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讀2015上海“賬本”：印花稅增近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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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圖）
1月29日，上海“兩會”通過了市財政局提交的《關於上海市2015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16年預算草案的報告》。
出現財政赤字
值得註意的是，在全市一般公共預算中，2015年出現了收不抵支的“赤字”現象。收入5519.5億元，同比增長13.3%，支出6191.6億元，同比增長19.5%。二者相抵，財政赤字672.1億元。
這並非是上海的特例，在今年財政部公布的2015年全國財政收支情況中，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達17萬億元，收入15萬億元，出現了突破2萬億元的財政赤字。
印花稅增長近3倍
上海印花稅，2015年預算數16.4億元，執行數45.8億元，完成預算的279.3%。這組數據在整個“賬本”中尤為搶眼。報告中給出的解釋是：主要是本市證券市場交易量大幅增加，帶動印花稅增長高於年初預期。
在全國層面，證券交易印花稅2553億元，同比增長2.8倍。主要受上半年股票市場交易活躍帶動。與上海的增幅一樣。
在2016年上海預算中，印花稅預算數為6億元，減少86.9%。主要是從2016起證券交易印花稅全部調整為中央收入。
社保基金利息翻倍
2015年，上海10項社會保險基金收入3278.2億元，其中利息收入38.1億元。2016年，該項預算收入3528.9億元，增長7.6%，利息收入72.7億元。
在“兩會”的分組討論中，南方周末記者看到有代表提出社保基金出現了較為蹊蹺的翻倍。在總額增長不到8%的情況下，利息卻增長了90%。在代表審議的預算草案中對此並無說明。
從市里拿錢，浦東居首
在2016年市對區縣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中，上海16個區縣（靜安區、閘北區合並為新靜安區）中，浦東新區遙遙領先，從市里拿到的預算合計數182.2億元。崇明區位列第二，預算合計92.3億元。長寧區以及原靜安區最少，分別為16億和15.8億。
若將靜安、閘北拆分來看，17個區縣按金額多少排名為：浦東、崇明、寶山、松江、閔行、青浦、奉賢、金山、楊浦、嘉定、黃埔、普陀、虹口、閘北、徐匯、長寧、靜安。
交通罰沒收入11.8億，拍賣車牌收入67.8億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在“兩會”會場所見上海“賬本”中的數據，在2015年上海罰沒收入中，交通罰沒收入居首，達到11.8億。罰沒收入1億元以上的機構分別是交通、公安、法院、工商，及其他。
2015年，上海市拍賣車牌收入為67.8億元。這筆收入又分別用到了公交購車補貼、軌交更新改造等補貼、其他政府購買服務中。且該部分支出大於收入，多出部分通過一般公共預算安排。
在預算報告中，支出部分數額最大的“巴士公交歷年綜合補貼”、“軌道交通更新改造等補貼”、“其他政府購買服務”均無更具體的使用解釋。
上海市2015 年新增機動車額度拍賣收入使用情況表（單位：億元） （南方周末記者 張玥/圖）
上海市2015 年罰沒收入情況表（單位：億元） （南方周末記者 張玥/圖）
提標爭論背後的千億賬本汙水處理廠被“妖魔化”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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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健/圖）
汙水處理廠的修標工作，演變成為業界大爭論。支持者認為不提標，汙水處理廠難治汙；反對者則認為非治本之策，這反而會增加財政與企業負擔。
業界另外的擔憂是，公眾誤讀汙水處理廠。提標之爭以及一些汙水處理廠日常的超標事實，讓汙水處理廠漸有排汙大戶的“罪名”。
“汙水處理廠正在被妖魔化。”面對南方周末記者的提問，珠海水務集團副總經理方曄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這樣的觀點也得到一些汙水處理廠業內人士的認同。
業內人士認為的“妖魔化”，出自2016年2月一家媒體評論文章《汙水處理廠為何不治汙》：“以治理汙染為本職的汙水處理廠，竟然成了超標排汙大戶。而治本之策，在於提高汙水處理廠汙染物排放標準。”文章點出了提標問題。
為反駁上述文章，中國環境科學院原副院長夏青在個人微信公眾號上連發三篇評論，認為“提高排放標準不是治本之策”。反駁文章在環保圈內大量轉發，成一時熱點。
緊隨其後，一份信函被遞送到環保部主要領導的案前，此信出自一家環保企業。“汙水處理廠建在哪，排汙就在哪，哪里就會形成黑臭水體。標準不提高，全國大規模治理黑臭水體的行動恐怕會變成一場勞民傷財、無功而返的運動。”上述信函寫道。
自此，一場大規模的“提標”爭論在行業內掀起。
截至目前，汙水處理廠排放標準提升已經完成公開征求意見階段，相關意見已匯總至標準修訂者，等待環保部會議討論通過。
“提標”大爭論
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夏青大膽預測：“這個城鎮汙水處理廠排放標準征求意見稿一定不會被環保部會議通過。”
之所以這樣判斷，是源於夏青對持不同觀點者的分析：“這種贊成使用一刀切的辦法，一味進行提標的人，從人數上看，目前在環保系統中並不占大多數。”而且，“與環境質量為核心的管理體系相左”。
2015年11月4日，環保部發布了新修訂的《城鎮汙水處理廠汙染物排放標準》征求意見稿，向國家發改委、中國科學院、碧水源等39家政府部門及企事業單位征求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到：自2016年7月1日起,新建城鎮汙水處理廠執行一級A標準；自2018年1月1日起，敏感區域內的現有城鎮汙水處理廠執行一級A標準。
而之前的標準是，僅當汙水處理廠出水引入稀釋能力較小的河湖作為城鎮景觀用水，以及作為一般回用水等用途時，執行一級A。除此之外，汙水處理廠的出水根據不同排入水域的功能類別，執行一級B到三級標準。這一標準自2002年制定發布，沿用至今。出水汙染控制項目包括化學需氧量（COD）、懸浮物、總磷、總氮等。級別越高，出水水質則越好。
“汙水處理系統有多個問題，標準只是其中之一。而相比之下，更大的問題則在於汙水處理系統落後。汙水收集不上來，標準再提高，河道如何幹凈？”上海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總工程師張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和張辰持相同觀點反對汙水處理廠提標的，在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中占絕大多數。“真正汙染是多年來工、農業和生活汙水直排累積造成的，把直排的、偷排的問題解決了，汙水處理廠絕對不用提標。”方曄亦表示。此前標準的制定已經充分考慮了環境容量問題，而且應根據各地實際在國家統籌的前提下強化地方標準，不應該全國一刀切。
對此，碧水源常務副總裁何願平則有不同觀點：“拿汙水收集管道說事，跑冒滴漏，這並不是理由。汙水收集系統不完善和排放提標二者是不矛盾的，為何要放在一起說？”
“現在一級A還是劣五類水，水體喪失了循環的功能，就是一潭汙水。”何願平說。例如，從COD濃度來看，一級A的數值為50mg/L，而被視為汙濁的地表五類水，按照《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COD也不能高於40mg/L。如果這樣進行數值比較，按一級A標準處理後的水，確實比地表五類水還差些。
“這就是說，汙水處理廠達標排放的大量汙水，仍可能是超出人們預想的劣五類水！”人民日報上述評論總結。
對此，北控水務集團技術總監賈立敏則並不認同，原因是這樣的對比忽略了水體的自凈能力。而這兩個水的標準，一個屬於質量標準，一個是排放標準。賈立敏認為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
更進一步講，如果將新建汙水處理廠標準都提升至一級A，資金方面將會存在巨大缺口。
千億市場的賬本
同樣關註到汙水處理廠提標的還有金融機構。
據《金融投資報》分析，提標將打開千億市場。並預判，未來汙水處理費用還將存在較大的上漲空間。該媒體援引環保部的測算，未來汙水處理改造和新建投資將達到1326億元，年運營費用656億元。
住建部城鎮汙水處理廠實時管理系統的數據也顯示著巨大市場空間：截至2015年6月底，全國城鎮累計建成汙水處理廠3802座，其中一級A項目僅860個。
“標準提升，無疑會擴大環保設備生產企業的市場規模。對他們有利，這些企業自然會支持提標。”方曄表示，“而問題在於，政府財政目前是否有能力對此埋單？”
“標準制定要考慮地方經濟的承受能力。在經濟發達的珠海尚且有財政承受不起的時候，其他一些欠發達地方則更不用說了。”方曄說。
業內文獻普遍引用的一個“賬單”是：一個汙水處理廠從一級B排放標準到一級A排放標準的追加投資，等於該處理廠原始投資成本的50%-70%。以一座平均處理能力為4萬立方米/日的汙水處理廠為例，一級B汙水處理廠基礎建設投資約為6000萬-8000萬元，其升至一級A的追加資本為3000萬-5600萬元。
這樣的成本測算也得到了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的認同。
“企業為了達到新的更嚴格的標準，投入的資金會增加，運營成本也會大量提高。而這之後，會涉及和當地政府就新的汙水處理費談判的問題。於是，標準提升，將會帶來的是整個現有運營格局的打破。”賈立敏認為。
“由於政府自身財力所限，企業的提價要求未必會如願以償。”北控水務運營著規模龐大的汙水處理廠。賈立敏表示，在一些地方標準提升的過程中，這種雙方談不攏的情況並不少見。而如果實在談不攏，接下來面臨的可能就是退出。“既然做不成，那我就退出不做了，換別人來做。這種情況也有發生。”
何願平不贊同上述觀點：“保守派認為沒錢。那我們為什麽就有錢做其它的？環保問題隨著GDP增長而產生。GDP發展帶來了稅收，為什麽就沒有資金投入環境保護？”
何願平做了這樣的測算：國家目前每天產生城鎮汙水約1.7億噸，如果全部提標，按每噸增加成本0.2-0.3元， 一年整個國家需要多花100多億，而將帶來一個好的環境與水循環效應，這個賬是算得過去的。
“持反對觀點的人，都多多少少涉及自身利益。在環保行業，依然是保守派力量大。他們缺乏資金、技術、實力，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場上說話，阻礙著提標工作的推進。”何願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夏青對此則表示：“有先進技術的企業要把自己的生意做大，無可非議。但是將自身技術跟排放標準提標聯系起來造與論，不符合企業社會責任。”
十三年未修標
關於汙水處理廠國家標準的修訂，最近的政策指導可見於《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即“水十條”）。其中提到：修訂城鎮汙水處理汙染物排放標準。敏感區域城鎮汙水處理設施應於2017年底前全面達到一級A排放標準。
《城鎮汙水處理廠汙染物排放標準》（GB18918-2002）最早於2002年12月24日發布，至今已逾13年。“標準自出臺至今，汙水處理量增長了多少？經濟總量增加了多少？所以經歷了十余年的巨變，標準也應該進行相應提升。”何願平說。
根據住建部的統計數據，2002年標準剛發布時，我國汙水處理能力約為3700萬立方米/日，到2015年6月底，這一數字已增長至1.61億立方米/日。而這期間，國家標準並無變化。
據夏青回憶，全國範圍內的汙水處理廠提標改造工作，始於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的爆發，此次事件直接推動了各地規模龐大的提標改造工程開展。
為解決太湖的汙染問題，當年緊急出臺了《太湖地區城鎮汙水處理廠及重點工業行業主要水汙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提到：將太湖流域的汙水處理廠出水排放標準由一級B提升為一級A。隨後，提標改造工作在一些對水環境質量要求嚴格的地方開始實施。
例如地處太湖流域的江蘇無錫。2010年改造工作完成之後，主城區汙水處理率達到95%以上，汙水處理廠出水水質達到一級A標準，由於汙水處理標準的提高，進入太湖的氮磷汙染物大大減少，對防治藍藻問題作出貢獻。
不管怎樣，這僅僅是地方的自選動作。地方是否執行更為嚴格的標準，取決於當地決策部門的政績觀。在夏青看來，隨著中央日益重視環境問題，這樣的觀念正在各個地方逐漸形成。因此，地方自選動作完全可以實現標準更嚴。
隨著更嚴格的地方標準逐漸實施，以及“水十條”的要求，修訂國家標準的事情在2014至2015年終於開始醞釀，其間經歷了大約三次提標工作。據賈立敏回憶，現在的征求意見稿，和過去每次提標工作提的方案，有所不同。
南方周末記者致函負責本次修訂標準起草工作的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然而截至發稿，仍未得到回複。
“妖魔化”背後的真問題
方曄所認為的“妖魔化”汙水處理廠現象，既來自於行業外，也存在於部分業內人士。
“什麽是妖魔化？把地表水和汙水處理廠排汙的幾個指標拿來進行簡單對比，得出差於五類水的結論來誤導人們，這就是妖魔化。”方曄說。於是，汙水處理廠被扣上了“排汙元兇”的帽子。
越多的人認同“汙水處理廠排汙”的說法，汙水處理廠排放提標就會得到越多人的贊同。“如果標準提高真是能解決汙染問題，那貴點也無妨。而如果水汙染問題並未得到解決，結果則是浪費了大量納稅人的錢。”方預測。因為汙水處理廠提標是本末倒置、錦上添花，並無法最終解決汙染問題。
而賈立敏則認為，“妖魔化”的問題，的確有部分汙水處理廠存在排放的汙水某些指標達不到標準的要求。
近些年，有關汙水處理廠成為排汙大戶的新聞頻繁見諸報端。2016年2月22日，甘肅省環保廳公布了1月份汙染源自動監控數據涉嫌超標的名單，在被通報的14家超標排汙企業中，汙水處理廠竟有5家。
“個別不達標廠的違法案例，如何能夠否定汙水處理廠的作用和主流？”夏青反問。但正是這樣個別排汙問題的現實存在，使得一些公眾會認同“汙水處理廠排汙”的說法。
而導致排放不達標的發生，原因則在於技術和資金兩大難題。
“資金方面，一些經濟欠發達的地方花不起那麽多錢，所以導致了偷工減料的上一些設施。技術方面，一級A標準本身運行是不穩定的，這樣就會造成一些關鍵性指標超標，例如在北方冬季，總氮可能會超標。”賈立敏說。
一方面是地方財政對汙水處理費用的支付資金短缺，一方面是汙水處理廠排放不達標形成的“妖魔化”。這樣的問題如何破解？
如果提標勢在必行，確定相應的調價機制則顯得更為迫切。賈立敏提出，考慮到地方政府承受力，確立一定的調價機制對於提標後汙水處理廠正常運營十分必要。
“一種汙水處理先進技術，對企業來講可能很好，但是對全局未必適用。要分別考慮不同地方的水質改善需求，不能搞一刀切。國家標準首要是保全國汙水處理底線技術；地方標準和排汙許可證，則可以解決不同地方的特殊問題。”夏青說。
【聚焦營改增】一家銀行的賬本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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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改增一來，對我們銀行而言，稅是要多交的。”高原(化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直言不諱：“貸款和票據直貼兩塊是‘大頭’，債券和買入返售金融資產兩塊是‘小頭’。”
高原是北方某家城商行總行計財部門管理層人士，他做了個測算：“貸款這塊多交5000萬稅，直貼票據這塊多交3200萬稅，持有到期債券這塊多交1000萬稅，買入返售金融資產利息收入也有500萬稅要交。”
不過好在“有出也有進”。能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費用及支出和購進固定資產的進項稅款接下來也都能抵扣，這樣能為高原所在的銀行節省大約4000萬的稅;而逾期超90天的應收未收利息也明確暫不繳納增值稅，這又為銀行省了幾百萬元。
這樣一來一去，營改增落地後，高原所在的銀行或將因稅每年少賺約5000萬元利潤。而這不過是一家去年凈利潤僅十幾個億的小銀行。
銀行業談起營改增，還有一個幾乎人人都會提及的跌宕情節：財政部和稅務總局直到4月底才給“質押式買入返售金融商品”和“持有政策性金融債券”這兩項的利息收入打了個“補丁”，出了一份補充通知，把兩者利息收入豁免在增值稅征收範疇之外。
方華(化名)是另一家業務體量較大的城商行的金融市場部總經理，在其銀行，持有的債券里60%以上都是金融債，而金融債里90%以上都是來自國開行、進出口銀行、農發行這三家銀行的政策性金融債。截至4月30日，方華所在銀行政策性金融債的持有量逾百億，票面利息收入就有4.8億元，如果按6%計稅金就要多交2900萬元。
高原和方華的表述僅代表了兩家銀行。采訪中，《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並非所有銀行在營改增之後都會出現利潤下滑，也有幸運的銀行“進項抵扣稅”比較高，比如，能取得增值稅發票的開支較多、或是購進固定資產較多的，尤其是對於有大額投資建造房產項目者，如果項目能取得增值稅發票，則營改增後可以抵扣掉大額稅金。
銀行賬本：稅負增加部分
金融營改增落地，對整個銀行業而言，按照財政部、國家稅務局3月24日聯合發布的《關於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下稱“36號文”)，貸款利息支出不可進項稅抵扣，這就導致貸款利息收入實際上相當於按全額征稅。
以高原所在的銀行“賬本”來計，貸款、投資等應稅收入，原來都是按5%營業稅稅率直接計稅，現在則按6%增值稅稅率計算，其中再涉及營業稅為價內稅，增值稅為價外稅，因此增值稅是按6%稅率進行價稅分離後再以6%稅率計稅，即銷項稅=銷售額/(1+6%)×6%，由此，實際稅率約從原來的5%上升至約5.7%。
這樣一來，高原所在銀行去年全年貸款利息收入、投資利息收入及手續費等應稅收入合計約70億元，不計今年收入增量，營改增後這塊業務預計增加稅負約5000萬元。
除了貸款，值得註意的是，一批同業業務活躍的銀行，還在擔心著自己的票據業務。在票據市場上，有一大批銀行深度介入票據轉貼現業務，一些小銀行成為票據鏈條中的“過橋行”，直貼票據後短期內(極端情況下1、2天)轉貼出手。高原所在的銀行正是一例。
高原說，營改增之前，“直貼這塊稅怎麽交不是特別明確，行業里大多數銀行都是按持有期間的利息收入來交稅的，而不是按票據到期日來算的。”但營改增之後，基本明確了“首次貼現日為已收取的利息納稅時點，在首次貼現日按已收訖款項計繳增值稅”，雖然這個條款具體執行情況還待定，但這一規定對一批票據直貼“過橋行”而言打擊很大。
舉例來說，如果該行1月1日直貼了一張6月30日到期的票據，但2月1日就轉貼出手的話，原本只要交持有1個月期間利息的營業稅，但營改增之後，可能要按票據期限交6個月利息的增值稅。
高原測算過，直貼票據都按其期限算利息的話，按去年的體量計算就有6億多收入，這些票據中絕大部分都是短期持有後轉帖出去的。按營改增利息稅金收取方式和時點政策完全落地來計算，預計增加稅負3200萬元。
再進一步，當營改增動到這一塊業務的利潤蛋糕，高原預計，政策剛開始執行時，一批本來在行業里做直貼票據“過橋行”的銀行會越來越不願意做第一手貼票，而做後面流轉的轉貼行則更“劃算”，不需要為期間的利息收入交稅。
利益分配機制變化，就會走向重新平衡。由此推衍，高原估計票據利益鏈上的定價機制也會發生改變，開票客戶的成本有可能會被變相增加。
在金融市場業務方面，債券和買入返售金融資產利息收入也會發生交稅增多的情況。
債券方面，營改增之前的做法是買入債券後賣出債券前不交營業稅，發生賣出交易時才交，營改增之後的做法則是，買入債券持有到期期間利息收入視同貸款利息收入，都要繳納增值稅。高原所在銀行去年有持有至到期的債券利息收入超1.5億元，預計增加稅款1000萬元。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方面，營改增之前都將這塊利息收入視為金融企業往來，免征營業稅，但營改增之後則視同貸款，需要繳納增值稅。高原所在銀行去年有買入返售金融資產利息收入近1億元，預計增加稅款超過500萬元。
除了這些業務面上的稅負增加，高原還向本報記者透露，行業里不少銀行都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做法，那就是給到銀行業務人員的績效獎勵等，其中一部分是用發票報銷的，而其中又有大量發票不是“增值稅專用發票”，而是“增值稅普通發票”，這樣就無法抵扣進項稅款，而這一塊也可能增加銀行的稅負成本。
銀行賬本：稅負減少部分
單是看稅負增加的部分，在銀行業利潤增速已經下滑之際，一些銀行管理層人士表示“肉痛”;但好在營改增新政落地後，由於增值稅進項稅可以抵扣，以及“自結息日起90天後發生的應收未收利息”可以不繳納增值稅等因素，銀行也有“省稅”的地方。
高原所在銀行抵扣掉的最大一塊稅負，就是該行有15億元的營業費用，可抵扣進項稅至少3700萬元，這就是營改增後，該行可以活生生多出來的一筆利潤。
其次，該行還有一些固定資產的購入，高原稱，這里也有近500萬元進項稅可以抵扣。
在“逾期超90天的應收未收利息”方面，營改增之前沒有明確這部分利息到底要不要繳稅，而高原所在的銀行其實都為此繳納了營業稅，但營改增新政明確了利息未收到時暫不繳納增值稅，待實際收到利息時按規定繳納。這對於資產質量下降的銀行業而言是件減負的好事。高原所在銀行去年新增逾期超過90天應收未收利息就有1.5億元，營改增後預計減少稅款800萬元。
綜上，“有出有進”之後，高原所在銀行在營改增後，在假設性的財務模型里，有可能多耗費5000萬元左右的稅負。而這家銀行去年的凈利潤還不足15億元。
兩塊“補丁”：省了一大筆
“這兩塊補丁是大頭，如果要交稅，市場影響滿大的。”方華指的兩塊“補丁”是“質押式買入返售金融商品”和“持有政策性金融債券”的利息，已被明確免於繳納增值稅。
據民生固收團隊此前分析，由於營改增政策對不同種類債券帶來的稅收影響不同，在政策性金融債和信用債配置成本上升幅度大於國債及地方債的背景下，二者的理論利差將進一步走闊，持有至到期賬戶中金融債和國債、信用債和國債之間的理論利差上升 32~37bp，交易賬戶中理論利差上升5~7bp，在考慮交易型和持有至到期型比例的基礎上，由於營改增帶來稅收成本的變化，政策性金融債和國債的理論信用利差將走闊26~30bp。
“這等於是加息的效果了。”方華說了他的判斷。他認為，如果要轉嫁掉這塊的不利因素，銀行間的利率就有可能上行。
所幸有“打補丁”政策。方華表示，在一個同業的微信群里，和他一樣的銀行金融市場部或同業部人士都表示“如釋重負”。
他表示，這兩塊“補丁”里，影響比較大的是政策性金融債。在其銀行，持有的債券里60%以上都是金融債，而金融債里90%以上都是來自國開行、進出口銀行、農發行這三家銀行的政策性金融債。據其表述，其他銀行持有的債券結構也有相似的地方，大家都不敢配太大量的地方債等，一般都有相當配比的金融債，且金融債中以政策性金融債為主體。
截至4月30日，方華所在銀行政策性金融債的持有量逾百億元，票面利息收入就有4.8億元，如果按6%計稅金，需要多交近2900萬元。
兩塊“補丁”里，從方華所在銀行的情況來看，“質押式買入返售金融商品”這塊影響不大，該行的逆回購業務做得不算多，其中“買斷式”的更多，“質押式”的原本利息收入就不足2000萬元，因此即使要按6%計稅也不過100多萬元。
高原和方華的表述僅代表了兩家銀行，並非所有銀行在營改增之後都會出現利潤下滑，也有銀行“進項抵扣稅”比較高，比如能取得增值稅發票的開支較多，或是購進固定資產較多的，尤其是對於有大額投資建造房產項目者，如果項目能取得增值稅發票，則營改增後可以抵扣掉大額稅金。
武漢ETC曬賬本：年收10億約2億用於發工資
一直飽受爭議的武漢隧橋ETC車輛通行費,曬出的最新賬本將其再次置於輿論的風口浪尖。
武漢市城市路橋收費管理中心今天對外發布公告稱，2015年，共征收車輛通行費108,374萬元，同比增加12,584萬元，增幅13.14%。按照《征收管理辦法》規定，所征收的通行費用於支付城市道路橋梁隧道建設貸款本息和維護管理費用及通行費征收管理費用，總支出與總收入完全一致，亦為108,374萬元。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總支出中涉及人工勞務成本的支出高達18，021萬元，包含：工資福利性支出3,086萬元，社會保障性支出716萬元，商品和服務支出1,480萬元，征管機構運管費7,107萬元，購買勞務5,632萬元。
用於隧橋管養的開支為14,562萬元，分別為長江隧道運營及投資補貼7,756萬元;鸚鵡洲大橋和江漢六橋ETC接入配套工程及長江隧道視頻監控系統升級改造資金2,534萬元;道路橋梁維護費4,272萬元。
按照時任武漢市政府城市建設基金管理辦公室負責人雷德超的說法，武漢實施“六橋一隧”ETC收費方案的主要原因在於償還銀行貸款和本息。“武漢市沈重的基礎建設債務壓力所致，隨著三環、過江隧道等項目的投資建設，武漢對路橋隧的投資還本付息壓力越來越大。”雷德超指出，僅至2010年底，武漢市收費路橋隧貸款總額已高達100多億元，每年光利息就有10多個億。
但本報記者查閱2015年ETC賬本時發現，10多億通行費收入中，真正用於償還城市道路橋梁隧道建設貸款本息的支出僅75,791萬元。這意味著約三成的收入用在了支付運營成本上，其中約兩成用在了“養人”上。
事實上，早在武漢ETC收費方案出爐之前，武漢市民曾針對“新增加的ETC設備及其維護、使用成本也轉嫁到了車主頭上”提出質疑。
根據聽證會公布的官方數據，擬收費標準有關成本除了建設成本和財務成本外，還有159.6618億元的運營成本。這其中包括：動力費用18.22億元，管理費用18.66億元，維修保養及材料費45.29億元，大修基金35.83億元，包括ETC系統大修基金(3.9億元)和三環線大修基金等，以及工資福利41.66億元。
對此，時任武漢市物價局成本監審分局局長王德華就明確表示，ETC收來的費用將優先保障運營費用，然後才是付息和還本。
這一觀點顯然與《城市道路管理條例》不符。該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門對利用貸款或者集資建設的大型橋梁、隧道等，可以在一定期限內向過往車輛(軍用車輛除外)收取通行費，用於償還貸款或者集資款，“不得挪作他用”。
有專家直言，讓隧橋收費背上近160億元的“運營成本”包袱，將大大延長為橋隧建設成本還本付息的年限，實際上也增加了還本付息的總額。
本報記者註意到，按照武漢ETC收費方案出爐之初的估算，未來30年內財務成本即收費期間應付利息總額213.12億元，但六年過去了，償還城市道路橋梁隧道建設貸款本息合計僅29.73億元。換句話說，時間過去了1/5，但本息只還了14%，如此慢的還款進度，難以估算何時能夠取消收費。
中央部門今日集體公開去年“賬本” 績效評價首次亮相
22日上午，隨著中國出版集團率先公布2015年度決算，揭開了中央部門集中公開2015年度決算報告的序幕。
截至下午三點，已有20家中央部門公開了2015年度決算報告，其中國家體育總局體育彩票管理中心是首次向社會公開部門決算。這是中央本級連續第6年向社會公開部門決算，去年決算公開的中央部門達到了百家左右。
多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專家表示，決算公開是財政部和中央各部門推動政務公開、回應百姓關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進步。同時，預決算公開尚處於探索階段，頂層設計、制度建設、法律保障等方面需要逐步改進。
部門決算公開往縱深發展
記者從財政部了解到，今年中央部門決算公開內容方面的變化是“兩個新增”，一是新增公開支持中小企業政府采購政策落實情況，首次公開政府采購授予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合同金額及所占比重。
二是新增公開主要的民生項目和重點支出項目的績效評價結果，並對主要的民生項目和重點支出項目的績效目標、工作情況、評價結果及應用等做出說明。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王朝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此次中央部門決算公開的內容和形式往縱深發展，回應百姓關切，體現了依法行政，有利於保障公民的知情權、監督權，促進政府工作和行政行為更加有效合規，同時也是反腐的重要基礎。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副教授俞明軒也認為，中央部門決算公開是國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窗口，是民眾衡量政府工作的標桿，公開渠道更加暢通，信息披露常規機制正在逐步的建立和完善。
今年是中央本級連續第6年向社會公開部門決算，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馬誌遠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讓財政在陽光下運行，並不是公開越多越好，而應有一個“度”。涉及國家安全、軍事機密、個人及隱私的內容不宜公開。預決算公開還處於探索階段，下一步應加強制度建設。
首次公開部門預算績效
今年中央部門決算公開，新增了主要的民生項目和重點支出項目的績效評價結果，即首次公開部門預算績效管理工作開展情況，並對主要的民生項目和重點支出項目的績效目標、工作情況、評價結果及應用等做出說明。
6月29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上所作的2015年中央決算的報告中，“大力推進預算績效管理”的部分頗引人關註。據介紹，2015年有157個中央部門開展了績效評價試點。
財政部披露的數據顯示，2015年納入績效目標管理的項目支出金額約2140億元，比上年增長約60%，並已基本覆蓋所有新增項目。中央部門績效評價項目涉及資金約1080億元，比上年增長約18%。
公開績效評價報告的項目主要涉及科研、文物保護、教育等重點民生領域。包括中科院2015年度“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研究”項目績效評價報告、文化部2015年度故宮博物院“古建整體保護維修”項目績效評價報告、教育部2015年度“師範生免費教育”項目績效評價報告和海關總署2015年度“口岸電子執法系統運行維護費”項目績效評價報告等。
記者看到，《中科院2015年度“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研究”項目績效評價報告》中，評價專家采用集中評議和獨立評分相結合的方法，對投入、過程、產出和效果四個方面進行評價。綜合績效評價總分值為100分，該項目績效評價得分為95.7分，綜合績效級別為“有效”。
王朝才表示，財政支出不僅需要透明，也要註重績效。只有講求預算支出的責任和效率，才能花盡量少的錢，辦盡量多的事。
馬誌遠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各地都在探索績效評價的有效方式和評價體系。要確保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客觀公正性，首先必須確保評價主體的獨立性。這也是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質量的保證。
他說，目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主要由財政部門及預算單位組織執行。即使是借助第三方機構進行績效評估也有不盡合理的地方，中央部門負責的重點項目是由本部門牽頭找第三方評價，而第三方評價的結果多少受到此部門的約束。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鄧淑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結果有利於對決策、管理和下一年度編制預算工作做參考與借鑒，預算法已經提出要加強績效評價結果的應用。
馬誌遠認為，迄今為止，國家尚未出臺全國統一的有關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相關的法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要取得實效，必須得到必要的立法支持。
新增公開支持中小企業政府采購政策落實情況
今年，相關中央部門將在公開本部門政府采購支出的基礎上，公開政府采購合同授予中小企業及小微企業的情況，以更好地體現政府采購支持中小企業的政策落實情況。
有政府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政府采購支出中授予中小微企業的合同金額高，說明政府采購支持力度大;但是，合同金額小不意味著不支持或者支持力度小，主要是一些重大項目的實施，其貨物或者工程、服務的供應商通常為大型企業，中小微企業不具備實施條件。
自2003年1月1日《政府采購法》施行以來，政府采購制度的改革不斷向縱深推進，全國政府采購規模從2002年的1009億元上升到2014年的17305億元，政策功能不斷顯現,強制和優先采購節能環保產品、支持中小企業等政策不斷完善,政府采購支持信息安全等工作取得新進展。
按照修訂後的預算法等法律法規有關規定，各部門各單位應當公開政府采購情況，從預算、執行到決算形成全過程公開。2015年7月，中央部門首次隨決算向社會公開了政府采購支出情況，包括政府采購支出總額以及貨物采購、工程采購和服務采購金額。
一西部小縣財政賬本：前5月缺口5億 負債80多億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7-30/1026634.html
近日，一份縣級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把地處陜西、山西、內蒙古交界處的小城府谷推上了風口浪尖。報告中“工資沒全保，運轉和民生沒法保”的表述，讓受制於大環境而日漸窘迫的府谷財政一覽無余。
近日，一份縣級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把地處陜西、山西、內蒙古交界處的小城府谷推上了風口浪尖。報告中“工資沒全保，運轉和民生沒法保”的表述，讓受制於大環境而日漸窘迫的府谷財政一覽無余。
“現在財政確實面臨著極大的壓力。”府谷財政局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府谷的例子是地方財政迅速惡化的一個樣本，類似的例子在國內並不少見。2016年經濟下行壓力的增大已是不爭的事實，在土地財政的崩塌、民間投資熱情跌入歷史冰點、地方高額債務償還能力降低等因素的左右下，越來越多的縣級財政正陷入危機的狀態。
“要警惕中國財政領域存在的大量結構性風險，這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地方財政惡化問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對記者表示。
資金魔咒
府谷曾因經濟高速增長備受矚目。然而近幾年來，隨著煤炭價格的大幅下降，因為資源而火熱的府谷經濟驟然降溫，高度依賴資源單一經濟模式的風險暴露無遺。
《華夏時報》記者查閱府谷縣政府工作報告發現，2015年，府谷完成地區生產總值383.76億元，同比增長5.7%；財政總收入51.28億元，下降26.41%，其中地方一般預算收入16.46億元，下降28.77%。就連政府報告都表示，2015年是最困難的一年。
不過，今年壓力可能更大。按照府谷全年預期目標，地區生產總值410億元，同比增長7%；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13億元，增長7%；財政總收入52億元，其中地方一般預算收入16.5億元。
在急需保預算收入的時候，一些企業卻支撐不住了。今年3月，府谷縣工業經濟局對全縣387戶工業企業查詢拜訪顯示，有22戶企業停產，64戶企業半停產。這對於民營經濟占到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二的府谷來說，壓力驟然增大。
府谷恒源煤焦電化有限公司董事長王乃榮說自己是“府谷最大的困難戶”。截至2016年4月，恒源公司的1000多名員工已經有11個月沒領到工資了，企業欠薪3000多萬元。
“不僅是稅收急劇減少，各方面的收入都在下滑，但支出很多都是硬性指標，不能動的。”縣財政局工作人員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過往因為縣級財政收入較好，導致民生補貼項目多、範圍大、標準高。在府谷縣人大常委辦公室下發的文件中顯示，2016年1-5月，府谷縣地方財政收入3.47億元，平均每月7000萬，但同期僅工資支出就需要5.75億元，每月需1.15億元。此外醫療保險、其他財政供養人員補貼、社會保險每月需2285萬元；公用經費、部門事業費、鄉鎮財力補助、車輛經費等7項，每月需要2682萬元；各項補貼資金每月1433萬元。不包含項目配套和其他經費，每月需要補貼的資金就達到1.79億元，差額超過1億元。
按“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的要求，今年前5月資金缺口達到5億多元，“工資沒全保，運轉和民生沒法保，為發工資挪用其他專款，僅欠撥民政局城鄉低保、醫療救助等資金就7433萬元。”報告中寫道。
而財政資金調度困難更是雪上加霜。不僅財政出借資金9億元難以收回，還不得不挪用上級轉移支付資金5.2億元。而全縣在不包含財政運營公司擔保的債務和國有企業貸款的情況下，仍有債務余額81.9億元。
“因債務沒有如實上報，國家債務置換額度不足，債務存量大，利息高，消化難。按照債務消化原則，每年財政預算要專門安排償債資金，也無法安排。”報告中寫道。
為了達到預算平衡的安排，府谷縣在重點項目建設資金中，扶貧資金僅安排了1500萬元，而原本預留經費的2.6446億元未做安排，此外，政府債券置換資金1.83億元也不得不剔除，直接將政府債務的壓力轉到下一個年度。同時，府谷不得不最大限度地減少支出，如2016年度預算編制中核減了四套班子等常規專項支出400多萬元，核減政府審批專項資金3億多元。
事實上，同樣陷入“資源魔咒”的不僅僅是府谷。據陜西當地的財政官員透露，在整個陜北地域，吳起、橫山、誌丹等縣也呈現財務收入“縮水”的狀況。
7月末的財政部年中會上，財政部長樓繼偉明確指出：事實很嚴峻，有些省市的確面臨完不成預算收入的問題。僅上半年全國就有近四成省級政府未完成財政收入任務。
艱難保民生
府谷縣財政斷崖式下跌，讓很多工作人員感到不適應。“確定今年財政預算的時候，財政局的門檻都快被人踏破了，各部門都不希望自己計劃好的項目被砍掉。”上述陜西財政官員表示。
“財政負擔過重、技術創新不足、思想觀念落後、產業結構不合理、高等資源要素缺乏、政策體制性影響大等問題在中國縣域經濟發展中普遍存在著。”博思數據研究中心發布的《2016-2022年中國縣域經濟行業現狀分析及未來投資方向咨詢報告》顯示。
不過，剛性的民生支出一分錢不能少，這是陜西省政府定下來的硬指標。
據了解，府谷2015年免費教育和高額醫療報銷仍然維持原有的力度。從2011年起，府谷開始實行15年免費教育，不僅學雜費全免，課本、寄宿等費用也不收。醫療方面，2015年府谷再次加大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財政扶持力度，繳費補貼標準整體提高到48%，其他檔次的繳費補貼標準都遠超省市規定的補貼標準。
“要想改善財政壓力，只能求變，不能一煤獨大，必須盡快培育出若幹個能夠替代的接續產業。如何轉型發展，擺脫資源依賴，是府谷的首要課題。”西北大學教授白永秀表示。
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的形勢，府谷把招商引資作為助推全縣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引擎。
這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耀的看法不謀而合。在陳耀看來，下一步，縣域經濟發展要根據地區原有的產業基礎，找優勢產業進行培育開發，或者依據區位條件，把一些適宜的優秀企業引進來。還有就是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進行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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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一下這些地方的生態賬本：為何是當地GDP的幾十倍
盛夏時節，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阿爾山市天高雲淡，涼爽宜人。阿爾山國家森林公園內，茂密的山林之間，松柏蒼蒼，流水潺潺。
7月上旬，2016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期間，這個人口只有5.6萬、全國人口最少的城市，因為其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的核算結果遠遠超出國內生產總值(GDP)，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與阿爾山市同時亮相的還有吉林省通化市和貴州省習水縣。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駐華代表朱春全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剛剛完成的上述三地GEP核算報告顯示，三地一年生態系統服務和產品總價值約為2119億元人民幣，是三地同年GDP總和的兩倍。
GEP由IUCN提出並倡導，是指一個區域內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的最終產品與服務價值的總和，該區域既可以是行政單元(國家、省、市或縣)，也可以是自然地理單元(如流域等)。
作為一種全新的衡量生態良好的核算體系，GEP核算為世人們展示了一幅美麗中國的圖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健康的生態系統具有巨大的生態經濟價值，對於支撐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維護國家和區域生態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GEP核算地方探路
阿爾山市地處大興安嶺林區腹地，主要有森林、灌叢、草地、濕地與荒漠等自然生態系統類型。生態系統水源涵養、防風固沙、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服務功能巨大，是我國重要生態功能區與國家生態安全屏障。
統計數據顯示，阿爾山市森林面積5374.77平方公里，占總面積72.67%;濕地面積828.61平方公里，占11.20%;草地面積622.86平方公里，占8.42%;農田面積263.17平方公里，占3.56%。阿爾山還具有豐富的礦泉資源和冰雪資源。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阿爾山市政府官方網站上查詢到的數據顯示，“十二五”時期，阿爾山市GDP由2010年的9.0億元增加到2015年的16.8億元，年均增長13.3%。旅遊產業、環保型工業、特色農牧業是主要產業。依托豐富的旅遊資源，該市2015年旅遊人數達到252.19萬人次，同比增長27.8%;旅遊收入實現32.99億元，同比增長26.9%，入選國家全域旅遊示範區。
內蒙古興安盟阿爾山市自然風光。攝影/章軻
“阿爾山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試點工作去年就已全面啟動。”內蒙古興安盟阿爾山市市長李賀說。
據介紹，2015年1月興安盟孫德敏副盟長一行訪問IUCN中國代表處，與朱春全會面，雙方就GEP核算初步達成合作意向。5月，“興安盟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試點研究”合作協議簽署。6月起，項目技術組開始在阿爾山市調研。2016年3月，阿爾山市GEP核算結果出爐。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該核算除IUCN派出技術人員外，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內蒙古興安盟林業科學研究所和生態文明研究院也都有專家參與。
項目技術組介紹，阿爾山市生態系統生產總值包括生態產品、生態調節服務與生態文化服務的價值。在核算中，首先建立阿爾山市生態產品與服務項目的清單與指標體系;然後核算生態產品與生態服務的功能量，並核定每項產品與服務的價格;最後，根據阿爾山市生態產品與服務的功能量與價格核算，核算阿爾山市生產系統生產總值。
核算結果顯示，2014年，阿爾山市生態系統產品提供總價值為15.29億元，占阿爾山市GEP總值的2.81%。其中農業產品價值為1.59億元;林業產品價值為0.11億元;畜牧業價值為1.14億元;水資源價值為2.15億元。
在生態系統調節服務價值方面，項目技術組介紹，阿爾山市生態系統調節服務包括土壤保持、防風固沙、水源涵養、氣候調節等9個項目，總價值為482.05億元，其中氣候調節價值為244.75億元，占調節服務總價值的50.77%;固碳釋氧價值104.42億元，占調節服務總價值的21.66%;水源涵養價值為66.55億元，占調節服務總價值的13.81%。
生態文化服務的價值通常比較難以計算。專家介紹，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主要體現在自然景觀的遊憩價值上。按照自然景觀功能定位、主導吸引力屬性分類，將自然景觀劃分為風景名勝區、地質公園、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和濕地公園五類，同時參考《旅遊區(點)質量等級的劃分與評定》標準，將五類景觀分為世界級、國家級、區域級、地方級等四級，對阿爾山市的自然景觀歸類。2014年，阿爾山市旅遊人次為131萬人，核算結果為，阿爾山市生態文化服務價值為47.10億元，占GEP總價值的8.65%。
最終核算結果顯示，2014年，阿爾山市生態系統生產總值為544.44億元，約為當年GDP總值的35.8倍。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詢，2014年，阿爾山市GDP為15.2億元。
IUCN中國代表處介紹，吉林省通化市開展的GEP及生態資產核算中，通化市市長喬恒親自擔任領導小組組長，於去年4月建立了GEP試點工作小組，並決定在全通化市範圍內開展GEP試點。
吉林省松花湖。攝影/章軻
核算數據顯示，2000～2014年，通化市GEP從2000年的954.20億元增加到2014年的1321.49億元，共增加367.29億元。單位面積GEP從2000年的607.85元/平方公里增加到2014年的841.81元/平方公里。人均GEP從2000年的41036.75元增加到2014年的56831.94元，增幅為38.49%。2000～2014年，除固碳釋氧價值外，通化市生態系統不同服務功能價值均呈增加趨勢。
對貴州省習水縣的GEP核算結果也顯示，從2000年到2015年這15年間習水縣生態系統生產總值呈逐步增加的趨勢，其中2000年、2010年和2015年這三年的生態系統生產總值分別為194.33、221.16和253.47億元，人均GEP分別為2.71、3.08和3.53萬元，分別是同年該縣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GDP的16.5、4.4和2倍。
部分地方政府曾抵制
森林、草地、濕地、農田等生態系統不僅為人類提供了生活與生產所必需的糧食、醫藥、木材及工農業生產的原材料，還具有調節氣候、水源涵養、土壤保持、洪水調蓄、防風固沙等生態功能，創造與維持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統，形成了人類生存與發展所必需的條件。
朱春全介紹，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科學家開始認識到生態系統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支撐作用，開展了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研究，評價各類生態系統對人類福祉的貢獻。
應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呼籲，2001～2005年間，95個國家1300多名科學家歷時4年完成了《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首次對全球生態系統進行多層次綜合評估。科學家們發現，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有60%正處於不斷退化狀態，地球上近2/3的自然資源已經消耗殆盡。
近年來，中央政府文件中多次要求“構建充分反映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的生態文明績效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研究制定可操作、可視化的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制定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根據不同區域主體功能定位，實行差異化績效評價考核。”
但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與此前國家統計局、環境保護部等開展的綠色GDP核算一樣，對於GEP核算，生態基礎好、保護有成效的城市和地方政府積極性高，生態和環境差的地方政府則唯恐避之不及。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兼總工、綠色GDP核算研究小組組長王金南曾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2006年底，參加綠色GDP核算試點的10個省市區的核算試點研究工作全部通過了原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的驗收，但只有2個省市公布了綠色GDP核算的研究成果，個別試點省市還曾向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正式發函，要求不要公布分省的核算結果。
“因為，如果按綠色GDP核算方法扣除的話，河北省的GDP幾乎是零增長或負增長。”專家說。
專家介紹，一個城市或地方通過努力，生態系統生產總值可以增加，當然也會減少。以吉林省通化市開展的GEP及生態資產核算為例，研究發現，從變化的絕對量來看，通化市文化服務價值變化最大，共增加367.29億元;其次是產品提供價值，增加125.93億元。
通化市副市長曹武介紹，通化市是吉林省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獲得“國家生態縣”稱號的縣。通化市城區集中供熱鍋爐脫硫效率高於80%，縣城80%的地區為一類區，全年空氣質量達到並超過二級標準338天以上。醫藥健康、食品、旅遊已經成為通化三大支柱產業。
同樣，從2000年到2015年，習水縣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構成發生了一些變化。2000年產品提供功能、調節功能、文化功能分別占總價值的4.09%、95.58%、0.33%;2010年產品提供功能、調節功能、文化功能分別占總價值的7.52%、90.31%、2.17%;2015年產品提供功能、調節功能、文化功能分別占總價值的14.70%、80.07%、5.23%。
習水縣GEP核算技術組介紹，從中可以看出，這15年來，調節功能在習水縣GEP中一直占據主要地位，但習水縣農林牧漁等產品產量的增加以及旅遊事業的快速發展，使得習水縣的產品提供功能和文化功能的價值不斷增加，且它們所占GEP的比例也正不斷提高。
山清水秀的貴州省黎平縣。攝影/章軻
今年入夏以來，我國多地遭遇洪澇災害。生態系統的土壤保持、洪水調蓄、水源涵養功能受到各方關註。阿爾山GEP及生態資產核算報告也顯示，2014年阿爾山市生態系統土壤保持總量為1.02億噸。土壤保持功能價值為10.03億元，其中減少泥沙淤積的生態經濟價值為3.66億元，減少面源汙染價值為6.37億元。
同年，阿爾山市(湖泊、沼澤)洪水調蓄能力為6.40億立方米。洪水調蓄價值主要體現在減輕洪水威脅的經濟價值，2014年洪水調蓄總價值為51.17億元，其中湖泊減輕洪水威脅價值為2.06億元，沼澤減輕洪水威脅價值為49.11億元。2014年阿爾山市生態系統水源涵養總量為8.33億立方米，生態系統蓄水保水價值為66.55億元，占GEP總價值的12.22%。
核算方法仍待完善
GEP最早出現在中國，是在2013年在北京召開的“生態文明建設指標框架體系國際研討會暨中國首個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項目啟動會”上，北京大學環境科學院發布了庫布其沙漠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評估核算報告。
核算結果顯示，億利資源集團用25年時間，在庫布其沙漠不毛之地上投入了100多億元，進行沙漠生態修複綠化和沙漠經濟的發展。
表面上看，這個項目投資大、周期長、見效慢，似乎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但從GEP的角度來看，這些投資不僅綠化了5000多平方公里沙漠，有效遏制了刮向北京的沙塵暴，而且創造了極大的生態、環保、富民的生態財富。GEP核算結果顯示，庫布其沙漠生態價值達到305.91億元。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盡管遇到各方阻力，國內有關綠色GDP核算、生態系統價值評估、GEP核算正漸成氣候。
7月5日，國家林業局和國家統計局在北京聯合啟動新一輪“中國森林資源核算及綠色經濟評價體系研究”。此輪研究以林地林木價值核算、森林生態服務價值核算、森林文化價值評估、林業綠色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為主要研究對象，將在2018年底前完成各項研究，最終核算成果將與第九次森林資源清查結果同步發布。
國家統計局局長、項目領導小組組長寧吉喆表示，開展新一輪中國森林資源核算研究將為我國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奠定良好的基礎，也將為我國開展資源環境核算工作起到引領示範作用。
國家林業局和國家統計局先後於2004年、2013年開展了“中國森林資源核算及納入綠色GDP”研究和“中國森林資源核算及綠色經濟評價體系”研究，核算出全國林地林木資產經濟價值和森林生態服務價值。核算結果顯示，截至2013年，全國林地林木價值21.29萬億元，森林提供的生態服務價值12.68萬億元。
我國早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就有科學家開展了生態系統價值評估。比如，對黑河流域生態系統的價值評估顯示，1987年該流域生態系統總的經濟價值為2.16億美元，相當於人民幣17.9億元;而在2000年其價值為1.77億美元，相當於人民幣14.6億，是1999年黑河流域GDP(10.3億元)的1.425倍。
對湖北省神農架林區的價值評估顯示，2004年，神農架林區綠色財富總值為236.13億元，自然資產總價值為46.91億元，占整個綠色財富比例為19.86%;生態服務功能總價值為189.23億元，占整個綠色財富的比例為80.14%，生態服務功能價值高於自然資產價值約60個百分點。神農架林區的綠色財富大約是物質財富的4.6倍。
但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對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進行經濟價值評價，其難度並不亞於人類對地震的預測程度。
“非常複雜。”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對記者說，對於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價值的研究，應該從不同的層面展開，有三個層面：一是市場層面的，對於生態的補償，是市場價值的體現;二是法律層面的，事實上，生態補償有其複雜性，首先要有產權的界定，如果是私人產權還是一個外部性的問題;第三個層面，許多生態服務是屬於公共產品，涉及到市場、法律等方面的問題，也涉及公平、公正等方面的關系。
潘家華說，生態系統的服務在時間上又有跨時期的問題，在空間上也存在差異性的問題，價值評估並不完全等同。再加上生態服務的多重性、多功能性、不可知性和不可視性，以及人們科學認知的缺乏，這一切都增加了對其經濟價值評估的複雜程度。
“說句老實話，我做了10年的生態系統價值評估，但自己心里都不知道這東西有多少可靠性，因為這種評估結果不客觀，主觀性太強。在未來應該還會遇到很大的挑戰。”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城市與區域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研究員歐陽誌雲說。
王金南在此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承認，綠色GDP核算研究是一個新生事物，無論是從方法學、數據質量控制、數據可比性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問題。從這個層面來說，它並不是一項成熟的東西，從研究到一項可操作的制度之間需要走很長的路。
但他同時表示，“即使有這樣多的損失缺項核算，已有的非常狹義的綠色GDP核算結果，已經展示給我們一個發人深省的環境代價圖景。”
而對於綠色GDP研究成果何時會用於綠色考核的問題，王金南表示，“不要對綠色GDP核算研究寄予太大的希望，不要動不動就向考核的方向要求。要用科學和寬容的態度去對待綠色GDP核算研究。”
習水縣2000-2015年生態系統各服務功能所占當年GEP百分比變化
習水縣2000-2015年生態系統各服務功能價值變化
手握地方問題“賬本”的環保督察有多牛？驚動八省區一把手
短短20多天，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江西、河南、廣西、雲南、寧夏等8省區刮起環保督察風。
7月12日至16日，8支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分別進駐上述8省區。根據中央安排，此次環保督察重點了解省級黨委和政府貫徹落實國家環境保護決策部署、解決突出環境問題、落實環境保護主體責任等情況。
不過，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這8支中央環保督察組的目光不僅聚焦在省級黨委和政府，從重點汙染源和破壞生態環境案件的追查，到燒烤油煙噪聲擾民，從汙染責任人的查處，到環保監管人員追究——新賬老賬、大賬小賬一起算。
連日來，“環保督察”這只大手在8個省區幾乎無所不在，每天都有環境違法案件曝光，也都會有一批相關責任人被問責。
手頭握有問題“賬本”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這8個督察組進駐時，不僅手頭都有一本當地環保問題線索的細賬，也都通過舉報電話、郵政信箱，發動當地百姓反映身邊的環境問題。
“有些數據是通過環保部汙染源監控中心獲得的，有些線索是環保部派駐各地的環保督查中心掌握的，也有些是群眾反映到部里的舉報線索。”一位環保工作人員對本報記者說。
進駐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是中央第八環保督察組，也是最早集結抵達地方的督察組，7月12日就召開了工作動員會。該督察組的組長和副組長分別由十二屆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蔣巨峰、環保部副部長趙英民擔任。
近年來，寧夏經濟發展在全國靠後，同時環境汙染問題突出。2014年9月，寧夏中衛市騰格里工業園區汙水排向騰格里沙漠深處造成嚴重汙染的案件震動高層，24名責任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環保部、中國工程院今年7月公布的《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中期評估結果顯示，寧夏等7個省區可吸入顆粒物(PM10)年均濃度有所上升。“12369”環保舉報熱線情況顯示，今年多個月份都有寧夏的環境汙染情況投訴。
環保督察人員在觀察企業排汙情況。攝影/章軻
中央第八環保督察組進駐不久，一份反映固原市彭陽縣羅窪鄉銀洞溝煤礦廢水排放造成當地居民和牲畜吃水困難的函件就由督察組轉給該市。
8月3日，固原市的情況通報稱，銀洞溝煤礦未按環評要求，未將處理後的汙水綜合利用而直接排放，已責令該礦自8月1日22時起30小時內停止汙水排放，並處罰款8萬元。責成彭陽縣水務局於8月9日前，為羅窪鄉張灣村接通自來水，解決該村人畜飲水問題。責成寧夏王窪煤業公司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問責，銀洞溝煤礦主要負責人向受影響群眾當面道歉。
還是在固原市，中央第八環保督察組轉給該市的原州區廢水排放等問題查實後，原州區交通鄉鎮建設環保局副局長馬俊、交通鄉鎮建設環保局環保中心主任張少棟等都受到了“誡勉談話”處理。
在內蒙古，中央第一環保督察組交辦給當地的環境汙染案件量大面廣。據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公布的統計數據，截至7月30日，中央第一環保督察組轉辦群眾舉報問題16批共773個，已按時限要求辦結完成了前10批共計359個問題，依法依規約談81人，問責104人，立案偵查16件，行政拘留19人，刑事拘留21人，立案處罰52件、罰款883萬元。各盟市公開查處整改307個，其他問題的調查整改和公開公示也在進行。
有群眾反映，呼和浩特市賽罕區金河鎮沙梁子村存在私自開采沙場現象，20畝土地遭到偷挖，形成1.5米深土坑。經查屬實，為前幾年挖沙遺留。目前，金河鎮政府已組織人員填埋土坑，盡快恢複原狀。
治屙“猛藥”不得不吃
環境保護督察是近年來我國環境保護的一項重大制度安排。有別於以往對企業和重點汙染源的環保監查，中央環保督察層級高，督察的對象主要是各省級黨委和政府及其有關部門，並且要下沈到部分地市級黨委和政府。
更重要的是，督察結果將作為對領導幹部考核評價任免的重要依據。重大問題和重點案件還要及時向中央匯報。
去年7月1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確定，環境問題突出、重大環境事件頻發、環境保護責任落實不力的地方，將被先期督察，黨政領導有可能被同時追究責任，以體現環境保護“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的要求。
“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負有責任的領導幹部，不論是否已調離、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須嚴肅追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常紀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在8個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地方後，都召開了動員會，8個省區黨委書記王君(內蒙古)、王憲魁(黑龍江)、李強(江蘇)、鹿心社(江西)、謝伏瞻(河南)、彭清華(廣西)、李紀恒(雲南)、李建華(寧夏)等均作了表態講話。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中央環保督察”促成了壓力逐級向下傳導，帶動起“地方環保督察”。
7月下旬，山西省委省政府環境保護督察組分別進駐長治、晉城兩市，開展環境保護督察。這是山西省首次向各市派出環境保護督察組。
湖南省日前通過了《湖南省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決定從今年下半年開始，湖南省委省政府環保督察組在全省組織開展環境保護督察制度的試點。2017年起，環境保護督察制度將在湖南省全面推進。
環保督察畢竟只是手段，最終目的還是環境質量的總體改善和根本好轉。
但目前，這副“猛藥”還不得不吃。
畢竟，目前的環境形勢依舊十分嚴峻。環保部環境監察局局長田為勇介紹，在各地環保高壓態勢下，仍有部分企業頂風作案。
而在貴州省銅仁市，燈塔工業區曾引進了12家企業，包括電解錳企業3家、化工企業1家、鐵合金企業8家。而這三類企業所排放的汙染物占汙染物排放總量的85%以上。由於這些企業是當地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政府寧肯讓其邊汙染邊生產，也不願斷了財路。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各地面臨經濟轉型、產業調整、發展放緩等諸多發展壓力。同時，又面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值趨高的環境壓力。
中央環保督察之後，地方環境汙染狀況會不會反彈，仍有待觀察。
P2P資金銀行存管門檻陡增 揭秘首批接入平臺“賬本”
近日，一份被認為將決定P2P命運的監管細則，引爆了P2P行業。
據媒體報道，銀監會近日向銀行下發了《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指引(征求意見稿)》(下稱《指引》)，對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中P2P的資質，以及銀行存管業務的資質等做出相關規定。
該指引的“嚴格”之處在於，不僅明確了資金存管雙方的資質，而且規定“存管銀行應對客戶資金履行監督責任，不應外包或由合作機構承擔，不得委托網貸機構和第三方機構代開出借人和借款人交易結算資金賬戶”——被認為“第三方支付+銀行”的聯合存管模式可能行不通了。
“監管部門希望借此解決對網貸平臺的大部分監管問題，因為銀行存管事實上是隱性的牌照。”拍拍貸總裁胡宏輝針對《指引》內容分析稱，存管要求會將絕大部分風控、合規性不高的平臺拒之門外，網貸集中度大大提高將是大勢所趨。
高門檻：P2P須獲電信業務經營許可
此前，P2P資金只能在銀行進行存管，給P2P設置了一道高門檻，業界翹盼這“高門檻”的細化版本如今終於亮相。
《指引》對P2P開展資金存管業務設立了相關條件，包括在工商管理部門完成註冊登記並領取營業執照，在工商登記註冊地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完成備案登記，按照通信主管部門的相關規定申請獲得相應的電信業務經營許可，具備完善的內部業務管理、運營操作、稽核監控和風險控制的相關制度等。
其中被視為“高門檻”的是獲得相應的電信業務經營許可。PPmoney人士表示，要求網貸平臺具備相關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這也設置了較高的門檻，據其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90%以上的平臺並未獲得這些許可證，僅僅擁有一個ICP備案證明。但ICP備案並不等於ICP證乃至EDI證。
而向工商登記註冊地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備案登記，這是去年出臺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中提出的監管要求，但目前該辦法的正式文件尚未出臺，網貸平臺仍無法可依。
除了對P2P平臺有資質要求，對存管人及存管銀行，此次銀監會也提出了相應的要求。
例如，設置專門負責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與運營的一級部門，部門設置能夠保障存管業務運營的完整與獨立。具有自主開發、自主運營且安全高效的網絡借貸存管業務技術系統，具備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跨行資金清算支付的能力，以及必須申請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在銀行業監督管理部門完成備案等。
此外，《指引》明確，P2P資金銀行存管業務具體是指，為委托人開立資金存管匯總賬戶和平臺自有資金賬戶，為網貸機構的客戶(包括出借人、借款人及其他網貸業務參與方等)在資金存管匯總賬戶下分別單獨開立客戶交易結算資金賬戶，確保客戶網絡借貸資金和網貸機構自有資金分賬管理，安全保管客戶交易結算資金。
存管系統正式上線的P2P平臺
（資料來源：本報整理）
首批接入平臺“賬本”大揭秘
被認為高門檻的銀行資金存管，究竟有哪些成本，來看看“第一個吃螃蟹”的P2P羅列的“賬本”。
首先是，與銀行共同技術開發的成本。以積木盒子和愛錢幫為例，其與銀行資金存管合作均有8、9個月的時間，其中人力成本是可量化的部分。
“我們是從零開始開發這套系統，雙方基本上三五十人8個月都撲在這上面。”愛錢幫CEO王吉濤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估算，這8個月中，人員配置峰值在50人，人均工資2萬元/月，總的成本在1000萬左右。銀行在前期的技術開發成本投入也有幾百萬。
2015年7月底，愛錢幫宣布介入徽商銀行直銷銀行“徽常有財”，以“銀行資金存管+余額理財”的模式合作。
在2015年7月初，積木盒子也啟動了在民生銀行的資金存管。不過，積木盒子的資金存管比其CEO謝群預想的要晚了幾個月。“我們都花了很長時間來聯合開發這個系統，原計劃到2015年3、4月份就可以完成，最後拖到了7月才正式接入。”謝群對本報記者稱，積木盒子與民生銀行開始因為資金存管業務正式接觸是在2014年10月份，到正式接入經歷了9個月時間。
謝群告訴本報記者，在與民生銀行的聯合開發過程中，其人員配置峰值是三四十人，產品、支付、系統運維、開發工程師、測試、全部的交互設計等相關人員期間都會涉及。
其次是接入過程中付出的成本。“接入銀行系統後，自己網站的投資流程都要跟著調整，系統也要根據新的情況不斷調整，切換系統之後，更大的成本就是用戶流失的成本。”王吉濤稱。
培養用戶新的使用習慣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新的系統要重新實名開立銀行賬戶，同時操作流程也會有變化，學習和接受都需要一個過程。
第三是接入銀行資金存管後的成本。對於P2P資金存管，各家銀行涉及的標準及收費模式有所不同，成本也因平臺不同而各異。
《指引》規定，存管人根據存管金額、期限、服務內容等因素與委托人平等協商確定存管服務費，不得以開展存管業務為由開展捆綁銷售並變相收取不合理費用。
據本報記者了解，銀行目前的收費模式有幾種，一是繳納保證金，一般針對上百萬級別，這意味著P2P要做資金存管首先得有一筆百萬級資金存在銀行;二是年費+交易筆數費率，根據各家平臺的交易規模以及活躍度來收取。例如，年費低但交易筆數費率高，這適合規模小交易不活躍的P2P平臺，年費高+交易筆數費率低，這適合規模大並且活躍的平臺;三是按規模收取費率。
費率方面，一家股份制銀行資金托管部門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萬幾到千幾都有，會根據平臺情況來確定。目前市場上費率一般在2‰~3‰，與第三方支付費率並無太大差別。
聯合存管或被棄 小平臺何去何從
降低資金存管門檻，“第三方支付+銀行”的聯合存管模式被寄予期望。
如果資金存管能夠接受“第三方支付+銀行”的聯合存管模式，這個門檻就不高了，現在大部分的P2P平臺是通過這種模式，聯合存管模式意味著已經接入第三方支付的平臺都可以接入資金存管，而第三方支付門檻相對於銀行而言會低一些。
然而，《指引》明確指出存管銀行對客戶資金履行監督責任，不應外包或由合作機構承擔，同時不得委托網貸機構和第三方機構代開出借人和借款人交易結算資金賬戶。
“事實上小平臺風險大，又不能實際解決政府關心的在消費領域新增貸款的問題，他們實際只是在做資金搬運工，會加大系統風險和風險傳導，監管當然不能放過通過所謂聯合存管，用第三方的方式繞過監管，一定是要求與銀行直聯的存管方式。”胡宏輝表示。
王吉濤則表示，從今年實踐來看，銀行對直連方案熱情不高，如果過於嚴厲的方案無法在銀行積極性和網貸機構合規性方面找到平衡，對行業影響較大。
同時，除了硬性的“高門檻”，賬本之外還有銀行接入的“軟門檻”。銀監會要求，存管人對申請接入的網貸機構，設置相應的業務審查標準。
“監管下來了，肯定還是會對P2P平臺有所篩選。最基礎的條件是要符合監管要求，業務合規方面系統將提出相應要求，同時對平臺資金管理、股東背景等會綜合衡量。”上述股份制銀行資金托管部門人士稱，對於很多P2P而言，光股東背景就難以理清楚，這類P2P接入銀行資金存管就存在阻礙。
與積極的中小銀行相比，大行盡管表態會布局P2P資金存管，不過積極性並不高。一位國有大行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大行積極性不高，主要還是擔心P2P風險事件對銀行的聲譽影響，盡管目前監管已經征求意見，還是需要對行業看清楚才會接。
不過，為了打消銀行對聲譽風險的擔憂，《指引》規定，存管銀行不對網貸信息數據的真實性和準確性負責，若因委托人(網貸平臺)故意欺詐或數據發生錯誤導致的業務風險，由委托人承擔。擔任網絡借貸資金的存管人，不應被視為對網絡借貸交易以及其他相關行為提供保證或其他形式的擔保。存管人不對網貸資金本金及收益予以保證或承諾，不承擔資金管理運用風險，投資人須自行承擔網貸投資責任和風險。
同時，《指引》也要求在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中，除必要的披露及監管要求外，委托人不得用“存管人”做公開營銷宣傳。存管銀行必須在官方指定的網站公開披露包括網貸機構的交易規模、逾期率、不良率、客戶數量等數據的報告。
PPmoney分析稱，尤其是逾期率、不良率兩項指標，直指網貸平臺的風控水平與資產質量，一旦按照監管要求公開披露，將在業內產生進一步的優勝劣汰，逾期率、不良率高企的中小平臺，將在獲客方面面臨巨大挑戰，乃至被淘汰出局，而逾期率、不良率處於合理可控範圍內的平臺，將進一步獲得市場認可。
銀行資金存管這一監管舉措，無論從成本還是門檻來講，都會給一些小平臺造成壓力，如果18個月過渡期內沒有接入銀行資金存管，意味著將不被承認是合規的P2P。
而P2P資金明確銀行存管之後，P2P與銀行的合作正在加速，銀行亦不乏排隊簽約的P2P平臺，然而相對於此前相關數據統計的2600多家P2P平臺而言，能夠真正接入的平臺仍然鳳毛麟角。
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不完全統計，盡管目前和銀行簽訂資金存管協議的P2P平臺已經超過100家，不過僅30余家P2P真正接入銀行資金存管系統。
地方預算將統一平臺“曬賬本” 專家贊是大進步
預決算公開透明是現代財政制度的靈魂，而財政部對地方政府預算公開情況顯然不滿意。
在近期地方政府相繼披露部門預決算背景下，9月24日，財政部發布《關於切實做好地方預決算公開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直指財政監督檢查發現的地方預決算公開存在的突出問題：主動公開意識不強，主體責任履行不力，未公開部門預決算的單位較多，已公開的預決算不同程度存在不夠細化、時間滯後、公開渠道不規範的問題。
長期關註政府預算的上海財經大學鄧淑蓮教授鄧淑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些問題也正是她們調查時發現的主要問題，認識到了當前阻礙預算公開的關鍵因素，包括公開制度不完善、領導組織不力及預算編制不規範、不完整、不詳細等問題。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編撰的2015年中國財政透明度報告指出，雖然省級政府財政透明度逐年提高,但省級財政透明度的整體水平依然較低,31個省份的平均得分僅為36.04分。尤其是部門預算及相關信息和財政專戶管理資金的透明度得分相對較低。政府資產負債則幾乎沒有公開任何信息。
針對上述地方預決算公開的突出問題，財政部拿出了不少舉措，包括進一步落實預決算公開主體責任，加強預決算公開的指導和組織協調，紮實改進預決算公開基礎工作，健全預決算公開工作考核制度等等。同時，財政部提出，縣級以上地方財政部門要建立預決算公開統一平臺，在現有公開渠道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公開渠道，改進公開方式，從2017年起將本級政府預決算、部門預決算在平臺上集中公開，方便社會公眾查閱和監督。
“最讓我高興的是，縣級以上地方財政部門要建立預決算公開統一平臺，在現有公開渠道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公開渠道，改進公開方式，從2017年起將本級政府預決算、部門預決算在平臺上集中公開，方便社會公眾查閱和監督。”鄧淑蓮稱，“這是公開方式的極大進步，也讓民眾獲得政府預算信息成本大大降低。”
為了真正推動地方預決算信息公開，財政部重申落實責任追究制度。
《通知》稱，地方各級財政部門、專員辦對檢查發現的問題，應當發現一起、曝光一起、糾正一起，層層傳導壓力，並將情況及時向政府信息公開工作主管部門報告。對不依法履行公開義務、不按規定公開預決算的，要建議監察機關依照《預算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責任。
值得註意的是，根據《通知》，財政部建立考核機制，將地方預決算公開情況納入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工作考核體系。將預決算公開情況納入地方財政和部門工作績效考核範圍，強化職能部門和相關人員責任。
鄧淑蓮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中央政府近兩年非常強調地方預決算信息公開，而且態度很堅決，這其實是中國財政預決算公開的關鍵。
近些年，新修改的《預算法》、《國務院關於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決定》，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推進預算公開工作的意見》，建立了預決算公開的法律和制度框架。而中央政府層面不斷加大預決算公開力度。
根據《通知》，財政部要求地方切實整改，推進預決算公開工作取得明顯進展。
具體舉措包括，糾正2015年地方預決算公開專項檢查發現的問題，抓緊對2016年預決算公開情況進行排查糾正，及早布置2017年預決算公開工作。
財政部稱，對2017年預決算公開工作，要依法依規公開預決算，除涉及國家秘密外，不得少公開、不公開應當公開的事項，確保公開情況真實、內容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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