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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资本潮”样本:金卫医疗腾笼换鸟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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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cbh.com/HTML/2009-8-6/HTML_KTPJD0VAIKIM.html


医改催生的市场扩容正牵动着资本亢奋的神经。8月2日,一位正前往北京对金卫医疗(00801.HK)进行调研的某香港基金经理向记者透露,该投资基金已经在广东蹲点一个多星期,主要是了解这边的医疗器械企业和市场,尤其是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储存业务。

“金卫医疗旗下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储存服务业务已经分拆上市,但事实上,很多投资者并不清楚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储存业务在国内的发展状况。”该人士说。

7月底,金卫医疗旗下另一电子消费业务北京派普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在美国通过借壳换股,实现分拆上市。

目前,金卫医疗正在广泛接触这些投资方,该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甘源曾公开表示将择机分拆旗下多个业务分别上市,目前,该公司旗下还有中药、医疗设备销售和医院管理等多项子业务正在培育中。

“金卫医疗就好像一个项目孵化器,养一个项目,最终目的是要分拆上市。”上述基金经理分析。

分拆上市

金卫医疗发迹于医疗器械领域,2001年,依靠北京京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自体血液回收系统成为国内第一家海外上市的医疗高科技企业。

但是多年来,京精医疗设备公司的业务发展缓慢。据该基金经理透露,“医疗设备业务产品单一,虽然呈增长态势,但是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投资收益成为金卫医疗多年来的重要盈利支撑。”

金卫医疗历年财报显示,2007年度,该公司65%的收益来自于营业外收入,而2008年度,由于投资环境下滑,没有营业外收入,该公司利润同比下滑43%。

截至2009年3月份的过去一年,尽管金卫医疗调低自体血液回收系统20%的价格来打开中小型医院市场,但是其医疗设备营业额仍然同比下跌2%,只有2.76亿港元。

甘源表示,2008年,该公司新上市的3000H型血浆置换治疗系统、HS-9000型快速加温输液泵两种产品,目前正在开拓市场,或将为金卫医疗的核心业务带来希望。

即 使医疗设备主业不尽如人意,但是金卫医疗的市值增长速度惊人。刚刚完成上市的北京派普科技是金卫医疗于2006年出资4.6亿元收购而来,持有50%的股 权,去年,北京派普科技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募资9000万美元,集资后升值2.7亿美元,金卫医疗持有摊薄后北京派普科技33.5%的股权,相比初期投 资的价值增长了50%。

“宸弘生物经过包装后,以‘中国脐带血库企业集团’实现分拆上市,其市值可攀升到3亿美元,金卫医疗持有该公司 50.25%的股权,而金卫医疗当初付出的真金白银只有不到5000万元人民币。”上述基金经理对甘源的资本运作深表折服。宸弘生物是中国首家合法执业的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企业。

据该人士透露,2003年,金卫医疗从北京纬晓生物技术开发公司以1.3亿港元价格收购北京佳宸弘生物技术公司51%的股权(5000万股)。而这1.3亿的收购价中,金卫医疗仅支付5000万元的现金,其它由4000万股金卫医疗的股票作为对价。

几乎同时,金卫医疗斥资497万美元认购北京源德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678万股新股,占后者稀释后总股本的25%。源德生物拥有生产可以扫描及治疗癌症的高能聚焦超声肿瘤治疗机的技术。

德源生物已经于2005年重新包装为“中国医疗技术公司”登陆纳斯达克市场,该公司从上市16美元收盘价曾一度攀升至42.5美元一股。2006年3月,金卫医疗抛售2200万中国医疗的股权,套现4.3亿港元,第一次收获养鸡下蛋的成果。

腾笼换鸟

据记者从公开资料查证,虽然金卫医疗短短五年已经孵出了三家上市子公司,目前,其旗下还有多个业务正在孕育之中,

去年,金卫医疗曾以8.3亿港元的代价大手笔收购内地民营医院建亮医院管理(中国)有限公司60%的股权及北京道培医院、上海道培医院各70%的权益。收购完成后,该公司获得全国性医院经营管理牌照及资质。

甘 源在今年7月份的财报中强调,为了抓住中国医疗改革所带来的难得发展机遇,集团进军医院管理及服务领域的战略举措,不仅有利于实现新业务与现有核心业务间 的协同效应,更有助于提升集团在中国医疗行业市场的竞争力和战略布局。由此可见,金卫医疗孕育的下一个鸡蛋或为医院管理业务。

此业务正契合目前新医改中医院实施“管办分离”趋势,“如果公立医院体制改革顺利走向管办分离,医院实行法人治理制度,不管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未来医院的营运业务必然将移交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专业医院管理机构来操作。”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医改专家顾昕认为。

但是医院管理尚面临强大的医疗管理体制改革风险,因此,金卫医疗还在布局中药产业和医疗设备销售网络。

2004年,金卫医疗收购中药制造商北京琦杰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并与国药集团、恒瑞医药共同成立专业医疗设备销售公司国药集团联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UCMC),持有37.8%的股权。

此后,中药业务连年亏损,到2007年底,琦杰源亏损5000多万元。2007年12月,金卫医疗将中医药业务琦杰源与英国及爱尔兰最大规模之医药保健连锁店China HealthcareInc.(CHI)进行资产重组,即CHI以该公司40%的股权收购琦杰源。

重组后,琦杰源成为CHI的控股子公司,金卫医疗拥有CHI40%的股权,CHI由连锁药店摇身一变,成为从事天然植物药研发、生产、检验到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中草药企业集团。

“金卫医疗用医疗器械业务搭建了一个鸟笼,不断向资本市场卖出长大的鸟,再买入雏鸟喂养,等待长大后再卖。”上述基金经理如是说。

2009年6月,金卫医疗成功实现由香港创业板转至联交所主板上市,从此登上了一个更宽广的资本平台。

因此,该人士认为,金卫医疗进入的每个业务都属于细分领域,各业务板块关联度低,且金卫医疗对子业务并不直接控制管理,腾笼换鸟的资本运作方式对公司财务贡献很大,但对企业产业布局和主业发展毫无关联。

“投资者一直比较关心的是,在医疗器械迎来医改催生的巨大市场利好下,该上市公司是否在努力去编织更大更多的鸟笼。”该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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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蜕变:“御药房”借力“新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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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勋现在还忙着在京郊各个工厂之间跑。

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同仁堂第一代药工。1953年,他作为所在药店的骨 干,被北京市总工会调集加入同仁堂。“当时同仁堂只有170多人,国家说同仁堂发展需要人,就把我们100多人调过去了,那时候我才20岁出头。”李老回 忆着他来到同仁堂的过程,说话间,顷刻已是56年。

创办于1669年,被雍正皇帝1723年钦定为供奉御药房、代制内廷所需药材的“定点药店”的同仁堂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制药企业之一。60年在同仁堂的历史上并不算长,然而在这60年里,同仁堂经历了破裂、重生、兴盛和腾飞。

事实上,中药作为我国的特殊文化符号,一直面临着传承和拓展的困惑。传承几千年的中医药受到西药的强烈冲击。然而随着民众健康意识的复苏,以“治未病”为主的中药重新受到重视。

新的医改方案中,中医药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同仁堂集团总经理梅群表示:“国务院提出了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北京市又将医药产业列为未来的经济支柱,这些都是同仁堂应该抓住的历史机遇。目前公布的基本药物目录中,同仁堂有42个品种入选,包括四个独家品种。”

同仁堂目前确立的战略是“以现代中药为核心,发展生命健康产业”,从传统的中成药进入保健品、药妆等健康产业领域。同仁堂集团总工程师田瑞华告诉记者:“中药企业向病源上游转移已经是大势所趋。目前同仁堂正在健康领域扩张,这也是未来我们所依仗的重要支柱。”

梅群表示:“健康药业成立之初的年销售收入仅2亿元,今年将达到30亿元。未来,治疗药品和保健品将各占一半,争取在5年之后,两大板块的销售额都突破100亿元。”同仁堂健康药业公司成立于2004年。

同时,同仁堂继续在下游产业链上延伸。目前公司拥有1000家零售药店。将在5年之内新开设1000家,包括100家海外药店。

2008年底,同仁堂在其工厂原址上成立了同仁堂中医院,试图用340多年前乐显扬“前店后厂”般的方式,为中医扬名。

梅群承认,要想让中药真正走向世界,以同仁堂为代表的国内中药企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尽管同仁堂已经走出国门,但真正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并不多,大多数的海外同仁堂开在华人聚集区。中药也不被视为治疗药物,而只是被批准为保健品。

田瑞华告诉记者:“同仁堂至今还保存着498个古配方,其中超过一半的配方出于各种原因从未公布过,这将是中药的巨大财富。”
同仁堂 同仁 蛻變 藥房 借力 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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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醫改的邏輯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2-23/100341794.html

朱恆鵬

  以安徽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綜合配套改革為代表的基層醫療機構改革,建立的是公立衛生院(及社區中心)佔據主導地位的基層醫療組織結構。其中村醫 又被納入鄉村一體化管理。衛生院和社區中心採取的是「定崗定編」的人事制度和「收支兩條線+績效工資制度」的收入分配製度。這種體制,形成的是「行政等級 制+弱激勵機制」。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基層醫療機構吸引不到、留不住好醫生,同時在位的醫生人浮於事,嚴重缺乏工作積極性。

  為什麼會是這樣一種結果?

  首先,一旦整個醫療服務市場形成以公立機構佔據主導地位的格局,那麼就必須建立嚴格的行政等級制。也就是說,在公立機構主導的情況下,醫療資源 包括作為核心資源的醫生,也包括與之相對應的醫務人員工資水平等都必然按照行政等級分配,優質資源包括醫生這一核心資源必然呈現金字塔結構,行政級別越高 的醫療機構獲得的優質資源包括好醫生越多,而處於最底層的基層醫療機構獲得的肯定是最差的醫生。

  因此,一旦將基層醫療機構回歸到由國有事業單位體制主導的格局,行政等級制必然出現,留在基層的醫生必然是水平較差的醫生。

  在目前的鄉村一體化體制下,村醫作為衛生院的下屬,成為這個等級制體系的最底層;同時村醫沒有國有事業單位身份,這又使得村醫成為受衛生院管理和控制的體制外人。既是最底層、又在體制外、還被管理,當然就成為最弱勢、有義務和責任,卻沒有權益和保障的一個群體。

  其次,公立醫療機構中實際實施的必然是「收支兩條線+財政支付工資」體制,由此形成的薪酬制度必然是論資排輩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制度:同樣的學歷、資歷和崗位,拿同樣的薪酬。個人薪酬與個人的實際勞動付出,並無多大關係,必然是一種弱激勵制度。

  原因在於:(1)行政部門沒有能力對醫務人員進行有效的績效考核;(2)政府官員缺乏積極性把考核工作認真做好;(3)公有體制下,不允許醫療機構擁有收入自主權,不允許醫生之間和醫療機構之間出現較大的收入差距。

  於是乎,毫不奇怪,當形成由真正的公立機構主導的基層醫療服務供給格局時,城鄉居民在這些公立衛生院(社區中心)看到的基本是最差的醫生以最差 的態度在工作。所謂「真正公立」的含義,正是某些人近年來一直呼籲的「醫務人員的工資由財政足額發放、醫療機構的運營經費和基建經費財政給予充分保障、醫 務人員的個人收入不再和醫藥收入掛鉤」,也就是「收支兩條線+財政保障工資和基本運營經費」的制度。

  安徽模式的另一個問題是把醫改變成了藥改。由於基層醫療機構面臨很強的市場競爭,高價賣藥的能力較弱,和二三級醫院相比,其藥價虛高問題要弱得 多,城鄉居民的不滿也弱得多。所以藥價虛高問題不是基層醫療機構的主要矛盾。基層醫療機構的突出問題是醫療服務水平嚴重偏低,不能有效滿足城鄉居民就近方 便看病的需要,從而使得城鄉居民蜂擁到大醫院就診,加劇了看病難和看病貴現象。因此,基層醫療機構的改革和建設應該著眼於能力建設而非藥價問題。基本藥物 制度的根本問題就在於它不僅不能提高、反而明顯弱化了基層醫療機構的服務供給能力。

  行文至此,基層醫療改革的目標模式已經相當清晰:除執業資質要求,放開准入,形成自由執業的、以私營診所為主體的初級醫療服務供給格局。

  至於「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政策目標,應該通過全民醫保制度來完成,政府的任務是為全民醫保籌資補需方,同時為形成競爭性的醫療服務格局創造政策和制度環境。

  具體說來,基層醫療機構改革的目標模式是:(1)提供初級醫療服務的全科醫生以個體或合夥執業為主體;(2)城鄉居民的基本門診費用60%以上 由醫保負擔;(3)全科醫生成為整個醫療服務體系的守門人,城鄉居民首診須到全科醫生診所;(4)城鄉居民擁有自由選擇定點門診機構的權力;(4)醫保對 作為守門人的全科醫生採取按人頭付費或其它適宜的(比如門診個人賬戶)付費機制,醫保資金跟著參保者走;像婦幼保健這類公共衛生經費,也完全可以採取按人 頭付費,並且費用跟著參保者走的模式。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基層 醫改 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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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醫改3年】新醫改之後怎麼改 改了基層改城市,用完計劃用市場

http://www.infzm.com/content/81142

編者按: 新醫改三年,開出什麼藥方?是否對「看病難、看病貴」這一世界性疑難雜症見效?

1985年放權讓利的市場化醫改之後,從2009年開始的新一輪醫改,政府主導,市場讓位。顯而易見的改革成效是,對醫療的財政投入劇增,醫保覆蓋到全民。

但未來的挑戰同樣嚴峻:如何讓大醫院真正成為市場主體,如何為社會資本打開大門,如何讓管醫院的和辦醫院的各幹各的事情?答案恐怕將再次回到市場化的軌道上。

為了探索下一步改革,全國各地都在進行各種試點。南方週末選取其中兩個加以記錄:一為「管辦分開」目前最徹底的成都,一為最先全面取消藥品加成,實行「零差價」的深圳。兩處試點,各有得失,以為改革提供鏡鑑。

醫改是世界性難題,迄今各國都沒有完美方案。中國能做的,誠如國務院醫改專家諮詢組成員劉國恩所說:「不改革看不出問題,發現問題再解決問題。」。

2012年9月17日上午,國新辦在北京召開衛生事業改革發展進展新聞發佈會。衛生部部長陳竺在會上宣稱:2009年3月新醫改啟動以來,經過三年多的努力,五項重點改革統籌推進,取得了重大階段性成效。

三個月前,國務院醫改辦在其起草的一份總結報告上也作出了類似的樂觀結論。國務院醫改辦是2008年12月為統籌協調新醫改相關工作而成立的新機構,與以往醫改主要由衛生部推動不同,新醫改參與部門多達20個,發改委系統的主導權明顯增強。

但在學界、基層醫改參與者中,對新醫改成效的判斷卻有另一種聲音。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恆鵬在他考察基層之後撰寫的一份調研報告 中寫道:新醫改加大政府對公立醫療機構的財政投入,對公立醫療機構定崗定編、財政保障醫務人員工資等把公立醫療機構恢復為傳統國有事業單位的做法,無助於 降低城鄉居民的醫療負擔。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也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目前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事實上重回了計劃體制,「大鍋飯」的種種弊端可能捲土重來。

新醫改三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解決了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難題?以政府主導的方式來推行的「藥方」是否能收得奇效?

從市場化到政府主導

在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歷程中,中國醫藥衛生體制的改革一直是民眾關注的焦點。幾乎每隔十年,就有一波事關改革方向的爭論發生。爭論的核心無非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化、強調公益性還是強調效率。

1985年啟動的第一輪醫改,其核心思路是放權讓利,擴大醫院自主權。這種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成了此後20年裡的主旋律。1996年,《中共中央國務 院關於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下發,繼續強化這一市場化方向,其中對醫療機構的改革,與國企改革思路一致,以「放權」和「醫院自負盈虧」為核心。

但在權力下放的同時,政府對醫藥衛生事業的財政投入卻逐年下降。而醫院的逐利衝動演化成了種種亂象,看病難、看病貴的社會問題引發了人們對市場化醫改的反思。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政府主導派佔了上風,2009年實施的新醫改打出了強調公益性的旗號,試圖依靠政府主導來解決難題。

在「公益性」大旗指引下,「強基層」成為新醫改突破口。國務院對新醫改第一階段(2009年到2011年)五項重點工作的安排中,四項皆圍繞基層展 開:一是加快推進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二是初步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四是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逐步均等化。這裡的基 層,指的是城市裡的社區醫療機構和農村的鄉鎮衛生院。

國務院醫改專家諮詢組成員劉國恩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是群眾看病就醫的重要平台,也是市場失靈的地帶,加強對基層的投入,是政府公益性的體現。另外一個現實的考慮是:基層醫療機構利益糾葛比大醫院少,易於推動。

「藥品零差價」改革,成為撬動基層醫改的第一板斧。所謂藥品零差價,即取消基層醫院的藥品加成,將藥品以進貨價賣給患者,以此改變醫院「以藥養醫」的體制,降低患者負擔,解決「看病貴」難題。

但取消了佔醫院收入六成以上的藥品加成,基層醫院如何生存?「原本的思路,是按15%的加價率,由財政直接補損失,後來發現,各地實際加價率都不一 樣,很難據此算出補貼數額。」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恆鵬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最後不得不配套出兩個辦法:人員「定崗定編」和「收支兩條 線」。

在北京南彩鎮衛生院,實行「收支兩條線」後,醫院的收入通過財政專戶直接上繳到區財政,支出則由財政以補貼和專項資金的方式下撥。

醫務人員薪酬制度也進行了調整。改革後,醫生的「公務員」性質更加明顯,名額定崗定編,工資由區財政劃撥。職稱、工齡和績效決定了不同醫生的工資水 平。體現醫生不同工作狀態、能力的績效工資,由醫院定指標考核,不同醫生間最多相差幾百塊。「改革前醫生平均工資也就兩千多元,現在平均能拿到四千多 元。」南彩鎮衛生院副院長朱春麗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一系列改革,重建了基層醫院的管理制度和權力結構,院長的多項權力被上收到行政管理部門。而有了投入,基層醫療機構的硬件設施得以改善。南彩鎮衛生 院就重新進行了裝修,增添了彩超機、全自動生化儀等醫療設備,信息系統也進行了更新,電腦裡裝上了全北京統一的門診系統,方便以後醫療資源的共享。

但新的「大鍋飯」體制不免產生諸多問題。朱恆鵬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據其在安徽蕪湖的調研,原來幹得好的醫生被「逼」走了,「改革前衛生院自主經營,好的醫生年收入5萬-6萬元,有的甚至達到7萬-8萬元,改革後財政發工資,年收入僅為4萬元左右。」

對於陳竺在發佈會上所說的「醫改三年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診療人次比改革前增加8.43億,增長了28.5%」的統計數據,朱恆鵬也在基層調研中 不止一次發現了「指標」背後的秘密,「為了完成門診量的考核指標,有的醫生誘導輕病病人甚至無病者多看門診,比如建議老年人兩天來量一次血壓,以此做大門 診量同時降低均次費用,同時滿足了兩個考核指標的要求。」

「這說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效率在下降,與改革希望將患者留在基層的目標相悖。」朱恆鵬說。他在安徽蕪湖縣的調研數據顯示,2008年到2011年以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保農民和城鎮居民參保者的縣內住院率下降幅度較大。

藥品「統購統銷」

除了取消藥品加成的管理制度變革,過去3年在基層醫療機構推行的「基本藥物制度」,亦是新醫改主推的理順「醫藥關係」的重要改革內容之一。

所謂基本藥物,是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並倡導的概念,幾經修改後的最新版本是指能夠滿足人群衛生保健優先需要的藥品。本輪醫改中,衛生部在2009年8 月發佈《關於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意見》,遴選確定了307種基本藥物,各地根據當地實際和群眾用藥習慣,平均增加210種,正式在基層醫療機構全 面建立基本藥物制度,與之配套的藥品集中招標採購制度,也同步推行。

「推行基本藥物制度,並不簡單只是為了降低藥價,更主要的是確保基層醫療機構的用藥安全,讓基層用藥質量過關、可及、價低。」一位不願具名的醫改參與者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2010年,安徽省副省長孫志剛擔任國務院醫改辦主任後,將安徽同時考察藥品生產能力和價格的「雙信封」招標模式,上升為國務院56號文在全國推廣,基本藥物制度的主推者也從衛生部轉移至國務院醫改辦。

國務院醫改辦提供給南方週末的統計數字顯示,2011年7月底,基本藥物零差率銷售在公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已經全面覆蓋,實行新的基本藥物採購機制後採購的藥品價格比制度實施前平均降幅30%左右。

但採用這種賽馬機制後,很多藥企不得不壓低報價,以迎合「價低者中標」的遊戲規則。甚至,一些藥品的中標價已經明顯低於成本。

中國藥品企業協會會長於明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招標辦用「單一貨源採購」和「30天付款」的承諾吸引藥企主動降價。於是,個別企業甚至不惜低於成本 報價,但中標後卻發現政府的採購量遠遠達不到承諾量,政府的付款期又慢,壓力之下就用劣質藥品以次充好,才爆發了毒膠囊等問題。

「二百多家企業集中出現問題,你說是什麼問題?」他說。

而朱恆鵬的調研結果則揭示出另外一種現象,在2009-2010年各省份實施的藥品省級集中招標採購中,中標藥品價格沒有實質性下降,甚至相當一部 分明顯高於此前基層醫療機構的零售價。以陝西延安市子長縣醫院為例,採購額排名前10的藥品的總採購金額佔了該院藥品總採購金額的42%,而這些藥品的採 購價格是市場平均價格的4.9倍。

「集中招標採購制度,實際上就是統購統銷,強化了行政權力帶來的壟斷,不僅藥品價格沒有實質下降,反而醫藥企業負責政府公關的部門越來越龐大。」朱恆鵬說。

大醫院改革艱難推進

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被列入新醫改的五項重點改革內容之一。但在此輪新醫改中,醫改的核心命門——大醫院改革,卻始終推進艱難。

2009年,國務院醫改辦在各地試點城市中,選出16個有代表性的城市,作為國家聯繫指導的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2010年起開始正式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

「從2010年開始一直到2012年1月份,我們幾乎跑遍了所有試點城市,說得刻薄一點,公立醫院改革基本沒改。」朱恆鵬說。

國務院醫改辦主任孫志剛在2011年接受新華社專訪時也承認,儘管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工作取得了一定進展,但距離社會各界的期待還有較大差距。

中國的醫療服務提供者——醫院,是一個行政和市場的奇怪結合體。根據衛生部的數據,中國至少九成的醫療服務,由事業性質的公立醫院提供,在這些公立醫院裡,院長由組織部任命,醫生由人事局招聘,藥價受發改委管制,而營收則要面向市場。

新醫改方案,實質上是要給公立醫院鬆綁,「像國企改革一樣,讓公立醫院成為獨立的市場法人主體。」安貞醫院副院長周生來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因此,國務院在醫院改革的指導方針是: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分開。

但目前的改革試點,真正觸及體制的並不多,部分地區以「管辦分開」為突破口的改革探索也阻力重重。管辦分開,就是要把辦醫院的職能從衛生部門分割出來,實質是為接下來的公立醫院的產權改革打下基礎,也為引入社會資本辦醫創造平等競爭環境。

未列入試點城市的成都卻是推行「管辦分開」力度較大的城市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國務院醫改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劉國恩,同時也是成都醫改專家諮詢組組長,他認為成都「至少從形式上和框架上是最徹底的分開」。

但在參與了幾輪公立醫院談判後,劉國恩明顯感到阻力:「部分年輕醫生期待改革,願意承擔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換取更好的發展機會。但醫務人員普遍對身份的變化感到恐懼,不願放棄醫院目前事業單位優厚的福利保障,一些既得利益的醫院高層態度曖昧。」

但對於醫生是改革阻力的說法,安貞醫院副院長周生來強烈反對:「醫生也想光明正大掙錢,哪個國家能像我們這樣三天兩頭打醫生的?」

一位接近醫改辦的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改革實際拆解的是衛生管理部門的利益。推進管辦分開,不同部委也有較大分歧,「發改委想推,衛生部不願意, 國家方案出來後,衛生部的人在十幾個試點城市到處飛,強調不主張脫離衛生系統。」在一些地區的管辦分開中,醫管局依舊是衛生局的一個處。

「國務院有關部門也早已意識到上述問題,在2012年剛剛發佈的『十二五』醫改規劃及其實施方案中,已經將醫院改革列為下一階段醫改的重點。」國務院醫改辦一位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下一步,市場化?

2011年5月,國務院醫改辦牽頭研究制定了《十二五醫改規劃》,並在3月21日以國務院名義正式印發。這份醫改規劃,明確了2012-2015年 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階段目標、改革重點和主要任務:加快健全全民醫保體系、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運行新機制、積極推進公立醫院改革,俗 稱「三醫聯動」。

以此為標誌,新醫改進入第二階段。縣醫院被確定為此階段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的突破口,目前第一批311個試點縣市的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已經啟動。

和第一階段向上收權、行政力量強勢介入不同,最近連續出台的醫改文件似乎正在強化醫改中的市場化方向。

2012年8月31日,國家發改委等六部門聯合發佈《關於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將大病醫保納入社保保障範疇。指導意見的亮點在於首次將商業保險引入社保。

此前,新醫改三年最值得稱道的是醫保制度的推進。據國務院醫改辦發佈的報告,到2011年底,基本醫保已覆蓋全中國13億人口,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的政府補助標準從2008年的每人每年80元,提高到2011年的200元。

就在大病醫保政策公佈的同一天,北京終於祭出徵求意見半年之久的鼓勵社會資本辦醫的具體政策,政策強調民營資本可以進入各種類型的醫療機構,並將在財政稅收政策上予以平等待遇。

針對這一趨勢,上述不願具名的醫改參與者向南方週末記者強調說:「醫改從來也沒說要排斥市場力量,這是醫改一以貫之的思路,如果各地嚴格按照中央精 神推進,是不會出現效率下降等問題的,但目前我們的文件都是指導性文件,允許各地試點,有的地方就會出現一些問題,我們也瞭解到這些問題。」

那麼,十二五期間將重點推進的縣醫院改革,會延續基層醫院的改革思路,還是更傾向於市場化的改革方式?

國務院醫改辦主任孫志剛2012年6月18日在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的演講中提到:「今後四年,公立醫院改革主要做好三篇文章,一是破除以藥補醫,二是創新體制機制,三是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提出在大醫院實行基本藥物制度的打算。」

不過,醫改推行部門之間仍存在不同意見,並正在進行各種試驗。2012年9月17日的發布會上,衛生部部長陳竺明確表示,基本藥物制度也必須向各級醫療衛生機構擴展,也就是說要向醫院擴展,從而進一步擴大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成效。

新醫改的另一個壓力,來自財政補貼的可持續性。「十二五」規劃已經明確,未來三年政府對新醫改的投入力度和強度要高於2009-2011年的投入水平。但在目前經濟形勢下行的壓力下,普遍存在隱性赤字的地方政府多面臨財政壓力,地方消極觀望,推動醫改動力不足。

朱恆鵬認為,根本的解決之道是開放市場,引入社會資本辦醫,同時改革公立醫院,使雙方真正在平等環境下競爭,提高醫療服務供給數量和質量。

但要營造一個平等的競爭環境,卻不是僅僅政策鼓勵這麼簡單。公立醫院在體制內不僅享受政府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還擁有民營醫院所不具備的體制優勢。

「大量好醫生集中在公立醫院,最主要的吸引力不是收入,而是公立醫院明顯優於企業的退休保障,以及對學術地位的壟斷。好的醫生很看重這些。」北京三博腦科醫院院長張陽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除此之外,在醫院評級、醫生評職稱等方面,民營醫院都屬於「被忽略」的角落。


醫改 之後 怎麼 改了 基層 城市 用完 計劃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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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醫改施壓藥價降 醫藥代表年終獎從80萬降到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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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代表的「私密」年會

明年銷量應是負增長,真正艱難的日子開始了

12月18日,南京大吉度假村,紫金廳。

張強(化名)穿著新買的CalvinKlein羽絨服,挨個與同行們握手,時而拍拍「戰友」的肩膀,說得最多的是,「今年的業績咋樣?」

這是江蘇一家藥企的銷售經理們私下組織的「小年會」,20多人參加,都是區域銷售經理級別,下級、上級和其他部門均被排除在外。

近兩年基層醫療機構實行零差價銷售、限制大處方,像張強這樣的藥品銷售經理——高級藥代們,日子不好過。張強今年只完成了銷售總額的80%,這在一家動輒追求年增長率20%以上的製藥企業看來,僅僅是差強人意,但同行認為這已經是最好狀態了。

指標不合格要扣年終獎,但還不僅僅是年終獎的問題,張強和同事們匆匆趕在公司之前開了這場私密的「小年會」。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統一戰線的會議,商討的是如何與老闆抗衡。

小型密會

張強是該藥企浙江地區的銷售經理,他今年完成了80%的銷售額,而他的同行老周,只完成了60%多。

張強估算自己今年的獎金能到40萬,雖然全額獎金是80萬,「但這個指標不合格扣點,那個評價不好扣點,能拿到40萬就不錯了。」

在醫藥界,年終全額獎金就像一盞神燈,永遠在你的頭頂照耀,但就是抓不到。

老周說他的年終獎只能拿到10萬左右。

年終獎金並不是促使他們決定聚會的主要原因,他們嗅到了另一個危險的信號——明年任務的加碼。

鄒林是負責陝西市場的一位女經理。12月15號,她與公司副總電話溝通一個腫瘤藥品的副作用時,意外得知公司的高層指標會已經結束,給她制定的2013年銷售任務比2012年提高了120%。

「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今年才到總任務額的65%,而且縣級醫院的改革已經開始了,明年的體現會更明顯。」公司「以跑量拽利潤」的銷售方式令鄒林和其他銷售經理們恐慌。據公司內部私傳,張強2013年的任務量將比2012年上漲200%。

他們決定要團結起來,與高層進行一次「商榷」,組織者是張強。「單打獨鬥風險大,不如團結。」張強說。

在醫藥界,醫藥企業的年會主要由幾個內容組成:上一年的銷售總結、下一年的任務下達和新產品知識培訓,吃飯、遊玩的時間也往往充斥著談工作的聲音。

在這些大塊內容中,還有和領導交流心情的環節。而這個環節的作用更多體現於銷售經理與領導就銷售指標「討價還價」,銷售經理極力遊說領導降低任務。

張強和同事們在密會裡商討的第一主題便是:2013年的銷售額不能同意目前領導們做出的100%以上的漲幅,要將漲幅拉低在20%左右——這幾乎是高層目標的零頭。

年會焦慮症

張強的上一個東家是上海統馳醫藥企業,因為在2011年公司年會發生的一件事,令張強吃一塹長一智。「總的天花板是不變的,想改變只能取決於領導的心情,以及和領導的私交。」那一年的談判,張強被撅了回來。張強說,這家公司負責銷售的老總非常激進,一味地強調數字,並不分析市場情況,因個人做事風格不同導致關係一度惡化。

2010年,為迴避招標的賄賂情況,國家出台政策,醫院用藥實行省級集中招標採購,取消以往的各市級自行招標的現狀。

此次招標中,中標的藥品幾乎都出現大幅度降價。張強負責的江蘇市場中,一款抗感染類藥品從原來的16元降到了4.8元。為了起死回生,張強奉命拎著10萬元,住在招標辦斜對面的快捷酒店,不斷找熟人與負責招標的人拉關係。

但此次的招標程序備受外界關注,又是首次開展,張強的錢送不出去,他挨了銷售老總的訓斥。

針對該藥品,張強建議退出競標,銷售老總不同意。在日後的供應中,由於虧本,公司決定停產,但由此造成的惡劣影響使得張強在日後的工作中非常被動,他和銷售老總曾在這件事的交涉中不止一次發生口角。

年終談判環節也未有奇蹟發生。當晚的晚宴中,多輪推杯換盞之後,張強已有幾分醉意,他端著酒杯來到同有醉意的銷售老總面前,兩人再度發生「不和諧」。

事後張強坦承,也有存心借酒撒瘋的成分,本想把怨氣撒出去,結果還是得罪了上層,一個月後,他帶著未完成的事業理想離開了他的老東家。

工資不漲

之後,他加入了這家江蘇的製藥企業。但在這家企業中,張強的心情同樣未能舒展。

在醫改深化的大背景下,總體的藥價水平確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以江蘇為例,官方公佈的數據是,2010年共有6037種藥品規格不同程度降價。到2012年,江蘇全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基本藥物的實際銷售價格比基本藥物制度實施前平均下降42.7%。

然而,藥企高層強調的是利潤,這令實際接觸市場的張強異常焦慮。業績的壓力也在改變著張強的收入,最壞的情況是看不到漲幅。

「我們以前小聚喝的都是茅台、五糧液,一半是價格一半是心情。」張強說,現在他們喝的都是啤酒,不是銷售經理們喝啤酒無底,而是沒有希望的照耀,沒心情喝。

12月18日晚上的那場「小年會」,張強喝的是黑啤。在與會的這20多名銷售經理中,資格最老的在2000年前入行。那時,醫院沒有實行招標程序,醫院可以自行採購,是銷售經理們最感覺不到競爭的時代。

2000年,醫院開始推行用藥招標,醫藥銷售有了些許限制。製藥企業遍地開花,由於產能過剩,創新能力不足,幾乎都停留在普通仿製藥階段,自主研發的「獨家產品」微乎其微,公關醫院、醫生成為重要的銷售手段。

張強的同事老楊在2000年之前,他的年收入是10萬多元。到2005年時,年收入達到了40多萬。2006年,針對醫藥賄賂,糾風辦開展了整風運動,多名醫藥代表被抓,行業逐漸回落。到2007年,老楊的年收入達到50萬左右,增長幅度明顯降低。

2008年新醫改開始,隨著基本藥物制度實施,中標藥物價格降幅平均達40%,零差價在基層醫療機構銷售,多數藥企調整銷售策略,將這一市場的銷售額實行放養,「大都是保本,有的幾分錢利潤,不供貨上黑名單影響其他。」老楊說。

因為微利,國家全額報銷品種,這一環節醫生的處方回扣消失。老楊、張強等銷售經理們將目光盯向二、三級醫療機構,拚命想保住銷售額,並爭取一定的上漲。到2009年實際推開,及發展到2010年,國家實行省級藥物招標,藥價不斷下壓,製藥企業的利潤最高保持在了15%。

失業

在陸續的改革政策實施下,張強、老楊變得更加焦慮起來。

以往輕而易舉能請出來吃飯的醫生,現在見一面都變得不容易,而禮品卡和現金變得敏感起來,只能通過學術報告、幫忙發論文等手段套近乎。

2011年,對於藥企來說,又是一次「重創」。衛生部宣佈,縣級醫院改革試點啟動,這部分醫療機構實行零差率銷售藥品,試點地區之一江蘇還出現了由衛生局出面操辦的醫院和藥企之間二次議價的行為。

通過二次議價,製藥企業的利潤再度被打壓3%到14%不等。一直到2011年,老楊的年收入總是停留在50萬出頭的水平。「今年的情況也不樂觀,明年也許會下降。」老楊說。

2012年,衛生部出台了抗生素限制使用文件,這對以抗生素藥為主要產品的企業來說,無異劈頭一刀。據張強介紹,以往銷售額100萬的藥品,限制抗生素後銷售額只有40萬。

2013年或有更難堪的局面。各省區的醫療機構將進入「一品雙規」的時代,即以往一個醫院一個藥品通用名,會有5家左右藥企的產品納入採購範圍,進入醫院銷售。而一品雙規後,只能有兩家藥企的產品同時出現在醫院內。這對於藥企來說,是又一輪廝殺的開始。

目前門診處方限額,已在江蘇、安徽等各地實行。即醫生開的單個處方中,醫保報銷的藥物金額不能超過80元,部分地區為30元、100元不等,而用量必須控制在3天。「這都是在控制患者醫藥費用的增長,但也控制了藥品的銷量。」張強說,明年之後將會有很多銷售經理失業,也會有很多藥企過不下去。在這麼多政策面前,能再出現增長就是大仙級銷售。

張強和同行們分析,即使洗牌、整合,也將會持續幾年。而目前的密會,也只是在為眼下爭取一些空間。但在張強和他同事的心裡,明年的銷量應該是負增長,而他們的日子,將真正開始難過。

醫改 施壓 藥價 醫藥 代表 年終獎 年終 80 降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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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檔棄外商高薪 抓住崛起的創業點 借機下蛋法則 合富搶食中國醫改大餅

2013-02-25  TWM
 
 

 

回台掛牌上櫃的合富醫療,是台灣最早進軍中國醫療通路布局的企業。夫妻從早期的外商專業經理人,到攜手創業成功,去年EPS逾三元。在中國積極推動醫改的商機下,合富成為台灣醫療通路領域的新明星。

撰文‧林宏文

走進合富醫療控股公司位於上海漕河涇的辦公室,明亮寬敞的入口處,擺著表揚員工的龍虎榜,來自華北區、上海區、華南區、中原區等地的傑出員工,大大的照片與事蹟不斷秀在五十吋的大電視上,讓每位進出的員工與客人一眼就能瞧見。

「你看,這是金棍、這是銀棍,我們用這些來激勵員工士氣。」合富醫療董事長王瓊芝睜著大眼,細數著合富在上海、北京、廣州及濟南等四大區的兩百多名員工,合富就是靠著這群精銳部隊,創造了近幾年大幅成長的業績。

元月三十日回台掛牌上櫃的合富醫療,業務是以體外診療檢測及放射腫瘤機台設備代理為主,是台灣最早布局中國醫療通路、而且是夫妻共同經營創業的案例。

借機下蛋 創造穩定現金流二○○九年,合富成為第二家回台掛興櫃的海外公司,如今在中國積極推動醫改商機下,前景頗受市場期待,上櫃前詢價圈購申請踴躍,超額認購達到二五五倍。

合富執行長李惇畢業於清大工業化學系(化學工程系前身),曾在美國醫療器材商貝克曼與飛利浦醫療事業群等外商,分別擔任過大中華區總經理,前後長達十餘年。為何願意放棄高薪的外商經理人職務,走向創業之路?「當年,外商對中國不夠了解,謹慎過頭了。」李惇說。

他回憶,一九九七年以外商身分進軍中國時,正好遇到亞洲金融風暴,景氣差,醫院也急缺資金,但他跑遍了許多醫院,發現中國經濟已處在爆發成長的前夕,因此多次建議總部加速投資。不過,當時外商總部對於中國市場仍有不少疑慮,「我心裡很急,後來想,急也沒有用,乾脆自己出來抓住機會。」機會大好,剩下的,就是如何採取與時俱進的聰明策略,緊抓住中國每一個崛起階段的豐厚商機。

在中國經濟爆發的初期,「沒錢、有需求」是多數醫院的狀況,看到這個現象,李惇想出了「借機下蛋」的聰明策略。「把動輒上百萬美元的醫療檢測設備借給醫院,但與醫院簽定合約,未來五至七年的耗材需求,都要跟合富買。」靠著借機下蛋的策略,李惇不僅成功創造穩定的現金流,更順利打進三百家醫院,在中國市場站穩地位。

○五年,李惇面對的則是「暴富後」的新中國,醫院的財力、對醫療設備的需求也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因循環境變化,他開始調整經營重點,不只是「借」,更要直接「賣」出高價商品。

運用外商人脈,他引進最先進的腫瘤治療設備,每台要價六百萬美元的射波刀,靠著豐富的經驗及人脈,李惇把這台設備介紹到大型的三甲級醫院,也就是類似台灣的大型教學醫院,至去年為止,七年內已賣出十四台,今年更已確定三台訂單入帳,市占率高達四成。

○八年前後,隨著中國醫療市場的持續擴大,李惇再度思考業務及管理上的策略「進化」;在對外業務上,他對各大醫院推出部分設備「代管業務」,以合富專職員工協助各家醫院管理動輒二、三十種的設備與試劑,替醫院省下兩成以上成本,目前已讓三十家醫院願意將業務交給合富來承包。

代管設備 紅包文化透明化至於對公司內部的管理制度,李惇與太太王瓊芝,則開始真正將外商思惟導入企業。

王瓊芝畢業於台大商學系,在外商優利系統服務十六年,豐沛的外商經驗,讓她與李惇都很重視品質與管理細節。舉例來說,早在中國經濟剛剛崛起的「草莽階段」,兩人就對公司的司機服裝訂出嚴格規定,「甚至要求必須配戴白手套呢!」而在○八年,則是領業界之先,引進SAP電腦管理系統,讓合富奠定日後發展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醫院的「紅包文化」由來已久,李惇與王瓊芝把這種回饋制度透明化,與醫院約定年底讓利營業額的六到八%,並將這筆錢當作人員到台灣觀摩學習的經費,如今已有數百名護士及醫療人員到過台灣,至慈濟等醫院參觀學習。

事實上,習近平上任後揭示的打貪腐政策,開始對醫院產生一些微妙變化,讓走正規路線的合富更具「天時、地利、人和」等條件,一些年輕且有野心的醫院院長,逐漸願意接受合富的透明化作法。王瓊芝說,很多潛規則是既定事實,「我們沒有要改變這個世界,但只要能找到幾個願改革的人,就成功了!」根據合富提供的資料,結算去年前三季營收為十七.八二億元,每股盈餘為三.○六元,王瓊芝預期,今年由於在手訂單掌握程度很高,業績成長將優於去年。王瓊芝說,中國市場還有很多機會,例如射波刀市場,具有採購資格的醫院就有二五○家,合富已簽約的客戶不過只有二十家,未來成長空間還很大。

至於一般的醫療耗材,可以採購的醫院家數則達到八千家,合富過去每年的簽約家數也不過八到九家,成長動能更大,「機會很多,就怕自己沒做好。」王瓊芝看未來,不擔心市場受限,只是不斷思考著如何再一次的運用聰明策略,抓住下一個中國轉型商機。

合富醫療

成立:2005年

負責人:董事長王瓊芝(左)、總經理李惇(右)

資本額:5.4億元

主要業務:體外診療檢測及放射腫瘤機台設備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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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改與計生改革:一個也不能少

2013-03-25  NCW
 
 

 

無論醫改還是計生改革,經濟學專業出身的李斌都要面對一個核心問題:如何厘清政府職能邊界◎ 本刊記者 昝馨 文3月17日,西直門外南路1號,衛生部的牌子被摘下,換上了“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

分分合合逾半個世紀,衛生行政管理再次與計劃生育併入同一機構,接過這一棒的,是59歲的李斌。在當選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前,她是全國省長中惟一的女性。

就這一新職位而言,李斌的履歷堪稱相當完整。她歷任吉林省副省長、國家計生委主任、安徽省副省長、省長等職,在吉林任副省長的六年中,即分管醫療衛生工作,此後又在2007年至2011 年間供職國家計生委。此次受命接掌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高層頗有令其兼容並包、實現衛生部門與計生部門平穩合併的期望。

與過去陳竺等醫學專家出身的衛生部長不同,李斌系吉林大學經濟學本科畢業,2004年獲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學博士。此前經歷亦頗為豐富,除對衛生、計生工作分別有涉足,曾先後供職吉林省計劃委員會、體改委、省政府體改辦等經濟社會領域核心職能部門,負責多項經濟體制改革工作。在其攻讀博士期間,研究方向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這或將使其管理思路與過去的歷任衛生部長有所不同。

此次李斌履新,面臨的局面較五年前陳竺接任衛生部長,或李斌個人調任計生委副主任時更為複雜。彼時新醫改尚未擧動, 如今醫改已經進入“深水區” ;計劃生育政策經此次機構調整,更是激起民間對未來政策調整的種種猜測。

無論是醫改,還是計劃生育工作,這位經濟學專業出身的官員都要面對一個核心問題 :究竟如何厘清政府的職能邊界。就醫改而言,下一步的改革方向究竟是改由市場為主導,還是堅持過去政府主導的老路; 就計劃生育工作而言,未來公民生育權何去何從,繼續交給國家,還是逐步留交個人自由選擇。

醫改再尋路

李斌的履歷顯示,她親身經歷兩輪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對醫改究竟改什麼、如何解決看病難、看病貴,並不陌生。

在2000年擧動的上一輪醫改中,她在吉林省副省長任上主管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工作。彼時由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李嵐清牽頭,提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醫療機構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改革“三醫聯動”的改革路線,具體改革措施包括政事分開、醫藥分家、管辦分離,加大基層醫療機構建設等。其背後自財政養醫轉向醫保養醫的思路,直到2009 年新醫改方案醞釀出台期間,都時時為 人稱道。

搭建醫保體系,是李斌在吉林任期內重要工作之一,包括完善城鎮職工醫保制度、推動鐵路、電力等行業及事業單位人員參保、建立以家庭為單位參保的城鎮居民住院保險,採取“低進低出”方法解決低收入人群醫療保障問題等。

她在經濟體制改革中較為市場化的思路,在吉林任期內已有所顯現。2003 年,時任吉林省副省長的李斌在吉林省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會上指出,醫療保險制度改革,要由醫療、醫保、藥品流通體制改革“三改”並舉,形成合力。

她特別強調,要引入競爭機制、打破行業壟斷,建立藥品流通的“市場運行機制” ,解決藥品流通秩序混亂、虛高定價等問題。

2005年,李斌出版專著《關注民生——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及運行》 ,結合國際經驗,對中國社會保障包括醫療保障在內,如何在公平與效率間尋求平衡,一一細論。在書中,她還提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目標模式應該有幾個特徵,包括獨立于企業事業單位之外的社會化特徵、資金來源多元化、管理服務社會化等,這都與後來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的醫改“政事分開、管辦分開”精神相合。

囿于多方面複雜因素,上一輪醫改被視為未能成功。 2009年新醫改擧動後,李斌也再次參與其中。2011年12月,她自國家計生委主任調任安徽省副省長、代省長,兩個月後,任安徽省省長。

在最新一輪醫改中,安徽享有頗為 特殊的地位。省內的蕪湖和馬鞍山都是公立醫院改革國家聯繫試點城市,在基層進行的基本藥物零差率銷售、 “收支兩條線”等改革,以“安徽模式”聞名,卻也在2009年擧動後飽受爭議。

2011年9月,即李斌履新安徽三個月前,安徽即已開始對此前政策逐步調整及完善,包括增補基本藥物目錄解決基層用藥不足、調整績效考核方式避免“收支兩條線”下人員積極性不足等。

政府為主導、財政養醫的改革路線,其面臨的種種尷尬,安徽不缺乏經驗。

此次履新後,李斌要在全國層面上對新醫改的諸多政策調整與完善,特別是過去四年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包括如何打破社會資本辦醫的“玻璃門”以形成競爭性醫療服務市場,如何推動公立醫院改革提高醫療服務的效率與質量,等等。隨著醫療保障水平不斷提高,醫療需求不斷釋放,醫療服務供給的增長受限,使得醫療費用連年攀升,醫患間衝突也不斷銳化,前述問題在李斌任上,已無法一拖再拖。

政事、管辦能否真正分開,公立醫院究竟要還原其獨立法人地位、按照市場機制運行,還是如此前四年新醫改反複強調的“公益性” ,將負擔加諸公共財政,長期制約社會資本進入醫療服務市場的區域衛生規劃制度如何調整,醫生能否由“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都將很大程度取決于這位新主任的改革決心。

此次機構調整後,此前“安徽模式的力推者、國務院醫改辦主任孫志剛也調任“衛生計生委”任副主任,主管醫改工作。官方此前對於“安徽模式”的高度肯定,對醫改下一步的路徑選擇有何影響,如今還是未知數。

計生轉型難題待解

與醫改相比,更大的挑戰還將來自于計劃生育工作。圍繞計劃生育政策如何調整,從官方到民間已爭議多年。基層暴力執法屢屢發生,機構功能疊合、維繫成本過巨,中國出生率連年走低,無論是官方內部還是民間學界,呼籲政策調整的聲音都不絕於耳。

此次機構改革,在不少人看來是政策下一步調整所釋放的信號。官方對該 政策的詮釋已經轉變。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逐步完善人口政策的目標。和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中對生育政策的闡釋相比,政策調整的信號更為清晰。而即便是十八大報告之中,也一改過去“穩定低生育率”的官方口徑,在多年不變的“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提法之後,新增“提高出生人口素質,逐步完善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全新後綴。

亟待解決的問題只是,究竟在怎樣的時機,進行怎樣的改革。

2011年,時任國家計生委主任的李斌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經濟體制改革之初曾經出現“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現象,而人口再生產比物質資 料再生產更為複雜, “不是一放了之那麼簡單” 。但她也在這次採訪中提出,要搭建一個“以人作為出發點的宏觀決策系統” ,包括用更加科學的依據來決策,對於勞動力結構變化,要思及提高人口素質、適應產業結構變化等因素。

盡管她對計劃生育政策轉型頗為審 慎,但其思路中,對勞動力結構、城鎮化等問題都有慮及。財新記者獲悉,2010年,即李斌執掌計生委期間,曾內部擬定一個分批放開“單獨” (夫妻一方是獨生子女)生二胎的意見,準備從2011年開始,以黑龍江、吉林、遼寧、江蘇、浙江五省首批先行,總計分三批,逐步在全國開放。隨後,在計生委自己起草的部門“十二五”規劃中,也提到了放開“單獨” 。

囿于更高層決策者的顧慮,這一方案最終並未成行,但在計生系統內部至今仍有不少支持者。此次機構調整後,官方堅持將“計劃生育”置於新名稱內,對此項工作的重視也可見一斑,但考慮到“二胎生育”仍不改計劃生育本質,未來政策如何調整,民間尚有期待空間。

不過,官方內部分類、分省逐步試點放開二胎的思路,被不少學者認為有計生行政部門擴權意圖,最終阻滯人口政策改革。民間目前還流傳著多套改革方案,包括分城鄉地區兩年內放開二胎、全面放開二胎乃至全面放開生育等,皆指向更為徹底的改革,則必然要求計生行政部門簡政。種種路徑,李斌的選擇 尚未可知。不過,隨著計生委分拆,計劃生育工作不再是單獨設立的機構,過去數年中常被詬病的“改革阻力”或將有所消減。

此外,即便是計生系統內部人士,多年來也早已經有共識,計劃生育政策調整已是“早晚的事” 。不過,即便政策轉型,逐步放開二胎乃至放開自由生育,也不代表中國生育政策同步消弭。

此次機構調整將原國家計生委的人口管理職能併入國家發改委,但提高人口質量、減少出生缺陷等問題仍將由李斌主政。在農村,亟待進一步完善的是如何保證財政重金投入的公共衛生項目高效有加、落于實處;在城市,環境汙染、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後高齡產婦增多等客觀因素,亦是需長期規劃予以緩解的問題。

眼前更為關鍵的一步,是如何將衛 生工作與計生工作儘快統合。機構調整後,不乏基層衛生官員表示困惑,計劃生育帶有強制執行的性質,而衛生工作主要對公民提供醫療保健服務,二者存在衝突。盡管在中央部級一層,兩部委之間僅有婦幼保健工作需重新協調安排,但在各地特別是基層,如何統籌管理兩個系統,還待一系列具體安排出台。

3月18日,李斌在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領導碰頭會上指出,下一步仍要加強計劃生育服務管理,落實計劃生育 “一票否決” 制度。多位學者已提出,計劃生育政策無論眼前做怎樣的調整,未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改革完善,生育政策也將由目前行政強制執行,轉向未來經濟、社會政策有目標的引導。

 
醫改 計生 改革 一個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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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改現狀---未來醫藥股投資策略剖析 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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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時間,2013年5月24日,對象:廣州三甲醫院心理科醫生,TITLE,主治醫生,7年從醫經驗,原為二甲醫院醫生,10年跳槽到廣州,簡稱三甲醫生,月收入稅後10000元;廣東某鄉鎮衛生院收費員,簡稱基層收費員,月收入1600元;某鄉鎮衛生院院長,簡稱基層院長,領導收入不詳;湖北省某縣級市二甲放射科醫生,7年從醫經驗,簡稱放射科醫生,月收入3500元。

一,請談下基藥使用情況。

答:1,三甲醫生:基藥?用得不多啊!但我們給病人開的藥,大部分都是醫保目錄裡面的,如果自費藥多,病人到最後會罵人的。作為醫生,我們也想把病人治好,畢竟還希望他下次再帶人過來看,都不想把名聲做臭啊!

2,基層收費員,現在基藥是零利潤銷售,以前做法就是藥物入庫後,統一加價15%出售,現在情況是,進價多少,就賣多少。

3,基層院長,基層醫院使用的藥,基本都是基藥目錄,實行零利潤銷售。國家有基本藥物目錄,地方政府會根據此大綱,結合地方實際情況,制定地方醫保目錄。

4,放射科醫生,我們醫院今年3月開始對基藥才實現零利潤銷售哦,以前沒有的。

總結:在基層醫院,基藥早已零利潤差價銷售,二甲醫院逐漸鋪開,三甲醫院目前還是採取加價銷售方式,但基藥零利潤銷售全面覆蓋是大勢所趨。

二,醫生收入如何保證:

答:1,三甲醫生,目前還是採取基本工資+診金提升+藥物提成為主要方法,呵呵,我不是領導,又不是某些專家教授,整天飛來飛去講課出席活動,只能拿點小錢啦。

2,基層收費員:取消藥物提成後,診金提高了,以前掛號費1元,診金1元,現在統一漲到10元,包含診金掛號費等,再者,就是材料費,譬如大輸液滴管,還有就是財政補貼,現在我們都拿財政工資。因為有醫保,還有藥物費用降低緣故,現在看病的人年年都在增加。

3,基層院長,沒問。

4,放射科醫生:你說醫改,目的是降低老百姓看病難,藥物貴問題,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藥物費用,我可以降低你,好,我增加你的檢查費用,譬如原來做X光就可以的,現在幫你弄個CT,自從3月起,實現基藥零利潤差價之後,我們放射科的工作量明顯增大了,醫生每次開單檢查,也有提升的,他們的收入,比我們還多。

   總結:廣州自2012年年初起也實現基藥零利潤銷售,基層醫院診金統一提升至10元,

   取消藥物收入這塊大頭後,對醫生的收入工作積極性,均是一個重大打擊,後面還有詳細分析的。

三,如何看待目前收入:

答:四位都表示明顯偏低!三甲醫生說,對醫生而言,收入是其中一部分,對學術名氣更重要,我們都希望在病人眼中是華佗,人人都要為兩餐,醫院是自負盈虧,醫生其實也是打工仔,我們也不稀罕那所謂的藥物提成,以後醫改能否這樣,我們醫生的掛號費統一為30元,然後我可以拿半個小時給你解釋病情,提高我們的醫療技術服務費所佔水平。藥物使用比例逐漸降低是個趨勢,譬如對癌症的治療,以前只是放療和化療,現在都使用射頻治療,這其中就是一個技術操作。

四,進口藥和國產藥的區別?

答:三甲醫生,兩者區別非常大的。進口藥無論從藥物的安全,不良反應,治療效果都要遠高於國產藥,作為醫生,我們也首推進口,希望病人吃得好,但也要考慮到醫保目錄,否則病人難以接受。

五,藥物通過何種渠道為醫生所接受?

答:三甲醫生,主要是學術推廣,包括學術會議還有協助你在核心期刊發表文章。我們的科主任,每年至少兩次出國機會,找幾個專家上台吹,然後下面坐一大幫醫生,有權威專家的推薦,而藥物實際效果又好,自然多人用啦。

六,新藥臨床試驗,醫生會怕麻煩嗎?

答:三甲醫生,主要是出名的三甲大醫院在做,醫生都喜歡這種事情的,試驗之前,和患者簽訂協議,包括告知各種不可預知的風險,治療效果等,醫生可以獲得一筆啟動資金,同時還有機會在核心期刊刊登最新的科研文章,而試驗者因為可以免費享受治療機會,參與性也是很高的。

          採訪到此,我個人體會如下:

1,  藥物降價,是大勢所趨。因為新藥的研發,能更好提高疾病的治療手段,好像手機一樣,越出越先進,藥物也是如此。

2,  國產藥和進口藥的區別還是巨大,當然這需要時間去解決,我們看到,國內的藥廠都在努力研發新藥。

3,  進入基藥目錄的藥品,從量的使用,有了保證,但必須接受一個更殘酷的事實,降價。即使出現毒膠囊事件,從前幾日廣東省基藥招標目錄我們看到,商務標佔90%,技術標才佔10%,也無法逃避為低價中標事實,原因好簡單,地方政府需要對基藥投入大量政府補貼,當然越低越好。

4,  藥物銷售,是一條剪不斷,理還亂的環節。從出廠銷售到交付患者,當中要經過N條環節,包括政府關係,還有學術推廣,官員,醫生,統統要搞點。

5,  創新和學術推廣,是醫藥企業永恆的主題。一個企業無創新,注定要給行業淘汰,他只能生產感冒通,穿心蓮,維生素C這些一塊幾毛的廉價藥,而學術推廣,利用某些專家的名氣進行宣傳,是百戰百勝的方法。

6,  醫改,是一個三國戰。政府,希望花小錢辦大事。醫院,打開門就是做生意的,醫生也是吃人間煙火的。患者,藥費怎那麼貴,結果醫患關係越發緊張。中國人太多了,即使蛋糕很大,這麼多人分,結果到手就幾乎無了。醫改不是一兩天的事,這種混亂關係還將長期維持下去。從長遠分析,降低醫院對藥物依賴,提高醫生的技能收入,是個大勢所趨。

7,  在實行藥物零利潤差價,為低價中標政策影響下,資本市場其實早有反應。表現在醫藥股中已出現明顯走勢分化,有海思科這種猛牛,但沃華醫藥即使進入基藥目錄表現也是很慘淡。未來醫藥股選股難度將會越來越大,這是一個典型的政策行業,國家要解決看病貴,必須降低藥物的價格。一個藥品如果降價10%,他的銷量必須提升50%才能彌補利潤。2010年基藥目錄公佈,帶動如科倫藥業這種產品放量,但目前情況,即使進入醫保目錄也不樂觀,因為要面對激烈的價格戰。未來選股,應更多從研發,獨家品種,後備品種等下手,老百姓永遠都希望吃下去立即藥到病除的藥,錢不是問題,命最重要。

8,  長期看好醫療器械和醫療服務的個股,市場已給出了答案,和佳股份和迪安診斷。從放射科醫生談話我們也很清楚看到這種趨勢。
醫改 現狀 未來 醫藥 投資 策略 剖析 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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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改進程展望及其可能帶來的改變 七向街

http://xueqiu.com/4974360133/24283749
醫改的核心目的是控制並降低政府和居民醫療支出增速;
(注:本文所討論的醫改,剔除了一些系統內小修小補的應有進步,那些合乎改革步伐,但和醫改這個特殊含義無關的改進措施。)
主要途徑包括通過行政手段降低支出和制度設計提高醫療機構效率。

行政手段:

1.最大程度壓制醫療服務成本:維持對醫務人員的收入和流動的行政控制,增大醫務人員服務的強度和範圍(醫聯體)。

2.行政降價,降低所有醫療項目,包括醫藥器械試劑和醫療服務的價格,細分的話,醫藥專利和質量壁壘產生的第一高毛利和第一醫療支出佔比,決定了它成為醫改第一波。器械試劑和醫療服務相對而言市場化程度較高,因此行政降價存在時間差異。

效率層面:靠的是監督和市場化。

1.通過行政監管乃至將來的醫療信息化,控制過度醫療。重拳解決過度治療問題,主要是大處方;過度檢查同樣嚴重,但目前屬於灰色地帶,原因包括:醫患糾紛;醫生收入訴求;非輿論焦點等,改革順位延後。

2.引入市場化機制,降低成本。

         2. 1.生產成本,放低質量控制標準門檻,引入更多生產企業加入競爭,以降低採購價格;

         2. 2.流通成本。招投標改革大幅壓縮流通領域利潤;

         2. 3.終端服務成本。醫療服務(目前主要是檢查和體檢)引入市場機制(ICL)。

醫改的本質是政府挾裹民意,逃避社會醫保責任,通過壓榨醫療領域全產業鏈單位及醫療服務人員待遇,以解決居民迫切的醫療基本需求。好消息是廣大不明真相的群眾這回表面上看屬於受益方。

大框架是如此,但就醫藥從業人員及相關資本市場參與人員而言,各方博弈對政策進程的影響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最值得我們關心的。

1.流通領域和生產領域的話語權最弱,藥企降價和對流通領域的壓縮將率先推行,且推行阻力不大。日本模式不適合中國?呵呵,是的,因為日本模式的強硬程度還不足以解決中國醫療缺口。絕大多數中小醫藥商業將很難生存。活下來的醫藥商業被迫變革以更市場化更多服務附加值來確保生存空間;藥品超市場預期的降價潮仍將襲來(依品種競爭程度區分梯度,但不失價格失增量,意思也不大,單單殺估值就很傷),增量蛋糕看起來誘人,卻是「帶刺的玫瑰」。有疑問的可以看一眼這兩年居民醫療支出增速和財政收入增速,有兩點是肯定的,居民醫療需求不可能被抑制;醫保支出gdp佔比中短期不存在較大的提升可能性,結論不言自明。

2. 對醫務人員尤其是醫生利益的壓縮一直在發生,但近年來早已達到某種「恐怖平衡」,一方面政府對醫生收入定價髮指的低,另一方面,醫生肆無忌憚的收取灰色收入行為,得到了全社會的法律認可。據現狀判斷,對醫務人員的進一步利益壓縮不具備現實可行性,醫改若愚蠢的強行推進這一點,將產生不可知的破壞後果,並引發改革倒退,個人認為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在目前的利益平衡點上,醫務人員具有不亞於政府的強勢話語權。藥品加成的推進和灰色收入的徹查,必然在另外部分得到補償,診療費和專家號之類不啻於杯水車薪,器械試劑以及檢驗費用項將是醫院與政府博弈的主戰場,也將是戰場不引人注目的灰色地帶。

3.游離於政府之手之外的企業,將最大程度的享受行業增速和醫改紅利(完全市場化的企業將會有超市場預期外的醫改紅利,屬於我最看好品種),市場化程度越高的企業,越容易雙向受益。器械試劑服務等部分受制於醫改的企業,目前也存在著機會,至於原因,我看好在醫生vs政府的鬥爭中,醫生整體至少處於不敗(效率被迫提升以換取收入水平維持,新入行小醫生稍慘點)。器械試劑檢查的灰色地帶會維持相當一段時間。

以上,乃是一點醫改陰影下的子行業景氣度影響的思考,需要指出的是,每個負面影響的子行業都會有一兩個小強般的反例存在,也值得我們持續關注,優秀的企業基因非常難得,我們應該始終把他們放在視線之內。

Conclusion:醫藥產業是一艘在著火的巨輪,也勢必下沉。聰明人會選擇乘坐靈活的小舢板離開,因為某些原因無法離開的,我建議站在火勢的外圍,越遠越好,而認為現在的火焰不過是可以控制的干擾,而醫藥行業是如此的重要,它必然是永不沉沒的泰坦尼克的朋友,我的忠告是——don't argue with the fire, and don't argue with the market.
                                                                                                    七向街 20130629
醫改 進程 展望 及其 可能 帶來 改變 七向 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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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醫改成效如何?請先把癱瘓的系統搞好

http://wallstreetcn.com/node/59650

在美國兩黨政府停擺,債務上限對持中,一個最核心且繞不過去的問題自然是奧巴馬醫改法。

但是這個法案自10月1日正式生效期就技術故障不斷。《經濟學人》懷疑,奧巴馬政府是否有能力,達成其向美國窮人普及醫保覆蓋的改革努力。

在10月1日《奧巴馬醫改法》實施的頭三天,註冊申請醫保的Healthcare.gov網站就被擠爆。

有想參保的人士詢問是否有資格參加保險時,政府幫助人員的答覆是,

「如果網站恢復工作,我們會打電話告知你」。

美國政府官員稱在短時間內有太多人登錄了網站:3天內有860萬人訪問了Healthcare.gov。難道那些一直在竭力遊說奧巴馬醫保好處的官員,沒有對民眾的需求有所準備?

即便技術故障可以被修復,奧巴馬醫改法仍存在實施上的難題。

奧巴馬醫改法目標是擴大廉價保險的覆蓋面。它補貼那些原先負擔不起保險的窮人,並禁止保險公司向那些有病的人收更多的保費。結果造成那些有病患的人更傾向申請醫保;而那些年輕或者健康的人,可能會因為手續麻煩等原因放棄申請。

如果這種局面發生,被納入奧巴馬醫改的保險人會發現,它們的保險池不成比例的偏向由患有疾病和其他高風險投保人構成,這會迫使保險公司提高整體保費。這就好造成一個死循環:因為整體保費提高會讓年輕人和健康人群更不願意投保,儘管這些人將必須因為不參加保險繳納罰款。

事實上《奧巴馬醫改法》的成敗取決於有多少人願意參保。所以有非盈利組織NGO,保險公司和一些州正全力鼓勵人們參加。

一個稱作「參保美國」的非盈利組織,通過篩選數據,挨家挨戶敲那些不參保美國人的門進行遊說。不過《經濟學人》說,這一切努力奏效的前提,是奧巴馬政府先把自己的這套軟件系統做的好點。

奧巴馬 奧巴 醫改 成效 如何 請先 先把 癱瘓 系統 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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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賭上一切也要推動的關鍵醫改 美全民健保上路 給台灣什麼啟示?

2013-10-28  TWM
 
 

 

在最後一秒鐘,臨時預算案過關,美國政府結束兩星期的「關門」,重新開張。不過,關門鬧劇雖然告一段落,但政府部門恢復運轉後,美國兩黨的政治惡鬥仍沒有落幕,因為,總統歐巴馬主導的健保改革,仍然毫髮無傷。

這場「十月政爭」的核心:顛覆美國傳統健保制度的《可負擔健保法》(Affordable Care Act,簡稱「歐記健保」),不但保住了全身,而且如期上線,可以說一切都在民主黨的盤算中。而歐巴馬靠著細膩的操作、靈活的身段,讓民主黨在這場政爭中,贏了民意,又保住裡子,成為全勝的一方。

為什麼歐巴馬寧可冒著讓美國公債違約的風險,也不願意就歐記健保和敵對陣營談判?而歐記健保若真的像共和黨所說「會摧毀美國未來」,又怎能夠在這麼激烈的政爭中存活,還讓部分共和黨議員倒戈投下同意票?台灣搖搖欲墜、在破產邊緣的健保,又能從歐記健保學到什麼?

許下承諾

讓窮人不怕生病 贏得支持歐記健保的首要精神,也是爭議最大的地方,就是「全民納保」。美國過去五十年的醫療保險可說是完全的自由市場,不像台灣有九九%的納保率;美國政府僅提供老年人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以及貧窮線以下戶口才有的醫療救濟(Medicaid),其他人要不要保險,則自由選擇。因此,因付不起醫藥費而延誤就醫的慘劇,在美國層出不窮。歐巴馬就曾提到,他的母親就是因為沒有醫療保險,重病臥床之餘,仍每天擔心醫藥費。

這件事,直到歐巴馬上任後有了改變。三年前,歐巴馬簽下健保法案,經國會通過,預計於二○一四年全面實施。此一法案的通過,改寫了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世界第一強權國家首次有了全民健保。

簽署法案當天,有一位十一歲的小男孩站在歐巴馬白宮的辦公桌旁;他那矮小的身影,代表的是美國四千五百萬名沒有能力負擔健保的公民。「謝謝你,總統先生。」簽完法案後,小男孩說。他的名字叫馬西拉斯,三年前,他的母親因為肺病去世。他的母親因為重病,失去工作,也失去了健保,「如果她有健保,醫生就可以治好她。」馬西拉斯說。簽下法案的那一天起,歐巴馬對馬西拉斯,以及所有無力負擔醫療費用的美國人,許下了承諾。

為了達成這個承諾,歐巴馬必須賭上一切。

「強制人人參與的社會制度,和美國強調個人自由的精神完全衝突。這就是為什麼,共和黨說什麼都不肯低頭。」台灣健保局前局長、台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健保會主委鄭守夏觀察。

解決危機

反對黨杯葛 反失去民意歐巴馬競選連任時,高舉社會保險、全民強制納保旗幟,還被反對陣營如茶黨(美國極右黨派)貼上「共產黨」標籤,視為美國公敵。去年六月,共和黨告上最高法院,認為歐巴馬的健保法案違憲;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還把歐巴馬和健保改革畫上等號:「這是選民選擇的時候,我們若要除掉《歐記健保法》,就要換掉歐巴馬。」情勢,對歐巴馬可說非常不利。

就在歐巴馬連任前四個月,去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歐記健保」合乎憲法精神,強制投保並未違憲,讓民主黨在選前大受振奮。共和黨無法封殺歐記健保,吃了悶虧;同時,歐巴馬的民主黨在文宣上更勝一籌,像十一歲的馬西拉斯,就成為歐巴馬人性政策的代言人。歐巴馬善用故事感動民眾,讓他贏得連任。

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史柯次波爾(Theda Skocpol)就評論:「美國選民讓歐巴馬連任,等於同意歐記健保落實。這非常重要,因為這是五十年來最重要的立法工作之一。」反對黨並沒有閒著,今年六月,茶黨為了阻止歐巴馬的健保法案,提出一個想法,就是不提供該法案所需的資金,把預算案拖到時限之後,逼歐巴馬低頭協商。德州聯邦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為了阻止預算案表決,在國會講台上連續發表二十一小時的演說,撐過預算案討論時間,而成為全國頭條新聞。

共和黨打的如意算盤,正是把政府關門的問題,推給歐巴馬健保預算協商失敗,引發民眾反彈聲浪;但是,這招卻又輸給了民主黨的政治操作。因為克魯茲的高調演說,全國反而都知道共和黨刻意拖延時間;而在政府關門當晚,白宮馬上推出文宣和海報,將責任推回給共和黨。

結果,共和黨的支持度一落千丈,從原本的四○%降到二七%,甚至有八成民眾反對共和黨杯葛健保的策略。最後共和黨領袖波納(John A. Boehner)終於放棄:「這場預算拉鋸戰尚未結束,但是我們將不再阻礙跨黨派的(預算)提案。」不到四十八小時,兩黨就達成協議,政府重啟大門。

而爭議核心歐記健保呢?只多加一條但書:保證得到政府補助購買歐記健保的人都符合低收入,如此不關痛癢的規定而已。十月政爭,反對黨賠了夫人又折兵,歐巴馬則是「笑到最後」。

論人計酬

盡可能減少醫療資源浪費

歐記健保成功推動,除了歐巴馬的政治操作外,本身設計完整、結構良好,也是共和黨屢攻不破的原因。鄭守夏認為,雖然歐記健保的強制納保,對於台灣來說已經是「過去式」,但是仍有許多地方值得台灣學習。

「大家在看,爭論重點都是全民納保;但其實他在醫療制度的改革,才是重點。」鄭守夏指出:「現在台灣的作法和美國一樣,是按件計酬,所以醫生只要多看病、多開刀、多開藥,就能多賺錢。」而這也是台大醫師柯文哲所大力批評的,他認為,按件計酬不是講醫療品質,「是現在最大浪費與無效率的根源。」對此,鄭守夏指出,美國在醫改中真正的重點,就是將論件制變成「論人計酬」。

「舉例來說,健保局一年給醫院十萬元照顧一名病人,開藥、開刀都從十萬元裡扣;如果最後有剩,那就保險公司、醫院一起分掉,如此才能真正達成『預防醫療』。」鄭守夏說,相比之下,論人計酬更重視醫療保健,關心病人的健康,而不是「多開刀多賺」。「這樣醫療院所就有誘因,就會少開刀,而且真正預防疾病。」鄭守夏最後呼籲,台灣人口老化嚴重,未來健保必須像美國這樣做結構性的改革;否則,就是「每年鬧破產」。

不過,美國健保十月一日才上線,讓民眾開始投保,不但仍有許多共和黨執政的州拒絕合作,聯邦政府還要幫忙引介保險公司加入;而且剛上線的健保網站,連歐巴馬都坦承「有問題」,再加上共和黨仍誓言要再次杯葛,歐記健保的最後一哩路,勢必艱辛。

歐記健保

被稱為歐巴馬健保的《可負擔健保法》(Affordable Care Act),是美國歷史性的健保改革法案。改革重點為「全民納保」,不但擴大醫療保險範圍,讓原本負擔不起保險的4500萬人加入;還強制個人或公司購買自己適合的保險,否則要罰款。

關關難過 關關過!── 近年歐記健保闖關大事紀2009 11月 國會攻防戰在國會首次提出健保草案,遭到反對人士大力封殺。在24小時內修改多達200條法案,最後才闖關成功。

2010 6月 簽署法案文宣戰茶黨等右派反對運動興起,但民主黨成功的文宣和故事,打動中產階級。

2012 6月 最高法院攻防戰共和黨控告歐記健保違憲,時值總統連任大選,最後判決合憲,民主黨氣勢反升。

2013 6月 預算案攻防戰共和黨利用預算案杯葛健保,歐記健保最後完整過關;共和黨反而內傷。

2013 10月 健保上線網路戰第一周健保申請網站大癱瘓,被反對人士抓到機會,受右派媒體攻擊,歐巴馬坦承「我比誰都氣。」

撰文‧楊卓翰

巴馬 賭上 一切 也要 推動 關鍵 醫改 全民 健保 上路 給臺 臺灣 什麼 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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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貨)浙江醫改零差率調研紀要 蔬菜粥

http://xueqiu.com/1082097089/28807747
最近比較關心浙江實行的公立醫院零差率政策,昨天走訪了浙江在兩年前就開始先行試點零差率的醫院,和院長交流的相關情況如下供參考。另外有這麼幾個問題想和球友探討:1、藥品零差率到底是否會動搖醫院用藥格局,從院長角度該用的還是用,適當控制但不會管得太死,對中藥和輔助用藥的衝擊究竟有多大2、藥品零差率銷售推動醫院藥房外包動力,浙江目前是政策不允許,如果放開這塊的投資機會怎麼看3、醫改對醫生灰色收入這塊是否有影響。[想一下]這些是比較困惑的,各位有關注的點都可以交流

醫院概況:
二級甲等醫院 醫院床位860張 醫務人員數量1000左右 零差率現行試點醫院
目前醫院年收入在5億元,每年收入增長10%,結餘率在5%左右,實行零差率之後結餘率比零差率之前略高。醫院年就診量提高每年10% 醫務人員收入水平每年也是提高10%左右。

實行零差率前後藥佔比情況?
實行零差率前超50%,現在藥佔比基本在40%,今年目標達到38%。藥佔比降低主要是加成取消,在品種上稍微做了控制。用藥量上:單位個人用藥量減少,但就診量提高,用藥總量提高

人均看病費用變化?
個人看病費用下降,醫改以後農保下降20%左右,公費醫療下降10%。

醫院用藥結構?是否限制高價藥品使用?
零差率前後變化不大,對價格高的藥品控制還是會控制,但在平均費用能夠承受的、醫院能夠運營的情況下,還是要以醫療為主;我們在政策允許範圍內,在自己能夠運營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審核醫療來降低成本,所以說在這方面有所管、但不是管得很死。

藥品零差率取消之後,藥品成為醫院的成本項?如何看待藥房託管,如果可以的話會不會做?
不是成本項,藥品加成取消但藥房管理人員還有藥品損耗還是有,這部分是虧本的。但藥房託管目前政策上不允許,但如果允許的話覺得這樣沒有必要。藥房託管無非是變相拿藥品的利潤,既然國家允許藥房託管那為何不能直接放到市場去談,增加管理人員和費用搞沒有必要,是改革越改越差。最好的是以前國家層面定價,定好之後放到市場,這是最符合市場規律的。

有沒有可能耗材和藥品醫院實行自主權採購,如果這樣藥價下降是不是很大?
本來是應該這樣的,從管理角度本來就是應該把權利放到市場。藥品價格和國際市場比較的話並不高,國內高是由於長期以來以藥養醫養成的用藥量高,養成多開藥的習慣。已經長期形成,要一下子改變有點難度。國外感冒、口腔炎去看病不開藥,國內這樣的話就說醫生不負責任。政府倡導的有關係,歐美一些國家,醫生不一定開藥但會推薦你適合你這種毛病的食品,是應盡的義務,但國內規定醫務人員不得向病人推薦保健品,只能開藥。這也是國家誠信體系問題,如果醫生可以推薦保健品,那保健品生產企業都去找醫生了

醫院自己做二次議價?
浙江從政策層面是不允許的,但是有些個別醫院私下在做,這邊基本是沒有的。

扣除藥品加成之後對醫院運營的影響?
對醫院運營沒有影響,醫改之後保障水平提高釋放出來的醫療需求導致就診量提升,醫務人員就更辛苦。保證醫院運營沒問題,但醫務人員必須通過超勞務獲得生產空間
醫院收入每年增長10%,每年增長都差不多。藥品實現零差率實際上是收入結構變化,其他沒什麼變化,原先是藥品加成但現在是醫療服務收費。

大醫院能夠通過跑量來維持正常運營,那小醫院是不是就沒有空間了?
  活不下去的醫院是因為沒有擴張的能力,因為量跑不上去。藥品加成取消之後靠跑量生存,量跑不上去的話就沒辦法了。醫院沒有一定的影響力,量上不去就不行。
小醫院相對來說困難一些,但這個量是靠保障水平提升之後釋放出來的,不是本來就存在的。比如醫改前100人,醫改後是130人,這30人裡大醫院肯定佔大頭,但小醫院也是有增量的。

照這個趨勢,醫改要減輕大醫院門診人滿為患的情況是有難度的?
  真的減輕要看政策,醫保控費要求降低平均費用,但又要求大醫院提高疑難雜症就診率,疑難雜症就診率提高就意味著平均費用提高,為了降低平均費用又要多看輕病人,這樣一來病人就不會少了。

醫院門診量每年提高10%,醫務人員收入也是提高10%,從本質上也沒有提高醫務人員收入?
醫務人員勞務價值太低是結症所在,但提高也困難,涉及利益再調整,要麼財政投入增加總量,要麼靠犧牲別人的利益。

您覺得現在醫改的主要問題是什麼,要通過怎樣的政策手段來改變?
理順扭曲的價格機制,體現醫務人員的勞務價值,體現價值之後才能監管醫療行為。理順機制後才能對醫院合理監管,是前提,之後才能監管合理用藥、合理檢查,還有改變社會群眾就診行為。

過度用藥轉為過度檢查的風險?
風險肯定是有的,必須調整醫療人員勞務價值,理順扭曲的價格機制,才能走到合理用藥、合理檢查。

在這樣的體制下,醫生灰色收入的那部分還在?
灰色收入不好說,這個說不清楚。這個不屬於體制機制裡的問題

現在支持社會資本辦醫,有沒有可能改製成民營?
第一人民醫院可能性沒有了,其他公立醫院如果和政府談的好的話,改製成民營是完全有可能的。現在政府扶持民營,專門公司來投資好的地方管理比較專業,但是也有缺點就是和當地政府關係,談的條件上沒有當地出資投資。

和民營資本合作?
政策不允許,第一人民醫院受限制,不得與外來公司合作,包括設備投放。

如果政策允許的話,醫院自身角度對民營資本投資怎麼看?
政策允許的話,適當引入民營資本也是可以的,但一般來說處理比較難。因為政府出資的話,政府資本和民營資本參在一起的話,往往會有資本流失。現在要麼就是民營醫院、要麼就是公立改制,合資的形式沒有。接下來可能會有

對多點執業怎麼看?
中國現在這方面經驗不足,如果合理的多點執業對人才利用率提高,對醫務人員勞務價值體現有所幫助。現在我國醫療極大問題是醫務人員勞務價值沒有體現,帶來很多過度醫療和不規範操作。如果多點執業沒有一個很好的管理辦法那也不行

從管理層利益角度出發是怎麼看待多點執業的?是否會影響公立醫院的醫療服務質量?
如果有合理的管理辦法總會有一個平衡點。國家現在只有指導性的政策,但缺乏真正的管理辦法。大的醫院也有品牌,如果醫生因為多點執業導致在所在醫院醫療服務質量下降受到解僱的話,對醫生以後去別的醫院就醫也會產生影響,所以到一定時候會達到一個平衡點,但是影響肯定是有的。

我們醫院對醫生的待遇對民營有多大?
估計高端人員收入比民營醫院低,低端人員比民營醫院高。民營醫院發展對醫務人員來說是利好的。

是否會導致高級醫護人員流失?
流失肯定會有,但最後也是平衡的。對於高級醫護人員來說,公立醫院和民營在平台和制度上肯定有差異,除了工資還有多方面因素。

現在的診療環境,民營醫院也不是很好做,民營醫院完全要規範操作,在服務和診療上超過公立醫院就意味著虧本,如果說服務和醫療技術上不是很規範的話,時間也長不了。現在公立醫院收費本身就很低,民營醫院空間就很小了。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相比主要是三個優勢:1、藥品,民營醫院藥品可以抬價2、低端人員的人力成本上比公立醫院要低3、管理上更精細,管理成本比公立醫院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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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子哥的醫改江湖

2014-06-30  NCW
 
 

 

為何在民間口碑上佳的原廣東省衛計委副主任廖新波,最終卻被官場邊緣化?

◎ 財新記者 王婧 文wang-jing.blog.caixin.com 被免去廣東省衛計委副主任的職務一個多月之後,廖新

波仍然沒有適應他的新職

位——廣東省衛計委巡視員。

6月5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在衛生系統內部下發《關於控制公立醫院規模過快擴張的緊急通知》 。12天後,廖新波接到媒體關於這個文件的採訪電話。他很詫異, 「有這個文件嗎?」若在以前,分管醫政的廖新波對有關醫療領域的任何政策均瞭如指掌,如此重要的文件更是必須通過他下達到廣東省各地的衛生系統。但現在,這樣的文件已不再需要下發給他。

廖新波自嘲,雖然官場失意了,但江湖地位仍在。

他的江湖,存在於網絡上。作為一名明星博客官員,網名「波子哥」的廖新波從2005年底開始寫博客,九年間共寫作2400餘篇,訪問量超過1540萬次 ;他從2009年開始玩微博,至今發了1.2 萬餘條。

在2012年天津舉辦的中國人體器官獲取與分配組織工作會議上,時任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要求到會衛生官員做好器官移植推動工作。 「波子哥來了嗎?」 ,黃潔夫在主席台這樣呼喚,要求他利用其「江湖地位」向大眾做好宣傳。

廖新波的粉絲達360餘萬。他樂於和這些自稱「菠菜」的粉絲們溝通,也享受著「菠菜」們的崇拜。他職位調整後,有粉絲甚至說,只有讓廖新波出任國家衛計委的領導,中國醫改才有希望。

為何在江湖上口碑上佳的廖新波,最終卻被官場邊緣化?

官場失意

「我無條件服從組織安排。 」這是廖新波在面對組織部談話時的回答。

2014年4月,在廣東省政府發佈人事任免通告後,廣東省衛計委官方網站上領導主頁一欄,廖新波的名字,從11 人的第五位掉到最後一位,職位從副主任、黨組成員變化為巡視員,分管領域從醫政變成綜合監督處和交流合作處。

在中國公務員系統中,巡視員屬於非領導職務,多屬虛職。雖然調整後享受廳級待遇,但廖新波明白,這是「明升暗降」 。58歲的他距離退休還有兩年。

10年前,48歲的廖新波出任前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此前,他在廣東省人民醫院幹了22年,從一名病理科醫師一路做到副院長。

當年選拔副廳長的惟一要求是「懂醫院管理」 ,這一任務最終落到了廣東省人民醫院。廖新波是時任該院領導中較為年輕的,在前輩們紛紛表示不願出任之後,這一任務就落到了廖新波頭上。

老院長找他談話, 「你年輕,思維活躍,又愛管理工作,最合適了。 」雖然心裡盤算當官後每年至少損失買輛小汽車的收入,但礙於顏面,廖新波將這門差事應了下來, 「領導發話了,要是我不去,領導以後會怎麼看我?」另一方面,廖新波也認為,能當上副廳級幹部,高人一等。他認準,在中國,要真心做點事業, 「官越大越好」 。

踏上仕途前,老院長給了他一句忠告: 「收起你那直率的性子,不然在官場沒法混。 」廖新波出任副廳長的時代,中國醫改已步入深水區。醫改專家們大致可分市場派和政府派。在研究如何讓廣東省的行政資源更好地為病人服務的這些年裡,廖新波亦逐漸成為醫改專家。

只是他的觀點時常不被兩派專家贊同。市場派認為他不夠徹底,政府派認為他背叛陣營。他自己則表示, 「政府和市場的邊界要界定清楚,政府履行自己的職責,市場發揮市場的作用,這樣各有各的精彩。 」廖新波自覺工作努力,但10年間他從未獲得過任何提拔。即便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他帶領醫療隊深入前線,多名下屬後來被提拔的情況下,他的位置依然紋絲不動。

最鬱悶的還是當下,他被調離了實職。這讓他非常尷尬,省衛計委很多會議,他都不再參加。他說,光是按照位次排列會議座位,就讓他覺得很沒面子。

他至今沒明白自己為什麼被貶官。

他自稱沒有所謂的政敵,更沒犯過原則性的錯誤。他覺得,惟一能解釋自己被調離的原因的,只有一條: 身在體制內,卻說了太多體制外才能說的話。

江湖聲望

在上任伊始,廖新波就分析過自己的仕途。時任廣東省衛生廳廳長的是姚志彬,比他年長三歲。廖新波說,如果一直在衛生廳熬,他至少要57歲才能當上廳長。

他等不起這十年,更何況,廳長的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

他不願意為了這個不確定的未來收起自己直率的性子。

廖新波任副廳長的時代,也是互聯網飛速發展的時代。2004年,國外官員開博客已經屢見不鮮。美國布什、英國布萊爾、 韓國盧武鉉都有博客。2005年,原教育部副部長韋鈺開了個人博客,並被稱為中國「部長博客」第一人。

經朋友推薦,2005年底,廖新波開了博客,並給自己取了網名:醫生哥波子。他解釋 : 「醫生哥,乃年長醫者也。

同輩相稱,相敬如賓,情如手足。波子,粵人之暱稱。子,古亦稱之為師。 」網友們更愛稱其為「波子哥」 。他的博客以學術討論為主,亦有情感抒發的詩歌散文,更不乏對醫療領域新聞熱 點的評價。平均每一天半就有一篇博客出爐,如此高產亦引來網友質疑,這麼多篇,是不是都是自己寫的?如果是,還有時間工作嗎?

他自稱是時間管理的專家,從不佔用工作時間來寫博客。2009年,他又開通了微博,在發現這種微博的鏈式反應後,更是高興得用「老鼠愛大米,狼愛上羊」來形容自己的熱愛。

他把自己放在聚光燈下。他貼自己帶頭獻血的照片,被獻血次數更多的人視為作秀;而工作人員為他撐傘的照片也被發到網絡上,質疑他擺譜。雖然覺得委屈,他還是對這些事情一一作出直率的回應。他認為作為衛計委的官員,帶頭獻血是好事;他也認為工作人員替他撐傘,是出於對長者的尊重,而非官場的阿諛奉承。有網友提醒他, 「要收斂一點,隱諱一點。 」他不以為意,回複道 : 「我只是想通過合理的露面來推行我們的政策,來增加衛生廳的知名度和公眾的瞭解度,我正是在為政府辦事。我想對我所發表的言論,領導們都會理解的。如果我因為說了真心話而丟烏紗帽的話,那是一個政府的悲哀。 」他很享受被粉絲崇拜的感覺。在他辦公室裡,到處都能見著「醫生哥波子」所獲得的榮譽和紀念品,有媒體頒發的明星政務微博的牌匾,也有網友自發製作的漫畫頭像小泥人。

在公開場合,他分析,要想當官,最好不要開博客和微博,因為「玩不轉」 ,會被「拍死」 ;在私下裡,他對財 新記者說,省裡的大領導們都看他的博客,並關注他的粉絲增長。他自信「給廣東官場的開明加了分」 。

他給自己的博客定位: 「純屬私人境地,非處理公文之辦公室。 」並堅信自己在「波子哥」和「廖廳長」的身份轉換間遊刃有餘 : 「波子哥」在網絡上暢所欲言, 「廖廳長」則在現實中遵守官場一切潛規則。

應對潛規則

「雙面廖新波」就像一顆磁石一樣,吸引著大批記者。

廖新波善待記者,是媒體圈公認的事實。採訪廖新波,從不需要通過宣傳部門,也不需要採訪函,直接和他本人聯繫好時間,就可以去辦公室找他——廣東省衛計委的門衛只要聽說是找廖新波,都會放行。

廖新波並沒有意識到,這個習慣,已是對官場潛規則最大的挑戰。更何況,他還時常有驚人之語,儘管在他看來,這些不過都是「大實話」 ,並不驚人。

現在他能回憶起給領導惹麻煩的只有一件事——當公眾質疑藥價虛高並將怒火引向衛生部門時,他公開說,定藥價是發改委和物價局的事,與衛生部門無關。由於高層過問,他為此遭到廣東省主要領導人的嚴厲斥責,認為他在體制內,不應該說這樣的話。

這一度讓廖新波反思官場的複雜——領導們會擔心,他們的上級會因為他們沒有管好下屬而對其有所看法。

他再也回憶不起第二件領導當面指責他不應該這樣說話的事。但類似的事情他沒少做過。比如2007年「兩會」期間,衛生部說新醫改方案「年底出台」 ,廖新波則對記者說, 「沒有兩三年出不來」 。這兩條新聞一併拼湊成報紙的頭版,並送至每個代表委員的房間裡。

廖新波辯解,其實他說的話都是在為衛生部門減壓。他對財新記者說, 「醫改是很難的,至少牽涉到發改、稅收、國土等等16個部門。衛生部門弱勢,在當今扛起醫改的大旗,很不容易。我就是想讓公眾瞭解衛生部門的難處。 」他並不認為這影響到了仕途。他認為領導不當面批評他,就是對他沒有意見。他對財新記者說, 「至少衛生部門從沒有因為醫改的觀點批評過我。 」沉默片刻後,他又補充道, 「不過體制內的人,都應該統一口徑,不說二話的。 」對媒體記者,他往往是不設防的,只有一種情況例外——他從不提供同僚的任何負面信息及評價。2014年,廣東省衛計委有官員因貪腐落馬,多名記者試圖通過廖新波獲得相關信息,但他一律回複「不清楚」 。他認為,這是他遵守官場潛規則的表現。

他還認為自己是個權責明晰的人,「不是我分管的領域,我從不插手。所以也不可能得罪人。 」惟一一次例外是2014年3月,有孕婦為催促廣東省單獨二胎政策出台,在廣東省衛計委門口上訪。保安稱,衛計 委的所有領導「都出差了」 ,最終衛計 委宣傳部門的一名工作人員出面念了一段文件,拒絕回答任何提問就轉身離開。

孕婦們與保安起了肢體衝突。財新記者在微信上向廖新波轉述了現場情況。1小時後,廖新波出面邀請大家進入衛計委食堂面談,並當場向孕婦們做出種種承諾。

一名孕婦事後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廖新波說的那句「大家進來吧,有事好好談」 ,讓她當場落淚。

廖新波並不分管計生。這讓衛計委主管宣傳的工作人員非常緊張,他們再三向財新記者強調,廖新波對孕婦們的承諾「不算數」 ,不能刊發,並說, 「你要是發了,我們工作會很難做,對廖廳長本人也不好。 」據財新記者當天向廖新波確認,他是電話請示了廣東省衛計委主任並獲得授權之後,才出面處理此事的,不算越權。並表示, 「衛計委的領導們確實都出差了,只有我在。 」當天晚上,廖新波在微博上表揚自己「挺身而出」 ,絲毫沒提及其他領導。

「功高震主」 ,是網友對他處理這件事情的評價。他說, 「我知道了這個事情,如果什麼都不做,總覺得良心上不安。 」6月25日,時隔三月,當財新記者再次提及此事,他透露, 「其實那天很多領導都在,我也是當面向主任請示的。 」再追問「分管計生的領導在不在」時,他又恢復了謹慎,說, 「不清楚」 。

未竟事業

5月31日,廖新波發了一條微博,稱「離開醫政的遺憾在於我親自主持起草的兩個文件沒有如期出台 :醫生多點執業和促進社會辦醫。 」2013年,財新記者就醫生多點執業問題採訪廖新波。他顯然做了充分的準備,不等記者提問就娓娓道來,並特意交代,要將採訪的錄音發給他。

他自信在這一領域,國內沒有比他研究更深的官員。在他的支持下,深圳率先擬定醫生多點執業的試點政策。但遺憾的是,深圳的試點未能如期進行。

他一度很失落。但2013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給出了積極信號。此後文件層層下發,體制內從上到下開始貫徹新思想。沒等制定政策的任務下來,分管醫政的廖新波就興沖沖地開始起草文件,還放在網絡上徵求大家的意見。他將這兩份草案稱為「波子哥版」 。

「波子哥版」的文件幾經修改,最終遞交到了廣東省政府。然而這兩個文件的推出至今仍然沒有時間表。

這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曾在今年3月試圖主持召開廣東省政府各部門對促進社會資本辦醫的文件討論會,邀請了十餘個部門,但最終只有三個部門前來開會。 「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省領導來牽頭協調,改革只會無限期地拖下去。 」廖新波說, 「所以我主動提交政策草案,要是等到衛計委通知我再起草,不知道要到猴年馬月去。 」文件的起草者淡出,是否會影響到這兩個政策的出台?廖新波用「功不必在任期」來回答,而他的粉絲則表示,不容樂觀。

人走茶涼是官場慣例。廖新波的同僚和朋友們並不願意接受記者採訪,對他被「貶官」做出任何評論。江湖上的人情則和官場有別。很多經過實名認證 過的ID 則紛紛在他的博客和微博上留言,有認為他從此解脫,可以更大膽地說話的; 也有為其鳴不平的。

廖新波自己頗有壯志未酬的憂傷。

他覺得自己在省衛計委有點多餘。他說,自己是個愛面子的人,如果能調任到廣東醫學會等研究機構去,專職做點研究,寫寫文章,會比現在好過。但他很快又對財新記者強調, 「我新分管的綜合監督也是很重要的部門。 」他解釋,衛計 委的工作分為三大塊:准入、審批和監管。 「現在強調市場化,前兩項的工作會越來越少,監管會越來越重要。 」波子哥已經銳氣不再。6月25日,財新記者結束對廖新波的採訪後,正逢一批單獨二胎的搶生族母親在廣東省衛計委門口上訪。財新記者再次通過微信將現場情況告知廖新波,他很快回複 :「我再也不會挺身而出了!」

 
子哥 醫改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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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互聯網賣藥,倒逼改不動的醫改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082

互聯網正改變著許多行業,能否撼動封閉多年的醫藥系統? (CFP/圖)

“萬能的淘寶”上有什麽是很可能買不到的?藥品。但這種狀況正在發生變化,束縛醫藥電商的一系列政策正在松動。

這項改革看似僅僅事關一個行業的監管法規,實際上還被寄予“從末端推動醫改”的厚望。

如果沒有意外,捆綁在醫藥電商身上的一系列政策束縛,將一一解開。

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下稱食藥總局)法制司起草的《互聯網食品藥品經營監督管理辦法》,或將於2014年10月國慶節前後落地。

辦法的征求意見稿,曾於5月28日在其官網公布,其後經歷了1個月的意見收納。據接近政策制定者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稱,9月4日,食藥總局相關負責人再次就辦法推進進行了協調、安排,會議確認“文件肯定是要頒布的”,值得關註的時間點是國慶節前後,或者元旦假期。

目前,對於醫藥的互聯網交易,中國實行嚴格的管制政策,不僅對交易商家實行牌照管制,占市場體量近八成的處方藥也被禁止在網上銷售。

根據5月28日公布的征求意見稿,若該辦法落地,上述管制政策均將被廢除。不僅處方藥網售解禁,銷售主體資質也將由審批改為備案,這意味著今後若想在互聯網賣藥,“登記一下就可以了”。

而接近政策制定者的人士則對南方周末記者稱,這項看似只是一個行業監管法規的改革,還被寄予“從末端推動醫改”的厚望——推動者之一的發改委關心的是,“對推進醫改有什麽好處”。

“就像一直懸在懸崖上”

就這一業內的普遍猜測,南方周末記者向食藥總局進行求證。9月9日,食藥總局回複說,《互聯網食品藥品經營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經公開征求意見後,起草工作組召開了專家、監管人員座談會,並結合調研正在對該辦法進行修改。

如果按征求意見的內容,牌照管制解除,處方藥解禁,第三方平臺可以參與網上藥品交易,這將給醫藥電商行業帶來數千億的市場規模,歷經數年緩慢發展後,醫藥電商行業發展突破。

直至目前,以確保藥品安全性為理由,中國一直對藥品的網絡交易實行嚴格的管制。

這些管制政策基於食藥總局在2004到2005年發布的一系列部門規章,主要包括2004年發布的《互聯網藥品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以及2005年發布的《互聯網藥品交易服務審批暫行規定》,七年間無任何調整和修改。

其時,正是中國電子商務發展的轉折之年,國務院在當年頒布《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幹意見》,明確支持電商發展。經過7年發展,電商的世界早已今非昔比。根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的數據,2013年中國電子商務交易額已超過10萬億。

就在電商勢如破竹之時,藥品的網上售賣卻冷清而畸形。

2013年醫藥電商交易額僅有40億。“這還是最近兩年有了突破性發展的數字,在2011年之前,交易額僅是可憐的億元左右甚至不到。”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電子商務課題組核心專家谷軍對南方周末記者稱。

因為嚴格的牌照管制,自2005年京衛大藥房獲得第一塊許可證起,截至2014年7月16日,獲得《互聯網藥品交易資格證》的藥店數不到200個,其中自建網站開業運營的只有二三十家——與36萬家零售藥店的底數相比,這個數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

政策管制是公認的痛點。

“萬能的淘寶”上有什麽是買不到的?沒錯,是藥品。即便點開一個獲得了交易資質的B2C網站,所見也多是計生用品、隱形眼鏡和保健品,OTC(非處方藥)藥品數量很少,處方藥更是難覓蹤跡。

不是沒人願意賣,是政策不讓賣。處方藥網上禁售,意味著八成左右的藥品品類無法上網,這使得一些大藥廠和銷售商登時失去了興趣,市場規模難以做大。

個別商家在夾縫中尋找到擦邊球的商業模式:將處方藥的信息放在網頁上,然後再提供服務電話,通過電話達成交易,患者再到實體店購買。這種曲折交易,使電商完全失去節約交易成本的價值,對商業結構的重塑更無從談起。

不僅行業內企業難以染指,對醫藥品類頗有興趣的第三方平臺也始終難以進入。

“政策制定時,第三方平臺的概念還沒有。”原好藥師京動醫藥城市場總監,現以嶺藥業醫藥城市場總監邵清稱,“但實際上是不允許的,法無明示就禁止,這就是問題所在。”

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擋廣大電商的熱情。

2011年,阿里旗下天貓、京東先後下手醫藥電商,因為沒有牌照,京東選擇和擁有牌照的好藥師網站合作,但運營幾個月後雙方就因股權爭執一拍兩散。而天貓醫藥館也曾因為沒有資質而受到監管部門處罰,最終只能選擇“跳轉”鏈接的迂回戰術——跳轉到有牌照的B2C網站的收銀臺頁面。

“損失太大了,”曾經在天貓醫藥管負責商家運營的晶心(阿里集團內部花名)對南方周末記者稱,會有很多用戶誤以為釣魚網站,跳失很嚴重。

不僅如此,因為沒有正式交易牌照,天貓醫藥館運作很低調,一些促銷推廣活動,像聚劃算這種平臺也很難參加。這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天貓醫藥館的發展——目前入住天貓醫藥館的有交易資質的大藥房僅有140家,進行銷售的有120家左右,2013年的銷售額是20億。

“天貓這麽大的平臺,又給了那麽好的入口,20個億肯定是讓人失望的。”邵清稱,而政策管制無疑是最大制約:管制太多,投資機構不敢進入,規模做不大。“就像一直懸在懸崖上。”

風向為何大變

如果征求意見稿落地,上述制約醫藥電商發展的幾大政策管制均將解除。

為何風向突變?且轉變如此之大?

據谷軍觀察,此次食藥總局推出這個深受市場歡迎的改革政策,與以往邏輯略有不同,以往相關政策的歸口單位都是稽查局,即原來的市場司,或者至少會征求他們的意見,但這次的征求意見稿直接由法制司拋出,“地方上甚至都沒有被征求意見”。

在邵清看來,征求意見稿的發布,顯然不是食藥總局一個部門在行動,而是本屆政府執政理念的變化——該讓市場做的就交給市場。

可以佐證的是,其在去年8月,代表京東參加了發改委舉辦的一個關於處方藥網售的座談會,會議由高技術司組織,阿里、九州通等均有人參會。“發改委就關心一個問題,怎麽推動醫改?”

事實上,醫藥電商政策的調整思路,隱現於2003年以來的一系列官方行動和頒布的文件。

2013年年末、2014年年初,海南、上海等地已開始籌備網上藥店醫保支付試點。

2014年年初,主管醫療體制改革的副總理汪洋視察京東,在劉強東的匯報中,醫藥電商是重點匯報的內容之一。

一系列第三方平臺的試點也在陸續推出:

2013年11月,河北慧眼醫藥科技有限公司95095醫藥平臺獲得第三方平臺試點資質,隨後,2014年2月,廣州八百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再次獲得試點資質。

在兩家行業內的垂直平臺獲得試點機會後,今年8月,綜合電商平臺1號店的試點申請也被批準。

“可以用非常慎重來形容。”剛剛獲得試點資質的1號店對外事務總監彭述剛對南方周末記者稱,1號店從去年5月開始申請試點資質到今年8月獲批,用了1年多時間。

在親身參與爭取試點的過程中,彭察覺到了主管部門的謹慎,“總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態度是不明朗的”,“最擔心的還是藥品安全”。

1號店的試點周期是1年,試點需在現有政策框架內進行,處方藥並未被批準上架。“我理解,總局主要是希望通過我們的試點,為其監管互聯網售藥提供經驗支持,看看會暴露出哪些問題。我們如果成功,會給它信心,再繼續放開處方藥也不是問題。”

面對市場環境的劇烈變遷,監管部門小心翼翼地嘗試變革。而阿里、京東等產業大鱷的背後推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幾大電商企業而言,醫藥是其覬覦已久的行業,布局早已開始。

年初,阿里巴巴斥資1.7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0.37億元)收購中信21世紀54.3%的股份,不僅為天貓醫藥館買得正身,更獲得了其儲存在阿里雲的醫藥監管碼的使用權,從藥品安全開始,阿里大手筆進入醫藥電商。

3月底,九州通旗下好藥師網與騰訊公司合作,開通微信購藥平臺,消費者可以進行微信支付買藥,下一步計劃將好藥師納入微信商城平臺。

推動醫藥電商管制的解除,成為各大電商平臺和資本布局醫藥產業必須打通的一環。

對於網上賣藥,中國的管制極為嚴格。 (CFP/圖)

處方爭奪戰

征求意見稿發布後,食藥總局曾召開了一個征求意見的座談會,會上討論激烈,最終國家局政策法規司司長表態稱處方藥的解禁會再配套一個網上銷售處方藥的目錄。

而據9月4日會議透露的最新消息,國家將不再制定可以銷售的處方藥名單,改之為不可以銷售的處方藥名單,即“法不禁止均可行”。

這將給醫藥電商產業帶來近萬億級的市場商機。一些嗅覺敏感的商家已在提前籌備。康德樂大藥房副總經理夏語接觸的處方藥廠家,“有幾個已經在調整產品劑型結構,增加口服藥劑型,開發適合電商的產品”。

雖然想象空間很大,但管制的解除究竟能帶來多少實際的交易,則仍是未知數。

第一個問題即是:處方從哪里來?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征求意見稿發布後,中國醫藥報社曾舉辦過一次征求意見座談會,食藥總局法制司也有參加。會上關註的焦點問題主要是如何解決處方外流,如何保障安全配送,藥品如何打假以及第三方平臺的搭建等。

“處方來源,這也是官方關註的問題。”夏語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稱,若處方藥解禁,首先分食的會是零售藥店的處方市場,因為藥店賣的是大流通品種,相對易於采購,而第二階段,電商會通過各種方式,拿到醫院品種,這會對醫院造成比較大的影響。

處方藥網售解禁,前提之一是患者能獲得處方,有自己決定到哪里買藥的權力和能力。這種被稱為處方社會化的前提,直接挑戰的是醫院對處方的壟斷權力。 在中國目前的藥品市場中,近九成的處方藥掌握在醫療機構手里,這也是藥廠和藥商不遺余力公關醫院和醫生的原因。

除了醫院,醫生也至關重要。在“以藥養醫”的格局下,目前行業里通行的做法是,醫生開出處方,藥房會有人進行“統方”——哪個醫生開了哪些藥,然後給予醫生不同形式的回扣,這幾乎已經是行業內的“明規則”。若處方流向社會,醫生會擔心這部分“方”如何“統”,自己的利益是否會受損?

“目前醫院和衛計委還沒有就此明確反對,但想從醫院獲得處方難度確實不小,除非醫院和醫生都不再靠賣藥生存。”一位業內人士說。

“目前為止,醫院的態度,也各有不同。”邵清對南方周末稱。

在籌備醫藥商城的過程中,邵清調研過三種醫院:大醫院也不反對,也不支持,他們客流量很大,無所謂;中小醫院希望做這個事情,希望有客流;社區醫院和民營醫院都很支持,“他們根本就不靠賣藥”。

1號店對外事務總監彭述剛也認為,若推動處方藥網售改革,需國家層面的統一安排,也要考慮醫生利益。

即便阻力不小,但已經進行的一些醫改舉措,依舊給處方外流形成利好的政策漏鬥。

例如,對民營資本投資醫院的鼓勵,公立醫院醫藥分開的改革嘗試,以及醫生多點執業的改革,都將釋放出一部分可以“社會化”的處方。

醫保是處方藥新政的另一個關鍵政策點,若網上售藥不能納入醫保,將限制消費者的選擇範圍。

但夏語並不認為這是決定性因素。目前,醫保消費藥品占全國醫藥流通總量的四成左右,更多的是自費藥。

“目前看,自費藥是醫藥電商最易攻破的點,而自費藥中的長期慢性病患者,會是比較好的切入口。”已有多年處方藥運營經驗的夏語認為,正因為自費,患者才會對價格更為敏感。

互聯網倒逼醫改

對藥價頗為敏感的還有發改委。

“除了關心如何推動醫改,發改委最關心的就是能不能降低藥價。”參加過發改委會議的邵清稱。

在無數次發布降低藥價的行政指令後,發改委惱人地發現這些指令不僅未能使整體藥價降低,反而讓一些藥品消失於市。互聯網能改變這種局面麽?

谷軍認為,若將互聯網的能力嫁接到醫藥領域,降價是必然趨勢:藥品是典型的標準品,是非常適合互聯網化的一類商品,如果解禁,電商模式會釋放出目前被中間渠道吃掉的巨大成本。

而對於患者和監管部門最為在意的藥品安全問題,邵清認為,由於網上購藥必須記錄聯系電話、收貨人姓名地址,留下用戶數據記錄,現在的技術對藥品物流配送也是全程可查的,因此網絡售藥將使藥品的全程可追溯更易實現。

在一個理想的設計里,由政府監管機構或者第三方公益組織建設一個電子處方平臺,平臺向醫生、患者開放不同權限,醫生開出處方後都將進入這個平臺,患者擁有用戶名和密碼,買藥時即可登錄調出自己的處方數據。

在美國,這樣的處方平臺已經運轉多年,而邵清認為,以中國各大醫院目前的信息化水平,做這樣一個平臺,技術上完全沒有問題。但要首先建立一個各個醫院之間的處方平臺,把各個醫院打通——不過,現在各個醫院都不互認,“國家投入了大量的錢,各個醫院的信息化弄得很好,但醫院之間的連接還非常差。”

如若實現,一個醫療大數據的空間就將展露無遺:不僅目前反複提倡卻難以實現的患者病後跟蹤管理輕易實現,患者的購藥和就醫記錄也均實現了全程可追溯,對用藥安全的監管也將更易實現。

7月10日,阿里巴巴在其“未來醫院”之外,又正式啟動的“藥品安全”計劃,正是看中這點:用戶只要使用手機淘寶和支付寶錢包,掃描市面上任何藥品包裝上的條形碼和藥品監管碼,就可獲得該藥品真偽的提示,以及生產批次、用法等信息。

在谷軍看來,或許正是看到了新技術對壘舊制度的無限可能,政府願意先把這個“大招”放出來,用它倒逼其他一些難以動手的改革,“從2009年到現在,醫改進行了五年,太難了”。

如果政策的管制去除,市場的供應到位,剩下的就交給消費者來選擇。最終決定醫藥電商發展的依舊是最簡單的互聯網法則:用戶說了算。

當一個理性患者拿著醫生開出的通用名(並不指明具體廠家)藥品處方,通過互聯網的海量藥品信息,選藥,進行比價,下單,得到配送,患者的醫藥常識會日益提高,談判能力也自然得到加強。

2014年3月18日,馬雲在北大百年講壇提到其醫療夢,不僅是想在淘寶上賣賣藥,而是利用大數據讓醫藥行業更加透明和公平,倒逼醫療機構和生產企業改善產品和服務,改善中國人的健康。

醫改之夢,能否由新技術來推動實現?

互聯網 互聯 賣藥 倒逼 改不 不動 動的 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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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保之變商業保險撬動醫改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620

“看病難,看病貴”的痼疾,歷經多次醫改依然難以改變。 (CFP/圖)

商業保險入局基本醫保,是醫改引入市場機制的關鍵落子。盡管中央態度已經明朗,但商業醫保如何沖破重重阻礙,依然道阻且長。

一度被排斥在基本醫保之外的商業保險,終於得到中央層面的正式認可。

2014年8月27日,在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鼓勵商業保險發展被作為重要議題加以討論,國務院首次明確支持商業保險機構參與各類醫療保險經辦服務。

商業保險由此入局,也是醫改引入市場機制的關鍵落子:如果商業保險發展壯大,消費者有了更多選擇,從而刺激更多類型的醫療平臺生存下來。

然而,即便獲得了最高行政機關的認可,商業保險的開疆辟壤依舊難言坦途。

醫改轉向

長期以來,無論學界還是政府的主流認知,均將商業保險排斥在基本醫保之外。因此,國務院常務會議對商業保險的重視,被解讀為醫改轉向的風向標之一。

理論界的風向也在改變。

北京大學社保研究中心健康險研究者鎖淩燕對南方周末記者稱,十年前,社保領域的學者圈子對商業保險是很看不上的,認為基本醫保一定是政府來做,不關商業保險什麽事。最近幾年,風向發生了明顯變化,“在一個專家評審會上,一位社保領域的著名專家就說,商業保險的角色還是挺重要的嘛”。

醫保商辦試點地區之一,洛陽市社保局局長王亞偉也感受到變化。“全國有70到80個城市都來洛陽學習,說明大家對這個事情很感興趣”,一些國家部委也在逐漸接受,“現在國務院有文件了,一些曾經反對的部委,至少不能說我們做錯了。”

洛陽試點曾在開始之初,遭到國家部委的明確批評。據《財經》雜誌報道,2009年8月底,洛陽市社保局局長王亞偉和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韓誌奎被召至北京。相關部委官員聯合出面,要求河南必須把城鎮居民基本醫保基金的管理權、終審權和支付權拿回來。

事實上,早在2009年公布的“新醫改方案”中,就已經將醫療保險領域公私合作的夥伴關系,明確為推進醫療保障體系改革的重要舉措。但在過去三年的政府單兵突進式醫改中,“夥伴關系”未有實質進展。

是什麽促成了此時轉向?

鎖淩燕認為,地方試點經驗對中央決策者的觸動,商業機構及其主管部門的積極遊說,以及財政壓力加大醫改難以為繼的困境,都恰與本屆政府“開放市場”的執政理念契合,使得商業保險的入局成為可能。

國務院的學術智囊們,也曾多次到試點地區調研。“國務院參事室的胡本鋼,專門到湛江寫報告,高層也做過多次批示”,中國人民健康保險公司社會保險部總經理邱彬對南方周末記者稱。他所在的公司是幾個著名試點(湛江模式、太倉模式、平谷模式)的參與者,“新華社也曾到湛江,寫了內參遞上去”。

作為一個國企背景的公司,人保健康也通過各種渠道做了很多政府公關。邱彬稱,在湛江試點取得突破後,他們就不斷地給中央寫報告,通過保監會的渠道遞上去,得到了高層多次批示,也在方方面面做了許多努力,“2012年國務院出臺大病保險的文件,我們正好有個同事借調到國務院醫改辦,全程參與了文件的制定”。

從哪里擊破

財政壓力的增加和醫保基金的運行壓力甚至虧空,則是更根本的推動力。

早在1998年中國醫療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因為人手、經費不足,就已有地方政府引入商業保險公司合作的先例。

“比如北京,當時就想找商業保險機構來經辦,也進行了接觸,但當時中國的商業保險機構剛剛恢複,能力非常有限”,鎖淩燕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社保機構只能開發了自己的系統,買了設備,組建了人員,自己從頭開始做。

鎖淩燕用“典型的地方自治”來形容中國醫療保障制度的特色,中央有一個指導性方針,地方有自己的模式,而不同的地方,對市場的接納程度也不一樣,“財政能力薄弱的地區,對商業保險接納程度比較高。”

邱彬稱,湛江之所以市政府和社保局都非常支持把基本醫保經辦交給商業保險公司辦,財政壓力是最重要的原因。

洛陽市社保局局長王亞偉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之所以在2008年開始推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時,考慮交給商業保險公司來做,主要還是受人員編制和財政壓力的限制。

在基本醫療三個險種(城鎮職工、城鎮居民、新農合)中,之所以在新農合中商業保險進入較多,其中一個原因即是現有政策規定,新農合的管理費用不能從基金中提取,這樣一來,合作醫療制度運行的經費就必須由地方財政掏錢。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認為,從地方試點到中央推進,財政壓力是決策者的重要考量。在財政收入下行的壓力下,靠政府財政投入推進的改革,是難以為繼的。交給市場,即可節約財政資金支出,也可減少人員編制成本。

以洛陽試點為例,政府拿出審核病例金額的1%(目前為300萬左右),購買商業保險機構的初審服務後,保險公司組建了150個人的團隊,且均為醫學專業畢業生。“這150個人,如果靠財政養,一年要上千萬的資金。政府也不可能給這麽多編制,人不夠用,效率自然會下降。”王亞偉說。

“社保基金浪費很多,使用效率很低,這是了解醫保的人都承認的事實”,太倉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錢英琦稱,正是這個原因,促使太倉考慮引入商業保險機構。

社會醫保出現赤字,則是這一改革的另一個重要動力。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一份福建省財政廳社保處所做的《三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調研報告》顯示,2011年,三明市的職工醫保統籌基金已出現8000多萬元的虧空。

在醫保改革完成了“人人享有醫保”的覆蓋面擴張後,如何進一步提升保障水平和效益,平衡醫保基金的收支成為新的難題。

試點地區已有的數據顯示,商業保險公司入局,有助於效率提升和費用控制。

以人保健康在平谷的試點為例,2008年到2010年,平谷新農合醫療費用的年均增長將近70%,人保健康2011年參與後,2011年到2013年醫療費用年均下降了2.2%。

邱彬認為,與政府相比,企業更有控費積極性,根源在於兩者的運轉邏輯不同:政府是財政撥款,對成本的約束感相對較小,而且政府機構管辦一家,還存在監督的難題。有的地方因為人員緊張,甚至將新農合的經辦直接交給了鄉鎮衛生院,“都是一家人,衛生院直接到衛生局報賬,也查不了”。

不過,要在現有體系內讓商業保險真正實現對醫療機構的制約,邱彬也承認,還不現實。比如,為了限制醫療機構過度醫療,人保健康制定了罰款措施,但實際能執行的還是少數。“公立醫院還是事業單位,單純靠保險公司,醫院不會理你,只能拉著政府一起幹。”

各地各部委態度不一

“商業保險入局的好處,中央肯定是清楚的,方向也已經明確”,鎖淩燕認為,關鍵是如何推進,“不會一帆風順”。

其以商業保險參與大病保險的現實處境為例,2012年國務院就出臺了文件,要求在2013年底前在全國推開商業保險參與大病醫保經辦。但今年5月份,衛計委再次發文,要求各地推進,“顯然是執行得不好。”

雖然中央有文件,但地方情況不一,兩者的目標未必一致,鎖淩燕認為,對於地方社保部門(職工醫保、居民醫保主管者)、衛生部門(新農合主管者)而言,引入商業保險經辦,意味著自己權力的喪失。

王亞偉的說法也證實了此種看法,“我們一個處長最初就擔心,你讓人家(指商業保險機構)說了算,以後醫院都去找商業公司,不會來找你了,權威都受到了挑戰。”

資金安全也是一些地方政府擔心的重要因素,“這麽一大筆錢,交給商業保險公司,會不會挪用?會不會超賠?”

正是出於種種顧慮,目前商業保險參與基本醫保經辦,在各地推行進展不一,難稱順利。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國務院醫改辦副主任胡曉義稱,截至2013年11月份,全國大病醫保試點執行率不到50%。

即使一些地方迫於中央壓力進行了試點,政策也很苛刻。邱彬以山東為例,規定大病保險的賠付率不能低於98%,留給保險公司的結余只有2%,

“肯定包不住成本”。

數據的分享難以實現,更是讓商業保險公司頭疼。邱彬說,“以保密為由不給你,我們只能一家醫院一家醫院去跑。”

正因如此,商業保險參與基本醫保經辦的方式和深入程度,在各地也各不相同。

以河南洛陽為代表的試點,實質是購買了商業保險機構的審方服務,商業保險公司並不參與對醫院控費規則的制定,也不接觸醫保基金,影響相對有限。而在湛江模式、平谷模式中,商業保險公司不僅承擔費用超支的風險,也參與到遊戲規則的制定。

不僅各地態度不一,中央各部委間意見也有微妙的不同。

商業保險參與大病醫保經辦的文件,是國務院醫改辦在發改委期間推出的(現醫改辦已調整到衛計委)。在邱彬看來,“沒有國家發改委的推動,出臺肯定比現在晚。”而負責城鎮居民和城鎮職工醫保的人社部就沒這麽積極,“有的老部長,現在還在公開反對商業保險介入”。

就在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推進商業保險參與基本醫保經辦後不久,人社部再次發文,強調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建立以來,各地積極提高醫保基金使用效率,加強醫療服務監管。對於南方周末記者就商業保險參與基本醫保的采訪請求,其以時機尚不成熟婉拒。

衛計委的態度則比較曖昧。這是因為新農合歸衛計委管,他們希望借助商業保險公司的力量。但作為醫院主管機構,自然又擔心對醫院形成太多約束。

這樣的狀態,使得一些配套改革出臺緩慢。例如,商業保險參與大病醫保經辦,中央文件要求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但披露什麽,怎麽披露,具體細則至今未見。

更長遠的

商業保險入局,更大的落子之意,在於為醫改市場化提供更多元的埋單方,為醫療服務供方(醫院)改革匹配保障。

主動走出體制,成為自由執業醫師的張強,創辦了國內首家自由執業醫生的平臺——醫生集團,其深感現有保險制度對自由執業的約束,“我們簽約了三十多家商業保險,但在中國規模都不大,目前主要還是靠自費病人,生存很艱難。”

張強認為,如果商業保險獲得發展的空間,將可以提供更多元的健康險產品,中產以上的人就可以購買,就能刺激更多的醫療平臺生存下來,投資者的信心也會增強,社會上才可能出來更多的醫療機構,醫療服務的供給才能增加。

目前中國商業健康保險的發展滯後,整體實力較弱,與其他發達國家及地區差距還很大。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調研發現,造成此種局面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城鎮職工醫保和公費醫療所保障的群體作為中產階級本是商業健康保險的主要購買人群,但這兩個保險保障水平過高,且呈現福利化傾向,已經超出基本醫保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業醫保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社保部門和公立醫院對醫療數據的壟斷,使得商業保險公司缺乏足夠的數據支持,給產品設計、保費計算和風險控制帶來很大障礙。

不過,未來的錢景,還是讓商業保險公司在目前微利甚至賠本的情況下,依舊對辦醫保充滿熱情。

“我現在基本用不到醫保,可不可以只買商業健康保險?”張強提出的問題,還有待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才能給出答案。

醫保 之變 商業 保險 撬動 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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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改浪潮下的藥代:升級,或被淘汰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5/4621026.html

醫改浪潮下的藥代:升級,或被淘汰

一財網 王悅 2015-05-21 22:11:00

“在一些藥企,工資的組成也發生了變化:提高基本工資,降低績效、獎金的比例,甚至不用考慮每個月的銷售量是多少,這些都足以表明銷售代表‘銷售’的定位正在發生改變。”該業內人士補充。

醫療改革的推進,帶來多個層面的震蕩。原本作為醫藥廠商和醫院之間橋梁的醫藥代表們面臨新的決策:轉型,或者被淘汰。

“在華外資藥企由於並購加速,藥品銷售代表面臨裁員的風險正在增加,而國內藥企的銷售代表更多的是需要進行身份的轉變,在未來,藥代不再是‘藥販子’的代名詞,銷售的功能減少,服務的要求會增加。”一位國內制藥企業高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藥代轉型潮來臨

今年以來,國務院辦公廳連發數個“意見”(《關於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指導意見》、《關於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其中破除以藥養醫、降低藥價成為關切重點。

實際上在今年以來,醫保控費、基藥降價、醫藥分離,甚至包括轉變醫院盈利方式,提升醫院的技術性勞務收費、降低藥品和衛生材料收入的比重,所有這些都給從前賺得盆滿缽滿的外資、國內藥企沈重打擊。

藥企受挫背後,最先受到影響的是各大藥企的銷售代表們。

此前3月底,輝瑞就曾宣布撤銷在華疫苗部門,涉及人員高達三百多,撤銷部門的導火索是因疫苗“沛兒”的進口註冊證即將到期時申請更換,然而CFDA尚未批準,只能撤銷部門。但業內人士卻告知記者,根本原因恐怕與如今在華藥企發展進入新常態、利潤壓縮有關。

“如果放在2013年以前,輝瑞消化這些人不在話下,不至於這麽多人要遣散。大型藥企之前急速擴張,尤其是銷售團隊的擴張,如今必然面臨重新調整。”這位業內人士告知記者。

在外資藥企,醫藥銷售代表的辭職、裁員浪潮正在來襲。

“由於藥品銷售新常態帶來的並購加劇,在產業、產品整合背後,帶來了人員架構的調整。”這位業內人士高速記者。

除了“離職潮”,更多的銷售代表則是面臨身份的轉變。

2015年2月底下發的《關於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堅持藥品集中采購方向不變,將公立醫院用藥全部放在省級集中采購平臺采購,對公立醫院藥品實行分類采購。

集中采購、大客戶模式未來將會成為藥品銷售主要方式。

“在合規審查越來越嚴格的情況下,以後藥品銷售怎麽做大家都沒數。我個人判斷,今後國內藥品的銷售可能更多的會采取大客戶的形式,銷售方式上也會出現兩極分化,由此帶來的藥代的身份也會發生轉變。”這位業內人士告知記者,在他看來現在以前靠走關系、維護醫生關系為主要工作的藥代將大幅減少,醫藥代表未來將更多承擔“服務”以及“講解”的功能。

從藥代到醫學代表

在這個“兩極分化”模型里,對於一些原先認知度高的產品,由於不需要再繼續傳遞產品的信息,藥代更多的是做好“大客戶”,也就是醫院方的產品服務。而對於藥企推出的新產品,醫藥代表則需要承擔向醫生講解、推廣產品的功能。

“前者藥代的身價可能會大幅降低,人的成本變得便宜,而後者的身價會比以前更高。”思略特咨詢公司合夥人孫超告知記者,“後一種藥代其實是通過人來管理醫生,使醫生有渠道來了解產品信息,這些渠道包括網站、APP這些新媒體渠道。”

根據思略特咨詢近期公布的一項針對歐美150多位制藥企業高管的調查,目前有90%的制藥企業已經嘗試試點甚至廣泛推廣數字化工具作為營銷渠道,83%的藥企被訪者認為未來兩到三年藥企商業模式將會發生重大改變。

“在中國,藥代轉型的問題可能更為嚴重,因為中國90%的藥品為非創新藥,藥代們無法為醫院、醫生帶來新的信息。”孫超補充。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的了解,目前國內已有藥企正在嘗試將醫藥銷售代表的稱呼改為“學術代表”或者“醫學代表”,嘗試改變身份。

“企業、醫藥代表都不希望自己變成‘藥販子’,升級是趨勢。”先前提到的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不僅僅在稱謂上,在工資績效的考核中也已經有所改變。

“在一些藥企,工資的組成也發生了變化:提高基本工資,降低績效、獎金的比例,甚至不用考慮每個月的銷售量是多少,這些都足以表明銷售代表‘銷售’的定位正在發生改變。”該業內人士補充。

藥品銷售新模式PK傳統模式,新媒體PK傳統銷售代表,誰會笑到最後?

“事實上,目前銷售成功率最高的還是傳統模式,在我們的調查中有72%的受訪者認為制藥公司已經在嘗試改變傳統的銷售模式,但是還沒有取得突破性的創新。” 思略特咨詢公司高級合夥人Rick Edmunds告知記者,“然而押註以新媒體為代表的新的商業模式在他們看來卻是在押註未來,有65%的高層表示,未來他們會繼續加大銷售數字化方面的投資。”

編輯:彭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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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改 浪潮 下的 的藥 藥代 升級 或被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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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海歸醫生的“醫改夢”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639

 

朱知梅(受訪者提供/圖)

一群加盟港大醫院的海歸醫生對號販子、紅包頗感意外,因為這些“潛規則”在國外的醫療機構難覓蹤跡。

衡量一家公立醫院成功與否,絕不能以是否賺錢和賺多少錢為標準。好的醫院遲早會賺錢,但賺錢的醫院未必是好醫院。

一名曾經參加過英國女王晚宴的華裔醫生朱知梅,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在一家醫院一呆三年多。他究竟為了什麽?

答案是,他對中國醫療改革的濃厚興趣以及能夠參與其中的自豪感。

朱知梅,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以下簡稱“港大醫院”)前內科主管(相當於中國醫院的大內科主任)、一位喜歡接受挑戰的62歲血液科醫生。

自2009年開始,中國政府啟動新一輪醫改,承諾在2020年前為13.9億人民實現全民平等就醫和醫療覆蓋。朱知梅將這項工作形容為“修建一座新的長城”。

不同的是,歷史上的長城是為了抵禦來自北方的侵略者,而現在修建這座“長城”的目的則是放眼世界,迎接醫改新觀點和改革。

“號販子”

朱知梅原來所服務的英國醫院是國家健康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的組成部分。在NHS中,家庭醫生充當病人“守門人”角色。“英國的家庭醫生‘守門’守的非常好,絕大部分疾病都可以通過家庭醫生看好,沒必要到大醫院去看。”朱知梅說,“所以也不可能有‘號販子’”。

朱知梅所服務的港大醫院也不存在“號販子”。這家醫院於2012年7月1日成立,是深圳市政府與香港大學合作的產物。醫院由市政府投資,由香港方面負責管理。作為一家年輕醫院,就門診量而言,港大醫院比深圳市人民醫院等傳統大醫院要少很多。

三年前,作為港大校友的朱知梅接到母校邀請,讓其擔任港大醫院內科主管。他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於是欣然應允。用他的話說,來深圳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專心做事“來改變一些人”,特別是年輕醫生。

像朱知梅這樣由香港大學派駐並委任重任的海外醫生,在港大醫院有百余名。

和很多醫院一樣,在港大醫院看病需要先預約掛號,按預約時段看病。不同的是,該院推行“先全科、後專科”的就醫模式,鼓勵病人先看該院的“家庭醫學全科門診”,如果全科醫生覺得有必要,再建議去看專科醫生。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借鑒NHS模式。

就在港大醫院開業後一個月,英國人將他們引以為傲的NHS搬上了倫敦奧運會開幕式。

到港大醫院工作不久,朱知梅就發現中國的病人跟英國的很不一樣。比如,習慣於不惜代價去大醫院、找名醫。現在,他已經能夠理解“號販子”的存在。“這對病人、對醫院都不公平。”朱知梅說。

“公平”一詞屢屢出現在朱知梅口中。在他看來,NHS並非完美無缺。但它最大的好處,就是能保證英國人看病公平。“窮人、有錢人都是一樣的。”

朱知梅在英國時就聽說,中國曾經有過很好的醫療體系。政府花了很少的錢就能讓老百姓看上病。不過,隨著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原來的體系被打破。

如今,在港大醫院血液科有一個變化,但凡是來看過病的病人,已很少像剛開業時那樣,在這里看過之後還會往大醫院跑。朱知梅對此感到欣慰,這說明“改革慢慢有了一點成績”。

“高薪養廉”

深圳市創建港大醫院的初衷之一,是為新醫改趟出一條新路。彼時,新醫改啟動已三年,但最為核心的公立醫院改革卻進展緩慢,其逐利機制難以破除。

有別於國內其他公立醫院,港大醫院采用香港公立醫院運作模式,其前期運營費用包括員工薪酬、醫療設備等來自政府財政。醫務人員的收入不與病人支出掛鉤,以保證他們能夠“做純粹的醫生”。這一模式和NHS接近,據朱知梅說,NHS的所有醫生、護士的工資全部由政府支付,醫務人員的惟一職責就是照顧好病人。

為了實現這一點,深圳市政府每年需要將向港大醫院投資近10億,占全市公立醫院預算的一大半。通常,各級政府僅承擔公立醫院總運營費用的不到20%,倒逼醫院通過自己賺錢解決其他費用。一位研究醫改問題的學者對南方周末記者稱,中國的醫生是全世界“創收”壓力最大的。

而在朱知梅和他的海外同行看來,這樣的醫院其實不能算公立醫院,而是“商營機構”。

港大醫院的模式被外界概括為“高薪養廉”。據報道,港大醫院對外宣稱的醫生平均年薪是30萬元人民幣。這一數目在外界看來已算不低,但在深圳醫療界卻缺乏足夠的競爭力。一位從深圳另一所公立醫院跳槽到港大醫院的醫生向南方周末記者坦承,在以前的醫院,明面上的收入不高,但加上各種灰色收入,其實並不比港大醫院低。

港大醫院作為醫療支出的“大頭”,即使是目前的人工成本,已經讓深圳市政府備感壓力。而且後者還面臨其他公立醫院要求“一視同仁”的呼聲。

近年來,中國醫療界“打破公立醫院逐利機制”的呼聲漸高。但是,這一導向面臨著嚴峻的現實問題:如果醫院不再創收,那麽靠誰來養活?政府是否能夠負擔得起?即使政府下定決心加大投入,公立醫院過度商業化導致的積弊能否真的革除?會不會適得其反?反而進一步助長醫院謀利的沖動?在相關研究者看來,這些問題正是公立醫院改革需要直面的核心命題。

紅包

來深圳之前,朱知梅聽說過“紅包”——在除“號販子”之外中國患者看病時需要借助的另一手段。而在英國,醫生如果收取病人的錢,將飯碗不保。

港大醫院設立之初,院方將紅包問題寫入了醫生的聘用合同里,要求醫生拒收紅包。如有違反,就可能被開除。院方之所以重視紅包問題,在朱知梅看來,醫生收紅包會破壞醫療“公平”原則:患者給醫生送紅包並非情願,而是希望以此換取醫生對他的優待,可作為醫生,因為收了紅包而需要優待某個病人,就意味著對沒送紅包的病人不公平。

事實上,紅包問題在港大醫院還是出現了。

在港大醫院工作的第一個月,朱知梅就收到一位下屬上交的紅包。那是一張購物卡,當事醫生說他沒辦法寄還,因為這位病人沒有留地址。朱知梅認為這是一樁嚴重的事情。他報告給了醫院,同時要來這位病人的電話。

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溝通。患者沒聽他說完就掛斷了。朱知梅認為可能是自己沒表達清楚,於是又讓秘書打電話。但結果同樣如此。他深為沮喪。

“其實我沒有別的意思,”朱知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就是想跟他說,謝謝你的好意,但(在港大醫院看病)真的不需要(送紅包)。”

為什麽要親自打那個電話?“因為我是內科主管,”朱知梅解釋說,“(在執行醫院規定方面),我應該走在前面。”

“患者可能覺得他不懷好意,”對於那次退紅包事件,朱的下屬、港大醫院血液科駐院醫生李娟(化名)說。在中國的醫院,一位大內科主任為下屬退紅包的事情親自給病人打電話,有些超出想象。

胸外科通常被視為紅包的“重災區”,但港大醫院胸外科主管司徒達麟工作一年多來,驚訝地發現沒有發生一起病人給醫生送紅包,“最開心的不是醫生不收,而是病人不給(紅包)。”司徒達麟說,“這是最重要的”。

回想起那次給患者打電話,朱知梅意識到,在中國的一些醫生與患者之間,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三年多的努力,朱知梅和他的同事歸結為一句話:重建醫患信任。在他看來,醫患之間的相互信任,是醫改“長城夢”的基石。

碰撞

在港大醫院,雖然管理層由香港大學委派,但普通醫生多從內地招聘。由於原來各自所身處環境不同,“海歸”醫生和本土醫生在觀念、習慣等方面不斷發生碰撞。

朱知梅在英國養成了一個習慣,當他覺得自己沒能給病人足夠的幫助時,會主動向病人道歉,雖然這並不等於他真的做錯了什麽。在港大醫院,他也提倡這一做法,認為這樣會增強患者對醫生的信任。

但多數內地醫生對此不以為然。血液科醫生李娟就認為,在醫患關系互不信任的當下,如果醫生輕易道歉,病人會覺得其心虛,會懷疑背後還有什麽事情。加之醫療服務也有技術門檻,很難給病人完全解釋清楚。所以,道歉的話很可能適得其反。李娟說,“我們最初都認為不符合中國國情。”但朱知梅堅持他的英國式做法。

2015年5月7日,李娟問朱知梅,病人陳先生當天是否需要做化療?朱知梅把“陳先生”聽成了“張先生”——兩個病人差不多年紀,都是男的,同樣的診斷結論。

朱知梅告訴李娟說不需要。李娟隨後打電話告訴了陳先生。但她隨即又感到不放心,又找到朱知梅,問其是否確定。朱知梅很驚訝,說陳先生當然需要化療。李娟當即明白是朱主管把病人的姓氏聽錯了。於是,趕緊給陳先生電話道歉。

出乎預料,病人並沒有責怪李娟。但朱知梅認為錯在自己,他搶過電話,糾正了李娟的說法,並再次向病人道歉。在這件事情之後,李娟發現,這位差點被耽誤了的病人不僅沒有找科室的麻煩,反而對醫生更加信任了。

另一個讓李娟印象深刻的是病人曹女士的故事。

2014年年底,曹女士因為發燒,到深圳某大醫院看病。結果在急診室呆了十多天,在最終診斷為白血病的情況下,仍被該醫院以沒有床位為由拒絕接收。

走投無路之下,曹女士經朋友介紹掛了港大醫院血液科的預約號。朱知梅還記得,曹女士當時是坐著輪椅來到醫院的,有些神智不清。朱知梅判斷病人亟需住院。彼時,血液科病房已滿,朱臨時協調出另一科室的床位,讓曹女士住院。經檢查,曹所患“T形淋巴細胞白血病”——一種罕見的重病。

住院不久,曹的丈夫黎先生給血液科出了一個難題。原來,曹女士除了患有白血病,還被一種真菌感染。對付這種真菌,需使用一種昂貴的自費藥,一天開銷700元。黎先生擔心妻子會因為其他病人加重感染,因此對同室的其他病人頗為排斥。

不管血液科護士怎麽解釋,黎先生仍懷疑會加重感染,還向同一病房的一位八十多歲的女病人大發脾氣。後者被嚇哭了,不得不搬出去。朱知梅後來找到黎先生,告訴對方這是一家公立醫院,必須公平地對待每一個病人。如果他的妻子獨占病房,其實是剝奪了其他患者的救治機會。此外,朱知梅向黎先生保證,他的妻子不存在被新病人感染的風險。最終,黎被說服。

對這件事,朱知梅的感觸是,希望患者醫生都多一些耐心,只有如此,才會帶來更多的“改變”。在改變的過程中,醫生要主動向患者伸出手。

火花

在港大醫院,朱知梅所期待的一些“改變”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發生。

“能吃藥不打針,能打針不輸液”是基本用藥原則。但長期以來,“吊瓶森林”成為各地醫院一景。港大醫院在建設時,按照國內一般醫院布局,在全科門診、兒科均設了輸液區。開業後,院方決定把這兩個輸液區改為它用。

港大醫院全科家庭門診顧問醫生施德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因為沒有輸液,有醫護人員擔心病人會因不理解“鬧事”,為此還做了很多準備工作以應對不測。但施德偉驚喜地發現,意外並沒有發生,病人都尊重醫生的決定。

據施介紹,港大醫院剛開業時,病人家屬有一個習慣,就是都擁在診室走廊里,沒排上的看什麽時候輪到自己,排上的則盯著病人在診室里看完病。“當時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勸家屬坐下來。”施德偉說,“而現在,有時候請家屬進去,家屬都不願意進去,說他(指病人)進去就好了”。

同樣感到有點意外的還有急診科主管朱嘉理。在從香港來港大醫院之前,朱嘉理從媒體上得知急診科作為醫患矛盾的多發地,為了應對“醫暴”,他們甚至配備了“防狼器”,但至今都沒有派上用場。

在深圳市衛計委開展的2014年和2015年第一季度醫院市民滿意度調查中,港大深圳醫院均居市屬綜合公立醫院第一位。2015年5月,南方周末記者曾在港大醫院隨機采訪了多名病人,其中絕大多數都對醫生的服務態度和不亂開藥的做法感到滿意。

然而也有病人提出疑問:這種狀況能保持多久?根據合作協議,深圳市政府對港大醫院的高投入只有五年。五年之後,也就是到2017年,深圳市政府對其財政支持標準將與其他公立醫院一樣。這意味著港大醫院也將不可避免地面臨創收壓力。

朱知梅坦陳,五年之內,港大醫院要像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樣,既要做好做大,又要“自負盈虧”,其實是不可能實現的。

但朱知梅強調,衡量一家公立醫院成功與否,絕不能以是否賺錢和賺錢多少為標準。“好的醫院遲早會賺錢,但賺錢的醫院未必是好醫院。”

李娟所擔心的是,醫院會不會因為經濟原因面臨創收壓力,並最終把這種壓力轉嫁到一線醫生身上,如果這樣,就等於和她以前工作的那家醫院一樣。

和不少同事一樣,在港大醫院的兩年里,李娟最大的體會就是在這里不用考慮各種“指標”,不用操心病人是否欠費,真的可以“做一個純粹的醫生”。但是,和病人們一樣,她也擔心這種狀況不能維持下去。

朱知梅說,就醫院管理層而言,確實有經濟上的壓力,也是最大的壓力。目前,在醫院層面,所能做的主要是通過國際醫療中心收取自費病人賺錢,用以彌補醫院收入的不足。但是,對於這種做法能否奏效,業界卻多不看好。

朱知梅還說,包括他在內,作為管理層,他和港大醫院的其他海外醫生有共識:不會把經濟壓力轉嫁到臨床醫生頭上。這是原則和底線。否則,改革就失敗了。

不過,作為一個樂觀主義者,朱知梅對此充滿信心,“假如我們虧了本,但是擦出了很好的火花,獲得老百姓認同,我覺得就是成功。”

一名 海歸 醫生 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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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專家建言“新醫改”:破局還需放開體制外的供應量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3/4758032.html

投資人、專家建言“新醫改”:破局還需放開體制外的供應量

一財網 王悅 2016-03-06 19:21:00

醫療體制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事實上,涉及體制內外的改革被業內普遍看做了是此次新醫改的“攻堅階段”。包括業界學者和投資人士看來,此次醫改推行至今,政府的態度仍是謹慎為主。

從2011年到現在,有關“新醫改”的內容在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所占的比重正越來越大。在2016年的報告中,國家首次明確了包括分級診療、大病醫保的明確目標,首次提出改革醫生的薪酬體制,並且再次加大了政府對於醫改的投入。

新醫改中有關醫生群體的部分被數次提及:包括加快培養全科、兒科醫生,並且要改革醫生群體的人事薪酬改革,“建立健全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人事薪酬制度,保護和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

不斷加大政府投入、對醫生群體進行體制內改革,有了這些醫改“攻堅”可以成行嗎?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醫改力度究竟如何?《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采訪多位專家、學者和業內投資人時得到建言:體制外的“供應量”不放開,加再多的投入、再多的體制內改革,恐怕也是不夠的。

那麽,什麽是體制外的供應量?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衛生管理與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看來,民營資本、社會資本的進入以及醫生的多點職業、自由職業的放開才是增加供應量的關鍵。

“從2009年以來,新醫改的思路一直是通過擴大政府投入來促進醫改,這一次的方案中,政府的投入還在繼續加大。但這次,對於體制、制度的改革力度,體現得並不突出。”蔡江南對記者表示。

事實上,此次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於醫療部分的改革規劃,相比較過去五年,不少改革舉措在2016年已經提出了明確的目標。比如,明確了分級診療試點要在70%左右的城市進行;中央財政對於城鄉醫療救助補助資金增長9.6%,達到160億元,城鄉居民基本醫保財政補助由2015年的380元提高到420元;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財政補助從人均 40元提升到45元。

“相比較以往,在這次的工作報告中政府對於醫療投入繼續加大,這說明,目前通過加大投入來促進醫改仍舊是主要的方式。”蔡江南表示,“但我認為,此次在體制、制度改革的深入性上仍然有所保留,特別是對公立醫院的改革。如何讓政府放權、實行醫院的法人治理制度的改革、醫生成為自由人的改革此次並沒有提到。”蔡江南表示。

對於蔡江南的表述,投資界人士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

“在此次的表述中,分級診療、醫生薪酬體制改革更多的是體制內的改變,沒有突破公立醫院的架構。從供應量的角度來看並沒有提升。”高特佳投資合夥人王海蛟說。

醫療體制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事實上,涉及體制內外的改革被業內普遍看做了是此次新醫改的“攻堅階段”。包括業界學者和投資人士看來,此次醫改推行至今,政府的態度仍是謹慎為主。

“真正要落實分級診療一定要解放醫生的生產力,推進醫生的多點執業、自由職業,才能真正把分級診療落到實處,但很可惜,這些內容在這次的報告中並沒有被提及。”蔡江南說。

編輯:邊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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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 投資 專家 建言 醫改 破局 局還 還需 放開 體制 外的 供應量 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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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醫改第七年:從下沈門診到解放醫生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2291.html

“今後5年可能是中國民營醫療飛速發展的一個階段,還會有新的模式不斷誕生,首先是越來越多的關註,不僅是從政策的層面,也會有很多的資本進入,進入是多樣化的,投資、改制、以及一些其他新興的模式。”GE醫療大中華區藍海醫療事業部總經理兼首席執行官於婧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一線城市的三甲醫院,因醫療資源緊缺,門診的平均就診時間通常在5分鐘以內,這樣才能保證一位醫生平均每天早晨可以看60~70位的患者。

將門診服務下沈,是投資人和管理者關註重點,基層的門診服務是整個醫療體系中最大的市場,常被看作是公立醫院最應該也最難改革的一塊。

從現狀到機遇

如果從2009年算起,新一輪醫改已到第七年。公立醫院怎麽改才好?

“對大型公立醫院的改革,最重要是八個字:強化主業、弱化副業。主業是教學、研究、醫療,副業就是大醫院敞開大門看門診,包括各種普通門診和專家門診。我認為副業要減少,向基層導向的社會化去轉型發展。”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國恩對記者表示。

自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私人診所就幾乎已經在中國消失。以公立醫院為核心的資源配置體系將大量的資金、人才以及技術聚集在大型公立醫院。與此同時,部分資源、機構和人才分布在二級、一級醫療機構,其醫療質量和水平伴隨淘汰機制而逐漸成為整個醫療體系中較低層次。

醫療資源在三級、二級、一級醫療機構的不均衡分配導致門診難以下沈。患者一旦生病,社區醫院很難保障能提供三級大醫院給到的門診服務。

“對公立醫院來說供給側改革遇到最大的障礙可能包括人事制度,因為人事制度里對中國公立醫院的大夫定位是事業單位的人,大夫(醫生)基本上不是屬於自己的大夫,是屬於醫院、機構的財產。”劉國恩說。

讓醫生下沈到門診並非易事。目前國內270萬註冊醫生中受過系統訓練合格的全科醫生少之又少。劉國恩透露,國內真正需要的專科醫生數量不超過90萬,因為大量的病人是非專科平臺的門診服務,這意味著有2/3的醫生必須通過這場改革進行職業轉型。

除了數量龐大外,另一個制約因素是多數醫生不願意下沈到基層平臺。

“只有把醫生變成投資人和政府的合作者,而不是打工者,醫生才可能走得出來。”劉國恩認為,讓社會力量解決臨床以外的問題,讓政府解決用地和政策落實的問題,這是社會辦醫可以發揮的關鍵作用。

資本的選擇

劉國恩所述的新模式在近幾年的醫療投資市場已經蠢蠢欲動,這種新模式叫“醫生集團”。醫生集團的核心價值在於醫生,由於脫離了傳統的公立醫院體系,現階段民營的醫院和門診成為它們選擇合作的主要標的。

近日,香港最大的私人門診聯合醫務(00722.HK)宣布投資2億元進入內地開設綜合性門診。其主席兼行政總裁孫耀江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主要提供運營和管理服務,搭建門診的“外殼”,而醫生資源希望通過與醫生集團合作來獲得。

璞邁醫生集團是聯合醫務合作的第一個對象。

作為璞邁醫生集團的創始人,孫寅光曾在瑞金醫院(公立醫院))以及百匯醫療集團(外資醫院)心臟領域的工作,是最早一批從公立體制中跳出來的醫生。

以合夥人的方式加入聯合醫務在國內的布局,這改變了孫寅光過往打工者身份。

“作為一個醫生集團,現狀是融資不難,但是開業很難。”孫寅光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成立醫生集團後很快便獲得了第一筆百萬級的融資。

“我也想過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診所計劃,但是現實卻遇到了重重阻礙。你會發現你融到的錢根本不夠花。”孫寅光以此前看中的一個上海中心區診所為例,初次收購對方開價1200萬元,猶豫之際,對方再次提價。

有了聯合醫務的“資本托底”,孫寅光的醫生集團運轉中可以省去了很多來自資金和管理上的麻煩,這讓他可以更好的聚焦在醫生集團的業務領域。

對於聯合醫務而言,為何要選擇這樣一種合作的方式呢?

“如果從香港帶醫生過來或者是在國內招聘醫生會分散我們大量的精力,我們更擅長硬件配備和資本運營,軟件的部分由更擅長的醫生集團來解決。”孫耀江說。

聯合醫務去年11月在香港上市,目前在香港擁有超過600個診所服務點,包括全科及專科中心、化驗和影像中心。

“如果不是有進軍內地的打算,去年我們就不會上市。”孫耀江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但既然上市了就從資本的角度去考慮布局,開單個診所的盈利空間有限,但形成規模後資本概念就會不同。根據我們的測算,在國內開一家診所平均投資在1000萬以內,這次我們投資兩個億規模就可以開設20家,20家診所放到市值里的概念是遠遠超過兩個億開一家醫院的概念的。”

除了民營的醫療診所,民營醫院是近幾年資本關註的另一個大方向,但相比較診所,醫院的投資、運營以及管理難度要高得多。

“民營醫院的管理者在今天希望非常大,經營非常難。”西安長安醫院總裁黃寧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他所經營的這家民營醫院已經有了超過1000張床位、占地120畝,並且開業超過了14年。“在日常經營中,我發現民營醫院的經營很大的問題是不能夠按照真正的醫療的常規和規律發展醫學、醫療行業的常態,我們要做很多醫學之外的事情支撐這個醫院的發展。”

首當其沖的就是投資人的持續投資問題。

“在中國的民營醫院投資者基本上是比較典型的幾類人,其中一些是在其他行業成功賺錢投了醫療。其他行業賺錢成功的會投很大的醫院,但是難度是投資者財力和觀念準備不足:醫院要持續不斷地去投入、去成長,投資者的能力往往是不夠的。從人才、硬件一下子跟不上的時候,沒有力量去補充它。”黃寧說, “我曾經在上海碰到一個國有醫院的院長,他說現在各方面的資源、政策、人才都是為我負責,現在雖然不允許國有醫院擴大,但是我們這一類醫院都在擴張,這個事情(對於)你們民營醫院太難了。”

在業內人士看來,無論是民營醫院、私立診所還是醫生集團都是由醫改需求出發而誕生的新模式,下沈門診、解放醫生只是整個體制改革的第一步。

醫改 第七 七年 從下 下沈 門診 解放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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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醫改再出重拳:自建藥品“團購”平臺 每年節約20多億

在頗受詬病的藥品采購價格改革上,深圳又將迎來一個重磅動作。

7月5日,深圳市衛計委公布《深圳市推行公立醫院藥品集團采購改革試點實施方案》。根據方案,自本月起,當地各家公立醫院將不再通過廣東省藥品交易平臺單獨進行藥品下單采購,而是將訂單交給深圳市自建的采購平臺,由平臺統一大批量的“團購”,提高議價權,壓低過高的藥品價格,同時確保藥企生產低價藥有利可圖。

這意味著,深圳將是全國首個通過自建平臺來集中采購藥品的城市。當地官方人士預計,藥品采購總費用將至少降低30%。

未來,深圳的患者可能不會為藥價太高而發愁,也不用擔心廠家不生產低價藥了。

公立醫院藥品采購費可年減20億

在此之前,深圳在公立醫院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先行先試的探索,包括與香港合作成立了後來成為全國公立醫院行政體制改革樣本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以及創辦了整合轄區內公立醫院、力圖資源共享的羅湖醫院集團等。

在本次的藥品價格改革中,深圳市各公立醫院不再每月采購一次,而是按年度報送采購量給統一的平臺,並承諾購足預期采購量的80%以上。集中采購總量後,該平臺再組織定點生產和定點采購,壓縮藥品流通環節,降低采購成本。

在為期一年的試點期內,深圳公立醫院集中采購的藥品總費用,預計將比2015年在廣東省平臺上采購同等數量品規的藥品總費用下降30%以上。

深圳市衛計委醫政處處長李創在當天的發布會上說,30%是經過專家測算後得出的一個合理的數字。“在全國來說,深圳和廣東省的藥品采購價格算是比較低的。但是從國際上來看,這一價格還有降低的空間。”

他透露,2015年,深圳公立醫院的藥品采購總費用為79億元。這意味著,改革後,一年有望節省20多億元。

方案也提出,要提高臨床合理用藥水平,到2017年,全市公立醫院藥品收入占業務收入的比例下降到27%以內。

李創解釋:“這里的27%不是指公立醫院在藥品售出環節賺取了利潤,而是指藥品的售出金額占總收入的比例。深圳的公立醫院采取藥品零加成政策,多少錢買進來就多少錢賣出去。”

2012年2月,深圳市公立醫院藥品“零加成”政策正式實施,深圳成了全國第一個取消藥品加成的大城市。深圳本地醫保參保人持醫保卡到全市公立醫院購藥,西藥便宜幅度高達15%,中藥這一數字則是25%。

醫院議價能力將提高

方案提出,要制定深圳市公立醫院《集團采購目錄》,適度降低全市公立醫院藥品采購總品規,提高同一種藥品的采購量。

此外,《集團采購目錄》應覆蓋全市公立醫院采購金額排名前80%的藥品,以及常用低價藥、婦兒專科藥、急救搶救藥、市場短缺藥品,並明確每一種藥品的通用名、劑型、規格,該目錄每年調整一次。

《集團采購目錄》也實行“一品兩規”,同一通用名稱藥品的品種,註射劑型和口服劑型各不得超過2種,處方組成類同的複方制劑1-2種,兼顧成人和兒童用藥需要,因特殊診療需要使用其他劑型和劑量規格藥品的情況除外。

深圳公立醫院的一位醫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地醫院在藥品的采購上,將近80%的金額是集中在20%的品種上。以前廣東省的采購平臺上雖然有上萬種中標的藥品數量可以選擇,但是大部分是用不上的。“醫院只需要選擇1000多種藥品,但要和太多的生產企業接觸,去比較各家價格的高低,這浪費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他補充道:“按照以前的模式,深圳每家醫院都要單獨和廠家議價,這導致醫院的議價能力很弱,一個成本幾毛錢的藥可能給你賣到幾十元的價格。並且,如果醫院規模小的話,沒有多少廠家願意搭理你。”

李創解釋,廣東省平臺中標藥品數量上萬種,而全市公立醫院常用藥品僅1000多種。由於可選擇用藥範圍廣,不僅造成同一種藥品的采購量分散,而且給醫藥代表搞變相促銷留下了巨大空間。

他說,全省各醫療機構在省交易平臺上單獨下單采購,每月競價一次,造成單次采購量分散,難以形成“量價掛鉤、以量控價”的議價談判動力。

監管采購平臺成為重中之重

深圳自建采購平臺是指,遴選1家熟悉藥品特性和價格波動的藥品經營企業,作為第三方集團采購組織。全市公立醫院將一年需要采購的所有藥品“打包”後,統一交由其采購,並限定最高采購總費用。

上述醫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以前醫院一個月采購一次藥品,可能一兩個月就會換一個廠家。頻繁的更換藥品廠家可能達到了招標的目的,但是對慢性病患者的用藥效果來說是不利的。

他舉例說,有些高血壓病人吃了藥後,需要一段時間觀察療效,減少不適應感,或者調劑量。如果生產廠家更換的話,病人的用藥習慣得不到尊重和照顧。

根據方案,這家藥企也必須承諾,一年的試點期內,受委托集中采購的藥品總費用,應比2015年在省平臺上采購同等數量品規的藥品總費用下降30%以上。

那麽,如何防止這家藥企為了壓低價格而采購質量低劣的藥品?又如何防止它出現市場壟斷?

李創表示,要求集團采購組織在遴選藥品品牌時,應兼顧不同質量層次藥品,並充分聽取市公立醫院藥事專家委員會的意見。同時,加強藥物不良反應監測,對出現質量和安全問題的藥品,不得列入《集團采購目錄》。

他補充道:“這家藥企不得直接參與《集團采購目錄》內藥品生產和配送服務,各品規藥品的配送企業由集團采購組織與公立醫院協商確定。”

深圳醫療系統的一位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深圳的藥品采購模式在全國來說可謂開創了先河,只要監管得當,就不用擔心路走偏了。“原來國家規定必須以省級為單位采購,從去年開始允許以市為單位試點。目前,也有極個別城市已經試點,但只是對個別藥品進行集團采購。”

他說,這種集團采購模式在美國非常成功。醫院與采購方簽訂的合同在設計時,就對藥品質量和價格監管方面的條文非常嚴格。

深圳 醫改 再出 重拳 自建 藥品 團購 平臺 每年 節約 20 多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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