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玩壞了的藝術金融
http://www.xcf.cn/newfortune/fmgs/201409/t20140915_637173.htm猛烈爆發又急轉直下的中國藝術品投資市場，與由牛轉熊的A股市場何其相似。內幕交易、虛假披露、財務造假、莊家對倒等違規行為，曾是A股市場頑疾，而藝術品市場的贋品氾濫、假拍做局、對倒操縱、鑑定欺詐、雅賄洗錢等等，較之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整個藝術品產業鏈中，作為行業晴雨表的拍賣公司，無疑處於核心樞紐地位，其職業道德與經營操守，左右著整個藝術品市場發展的健康與否。新財富通過對藝術市場系列數據的追蹤分析，結果顯示的卻是，拍賣公司主導下整個產業鏈的各種亂象，即便作為龍頭的北京保利、中國嘉德也無法倖免。
伴隨藝術品投資的潮起潮落，藝術金融近年來也經歷了一波猛烈爆發又急速收縮的過程。金融機構介入藝術品投資領域之後，大量的藝術金融產品成為了投資人套現、圈錢的工具。
數年來，盛極轉衰的藝術品投資領域，夾雜的是難以計數的「灰」、「黑」。廟堂之高的監管缺位，江湖之遠的自律不足，使得潮水退去之後，眾人皆被懷疑裸泳，最終整個行業將自食苦果。
本刊主筆 蘇龍飛 周瑩 研究員 周舒婕 劉美楠/文
2014年7月26日，在微信平台上廣泛傳播的《2.8億雞缸杯背後的合法洗錢》一文，將收藏家兼富人劉益謙以及國內拍賣業二巨頭北京保利與中國嘉德，同時推上風口浪尖。隨後，對於該文所述內容，當事三方皆通過公開聲明予以回應，而藝術品投資行業的種種「灰」、「黑」，也因此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過去5年來，中國的藝術品投資市場經歷了一輪過山車般的行情。有著「藝術品市場上證綜指」之稱的「雅昌國畫400指數」，從2009年春季的1921點，一路狂飆至2011年春季的9102點，之後又像斷了線的風箏般跌落下來，到2012年秋季指數攔腰斬半，僅有5045點（圖1）。伴隨指數下跌的，是藝術品拍賣市場的成交額（圖2）。
藝術品市場這一波狂飆與暴跌，與A股2007年上衝6124點前後的走勢何其相似！類似的，還有兩市的浮躁與喧囂。
內幕交易、虛假披露、財務造假、莊家對倒等違規行為，曾是A股市場頑疾，而藝術品市場的贋品氾濫、假拍做局、對倒操縱、鑑定欺詐、雅賄洗錢等，較之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迥異於股市的是，因為藝術品市場買賣雙方信息的極度不透明，即便潮水褪去，也無法獲悉究竟誰在裸泳。
在整個藝術品產業鏈中，作為行業晴雨表的拍賣公司，無疑處於核心樞紐地位，從上游的藝術家、畫廊，到中游的藝術品經紀人，再到下游的收藏家、藝術品基金，乃至於從事藝術品相關業務的金融機構，無一不與拍賣公司產生交集。
拍賣行的職業道德與經營操守，自然左右著整個藝術品市場健康發展與否。新財富通過對藝術市場系列數據的追蹤分析，結果顯示的卻是，拍賣公司主導下的整個產業鏈的各種亂象，即便作為龍頭的北京保利、中國嘉德也無法倖免。
假拍成風：結算率低下的背後
根據雅昌藝術市場監測中心的統計，2011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創造了全年968.46億元的成交額歷史紀錄。然而，在這個炫目成交額數據的背後，真實的結算情況卻著實令人失望。拍而不結算，成為中國藝術品交易的一大頑疾。
根據中國拍賣行業協會（以下簡稱「中拍協」）歷年發佈的《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統計年報》，成交價在1000萬元以上的拍品每年皆達數百件，但拍賣之後的結算情況卻是相當慘淡。從2010-2013年數據來看，高價拍品中數量結算率在50%上下浮動，而金額結算率則在40%上下浮動（表1）。
結算率低下的背後，實際是拍賣成交額統計數據與真實數字的嚴重背離。甚至可以說，每年的成交額中，實際有一半是根本就未曾交割的泡沫。這背後的原因多種多樣，或者是因為拍後覺得價高而反悔，或者是因為資金不足，或者是因為懷疑是贋品。也有可能是聯手做局、虛假成交，畢竟外部第三方只能統計到成交情況，而不能統計到結算情況，只要有了成交記錄，便可為下一次出手類似拍品提供參照。比如，手中控制有十件齊白石的花鳥作品，只要把其中一件通過假拍把價格炒高，同類的九件作品便跟著獲得巨大的升值空間。
隨著藝術品拍賣市場泡沫的增大，「天價假拍」的輿論質疑也是此起彼伏。從已有的統計時間段來看，每年皆是「金額結算率」低於「數量結算率」，這說明越是高價成交的拍品，越是趨於不結算。這也許從側面印證了，越是高價成交的拍品，越是最後不結算的虛假拍賣。
實際上，並不僅僅是高價拍品的結算率低下，拍賣市場的整體結算率同樣低下。中拍協未有統計全行業的整體結算率，但保利文化在其招股書披露了該公司藝術品拍賣的整體結算率。數據顯示，2010-2013年，保利拍賣按金額計算的整體結算率，除了2010年達到了74%，其餘年份皆僅僅略高於50%（表2）。作為行業龍頭的北京保利尚且如此，其餘拍賣公司的情況可想而知。因此，說中國藝術品拍賣的成交額有一半是「注水」的或許並不為過。
我們再來重點看看各拍季TOP10拍品的結算情況。2011-2013年，雅昌藝術網所統計的共計6個拍賣季產生的60件TOP10拍品中，在境內拍賣行成交的拍品數量為40件。而中拍協的統計顯示，這40件境內的TOP10拍品中，明確顯示已完成結算的僅有6件（圖3）。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最大比例的16件未披露結算與否，中拍協備註說明的是「企業不同意公佈」。此種情況典型的代表便是北京保利，中拍協歷年披露的成交價1000萬元以上的拍品名錄中，但凡屬於北京保利的拍品，皆無披露結算與否。自2010年中拍協發佈中國藝術品拍賣統計年報以來，最早曾有多家拍賣公司不同意中拍協公開其成交價1000萬元以上的拍品結算詳情，但到了2013年，僅剩兩家拍賣公司—北京保利和北京匡時—依然不同意中拍協公開。
北京保利作為行業龍頭，理應帶頭倡導一個信息透明、競爭有序的行業環境，其拒絕中拍協披露其千萬元以上拍品結算詳情，著實令外界費解。有媒體報導稱，「北京保利是買家不付款問題最嚴重的拍賣行之一」，而北京保利對此的回應也是寥寥數語。況且，在外界的質疑下，北京保利依然不同意中拍協在《2013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統計年報》（2014年8月發佈）中公開其高價拍品的結算詳情。
除了典型者北京保利之外，另一家便是北京九歌。雅昌藝術市場監測中心的數據顯示，近幾年來，北京九歌有多件拍品進入了當季全國成交價TOP10。比如2010年秋拍TOP10中，北京九歌佔據了3件，2011年春拍TOP10中，北京九歌更是佔據了其中5席（表3）。
一家行業地位極為普通的拍賣公司，竟然可以在一個拍季的全國10大高價拍品中佔據一半份額，其成交的真實性令人生疑，而2011春拍恰恰是全國藝術品拍賣市場最為瘋狂的拍季。
北京九歌這些高價拍品中，最知名的醜聞便是，以7280萬元成交的徐悲鴻作品《蔣碧薇像》，被指是中央美院油畫系研修班第一屆（1982-1984）學生的課堂習作，模特來自江蘇農村，非徐悲鴻的原配蔣碧薇。而令人稱奇的是，該畫的拍賣信息中不僅有徐悲鴻的長子徐伯陽與此油畫合影，而且留下自己的背書性文字：「此幅油畫（人體）確係先父徐悲鴻的真跡，先父早期作品，為母親保留之遺作。」
此外，中拍協歷年所統計的成交價1000萬元以上的拍品中，北京九歌這些高價拍品無一被收錄，至於其最終結算交割與否，就更不為外界所知了。
自2014年起，雅昌編制的藝術品交易指數中，無論是綜合指數還是個人指數，皆將北京九歌從樣本拍賣公司中剔除。言外之意，北京九歌的歷史拍賣數據並不具備參考價值，也不適合作為編制指數的基礎數據源。
北京九歌的個案，無疑從側面折射出這個行業虛假繁榮背後的極度無底線。
相較而言，國際拍賣巨頭佳士得、蘇富比雖也偶遭買家「拍而不結算」，但這並不是常態。
國際上最知名的拍賣拒付事件，當屬蘇富比的「天價鑽石門」。蘇富比於2013年11月13日以8300萬美元（約合5.1億元）成交了一顆世界最貴的鑽石，然而來自紐約的舉牌者伊薩克·沃爾夫之後拒絕付款。根據此前與賣家簽訂的協議，蘇富比不得不自掏腰包接盤買下。
實際上，國際藝術品拍賣市場上的拒付事件，多數都跟中國買家有關。比如，2009年中國藏家蔡銘超以3149萬歐元在佳士得拍下圓明園獸首銅像之後拒絕付款；2010年國內藏家任春霞在香港以6890萬港元拍下趙無極的《10.1.68》後未付款，香港蘇富比將其訴至香港高等法院；2012年國內張姓藏家在香港蘇富比耗資3410萬港元拍下徐悲鴻的《樹下駿馬》等20件作品，也因未有全部付款而被蘇富比告上法庭。
有數據顯示，2008-2011年，蘇富比僅有19件成交拍品因被買家拒付而被取消，總額僅為2200萬美元。相較而言，國際市場的法律約束機制更為健全，買家違約的成本高昂，因而鮮有拍而不付款的情況出現。
頻繁倒手：股市惡習轉場拍賣行
數據顯示，部分進入各拍季成交價TOP10的拍品，曾經有過數次成交記錄。僅以雅昌有數據記錄的2000-2014年，這些TOP10拍品就有過2次甚至3次的成交記錄（表4）。這與國際藝術品拍賣市場平均28年轉手一次的情況相去甚遠，折射出中國藝術品市場投機炒作、追求短期暴利的氛圍之濃厚。
從表4的數據來看，這些成交價進入TOP10的拍品，其歷史成交價增長速度幾乎無一不是火箭速度。比如，徐悲鴻1938年作的《巴人汲水圖》，2004年在北京瀚海的成交價為1650萬元，6年之後的2010年再次上拍，成交價增長了10倍達到1.71億元；徐悲鴻1951年作的《九州無事樂耕耘》，2004年在北京榮寶的成交價為1705萬元，7年之後的2011年於北京保利再次上拍，成交價增長了15倍達到2.668億元的天價；傅抱石1964-1965年作的《毛主席詩意》，2003年在中貿聖佳以1980萬元成交，8年之後的2011年在北京瀚海再次上拍時，成交價飆升超過11倍達到2.3億元的天價。
這種行情的飆升，與2007年以來金融資本逐步介入藝術品投資領域不無關係。早年在股市依靠買賣法人股起家的劉益謙，即是多件成交價過億拍品的買家。此外，被稱為國內最大的有限合夥藝術品基金中藝達晨，2007年在香港佳士得以3504萬元的價格拍下李可染的《萬山紅遍》，2012年以2.93億元的天價將其倒手出去。
值得留意的是，這些有過數次成交記錄的TOP10拍品中，其中某些是否屬於同一件拍品存有相當疑問。
比如，齊白石1954年作的《祖國頌》，2002年在北京華辰的成交價僅為1.1萬元，2006年同在北京華辰第二次上拍，成交價為374萬元，2012年在北京保利第三次上拍，成交價為8280萬元。短短10年內，成交價從1萬元變為8000萬元。
類似的情況還有仇英1540年作的《文姬歸漢》，2009年3月22日在北京翰海上拍，成交價僅為3.136萬元，短短兩個月之後的2009年5月26日，該作品竟在香港長風拍賣再次亮相，且成交價高達1.012億港元的天價。
除了上述進入TOP10的天價拍品有過數次轉讓歷史之外，名家們一些成交價百萬級別的作品，更是被頻繁轉手。短短幾年內有4次上拍記錄已是平常，有的甚至多達6次的上拍記錄（表5）。
比如，齊白石1934年所作《松鷹圖》，在2002-2012年的10年間，有6次上拍記錄，特別是2010-2012年每年易手一次，價格也一路水漲船高至391萬元。最為極端的例子是，徐悲鴻1937年作的《古木竹石》，在2009年12月至2012年6月的短短兩年半時間內，竟然易手5次。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炒家在泡沫頂峰拍下的高價拍品，要麼選擇「割肉」止損，要麼陷入「套牢」局面。
前述被反覆倒手的徐悲鴻《古木竹石》，於2011年北京榮寶春拍達到歷史最高成交價436.8萬元，買家隨即於當年秋拍在北京保利以253萬元的價格割肉出手；新買家拿了半年之後，於2012年春拍又在北京榮寶割肉出手，成交價179.2萬元。
傅抱石1943年作的《山陰圖》，2008年在佳士得初次上拍時，成交價僅為276萬元，經過數次轉手之後於2011年北京保利上拍時，成交價一路漲至1955萬元，但該作品2013年在中國嘉德第四次上拍時，以流拍告終；傅抱石1944年作的《杜甫九日藍耕會飲詩意圖》，2012年在北京保利以9200萬元成交，2014年該作品再次上拍時，也以流拍告終。
估價亂象：泡沫背後的推手
雖然藝術品拍賣市場與股市有著諸多的類似之處，比如，都要靠買賣雙方撮合成交，都有歷史交易記錄，也有最高成交價與最低成交價等。但股市與藝術品拍賣市場還是有很多明顯的差異，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藝術品市場的交易標的不像股票那樣，擁有清晰透明的估值標準。
股票市場擁有市盈率這個大家一致認可的估值標準，藝術品依靠什麼來估值呢？只能參照藝術家本人同類作品或者其他藝術家的類似作品的歷史成交價做參考，但藝術品的特殊之處在於，每一件作品都是唯一的，即便參照同類也無法作出精準的估值。
關於估值的主觀性與隨意性，這裡試舉一例。齊白石所作某幅「雛雞圖」，2006年6月23日在中國嘉德上拍時，估價為5-8萬元，並以9.9萬元成交；但僅隔不到3個月，該件拍品又現身於北京榮寶2006年9月9日的拍賣現場，估價一舉跳躍至20-30萬元，最終以22萬元成交（圖4）。在短短3個月內，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一幅作品的估價上升了一個數量級？
正是這種估值的模糊性與主觀性，使得藝術品價格變得具有很強的可操縱性，只要把某些標竿性藝術家或者標竿性作品炒高，不僅該藝術家的所有作品跟著水漲船高，甚至整個藝術類別的作品都被帶動起來。
因此，藝術品拍賣的買賣雙方以何種價格成交，更大程度上受拍賣行估價的誘導。而對於買家來說，拍賣行的估價是一種強大的心理暗示工具。
雖然拍賣行的估價通常要參考類似拍品的歷史成交價，但假如藝術品市場的炒家或者莊家與拍賣行聯手的話，就能很大程度上左右整個類別拍品的價格走勢。比如，炒家在某個時間段內集中資金（甚至可以不需要資金僅以假拍的方式），對某藝術家的標竿性作品拍高，然後拍賣行接下來對該藝術家的拍品估值時進行整體性拔高，如果不懂行的跟風投資者進場，便不自覺進入了炒家與拍賣行聯手做局的「圈套」：既有了歷史交易的參照，又有了拍賣行估價的參照，這件作品「很自然」就值這個價了。
新財富整理了北京保利的部分重複上拍的拍品，其所呈現出的價格走勢與評估價的關係，頗為值得玩味（表6）。這些重複上拍的拍品，所呈現出的基本都是評估價與成交價交錯上漲的格局。
從利益出發點來看，炒家與拍賣行對於推高價格有著天然的合謀動機。把價格炒高對於囤積大量作品的莊家來說無疑是有利的，拍賣行也樂見價格上漲以便抽取更多的成交佣金。當然，這當中有個度的把握，如果「玩」得過火，把泡沫吹得太大，一旦泡沫破裂則整個市場掉頭向下，誰也無法扭轉這個趨勢，擊鼓傳花的「遊戲」也就結束了。
齊白石與張大千在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地位，類似於2006年之前中石油與中石化在A股的地位，兩隻「權重股」左右著整個藝術品「大盤」的走勢。自2009年春拍起，齊白石與張大千的作品一度被爆炒，2011年春拍之後，泡沫破裂，「南張北齊」不約而同掉頭向下（圖5）。那些高價抬轎接盤者，解套變得遙遙無期。
贋品氾濫？
基於齊白石「雛雞圖」的分析
被譽為「南張北齊」的張大千與齊白石，在中國近現代藝術家中擁有無人企及的地位。與其歷史地位相伴的是，其作品的贋品氾濫成災。
自從齊白石的作品《松柏高立圖·篆書四言聯》拍出4.255億元的天價（也是齊白石作品的歷史最高價）之後，關於這幅作品的真偽之爭至今未有定論。
齊白石一生究竟創作了多少作品？齊白石自己的說法是8000餘幅，而其家屬統計的數據為14600多幅。假設以齊白石家屬的統計數據為準，這接近1.5萬幅作品中，在各大博物館館藏的有數千幅，社會動盪中（比如戰爭、文革等）損毀數千件，那麼在市面流通的齊白石真品總量約為數千件。而根據雅昌藝術網的統計，1993年以來署名為齊白石的作品累計有多達2.5萬條交易記錄，在重複上拍之外，或許這些交易記錄之中不乏贋品身影。
新財富對雅昌藝術網的數據整理顯示，僅僅從2000年至今，齊白石與張大千的作品上拍數量分別高達9496件及8254件，遙遙領先於其他所有藝術家（表7）。這個數字還僅僅是雅昌藝術網納入統計的25家拍賣公司的合計數字，而中拍協披露全國擁有文物拍賣資質的拍賣公司共計有382家。在雅昌統計的25家之外，「南張北齊」的上拍量將更為驚人。
對雅昌藝術網披露的齊白石9496件作品全面梳理髮現，其中佔比最大的當屬蝦蟹類及雛雞類。數據顯示，齊白石9496件拍品中，雛雞類作品上拍量高達294件。
齊白石一生中確實畫過各種題材近似的「雛雞圖」，比如《群雛圖》、《雛雞出籠圖》、《群雛戲蟲》、《芭蕉雛雞》、《芋葉雛雞》、《白菜雛雞》、《棕櫚雛雞》等，但齊白石究竟畫了多少雛雞類的作品已無法考證。
這上拍的294件雛雞類作品中，中國嘉德上拍量遙遙領先，多達85件；列二至四位的分別為北京翰海36件，佳士得26件，北京保利25件；而另一國際藝術品拍賣巨頭香港蘇富比的上拍量則僅有7件（圖6）。由此可見，海內外市場上齊白石同一類型作品上拍量的落差。
如果將這294件上拍的「雛雞圖」分別按拍賣年份統計，並且整理出各年的最高成交價與最低成交價的話，便呈現出一些不合常理之處（圖7）。
自2004年之後，每年的「雛雞圖」上拍量都為數眾多，其中2004、2010、2011三個年份皆超過30件。齊白石僅僅一個小小題材的作品，年年如此之高的上拍量，其中是否有夾雜贋品？
從圖7來看，不僅整個統計區間段內，「雛雞圖」的最高成交價與最低價相差懸殊，最低價為2004年的3850元，最高價為2011年的368萬元，落差近千倍；即便在同一年內，最高成交價與最低成交價也是相差十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比如，2004年，最高價與最低價之間相差111倍，2007年最高價與最低價之間相差145倍，2010年最高價與最低價之間相差90倍。
如果將佳士得、蘇富比歷年上拍的齊白石「雛雞圖」數據剝離出來，並製成可供對比的統計圖，可發現國際上與國內拍品成交價的巨大差異，也更襯托出國內拍品價格之詭異（圖8）。
從數量上看，齊白石的雛雞類作品歷年在佳士得與蘇富比的上拍量都不多，很多年份只有一件甚至沒有，最多的年份也僅有6件。而在有2件以上拍品的年份中，高價與低價相差也並不是特別懸殊，落差最大的也僅僅是2012年的3.61倍，與國內動輒幾十倍上百倍的價格落差差異明顯。即便在區間段內所有「雛雞圖」成交品中，最高價（147.96萬元）與最低價（5.23萬元）落差僅有28倍，況且其最低價誕生於2000年，最高價誕生於2012年，時間跨度12年。這與國內「雛雞圖」成交價7年跨度內，低至3000元高至300萬元的千倍落差，形成強烈對比。
同樣類型的齊白石「雛雞圖」，國際的佳士得、蘇富比拍賣數據與國內眾拍賣行的數據緣何就有如此鮮明的差異呢？究竟是國際巨頭徵集拍品的能力遠不及國內拍賣行，還是國內拍賣行贋品充斥所以才會有如此離奇的價格落差？
再來看一些關於「雛雞圖」的個案對比。
在整個統計時間段內（2000-2014年），「雛雞圖」的最低成交價及最高成交價，皆由中國嘉德「創造」。2004年12月9日，中國嘉德上拍《齊白石 群雞 立軸》，成交價3850元；2011年5月22日，中國嘉德上拍《齊白石 雛雞圖 立軸》，成交價368萬元（圖9）。最高成交價與最低成交價之間相差高達956倍。
再來看看同一年上拍的同一作品，成交價格懸殊的情況。2010年6月3日，北京保利上拍了《齊白石 玉米小雞 立軸》，成交價67.2萬元，同年12月2日，依然是北京保利上拍了同一件作品，成交價291.2萬元（圖10）。
同一作品，在同一拍賣公司，成交價在短短半年內暴增了4.3倍。這究竟是買賣雙方聯手做局假拍，還是有人願做冤大頭替炒家抬轎，抑或兩次上拍的根本就是兩件作品，其中有贋品存在？拍賣公司並不公開買賣雙方的詳情，真相看來只有北京保利自知了。
可資對比的是，佳士得於2006年5月29日拍出了3件各不相同的「雛雞圖」，但成交價卻是完全一致的33.6萬港元（圖11）。
此外，北京瀚海與北京華辰上拍的某幅「雛雞圖」，更為令人疑惑。2007年6月23日，北京翰海上拍了一件《齊白石 雛雞 立軸》，但以流拍告終。半年之後的2007年12月4日，北京華辰上拍了一件《齊白石 雛雞圖 立軸》，成交價不詳。通過在雅昌藝術網檢索發現，這兩件拍品幾乎一模一樣，但卻有兩處細節的差異（圖12）。
兩幅「雛雞圖」的細節對比顯示，北京華辰上拍的（圖12右圖）較北京翰海上拍的（圖12左圖），其一是左下角的螳螂消失了，其二是右下角小雞脖子多了一點黑色，其餘細節完全一致。
真品乎？贋品乎？關於藝術品的真偽，似乎從來就沒有絕對的真相。
金融工具：藝術品圈錢通道
伴隨藝術品投資這波潮起潮落，藝術品金融近年來也經歷了一波猛烈爆發又急速收縮的過程。
2007年6月，北京邦文當代藝術投資有限公司與民生銀行合作，推出了「非凡理財·藝術品投資計劃1號」，這是國內第一隻以銀行理財產品形式募集的藝術品基金。2009年6月，北京保利藝術品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保利拍賣的子公司）與國投信託合作，推出了「盛世寶藏1號保利藝術品投資信託」，標誌著第一支信託形式的藝術品基金誕生。自北京保利與國投信託首吃螃蟹之後，藝術品信託基金呈猛烈爆發之勢（詳見附文）。
金融機構介入藝術品投資領域之後，大量的藝術品金融產品成為了投資人套現、圈錢的工具，各種亂象隨之而來，大量違規行為因案發而被曝光於媒體。比如，天價拍下藝術品，再將藝術品用於抵押融資，再將融得資金付款；或者，通過假拍的方式將藝術品成交價拍高，再將藝術品抵押信託融資，融得資金改變資金用途投向房地產領域；更有甚者，乾脆買通頂級專家進行聯合虛假鑑定，用偽造的古董從銀行騙貸數億元。
作為藝術品信託的「第一人」，根據保利文化招股書的披露，截至2013年10月，其共計有7只信託產品處於存續期，總規模為7.53億元。如果加上已經到期清算的信託基金，則不止這個數字。北京保利目前雖然沒有違規的事件案發，但其以投資顧問身份與信託機構聯合發行的系列藝術品信託，同樣不乏疑點。
北京保利身為投資顧問的多只藝術品信託基金中，通過公開途徑可查詢到資金用途的僅有3只，分別為與國投信託合作的「飛龍藝術品基金·保利2號信託」、「飛龍藝術品基金·保利3號信託」，以及與中誠信託合作的「物華天寶保利9號藝術品投資信託」。
保利2號信託募集資金額3000萬元，保利3號信託募集資金額4500萬元，這兩隻信託產品同在2010年6月成立，存續期同為18個月，信託資金的用途同為「購買北京酷馬拉藝術品投資諮詢有限公司持有的藝術品收益權」，信託到期對方需按約定的金額回購該等藝術品。顯然，這本質上是質押藝術品的信託貸款。
工商信息顯示，這家「北京酷馬拉藝術品投資諮詢有限公司」（下稱「酷馬拉」）成立於2009年3月16日，由外籍自然人郭連娜獨資設立，註冊資本僅15萬元。2012年12月，該公司因未年檢而被吊銷營業執照。
一家註冊資本僅15萬元的企業，便可通過質押藝術品獲得信託融資高達7500萬元。信託報告並未披露用於融資的相關藝術品的詳細名單，「酷馬拉」究竟持有何等藝術品價值不低於7500萬元呢？
進一步搜索發現，該公司唯一的股東兼法人代表郭連娜，系福州人士，丈夫為澳大利亞籍藝術家林肯·米勒。《福建日報》曾報導，這位福建的洋女婿2002年來到中國廣州，兩年後，跟隨當時的女友郭連娜遷居福州，報導中還提及他的油畫作品《中國規矩》、《東方之春》。然而，在雅昌藝術網上，沒有任何關於該藝術家及作品的拍賣成交信息。
再來看看「保利9號信託」的情況。該信託計劃於2011年7月發行，募集資金總額1.18億元，資金用途為「購買卷石軒所有的29件標的藝術品，並由卷石軒回購標的藝術品」，具體藝術品名單同樣未予披露。
「卷石軒」全名為「北京卷石軒藝術發展有限公司」，該公司與北京地產企業天地控股有限公司同為趙志軍實際控制。這種藝術品信託融資方的幕後控制人同時還有地產開發業務的情況，在藝術品信託中相當普遍。因而，被廣泛質疑「利用藝術品圈錢投向房地產」。其中典型者當屬已被調查的天價《砥柱銘》拍得者王耀輝。
信息不透明不僅北京保利一家，其他以各種方式募集的藝術品投資基金中，也鮮有詳細披露其具體的藝術品投資標的。即便是號稱中國最大的有限合夥制藝術品投資基金中藝達晨，通過公開資料可以查詢的，也僅有5件拍品的7次交易記錄（表8）。其中齊白石的《松柏高立圖·篆書四言聯》，在贋品與洗錢的外界雙重質疑壓力下，中藝達晨最終未付款交割。
數年來，盛極趨衰的藝術品投資領域，夾雜的是難以計數的各種亂象。廟堂之高的監管缺位，江湖之遠的自律不足，使得潮水退去之後，眾人皆被懷疑裸泳，最終整個行業將自食苦果。■
中國藝術品市場回頭潮後再現活力
楊顥偉/文
近年來，中國藝術品市場發展迅速。雖然經歷了2012年的回頭潮，但2013年下半年起又呈現出逐漸企穩回升態勢，特別是藝術品出口、藝術品網上交易增長快速，給藝術市場注入新的活力。根據《2013年中國藝術品市場年度報告》，2013年中國藝術品畫廊、藝術經紀、藝術博覽會一級市場的交易額為475億元，同比增長3%；藝術品拍賣市場交易額為438億元，與2012年基本持平；藝術品出口額為60億元，同比增長76%；藝術品網上交易額為30億元，同比增長67%；此外，現當代原創工藝美術品交易額為 800億元，同比增長23%；藝術授權品、藝術複製品、藝術衍生品的交易額為 200億元，同比增長11%。
畫廊艱難前行
2000年以來，中國的畫廊業邁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部分專業畫廊進入了所謂的「贏利時代」，而外資畫廊大量湧入，也形成了多元競爭的活躍景象。根據中央美術學院國家藝術與文化政策研究所調研統計，中國內地的畫廊有3366 家，主要分佈在東部地區，並與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以北京、上海、廣州等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為中心，畫廊數量較多且質量較高，二、三線城市亦有相當的畫廊數量，在市場上與一線城市形成互補。以代理製為經營模式的正規畫廊多集中於文化發展比較迅速的地區，如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以及浙江、江蘇、福建、河南、山東等文化發展相對繁榮的省份。
中國畫廊業基本上以小、散為主，大部分沒有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無論從經營的專業性，還是從經營規模上看，都比較薄弱，發展基本並不十分牢固，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肆虐下，部分資本逐步退出畫廊行業，畫廊屢屢出現關停或倒閉現象。但與此同時，隨著網絡技術的深入發展，畫廊經營也不斷與時俱進，在傳統的店舖經營之外，不少採用其他更為靈活的經營方式，包括2013年的熱點「電商」，以及靈活運用微信、微博等自媒體。近年來，文化部也高度關注畫廊行業的生存環境，積極鼓勵和支持畫廊行業的發展，爭取相關資金給予扶持，各地也設立藝術基金給予扶持。
藝術品拍賣趨勢向好
拍賣作為中國藝術品市場風向標，一直以來都是判斷市場走向的關鍵。2013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在成交額上雖沒有大幅度的提升，仍處於市場調整期，但是依然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趨勢與行業特點。
一是趨穩向好。藝術市場研究中心發佈的數據顯示， 2013年中國書畫作品的上拍量為313430件，成交量為146350件，成交率為47%，成交金額297.12億元，所佔市場份額為68%，相比2012年有8.67%的增長，儘管相比2011年的593.44億元有較大差距，但已表現出市場回暖的趨勢；油畫及當代藝術品的上拍量為13731件，成交8232件，成交率為60%，成交金額為33.59億元，相比2012年已有15%的增長，所佔市場份額為8%，同比增長1個百分點。
二是熱點多元化。中國書畫因其良好的保值、增值性和龐大的收藏群體，依然是市場中最熱門的板塊。同時，油畫雕塑、古玩雜項、碑帖等板塊較之2012年也是穩中有升。熱點的多元化意味著藝術品市場的逐步回暖，藏家開始涉及更多的收藏領域以規避風險。
三是走出去效應初顯。2013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中另一個比較重要的現象，就是內地拍賣公司「走出去」與國外拍賣公司「走進來」。國內的拍賣公司如嘉德、保利在2013年紛紛在香港地區開闢了新的戰場。而國際知名的拍賣公司蘇富比、佳士得也加快了在中國內地發展的步伐，分別於2013年在北京、上海舉行了中國內地首拍，並顯示出了兩家老牌拍賣公司的強勁勢頭。
四是網絡交易興起。網絡拍賣的迅速發展是2013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一大特徵。據中拍協統計，2013年僅通過中拍協網絡拍賣平台組織的網絡拍賣會就有3097場，成交額高達92.79億元，同比增長了7倍。國美、蘇寧、淘寶紛紛試水藝術品拍賣，掀起了一輪電商與藝術品聯姻的熱潮。除了藝術品電商外，隨著微信日益成為最重要網絡用戶交流平台，微信拍賣也悄然興起。
藝術金融暫時受挫
中國藝術品基金經歷2011年的井噴後陷入困境。2011年45款藝術品信託產品的總規模達到了驚人的55億元，但緊接著2012年藝術品市場整體下調，藝術金融也進入了寒冬。國內藝術基金普遍設計的2.18年的平均發行週期，也讓2013年成為「藝術品信託退出之年」。2013年有29款藝術品信託（基金）到期兌付，涉及資金額26.42億元。其中，上半年有10款藝術品信託面臨兌付期，涉資8.8億元，而進入下半年則更是空前，有19款藝術品信託密集到期，涉資17.62億元。2013年也成為藝術品基金「兌付」的困難之年。
退出的同時，2013年藝術品信託市場持續低迷，參與的信託公司較前一年減少8家，降幅高達66.67%。發行的產品數量也驟減了21款，降幅為61.76%。
作者供職於文化部市場司藝術處
銀行全面進攻“校園貸”：這個被玩壞的市場如何重生?
裸條借貸、欠貸自殺、暴力催債……“校園貸”這個此前曾經混亂不堪的市場隨著正規軍的持續進入，有望得到一絲清明。
5月17日，中國建設銀行廣東省分行宣布首發“金蜜蜂校園快貸”，與此同時，中國銀行也宣布在華中師範大學試點推出小額信用循環貸款產品“中銀E貸•校園貸”，另外，本報記者了解到，多家銀行的校園貸產品也在積極籌備中。
“裸條”時代的終結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迅速發展，校園貸這一為在校大學生提供互聯網金融服務的平臺應運而生。比如，按照廣東200萬名在校大學生的基礎、每人每年分期消費5000元估算，校園貸的市場容量可達上百億元。
2013年7月，第一家互聯網校園借貸平臺後，互聯網金融看到校園貸這片藍海，並將目標紛紛瞄準校園，校園貸由此開啟了其野蠻生長之路，2014-2015年校園貸進入高速發展軌道，特別是2015年開展校園貸業務的互金平臺急速增長並達到頂峰，做校園貸業務的平臺達到了108家。
但與此同時，一部分不良網絡借貸平臺利用在校大學生認知能力較差、防禦心理弱的劣勢，采取虛假宣傳的方式和降低貸款門檻、隱瞞實際資費標準等手段，誘導學生過度消費，甚至陷入“高利貸”陷阱。
有些“校園貸”利率是銀行的20-30倍，諸如放款門檻較低、申請主體審核不嚴、多頭授信、隱私泄漏等問題時有發生，甚至出現了“裸條借貸”、“欠貸自殺”、“暴力催債”等影響惡劣的行業事件，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註。
2016年，這一現狀得到了遏制，校園貸迎來了巨大轉變。2016年3月，一則關於鄭州一名在校大學生因百萬債務纏身無力償還在山東青島跳樓自殺的新聞，使當時風頭正勁的校園貸立刻成為輿論焦點。後來出現的“裸條事件”再次將校園貸推上風口浪尖，校園貸甚至成為“校園騙局”的代名詞。
2016年4月，銀監會辦公廳和教育部辦公廳聯合發布了《關於加強校園不良網絡借貸風險防範和教育引導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宣傳、財務、網絡、保衛等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各銀監局等部門要密切關註網絡借貸業務在校園內拓展情況，對侵犯學生合法權益、存在安全風險隱患、未經學校批準在校園內宣傳推廣信貸業務的不良網絡借貸平臺和個人，第一時間報請地方人民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各銀監局、公安、網信、工信等部門依法處置。
2016年8月24日，銀監會明確提出用“停、 移、整、教、引”五字方針，整改校園貸問題。隨後各地監管層及自律組織也陸續出臺當地規範校園貸的政策和相關文件，重慶地區實行負面清單制度，明確給出“八個不得”的紅線。
今年4月10日，中國銀監會發布《關於銀行業風險防控工作的指導意見》(銀監發〔2017〕6號)要求，重點做好校園網貸的清理整頓工作。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不得將不具備還款能力的借款人納入營銷範圍，禁止向未滿18歲的在校大學生提供網貸服務，不得進行虛假欺詐宣傳和銷售，不得通過各種方式變相發放高利貸。
據網貸之家研究中心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2月底，全國共有47家校園貸平臺選擇退出校園貸市場，可見2016年校園貸市場的整頓對校園貸平臺的影響之大。曾經知名校園分期平臺趣店(原趣分期)就於2016年9月宣布退出校園市場，轉型向非信用卡人群的消費金融領域發展。
銀行如何轉動“校園貸”
在整頓不良校園網貸平臺的同時，監管層也在喊話引入商業銀行，旨在“把正門打開”，新任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在2017年一季度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上明確指出，銀監會及銀行業對整治校園貸有責任，商業銀行應研究如何“把正門打開”，把對大學和大學生的金融服務做到位。
根據目前兩家銀行已經推出市場的校園貸產品來看，均具有期限靈活、利率低、申請便捷等特點。
其中，“中銀E貸•校園貸”充分考慮學生收入不穩定的特征，率先推出中長期貸款政策，業務初期最長可達12個月，未來延長至3-6年，覆蓋畢業後入職階段。同時，還將提供寬限期服務，寬限期內只還息不還本。貸款金額最高可達8000元。大學生可在中國銀行手機銀行、網上銀行提取資金、隨借隨還。
而建行的“金蜜蜂校園快貸”則是按照現行快貸產品利率5.6%執行，日利息萬分之一點五，於重大節假日推出專屬優惠利率;可全額提現，在1年內隨借隨還，按使用天數計算利息;貸款審批、簽約、支用和還款等環節通過建行手機銀行自助完成。
另外，招商銀行最近也表態，招行信用卡積極響應監管部門的呼籲，並已做好重返校園的準備。特別是針對“校園貸”的審核、風控、管理三大缺失，招行信用卡有一套嚴格的系統。在審核方面，招行信用卡依托龐大的消費數據，建立起一套“數、算、器”的智能核心系統，並隨著數據維度的增加，不斷加入更多評分模型。
事實上，銀行近幾年也一直在嘗試著如何開拓校園這個具有龐大消費人群的線下場景，此前多家銀行也推出過針對校園發行的信用卡。比如中行曾聯合阿里巴巴集團旗下淘寶網、支付寶推出“中銀淘寶校園卡”;建行也推出過“龍卡名校卡”。
2015年，招商銀行推出Young信用卡(校園版)，但該卡0信用額度，也就是說該卡只支持先存錢再消費的模式，這對於急於用錢的大學生來說意義不大。
另外，農行的優卡也是針對高校學子打造的信用卡產品，據了解，信用卡額度普遍較低。
工商銀行則是曾針對學生群體推出集借貸、消費於一體的線上金融服務，相當於“準信用卡”。例如工行於2015年9月份發布了“工銀e校園APP”，為學生提供低息貸款、免費匯款、免費通話、免費兌換、公益活動等服務。APP中的“提前享”即是為大學生提供的綜合貸款服務，北京地區985及211院校學生可在線申請，最高額度6000元。
但相對互聯網金融來說，傳統金融機構往往存在機制不夠靈活、客戶體驗不足、渠道難以下沈等特點，在拓展校園市場方面，部分銀行也選擇與該細分領域正規的網貸平臺進行合作。
樂信集團CEO肖文傑近日對本報表示，目前已經在跟多家銀行深度合作，把互聯網消費金融優勢與銀行強強聯合，為校園群體提供更高性價比的消費金融解決方案。
肖文傑認為，中行、建行等更多銀行和正規金融機構進入校園金融領域，監管部門支持銀行進校園，也體現了監管層對校園消費金融市場用戶需求、社會價值的認可。更多的正規金融機構進入校園後，共同對用戶進行市場教育、信用安全教育，才能把不良網貸、非法高利貸徹底趕出校園，有利於校園金融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
但他同時認為，行業應該建立統一的信息共享機制。“因為只有打通各個放貸主體之間的信息孤島，建立統一的信息共享系統，才能從總體上控制大學生的負債情況，避免‘多頭借貸’引發的行業風險，保證行業的長期健康發展。”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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