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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奶粉將試行藥店銷售

《意見》規定，嬰幼兒配方乳粉生產企業須具備自建自控奶源，對原料乳粉和乳清粉等實施批批檢驗，確保原料乳（粉）質量合格。嚴格執行原輔料進貨查驗、生產過程控制、產品出廠全項目批批檢驗、銷售記錄和問題產品召回等制度，建立完善電子信息記錄系統。

《意見》規定，向中國出口嬰幼兒配方乳粉的出口商或其代理商和進口商應當嚴格按照規定備案。進口商必須保證其進口的嬰幼兒配方乳粉符合我國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進口報檢時必須提供對應生產日期或生產批次的嬰幼兒配方乳粉檢測報告，嚴格執行進口和銷售記錄製度。

同時，《意見》表示，國家將實行嬰幼兒配方乳粉專櫃專區銷售，試行藥店專櫃銷售。

鼓勵和支持企業兼併重組

《意見》還提出，鼓勵和支持企業兼併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推動企業規範化、規模化、現代化發展。

據南方週末網此前報導，今年5月31日，嬰幼兒奶粉問題便已經上了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指出，要按照嚴格的藥品管理辦法監管嬰幼兒奶粉質量，鼓勵支持嬰幼兒奶粉企業兼併重組。

6月4日，工信部印發了《提高乳粉質量水平，提振消費信心行動的方案》。根據方案，工信部將在2013年年內開展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項目）再審核清理工作，淘汰一批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質量安全保障條件不達標的企業（項目）。

6月18日，蒙牛乳業與雅士利在港交所聯合發佈公告，蒙牛乳業向雅士利所有股東發出要約收購。

工信部數據顯示，目前全國有嬰幼兒配方乳粉生產企業127家，年產量約60萬噸，但是年產量在3萬噸以上的企業僅有3家。工信部鼓勵企業兼併重組，將行業集中度提高到70%以上。

據《證券時報》報導，對於此前媒體紛紛報導的「未來國家將不再審批乳粉企業」一事，工業和信息化部消費品工業司副巡視員高伏澄清表示，不審批是暫時的。未來兩年內不再對新報項目進行審批。但是，並不是所有的項目都不審批，對積極參與兼併重組的乳粉企業的擴建等，還是要繼續支持。

嚴禁大包裝嬰幼兒奶粉進口分裝 洋奶粉企業或受影響

根據《意見》，任何企業不得以委託、貼牌、分裝方式生產嬰幼兒配方乳粉，不得用同一配方生產不同品牌的嬰幼兒配方乳粉，不得使用牛、羊乳（粉）以外的原料乳（粉）生產嬰幼兒配方乳粉。同時，嚴禁進口大包裝嬰幼兒配方乳粉到境內分裝。

據前述《證券時報》報導，在九部委相關負責人及部分專家出席的《加強嬰幼兒配方奶粉質量安全工作媒體座談會》上，乳業專家宋亮表示，國內沒有奶源、貼牌的乳粉企業將成為被整合的對象，127家乳粉企業中受政府主導、市場自我淘汰的情況下，兩年內會剩下50家企業。

宋亮認為，此次政策可能會較大影響洋奶粉企業。前幾大外資奶粉品牌，如美贊臣、惠氏、雅培、多美滋等，他們在這次的乳粉行業整合中將受到一定影響。因為這些品牌在國內的工廠生產線有的是干粉混合包裝設備等，即只負責分裝進口奶粉。

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試行三年：讓“沈默的權力”公開透明

人們希望，上海自貿區內的負面清單，能逐步演化為“權力清單”。（CFP/圖）

自2013年在上海自貿區誕生第一版“負面清單”以來，經過三年的發展，它已成為政府治理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流行概念。隨著負面清單一步步從試點推向全國，它將逐步演化為“權力清單”，成為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大推動力。

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全國部分地區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這是2015年10月《國務院關於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為推進負面清單制度規劃的時間表。它意味著，從2013年起在自貿區推行的負面清單開始走向全國，擴展至國內市場準入。

負面清單管理，是指政府列出禁止和限制進入的行業、領域、業務等清單，清單之外的領域都可以自由進入。自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誕生第一版負面清單以來，已有3個版本更新叠代。

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所列的9項主要任務和措施中，“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位列第三，排名僅在“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擴大服務業開放”之後，備受外界關註。其原因在於，人們希望，負面清單能逐步演化為“權力清單”，成為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大推動力。

眼下，負面清單已成為政府治理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流行概念。然而三年來，它究竟經歷了怎樣的轉變，它因何而起，又走了多遠？

三年三版“負面清單”

“‘法無禁止即可為’，這個說法是不科學的，應該是‘法無禁止即享受準入前國民待遇’。”

早在2013年9月18日，國務院公開批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時，就提到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10月1日，上海市政府就公布了第一版的負面清單：《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3年）》。

自“負面清單”的說法出現起，三年間已經變成了流行詞匯，代表“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理念。然而在它真正的使用語境中，針對的只是自貿區的外商投資領域，可以理解為是國門對外資敞開的邊界。

自此，外商投資在負面清單以外的領域，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上海自貿區商務委員會投資促進管理處處長曹磊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有90%的外商投資項目都可變成備案制。

從前外商投資，需要拿著申請、報告、股東決議、合同章程等很多紙質材料來政府部門窗口當面提交，一項項審批。

備案制以後，外商只需要通過網站提交材料，後臺進行負面清單對比，只要是清單外的一律放行，直接把備案清單打給對方。整個流程不需要面對面。

據曹磊介紹，負面清單實施前，上海浦東每年新增項目約1000個，而2015年前十個月的自貿區新增項目有2500個，是往年的近三倍。

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負面清單實施前，外商獨資進入中國平均要8個月時間；實施後就減到了1個月，最新的消息是減到7個工作日內了。

負面清單分類的依據是《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及代碼》（2011版），幾乎囊括了國計民生的所有行業門類，共18類。

就內容而言，它主要依據《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1）》制定，該目錄分為鼓勵、限制、禁止三類。負面清單摘出了其中的限制、禁止部分，另納入了散見在其他部門規章中類似的部分，列成清單。

在第一版負面清單中，包括190條管理措施，其中限制類74條，禁止類38條。

2014年6月30日，上海市政府頒布了第二版“負面清單”。相較第一版，這一版由190條減到了139條。其中比較引人註意的是，刪除了關於制造武器彈藥、博彩業和色情業的禁止。

曹磊說，“不是我們開放了這些東西，武器、黃賭毒是內外資都不能做的，負面清單里就不單獨寫了。”

“一般對於負面清單的解釋是‘法無禁止即可為’，這個說法是不科學的，應該是‘法無禁止即享受準入前國民待遇’，換句話說就是不在負面清單上的就和中國人一樣，中國人也不是什麽都能做。”陳波補充道。

2015年4月8日，第三版“負面清單”頒布者，由上海市政府升為國務院辦公廳，適用範圍也擴展到了福建、廣東、天津和擴區後的上海四地自貿區。

相較前兩版，這一版本改動最大。它由最初的190條減少至122條，但是，並非各個行業數量均等下降，而是有些行業的限制徹底解除了，也有些行業的要求被大大擴充。

限制減少最多的，如制造業由2013年的63條減為17條，對食品飲料的限制消失了，剩下的主要是對交通工具的限制；完全解除限制的行業有建築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及房地產業。

限制條件被細化和擴充的有兩個行業——金融和文化娛樂業。金融業的負面清單從2013年的5條擴展為10大類26小條，新增了兩項“禁止”：外資不得成為證券交易所和期貨交易所會員，不得開立A股賬戶，禁止外資成為證券交易所會員、開通A股賬戶，禁止外資從事再保險分入或分出業務。

文化娛樂行業的負面清單，從2013年的12條擴充一倍，至24條。新增內容包括對境外新聞機構的控制，如在境內設立辦事機構、派駐記者須經批準等3條；電影行業新增電影院建設由中方控股，以及放映單位年放映國產電影片的時間不得低於年放映電影片時間總和的2/3；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限制新增5條。

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院副院長孫元欣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條款更多不代表監管更嚴了，2014版的條款太籠統，一條就像一個抽屜，抽屜里還有好多條。2015年把這些條款說得更明確，透明度更高。”

他介紹說，金融這一塊的規則制定實際上控制在央行手里，2015年版的金融細則，有央行的意見在其中。

另外，在2015版中取消了對一些重要領域的“禁止”，如加油站、網絡遊戲運營以及房地產。

雖然可以做，但加油站和房地產都沒有外資在做，因為自貿區內的加油站已接近飽和，房地產余量也不多。孫元欣說，“有時候不是不能做，而是市場飽和了，做了也沒什麽盈利，就沒必要做。”

簡單來說，“可以做”和“做不成”是兩回事。制度放開了，市場未必留有空間。

在陳波看來，負面清單接下來開放的內容會更有爭議性，碰到真正的邊界——服務業、金融業、信息安全、意識形態。“就是我們那些想發展又不是很自信的行業，和一直封閉的、保護比較多的行業。”他說。

誕生之初

2013版的負面清單，比《外商產業投資指導目錄》還要嚴格。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教授馮軍，是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業務總監。他的團隊在2013年直接參與了第一版負面清單的設計，親身經歷了負面清單在中國從無到有的過程。

他介紹，2013年1月初，上海市就向中央報了關於自貿區的材料，但批下來的時候，不少有實質性內容的條款沒有得到核準。

當年3月，新一屆政府上任，月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上海視察。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外高橋保稅區再次向總理匯報了籌建自貿區的具體設想。李克強特別感興趣，覺得要繼續推。後來就有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成立。

4月，上海市成立了相應班子，馮軍所在的WTO中心也是負責負面清單的部門之一，屬於非官方機構。當時市政府辦公廳發文，讓他們設計負面清單的框架。

一開始在外高橋開會時，很多部門都不知道什麽是負面清單，包括好多領導也不明白。馮軍就拿出了美國和韓國自貿協定中的負面清單做成了一個冊子，給商務部的人參考。如今，美韓自貿協定的打印本，仍然在他辦公室彎腰就能找到的地方。它也是2012年全球負面清單的範本。

當時，制定負面清單的時間非常緊張，要求7月初上報國務院討論，制定框架的時間僅有三個多月。馮軍那段時間非常忙，“不停地開會”。

當時在中央，負面清單得到了總理、副總理、商務部部長、以及商務部外資司、條法司的支持，由當時的商務部部長助理主推此事。2013版的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實際上是“中央定調、指導，上海幹活”。

因為國內沒有可參考的框架，就考慮參照國家發改委的《外商投資指導目錄》，里面有鼓勵條款，也有限制和禁止類。馮軍記得，當時商務部的有關領導說，“現在也沒辦法，只有發改委才有個指導標準，只有對著這個先搞一個框架。”

馮軍說，當時涉及的上海的行業部門，就原來的禁止性規定現在要不要放在清單里，都跟中央管理部門——發改委、文化部、工信部等溝通商量過。

為了起草框架，他在北京待了一個多禮拜，哪些細則列入、哪些拉出去，一條條仔細討論。這不僅涉及商務部、發改委，還有其他各大部委，都可能單獨出過文件說哪些東西外資不能做。除了中央，還有地方政府。

8月16日，負面清單中涉及要對現行法律進行修改或暫停實施的部分，被送到全國人大審議。一共四條，只有關於文物拍賣的一條未獲通過。

最終，第一版的負面清單共190條。

陳波認為，2013版的負面清單，比《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還要嚴格。“95%是一樣的，後面又多加了幾條。”

國際談判的藍本

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實際上是中美雙邊投資協定中負面清單談判的先行先試。

實際上，負面清單的出爐與推行，與國際談判的承諾壓力息息相關。海外談判桌上的較量，推動著國內行政方式大刀闊斧的轉變。

馮軍記得，第一版負面清單的基本框架是在2013年7月11日前確定的，而7月10-11日，正逢中美第五次戰略與經濟對話，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表示，中國要出臺負面清單，框架也已確定。

目前國際貿易和投資協定談判中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正面清單”模式，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為代表；第二種“負面清單”模式，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代表，它創設了“準入前國民待遇+否定清單”的投資規則。

美國在其推行的雙邊投資協定中力推第二種，即負面清單模式，主要是因為相對正面清單而言，負面清單模式自由化程度、透明度更高。

美國從1982年開始制定雙邊投資協定範本，之後於1994年、2004年和2012年分別推出了新的範本，2012年的範本提出了“負面清單”和“準入前國民待遇”兩大前提條件。

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簽訂的多個雙邊投資協定（BIT）中都采用了負面清單模式。美國的負面清單中不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極少，主要包括核能、海關報關、國內航空運輸、信用社、儲蓄銀行和儲蓄機構等。

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以雙方經濟規模之大，談判範圍之廣和難度之高，被稱為國際投資領域的“世紀談判”，中國的第二次“入世”。自2008年中美談判啟動以來，共舉行了17輪。2013年7月，中美舉行第五次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始進行投資協定的實質性談判，該投資協定將以“負面清單”模式為談判基礎。

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實際上是中美雙邊投資協定中負面清單談判的先行先試。

陳波說，2015版的負面清單將是BIT談判中方的藍本，所以更加正規化。因為最終是國家戰略，全國一盤棋，要能夠被複制和推廣，隨著談判的深入，對負面清單標準化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研究所所長沈玉良，與副研究員李墨絲近期撰文，列舉了與其他國家負面清單相比，自貿區負面清單存在的幾個問題：

清單相對較長，對外商投資限制較多。2015版有122項特別管理措施，而國際高標準基本都是短清單模式。

無具體限制條件的特別管理措施仍然存在。如“衛星電視廣播地面接收設施及關鍵件生產屬於限制類”，“大型主題公園的建設、經營屬於限制類”，這些措施到底限制什麽、用什麽方法限制，沒有具體明確。2013版此類無具體限制條件的為55條，占總數的29%，2014版25條，占18%。2015版盡管大幅縮減為8條，但仍然存在，占7%。

就“禁止”類而言，英國、法國無禁止行業；美國的禁止行業僅為航運、核能2個行業；德國僅限於核電站、核垃圾處理2處。

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在2015版本的中國負面清單中，“禁止”“不得”共出現54次，覆蓋13個行業。其中出現最多的行業是，文化體育娛樂（18次）、交通運輸（6次）、租賃和商務服務、金融、教育（各5次）。

“沈默”權力的籠子

負面清單制度，更重要的作用是倒逼政府簡政放權，把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說清楚。

“以外促內”，是南方周末記者此輪采訪中學者們的共識。負面清單制度，是在簽訂國際條約的環境下產生的，但它的出現，更重要的作用是倒逼政府簡政放權，把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說清楚。

“我沒說行，你永遠不知道行不行。做什麽不行呢？有待我解釋。”馮軍說，“負面清單就是把這個解釋的東西公開了、透明了，進一步說也就是放權了。”

龔柏華把這種“法無授權”與“法無禁止”之間的空白地帶解釋為法律規定的“沈默”問題。“沈默”是“是”還是“否”？在一般情況下，“沈默”不能視為意思表示，這種“沈默”，實際上是一種無形的權力。

馮軍回憶，2013年開始制定負面清單時，一開始開會，有的部門說，“什麽負面清單？我們從來沒這麽管理過。”也有部門說，“這個是外國東西，又不是我們的。”甚至有在上海某政府部門工作的學生跟他說，“馮老師，如果這樣下去，我們這個部門可能就沒什麽用了。”

在他看來，負面清單模式，是把政府審批的權力變成了監管的義務。“原來有很多權力，需要他蓋章，現在不用了，現在強調事中、事後監管，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都很順暢，只有出了交通事故或違章才需要你來管。管不好，就變成管理水平差了。”

除了消除“沈默”的權力以外，負面清單模式還可以解決從前外商投資所遇到的審批制度十分複雜的局面。

負面清單的推廣，目的是將所有外資準入的禁止、限制條件聚集在一張表格中，由此打破外資準入領域各類、各級政府利益訴求不同、要求不同的混亂局面。迫使不同部委放棄或減小在外資管理上形成的固有權力，並觸動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

在2015年10月國務院公布的“走向全國”的負面清單意見中，一個重要特征是將自貿區範圍內的外商投資清單，擴展為市場準入和外商投資清單之和。

也就是說，原來的負面清單是外資市場準入標準，將於2018年全面實行的清單，將“對外”與“對內”合一，也包括適用於中國人本身的市場準入標準。這意味著，政府的行業壁壘，以及對於國有企業的特殊政策也得取消，因為壁壘和特殊政策都屬於不公平競爭。

孫元欣說，這張清單出臺以後，要把各種各樣行業的行規、許可、限制、潛規則，放在一起，形成一張清單。這張清單先在自貿區試驗，2018年在全國推動。

充次電就要裝個APP？電動汽車將試行信息互聯互通

開電動汽車上路經常找不著樁、充不了電、交不了錢?在不同運營商的充電設施上充電就要下載不同的APP才行?北京、深圳、長三角等地的車主或許將率先告別這樣的煩惱。

2016中國(廣州)國際新能源、節能及智能汽車展覽會於7月15-17日在廣州保利世貿博覽館舉行。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標準化中心副主任劉永東在同期舉辦的“中國(廣州)新能源汽車及產業鏈發展趨勢高峰論壇”上透露，《電動汽車充換電服務信息交換》系列標準目前已完成征求意見稿，將在北京、深圳等地區開展試點。

近幾年，新能源汽車產銷呈爆發式增長。來自工信部的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新能源車累計生產37.9萬輛，同比增長4倍躍居全球第一大新能源車消費市場。其中，純電動乘用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乘用車產量分別達14.28萬輛和6.36萬輛。

與此同時，我國也在加快充電基礎設施的建設。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住建部等部委出臺了多項促進政策，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等地方政府也相繼出臺了充電設施建設的“十三五”規劃及管理辦法。據國家能源局《我國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發展情況》報告顯示，截止2016年6月底，全國已建成公共充電樁8.1萬個，較2015年底增長65%，隨車建設私人充電樁超過5萬個，較2015年底增長約12%。

劉永東認為，除了要進一步加快建設速度之外，我國充電基礎設施還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比如充電設施政策不健全，互聯互通水平較低，獎勵激勵機制不足，國家支持的專項基金落實困難，充電價格管制，充電設施地方保護出現苗頭等等。

“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首先推進充電設施標準化”，劉永東說，“電動汽車充電設施既是電動汽車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電網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充電設施標準化工作不僅可以規範和促進充電設施的健康發展，還對促進電動汽車的規模發展有重要作用”。

據悉，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標準化中心和能源行業電動汽車充電設施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正在制定充電的互聯互通標準、充電運營的互聯互通標準、充電設備安全標準、無線充電標準、關鍵元器件標準，以及修訂換電標準。

其中，充電的互聯互通標準落實後將實現不同電動汽車與不同充電設施間能夠連得上，充電運營的互聯互通標準落實後將實現充電設施的位置、狀態、充電參數、運營商信息等信息跨平臺共享，便於電動汽車用戶查詢和使用。前者是解決“車樁不匹配不兼容的問題”，後者是解決“充電樁信息不全不準，要裝許多APP的問題”。

對此，劉永東建議建立全國統一的充電設施基礎公共信息規範，明確充電運營商、充電站、充電設備、充電設備接口等信息統一編碼，以實現充電設施的地理位置信息、設備信息、統計信息等信息的共享服務。

最後，實現充電服務支付的互聯互通，讓跨交易平臺、跨運營商的充電支付無障礙。也就是說，在公共充電服務領域，電動汽車車主可以在不同充電運營商的充電設施上完成便捷的充電漫遊和支付交易。

“這就像我們的手機漫遊服務，即使用的是不同運營商的手機號也可以相互打電話，但只需要向號碼所屬的運營商支付費用。目前，《電動汽車充換電服務信息交換》系列標準已完成征求意見稿，即將在長三角、北京、深圳等地區開展標準試點，積累經驗，並進一步完善標準”，劉永東說。

亞馬遜試行每周工作30小時拿75%工資 去年曾被指虐待員工

8月27日消息，據法新社援引華盛頓郵報報道稱，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對部分員工啟動了每周工作時間30小時的項目，正常情況下亞馬遜為每周40小時工作制，而采取30小時工作制的同事薪酬將降低25%。

亞馬遜將允許十幾名“兼職”員工將工作時間縮短至30個小時，同時只發放75%的工資。不過，亞馬遜仍將向這些員工提供福利待遇。

亞馬遜表示，目前30小時工作制只在涉及計算機系統的少數團隊中試運行，亞馬遜官方表示員工背景多元化，傳統的40小時全職工作並不見得適用於所有人，30小時是不錯的嘗試。

此外，如果員工覺得30小時工作制下薪資有些少，還可以申請換回原有的40小時工作制。

亞馬遜並不是唯一一家想要縮短員工工作時長的公司。不過，亞馬遜或許是這樣做的規模最大的一家公司。

例如，科技教育公司Treehouse CEO瑞安·卡爾森(Ryan Carson)就發現，在采取每周32小時工作制之後，員工變得更愉快、效率更高。卡爾森的觀念是，強迫員工每周工作40個小時是不人性化的。

去年，《紐約時報》曾報道稱，在亞馬遜需要適應這里經常每周工作80小時的節奏，感恩節也要全天開會，而大多數晚上或周末還得在家中不斷加班。亞馬遜員工常有人在辦公室里哭。亞馬遜對待員工如同機器人，甚至毫不避諱地表示未來幾年將使用真正的機器人取代現在的員工。亞馬遜美國的員工都表示，這家公司是受虐狂刷存在感的地方。

而新的30小時工作制恐怕就是為了平息各界的批評聲音。

芬蘭試行提供全民基本收入 每人每月將發4200元

政府提供全民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構想自誕生之日起就爭議不斷，今年6月，瑞士全面公投否決了這一提議，不過現在，第一個進行這項測試的歐洲國家出現了，芬蘭政府近日表示，該國明年起將進行“全民基本收入計劃”試驗，向每位公民發放560歐元（約合人民幣4200元）月工資。

根據計劃，該試驗由芬蘭社會保險局開展，將隨機挑選2000名工作年齡的芬蘭公民發放560歐元的月基本收入。樣本將從目前失業援助的收益者中挑選，為了為了防止選擇性偏差，被選中者將被強制參與這一計劃。同時，芬蘭政府還將建立未獲得基本收入的對照組進行比較。

考慮到試驗主要是為了測試對就業的影響，學生和老年人將被排除在實驗組和對照組之外。

芬蘭政府稱，這次試驗也是為了踐行15月前當選的總理西皮萊（Juha Sipila）的競選承諾，商人出生的西皮萊想看看這項措施是否能夠“減少官僚主義”及“促進就業簡化福利系統”。

《環球時報》援引瑞士《巴塞爾日報》26日稱，試驗計劃將於9月9日前公開咨詢後正式確定。瑞士《商報》稱，此前芬蘭政府曾透露，隨著計劃推行，該國公民每月全民基本收入金額可能將提高到每月800歐元。

提供基本收入並非天上掉餡餅

基本收入是指從政府的收入中拿取部份配額作為全民的基本收入，該收入不需要任何條件與資格，只要是屬於本國國民者，每個人都可以拿到一筆基本收入。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提供基本收入的想法雖然在政治實踐中並不多，但早有大量的理論支持，從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到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這個想法獲得了驚人廣泛的支持。

英國智庫——英國皇家藝術學會（Royal Society of Arts）就曾發表了一份報告，熱情洋溢地支持了這個想法。荷蘭記者呂特赫斯·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也同樣熱衷於這個想法——他在論述有力的近作《現實主義者的烏托邦》（Utopia for Realists）中，對這個想法進行了概述。

支持者認為，如果國家為每個人提供基本收入，無論他們是做什麽的，或者需要什麽，將構築起終極的社會安全網。

雖然有些人質疑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會大量養懶人，而事實上，發放全民基本收入並非是一項增加福利的做法，甚至相反，這一想法的初衷是削減政府福利支出。

例如，芬蘭的福利制度非常複雜，比如失業救濟金就有很複雜的計算公式，與失業者此前的收入等掛鉤。而芬蘭人實施全民基本收入後，現有的失業金、住房補貼等社會福利補助金將取消。因此支持者稱這一改革不僅不會養懶人，還會促使一些人進入勞動市場，因為全民基本收入的數額會低於很多人領到的失業救濟金等社保。

德國N24電視臺稱，2014年，芬蘭的社會福利支出達660億歐元。而如果改成為每個芬蘭人發放800歐元基本收入，財政預算僅需480億歐元。很明顯全民基本收入計劃可節省政府開支。

因此有人調侃，只有那些願意窮人損失一大筆錢的人和算術不好的才會支持這種計劃。

或成福利改革方向

不管怎麽說，芬蘭已在福利改革中走在了歐洲的前列，今年6月5日，瑞士在公投中否決向每個公民發放全民基本收入的提案，該提案旨在向每個成年公民每月發放2500瑞郎（約合1.65萬元人民幣）基本保障工資，未成年公民625瑞郎（約合4205元人民幣）。

目前芬蘭已邁出全民基本收入的第一步，成為歐洲福利改革的先鋒。此前，荷蘭在烏特勒支市開展了基本收入試點項目，瑞典也正討論相關計劃。全民基本收入未來或將成為歐洲福利政策的新樣本。

雖然瑞士人認為這項改革將使得瑞士人變懶，國家喪失活力，芬蘭民眾對全民基本收入計劃的看法顯然正面的多。民調顯示，69%的芬蘭人贊同這一計劃，不過很多人認為基礎收入額度提供的收入有點少，每月1000歐元更為合適。另外目前瑞典和荷蘭都在討論類似計劃。

而歐洲以外的地區的政策實驗已經展開，今年上半年，慈善機構GiveDirectly宣布在肯尼亞將實行一項隨機試驗的計劃。在該實驗中，6000名肯尼亞人將在逾10年的時間里始終獲得基本收入。

央行：正在與香港有關方面研究試行“債券通”

3月15日消息，根據中國央行官方微博消息，央行表示正在與香港有關方面研究試行“債券通”，具體方案及相關進展將適時公布。

央行稱：根據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總體工作部署，我們正在與香港有關方面研究試行“債券通”，推動優化兩地債券市場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和跨境合作，進一步便利投資者參與債券市場。“債券通”的具體方案及相關工作進展，將適時公布。

3月15日上午，李克強總理在回答記者關於香港問題的提問中表示，“準備在今年首次在香港和內地進行‘債券通’，也就是允許境外資金在境外購買內地債券。”李克強說，中央政府會不斷增加對香港發展的支持力度，出臺更多有利於內地和香港合作的舉措。在去年出臺了深港通之後，今年將進一步探索開放債券市場， 在內地和香港之間進行“債券通”，第一次允許境外資金在境外購買內地債券。

隨後香港交易所表示，債券通將為內地資本市場發展迎來又一大突破，也將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連通內地市場和國際市場門戶的優勢地位。香港交易所將在兩地監管當局的指導下積極參與債券通的準備工作，並在未來適時由相關各方公布更多細節。

養蜂後繼乏人 全國人大代表建議修訂《養蜂管理辦法(試行)》

當前，養蜂業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期。

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東營市蜜蜂研究所所長宋心仿稱，養蜂生產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主要包括，自然環境惡化，農藥泛濫，蜜粉源植物面積減少，假冒蜂產品成災，這些問題給養蜂業帶來嚴峻的危急。

宋心仿表示，養蜂流動性大，野外作業生活艱辛，加之機械化程度低，基本靠手工操作，效益低下。年輕人不願幹，老年人又幹不了，養蜂生產後繼乏人，導致飼養量減少，效益下滑，嚴重威脅著養蜂業發展和大農業增收。

為推動養蜂業的發展，宋心仿提出了三點建議。

一是國家應高度重視紫雲英的種植。

紫雲英多分布在我國長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區，對土壤要求不高，適宜在大田栽培，它既可作為重要的綠肥作物，又可作為優質牧草和上等牲畜、家禽飼料，而且還有很高的食、藥功能。此外，紫雲英也是我國最為重要的蜜源植物之一。於每年2~6月開花泌蜜的紫雲英，開花早，花期長，泌蜜量大，且蜂蜜品質好，每個花期每群蜜蜂可采蜜20～30kg，最高達50kg。

宋心仿提到，前些年，我國南方大部分地區的農田在冬季大都種植紫雲英，多是收獲完晚秋水稻後農民便在田里撒上紫雲英，任其自然生長一冬季，到第二年春季栽水稻時再翻耕於田中，對養護土壤、提高肥力、增加產量有著明顯的作用。

然而，近十幾年來，隨著化肥的大量應用，人們種植紫雲英的積極性逐漸降低，現在種植的已很少，有的地方已基本上不見，有的地方稀稀疏疏種少量，種植面積減少90%以上。紫雲英種植面積的減少，導致土壤板結、肥力下降，冬季土地閑置荒蕪，農產品品質變差，春季蜜源缺乏，給養蜂業帶來很大的損失，部分地區蜂業出現被動局面。

二是繼續擴大和實施蜂機具推廣項目，並且提高補助額度、擴展試點範圍。

當前，我國的養蜂生產所采用的工機具仍停留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水平，飼養、取蜜、產王漿等生產環節基本靠手工操作。新型養蜂工機具推廣進程緩慢，養蜂生產、轉場機械化率不足5%，產業發展仍處於較低水平、粗放狀態，養蜂從業者勞動強度較大，經濟效益偏低。

為改變這一局面，宋心仿認為，實踐證明，只有加速推進養蜂機械化進程，使養蜂生產各個環節由機器操作，從而大大提高追花奪蜜的主動性，顯著減輕養蜂人的勞動強度，提高勞動效率和經濟效益，方可激發人們的養蜂熱情與積極性，方能吸引年輕人從事養蜂業，解除後繼無人等問題。

2016年從中央財政農機購置補貼中安排資金1000萬元，用於養蜂工機具示範推廣試點項目實施方案，對全國11個省養蜂場戶、合作社購買蜂機具給予適當補助。

宋心仿稱，當前，該項目尚沒完全實施完成，但從前期的情況看效果非常良好。不過項目實施中也發現一些問題和教訓，因此他建議，2017年繼續實施該項目，且加大資金投放額度到2500萬元。其次，提高補助額度，擴展試點範圍，將補貼額度提高到整機的50%，將實施範圍擴展到20個省或更大區域，力求基本覆蓋全國各重點養蜂地區。

三是盡快修訂《養蜂管理辦法(試行)》。

為了促進養蜂業發展，規範養蜂業行為，農業部制定的《養蜂管理辦法(試行)》於2011年12月13日公示，並於2012年2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有五年多的時間。在《養蜂管理辦法(試行)》發揮積極意義的同時，宋心仿稱，其執行落實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同時也發現其內容及條款規定也存在一些不足，為此，建議盡快對《養蜂管理辦法(試行)》進行修改。

他建議，修改的內容包括，將《養蜂管理辦法(試行)》的(試行)去掉，強調和提高其強制性和約束力;針對當前養蜂生產實際，主管部門應深入養蜂第一線全面考察調研，結合原條款查找問題與不足，從而修訂和完善《辦法》內容和功能;新《辦法》在修訂中，要細化規定，具體明確應該如何去做，同時要搞好配套，使各條款相互印證，便於操作，方可產生作用。

西安試行個人住房“商轉公”貸款降低購房成本

據新華社報道，為拓寬住房公積金的使用渠道、降低廣大繳存職工住房貸款成本，西安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日前在西安開始試行個人住房商業貸款轉住房公積金貸款。

“商轉公”貸款，是指住房公積金繳存職工將本人或配偶已辦理且尚未結清的個人住房商業貸款，轉換為在西安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委托商業銀行辦理的住房公積金貸款。由於公積金貸款利率比商業貸款利率低，“商轉公”貸款可以有效降低購房者的還貸利息壓力，對購房者而言是一重大利好政策。

根據試行的操作規程，在西安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按規定正常連續足額繳存住房公積金6個月(含)以上，購買自住普通住房時，辦理了個人住房商業貸款的職工，可以申請“商轉公”貸款。“商轉公”貸款利率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執行。“商轉公”貸款期限與原商貸已還貸款期限之和不得超過30年。

共享單車試行智能推薦停車點 本月將在多城市落地

共享單車的發展給市民短途出行帶來了便利，但同時帶來的亂停亂放等相關問題也加重了政府部門城市管理的成本和負擔。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摩拜單車4月19日宣布，本月將有上百個“摩拜智能推薦停車點”(smart Mobike Preferred Location，簡稱sMPL)在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深圳、濟南、銀川、臨汾這8個城市率先落地。

該停車點采取了通過智能停車樁智能模塊的無線信號發射技術，加上精確定位算法迅速判斷單車停放位置及狀態，實現了亞米級的定位。此外，通過大數據和紅包車、信用分獎勵、其他獎懲措施等引導機制，可引導用戶停車至智能停車樁附近，協助用戶更方便快捷的進行車輛的有序取放。此舉推出，獲得了來自上海、深圳、濟南等各地政府的關註與支持。

4月19日，摩拜單車與深圳市福田區達成戰略合作暨福田智慧城區啟動儀式，並通過大數據選址分析，篩選出了深圳福田天安數碼城等首批停放熱點，智能推薦停車點落地後，將結合當地交通核心地段、小區、辦公區域、潮汐出行等具體情況，推廣到福田全區及深圳市。

上海首批智能推薦停車點定點於楊浦區五角場、同濟大學地鐵站等人流密集、用車需求大且集中的地點。而在濟南，當地政府和摩拜單車則率先選擇大型開放小區進行推廣試點。燕山小區作為上世紀90年代建設的全國十大試點性小區，內有開放式公園燕山公園，是周邊群眾休閑娛樂最佳場所。

據摩拜單車透露，未來城市“禁騎”區域的亂停車問題，也將能通過摩拜智能推薦停車點進行解決。截至目前，摩拜單車在海內外50個大城市提供服務，車輛投放總數超過300萬輛，其中北、上、廣、深、蓉五大城市的投放量均已分別超過20萬輛。

故宮7月起試行全網絡售票 10月實施並取消窗口售票

故宮將取消現場售票，全面實行網上購票。昨天，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表示，目前，故宮網上預售票已經超過50%。在此基礎上，經過兩個月的準備，將在7月至10月試行全面網絡售票，10月下旬擇機正式實施，同時取消現場窗口售票。對於購票確實存在困難的觀眾，工作人員會輔助完成網上購票。

近期可網上買當日門票

據單霽翔介紹，本月起至6月，故宮將進入新政實施的準備階段。目前，遊客只能提前在網上預訂門票。故宮擬在淡季及未達到8萬人限流標準的前提下，在網絡售票系統進行全面升級後，開放當日網上購買門票，引導和鼓勵觀眾當天在網上購票參觀。

在準備階段，對“全網絡售票”進行宣傳的同時，改造升級現有售檢票系統。全網絡售票後，驗票及安檢壓力將會增大。為此，將對午門檢票、安檢區域進行整體改造，包括增加檢票通道、安檢用房，擴展安檢通道。安檢區由原來六機十二門增加至八機十六門，檢票口由原來的二十個增加至二十四個，檢票、安檢工作區面積增大，通行速度提高，為觀眾提供了較為舒適的檢票環境。

7月起現場與網售並行

單霽翔表示，7月至10月，故宮全網售票政策將進入試運行階段。這一時期，遊客除了可以在網上買到當日門票外，在故宮現場的購票窗口仍能買到實體門票。工作人員將進一步引導公眾網上購票，逐步淡化售票口功能。另外，還將開放手機購票，利用故宮博物院已經研發完成的網絡售票手機版，通過端門區域電子顯示屏向觀眾展示購票二維碼和相關說明，讓觀眾掃描電子屏幕上的二維碼完成購票。

試行期間，將通過端門廣播、電子大屏幕，為觀眾提供網上購票的語音和購票視頻示範服務，及網上余票信息服務顯示，利用區域廣播對觀眾進行有序引導和疏導。

10月下旬擇機全面網售

單霽翔透露，從10月下旬起，故宮擬在分析全網售票試行階段運行狀態的基礎上，總結經驗、完善方案、鞏固成果，擇機實行全網售票，力爭在2018年“五一”實現觀眾分時段、錯峰參觀。

單霽翔表示，人們對網絡售票會有一個接受的過程。現在該售票方式已經逐步得到認同。2016年網絡預售票超過了40%，今年以來，網絡售票更是超過了50%。

實行全面網絡售票後，對於少數既不具備線上支付能力，又沒有家人或朋友能代其購票，但是堅持要入院參觀的觀眾，可由現場工作人員引導至綜合服務窗口，由服務人員代為完成購票。

單霽翔表示，取消現場售票，實行全網絡售票參觀，可以最終實現“分時段售票、分時段參觀、有效控制觀眾流量”，這是對參觀故宮博物院的觀眾由簡單粗放到精細化管理的根本轉變，讓觀眾更體面、更有尊嚴地參觀故宮博物院。北京晨報記者 王歧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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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播惡搞 故宮折騰半宿

近日，“女主播藏身故宮直播”事件引起了社會廣泛關註。昨天上午，故宮博物院公布了該女主播進出故宮的37段監控錄像，從14時13分進入到16時56分離開，視頻證明這名女主播並沒有藏身故宮的機會。不過單霽翔表示，就是這一次惡搞，把全院折騰得夠嗆，一直查詢視頻到後半夜。

單霽翔表示，直播事件發生後，大家擔心，會不會是故宮博物院的安防保障措施出現了漏洞？獲悉此事後，故宮博物院立即展開有關調查。

“要從七八萬人里找出一個人可不容易。”單霽翔說，好在這位女主播穿了一身古裝，打扮得像個格格，在人群中比較醒目。盡管如此，搜集到涉及該女子的全部視頻仍然耗到了後半夜。調查進行中，該女主播公開承認，自己並沒有在故宮晚間直播。

但是，其在網絡直播中多次提及躲藏在故宮內角落等情況，避過封門檢查，其行為不僅嚴重損害了故宮博物院形象，並極有可能被他人效仿，給文化遺產的安全保衛工作帶來隱患。單霽翔說，故宮方面當時就報了警，只為一個人的惡搞就耗費了這麽多公共力量調查，這種行為應該受到遏制和譴責。（記者 王歧豐）

故宮鼓浪嶼外國文物館將開館

昨天，故宮博物院對外宣布，由廈門市政府與故宮博物院合作建設的故宮鼓浪嶼外國文物館將於5月13日正式開館。

據故宮博物院相關負責人介紹，該館利用鼓浪嶼“救世醫院及護士學校舊址”，占地面積11000平方米，建築面積5180平方米。開館首展即《故宮鼓浪嶼外國文物館展覽》共展出藏品219件（套）。文物種類涵蓋漆器、陶器、瓷器、玻璃器、琺瑯器、金屬器、鐘表、科技儀器等多種類別，分別來自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和地區。這些文物大部分一直保存在故宮庫房中，從未向世人展示過。

（原標題：故宮博物院門票將全面網絡售票 記者：王歧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