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想真心談？美歐TTIP談判再遇僵局

美國不想真心談？美歐TTIP談判再遇僵局

一財網 馮迪凡 2015-10-20 21:46:00

提前被外媒泄露的談判檔案顯示，美國始終在兩大核心方面拒絕談判：政府采購以及在美國金融市場規定方面的合作。這同此前歐洲貿易官員對於美國政府沒有將主要精力放在TTIP談判上的抱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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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公投會傳染 TTIP為什麽談成了也通不過？

災難總是一個接著一個。

盡管歐美高層對於在2016年底雙方如期完成“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談判仍表現得信心滿滿，但TTIP的命運並沒有看起來的那麽樂觀：簡而言之，即便TTIP談判完成，TTIP也難以在歐盟成員國家議會以及歐盟議會中順利通過，並且極有可能引發對TTIP的公投，而全民公投在歐盟各國具有傳染效應。

根據智庫“歐洲選舉觀察”最新的《TTIP前景》報告分析，TTIP文本泄露門事件的出現將對TTIP談判造成重大打擊，短期內就可以衡量這一事件對歐洲民意真正的影響，而在中期範圍內，這對選民們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上述報告顯示，除非盡早解決在德國、法國、奧地利等關鍵國家出現的民眾憂慮，否則將出現波及範圍極廣的“令人吃驚”的失敗。對於歐盟機構整體而言，這也意味著災難性的後果。

批準TTIP是複雜的技術活

通常而言，歐盟在同他國談判協定時可以“繞過”各成員國家議會。然而TTIP不同。

TTIP作為新一代貿易協定的旗幟，其中包含了上一代貿易協定中沒有的內容：投資協定。而歐盟在此類複合型協議方面並不具有充分授權，因此當技術談判結束後，在歐洲議會與各盟成員國議會都投票贊成TTIP的情況下，TTIP才可以生效。

不過到目前為止，大部分智庫和政府的分析都集中在TTP的技術談判上，造成了一個政治精英和利益攸關者對於TTIP的支持可以確保TTIP成功的假象，結果導致意外發生。這並非沒有出現過先例：2012年歐洲議會否決國際《反假冒貿易協議》(ACTA)就是例證。

而目前的反TTIP陣營所做的事情，同2012年反ACTA陣營所做的並沒有太多不同之處：被提名者都對公眾聲稱談判協議有問題且談判缺乏透明度。

目前，荷蘭的反TTIP陣營受到歐盟-烏克蘭全民公投結果的鼓勵，正在為TTIP的全民公投收集簽名。

令人感到憂慮的是，這種在荷蘭的發展近況並不是孤例。·在如德國和奧地利等國家，大部分公民目前強烈反對TTIP，而最終其結局也有可能向著荷蘭的模式發展。特別值得註意的是，奧地利目前的兩位總統候選人均反對TTIP。

為評估TTIP能否通過歐盟複雜的審批程序，上述報告分析了結合目前歐盟28國公民訴求以及各國在歐洲議會中代表立場的綜合數據，發現在關鍵國家中，其公民同該國在歐盟議會的議員之間的認知存在巨大鴻溝。

實際上大部分歐盟議會議員都支持TTIP，但是在一些歐美國家中，其公眾的主流意見卻恰恰相反：這一結論十分重要，因為該國的公眾意見將導致該國歐盟議會中的議員改變原有立場。

來源：歐洲選舉觀察

從數據來看，這種不相匹配更加明顯。譬如在英國、法國和希臘，其公眾就更加傾向於締結TTIP，而上述國家的歐洲議會議員就沒那麽大興趣(在圖中，僅28%的法國籍歐洲議會議員贊同TTIP，然而在法國有50%的公眾贊同TTIP)。

與此同時，更令人擔憂的是，那些議員暫時更多贊同TTIP而公眾強烈反對的國家，將成為決定TTIP未來的“搖擺國”。

從圖中可以看到，德國就是這樣的一個“搖擺國”。德國籍歐洲議會議員高度支持TTIP，支持率高達70%，然而德國公眾對TTIP的態度卻是全歐洲倒數第二的：僅有27%的德國公眾支持TTIP。另外，最不支持的是奧地利人，僅有22%奧地利人贊同TTIP。

全民公投的傳染效應

德國總理默克爾希望TTIP談判可以在2016年年底結束，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德國將在2017年面臨大選。目前不論是基督教民主聯盟(CDU)還是社會民主黨(SPD)都強烈感受到了來自極右翼黨派的威脅。盡管CDU和SPD都支持TTIP，他們的選民們越來越不買賬。

根據“歐洲選舉觀察”的德國選民深度觀察分析可以看到，CDU選民中只有30%支持TTIP，而CDU在歐洲議會中的議員卻是100%支持TTIP。

在SPD方面，僅有24%的SPD選民支持TTIP，而88%在歐洲議會匯總的SPD黨員支持TTIP。這種選民反對而黨派支持的局面已經受到了威脅：目前SPD的領導人、德國副總理暨經濟部長加布里爾在選情壓力之下，就對TTIP的批評聲不斷升級，並威脅如美方再不讓步，其做法可能導致TTIP談判失敗。

實際上，CDU和SPD的選民份額都受到了極右翼德國選擇黨(AfD)的蠶食，難民危機等因素影響，在不久前的德國聯邦州層面地方選舉中，德國選擇黨出人意料地大勝。在本月初AfD公布的黨綱中，AfD不僅反對歐盟建立統一銀行聯盟，而且還提出若歐盟未能推進改革，德國需退出歐盟及歐元區等。

在2017年9月德國大選時期，TTIP也正處於被批準過程之中。反TTIP陣營的訴求可能會導致默克爾所領導的CDU等大黨降低對TTIP的訴求和支持，從而導致德國選民向極右翼等政黨進一步分散。

歐洲選舉觀察列出了TTIP未來的兩種走向：其一，公投傳染。對TTIP進行公投並不是一件遙遠的事情，而且還會在歐盟各國中發生傳染效應，奧地利和荷蘭都是存在對TTIP公投可能性的國家。

其二，德國、法國等國領導人將選擇在布魯塞爾“私下”支持TTIP，但會在公開場合批評歐盟倡導TTIP的行為。上述報告認為，這種事情經常發生，而這將對歐美機構造成進一步打擊。

4月29日，美歐在紐約結束了TTIP第13輪談判，歐盟表示對於TTIP談判的目標是明確的，即在2016年底以前完成談判，並且實現這一目標是可行的。在幾天之後，TTIP談判文本遭泄露，而令普通歐洲消費者感到無比憤怒的是，這份泄露的包含13個章節的248頁TTIP談判文本顯示，他們所擔心的有關轉基因食品、令跨國公司強勢的“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等夢魘全都成真了。

TTIP談判文本泄露 歐洲人“夢魘”成真

從歐洲當地時間5月2日開始，任何人都可以在網上讀到這份泄露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文件，而令普通歐洲消費者感到無比憤怒的是，此前他們所擔心的有關轉基因食品、令跨國公司強勢的“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等夢魘全都成真了。

在國家層面，這份泄露的包含13個章節的248頁TTIP談判文本也顯示出歐盟在談判中“急於達成”的心情與“冷漠”的美國團隊形成了鮮明對比;不僅如此，該TTIP泄露文本還透露出美方“用食物換車子”的強勢：美方威脅如歐盟團隊不同意進口更多美國農產品，美方就對歐洲汽車業設限制，而美歐雙方在投資領域，政府購買，服務，農業等方面談判立場之間的巨大鴻溝也展現無遺。

目前美歐雙方都在針對TTIP文本泄露後所激起的民憤進行危機管理。然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科比(John Kirby)在回應中表示，美國政府仍然相信在奧巴馬政府任期結束之前完成談判是有可能的，“我們要一直努力到最後。”

強勢的美國團隊和急於求成的歐盟

此次泄露的13個TTIP章節包括國民待遇和商品市場準入、農業、服務、電信、公共秩序、監管合作、技術性貿易壁壘、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關稅和貿易便利化、競爭、中小企業、公共企業以及國家間爭端決議等。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查閱文本中可以看到，雙方在提案中明顯呈現不平衡狀態：歐盟方面不僅作出了更多建議，而且更急於進入美國的政府采購系統，希望美國承認歐洲的地理標識和原產地系統(譬如說如巴馬臣奶酪或夏布利白葡萄酒)，並希望在汽車以及化妝品方面可以達到工業標準的監管融合。

在文本中，美國人的回應並不熱情。可以看到的是，不僅在許多談判章節中，美方都沒有真正提出建議也未在關鍵環節做出回應。

譬如，在已經進行了12輪TTIP談判之後，美方仍然拒絕開啟對金融服務方面監管合作的談判，同時美國還拒絕討論歐盟方面提出的在政府采購方面，真正的談判範圍在何處的問題。

由於美國存在《買美國貨》法案，這令歐洲企業進入美國市場受限，譬如美國某州警察局就不會將寶馬列入警車采購目標等等。實際上歐洲也沒有期待買美國貨法案能被廢除，尤其是正當選舉年，不過歐方希望美國可以同意創建豁免條款，但美國在談判中明顯對此不遠多談。

這也難怪德國經濟部長加布里爾4月底在漢諾威工業博覽會的一個論壇上評價美方團隊“到目前為止，激情活力都只停留在嘴上”。

與此同時，從文本中可以看到美國的強勢談判姿態。美國談判團隊在其中提出了“食物換車子”的談判立場，即“需清晰表明在汽車談判部分的緊張僅僅在歐盟在農業產品稅方面讓步的情況下才可能有進展。”

需要提到的是，在農產品方面，由於國內農業有誰組織異常強大，法國在談判中態度強硬。法國總統奧朗德5月1日表示，如果TTIP威脅到法國的農業領域，法國一定會拒絕TTIP。

“我們將對任何讓法國農業為難的談判結果說不。”奧朗德表示。

歐洲人夢魘成真

在這份泄露的文本中可以看到，令歐洲消費者感到擔憂的兩條“轉基因食品”和ISDS都有可能成為現實。

首先，在轉基因食品等方面，在歐盟條約中實行的是“事前預警原則”。簡單而言，如遵守事前預警原則，由於轉基因食品有可能存在風險，因此對於銷售轉基因食品的法律十分嚴格，且對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國家大部分都處於歐盟之中。

然而在此次談判文本中，在監管合作以及其他剩余12個章節中都未提到歐盟的“事前預警原則”。取而代之的是，在文本中看到了美國大量的對於“基於風險型”方式的訴求，即僅在發現出現風險的情況下再采取行動。而這一方式大大弱化了歐盟的“事前預警原則”，為轉基因食品等進入歐洲留下了空間。

“看到美國人的要價非常有趣。” 德國消費者保護中心聯合會主席團成員米勒表示，“這個文本基本上證實了對於美國人想要在TTIP中對我們的食品市場做點兒什麽的所有擔憂。”

米勒並指出，一旦簽署並實施這樣的TTIP，轉基因食品有可能在歐洲就會成為常態。

在歐洲人同樣擔憂的ISDS方面，事情也好不到哪兒去。此前由於ISDS在歐洲爭議過大，歐盟最終在談判中提出了“投資法庭系統”的建議來取代ISDS。

具體而言存在五方面內容：第一，建立一審法庭和上訴法庭;第二，“投資法庭體系”將任命高資歷法官出庭審判，被任命的法官需滿足國際法院和世貿組織上訴機構等權威國際法庭的要求;第三，法庭運行原則與WTO上訴機構類似;第四，限制性別、種族、信仰、國籍、非補償征收等有針對性的歧視案件;第五，確保政府對貿易投資協定條款具備監管權。這種提議意味著以國際法庭來代替以前的私人仲裁模式。

這次從文本中可以看到，美方拒絕接受歐盟方面的提議。

此前美國駐世界貿易組織大使鵬克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采訪時表示，美國曾經進行了大量的辯證討論，最後設計了目前的ISDS機制，也是最先進的ISDS機制，TPP中使用的就是該ISDS機制，針對歐盟所提出的國際投資法庭體系，“我們現在還沒有確定是否他們提出的解決方式是最佳的。”

鵬克同時也是美國TTIP談判代表，在采訪中，他對歐盟的提議顯得並不那麽熱情。

在TTIP文件泄露後，歐盟緊急滅火。歐盟貿易委員馬爾姆斯特倫表示，“已經反複說過很多遍，任何歐盟貿易協定都不會降低我們對消費者的保護，亦不會降低食物安全標準或環境標準。”

4月29日，美歐在紐約結束了TTIP第13輪談判，歐盟委員會隨後發布了關於TTIP談判現狀的報告，並指出如需在今年年內完成談判，雙方在一些領域還需實現重大跨越。與此同時，歐盟對於TTIP談判的目標是明確的，即在2016年底前完成談判，且實現這一目標是可行的。

沒有“B計劃” 美歐TTIP談判告急

歐洲藍皮書：TTIP最早可於2018年正式生效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中國歐洲學會24日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按照最為樂觀的估計，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議)最早可於2018年正式生效。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中國歐洲學會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發布“《歐洲藍皮書：歐洲發展報告(2015~2016)》。

藍皮書稱，2015年，美國國會授予奧巴馬貿易談判特權，旨在加快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以及TTIP談判進程，奧巴馬計劃於2016年4月參加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希望在其任期結束前，推動頗具爭議的歐美TTIP談判取得實質性成果。

“整體來看，歐美雙方均有政治意願推進談判，以期促進跨大西洋雙方經濟與就業增長。”藍皮書分析說，由於全球化的自然規律，歐美雙邊行業標準及貿易規則已經開始趨同，其相近程度高於其他主要經濟體。歐洲在環境保護、食品安全以及社會福利等領域的標準處於全球領先水平;而美國各行業標準與規則也在逐步提高，次貸危機後，美國在金融領域甚至實行了比歐洲更加嚴格的監管規則。

藍皮書說，然而，TTIP談判仍有很多待解的難題。歐盟與美國內部政治壓力都很大：美國各州不願放棄公共采購領域的主權，國會與利益集團對於TTIP的質疑猶在;由於歐美雙方談判代表閉門談判，無論是美國國會還是歐洲議會只能審議談判協議的定稿，而無法幹涉談判進程。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特別是在歐洲)，TTIP談判由於缺乏議會監督與透明一直受到不民主的指責。

藍皮書說，TTIP談判原計劃於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之前完成，但現在看來難度較大。朗格預計TTIP談判最早將於2016年或2017年完成，而之後的翻譯、檢測、審批程序仍會耗時良久，按照最為樂觀的估計，TTIP最早可於2018年正式生效。

法國巴黎街景。攝影/章軻

德國副總理宣判美歐TTIP談判事實上失敗

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加布里爾28日宣布，歐美《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談判事實上已經失敗了。

加布里爾表示，在長達3年間的14輪論談判之後，雙方甚至沒有在27個章節中的任一章上達成共識，其原因之一在於“歐洲人不想屈服於美國人的要求。”

實際上，就在本月初，德國經濟部在自己的一份內部評估報告中就認定，在短期內能完成TTIP談判的想法基本上是不現實的。而法國方面一度傳出希望將TTIP談判大幅推遲的消息。

令歐洲政界感到更為緊張的是，在歐洲民眾反對TTIP談判的同時，歐加自貿協定(CETA)也跟著躺槍，這份已經結束談判的自貿協定亦有可能再生變數。

TTIP談判失敗

美歐雙方都堅持TTIP談判仍有機會在2016年年底之前達成共識，並希望在今年7月，美歐雙方能夠達成TTIP的工作文本。

然而在今年7月美歐貿易談判代表之間進行了第14輪談判之後，其談判結果並不樂觀：其一是由於“英國退歐”對整體談判內容造成了影響，譬如對英國的貨物出口，占美國對歐洲貨物出口整體份額的三分之一，而在政府采購以及金融服務等方面，英國所占的比例就更巨大了，在美方談判隊伍看來，這些潛在的損失都需要在TTIP的談判中得以體現。

其二是由於“買美國貨”法案，美國拒絕對歐方企業進一步開放公共采購市場。“對於我來說，這就是反對自由貿易”。加布里爾表示。

由於美國存在《買美國貨》法案，歐洲企業進入美國市場受限。譬如美國警察局就不會將寶馬列入警車采購目標。實際上歐洲也沒有期待買美國貨法案能被廢除，尤其是正當選舉年之時，不過歐方希望美國可以同意創建豁免條款，但美國在談判中明顯對此不願變通，而加布里爾所指的“歐洲人不願屈服於美國人要求”亦旨在指出美方在此方面的固執。

雖然德國總理默克爾仍然支持美歐雙方在年內完成TTIP談判，然而加布里爾所率領的經濟部一直對此抱有悲觀情緒。此前德國經濟部一位官員在接受德國媒體(《德國商報》)的采訪時透露，三年都沒談妥的事情，怎麽可能三個月之內就搞定。默克爾對外表態出於她對實際談判的不了解。

德國經濟部在自己的內部報告中指出，美歐雙方在投資保護、政府采購、原產地標識、降低農產品關稅等問題上均存在嚴重分歧，且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均在大選中質疑自貿協定，令TTIP的前景不妙。

就在上個月，法國外交官亦對法新社表示，TTIP談判有可能被擱置到2017年法國和德國大選之後。由於臨近大選， 法國國內對TTIP的反對聲也開始增強。法國總統奧朗德此前威脅道，如果TTIP威脅到法國的農業領域，法國一定會拒絕TTIP。

據悉，9月22至23日，歐盟貿易委員將與各國貿易部長舉行會晤，商討當前TTIP談判進展並決定是否同美方展開最後的談判。而在此前的9月17日，德國將在包括柏林，法蘭克福，漢堡等多個大城市舉行盛大的反TTIP遊行。

歐加自貿協定躺槍

在此次訪談中，加布里爾為無辜“躺槍”的歐加自貿協定—CETA做出辯護，他表示CETA與TTIP不同，是一個公平的自貿協定，但他也承認CETA經常被與TTIP混淆在一起，令相關討論變得異常困難。

與上一代自貿協定不同的是，CETA和TTIP都屬於混合協定，即其中存在有關投資協定。混合協定通常需要獲得成員國議會批準。然而歐盟方面卻堅持認為， CETA是僅涉及歐盟權限的協定。

實際上這涉及到複雜的法條闡述，也涉及到了敏感的投資者與國家間投資爭議解決內容。上述內容在歐洲民眾間招致反感，並組成了“反TTIP&CETA”組織，其原因在於，歐洲民眾認為，如簽署CETA，將為TTIP的談判提供藍圖。從而為投資者與國家間投資爭議機制打開缺口。

加布里爾亦表示，如果CETA失敗，那麽TTIP也將隨之埋葬。

德法均傳來反對之聲 歐美TTIP談判真的失敗了嗎

當歐盟與美國正鉚足勁想在年底前結束《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談判時，歐元區前兩大經濟體德國和法國卻均傳來反對之聲。德國經濟部長加布里爾近日甚至直言談判“已失敗”。TTIP談判真的失敗了嗎？

7月12日，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左)與法國財政部長薩潘在在法國巴黎的新聞發布會上握手。 盧表示，美法兩國仍將共同致力於推動正在進行的TTIP談判達成目標。(圖片來源：新華社/法新)

談判三年尚無結果　抗議之聲不絕於耳

歐美如果就TTIP達成協定，將建成世界最大自貿區，涵蓋全球40%的經濟產出和50%的貿易活動。自2013年以來，雙方已舉行14輪談判，最近一次於今年7月在布魯塞爾舉行。

德國經濟部長加布里爾28日在接受德國電視二臺采訪時說，TTIP談判事實上已經失敗。他表示，在第14輪談判中，雙方未能就任何一項問題達成一致。他還說：“作為歐洲人，我們不能聽命於美國人的要求。”

對TTIP持悲觀或反對態度的歐洲高官遠不止加布里爾一人，自談判開啟以來，歐洲的反對和抗議聲不絕於耳。法國總統奧朗德5月就曾公開對談判說“不”，表示法國“不贊同沒有準則的自由貿易”，並永遠不會接受損害本國農業、文化等行業利益的協定。

此外，德國、英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國民眾也多次走上街頭抗議，他們擔心TTIP將給歐洲農業、醫藥、食品安全、勞工權利等帶來不利影響。

德國是歐元區最大經濟體，也曾被認為將從TTIP獲益，但德國國內反對TTIP的情緒愈演愈烈。反對TTIP的抗議者計劃於今年9月17日在德國多個城市舉行示威活動。

5月5日，人們帶著一只巨型充氣特洛伊木馬聚集在匈牙利國會大廈前，抗議歐盟和美國正在進行的TTIP談判。(圖片來源：新華社)

複雜因素增多　談判前景不明

有分析認為，雖然歐美雙方努力彌合分歧，但談判進程受多重因素制約，雙方能否在年底達成協議還是未知數。

首先，今年6月底英國公投“脫歐”使歐盟與英國關系面臨不確定性。雖然歐美官方均表示英國“脫歐”不會阻礙TTIP談判，但美國首席談判代表達恩·馬拉尼曾在第14輪談判結束後明確表示，缺少英國將令歐洲市場價值“明顯”受影響。

馬拉尼說，對英貿易占美國對歐貿易額的四分之一，占美國政府采購額的四分之一，英國是美國在歐洲的重要市場。分析人士認為，在TTIP談判中，由於英國傾向支持自由貿易，被認為是美國在談判中的一個重要盟友。因此英國“脫歐”或將降低美國談判意願。

此外，民調結果也對談判越來越不利。德國4月份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只有17%的德國人支持TTIP，遠低於兩年前55%的支持率。而同時，持反對態度的人則從25%增長到33%。另據多項民調顯示，歐洲反對TTIP的民眾比例在不斷上升，德國和奧地利的反對聲最大。

圖為4月23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到訪德國前夕，在德國漢諾威市，抗議者手舉反對TTIP的標語參加遊行。 (圖片來源：新華社/法新)

歐盟仍對談判抱有希望

準確地說，加布里爾的言論並不能代表德國政府立場，但顯示出歐盟在TTIP問題上日趨分裂。雖然面臨阻力、反對和抗議，但歐盟仍對談判“抱有希望”。

德國政府發言人賽伯特29日在柏林表示，總理默克爾認為TTIP談判仍有成功機會。他還強調，盡管目前歐美“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立場不一致”，但關鍵性妥協往往在最後一輪談判中才出現。

歐盟委員會首席發言人馬加里蒂斯·斯基納斯29日說，歐盟與美國就TTIP的談判仍在穩步推進。他表示，目前談判確實進入了關鍵階段，“談判仍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完成”。

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7月訪問巴黎時也曾表示，盡管英國決定“脫歐”，但美歐仍將共同致力於推動正在進行的TTIP談判實現目標。

TTIP談判正式擱淺，只有希拉里才能挽救？

因談判僅在技術層面取得有限進展，美歐雙方終於放棄了在2016年完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下稱“TTIP”）談判的設想。TTIP談判正式擱淺。

當地時間10月7日，美歐雙方在紐約結束第15輪TTIP談判，並首次不再提起2016年完成TTIP談判的這一目標。

美國首席談判代表達恩·馬拉尼(Dan Mullaney)表示，美方將繼續充分參與TTIP談判，並一如既往地致力於取得談判成功，為此美歐雙方將在2017年1月初之前繼續談判，直至奧巴馬政府任期結束。不過他沒有給出下一輪談判的具體時間。

考慮到馬拉尼在9月仍堅稱可以在2016年完成TTIP談判，這一發言代表了美方在此問題上的巨大轉向。而即便是在第15輪談判之前，歐盟方面就已經先行排除了年內達成TTIP的可能性。而在歐方看來，最現實的一種方案是，將TTIP的細節盡可能完善，然後等待下一任美國總統的裁決，如果他/她屆時仍想重啟這場談判的話。

奧巴馬的政治遺產再被潑冷水

在美歐雙方之間，沒有人希望看到三年多的談判努力就此白費，因此在歐方，包括英國、意大利、西班牙、波蘭、北歐及波羅的海國家仍在推動TTIP，僅有法國提出希望直接暫停TTIP談判；而在美方，為留下政策遺產，並力求在奧巴馬政府任期結束之前鎖定成功，美方一度提出了在談判方面實現“早期收獲”模式的設想，然而這一想法被歐方迅速潑了冷水。

其中的關鍵在於，美歐雙方談判底線迥異。歐盟希望美方在談判結束之前，可以在農業和政府采購等問題上實現非立法性質的退讓，譬如在不廢除“買美國貨”(BuyAmerican)法案的同時，可以同意創建行政性豁免條款，而這並不是不可能實現的。

美方則在此原則上毫不退讓。原因在於美方認為，歐洲企業在美國公共采購市場方面的準入已經是美國企業在歐洲的兩倍，而且這還是在剔除了“買美國貨”法案以及其他限制之後算出來的結果。因而美方僅希望將目前談判成果鎖定，即達成此前傳聞中的TTIP“輕版本”。

這也是為何在第14輪談判後，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加布里爾公開表示“作為歐洲人，我們不能聽命於美國人的要求”，當時對於歐盟大部分國家而言，TTIP談判事實上已經失敗。

在赴華盛頓談判之前的9月23日，歐盟召開貿易部長會議，在此期間聽取了各國想法後，歐盟貿易委員馬爾斯托姆就發出了TTIP無法年內完成的信號。

馬爾斯托姆表示，對於在奧巴馬政府任期結束前完成TTIP這件事情，所有歐盟貿易部長都表達了疑慮，而且這現在看起來“確實不大可能”。

不過雙方的技術官員還是如期於10月3日~7日相聚在紐約並形成了20個工作組，試圖為推動TTIP談判進行進一步的技術工作。從框架上看，TTIP文本已然成型：TTIP約有30個章節，而且已經實現了文本融合。這意味著其中已經包含了來自美歐雙方的建議。

在此次談判中，美歐雙方在貿易技術壁壘(TBT)章節取得了進展，這是TTIP在監管合作方面的重要章節，而且在監管領域，雙方目前在醫藥、汽車以及醫療器械方面的監管合作談判已經接近尾聲。馬拉尼介紹說，在美歐分歧極大的“原產地原則”問題上，此次雙方在談判中也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推進。

不過，歐盟首席談判代表貝爾塞羅表示，在此輪談判中，政府采購、農產品和服務業市場準入、數據跨境流動等敏感議題仍然被擱置。

而在歐方所希望寫入TTIP章節的地理標識方面，此次討論非常簡短；在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ISDS)機制方面，美歐雙方分歧極大，歐盟花大力氣提出的國際投資法庭系統沒有受到美方的任何歡迎。

此前美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大使鵬克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美國曾經進行了大量的辯證討論，最後設計了目前的ISDS機制，也是最先進的ISDS機制，TPP中使用的就是該ISDS機制，針對歐盟所提出的國際投資法庭體系，“我們現在還沒有確定是否他們提出的解決方式是最佳的”。

美國大選之後重新開始？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美歐雙方甚至沒有給出下次再繼續談判的日期。貝爾塞羅表示，歐美談判官員將分別向歐美領導人匯報此次談判的進展，隨後再做出下一步決定。在歐盟方面，歐盟國家領導人和貿易部長將於11月11日討論TTIP。

目前歐盟商界都認為，TTIP有可能因美國大選以及歐盟國家成員國選舉而在2017年陷入停滯之中，最樂觀的估計也僅是在2018年達成TTIP。然而這要如何實現呢？

唯一的好消息是，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無論怎樣TTIP也要談下去。

“我們應盡可能持續下去，就TTIP進行談判。”默克爾表示，同時該談判將不能低於歐盟設定的標準。

加布里爾則直接表示，年內完成TTIP談判已無望，預計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將重新開始談判。

然而目前的現實問題是，無法確定新一屆美國政府是否希望重啟TTIP談判，目前兩黨候選人都強烈反對自由貿易協定，而此屆國會亦強烈反對TTIP。

此前美國智庫彼得森研究所(PIIE)在其研究報告《美國總統競選選戰中的貿易議程評估》中得出結果，如果希拉里當選，其貿易政策對美國將可能“有害”，但特朗普的貿易政策顯然更具“可怕的破壞力”。

PIIE指出，目前有一些觀察家認為，各方寄希望於希拉里在當選後改變立場，重新支持自由貿易協定。

TTIP首輪談判於2013年啟動，根據此前計算，如達成TTIP，歐美雙方將建起世界最大自貿區，涵蓋全球約40%的經濟產出和50%的貿易活動。

TTIP受阻“反全球化”恐慌

當歐盟與加拿大談判耗時7年的《綜合經濟貿易協定》（CETA）基本告吹後，歐盟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前景如何？答案還待當地時間11月11日見分曉。

目前可以清晰看到的是，盡管美方仍強調TTIP談判基礎牢固，將在奧巴馬政府結束任期前全力以赴，但以德國副總理加布里爾為代表的歐盟方面則在今年9月表示“TTIP談判已夭折”，可見歐盟已放棄了同此屆美國政府完成談判的決心。

然而，即使在美歐均表示放棄今年結束TTIP談判的目標之後，歐洲各國仍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TTIP遊行，意在徹底攪黃TTIP。從3年前號稱有望達成全球最大自貿區，到現在激起的民怨沸騰，TTIP究竟怎麽了？

時機被耽擱了

一位長年從事國際談判的高級人員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談判圈子其實很小，在特定領域里更是如此，全球這麽多貿易談判，談來談去，團隊都是同一批人。

在奧巴馬政府的兩洋貿易談判上，其策略亦有輕重緩急，出現了先《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後TTIP的局面。為此，盡管2013年7月12日歐美雙方開始就TTIP展開首輪談判，並在當年12月20日的第三輪談判後就宣布TTIP談判已完成“初始階段”，但直到2015年10月TPP談判收官之際，TTIP才出現談判加速的窗口機會。

當時歐洲議會貿易委員會負責人沙可（Marietje Schaake）曾表示，“TPP目前終於結束了，我對此由衷高興。這將釋放美方的時間、經歷和政治資本，用於投入TTIP的談判。現在就更沒有其他借口，來推遲討論那些更有挑戰意義的話題了。”

然而，由於TTIP實際加速談判的時間過晚，不僅撞上了美國總統大選，更撞上了2017年德國總理大選、法國總統選舉以及英國脫歐公投，而在2013~2015年間，歐洲民意在對待TTIP的態度上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即便如此，為何早期力求達成TTIP的歐盟也並不那麽著急了？

布魯塞爾智庫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主任霍素克·李-牧山浩石在其報告中指出，歐盟在TPP中所失去的貿易份額，大概等同於從TTIP中獲得的收益。在此情景之下，加速TTIP談判則變成了歐方的緊迫訴求，而做出兩手準備的歐盟也在近些年來加快了同TPP成員國的雙邊自貿協定談判的進程。

目前，在12個TPP成員國中，歐盟同墨西哥、智利、秘魯和新加坡已達成雙邊自貿協定；與加拿大和越南也達成了談判協議；與美國正在進行TTIP談判；與日本在進行歐日自貿協定談判。除此之外，歐洲打算升級與墨西哥、智利的自貿協定。

不過，在TPP命懸一線的當下，歐盟似乎也暫時無需為因TPP中所失去的貿易份額而過分焦慮了。

歐洲民怨沸騰

選舉政治、環保訴求以及對全球化進程的不安，構成了歐洲三股反對TTIP的中堅力量。其間更不乏湧動的暗流。

如果TTIP談成，其GDP總量將超過全球GDP總額的40%。雖然美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體量已經是全球最大，但TTIP的達成可以為歐洲每年帶來近1200億歐元的新增收入。目前，美國和歐盟之間的貨物與服務貿易量大約在日均20億歐元。

不過TTIP的反對者對此並不心動，並堅持認為，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條款危害了歐盟國家的民主和法制；同時，TTIP將傷害歐盟消費者利益，降低歐盟產品標準。

為應對民眾疑慮，歐盟委員會於2014年3月起在網絡上發起公眾咨詢調查，最終收到了15萬份回複，創下歐盟委員會公眾咨詢調查史上的最高紀錄。其中97%的公眾反對將ISDS條款納入TTIP。

在歐盟普通民眾看來，ISDS旨在保護外資，特別是大型跨國企業在投資國的利益。當出現利益沖突時，外資可以繞過主權國家，在國際仲裁場合對投資國政府予以起訴，也就是所謂投資者針對東道國的起訴機制。

當時，超過97%的受調查者認為，ISDS條款的隱憂在於，由於東道國希望獲得投資，從而在國內政策作出妥協，進而妨礙歐盟的司法公正，使公眾利益受損。最終，歐盟委員會貿易司提出要用“投資者法庭系統”來代替ISDS。

根據歐盟的設想，投資者法庭系統將比ISDS制度更加透明，擁有15名獨立法官，並具有上訴機制。法官將由美國、歐盟和第三國任命。然而可惜的是，美方談判團隊對此建議毫無興趣。美歐談判在此方面陷入死結中。而格外需要註意的一點是，德國正是該法庭系統背後實際的倡議者。

3年來，德國民眾乃至官方已從支持TTIP轉向反對。在今年5月的一次調查中，70%被調查的德國民眾認為TTIP對德國不利。此前這個數字僅為55%。而認為TTIP利大於弊的德國民眾只占17%。絕大部分受調查者都認為，TTIP協定有可能會削弱對消費者的保護。

這種看法在德國媒體曝光了TTIP談判文本之後到達了頂峰。在這次事件中，德國媒體曝光了280頁談判文件。其中可以看到，美國為向歐洲施壓所采取的強勢立場，而令歐洲普通消費者感到無比憤怒的是，此前他們所擔心的有關轉基因食品、令跨國公司強勢的ISDS機制等夢魘全都成真了。

不過，在世貿組織前總幹事拉米看來，美歐雙方在向公眾解釋TTIP談判內涵方面出現了失誤，並任憑反對TTIP的運動發展壯大卻毫無作為：TTIP 80%的談判都跟消費者保護標準、監管融合相關，只有20%的內容同典型的貿易問題相關，比如市場準入問題等。

失意的全球化

歐洲卡內基基金會資深研究員鄧普森（Judy Dempsey）指出，TTIP對於美歐而言有三點重要含義：首先，TTIP可加強二戰後由美歐建立的自由秩序。通過整合來設置經濟、金融和貿易規則，保護西方的標準和價值觀。其次，TTIP可防止歐洲的衰落。第三，TTIP可以恢複美歐之間已經減弱的跨大西洋主義。

一向推崇TTIP的拉米則認為，TTIP從價簽模式到衛生、安全標準的統一將令任何希望進入這一全球最大自貿區的企業都必須接受這一標準。“如果我們能談成，我們就成為了世界標準之源。”拉米說道。

然而，在歐元區整體經濟疲軟的情況下，民眾已疲於為政府的野心買單，取而代之的，是對於全球化擠壓本地就業的深深焦慮。

就在當地時間10月15日，西班牙民眾走上馬德里街頭，抗議TTIP，認為這一協定將破壞民主以及降低食品安全、環境和勞工標準等。在西班牙，甚至可以看到用加泰羅尼亞語所寫的反對TTIP的傳單。

當《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隨機采訪當地的抗議人群時，卻發現他們對於TTIP並沒有專業的了解，其反對的原因非常簡單：美歐新一輪自貿協定有可能造成對歐盟人口的新一輪就業擠壓，而尚未完全走出歐債危機的歐洲民眾已經不起這種折騰了。

西班牙的年輕人就更加焦慮。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即便有份職業的西班牙年輕人，起薪在稅後僅約為人民幣6000元，難以支撐馬德里等地高昂的房租。生活對於他們而言並不輕松，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自貿談判，實則挑動了歐洲人脆弱的神經。

的確，在貿易壁壘、ISDS機制等技術問題之外，TTIP還引發了歐洲本土中產階級對此輪全球化的抗拒。

法國前資深外交官和諾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上個世紀80年代讀大學時，老師都是自由派，倡導歐盟、自由貿易、全球化。然而伴隨年齡增長，許多歐洲人開始發現這種自由並沒有對生活再帶來更多的實惠。”

這令反對TTIP的勢力變得更加分散：以德國為首的國家，反對TTIP的多為著眼於歐盟食品、環境等標準的國內環保組織；在歐盟邊緣國家，反對TTIP則有關生計問題。

法國專註於貿易研究的雅克·德洛爾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法布里（Elvire Fabry）在近日報告中指出，TTIP所反映的，其根本仍是一個政治問題。“它所揭示的是，從工業革命以及20世紀下半葉貿易開放中受益的中產階級的萎靡不振。”

這些人曾經在全球化經濟整合中實現豐收，並有機會得到更廉價的消費產品，然而現在不得不接受全球生產分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從事需要一定技巧的中下層中產階級必須面臨來自於全球的競爭。

法布里繼而指出，全球中產階級的擴容可能對於歐洲人來說是一種擠出效應。“到了2030年，全球將增加30億的新中產階級，其中20億在亞洲，10億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他說道。

競爭青睞效率，並對美歐經濟起到了重新定位的作用，使美歐經濟向高附加值的服務業轉移。法布里認為，但是歐洲許多國家並沒有為這種職業再分配做出足夠的配套措施，特別是在那些深受影響的領域和區域，這一切都為近日對自由貿易的質疑種下了苦果。

TTIP能否起死回生

在第十五輪談判結束後，美歐雙方已互換文本，大部分章節的文本合並也已完成。這一輪談判的進展包括，美歐縮小在技術貿易壁壘方面的規則差異等。不過，在比如原產地規則、政府采購市場準入、生物科技與數據本地化、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監管合作等核心方面的分歧仍然巨大。

比如，歐盟希望美方在談判結束之前，可以在農業和政府采購等問題上實現非立法性質的退讓，在不廢除“買美國貨”法案的同時，可以同意創建行政性豁免條款，而這並不是不可能實現的。

美方則在此原則上毫不退讓。原因在於美方認為，歐洲企業在美國公共采購市場方面的準入已經是美國企業在歐洲的兩倍，而且這還是在剔除了“買美國貨”法案以及其他限制之後的結果。因而美方僅希望將目前談判成果鎖定，即達成此前傳聞中的“輕版本”TTIP。

需要指出，英國脫歐的後續走向、美國大選以及法德大選結果都將對TTIP的結果產生決定性影響。

目前，歐盟將在11月11日的歐盟理事會上對TTIP進行盤點並提出新的建議，而美國大選日則在11月8日。因此，TTIP能否還有一線生機，就看美國選民的選擇了。

如果歐盟未來受阻自貿談判 TTIP還能怎麽辦？

反對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論調，已在歐洲變質。

在反對歐盟與加拿大的《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CETA)和歐盟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的陣營中，反對跨國企業帶來的就業擠壓和不平等之聲在比利時、西班牙等國已經超過了原有對於環保等標準的討論，朝國內政治和選舉掛鉤的方向迅速擴散，並精準地找到了歐盟的軟肋：迫使歐盟讓了新一代FTA部分管轄權。

實際上，自《里斯本條約》生效以來，在FTA層面歐盟與成員國權限劃分始終存在爭議，且各自解讀不同。此次CETA一度受挫，令歐盟最自豪的歐盟共同貿易政策(CCP)遭受內外夾擊，內耗令歐盟在未來貿易談判中的能力癱瘓，而歐盟作為一個有效談判對手的名譽也備受質疑：在未來，如果歐盟無法控制FTA生效進程，每一份混合型FTA都要在28個成員國中逐個接受立法機關投票，是否還值得同歐盟談判?

答案不容樂觀。除了在法律層面針對歐盟和新加坡之間FTA的裁決或許有望為未來歐盟商談的混合型FTA設下先例之外，歐盟還面臨主要國家大選將至，不斷湧出的反全球化民粹左右歐盟成員國國內政局的困境。在多重考慮下，歐盟委員會幹脆表示，不打算同這下屆美國政府再談TTIP了，期待下屆政府上臺再說。

“如果你看英國脫歐或者美國共和黨新一屆總統特朗普，會發覺有一股反全球化潮流正在橫掃發達國家。” 西班牙IE商學院經濟學教授阿拉赫(Gayle Allard)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美國人認為歐洲人要搶走他們的工作，而歐洲人認為美國人要搶走他們的工作，但是沒有人去關註更大的圖景。”

反自由貿易論調變質

CETA一度無辜“中槍”，源於不少反對TTIP的組織認為CETA是小“TTIP”，而CETA所引發的政治沖突，也為歐盟和其他正在同歐盟商談FTA的國家敲響了警鐘。

實際上，針對TTIP的最初反對之聲，並未從失業率較高的歐盟邊緣國家中傳出，反而源於國際貿易一貫的支持者：德國。作為二戰後國際貿易的主要受益國，德國為何此次變卦？其根本源於，TTIP和CETA並非老一代FTA，而是歐盟應對21世紀全球化新挑戰的新設想。

在歐美學界，這種主要以“監管融合”為中心的新一代貿易協定，被普遍認為比TPP更具有雄心。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拉米就曾經表示，與TTIP相比，TPP像個中世紀協議。原因在於，當下全球關稅仍在5%左右，而美歐之間平均關已經在1%~1.5%之間，已沒有多少繼續向下削減的空間了。而與降低傳統關稅壁壘相比，TTIP誌在消除更加難以融合的標準、知識產權等非傳統關稅壁壘，為21世紀設立新的美歐為主導的一系列標準。

然而就監管融合進行談判，容易讓民眾產生國家正在就監管進行“討價還價”的疑慮，這令TTIP在真正進入談判之後，莫名地將大部分歐盟消費者都得罪了：消費者擔憂強大的美國趁機進行“監管傾銷”，而歐盟將以在農業等方面的退讓來為跨國企業贏得在美國汽車市場方面的準入，最終歐盟市場將充滿了美國的轉基因食品。當然，消費者的憂慮並非臆想。德國媒體曝光的TTIP談判文本顯示，美國談判團隊的確準備這樣做。

如同拉米所說，在上一代貿易協定中，談判代表需要面對的主要反對者是反對降低關稅的制造商，渴望得到性價比更高產品的消費者是站在FTA的一邊。然而在新一代的貿易協定中，希望等到更多市場準入的制造商成為了談判的主要擁護者，而談判代表卻站在了消費者的對立面：消費者恐懼監管融合將導致生活方式受到威脅。

在歐盟內部，特別是在“經濟引擎”之稱的德國，長期存在一種輿論偏見，即美國的事前監管水平和質量監管大大低於歐盟，這種偏見因歐洲媒體對於美國允許轉基因食品等持續報道而深入人心。但沒有意識到的是，在金融、醫藥和化妝品等領域，美國的預防性監管要比歐盟嚴格：比如在美國，大量化妝品被當作非處方藥，受到以嚴謹著稱的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的直接監管。

這也就不難理解，代表環保和消費者的各式非政府組織對TTIP首先持有懷疑態度。擁有綠黨傳統的德國，在此方面組織示威遊行的能力也十分卓越，其主要關註點在於：不容降低歐洲健康、食品和環境標準；不允許設立袒護跨國企業的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

法國雅克·德洛爾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法布里(Elvire Fabry)在《法國是反對TTIP的溫床麽?》報告中指出，德國各類組織在此次TTIP中的示威活動數量驚人，大大超過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傳統的法國或意大利。統計顯示，以2014年24個成員國民眾發起“反對TTIP”請願事件為例，截至2015年所收集到的165萬簽名中，超過一半是德國人(97萬人)，而法國僅有10萬人簽名，換而言之，德國參與上述活動的人數是法國的10倍，更是意大利的50倍，而參與組織的德國各類團體更是數量眾多，共有114個，而法國僅有14個。

又比如，在反對TTIP的過程中，全歐洲都爆發了示威活動。據統計，在TTIP談判推出後，截至2015年，在全球的700場反對活動中，德國占了200場，其中一場在慕尼黑針對TTIP的集會吸引了2.3萬人參加，而在法國這樣一個有示威傳統的國家，僅有70場示威同此相關。

在反對TTIP的兩年間，各非政府組織又將反對的範圍擴大至CETA，並展開了一場有關於新一代FTA性質的辯論。而有關TTIP和CETA的討論，也由此出現兩種變調：在歐盟和成員國層面，成員國借機削弱歐盟自《里斯本條約》以來一度擴大的貿易談判權；在成員國內部層面，強硬的反全球化和極端的民粹主義右翼，在2017年大選之年到來之際也搭上了用國內政治綁架國際貿易談判走向的順風車。

奪回歐盟貿易談判權

早在比利時瓦隆地方政府對CETA堅持反對態度，令CETA瀕臨破產的鬧劇成為國際熱門新聞傳遍全球之前，歐盟和以德國主導的成員國之間就對CETA類FTA是否是“混合性”自貿協議還是“僅涉及歐盟權限”的協定展開了激辯。

是“混合型”還是“僅涉及歐盟權限”，有關歐盟談判授權。自1957年以來，歷經改革，最終歐盟形成歐盟共同貿易政策，即規範歐盟成員國統一執行、針對第三國的貿易政策、共同海關稅則和法律體系。

其中，針對傳統貿易協定，歐盟毫無爭議地獨享共同貿易政策的管轄權。歐盟委員會具有立法權和執行權，負責處理包括談判在內的貿易事務;歐洲理事會代表歐盟各成員國，授權歐盟委員會進行談判，並以有效多數表決機制(QMV)決定是否批準歐盟談妥的貿易協定。QMV機制防止了個別國家試圖以一票否決權來妨礙貿易協定簽訂，且在實際操作中歐洲理事會總是能夠找到達成共識、互相妥協的方式。

同時，歐洲議會代表公民，就有關貿易政策問題接受咨詢，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洲議會權力上升，在共同貿易政策獲共決權，有權審批歐盟對外簽署的貿易投資協定。

此外，歐盟法院(ECJ)負責監督歐盟法律實施，解決爭端並進行司法解釋。

當歐盟的先驅設計CCP這一整套機制時，沒有使用“一國否定權”而是用了QMV機制，即在防止出現一國由於國內政治原因拖累整個FTA談判進程，然為何又出現了比利時瓦隆大區以一個區域議會的投票結果幾乎攪黃整個CETA的事件呢?

由於在WTO框架下的多邊多哈貿易談判停滯不前，歐盟在2009年12月生效的《里斯本條約》中擴大了其在外資投資方面談判領域的權限，這也令歐盟認為，其在新一代的FTA談判中，具有在服務貿易，投資，公共采購，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談判的能力，而歐盟此後同加拿大、越南、新加坡、日本以及美國所進行的談判都是此種包含了投資內容和傳統貿易內容的“混合型”FTA。

然而，歐盟與成員國一直就外國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投資保護領域權限劃分存在不同解讀。《里斯本條約》僅規定，歐盟在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擁有專屬權限，而並未提及其他形式的投資。

因此，確定歐盟是否能夠簽訂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內容的貿易協定至關重要，如還需成員國批準，那麽協定就是混合協定。而如此類協定需得到28個歐盟成員國議會的批準才能生效，這意味著任意一國都可以一票否決這份協議。

自今年6月之後，在德國支持下歐盟各國堅持認為CETA是包括了投資協定的混合協定，最終歐盟委員會屈服於上述壓力，允許各國議會先行批準CETA。

一波三折之後，歐盟同加拿大終於在10月30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簽訂了CETA，然而正如布魯塞爾智庫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在最近一份報告中指出的，“歐盟成員國的上述行為令歐盟旨在保護自由貿易並應對全球化變化的貿易政策受損。”報告指出，“未來看起來並不太妙。考慮到在許多成員國中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和日益增加的歐洲懷疑論，很可能歐盟(貿易)協定在批準階段將面臨許多類似障礙，且通常是由與貿易無關的成員國國內問題引起的。”

反全球化情緒搭上反TTIP順風車

這些與貿易無關的國內問題，直指當下在歐盟彌漫的反全球化情緒，令其最終卻搭上了反CETA、反TTIP的順風車。

比如在法德兩國，由於面臨2017年大選，社會黨人為迎合強硬左翼開始擁抱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進而拉攏傳統的工會票倉。這一現象在今年4月法國社會黨總統奧朗德在面對TTIP問題的轉向上十分明顯，而身為社民黨黨魁的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加布里爾也在近幾個月中突然對TTIP持嚴厲的批評態度。

如果說美國在此次大選中所暴露的反全球化、反自貿協定情緒，來源於中產階級在全球化中的失落，歐洲從整體而言，並未出現收入不平等擴大的現象：事實上有數據表明，由於福利政策到位，歐盟國家整體收入不平等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一直是持下降的狀態。

根據布魯塞爾智庫Bruegel的最新報告，從1995年開始，由於良好的福利政策，歐盟整體的收入不平等一直持下降狀態。不過如果以各國情況單獨衡量，在整體向好的情況下，包括地中海國家，巴爾幹國家等南歐國家的收入不平等一直處於加劇狀態，且在歐盟國家中，希臘、西班牙、匈牙利、盧森堡和馬耳他等國年輕人失業率則需要引起特別警惕，“有可能會制造出失落的一代。”

實際上，從工業革命以及20世紀下半葉貿易開放中受益的中產階級曾經在全球化經濟整合中實現豐收，然而現在不得不接受全球生產分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中下層中產階級必須面臨來自於全球的競爭。

競爭青睞效率，並對美歐經濟重新定位，使美歐經濟向高附加值的服務業轉移。但歐洲許多國家並沒有為這種職業再分配做出足夠的配套措施，特別是在那些深受影響的領域和區域，這一切都為近日對自由貿易的質疑種下了苦果。

阿拉赫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不僅僅是由於貿易，也是由於自動化操作，但是工人階級落之所以落後源於政府失靈。政府在面對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問題上，並沒有進行足夠有效的財富轉移。

近50年來，以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為例，就預示了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在工資之間的不斷聚合，同時全球化對於發展中和發達國家整體而言均有益，但是在收入方面，的確會產生輸家，而國家應做好準備補償這些輸家，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做到這一點。阿拉赫表示，在簽署北美自貿協定(NAFTA)時，美國曾為有可能收到沖擊的藍領準備類一系列包括重新上崗培訓項目在內的補償，原本是可以把這種行為放到更大的範圍中去實施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

與此同時，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針對年輕人失業率高居不下，西歐國家經濟下行收入不平等擴大等結構性難題，目前的歐盟缺乏足夠的資源予以根治。

“現在不能使用財政政策(國家負債太重)，也不能使用貨幣政策(利率太低)，除了貿易之外，沒有什麽政策能夠過多的激發出經濟增長點”，阿拉赫表示，“這也是政客對於TTIP一開始興奮的原因，TTIP可以令歐盟經濟增長0.5%，也許會令美國經濟增長0.3%，這十分吸引人。可惜的是，反全球化潮占了上風。”

歐洲法院提供解決之道

歐盟要如何解決在貿易談判方面的授權不足呢?

德國政客正在歐洲議會中推動促使FTA生效的“雙軌制”，其中有關貿易部分只需要歐盟自行授權生效，而有關於監管融合和投資的部分，則需要成員國國內議會予以投票。

布魯塞爾智庫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主任霍素克·李-牧山浩石(Hosuk Lee-Makiyama)指出，這種設想不太現實，因為這將令歐盟委員會在對外談判時缺少砝碼，“在貿易談判中，如果歐盟只能部分上通過一份協定，誰會同我們做妥協呢?”

至少從目前看來，最終裁決管轄權的重任落到了歐洲法院身上。如果不能確定歐盟能夠簽訂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內容的貿易協定，那麽這類協定就是混合協定。為此，歐盟委員會在2015年將歐盟—新加坡FTA協定權限問題交由歐洲法院裁定。盡管該協定於2014年10月簽署，但協定至今仍未生效。

為結束持續的權力之爭，歐洲法院裁決將對歐盟未來貿易協定談判中涉及的相關問題奠定基礎。如裁決得出僅屬歐盟層面權限的協定，那麽後續協定性質將以此類推。

歐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馮 德爾盧(Guillaume Van der Loo)表示，歐洲法院在這一案件上的判決將在塑造未來歐盟貿易政策方面具有決定性作用。“CCP在一開始就被設計為歐盟獨享管轄權。”他表示，然而近年來歐盟成員國試圖增強自己在貿易管轄權方面的權利。

不過正如歐盟貿易委員馬爾姆斯特倫近日所說，“貿易政策應當為未來制定，而歐洲通過貿易協定，不應花費數年，因為這個全球化的世界實在變化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