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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IP受阻“反全球化”恐慌

當歐盟與加拿大談判耗時7年的《綜合經濟貿易協定》（CETA）基本告吹後，歐盟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前景如何？答案還待當地時間11月11日見分曉。

目前可以清晰看到的是，盡管美方仍強調TTIP談判基礎牢固，將在奧巴馬政府結束任期前全力以赴，但以德國副總理加布里爾為代表的歐盟方面則在今年9月表示“TTIP談判已夭折”，可見歐盟已放棄了同此屆美國政府完成談判的決心。

然而，即使在美歐均表示放棄今年結束TTIP談判的目標之後，歐洲各國仍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TTIP遊行，意在徹底攪黃TTIP。從3年前號稱有望達成全球最大自貿區，到現在激起的民怨沸騰，TTIP究竟怎麽了？

時機被耽擱了

一位長年從事國際談判的高級人員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談判圈子其實很小，在特定領域里更是如此，全球這麽多貿易談判，談來談去，團隊都是同一批人。

在奧巴馬政府的兩洋貿易談判上，其策略亦有輕重緩急，出現了先《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後TTIP的局面。為此，盡管2013年7月12日歐美雙方開始就TTIP展開首輪談判，並在當年12月20日的第三輪談判後就宣布TTIP談判已完成“初始階段”，但直到2015年10月TPP談判收官之際，TTIP才出現談判加速的窗口機會。

當時歐洲議會貿易委員會負責人沙可（Marietje Schaake）曾表示，“TPP目前終於結束了，我對此由衷高興。這將釋放美方的時間、經歷和政治資本，用於投入TTIP的談判。現在就更沒有其他借口，來推遲討論那些更有挑戰意義的話題了。”

然而，由於TTIP實際加速談判的時間過晚，不僅撞上了美國總統大選，更撞上了2017年德國總理大選、法國總統選舉以及英國脫歐公投，而在2013~2015年間，歐洲民意在對待TTIP的態度上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即便如此，為何早期力求達成TTIP的歐盟也並不那麽著急了？

布魯塞爾智庫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主任霍素克·李-牧山浩石在其報告中指出，歐盟在TPP中所失去的貿易份額，大概等同於從TTIP中獲得的收益。在此情景之下，加速TTIP談判則變成了歐方的緊迫訴求，而做出兩手準備的歐盟也在近些年來加快了同TPP成員國的雙邊自貿協定談判的進程。

目前，在12個TPP成員國中，歐盟同墨西哥、智利、秘魯和新加坡已達成雙邊自貿協定；與加拿大和越南也達成了談判協議；與美國正在進行TTIP談判；與日本在進行歐日自貿協定談判。除此之外，歐洲打算升級與墨西哥、智利的自貿協定。

不過，在TPP命懸一線的當下，歐盟似乎也暫時無需為因TPP中所失去的貿易份額而過分焦慮了。

歐洲民怨沸騰

選舉政治、環保訴求以及對全球化進程的不安，構成了歐洲三股反對TTIP的中堅力量。其間更不乏湧動的暗流。

如果TTIP談成，其GDP總量將超過全球GDP總額的40%。雖然美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體量已經是全球最大，但TTIP的達成可以為歐洲每年帶來近1200億歐元的新增收入。目前，美國和歐盟之間的貨物與服務貿易量大約在日均20億歐元。

不過TTIP的反對者對此並不心動，並堅持認為，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條款危害了歐盟國家的民主和法制；同時，TTIP將傷害歐盟消費者利益，降低歐盟產品標準。

為應對民眾疑慮，歐盟委員會於2014年3月起在網絡上發起公眾咨詢調查，最終收到了15萬份回複，創下歐盟委員會公眾咨詢調查史上的最高紀錄。其中97%的公眾反對將ISDS條款納入TTIP。

在歐盟普通民眾看來，ISDS旨在保護外資，特別是大型跨國企業在投資國的利益。當出現利益沖突時，外資可以繞過主權國家，在國際仲裁場合對投資國政府予以起訴，也就是所謂投資者針對東道國的起訴機制。

當時，超過97%的受調查者認為，ISDS條款的隱憂在於，由於東道國希望獲得投資，從而在國內政策作出妥協，進而妨礙歐盟的司法公正，使公眾利益受損。最終，歐盟委員會貿易司提出要用“投資者法庭系統”來代替ISDS。

根據歐盟的設想，投資者法庭系統將比ISDS制度更加透明，擁有15名獨立法官，並具有上訴機制。法官將由美國、歐盟和第三國任命。然而可惜的是，美方談判團隊對此建議毫無興趣。美歐談判在此方面陷入死結中。而格外需要註意的一點是，德國正是該法庭系統背後實際的倡議者。

3年來，德國民眾乃至官方已從支持TTIP轉向反對。在今年5月的一次調查中，70%被調查的德國民眾認為TTIP對德國不利。此前這個數字僅為55%。而認為TTIP利大於弊的德國民眾只占17%。絕大部分受調查者都認為，TTIP協定有可能會削弱對消費者的保護。

這種看法在德國媒體曝光了TTIP談判文本之後到達了頂峰。在這次事件中，德國媒體曝光了280頁談判文件。其中可以看到，美國為向歐洲施壓所采取的強勢立場，而令歐洲普通消費者感到無比憤怒的是，此前他們所擔心的有關轉基因食品、令跨國公司強勢的ISDS機制等夢魘全都成真了。

不過，在世貿組織前總幹事拉米看來，美歐雙方在向公眾解釋TTIP談判內涵方面出現了失誤，並任憑反對TTIP的運動發展壯大卻毫無作為：TTIP 80%的談判都跟消費者保護標準、監管融合相關，只有20%的內容同典型的貿易問題相關，比如市場準入問題等。

失意的全球化

歐洲卡內基基金會資深研究員鄧普森（Judy Dempsey）指出，TTIP對於美歐而言有三點重要含義：首先，TTIP可加強二戰後由美歐建立的自由秩序。通過整合來設置經濟、金融和貿易規則，保護西方的標準和價值觀。其次，TTIP可防止歐洲的衰落。第三，TTIP可以恢複美歐之間已經減弱的跨大西洋主義。

一向推崇TTIP的拉米則認為，TTIP從價簽模式到衛生、安全標準的統一將令任何希望進入這一全球最大自貿區的企業都必須接受這一標準。“如果我們能談成，我們就成為了世界標準之源。”拉米說道。

然而，在歐元區整體經濟疲軟的情況下，民眾已疲於為政府的野心買單，取而代之的，是對於全球化擠壓本地就業的深深焦慮。

就在當地時間10月15日，西班牙民眾走上馬德里街頭，抗議TTIP，認為這一協定將破壞民主以及降低食品安全、環境和勞工標準等。在西班牙，甚至可以看到用加泰羅尼亞語所寫的反對TTIP的傳單。

當《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隨機采訪當地的抗議人群時，卻發現他們對於TTIP並沒有專業的了解，其反對的原因非常簡單：美歐新一輪自貿協定有可能造成對歐盟人口的新一輪就業擠壓，而尚未完全走出歐債危機的歐洲民眾已經不起這種折騰了。

西班牙的年輕人就更加焦慮。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即便有份職業的西班牙年輕人，起薪在稅後僅約為人民幣6000元，難以支撐馬德里等地高昂的房租。生活對於他們而言並不輕松，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自貿談判，實則挑動了歐洲人脆弱的神經。

的確，在貿易壁壘、ISDS機制等技術問題之外，TTIP還引發了歐洲本土中產階級對此輪全球化的抗拒。

法國前資深外交官和諾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上個世紀80年代讀大學時，老師都是自由派，倡導歐盟、自由貿易、全球化。然而伴隨年齡增長，許多歐洲人開始發現這種自由並沒有對生活再帶來更多的實惠。”

這令反對TTIP的勢力變得更加分散：以德國為首的國家，反對TTIP的多為著眼於歐盟食品、環境等標準的國內環保組織；在歐盟邊緣國家，反對TTIP則有關生計問題。

法國專註於貿易研究的雅克·德洛爾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法布里（Elvire Fabry）在近日報告中指出，TTIP所反映的，其根本仍是一個政治問題。“它所揭示的是，從工業革命以及20世紀下半葉貿易開放中受益的中產階級的萎靡不振。”

這些人曾經在全球化經濟整合中實現豐收，並有機會得到更廉價的消費產品，然而現在不得不接受全球生產分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從事需要一定技巧的中下層中產階級必須面臨來自於全球的競爭。

法布里繼而指出，全球中產階級的擴容可能對於歐洲人來說是一種擠出效應。“到了2030年，全球將增加30億的新中產階級，其中20億在亞洲，10億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他說道。

競爭青睞效率，並對美歐經濟起到了重新定位的作用，使美歐經濟向高附加值的服務業轉移。法布里認為，但是歐洲許多國家並沒有為這種職業再分配做出足夠的配套措施，特別是在那些深受影響的領域和區域，這一切都為近日對自由貿易的質疑種下了苦果。

TTIP能否起死回生

在第十五輪談判結束後，美歐雙方已互換文本，大部分章節的文本合並也已完成。這一輪談判的進展包括，美歐縮小在技術貿易壁壘方面的規則差異等。不過，在比如原產地規則、政府采購市場準入、生物科技與數據本地化、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監管合作等核心方面的分歧仍然巨大。

比如，歐盟希望美方在談判結束之前，可以在農業和政府采購等問題上實現非立法性質的退讓，在不廢除“買美國貨”法案的同時，可以同意創建行政性豁免條款，而這並不是不可能實現的。

美方則在此原則上毫不退讓。原因在於美方認為，歐洲企業在美國公共采購市場方面的準入已經是美國企業在歐洲的兩倍，而且這還是在剔除了“買美國貨”法案以及其他限制之後的結果。因而美方僅希望將目前談判成果鎖定，即達成此前傳聞中的“輕版本”TTIP。

需要指出，英國脫歐的後續走向、美國大選以及法德大選結果都將對TTIP的結果產生決定性影響。

目前，歐盟將在11月11日的歐盟理事會上對TTIP進行盤點並提出新的建議，而美國大選日則在11月8日。因此，TTIP能否還有一線生機，就看美國選民的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