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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販子小勞的生意經 xuyk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0b154e0102e5gi.html
   小勞是我以前生產技術部門的小徒弟,2007年辭職,借了幾萬元,下海做布生意。

    一、商業模式

    他折騰了幾個月,好不容易接到個小單子,欣喜若狂,興沖沖地購來坯布,再去染廠加工,算算利潤豐厚,暗暗竊喜!不料,坯布和加工兩個環節都發生質量事故,結果虧損了幾千元!

    出師未捷遭重挫!小勞急得覺都睡不著,那個心痛和焦躁啊!

    記得那時,他跑來找我,耷拉著腦袋,滿臉哭喪,人弄得精瘦!

    「小兄弟哎!」我見了,忍俊不禁,「這點挫折就把你搞得人鬼都不像了,那以後還怎麼做生意啊!」

    我遂建議,不要這麼做「一批生意」(採購原料,再經加工,然後出售),而應該堅定不移地做「二批生意」(直接購買成品面料,再轉手賣給客戶)。這樣做,戰線短,風險小,效率高,儘管好像利潤低了點。

    此後,小勞就一直採用「做二批」為主的商業模式,從買賣零次布重新起步,直到現在經營大批量成品布料。

    二、融資方法

    去年底,他又來找我訴說,生意還算不錯,就是資金不足,而借錢嘛又越來越難!他問我有啥法子。

    我說:「一般地,你即使向別人借到錢,也是要支付高於銀行貸款的利息的,既然這樣,那你為什麼不去變通融資呢?」

    「怎麼弄?」小勞有點疑惑。

    「你做生意一向規矩老實,信譽一直比較良好,供應商都放賬給你的,有的賬期可達23個月,是吧?」我說,「而你下家客戶又有不少,那你可以把部分購進的貨按照平價或再打點折扣賣給有些客戶,但要求他們現款提貨。這樣一來,你不是增加了現金流了嗎?至於因平價轉手或折扣銷售所造成的這部分損失,就當作是借錢支付掉的利息呀!」

    「對呀!」小勞大喊起來!

    呵呵!根據實際情況,良性的「減法生意」有時也是需要做一點的呵!

    小勞傾其所有,盡力借錢,巧妙融資,就這樣順利地度過了資金不足的困境,擴大了業務量。目前,他投入本金130萬元,借錢以及融資270萬元,今年一季度的業績可嘉,銷售為350萬元,淨利為30多萬元。假如完全按照一季度情況來測算,那全年就是,400萬元的流動資金,銷售做到1400萬元,淨利可達120萬元。哈哈!倘若真能達到這個水平,那是相當不錯了嘞!

    三、需要轉型

    昨天下午,小勞再來我這,笑呵呵地走進我辦公室,人變得胖乎乎的,老闆相十足!

    剛坐定,他便嘆道,資金還是不夠!

    我問:「增加資金做什麼呢?」

    「還是做老業務。」他答。

    「我滴媽呀!」我說,「你主要是做傘布,並且只有巴基斯坦這麼一個市場,利潤又越來越薄,再一味地不斷增加資金,進行平行擴張,追求規模,雖說銷售可望大 大增加,但利潤不見得會明顯增加,甚至還有可能下降呢!如此下去,風險勢必越來越大啊!一旦某個環節出點小故障,那可是要命的吶!我滴小兄弟哎!」

    「那怎麼弄呢?」他問。

    小勞是「一人公司」,整個生意從頭到腳都是他一個人打理的,按照現狀,我看控制住前面所說的局面就已經差不多了,於是,我說:「接下去,應該轉型了!而首 先要做的是開拓更多的市場,比如,美國、歐盟、日本、南美,等等;還有,國內市場。其次,產品結構也要逐步調整,要往生態、環保、低碳、有機、功能等方向 演化!」

    「噢——」小勞叫道。然不知他到底有沒有真的聽進去!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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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假貨販子圓了美國夢:被八大名牌起訴,照樣買豪宅拿綠卡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7/4644101.html

中國假貨販子圓了美國夢:被八大名牌起訴,照樣買豪宅拿綠卡

一財網 繆琦 2015-07-12 16:40:00

大部分在美國銷售的假貨產自中國,但美國法律很少對售假發起刑事指控。由於和中國缺乏相關法律,造假者很容易把貨款轉移到西方法律管轄範圍之外,因此很難根除制假頭目。

這可以算是中國人追尋美國夢的經典故事:一個移民家庭在聖地亞哥做著成功的生意,並在一個安靜並且擁有好學校的街區購買了一套四居室的房子。

這樣的描述不會讓你想到,這個故事中的主角是一名遭到包括Gucci和LV在內的8大奢侈品牌起訴、並欠香奈兒公司690萬美元賠償金的假貨販子。

許婷(音譯),現年45歲,住在美國聖地亞哥的一棟棕色的木瓦房子里。她就是這個故事中的主角。上述的起訴和賠償案都沒有阻攔她成功拿到美國綠卡,並在當地享受舒適的郊區生活。

紐約城管:把你的假貨收起來

中國並不是唯一受到假貨問題困擾的國家。大部分的假貨產自中國,卻銷售在美國。造假和毒品走私或洗錢相比自然不是同等水平,也很少受到刑事犯罪的起訴。由於與中國的法律缺乏合作,造假者很容易將他們賺得的錢轉移出西方法律管控到的範圍之外,美國政府也因此而很難根除制假頭目。只要造假者能在監獄之外並有辦法保住自己的利潤,消費者也會繼續購買,那麽假貨的生意就能一如既往地火爆。

盡管公司在品牌保護上花費數百萬美元,最終卻往往會像“打鼴鼠”的遊戲那樣收場:關停幾家假貨生產商和經銷商,又眼睜睜地看到更多造假者迅速冒出來。

因涉嫌銷售假冒奢侈品而收到法院傳票的許婷始終拒絕在法庭上露面。相反的,在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獲得統計學碩士學位的她卻幫助她的家庭總共將89萬美元轉移回了中國,並與丈夫在美國當地購買了一套價值58.5萬美元的房子。

“有一百萬種方法可以鉆這個系統的空子。”在香港Simone IP Services公司任知識產權律師的普雷恩(Dan Plane)並不參與對許婷的訴訟,在他看來,“也許唯一能阻止她的就是等她去世——可能是在一個休閑的海島上或某個旅遊勝地——又或者她因其他原因被逮捕了。”

地球人已經無法阻止

在謊言編織的造假網站上——假姓名、假地址、假的互聯網域名,只有一件事始終是真實的:他們的銀行帳戶信息。

需要得到報酬是販假者的致命缺陷,而許婷的銀行賬戶則是她“鎧甲”上的第一條裂縫。

許婷的法律糾紛始於2008年,當時加州的聯邦法官下令許婷支付因在線銷售假冒產品而給香奈兒公司造成的690萬美元賠償金。然而,據香奈兒發言人淑樂兒(Kathrin Schurrer)稱,至今許婷都沒有給付這筆賠償金。

“香奈兒最重要的一點是真正制止了假冒行為,這是我們成功做到的。”淑樂兒在電子郵件中這樣寫道。

然而,這場官司之後,許婷的生意持續增長。

在2009年,佛羅里達州的法官裁定許婷關閉七個網頁,因為這些網頁被指控幫助出售假冒LV,Marc Jacobs和Celine 這些品牌。而許婷並未在法庭上露面。

這一案子也沒能阻止她。

第二年,Gucci、Balenciaga、Bottega Veneta和Yves Saint Laurent 這些隸屬於法國開雲(Kering)集團的品牌在紐約聯邦法院向許婷和她的未來丈夫、弟弟、母親和公司的其他6人提出訴訟,原因是他們在網絡上向美國客戶出售了價值超過200萬美元的假冒手袋和錢包。Gucci稱,該群體將假冒貨物從中國運到在聖地亞哥的房子,並在那里將假冒產品包裝成為看起來的正品。

被提起訴訟的四天後,許婷嫁給了一位名叫徐立君(音譯)的中國人。根據聖地亞哥郊區頒發給的結婚證,徐立君擁有土木工程師執照,比許婷小6歲。

Gucci曾傳喚銀行記錄,於是摩根大通把記錄了有關這對夫妻的詳細信息交給了Gucci,包括他們的地址、出生日期、駕照、社會保險和護照號碼以及學生證信息。

2010年11月,徐立君與Gucci達成了解決協議,而他也是采取這種做法的唯一被告。徐立君否認了自己的不法行為,但同意讓Gucci獲得從中國境外賬戶查獲的來自假冒產品的40萬美元收益。另外,根據法院的裁定,他也同意支付7500美元的罰款。

在徐立君的美國代表律師西格爾(Eric Siegle)看來,Gucci的這場訴訟案和其他眾多的案子一樣,都未能觸及背後真正的力量。“在美國被起訴或逮捕的人都是低級別的人。如果你能找到錢的流向,你才能真正抓住問題的核心。就像毒品戰爭那樣,為什麽逮捕的都是在街角的孩子們?”

然而,試圖尋求1200萬美元賠償金的Gucci沒有能力找到這些錢的去處。因為中國的銀行,包括中行在內都拒絕透露有關造假者在中國的賬戶交易明細。

“中行如果服從這些命令,就會違法中國法律。”中行在一封電子郵件中這樣表述。

法國開雲集團拒絕就未決訴訟發表評論,但發言人茱黛特(Charlotte Judet)在一封郵件中表示,Gucci將“對試圖損害其卓越全球聲譽的任何個人加大打擊力度,無論他們身在何處”。

與此同時,2013年,根據財產記錄,徐立君在聖地亞哥郊區購買了房子。兩周後,許婷將她的股份轉到了她丈夫的名下。

許婷和徐立君拒絕接受媒體的采訪。他們在北京的律師陳鵬(音譯)表示:“我的客戶也認為制造假貨是非法的,但他們並沒有制造它們。至於選擇不出庭,是她在行使自己的權利,這點不應該受到任何道德或法律的評判。”

牌子上寫著:真正的假表

美國售假不算犯罪,綠卡照樣拿

許婷的法律糾紛並沒有阻止她獲得綠卡。據知情人士透露,2014年2月,她憑借嫁給了擁有更高學位或“特殊技能”的人而獲得了美國的永久居留權。

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的發言人本特利(Christopher Bentley)稱出於隱私顧慮而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移民律師科瓦爾斯基(Dan Kowalski)認為,移民局的官員可能並不知道許婷的法律問題,但更可能的是,移民局沒有因此而認為他們不合格。不符合綠卡申請條件的範圍從犯了嚴重的罪行到具有傳染性疾病,但並不涉及民事責任。“對良好道德品格的模糊規定比合法居留更廣泛地適用於公民。”

在美國,大多數與假冒相關的起訴都是民事案件,主要是由公司發起,達到關閉銷售假貨的網站並獲得經濟補償的效果。刑事案件這種更有效的威懾可以說很是罕見。

知識產權律師波特(Geoffrey Potter)這樣打了個比喻:一個人因制假或售假而入獄的概率比被雷擊中還要小。

2014年財年,美國國土安全部在美國邊境共檢獲價值12億美元的假貨,但美國司法部僅備案了91例與假冒商品與服務相關的刑事案例。相較而言,同一時期,司法部備案了22530件有關違法移民法的案件,12184件與毒品相關的罪行以及12509件暴力犯罪案。

由移民局和海關共同組成的國家知識產權協調中心報告了略微多一些的制假售假案件,其中683人被捕,454人被起訴,461被定罪,因為該報告的統計包括了當地的起訴案以及與偽造相關的行為,比如電信詐騙。

上述國家知識產權協調中心負責人福卡特(Bruce Foucart)表示,關於是否要起訴其刑事責任的決定通常源自美國聯邦檢察官的辦公室,他們的優先級不同於地方。有些官員可能會重視偽造品的規模,有些人則看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歷史。如果美國檢察官辦公室拒絕受理案件的話,調查人員會試圖說服當地的檢察機關。

中國是查獲假冒商品的最大來源國,服裝和配件為最大的兩個類別。福卡特並不知道許婷。他說,奢侈品通常是在廣州生產然後通過集裝箱和聯邦快遞發送到美國。這些產品可以在商品或跳蚤市場銷售,但更主要的還是在網上兜售。

“不幸的是,當你關閉其中一個(網站)時,他們已經做好新開10個網站的準備。”福卡特說。

上述知識產權律師波特表示,美國法律賦予公司廣泛的權力以執行法院的判決,未支付的判決金額持續計息達20年,即使破產也無法抹去這筆債務。“制假售假者不能擁有自己的企業,不能購買房子,也不能擁有銀行帳戶或從銀行貸款,”波特說,“如果制假者有固定的工作,判決中的債權人還可以扣押她的工資。”

但要實現這些需要深挖像許婷這樣的債務人的詳細信息,比如查證他們是否擁有房地產,傳訊信用卡帳單從而跟蹤他們的消費習慣,了解他們的雇傭情況以確定其是否有工作,而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錢。

前美國駐華大使館的知識產權公使科恩(Mark Cohen)提出:“對我來說,遊戲規則的最大改變者應該是外國公司能否用更強勢的態度去行使他們的權利。我們需要關閉這個循環。有很多在意打假的公司,但到了最後,可能就會有關於追究這些人(制假售假者)的責任要花費多少錢的經濟成本核算。”

編輯:馬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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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假貨 販子 圓了 美國 八大 名牌 起訴 照樣 豪宅 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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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號費4500元:號販子加劇“看病難”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4961

(CFP/圖)

這兩天,一女子痛斥北京某醫院“號販子”的視頻在網上瘋傳。視頻中,一個操著東北口音的女子說,她在北京某醫院排了兩天隊也沒能掛上號,原因是號販子與醫院保安內外勾結,不給正常排隊的病人掛號,卻把原本三百塊錢一個的號炒到四千五。這位聲淚俱下的女子擔心自己的母親會死在看病的路上,在絕望之中發出悲鳴:“這是北京、是首都啊!”“你們(號販子等人)怎麽這麽猖獗呢?”

應該說,該視頻所反映的“看病難”問題,已經屬於老生常談。近年來,看病難每年都成為兩會討論的熱點,但至今未得到有效解決。也有人就此開出各種各樣的藥方,其中提高掛號費是呼聲頗高的一個。筆者註意到,在上述視頻引起波瀾之後,就有醫生建議,把北京的掛號費提高到一萬塊一個,這樣一來就不會再有號販子了。因為號販子賺取的是政府定價與市場價之間的差價。掛號費價格提上去,號販子賺不到錢,自然就會消失。

上述觀點的基礎,是醫療行業的“市場化”理論,它強調醫療行為的市場屬性,認為可以使用價格杠桿調節醫療秩序。筆者認為這一觀點在理論上是值得商榷的,甚至是荒謬的,在實踐中也是失敗的。首先,它回避了醫療領域的“市場失靈”特征,醫療區別於一般產業的特點,就是醫患雙方存在絕對意義上的信息不對稱。作為個體,患者沒有能力在看病就醫問題上自行做出合理選擇。比如,對於視頻中的這位女子,有醫界人士就認為,她原本不應該跑到北京的大醫院看病,因為根據發達國家經驗,90%的疾病都可以在最基層解決。事實上,就在北京等地的大醫院因人滿為患病人長期“看病難”時,基層醫院卻“門庭冷落車馬稀”,普遍面臨缺少病人的困境。

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病人過於迷信大醫院的專家,對於身邊的醫院和醫務人員卻不信任。事實上,所謂專家,只是在某些疾病診治方面具有專長,可專家不是神仙,在綜合診治方面,專家可能還不如一位業務過硬的普通全科醫生。另外,去大醫院看病也未必看的都是專家,網上曾有這樣一個段子:一個病人千里迢迢去北京看病,歷盡艱辛掛了一個號,結果見到醫生他卻楞住了——對方竟是自己家鄉縣醫院來此進修的進修醫生。

病人無法選擇合理就醫方面,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

我國是世界公認的輸液大國,出現這一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患者對輸液存在認識誤區,盲目以為輸液“好得快”,完全不知道其中的風險。當然,這反映出我國在國民健康教育方面存在很大欠缺。但也說明,在看病就醫問題上,病人是沒辦法做到真正自由選擇的。而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恰恰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基礎。價格無法合理調節醫療秩序在實踐中也得到印證。根據視頻內容,女子掛的號的正常價格是三百塊,這個價格說明它屬於“特需”號或者“專家號”,它已經比北京市規定的主任醫師掛號費高出10倍以上。筆者想,在制定這個價格時,有關方面也經過了調查,認為它是符合所謂市場規律的。但他們恐怕沒想到,號販子會把價格炒到四千五。那麽,誰敢保證,在把價格提高到一萬塊時,號販子不會再繼續炒到十萬?筆者不懷疑,即使是十萬的價格也會有所謂市場。因為總有人保命心切,會不惜一切代價把錢花在看病上,可這絕不是正常的市場價,而是醫療行業在面對生命健康時的一種市場扭曲現象。

我們可以把北京的號販子與春運時的火車票“票販子”作比較,就會發現兩者十分地相像。對於春運,也有人提出通過提價解決問題,但事實上並不可行。人們發現,哪怕是車票漲一倍,該回家的人還是要回家,提價解決不了春運擁堵問題。更何況,春運僅僅是關乎人們能不能回家,醫療關乎的卻是人們能不能活命,這意味著價格失靈會在醫療行業體現得更明顯。在筆者看來,中國的看病難問題,其癥結恰恰在於盲目推行市場化所導致的醫療秩序的失範。曾幾何時,中國和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發達國家一樣,有一張相對完善的“三級醫療網”。處在“網底”的,在農村,就是曾經受到世界衛生組織高度肯定的數百萬赤腳醫生;在城市,則是街道、工廠醫院的基層醫生。他們在中國醫療體系中的地位,恰如現在發達國家的“家庭醫生”,是百姓健康的“守門人”,維護著人們看病就醫的正常醫療秩序。可是,隨著醫療市場的放開,表面上看似乎看病更容易了,但三級醫療防護網的“網底”卻因此破了,市場並沒有給病人帶來看病就醫真正的自由,卻培養了一大批坐地起價的號販子以及隱身背後的醫療既得利益集團。看病實際上更難了。

至於解決問題的出路,也只有回到原點,培養中國的全科家庭醫生,重建三級醫療網,恢複正常的醫療秩序。事實上,我國政府目前正在走這條路,雖然步履維艱,但卻是被歷史和現實所證明了的唯一正確的出路。

掛號費 掛號 4500 販子 加劇 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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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再出打擊“號販子”新招年內取消窗口掛號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431

(新華社/圖)

在北京市衛計委出臺八條措施打擊“號販子”,並取消醫生個人手工加號條十天之後,多家醫院紛紛采取有效措施,防範“號販子”。同仁醫院從昨日起將醫院兩大重點學科眼科、耳鼻咽喉頭頸外科試水普通號不限號的方式。但沒想到,以眼科普通門診為例第一日不限號後掛號患者出現了約三倍的增長。一位眼科醫生稱,上午10點左右,他的普通門診號就掛了700個。有群眾在網上曬出排成長龍的掛號隊伍,表示無奈。

所謂醫生“加號”,是指在完成當天放號患者治療的基礎上,通過占用醫生的休息時間,延長工作時間,盡量滿足患者的就診需要而增加的掛號。這和我國當下患者需要密切相關,由此誕生的黃牛加號再高價賣出也成了長久以來的頑疾。

但不限號掛號並不現實,最佳的方法還是有序預約。2月18日上午,北京市醫院管理局召開2016年工作會議,明確了2016年北京市屬醫院將推行非急診全面預約。

這意味著,除影響生命體征的急診病癥外,其余患者均通過手機APP、微信、電話、網絡、或現場自助機等預約方式進行預約就診。一個表率是北京市兒童醫院,2015年6月18日起,北京市兒童醫院試點非急診全面預約。試點以來,北京兒童醫院門診總量下降,疑難雜癥患者增加,常見病、多發病患者減少,門診大廳高峰人流量明顯減少,醫院環境明顯好轉,就醫體驗明顯改善,醫療秩序明顯改善,同時也極大緩解了周邊交通壓力。

“到2016年年底前,市屬醫院將全部取消現場放號,屆時總體預約掛號率預計將達到75%。”北京市醫管局相關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除了推行非急診全面預約之外,2016年北京市醫院管理局還將按照北京市衛計委統一部署,實施一些列綜合舉措,改善掛號秩序,及時滿足群眾適宜就診需求。包括建立醫療機構間層級轉診網絡,依托醫聯體保障本市轉診患者優先就診,在部分市屬醫院建立跨省區預約轉診會診機制,派出專家組前往部分對口支援與合作地區解決當地疑難就醫需求。

不僅如此,在宣武、天壇、同仁3家醫院開展知名專家團隊服務試點,接受院內層級轉診。這意味著,不同層級的醫生會組成團隊,病人看病先由較低級別的醫生先行診治,如有需要內部轉診給知名專家。知名專家不再直接對外掛號,促進病人的分流。在嚴格加號管理上,今後將由醫院統一管理加號權限和額度,取消醫生個人手工加號條。探索落實“實名制”掛號,讓患者在預約掛號時同步完成掛號繳費,建立退號隨機投放機制。加強宣傳引導和秩序維護,強化對門診、掛號大廳及周邊地區的監視巡視,會同公安部門在掛號環節逐步擴大第二代身份證讀卡機具使用,嚴格管理醫院和醫生與商業掛號網絡平臺的合作。建立違規利用醫療資源監督舉報和處罰制度,對醫院內部人員參與倒號現象實施“零容忍”,情節嚴重的要追究醫院黨政主要領導的責任。

但也有人擔心,在取消加號的過度期間,會有更多的病人因此掛不上號。

“號販子最大的敵人就是醫生手上的加號條。我們很多專家痛恨號販子,會對老病人說複診直接找自己加號就行,千萬別找號販子。現在醫生手里的武器沒有了,號販子照樣可以預約再高價賣出去。”一位內分泌科的醫生擔心。

“我不希望取消加號,掛號太難了,特別是對我們這些外地來看病的病人說。”一位外地來京的病人家屬憂心忡忡。

應對掛號難的政策還將進一步摸索,如何分流大醫院的患者才是真正的難題。在醫管局的會議上還亮出了北京市2015年22家市屬醫院績效考核成績單,其中綜合排名前五名的是宣武醫院、北京友誼醫院、北京天壇醫院、北京同仁醫院、北京朝陽醫院。

北京 再出 打擊 販子 新招 年內 取消 窗口 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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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血荒利益鏈:血販子要價翻數倍 年入百萬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4-26/1000783.html

春節以來,我國北京、上海、江蘇、安徽、河南等多個地區的醫院出現血荒,全國70多個大中城市,50多個供血不足,一些醫院甚至因為缺血停掉了80%的手術,還有的患者一個月內手術被推遲了6次,就在各地缺血的背景下,一些“血販子”卻瞄準了法律法規的漏洞,把國家明令禁止買賣的血液當成商品出售。

血販子的報價,常常是血液中心的四五倍之高。

春節以來,我國北京、上海、江蘇、安徽、河南等多個地區的醫院出現血荒,全國70多個大中城市,50多個供血不足,一些醫院甚至因為缺血停掉了80%的手術,還有的患者一個月內手術被推遲了6次,就在各地缺血的背景下,一些“血販子”卻瞄準了法律法規的漏洞,把國家明令禁止買賣的血液當成商品出售。在江蘇省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山東衛視《調查》欄目記者經過半多月的暗訪調查,摸清了一條由血販子操縱的買血賣血的利益鏈條。

蘇州血荒:病人需互助獻血才能手術

據山東廣播電視臺山東衛視《調查》報道,2016年4月6號,《調查》記者來到江蘇省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6樓血液科,醫院工作人員表示,現在蘇州血站的血小板非常緊張,除非是危及生命的時候醫院才可以緊急調用,如果是住院輸血,必須由病人自己想辦法,而目前來看,最好的辦法就是互助獻血,也就是病人如果需要用血,可以找親朋好友來幫忙無償獻血。

可是在眾多來求醫的病人中,很多都不是蘇州當地人,在當地也沒有那麽多的親友,如果長期用血,也不可能讓親友一趟趟的跑。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血販子就有了市場。

血販子就在血液中心馬路邊 要價比醫院高四五倍

記者很輕松的就從一個病人家屬那里要到了一個血販子的電話,電話另一端的人自稱“老周”是個血販子的頭,他說他的人每天都會在蘇州市紅十字中心血站和蘇大一附院倒賣血液,價格絕對公道合理。在他那里全血是每200cc要1000元左右,兩個單位的血小板是1200元,而記者在蘇大一附院血庫大廳看到,醫院的收費標準為全血每200cc220元。血小板一個治療量為1470元,換算成單位,兩個單位血小板也就300元左右。血販子的價格要比醫院高出四五倍!

記者暗訪血販子買賣血液的流程。


血販子頭目的年收入甚至上百萬。

我國法律規定,血液禁止買賣,然而記者調查後發現,這里的血販子長期三五成群的聚集在蘇州紅十字血液中心的馬路邊,並在網上招募“獻血人員”也就是賣血者,他們組織分工明確,還劃分了各自的地盤,不過這地盤也不是輕而易舉就得來的,很多都是拿著刀“血拼”出來的。

血販小弟曝搶地盤暗鬥 老板年收入上百萬

小蘇是眾多血販子中的一個,他告訴記者,他只是團夥中的一個小弟,他上面有4個老板,都是安徽一個村的,而他們現在的地盤就是去年他的老板拿刀從別人那里搶來的。

血販子網上招募賣血者。

平日里四個老板負責聯系需要買血的患者,談價、交易;他和另外幾個是下面的小弟,負責聯系賣血人,組織賣血人去血站獻血,賣血者獻血成功後,血站會開一個獻血憑證,他和其他血販子就會把這份獻血憑證給患者家屬,家屬就可以憑這份單據到醫院拿到相應的血量。

每一筆交易中,賣血者賣出兩個單位的血小板可以得到400元,而他們賣給病人家屬的價格是1200元,也就是說每做成兩個單位的血小板,販血團夥能賺800元。像這樣的單子他們平均每天能有20多個,一年下來,像他這樣的小弟年收入能有一二十萬,而他們老板年收入上百萬。

血液中心稱知道血販子但管不了 報警一小時無人管

記者把這一情況反映給了蘇州市紅十字中心血站,但是血站工作人員表示,因為他們沒有執法權,雖然他們也知道門外就有不少血販子,但他們管不了,這事應該是公安部門管,隨後,記者又向血販子所在的蘇州市雙塔派出所打去了電話,接電話的這名工作人員表示會馬上派人過去,但一個小時過去了,血販子們依舊在血站附近活動。

正常情況下,互助獻血應該是輸血者和獻血者相互認識,而在販血的鏈條中,獻血者和輸血者互不認識,根據規定,互助獻血應該由醫生審核互助獻血成員之間的關系,但在實際中,醫生包括醫療機構甚至血液中心都沒有能力去審核獻血者與用血者之間的關系,這使得血販子鉆了空子,利用了互助獻血中審核不嚴的漏洞,讓不認識的獻血者和輸血者謊稱認識,從而完成血液的買賣,從中牟利。

我國《獻血法》明確規定:非法組織他人出賣血液的,可以並處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三條也規定,對非法組織他人出賣血液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 齊魯網
  • 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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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血荒 利益 販子 要價 翻數 數倍 年入 入百 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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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高”司法解釋暴擊個人信息販子:從嚴量刑 最高判7年

隨著“兩高”日前首次就打擊侵犯個人信息犯罪出臺司法解釋,個人信息販子們想要在量刑中“輕松脫身”將變得非常困難。

“沒有司法解釋的時候,法院在操作中,對於構罪標準例如買賣個人信息多少條等問題並不明確,更不明確的是何種屬於‘情節特別嚴重’要判處三年以上的情況。”中倫律師事務所律師肖波於近日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稱。

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下稱“司法解釋”),該司法解釋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界定範圍和定罪標準給出了新的標準。

第一財經記者從無訟網近幾年公開發布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判例中發現,司法解釋公布前很多判決中認定的“情節嚴重”,在新的司法解釋規定下,都將被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而此前很多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現在都有可能被判三年以上。同時,對於罰金的數額上,司法解釋也作出了更為嚴格的規定。

以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人民法院3月30日判處的案例為例,被告盧某多次通過微信及QQ聊天等方式在網絡上尋找、購買公民個人信息並存入本人使用的QQ郵箱後將其出售牟利。公安機關在盧某QQ郵箱內提取到的其接收的涉及公民個人信息郵件693封,涉及公民個人信息121379條。盧某共獲非法所得40余萬元,被法院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論處,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兩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40000元。

然而,根據最新司法解釋中列舉的“情節嚴重”的具體情形,區分不同類型的公民個人信息,司法解釋分別以50條、500條和5000條為標準認定“情節嚴重”。具體而言,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信息、通信內容、征信信息、財產信息50條以上的,住宿信息、通信記錄、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響人身、財產安全的公民個人信息500條以上的,或者其他公民個人信息5000條以上的,應認定為“情節嚴重”。另外,違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亦應認定為“情節嚴重”。

此外,司法解釋第5條還列舉了“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比如,前述信息數量和違法所得數額10倍以上的應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而“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應適用《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量刑檔次“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因此,在新的司法解釋規定下,如果盧某沒有任何自願認罪等可以酌情從輕處罰的表現,就其案件所涉個人信息或非法所得的數額來看,他的犯罪行為應被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量刑檔次應為“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與此同時,新的司法解釋明確了罰金標準,即“罰金數額一般在違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所以,盧某的罰金數額如果以現在的標準來判將遠不止40000元。

肖波稱,最高法此前公布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也存在上述問題。其中有一些涉及個人信息幾十萬條、非法所得數額巨大的案例,按照現在的標準需要被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可以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事實上,此前有侵犯個人信息超過一億多條的案件,卻僅以三年以下量刑。

根據無訟網公開的侵犯個人信息罪數量來看,從2015年開始此罪的發生率有明顯的上升趨勢,2015年公開判決234例,2016年352例,2017年至今則已經有109例被公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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