資金緊張，開發商當前的拿地意願極低。 萬科集團總裁郁亮近日公開表示，萬科已進入「冬天模式」，現金為王，要更加慎重地買地，「買地是最費錢的，不能買錯地」。 首創置業董事長劉曉光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目前樓市仍處於不景氣狀態，首創的策略是保持審慎投資態度，不會輕易拿地。」 綠地集團董事長張玉良此前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也強調：「因為銷售不好，7月我們就很少拿地，10月開始明確不再拿地。」 中原地產監測的十大標竿房企（保利、富力、恆大、華潤、金地、綠城、萬科、雅居樂、招商、中海）下半年明顯放慢了拿地節奏。據中原地產統計，今 年7-10月，10家標竿房企僅花費購地款212億元，前十個月購地金額相比銷售款僅佔21%，創下歷史最低值，甚至低於2008年的31%。 「一方面是由於政府的土地供應量偏少，優質地塊不多，地價未出現明顯下降；另一方面，由於銷售回款增速放緩，開發商為保證持有較充裕的現金，拿 地比較謹慎。」北京中原地產市場研究總監張大偉分析稱。 開發商的謹慎在城市土地出讓的數據上得到了充分體現。據中原地產統計，11月全國35個熱點城市的土地出讓均陷入低谷，流標和中止出讓的地塊達 到了117宗，環比10月的22宗增加了4倍多，流標地塊的規劃建築面積達到1580萬平方米。 其中，廣州的土地流拍現象最為顯著和集中。僅11月的上半月，廣州就三度中止了多幅地塊的出讓。原定於11月1日公開出讓的12幅廣州南站地塊 被臨時停拍；11月8日，位於廣州南站核心區的12幅地塊中止出讓；11月15日，原定於11月18日公開出讓的8幅土地，有7幅的拍賣再次被取消，如期 拍賣的天河區廣氮地區地塊則遭遇流拍。這32幅地塊的出讓底價高達187億元，約佔今年廣州土地出讓收入計劃的29%。 廣州知名房地產專家、寒桐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韓世同對財新《新世紀》記者分析，廣州出現集體流拍和中止現象，主要原因是拍賣底價定得過高， 推出的地塊底價基本上就是「准地王」級別的。 「在市場好的時候可能會賣出去，現在市場這麼不好，就另當別論了。」據韓世同測算，廣州市11月流拍的土地樓面均價達到了5584元/平方米。 在一些二線城市，甚至還出現了開發商「退地」的情況。11月2日，濟南市國土資源部門公告出讓的11幅土地，其中9幅因無人申請購買而流拍，另 外2幅以底價成交。這9幅土地都位於濟南市長清區大學科技園片區，包括4幅商業金融用地和5幅居住用地，總面積約855畝。知情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 透露，這9幅地原本是龍湖地產有意購買，已簽訂了前期的熟化協議，並繳納了2億元熟化金，但最後龍湖以「資金緊張」為由放棄了競買，導致土地流拍。 北京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根據北京市土地整理儲備中心的數據統計，1-11月北京全市土地市場共成交經營性用地107宗，合計910.5公頃，僅 完成了全年供地計劃的51.4%。北京今年的土地供應計劃無法正常完成已成定局。 房地產開發企業推遲繳納土地出讓金也成為趨勢。一家在成都拿地的開發商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當地國土部門多次上門催繳土地款，但他們的原則 是不當出頭鳥，周邊的企業不交，他們也不交。據他透露，綠地的成都公司也是以資金緊張為由拖延繳納土地款的時間。 地方「托市」 土地交易的低迷直接導致了各地土地出讓金的大幅下降。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統計，截至11月28日，全國監測的25個大中城市土地出讓金合計 9501億元，同比減少1172億元，降幅達11%。 各大城市中，上海是惟一土地出讓金超過千億元的城市，達到1191億元，但與去年同期相比，也減少了13%；北京市前11個月的土地出讓金總額 為920.7億元，同比下跌14.4%，其中住宅類土地出讓金收入僅為372.6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幅度高達51.4%。 大連則成為降幅最大的城市，前11個月的土地出讓金總額為499億元，僅為去年同期的一半。另外，無錫、南京、武漢等城市的土地出讓收入也分別 下降了34%、29%、21%。 「土地出讓金的大幅下滑，已給地方財政帶來非常大的壓力。」李國平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重壓之下，地方政府開始採取多種措施推動土地市場的 成交，此前北京市住建委已經召集開發商進行座談，要求開發商加大拿地投資力度以及更多參與保障性住房的建設。 11月，北京市國土局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降低競買保證金比例、放寬付款進度、減少保障房配建面積、降低交易起始價格、分割地塊上市等，以 鼓勵更多企業參與拿地。11月9日，北京土地儲備整理中心取消了豐台區郭公莊車輛段項目四期F2公建混合住宅用地配建部分；11月23日，又下調了順義區 後沙峪鎮地塊及平谷區馬坊鎮地塊出讓起始價，降幅分別達8.9%和15%。 地方財政情況較好的北京還「能扛得住」，一些二三線城市情況已非常窘迫。「下面一些地方，財政撥不出醫保的錢，還有拖欠教師工資的情況。」某省 會城市一家大型國企開發商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現在市裡、區裡的領導，都會來找我們去拿地，托一托底。」 該開發商透露，他們在11月份剛拿下的一幅建築面積達90多萬平方米的土地，就屬於「政治任務」——「市委書記親自拍的板，不拿也得拿。但那個 地方很偏，還都規劃的是商業，根本不知道怎麼做，只能先拿了放那裡再說。」 陳嘯天也證實，這種「國企托底」現象在二三線城市很普遍。「在資金允許、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我們還是要去拿的，不拿的話，政府也hold不住 了。」該國企開發商透露，「拿地之後，政府在別的方面也會有所照顧。如果以後市場好了，別人拿不到的地，政府也會給你。」 地價博弈 然而，在陳嘯天看來，地方政府「托市」的這些手段，對緩解當前的土地僵局並沒有實質性作用。 「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房價下來了，地價還沒有松，房價與地價不匹配。」陳嘯天認為，必須要將土地成交價格實實在在降下來。但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 副總工程師鄒曉云表示，目前地方政府下調出讓底價的空間有限。每一幅土地出讓底價的確定，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土地的拆遷、整理成本，二是政府的土地收 益。拆遷整理的成本是剛性的，有彈性能夠調整的只是政府土地收益這部分。要下調地價，就要求地方政府放棄一定土地收益，與開發企業一樣，「以價換量」。 陳嘯天分析說，各地方政府現在之所以遲遲未動，也是擔心出現「房價與地價」在博弈中雙向失控的問題，即房價一跌再跌，地價也一跌再跌，最終開發 商反而更不敢拿地了，造成局面失控。 「開發商也是看預期的，如果預期房價穩定或上漲，地價合適的時候就會拿地。」李國平認為，需要先穩定房價，然後適當調整地價，才可以打破現在的 土地僵局。 陳嘯天也認同這樣的看法，他表示，房價已經在築底，地價需要適當鬆一鬆，可能下調的幅度會小於房價下調幅度，但需要「供求雙方達到一個新的平衡 點」之後，開發商才會重新出手買地。
「我看過《社交網絡》這部電影。」兩個星期前，當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向身著西裝的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拋出這句話時，心情略顯複雜。
扎克伯格趕緊回應這部電影和真實的他「很不一樣」，但首相的接見還是讓他喜出望外：現在日本上至首相、下至普通民眾，Facebook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網站。
而這曾是一塊讓Facebook一籌莫展的傷心地。幾年前，像Techcrunch這樣的科技博客還非常熱衷討論「為什麼日本人不用Facebook」；甚至Facebook招股說明書還多次提及：「我們需要在日本、巴西這樣潛力大、但滲透率較低的國家打開局面。」
不過，就在即將上市的關口，Facebook已一舉超過日本社交巨頭Mixi成為日本訪問量最大的社交網站。記者在專業社交網絡分析工具Socialbakers上看到，Facebook在日本用戶已突破827萬人，過去6個月用戶數增長高達64%。
Alexa排名流量數據則顯示：截至4月12日，Facebook在日本流量排名已遠超本土社交網站Mixi和Gree，名列第六。也就是說，Facebook已經成為日本訪問量最大的社交網絡。
有觀點認為，全球性社交網絡優勢正日趨明顯，即使在用戶習慣極其特殊的日本市場，社交網絡也不再是一個小小的局域網絡。
曾是傷心地
「那時在日本和朋友見面，朋友們都會問一下，你用不用Mixi。」曾在日本生活多年的電子書工坊CEO范陳淳一回憶。幾年前，日本人很少有人用Facebook，Mixi擁有絕對領導地位。2011年初，Facebook在日本市佔率僅有2%。
Mixi由笠原健司創建於2004年，其與Facebook的最大不同處是採取邀請制，必須有熟人邀請才能進入，Mixi還要求會員必須超過18歲。
笠原健司事後總結：如果一開始就是由熟人介紹，不知道網站的用法，熟人可以教，可以閱讀熟人寫的日記，還可以通過熟人結交到其他朋友。反過來，如果採取開放註冊，也可能找同好不那麼順利，隨後就會覺得沒意思。
Mixi最先在日本學生中流行，隨後在一些年輕企業員工中流行。2006年Mixi在日本上市，市值達20億美元，推動日本社交網絡達到一個新高度。笠原健司當時持有公司60%的股份，成為日本最年輕的億萬富翁之一。
這是繼雅虎日本、樂天之後的日本第三大網站，全球排名第42位，但幾乎沒有人能夠想到，這家如日中天的日本本土社交網絡會受到外來者的強力挑戰。而Mixi海外市場拓展的失敗，也為其日後被全球發展的Facebook超越埋下伏筆。
得手機者得天下
「在日本，許多人都只有手機而沒有電腦。」一位在東京工作的中國籍IT人士告訴記者。日本市場的特點是，誰取得了手機訪問入口，誰就將在社交網絡大戰中稱王。
野村綜研電信行業主任研究員陶旭駿表示，日本公共交通發達，由於房產價格問題，很多公司職員的上下班路途比較遙遠，如何打發上下班通勤時間因此成為一個巨大市場。
手機的便利性在於，能將報紙、漫畫、音樂和遊戲機等流行需求在一個設備上完成。此外，由於日本生活節奏快，人們在不同場所奔波，碎片時間
多，安心坐下來利用電腦的時間反而較少，日本職員基本不會利用工作電腦和工作時間進行個人利用。
2006年後，通過手機訪問Mixi的用戶超過PC訪問量，相比之下，側重PC用戶的Facebook在日本受到較大挑戰。但此後智能手機的崛起，使情況發生了變化。
孫 正義的軟銀在日本引入了iPhone，大大推動智能手機的普及。記者查閱日本App Store下載排名發現，Facebook一直是下載靠前應用。智能手機客戶端的普及使手機訪問Facebook變得更加容易，這也使更習慣使用手機上網 的日本人越來越多投入Facebook的懷抱。
實名社交的勝利
但真正意義上讓Facebook後來居上的，是實名制社交的屬性。
野村綜研資深顧問閔海蘭長期使用Mixi和Facebook，對兩個社交平台的此消彼長深有體會。「Mixi上大部分用戶都使用虛擬網名，採用實名用戶不超過5%。這就像一把雙刃劍，有好處也有一定壞處。」閔海蘭說。
虛名Mixi上，人們篩選自己的關係網絡很費勁。相比之下，使用實名的Facebook則更容易找到自己之前的朋友，例如一個好久不聯繫的中學同學。
在日本，Mixi主要是在學生和年輕白領中流行，Facebook則受到更多商務人群的青睞，包括優衣庫在內的眾多日本公司利用Facebook加強與用戶溝通，許多日本人還通過facebook保持海外的商務聯繫。
而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的爆發，大大加速了Facebook在日本的普及，其實名社交的優點在地震中被充分發揮。野田佳彥接見扎克伯格時，就對Facebook在日本地震期間發揮的作用表示感謝。
「地震那天，我剛好在日本，當時各種通信全部中斷。」范陳淳一回憶道，電話打不出去，人們急切想知道親人的信息。這時，實名制Facebook成為了很好的溝通工具。
許 多日本人通過Facebook查找自己失散的親友，大批日本人則利用它更新自己狀態，將自己位置及安全情況報告給親人和好友，並及時在Facebook上 共享地震信息。當時，Facebook上也出現了大量關於地震的專門頁面，即時傳遞地震信息，而Facebook具有跨國社交功能，也在地震期間對日本人 加強對外聯繫有重要作用。
近兩年來，隨著Facebook在西方主流媒體中的關注度日漸提高，日本媒體對它進行了鋪天蓋地的報導，推崇文化的頂峰，則發生在《社交網絡》播出前後。有數據表明：Facebook日本會員數在影片播出後快速上升。
錢排鎮，地處廣東省西南部偏遠山區的縣級市信宜。
2010年9月21日，一場近乎二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導致中國第一大黃金生產商紫金礦業（601899.SH）在該鎮全資擁有的銀岩錫礦高旗嶺尾礦庫發生潰壩；隨後，尾礦庫下游約4公里處的石花地水電站也發生垮壩。事故造成22人死亡，數個村莊數百間房屋被毀損。
事發後，廣東省成立調查組，認定兩處潰壩所致損失均由銀岩錫礦的持有者信宜紫金礦業有限公司（紫金礦業的全資子公司，下稱信宜紫金）造成，責成 當地政府依法依規向紫金礦業方面索賠。於是，地方政府不僅僅自己「官告民」——起訴信宜紫金，還主動發動受損村民和當地企業起訴。最終，信宜市法院先後就 此事故立案2502宗，涉及索賠總金額高達4.17億元。
在環境事故多發的中國，錢排鎮的事故並不是最大，但該事故的系列索賠案件，卻成為近年來中國處理環境事件的罕有案例。因為中國處理環境事故，大 多數情況下是行政方式——行政處罰加政府主導下的協商賠償。行政方式雖不失為一種簡單有效的辦法，但弊端是事故責任、環境損害等關鍵問題卻無法真正釐清。
環境法學界普遍認為，走司法途徑，通過雙方的舉證和辯論使權責明朗化，這應是未來主流方向。由此，信宜紫金潰壩索賠的系列案，引起國內環境法學界高度重視，叫好之聲頻現；此系列案也一度被視為廣東省政治開明的典範事件之一。
然而，事發至今20個月，系列索賠案件卻陷入僵局。2012年4月18日，該系列案絕大部分完成一審庭審，但距離判決路途尚遠。
當地各級政府的多名官員告訴財新記者，事件的解決最終可能還是要回到行政解決模式——紫金礦業的持股方福建上杭縣政府已和廣東當地政府成立工作小組，開始協商。
一名環境法律師向財新記者指出，系列索賠案本來就是政府主導下的偽法治案件，實際上還是行政解決路線，「這種解決環境案件的方法，不具有典型意義，不可複製」。
走向法庭
信宜紫金潰壩索賠，全面走向司法並非自發，而是始於行政指令。
2010年9月21日的事故發生後，當年10月9日，在上級指示下，信宜市政府一紙訴狀將信宜紫金告上法庭，索賠金額被暫定為1950萬元。隨後，信宜紫金的相關資金被信宜市法院凍結。
事後，當媒體將此事解讀為中國罕有的「官告民」事件時，信宜市官方一再出面表示，此舉並非刻意為之，主要是為了凍結信宜紫金資產，防止其將資產轉移。從2011年起，信宜市官方開始變得低調。此次面對財新記者採訪，各個政府部門均是謹慎少言。
事實上，正如信宜官方所言，潰壩案走向司法並非他們主動追求。不僅官方起訴是如此，民間起訴更是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
信宜市政協主席郭秀標告訴財新記者，最開始，災民也是通過傳統的方式，到信宜市政府等處上訪。
最激烈時，村民曾攔截廣東省委領導的車隊、封路，以及集體到市政府請願遊行。
事故發生當年的11月24日至29日，信宜市政府多次與紫金礦業協商，要求該企業在當年12月底之前至少預賠1億元。不過，由於當時事故責任並未明確，雙方協商未果。
但當年12月下旬以後，廣東省關於事件處置的方向發生改變。2010年12月21日，廣東省政府的調查報告指明信宜紫金對事故負有主要責任，責成當地政府要依法依規向信宜紫金提出索賠。正是該上級指示，最終推動災後賠償走向司法途徑。
從當年12月下旬起，信宜當地各級政府主動派出工作人員，開始動員受損農戶和企業，通過法院向信宜紫金索賠。同在12月，20宗人身損害賠償在信宜市法院提起訴訟，而信宜紫金的母公司紫金礦業，此時也被追加為被告。
2011年1月和3月，大批民間索賠案件在信宜市法院被集中立案。至2012年1月，共有2502起索賠案件，在信宜市法院立案。由此，至少從表面看來，信宜官方與民間，全面選擇了法治手段維護環境權益。但這種所謂的法治路徑，從一開始就遭到了質疑。
首先是「官告民」案件本身，其要求的賠償金額大有玄機。信宜官方事後對媒體承認，潰壩造成的損失遠大於1950萬元，之所以將索賠額暫定為1950萬元，是因為按照民事訴訟管轄的相關規定，作為基層法院的信宜市法院，只能審理索賠額在2000萬元以下的案件。
信宜紫金相關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他們多次向信宜市法院及其上級法院提出管轄權異議，申請移送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但均被駁回。據財新記者瞭解，在2502起系列案中，「官告民」案最早起訴，但至今未開庭審理。
此外，民間索賠的2000多起訴訟案件，也被法律界認為存在人為分割案件之嫌。從節約司法資源出發，應該將同案由的眾多案件合併成少數案件，但這樣一來，單個案件的索賠標的額將無比巨大，從管轄上也很難將所有案件都留在信宜本地。
巨大爭議
司法的基本原則是原告、被告雙方均有機會在法庭上充分闡明自身主張，而且誰主張誰舉證。系列索賠案庭審中，紫金礦業方面提出了充分的抗辯，這讓對訴訟準備嚴重不足的信宜市政府方面頗為難堪。
廣東省政府此前的調查報告認為，「9•21」高旗嶺尾礦庫潰壩事件雖然是一起由特大自然災害引發的事故，但自然災害只是誘因，而非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信宜紫金涉嫌違法違規，如該壩在施工時擅自抬高排水口等。
紫金礦業代理律師廣東君厚律師事務所李鴻鵠在法庭上表示，在信宜錢排鎮所發生的房屋倒塌和農作物等財產損失，既有石花地水電站潰壩、山體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質災害的原因，也有暴雨形成的洪水氾濫原因，並非全部因為尾礦庫潰壩。
據廣東省政府的調查報告，在當年的事故中，紫金礦業的高旗嶺尾礦庫潰壩，直接造成數百米外的達垌村5人死亡，村中大量房屋被摧毀。隨後，紫金潰壩又造成下游約4公里處的石花地水電站發生潰壩，導致其下游雙合村17人死亡，並造成該村巨大財產損失。
司法程序啟動後，廣東省政府調查組又補充了幾份報告說明。這些報告指出，石花地水電站防洪能力符合設計要求，可抵禦當天壩址斷面的天然洪水，是 上游尾礦庫潰壩產生的流量使該壩垮塌。據調查，事故當天上游尾礦庫潰壩產生的流量是每秒2353立方米，佔最大過壩流量的83.44%。
然而，這些報告被紫金礦業方面重點質疑。信宜紫金提供的福建省永川水利水電勘測設計院有限公司報告認為，尾礦庫控制流域面積3.65平方公里，而石花地水電站壩址控制流域面積為48.8 平方公里，因此尾礦庫產生的流量僅是極小部分，並非後者垮壩主因。
而且紫金礦業方面指出，石花地水電站本身存在質量問題和安全隱患。李鴻鵠律師庭審中表示，石花地水電站違反設計要求擅自加高攔壩，使水電站溢流段壩高事實上超過設計極限達到了33米，最大壩高約為38米，從而使得壩體的穩定性存在嚴重的缺陷。
財新記者獲知，廣東省政府亦認為石花地水電站攔河壩存在業主未按設計施工、擅自改變庫容量等問題。此外，該壩安全隱患整改後未經主管部門驗收。但政府調查結論認為，石花壩質量問題不是事故主因。
面對雙方的巨大分歧，信宜紫金提請法院聘請第三方對石花壩作重新鑑定。該請求至今未被信宜市法院批准。
雙方爭議的第三部分是更下游的損失責任。位於石花地水電站的下游另有一個名為錢豐的水電站。事故當天錢豐水電站雖安全無恙，但下游一些村莊發生洪水損失。
事故後，這些下游受損居民、企業針對紫金礦業共提起了419宗索賠訴訟，金額約1877萬元。
信宜當地政府認為，該處遭遇洪水毀損房屋及其他財產，與尾礦庫產生的洪水直接相關。
信宜紫金則辯稱，錢豐水電站距離尾礦庫約八九公里遠，其下游村莊更是遠達十幾公里，且水電站並未垮掉，如有損失亦是天災所致，與尾礦庫潰壩無關。另據此前的公開新聞報導顯示，作為小水電項目，錢豐水電站事實上也存在諸多質量問題。
被代表的村民
理論上，受損村民應該是2502起系列索賠案件的絕對主角。但財新記者採訪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作為原告，錢排鎮達垌村一位李姓災民心中百感雜陳。在當地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他在訴訟書上籤上名字，按下手印，但卻沒有見過自己的法律代理人，對其財產損害的案情進展基本一無所知。「主要由政府和企業打官司、協商。」多位村民重複著這句話。
當年政府動員起訴時，多數村民以為自己將會到法庭上與信宜紫金對質。但後來他們發現，絕大多數村民根本沒有出庭的機會，真正代表他們的，只有一張張財產登記表。
有知情人士曾記錄，紫金潰壩系列索賠案，其中1957宗案件開庭20天，累計用時7200分鐘，即平均3.68分鐘審理一個案件。多位參與訴訟的律師認為，太多內容根本無法在法庭上展開。
一名被告代理律師告訴財新記者，在整個系列官司中，村民被當地政府要求不能接觸企業方，企業因此無從向村民核實損失，這增加了企業與政府、村民 間的誤會。「此外，村民的損失被當地政府人為誇大了。」上述代理律師說。信宜紫金的代理律師莊成文在法庭上指出，有406宗案件的房產被估價，高於原告村 民起訴時自報的房產損失，高出金額為1788萬元。
財新記者看到一份名為《原告訴訟請求及證據一覽表（ 達垌村委會坎面、坎底村）》的材料，其中一名村民經過鑑定後的損失金額是30多萬元，但最後的訴訟標的是60多萬元。
據紫金礦業統計的數據，這種現象較為普遍，以石花地水庫上游520宗案件為例，村民自報損失金額1.38億元，經過鑑定後的價格是9634萬元，但訴訟標的額為1.62億元。
不過，相關專業人士指出，環境案件中損失難定在世界各地皆有先例，中國農村房屋沒有房產證，面積、權屬難於確定更加劇這種難度。
上述人士還認為，中國侵權責任的賠償，只賠直接損失，不考慮間接損失，其實對受害方也是不公平的。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政府「加碼」損失的部分原因是，要考慮居民新建住房的代價，以及家中其他難於為法律認定的財物損失，例如居民家中的現金、首飾等財物。
當地多名村民也向財新記者表示委屈，他們認為許多財產損失還未被計算，比如關於農作物損失方面，政府只讓村民填報當年損失，「可是田地以後都不能種了，這種損失如何計算？」
重回老路
有多年環境案件從業經驗的中咨律師事務所律師夏軍認為，無論如何，政府鼓勵而不是壓制受損民眾狀告環境肇事企業，是一種社會期許的進步。但一系列事實表明，信宜市政府通過法治解決潰壩案件，好心和決心有餘，經驗和準備不足。
相關法學專業人士也認為，在實踐中，信宜市政府用簡單的行政方式代替了縝密而嚴肅的法律應對，這注定使信宜紫金潰壩索賠案徒具法治外衣，為進一步審判或調解增加難度。在此層面，信宜案無法成為中國環境事件法治化的真正先行者。
事實上，司法途徑僅是信宜當地政府解決該事件的手段之一，協商的大門從未關上。
財新記者獲悉，早在2011年12月14日，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廣東省一位領導向紫金礦業發函，表示支持通過協調達成理賠事宜，以維護災區的和諧穩定。建議紫金礦業盡快與茂名當地政府聯繫，促進協調解決。隨後不久，20宗人身損害案獲得協商解決。
信宜市政協主席郭秀標告訴財新記者，目前，紫金礦業的持股方，即福建省龍岩市上杭縣政府已和廣東當地政府成立工作小組開始在協商，「問題不大，方向已經定下。」
災後新任的信宜紫金總經理陳小寧認為：「如果協商，我們該承擔的責任還是要承擔，但總體還是要實事求是，責任界限要區分清楚，比如有些受災地區本來就不屬於我們的責任。」
紫金礦業方面顯然也更傾向協商。與數億元賠償相比，讓停產20個月的銀岩錫礦盡快復產，對紫金礦業方面來說更為重要。
「如果政府同意恢復生產，有些責任模糊就模糊了。就是部分我們認為不該我們賠的地方，我們也可以考慮進行補償。」陳小寧說。
2005年1月，經由信宜市招商引資，紫金礦業購買了當地的金礦和錫礦。其中金礦2007年建成，後因環評問題不能開採。錫礦在2009年進入 試產階段，在2010年「9•21」事件後被查封。紫金礦業前後已在信宜當地投資5億多元。據估算，該錫礦每年產值1.8億元，可以開採20年。
但協商之路亦有尷尬，由於最初廣東省的指示是必須依法依規索賠。一旦重新以協商解決，信宜地方政府面臨向上級難以交代的局面。
因此，2012年春節後，龍岩市政府曾給茂名市政府四次發函詢問協商日程，茂名方面遲遲沒能安排。
而是否讓信宜紫金的礦山恢復生產亦是個難題。儘管作為協調小組成員，信宜市錢排鎮黨委書記梁志毅告訴財新記者「有讓礦業恢復生產的意思」，但該鎮達垌村村民對此有異議。
事實上，早在多年前紫金礦業投資信宜時，該村便有數名村民抗議尾礦庫建立而被抓坐牢。
潰壩事故後，廣東省調查組將信宜紫金公司形容為一家「違法違規建設尾礦庫、擅自違規進行尾礦庫重大設計變更、長期違法違規生產、安全生產管理混亂」的公司。
事故後，廣東省處理了36名事故相關責任人員，其中15名直接責任人員被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另外 21名相關責任人員（其中有四名廳級官員）被追究行政責任。顯然，如果信宜紫金復產，信宜政府對上對下都要有所交待。
截至財新記者發稿時，法院、政府和紫金礦業三方仍陷在膠著狀態中，而真正的受害者、名義上的原告方即災民們，仍在苦苦等待遲遲不來的賠償。
2012年5月15日，財新記者見到達垌村李姓村民時，他正在屋外藉著雨水擦洗一輛小卡車。當年的滾滾洪流不但沖毀了他的家，其門前的80畝地 上，剛種的水稻也顆粒無收。洪流過後，田地沙石一度高達1.2米，雖經清理，至今仍未能恢復生產。據當地村民稱，這也是他們大部分家庭的現狀。
事發20個月來，除少量先期補償外，村民們什麼也沒有得到。李姓村民目前借住在大哥家中，不知何時才能建起自家的房子。
接受完財新記者採訪，他燃起一根當地很常見的竹製大水煙，坐在門口咕嚕嚕抽起來，眼睛愣愣地望著門外籠罩在雨水中的田地。
營東新城裡那些寬闊的馬路看起來也格外空蕩——這裡鮮有車輛通過，馬路兩邊到處是修葺一半的樓房，有些地方甚至是根據土地沿線畫了個圈，沒有任何動工痕跡。即使是週末，在當地一些樓盤的看房者也寥寥無幾，那些號稱已經售罄和竣工的小區也是冷冷清清。
沿海產業基地也是如此，「你去沿海產業基地看完房子，要是沒車，你連打車回來的可能都很小。」營口居民王永強說。
營東新城、沿海產業基地都是近幾年營口市重點規劃的城市開發建設區域，隨著其開發進程的深入，諸如萬科、保利、恆大等房企大鱷都紛至沓來，一時間，買房與賣地風行營口。不過，現在的營口房地產業，已不見舊日盛景。
最近，一些全國性房企營口項目的負責人，但凡私下聚會時聊起營口房地產業，都會憂心忡忡。本報獲得的一份營口房地產市場調研報告顯示，2012年，營口市42個重點項目未來潛在供應達到1362.67萬平米，若以2011年市區現有銷售速度（年銷售量200萬平米），大概需要6-7年時間。一位東北開發商透露，作為整個遼寧房地產泡沫最為嚴重的城市，營口的存量需要六七年時間消化的說法都是保守估計，可能還不止這個數。營口不乏動輒上百萬平米的大盤，但有的項目一個月只能賣十幾套。「開發量很大，但人氣沒跟上，沒有新的產業，商業過不來，生活不便，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冷冷清清。甚至新的商業免三年五年房租都無法把商家吸引過來，因為如果沒有人氣，商家是不敢冒此風險的。」這位開發商說。
營口一家房屋中介的工作人員估計，把市區現有的大約50萬人口全部搬到沿海產業基地，都還有好多房子消化不完。
在營口市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葛樹忠看來，營口樓市並沒有滯銷情況，部分開發商樓盤問題系市場行為，與營口樓市沒有任何關係。
營口是「中國唯一一個可以看到夕陽墜海的城市」，也是位於瀋陽和大連中間的濱海三線城市，這座城市的目標是成為一座擁有百萬人口的旅遊大城市，在這個目標還未完全實現之前，它卻無心插柳地成為了中國房地產泡沫的新焦點。
餡餅與陷阱
一位在全國知名房企營口項目的負責人記得，他們去年在營口註冊公司時，營口市區土地已所剩無幾，他們拿下的是最後一塊沿海地塊。
在營口，拿地高潮出現在2009年，這一年7月，「遼寧沿海經濟帶」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級經濟發展戰略，營口位列其中。
此時的營口，GDP已經連續5年排名遼寧省第一，工業強市和人口旅遊大市已經開始縈繞這座城市。
營口各區都開始陸續出台一些刺激地產政策，比如營口站前區，自2009年1月1日起在站前區註冊納稅的房地產業項目和企業，對含有公益性建設的房地產開發項目，經審核後給予項目貸款貼息；比如沿海產業基地針對外地人購房的優惠政策——購房送戶口，給予在沿海產業基地就業的人員醫療、教育等優先支持。
這些政策的「誘惑」下，營口的房地產開發進入高速時期。2009年、2010年兩年累計商品房施工面積高達3014萬平方米，增幅達80%左右。2010年，營口房地產投資佔到當地GDP總量的17.9%。2011年同樣是一個高速增長年，房地產施工面積是2830萬平方米，其中新開工面積是1495萬平方米，而銷售面積是613萬平方米，銷售額233億元。2012年，新開工速度比2011年有所放緩，但總量依然很大，全市新開工商品房940萬套，新增批覆500萬套，當年銷售完成640萬套。
房地產開發的興盛無疑給營口市帶來了很多的錢。營口主要的市級城投平台——營口市城市建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的一份資料顯示，2010 年，該公司約1.59 平方公里土地的開發整理投入成本3.78 億元，而土地出讓收入為31.97億元。這份資料提到，「截至2010年末，公司擁有可供開發的土地約20平方公里，保守按照1000 元/平方米的出讓價格進行估算，可獲得土地出讓收入約200 億元。」
2010 年營口市預算體系中可支配收入合計3964705 萬元，其中基金收入佔比高達61.05%。2008~2010 年，營口市基金收入飛速增長，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126.40%，2010 年達到2420636萬元。基金收入增長主要源自政府土地出讓收入的增長，營口市基金收入中土地出讓收入佔比70%左右。
接近營口市委辦人士介紹，作為人口較少的遼寧省三線城市，營口的房地產業雖然啟動遲但發展很快，目前主城區範圍可供土地已經幾乎沒有。
在營口開發項目的一家全國性房企人士坦言，近幾年來營口房地產業發展很快，主城區整體情況早已是處於飽和狀態，呈供大於求狀態。
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11年底，營口市新竣工住宅面積與存量住宅面積之和，已高達4800萬平方米。以每套房面積100平方米計，營口存量房已高達48萬套。這意味著，不算未來新增的供應量，營口需新增150萬人口，才可消化掉目前手中的存量房。目前，營口市的中心城區人口為56萬。按照其特大型城市規劃，「到2020年，中心城市人口達到120萬~130萬」。
當地房地產界人士認為，營口房地產市場從2011年10月份之後開始下滑，除了市民在宏觀政策不明朗下觀望情緒濃厚、營口人口基數小、市場不成熟等因素外，企圖把5~10年的規劃集中在2年完成更是不現實的。
更重要的是，地產市場躍進後的下滑，帶來了更多層面的連鎖反應。2012年6月，營口市政府召開全市重點項目融資對接會，營口市常務副市長劉煥鑫指出，營口項目儲備較多，已達1700餘個，機場項目、保障性安居工程項目等對資金需求較大，要把項目的融資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緊、抓好。
2013年1月11日，營口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營口市2012年財政預算執行情況和2013年財政預算（草案）的報告》顯示，2012年營口市「克服經濟下行壓力」，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共完成170億元。而在2012年初制定的財政預算草案中，2012年營口市一般預算收入安排了175.28億元，比原計劃少收5億多元。
財政增收的壓力加上債務規模的持續擴大，促使營口政府在樓市出現供需矛盾之後，在救市還是擠壓泡沫這道選擇題上勾選了前者。
2012年以來，營口不斷出台救市政策，連續三次推出購房者契稅全額返還、行政事業收費減免政策，並由財政出資給市直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發放住房補貼，以刺激樓市消費，引發了公眾輿論的關注。
在營口市政府及下屬各區縣的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隨處可見「力促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加強融資」之類的字眼。營口市市長葛樂夫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2013年的營口房地產銷售目標為「房地產投資和商品房銷售額均增長15%以上。」沿海產業基地管委會的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3年的工作重點之一是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以促進房地產項目盡快復工、竣工為重點，對內逐戶梳理排查，逐項推進；對外加大宣傳推介力度，出台優惠政策，鼓勵外來人口定居，激活商業地產項目，增加商品房銷售量，提升城市活力。」當地銀行為了支持居民購房需求，也提供了一定的個貸優惠。
在樓市滯銷的困境下，一些全國性房企在營口的開發計劃變得更為謹慎小心。以萬科海港城為例，該地塊總面積達120萬平方米，預計要花12-15年之間開發完成，每期只完成8萬平方米。而另一家全國性房企的項目則基本陷入停滯狀態。
接近萬科人士的透露，萬科在三、四線城市的戰略上一直是保持謹慎狀態，如果發現當地市場出現問題就會撤離。
三四線重災區
營口的房地產泡沫並不孤單。
在易居中國發佈的2012年中國城市房地產市場風險排行榜中，營口的房地產泡沫嚴重程度在287個城市中排在第26位，風險前50城市中除了營口、保定、滄州、河池、防城港位於沿海省區之外，共有46個城市位於內陸地區，佔總數的92%。此外，在前50位中，41個城市被歸入四線城市，其他均為三線城市和資源型城市。
這份報告顯示，四線城市未來市場風險最為顯著，相當一部分城市土地放量高於住宅市場消化能力，雖然短期內住宅市場供求比並不一定顯露出來，但未來風險已經難以規避。另外，從需求角度來看，四線城市幾乎都是人口輸出城市，且不具備對外來人口的吸附能力，因此常住人口普遍較少，與三線城市拉開了較大距離，房地產市場需求嚴重不足。
在四線城市中，武威土地消化週期全國最長。甘肅省武威市年均土地出讓面積121萬方，但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報，該市城鎮居民人口僅為50萬人，就此比例而言，相當於上海的1.5倍，而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武威仍以能源、冶煉與食品加工為主，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市場去化能力較弱，武威市土地消化週期達到了19.87年，為土地消化週期最長的城市。
而人口密度全國最低的酒泉，排在了風險排行榜第一位。2008年-2009年，酒泉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率受次貸危機影響從62%降至10%，但2009-2011年，酒泉的消費品零售額、人均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支出三項指標的增長率基本保持平穩，唯獨房地產投資增長率卻達到32%、88%。2009年無疑是酒泉房地產市場快速起飛的一年，那也正是酒泉新能源產業基地跨越式發展的一年。
2010年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在談到房地產市場調控時曾點過酒泉的名，當時，正值沿海城市房價出現暴漲，他說，「內地一些城市房地產業剛剛起步，如2008年甘肅酒泉地區一些住房每平米僅1000元人民幣左右。在這種情況下，用『一刀切』的辦法調控房地產市場，對全國來說很難有非常好的效果。」仇保興當時並不知道，就在他講話的這一年，酒泉的房價已經從1000元漲到了3500元左右，到2011年更是漲到5000元左右，三年時間翻了5倍，其中僅2010年一年就翻了一倍。
但當地的購買力卻並未和房價一樣節節上漲。酒泉的二手房中介人士黃先生表示，「現在酒泉的二手房別說賣出去多少了，連來中介門店諮詢看房的都沒有。」
而隨著銀行對開發貸的停批，開發商資金緊張，酒泉房地產商開發項目的積極性也大幅下降，酒泉市統計局2012年1-6月統計數據顯示，酒泉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繼續回落，面積下降，銷售下滑。2012年上半年，酒泉房地產開工面積僅77萬平方米，而2011年上半年達174萬平方米。由於樓市不景氣，房地產相關行業的行情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營口市統計局2012年一季度統計數據顯示，家具類零售額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85.7個百分點。
在酒泉市房地產管理局房地產市場科劉世榮看來，酒泉的房子不如2011年的時候好賣，主要是現在供應量少了，「不過，有個別的樓盤還是賣得不錯」，他說，至於開工量、待售房屋的情況，劉世榮表示自己不是做這一行的，不清楚。
下一個營口
不過，即使同樣是三線城市，地產泡沫的表現也各有不同。洲聯集團上海五合智庫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肖益民為許多城市的房地產項目提供過諮詢服務，從他的切身感受來說，各個城市的情況以及形成泡沫原因不盡相同。
在他看來，營口是三線城市泡沫最典型樣本，在這樣的三線城市，由於內生性人口需求不多，導致長期需求有一個剛性的瓶頸，而地方政府大手筆的城市開發規劃，使兩三年間大開發商紛紛湧進，導致一時間供應量大幅增長，風險就暴露出來。未來，這些城市可能會出現土地賣不出去的情況。
這些城市房地產泡沫的起點，大多是當地「跨越式發展」的城市化運動，土地放量供應，房地產投資飛速增長。2010年，全國一、二線城市處於限購泥潭中時，三、四線城市卻在鋪開奢侈的造城盛宴，655個城市計劃「走向世界」，200多個地級市中有183個正在規劃建設「國際大都市」。甚至連貧困縣也參與了此次造城狂歡——財力只有3000多萬元的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計劃斥資60多億元建設新城。
地方政府的衝動，又恰好與因為一、二線限購而「上山下鄉」求發展的全國性地產商一拍即合。中國房地產業學會副會長顧云昌表示，2010年以來，由於限購政策的影響，一些開發商紛紛上山下鄉，駐紮三、四線城市，當地政府也給了很多優惠條件，給了很多便宜的地，而開發商自己實力也比較雄厚，所以在三、四線城市開發了許多規模很大的樓盤。不過開發商的日子也並不好過，保利地產副總經理余英說，去年銷售業績下降的房企都是被三、四線城市拖累的。
在肖益民看來，如果把房地產業當作拉動經濟增長引擎的思維不改變，類似營口的樓市嚴重滯銷及土地出讓的戲碼將一再上演。
易居中國2012年中國城市房地產市場風險排行榜的主要作者，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更是提醒到，有些城市如東北的營口，由於開發量很大，泡沫的風險很快就顯現了出來，但在另一些人口少、土地多的城市，有可能目前還沒有出現土地放量供應的情況，因此風險的釋放會比較平緩，不一定現在就暴露出來，但由於他們同樣有巨量的可供應建設用地面積，一旦這些土地上市，同樣也會出現房地產大量滯銷的情況。
這意味著，泡沫並未消散。
（本報記者吳娓婷、實習記者胡丹對本文亦有貢獻）
溫州人幾乎是全中國最勤奮、對市場最敏感的一群人，但緊跟信號燈走在市場最前面的這群人，最早被集體帶入一個危險的僵局。
經商30年來，55歲的胡志明首次感到「走投無路」。
胡是森泰集團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長、溫州樂清市政協常委。2013年3月12日，胡志明向市政府遞交了一份緊急報告，要求破產重整。
對於這家成立20年、擁有「中國馳名商標、」躋身中國電氣行業百強的低壓電器製造企業來說，這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它已經苦苦捱過8個月，但依然只是一具「殭屍」——從2012年9月起，因資金吃緊，森泰的生產規模縮減至平時的1/3，刨除所有成本後，剩下的錢遠遠不夠支付銀行利息。貸款展期是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但展期也只能拖延出一個更糟糕的結果。
森泰地處溫州樂清柳市鎮，這裡是中國的電器之都，也是「溫州模式」的發源地，承載著溫州模式最令人驕傲的過往，經濟總量連續16年在溫州各縣市區保持第一位。
可眼下，這裡卻似乎成為中國最焦灼的地區。
「殭屍企業數不勝數。」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樂清小型企業協會副會長葉強則估計，「六成以上企業現在面臨困境，三成企業資不抵債」。
樂清只是冰山一角。在溫州，龍灣區、甌海區、瑞安市等地，在貌似平靜的外表之下，許多中小企業都面臨危局——它們的生產僅僅是在「為能還上銀行利息而奮鬥」。
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一直是生機勃勃的代名詞。這裡，有全中國最勤奮的一群人——幾十年來，大部分溫州人都保持著很早起床辛苦工作的習慣，不管多大的老闆，都鮮有例外；溫州人也幾乎是全中國對市場最敏銳的一群人——過去這些年，市場上的機會，大多都由溫州人首先大規模地捕捉到；而多年積累之後，溫州也從不缺錢——早在數年前，溫州游資就曾博得千億之名。
那麼，為什麼溫州會走到如此境地？
葉健強每天生活的主題是重複講不同的故事。「非常分裂，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一年前，49歲的銅加工廠老闆葉健強還是驕傲的行業商會首領、當地政府經濟形勢會議的座上賓，如今卻整天惶惶不可終日。
他的企業在距離樂清幾十公里的溫州龍灣區，如今也成了「殭屍」。受地產調控影響，銅業經營慘淡，但財務成本、管理成本必須支出，葉的廠子2012年虧損翻倍，而2013年第一季度已經虧掉400多萬，賺的錢全部用於支付每月170萬的貸款利息。
儘管如此，為了維持銀行貸款，企業仍需表現出正常運轉的姿態。本來夜間電費便宜，工廠夜間開工。但銀行最近經常來檢查，他又改回白天。「其實這麼做是打腫臉充胖子，已經瘦得不行了，還要把臉打胖。」他說。
為了穩定人心，從正月十五開始，葉健強每天住在廠裡。「一天不到廠裡，或者在外面出差幾天，都人心惶惶。」從2011年開始，葉健強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壓力之大外人難以想像。
調任樂清市經信局副局長不久的徐立志，原本以為企業家風光體面，五個月後卻印象大變，「這樣的經濟形勢下，企業家舉步維艱」。
事實上，溫州的「高檔消費場所」早已門庭冷落。溫州街頭，過去隨處可見的豪車勞斯萊斯和賓利也已難覓蹤跡。在樂清，一家蟲草店的生意只是往年的三成，而蟲草店周圍的奢侈品商店已陸續關張。
一些高檔樓盤價格甚至腰斬，高檔住宅開發商方大山從不同銀行辦出幾張額度十幾萬的信用卡用來透支，再找人擔保從農村合作銀行貸出50萬，來回騰挪才能解決基本開銷。用光了，就再想辦法從農合銀行貸一筆。
彷彿一切，都只是圍繞著緊繃的資金鏈條在轉。南方週末記者在當地接觸的數十位企業家，每天的核心問題，大多是怎麼還上這個月的貸款。
大多數人還在勉力支撐，葉健強就是其中一個。
「肯定要破產。」葉健強語氣中帶著些悲壯，「但眼下要撐著，倒下來有些企業不同意，我想讓身後一大批人用時間換空間，換出來後，我死掉，他們能撐住。」
現在，葉健強每天生活的主題是重複講不同的故事：見銀行，信心滿滿地拍胸脯，表示自己一定能安全地走出來；見債主，就得扯下面子，承認真的沒錢。「非常分裂，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接下去企業會越來越困難，不是論天度，而是論小時度。」
危機像咒語般籠罩在這座城市。2013年4月底，南方週末記者在一次企業老闆和銀行行長的飯局上，幾乎沒聽到與危機無關的話題。
這一次，把如此之多的企業一起捆成殭屍的，正是他們深深倚賴的互保鏈。
「互保」是指互相擔保，也就是企業之間對等為對方保證貸款，當對方還不上時需承擔還款連帶責任。2004年左右開始，在民營經濟最為活躍、民間信用也非常發達的浙江，互保成為一種普遍的新貸款方式。
而2009年實行救市政策後，銀行一級級壓下來大量放貸，又往越燒越旺的火堆裡添了無數柴火。中國企業在資金使用上八個蓋子蓋十口鍋是普遍現象，一貫以靈敏著稱的溫州人自然不會例外。事實上，溫州的擔保網尤為密集，極少有企業不在其中。
森泰就是這樣倒下的。
2012年7月，森泰的互保企業溫州華能集團有限公司資金鏈斷裂。為了防止風險蔓延，三家互保企業湊出1億元借給華能公司，其中森泰出資4650萬。不料，兩個月後中國銀行向森泰收貸兩千多萬，隨後另一家互保企業要求停止擔保，其後民生銀行、交通銀行要求泰森追加股東個人資產擔保。
2013年2月，森泰開始欠息。到遞交破產申請時，估算資產4億多，貸款5.9億，缺口近2億。
兩年前，溫州出現第一波「跑路」潮，不少人是因為賭博，或者投資激進，才出了問題。此後，跑路潮逐漸平息，外界以為溫州已經平靜，誰知風險其實卻在悄悄積聚，通過互保圈隱秘而加速地蔓延。
「第一家互保企業倒下，我們還能應付。到第二家、第三家企業出問題，我們就很吃力了。」葉健強說。
葉健強的廠子的銀行貸款七成都為互保而來。和他一起聯保的企業已倒下四家，剩下六家，「估計今年還會倒三家」。這些互保企業涉及銅業、皮革、食品機械幾個行業。「在我這個圈子裡，最終剩下的企業最多20%。」他說。
而經信局副局長徐立志天天忙於開會。到任五個月，他先後召開一百多次銀企協調會，有時候一天四次會議。「一個企業協調好，下一個又來了。」
在樂清，政府成立了「幫扶組」，由政府出面專門幫助協調銀企及互保單位關係。有資格加入的大多是銷售額過億甚至接近十億的明星企業。
森泰是名單上的第17家。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官方材料顯示，先期16家企業，涉及電器、金屬加工、船舶、塑料製造等多個行業，也包括柳市歷史最久的電器廠之一、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精益電器，以及曾打贏五場美國知識產權官司名噪一時的通領科技。
如今，這份名單還在增加。
森泰的另一家互保單位華通機電集團有限公司就已於2013年5月初申請成立幫扶組。華通集團規模位列當地電器企業排名前五，集團下屬十多家成員企業。
華通董事長李成文對南方週末記者稱，華通在銀行貸款7個億，此外並無民間借貸。受森泰逾期影響，華通已被所有銀行密切關注。各家銀行提出，一旦授信到期，將壓貸5%-10%，涉及金額約為3500萬-7000萬。與此同時，因為華通「不再安全」，它與其互保企業都需要尋找新的擔保人，而在當下這幾乎是「難以想像」的。
華通身後有六家互保企業，而這些互保企業背後又將是難以窮盡的層層擔保圈。受到波及的，已大多是資質良好、經營相對穩健的中堅企業。這意味著，危機將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大範圍內的健康企業傳導。
在樂清，在溫州，幾乎每隔幾天，就能在飯局或私下場合聽到各種交叉印證的傳言——「××企業也不行了」。
「接下去企業會越來越困難，不是論天度，而是論小時度。」精益電器集團董事長陳冬青說。
連環地雷引爆的後果是，溫州從全國不良貸款率最低的城市，搖身變成不良貸款的重災區。
2012年6月，溫州市銀行業不良貸款率連續12個月上升，高達2.69%，創十年來新高。當時溫州金融辦曾表示，溫州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已見頂。但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3月末，溫州銀行業不良率已攀升至4.01%。
整個溫州成了一個不分晝夜的大工廠，將一條中小企業集群、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之路發展到極致。
踏入互保的連環地雷陣，只是溫州這些年遭遇的問題之一。這群靈敏的人，是最先跟隨市場信號燈的那群人，也是最先遭遇問題的一群人。
1960年代末，全國還在搞「文化大革命」武鬥的時候，溫州人就開始南征北戰。這個三面背山、一面靠海的小城，地少人多，國家也幾乎沒有投資。為了生存，溫州人彈棉花、理髮、打棺材，什麼都干。
「人家不願意幹的行業，溫州人幹，靠的是勤奮和吃苦耐勞。」通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伍勝回憶。
1970年代初，市場經濟萌芽，走南闖北的溫州人，開始販賣各種小東西，比如，塑料花、螺絲、電圈。漸漸地，在這些需求的刺激下，溫州出現了一些地下作坊，悄悄生產這些東西，再由遍佈全國的老鄉網絡賣出去。
溫州人的靈活，一個細節可資佐證：當時國家重視農業生產，對長途運送養蜂箱提供優惠。溫州小商販們就利用養蜂箱夾帶緊俏物資，甚至出現了「養蜂部落」。
很快，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真正到來，溫州人如魚得水，迅速學會倒買倒賣，也迅速學會借改革開放「挖社會主義牆角」。比如，走私迅速在溫州蔚然成風。很多老闆都記得，1980年代，鄰里鄉親們走私手錶、汽車、錄音機，直到1988年走私被徹底打擊。
與此同時，溫州人也從後台走上前台。1983年前後，新華、求精、精益開關廠陸續開辦。起初，他們對質量並沒有概念，假冒偽劣一起上，只要賺錢就好。直到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門廣場上，憤怒的杭州人點起大火，燒掉五千多雙溫州的假冒劣質鞋，才在溫州敲響警鐘，開始有溫州人在意起質量和品牌。
而這個背負原罪又引領中國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城市，自1990年代才正式迎來黃金十年，因為他們集體發現了肥美的出口市場。
1992年開始，溫州人開始租個民房，雇十幾個人，幫外國品牌做代工。胡志明的廠一年出口額能達到一千多萬美元，生意火爆，「早上眼睛一睜開就跑到廠裡，晚上9點鐘回家，中午沒有休息。也不知今天是星期幾」。
那時的低壓電器行業也利潤豐厚，淨利潤10%，高的能接近20%。
在這樣的刺激下，整個溫州成了一個不分晝夜的大工廠，將一條中小企業集群、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之路發展到極致，以至於在市場上，溫州人最大的對手就是溫州人自己——這樣的結果，帶來的只能是價格戰。
支撐著溫州商品以低廉而聞名的，是這個「大工廠」的隱秘一面：成千上萬缺乏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三班倒」農民工，和被廢水廢氣污染的江河土地。
轉軌進程中的中國，並沒有完善的法規，也沒有足夠的人力來執行這些法規。善於利用市場機會的溫州人，將每一寸優勢都發揮到極致，沒有底線的價格戰以難以想像的慘烈程度進行。
雖然國內並未遇到約束，但出口市場那一端的人卻抗議了。2003年左右，國際市場上多次發生貿易衝突，最先走出去的溫州人，首當其衝，2004年西班牙人焚燒溫州鞋的惡性事件就是標誌。
更糟糕的是，生意也不好做了。樂清市天經律師事務所主任張建義跟當地不少企業打過交道，發現很多企業「從2004年以後就基本上沒有賺錢」。事實上，經濟數據已顯露衰退徵兆。2003年上半年，溫州GDP增速跌落至浙江省倒數第二，下半年更是滑落至墊底。
這讓許多當地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2004年，溫州人王紹基——也是西班牙中國商會執行主席——就曾通過南方週末記者呼籲，「凡是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人，現在應該趕快建立自己的品牌。這是溫州人必須要走的路，也是責任，對自己的責任，對民族的責任。溫州人現在有資本和產品的後盾，溫州企業家有責任為中國塑造國際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