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IZ Archives


對冲基金經理全球第二華人一哥 獨家專訪張承良投資秘訣:畢菲特+索羅斯


2010-01-18  AD





外貌平實的張承良在去年活得不平凡。全球最佳對冲基金華人基金經理、睿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執行董事、金融海嘯後回報率達237.2%的睿智華海基金的基金經理,張承良集眾多光環於一身,但他「播種」加「收穫」的樸素投資理念,卻體現了他的腳踏實地及穩紮穩打的作風。

記者:尹燕麗

在彭博資訊09年全球對冲基金績效排名中,張承良管理的睿智華海基金從全球2333隻對冲基金中脫穎而出,以237.2%的驚人回報穩居第二,是華人基金經理第一人。

09年全年回報237%

其實,這位09年華人基金經理「一哥」,在07年10月成立睿智金融,當時正值股市高峯期。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令很多基金遭遇投資者贖回、基金解散的厄運,張承良亦難獨善其身,他管理的基金業績在08年下跌49%,但最後卻成功挺過。

令張承良扭轉困局,並以回報率237.2%的驚人業績收復所有失地,他歸功於兩大招式。首先,在大家恐慌沽售、「現金至上」的市場情緒下,張承良看準時機,在08年10月3日接近股市底部的時候全倉出擊。另外,他以獨到眼光重倉數隻大牛股,其中兩個成功例子就是京信通信(2342)與創維數碼(751),獲利數倍後,現已沽出。

恐慌時入市期權作對冲

除投資股票外,張承良也通過期權對冲風險,並獲得實際回報以助跑贏大盤,其中以賣出認購期權為主,但採用有保護性(Covered Call,即持有正股)的策略,賺取期權金。

然而,經濟學背景令張承良深諳政策宏觀面的重要性,11年的私募基金經驗,也令他對公司盈利實情瞭如指掌。他的投資策略屬長短倉股票策略,偏向長倉為主,對某隻股票的投資周期通常為兩年,甚至更久,同時也會進行風險對冲。現時基金94%的淨資產為長倉;4%為短倉;10%為現金。

「便宜」是張承良挑股的精髓所在,他管理的基金市賬率(PB)僅0.9倍,遠低於H股的2.5倍。偏愛便宜股,他簡單解釋為「不會跌很多,但會漲很多」。

揀股:價值投資+股價扳機

他 信奉股神畢菲特的價值投資理念,但他自稱是「畢菲特」與「索羅斯」的結合體,「60%投資,40%投機,這就是跑贏大盤的關鍵」。以睿智華海基金自07年 10月1日發起至09年11月30日的業績計算,基金回報率達77.01%,同期大摩中國指數下跌27.07%;H股指數下跌23.73%;上證綜合指數 跌42.45%。

張承良介紹他獨創的「價值投資」加「股價扳機」揀股法,必須同時滿足這兩大標準的股票才能入他的法眼。

他 首先從市盈率(PE)、市賬率、市盈率相對利潤增長的比率(PEG)及股息收益率選出被低估的股票,然後從是否具備公司業務、資產、經濟環境、人民幣升 值、股東管理層行動、媒體熱點、內部人士買賣或公司回購、公司併購重組、上海國際板等扳機因素,決定是否投資。他將股價被低估而建倉的階段喻為「播種」; 扳機因素推漲股價時則喻為「收穫」。

張承良簡歷

‧1993年:取得英國諾丁漢大學經濟學博士

‧93至01年:廣東發展基金投資經理,管理以中國概念為核心的股票組合

‧01至04年:中銀集團任投資高級經理,管理旗下直接投資的基金

‧04至07年:任博大啟元資產管理投資總監

‧07年10月1日:發起睿智華海基金,任基金經理

‧07年至今:睿智金融資產管理執行董事

09年對冲基金表現

排名:1對冲基金:Euroption Strategic Fund

回報:258.66%基金經理:Stefano Scattolon

排名:2對冲基金:睿智華海基金

回報:237.20%基金經理:張承良

排名:3對冲基金:Tkoika Russia FND Inc-Month

回報:226.38%基金經理:Oleg Larichev

排名:4對冲基金:BTR Global Energy Fund-I

回報:226.33%基金經理:Brad White

排名:5對冲基金:Greater Europe Fund LTD

回報:221.82%基金經理:Jochen Wermuth

排名:6對冲基金:Constellation FD SPC-Equit

回報:207.21%基金經理:Florian Bartunek

排名:7對冲基金:The Prosperity Cub Fund

回報:203.71%基金經理:Aleksandr Branis

排名:8對冲基金:ANNO Domini Growth & Opport

回報:202.05%基金經理:Vladimir Vendin

排名:9對冲基金:Vltava Fund Sicav Plc-CZK

回報:201.83%基金經理:Daniel Gladis

排名:10對冲基金:The Russian Prosperity FD-A

回報:195.22%基金經理:Ivan Mazalov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

成長故事

從農村長大到華人一哥

當你與張承良遇上,樣子老實的他,委實難令你聯想到他就是去年最牛的華人對冲基金經理。從農村長大到全球最佳華人投資經理,或許連他自己也未曾料到有今天的成就。

「覺得學經濟能多賺點錢」

「覺得學經濟,能多賺點錢」,這就是張承良選擇經濟學的最初動力,從經濟學獲得知識,亦逐漸令他每天都比昨日活得好一點。

改革開放不久,出國留學是一件的事,「當時在農業大學教書,教師每月工資100元,而去英國留學的獎學金2000多元,當時就覺得連獎學金也能賺錢!」張承良的勤奮,加上獲得中英友好獎學金,助他踏上了西方留學的路途,也開啟了他人生中新的篇章。

今時今日,張承良已經站在了在世界高峯。從投資到生活,他都具前瞻性。張承良將他的女兒遠送美國求學,「我出國晚了,英語學得困難,希望她學好英語。」他管理的基金回報可喜,相信在教育子女方面,他也一樣出色。
牛性不改 港股先跌後升H指今年見萬七




 

張承良看好H股,預測今年H股指數可能達到17000點。不過,訪問張承良翌日,人民銀行公佈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本報致電給他,他說:「股市會先跌後升。」

通脹逾4%人行將加息

牛性不改的他指,「(中國)經濟面好,目前股價合理,(加息後)有短反應(跌),往後會出現後彈。」張承良稱,人行會慎重加息,因為加息牽連已貸出的借貸款項。至於人行何時加息?他認為「通脹超過4%,人行便會採取加息行動。」

他看好H股的理由是今年預計企業盈利增長25%,通常合理PE等於盈利增長,加上全球低利率環境,相信17000點難度不高。

從國際環境來看,巴西已恢復金融海嘯前高位的95%,印度為80%,H股卻只有60%。此外,投資移民潮也有助推高港股。張承良指出,內地富裕人士鍾意移民香港,因為接近賺錢機會多的大陸,而熟悉大陸背景則成為他們首選投資H股的重要原因。

新興市場資金續湧港

他又認為,今年H股將跑贏A股,除了政策面收緊外,歐美加息慢以及流動性寬裕等因素,都令他看好新興市場的資金,必將繼續流入香港。張承良預言:「17000點已是保守估計,不排除H股重上20000點高位。」

對於內地推出股指期貨,張承良相信,A股表現將很活躍,隨着內地財富增多,缺乏投資渠道令A股偏貴,股指期貨的推出,將緩解這個問題,同時也有利於H股。
復蘇概念 今年三大重倉股中信、神數、新華製藥




 

張承良現時首三大重倉股為神州數碼(861)、山東新華製藥(719)及中信泰富(267),佔基金整體投資組合39.1%,雖然滿足公司規定的單一股票不逾20%的規定,但相對於其他基金公司單一股票持有5%至6%水平,張承良的投資手法可以相當進取來形容。信心十足的他說:「研究深、了解多啲,就可以bet heavily(重倉持有)!」

「了解多啲就可bet heavily」

神州數碼是首隻管理層收購(MBO,Management Buy-out)的香港上市中資股。該股09年預測市盈率僅12倍,相對當時H股的15至16倍便宜,符合張承良選股的第一標準;其次,神州數碼又具備眾多扳機因素,如其行業龍頭地位,盈利增長多次逾倍,故張承良認為,神州數碼PE達20至30倍也不為過;由於買貨以美元計,賣貨以人民幣計,神州數碼又具有人民幣升值概念;作為朝陽工業,神州數碼善創新,產品開發與分銷速度驚人;市場更盛傳其將分拆業務在A股上市。

新華製藥目前市賬率為0.8倍,張承良認 為至少低估逾五成,同時其具有09年業績增長逾倍的盈利預喜。與神州數碼一樣,新華製藥盈利增長很高,隨着中國老齡化、政府鼓勵發展醫療保健,令整個行業 前景樂觀,公司未來增長令人期待。從股價來看,H股對A股折讓甚大(上周五A股收市為8.68元人民幣;H股3.05港元)。

復蘇年中信泰富勢受惠

至 於中信泰富市賬率僅1.3至1.5倍,為H股的平均市賬率的一半,也屬便宜。今年普遍被認為是復蘇年,而中信三大業務包括鐵礦、特殊鋼、房地產統統受惠於 經濟復蘇。隨着各國經濟回暖,商品價格呈上升趨勢,中信在澳洲的鐵礦,低成本可提升其競爭力;特殊鋼是飛機及火車等不可缺少的原材料,今年需求必漲。

房 地產方面,除受惠於人民幣升值外,中信泰富在上海陸家嘴擁有價值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地皮,相對其800億元市值,無疑被低估。加上今年世博召 開,未來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均是中信泰富未來機會所在。此外,上海推出國際板,首批受惠的股份肯定是紅籌股;市場更傳母公司中信集團將向中信泰富注 資。



對沖 基金 經理 全球 第二 華人 一哥 獨家 專訪 張承 承良 投資 秘訣 菲特 索羅斯 索羅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3865

专访索罗斯:监管的困惑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templates/inc/chargecontent2.jsp?id=110508161&time=2010-08-29&cl=106&page=all

《财经》特派记者 刘波\发自纽约
 

  在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美国金融改革大幕拉起、华尔街面临颠覆性转变的重要时刻,《财经》特派记者组在纽约专访了索罗斯。

  他的办公室隐身于华尔街之外约8公里、曼哈顿第57街888号一幢普通写字楼中,窗外半个曼哈顿尽收眼底。最近十多年来,这里一直是索罗斯旗下机构的神经中枢。距此三个街区即是纽约中央公园大道,临街景观公寓聚居着全球最有实力的老钱(OLD MONEY)和新钱(NEW MONEY),每遇重大危机,难免物是人非。

  2010年8月24日采访当天,秋雨淋漓,哈德逊河烟笼雾锁,街上人流纵横,行色匆匆。经济坏消息亦不断传来:7月全美房屋销售量达到1968 年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导致股市下挫;即将公布的8月失业数字预测悲观,GDP增长率也可能低于预期。美国的天空依然黯淡,金融危机仍未释放出它的全部破坏 力。

  很少有人像乔治·索罗斯那样,既收获如此多的赞誉,又遭遇如此多的憎恨。

  从一文不名的匈牙利移民到富可敌国的金融巨头,索罗斯是“美国梦”的象征,是业界景仰的投资大师,因多次准确判断经济大势而享有预言者的美名, 没有哪个金融决策者会忽视他的见解。而在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以及曾败于他手下的人眼中,他是“西方阴谋”的化身,一些中国媒体习惯性地称他为“金融大 鳄”,而这一切指责只是更增强了笼罩在他头顶的神秘光环。

  作为对冲基金经理,索罗斯因1992年狙击英镑暴得大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达到声名与争议的顶点,之后有多次失手经历。从十年前起,他不再接受别人的投资委托,旗下“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仅管理自己家族的资产。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风雨飘摇中,许多管理更大规模资产的投资机构烟消云散,但索罗斯家族的基金公司却得以生存且表现不俗。

  熟悉索罗斯的华尔街人士称,最近十年来他的投资谨严有度,对于那些连金融界人士都无法准确理解的过于“性感”的金融衍生产品,他敬而远之。他多次公开批评信用违约掉期(CDS)等衍生工具,称其为制造金融混乱的罪魁祸首。

  时间证明,如此谨慎态度至少避免了最大的风险,并更容易适应金融监管潮流的新转变。今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 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下称《多德-弗兰克法案》),揭开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最大变局。而在此之前,索罗斯就在其著述及演 讲中不断呼吁,不可忽视金融监管改革的紧迫性,要求像对待股票一样,对衍生工具的发行与交易予以严格监管。

  耄耋之年的索罗斯,已将基金公司日常管理交付儿子和职业经理们,他仍是基金管理公司的主席,但越来越喜欢以思想家和哲学家的面孔示人。他在新书《金融市场新范式》(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中写道,我们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具有自“大萧条”以来绝无仅有的特性。

  他像某些左派人士一样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几百年来支撑经济学理论的市场自动调整假设发出质疑。他称金融市场有催生泡沫的倾向,本次华尔街危机,实由始自1980年的一个“超级大泡沫”促成,因此必须加强监管。

  但政府干预论的热烈拥护者,亦不必因此将索罗斯引为同道。他认为监管者比市场更不完美,只是在市场崩溃的情况下,政府成为提供信心的惟一来源,即便是反应迟缓、充满官僚色彩的监管者,也必须负起责任,避免市场再次崩溃。

  展望未来,索罗斯并不悲观,但也未能指出一条明确的、令人信服的出路。相反,他在采访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不少于他看清的问题。刚度过80岁生日的他精神尚好,但行动变得迟缓,听力开始衰退,语调也显低沉。

  这位毕生浸淫金融界、外人眼中呼风唤雨的“魔术师”,不时流露出一些困惑与迷茫。他说,当前经济学所需要的,不是固定的规则,而是创造性的思维。他的见解也许并非及时起效的灵丹妙药,但值得思索和倾听。

  揭开新一章

  此次金融危机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让银行崩溃,以致人们未意识到当前形势与那时多么相像

  《财经》: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等历次经济危机相比,本次危机最大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索罗斯:一个重大的区别是,在“大萧条”期间,银行系统崩溃了,而在2008年危机期间,人们并没有允许银行系统发生那么大规模 的崩溃。银行的继续运行造成了一种假象,人们没有意识到当前的形势和20世纪30年代多么相像。另一个巨大的区别是中国的崛起。可以说上,中国基本未受本 次危机的影响,而且取代了美国消费者,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但相比而言,这仍是一台较小的发动机,所以目前世界经济的增长势头并不是很好。

  《财经》:本次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两年,如何评价这两年间的变化?

  索罗斯:在危机过程中,政府提供的信贷取代了金融机构的信贷。相应的结果是,政府信贷本身也遇到了问题,这就造成了另一轮危机,即主权债务的信誉跌落。欧元区发生了危机,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都开始承受“财政整顿(Fiscal Consolidation)”的压力,这将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因为政府无法继续原先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将揭开危机的另一章。

  《财经》:欧洲如此,美国的情况如何呢?

  索罗斯:美国也一样。政府实施财政刺激的能力大大削弱了。美联储试图以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但这能否起效很成疑问。即使在美联储内部,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也遭遇了一定的反对。当然,人们已经认定,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这是必须采取的应对措施。

  我认为经济形势仍在恶化,但货币政策将无法起到很大的刺激经济的作用。就像凯恩斯说的,“你不能推一根绳子”(You can’t push on a string),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是试图“推绳子”:以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也许很容易,但以宽松货币政策来化解一场严重的危机,就并不容易。

  我们现在远没有达到平衡局面;不经历崩溃,就无法恢复平衡。我们试图避免经济崩溃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向经济体注入更多货币只会强化金融失衡。

  《财经》:目前美国经济增速有所恢复,但失业率居高不下,如何解释这一反差?

  索罗斯:这说明金融崩溃给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使其陷于瘫痪,而在金融系统得到拯救之后,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都有所反弹。但这只是一时反弹,新一轮问题开始浮现,因为金融失衡并没有得到纠正。

  调整将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这种失衡局面是过去20多年里逐渐形成的,是一个“超级大泡沫”(super bubble),从1980年到2008年,有28年之久。金融系统存在过度的杠杆化,房地产业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失衡不可能在短短两年里化解。

  监管者更不完美

  他们是官僚,他们总是比市场反应慢,而且极易受到政治影响

  《财经》: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救市行动,两年后回顾,这一行动有何值得检讨之处?

  索罗斯:金融危机的教训至今没有得到充分检讨,仍然存在许多困惑。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谬误仍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更不用说解决了。美国目前的金融改革也反映了这一情况:刚刚通过的法案没有解决多少问题。

  新法案赋予美联储监管权,但我们不清楚,美联储将如何行使这些权力。美联储犯过很多错误,现在它也没有把经济形势完全弄明白。另一方面,那些在 危机中存活下来的银行,现在居于很有利的地位,利润甚佳,他们毫不迟疑地利用自身实力维护这一地位。它们对立法者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还没弄明白,华尔 街到底代表一种需要重建、保护的重要国家资产,还是一种威胁美国繁荣的、必须得到监管的风险。这样的困惑也反映在了金融改革法案之中。

  《财经》:你说的“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谬误”,指的是什么?

  索罗斯:现在经济学家们普遍承认,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着固有的问题。我在英国创办“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经济学试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必须面对种种自然科学所不需面对的不确定问题,从而受到人类理解力不完美的限制。

  《财经》:你支持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但对美联储获得的新权力持怀疑态度,这是为什么?

  索罗斯:我曾强调市场的不完美性,但我也说过,监管者比市场更不完美。监管者为何不完美?因为他们是官僚,他们总是比市场反应 慢,而且极易受到政治影响。我觉得,在美国正在重塑监管体制的当下,我需要更多强调后一方面,因为金融监管立法是一个政治议程,是政治势力在左右这个议 程,而不是出于人们对金融市场的正确理解。

  监管者的不完美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在监管修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争斗,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例如,欧洲大陆国家的银行采取混业模式,它们绝不会赞同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务的分离。

  《财经》:中国的央行负责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不直接监管银行,现在美联储被赋予监管职权,你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吗?

  索罗斯:我只能说我们别无选择,但这也是一步险棋。因为美联储的传统职责是保护银行,他们还有保护消费者的权力,不过从未使用过 这一权力,因为这会和银行利益发生抵触。因此,有很大的呼声要求另外建立一个政府机构,以保护消费者。事实上,金融改革法案创立了一个这样的机构,这是该 法案比较好的内容。但是,该机构并不独立于美联储,而是从属于其下。这样的机制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新法案、老困惑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认识到市场体系的内部连接有多么紧密,不能只看到点,还应看到各点之间的联系。系统理论可以提高认识,告诉我们如何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财经》:“大萧条”之后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被严格分开,但后来该法被逐步弱化,并在1999年废除,结果十年后危机爆发。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由此提出新的金融监管规则,你对此是否赞同?

  索罗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支持“沃尔克规则”,因为历史表明,在危机期间,央行将不会容许银行的倒闭造成金融系统崩 溃。所以,美联储其实是向银行提供了默认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就必须负起职责,监管金融机构,确保这样的担保不会真正付诸实施。这是一个基本原 则。

  由此推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能让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赌博,却享受公众给予它们的担保。如何实施这个基本原则,让金融系统更加稳固,是一个现实的 问题。最近理论界一个有趣的新突破是,研究者发现,金融系统和许多自然系统存在着相似之处,正在将自然理论应用到金融市场中,使其变得更加坚韧。

  《财经》:那么,美国是否应该完全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索罗斯: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很多缺陷,不应该恢复。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但不应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该法案建立的是一种分裂的银行体系,每个州都有独立的银行系统。有的州是完全的农业州,银行给予农民很多贷款,如果发生旱灾,农民无法偿债,可能导致银行 倒闭。这不好,应该适当分散风险。

  《财经》:你不主张回到70多年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认为新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力度不够,更好的改革建议是什么?

  索罗斯: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在这件事上,必须由专家非常谨慎小心地制定出合理的方案。

  《财经》:新的金融监管法案似乎并未妥善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应该将一些庞大的金融机构肢解吗?

  索罗斯:这样做也许是有利的、必要的。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市场体系的内部连接有多么紧密,我们不能只看到点,还应看到各点之间的联系。系统理论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告诉我们如何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美国的金融系统变得非常集中化,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的银行业曾是一个极为分散化的行业,有成千上万家银行,现在,四家银行占据了全行业总 业务的80%。但这种集中化是金融危机造成的结果。为应对金融机构的倒闭,监管者做出的选择是,将它们合并成更大的机构,这种集中化本身是市场不稳定导致 的结果,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监管与效率两难

  监管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因为达到监管要求,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但这是为维护稳定必须支付的代价

  《财经》:从根本上说,是否应该由金融机构自己来规避风险,而不是让监管者替它们避险?

  索罗斯:这是西方监管者犯下的主要错误之一。他们认为市场参与者足够聪明,让其自发预防风险即可,不需干预。但这是对系统风险的忽视:整个系统面临的风险与系统中单个参与者所要规避的风险,是截然不同的。

  《财经》:如果市场和监管者都不完美,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是什么?

  索罗斯:我们仍然需要监管,因为市场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我们不能指望个体参与者维持它的稳定,因为个体参与者追求的是自己的好 处。我管理对冲基金时,看到泡沫反而会买入,而这会使泡沫扩大。但我的买入决定是理性的。导致市场整体泡沫的原因不是所谓“非理性繁荣” (irrational exuberance),而是市场参与者追求利润的理性决定。这就意味着,市场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单个个体的理性决定叠加在一起,产生了破坏性的结果。

  《财经》:新的监管会不会牺牲金融市场的效率?

  索罗斯:理论上是这样,但就当前现实而言,银行仍然需要重建资产负债表,美联储也明白这一点。监管者现在并没有过度惩罚银行,但随着时间推移,会有越来越强的政治压力,要求银行承担更多责任,补偿它们造成的损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因为达到监管的要求,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这是为维护稳定必须支付的代价。如果银行系统不稳定,对其放任自流,结果会是大崩溃。

  也许不增强监管能促进效率。毒药也是一种有效的东西,但毕竟是毒药,如果不想中毒,你就必须降低毒药的效率。如果高效的市场会导致崩溃,那还是市场效率稍低点为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就是这么做的。

  《财经》:相对于美国的监管困境及改革,你如何评价中国的金融监管?

  索罗斯: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可以排入全世界最清醒、最聪明、最具活力的监管者之列。当然,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的监管较重,没有经 历大规模的“去监管化”过程,所以中国监管者面临的任务要简单一些。但毕竟,中国监管者对银行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已经预见到经济刺激可能导致的银行坏 账,因此现在就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这是一种很有远见的政策。

  勿放任金融创新

  西方走得过头了,但中国发展得仍不够,中国仍应允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适度创新。重要的是,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以扩大消费

  《财经》:华尔街曾给美国带来巨大繁荣,在危机中也备受责难。在本轮监管改革之后,华尔街的未来将如何?

  索罗斯:我希望华尔街在上一轮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从事的那些活动,不要全部都恢复。举例来说,债务的证券化也许有一定的存在理由,但发展得太过度了。我希望让华尔街不要恢复到当年的盛况。

  我希望华尔街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存在下去。但在危机之前,华尔街的利润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40%,这是过度繁荣,希望这样的局面不要再发生。但是,如果监管机制没有得到合理的构建,危机还会发生。20世纪爆发过危机,21世纪爆发了危机,22世纪也会有危机。

  《财经》:危机之后,许多金融衍生工具消失或衰落,怎么看待金融创新的未来?

  索罗斯:金融创新也许并不是一种有益的活动,也许是有害的。事实证明很多创新是有害的。监管者的职责就是研究所有金融创新的影响。如果他们不能理解某种金融创新,就不应为这种创新开绿灯,这样,创新的范围和规模就会得到限制。

  过去几年里,许多金融创新超越了监管者的理解能力,于是他们放弃了监管。不能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一直表示,信用违约掉期(CDS)就像一种有毒的药物,只有经医生开处方才可服用,否则不可尝试。

  《财经》: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比如在中国,金融创新似乎仍需鼓励?

  索罗斯:没错。西方走得过头了,但中国发展得仍不够。中国可以从西方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但中国仍应该允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适度创新。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以扩大消费,印度亦然。■

專訪 索羅斯 索羅 監管 困惑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7757

索罗斯被曝将成四环药业基础投资者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1012/2025905.shtml

 准备在H股市场最多集资7亿美元的内地心脑血管药物制造商四环药业(00460,HK)今日(10月12日)开始推介。有消息称,索罗斯、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等人都将成为四环药业的基础投资者。
四环药业网站数据显示,其产品组合包括14种心脑血管药和30种其他药物,公司分销网络覆盖内地31个省市及自治区近1万家医院。
据接近承销团队的人士透露,四环药业拟按每股3.88港元至4.6港元招股,约为2011年预测市盈率22.5倍至26.7倍,总集资额不超过7.41亿美元,每手入场费不到5000港元;保荐人是摩根士丹利及瑞银集团,10月15日起招股,拟28日挂牌。
值得注意的是四环药业的基础投资者阵容,可谓明星云集。据香港媒体报道,6名投资者认购的股份已占全球发售量约25%,涉资2亿美元,其中中国人寿及 “金融大鳄”索罗斯旗下基金共斥资约1亿美元认购。除此之外,还有马云与聚众传媒创始人虞锋成立的云锋基金、建银国际以及惠理基金等。
索罗斯最近一次在H股市场出没,是他在去年底分别斥资2亿和1亿美元申购龙湖地产(00960,HK)和民生银行(01988,HK);阿里巴巴(00168,HK)首席执行官卫哲早前还透露索罗斯成为公司流通股三大股东之一。
索罗斯近年来频频看好中国市场。去年10月30日,索罗斯断言:“中国会成为最伟大的梦想家。”去年以马云朋友身份参观阿里巴巴后,索罗斯表示:“中国总的前景很好,许多实业里面会发生很多兼并,而资本市场能赚大钱的机会就是来自兼并和资产重组。”

索羅斯 索羅 被曝 曝將 將成 四環 藥業 基礎 投資者 投資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8557

中環在線:索羅斯捐錢撐吸毒 李華華


2010-10-28  AD





 

索羅斯投資賺錢叻,當然無人唔知,佢係民主自由戰士,每年都捐唔少錢畀花旗國民主黨都唔係秘密,但原來索老仲好撐一樣嘢,就係吸毒!真o架,係吸毒!

話 說加州政府早前提案,建議畀21歲以上嘅成年人擁有兼種植大麻,條法案將會喺下個禮拜二公投,本來幾個月前嘅民調顯示,新例係有望過關,點知近排形勢逆 轉,索老見勢色唔對,於是嗱嗱臨科水,捐咗100萬美金,即約780萬港紙畀咗間爭取隊草合法化嘅組織,力挽狂瀾推動加州吸食大麻合法化,等啲癮君子唔使 再偷偷摸摸。

佢老人家喺《華爾街日報》度撰文,力數大麻合法化嘅好處,佢話政府可以名正言順開徵大麻稅,亦唔使再浪費公帑捉啲癮君子,差佬做少啲嘢開少幾槍,監獄又少啲道友仙姑,何樂而不為也!又係喎,加州財困嘛,開多條財路都好嘅,之不過就要撇開晒啲道德觀同社會責任唔講囉!


中環 在線 索羅斯 索羅 捐錢 吸毒 華華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8894

三重磅股招股 索罗斯基金频出手认购 字号 大 中 小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2/621382.html

年关将至,三大重磅新股同台“赶场”。其中,大唐新能源和华能新能源两大新能源巨头的招股及上市时间仅差一日,打起精彩“对台戏”。而压轴上场的中联重科筹集资金最多达165亿港元,将是今年最后一只集资过百亿的新股。

两大新能源巨头对台“抢客”

赶场戏中,最有看头的当数从大唐集团和华能集团分拆的、以风电为主要业务的两大新能源企业打擂台“抢客”。

招股书显示,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唐新能源”)(01798.HK),以2.33~3.18港元区间招股,发行约21.43亿 股,最多集资68.13亿港元。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能新能源”)(00958.HK),则以2.98~3.98港元区间招股,发行约 24.86亿股,最多集资98.9亿港元。

大唐新能源将于12月10日定价,12月17日在港交所挂牌上市。负责交易的投行包括瑞银、光大控股、摩根大通、瑞信、信达国际和麦格理。而华能新能源将提前一日定价及挂牌,负责交易的投行包括摩根士丹利、中金、高盛和麦格理。

由于业务相同,同台竞技吸引的是同一类投资者。双方阵容强大的投行队伍在吸引至少6个月锁定期的基础投资者上使出浑身解数。

招股书显示,大唐新能源共引入7名基础投资者,包括中铝、鞍钢集团、长江电力、国家电网、龙源电力、香港富豪刘銮鸿和中国电力国际,共认购2.6亿美元,锁定此次集资总额的34.12%。

而华能新能源引入5名基础投资者保驾护航,包括国家电网、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中银集团、华能资本的联营公司CEIF和中国诚通,共认购1.6亿美元股份,锁定此次集资总额的14.24%。

索罗斯基金一月两度认购新股

除两大新能源巨头开始招股外,下周一,香港资本市场还将迎来今年最后一只百亿新股。初步招股文件显示,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 联重科)(01157.HK)将发行8.7亿股H股。中联重科(000157.SZ)早于2000年10月12日在深交所上市,现有A股股本为49.27 亿股。

摩根大通、中金、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负责中联重科H股上市。接近承销团消息人士向记者透露,中联重科招股价区间为13.38~18.98港元,最多可集资165亿港元。

初步招股文件显示,中联重科现有大股东分别是湖南国资委、联想控股旗下弘毅投资和中联重科管理层,分别持股21.4%、10.2%和10%。根据初步招股文件,中联重科已引入4名基础投资者,包括高瓴资本、凯斯博基金、上海实业和中科,共认购约8200万美元。

上述消息人士透露,索罗斯香港基金公司和新加坡主权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均通过国际配售认购,但数额不明。而这也是索罗斯香港基金公司自在港开业以来第二次出手认购新股。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国际配售方式认购的投资者,能获得的分配股数及最终投资额度,由承销商作出分配。而今年10月,索罗斯则首次接受6个月锁定期,以基础投资者身份认购四环医药(00460.HK)4000万美元股份,并引起市场追风认购。


三重 磅股 招股 索羅斯 索羅 基金 出手 認購 字號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9992

索罗斯中国卖车

http://www.cbnweek.com/Details.aspx?idid=1&nid=4975

索罗斯可不是真的当起了汽车销售代表。中国日益强大的汽车经销商们正在抢着上市,他只需要选中其中的一家,就可坐享中国汽车市场爆发带来的溢价。


  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投资中国汽车业的传闻终于成为现实。路透社的报道说,一家由索罗斯管理的基金已经向12月10日在港交所IPO的中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公司(01728.HK,下称:正通汽车)投资5000万美元。
此前曾有消息说,索罗斯准备步“股神”巴菲特的后尘,战略入股中国的小型汽车和电动汽车制造商众泰集团,复制巴菲特在深圳汽车制造商比亚迪身上导演的金钱神话。但这个消息一直未获证实。
不过,索罗斯此次投资的汽车经销商的前景一点也不比制造商众泰汽车或者比亚迪差。总部设在北京的正通汽车是宝马在中国的第二大汽车经销商,在中国14个城市经销宝马、Mini、奥迪、日产、现代、别克、雪佛兰和本田等品牌。
由于中国汽车市场持续火爆,中国的汽车经销商和制造商一样,正沉浸在生产和销售两旺的幸福之中。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1月中国共售出 了1639.54万辆新车,同比增长了34.05%。不少畅销车型,如奥迪Q5、大众途观等,都面临无车可售的境况,消费者即便加价数万元也很难提到现 车。
拥有22家汽车品牌经销授权4S店的正通汽车今年上半年营收31亿元,实现赢利1.86亿元(2780万美元)。其母公司湖北圣泽实业有限公司是中国 排名第13位的汽车经销商集团,2009年度收入为88亿元,是国内领先的商用车制造商东风汽车(600006.SH)的最大经销商之一。
正通汽车是最新上市的中国汽车经销商。此前,大连的中升控股(0881.HK)和浙江的物产元通(借壳中大股份)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上市并被投资者看好。今年3月26日上市的中升控股的股价已从最初的10港元飙涨到18.88港元(12月9日收盘价)。
不过,正通汽车并不是今年最后一家上市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在2010年的最后一个月,原本隐藏在汽车品牌背后的汽车经销商突然变得高调起来,展开了新一轮上市融资竞赛。
紧随正通汽车之后的,是总部位于北京的汽车经销商联拓集团,这家公司之前宣布会于12月10日在纽交所上市。联拓集团(LAS.NY)的发行价区间为 11.5美元至13.5美元之间,计划发行750万份美国存托凭证,IPO融资9400万美元。按照发行价的中间价位计算,联拓市值3.81亿美元。
除了这四家已经上市的公司之外,中国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多有上市的打算。从事进口汽车批发、汽车零售及贸易服务业务的中进汽贸借壳鼎盛天工 (600335.SH)A股上市的交易预计在12月底完成;国内规模最大的汽车经销商庞大集团也进入了上市前的最后冲刺阶段,他们的目标是在上海实现 IPO;由外资TPG投资的广汇汽车和McLarty家族控股的燕宝集团也有近期海外上市的计划。
的确,没有比在市场红火时上市更正确的融资选择了。联拓集团的市盈率估计为12至13倍,而香港上市的正通汽车的市盈率则达到41倍。这将大幅增加两家公司的资产规模,从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过于狭窄的资金来源一直是萦绕在中国汽车经销商头上的魔咒。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统计显示,中国乘用车销售公司有1.3531万家,其中95%以上都 是民营企业,这些公司大多是通过新车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和授信滚动发展,整个流通行业的资产负债率都在60%以上。这种过于依赖银行贷款、授信和汽车厂商 的金融支持的模式最大的风险是,一旦市场萎靡,汽车销量下滑,汽车经销商就很难获得新的贷款,资金链就陷入挣扎。
北京最大的汽车经销商集团众义达、上海的老牌汽车经销商和平汽车以及山东最大的汽车经销商华达集团,都曾在过去两年因为资金链紧张陷入停业甚至破产的 尴尬。专业从事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和融资保障业务的科法斯大中华区风险管理部副经理颜添逊说,在激烈竞争和融资渠道不足双重压力下,预计有更多经销商将走上 破产之路。
规模稍大的汽车经销商显然不愿重蹈两年前的覆辙。为了控制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将严控7.5万亿信贷额度水平。英国的《金融时报》据此判断2011年将成为中国的“紧缩之年”。
“明年的融资环境于经销商而言,压力显而易见。”已经借壳中大股份上市的浙江物产元通(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隋剑光在上周举行的2010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年会上说。
此外,政府在补贴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也让经销商颇为担心。过去两年,税收激励政策非常有效。得益于1.6升及以下车辆购置税减半至5%的政 策,2009年汽车市场劲升46%。今年,虽然政府将购置税提升至7.5%,但在节能汽车补贴政策(每款车型补贴最低3000元)利好的驱动之下,前11 个月市场的整体增幅也超过了34%。
上市无疑是有效规避融资难风险和政策不确定风险的最好办法之一。但要想达到上市的要求,扩大规模成为众多汽车经销商的必经之路。从已经上市的4家汽车 经销商集团的招股说明书中来看,这些经销商上市的目的出奇一致,都是为了增加融资途径,规避运营风险并伺机并购扩张。今年3月刚刚上市的大连中升,已经从 上市之初的40多家经销店扩展到近100家。


索羅斯 索羅 中國 賣車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0446

轉帖:索羅斯致信股東 結束近40年基金經理人生涯 BIL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bfb5400100s6up.html

導讀:北京時間7月27日,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致信全體股東,著名的對沖基金經理人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將不再為外部投資者理財,他將結束近40年的對沖基金經理人生涯。

    今後,索羅斯將專心經營自己家族的投資業務。以下為索羅斯致股東信件的全文,簽署信件的是他的兩個兒子喬納森和羅伯特,他們都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副主席。

  我們寫這封信是為了通知你們,不久前美國證交會(SEC)公佈了基金監管方面的一個重大調整。也許你們已經知道,新的監管規定要求某些私人投資顧問必須在2012年3月以前向SEC註冊。如果一個投資機構作為一個家族組織運作,它就無需遵守這方面的規定。

  2000年以來,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實際上已作為一個家族機構在進行運作,當時喬治-索羅斯先生宣佈對投資重點進行調整,量子基金將改名為量子捐贈基 金。直到現在,我們一直可享受監管方面的豁免,這使得外部股東的利益可與家族投資者保持一致並繼續向量子基金投資。依照新的監管規定,這些豁免條款已不再 適用,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必須完成轉型為家族機構的交易,雖然11年前它已經開始這樣運作。

  這一新情況所產生的一個不幸後果是,依據新監管規定的定義,我們不能再為家族客戶之外的任何人管理資產。因此,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將要求量子基金董事 會將相對少量的不合規定的資本在監管規定生效前返還給外部投資者,而新規定很有可能將在今年底生效。未來幾個月中,你們將收到資本返還的操作細節,但我們 必須建議你們盡快採取行動,這樣你們才好做出相應的規劃。

  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將繼續致力於達成為客戶帶來超級回報的目標,將繼續以業界的最高標準來進行商業運作。但是,未來我們的投資建議只能服務於索羅斯家族的賬戶和相關實體。

  我們還要遺憾地通知大家,除了公司不再服務於外部投資者外,安德森(Keith Anderson)先生已決定離開公司,尋求個人其他的發展機會。2008年初他以首席投資官的身份加盟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領導公司度過了金融危機及危機後的復甦期。我們非常感謝他對公司成功所做的貢獻。他離開時留給我們的是一個具有活力和強大的投資機構。

  對於過去近40年中選擇將資本投向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客戶,我們要表達深深的感謝。我們相信,時間已告訴你們的決定已得到出色回報。

  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副主席:喬納森-索羅斯 羅伯特-索羅斯

  2011年7月26日

  (嚴正/編譯)

    本文為譯者授權新浪財經獨家使用,任何媒體未經授權均不得轉載。若需授權必須經新浪財經與譯者本人取得聯繫並獲得書面認可。如果私自轉載本文,譯者保留一切追訴的權力,直至追究私自轉載者的法律責任。

 

後記:解散量子基金,將近 10億美元的錢退還給投資者,索羅斯這只大鱷只是不想做散戶的生意,將屬於散戶投資的 10億美元還給散戶。原因是美國為了保護散戶,即所謂的公眾,加強對沖基金的監管,但是,實際上索羅斯所管理的對沖基金遠超過 200億美元, 10億美元只是其中一個很小的部份。

轉帖 索羅斯 索羅 致信 股東 結束 40 基金 經理人 經理 生涯 BILL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6502

索羅斯思想精華:中歐大學的系列演講 歲寒知松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7a300f0102drri.html

   幾十年前,為了保衛開放社會,卡爾波普爾將批判的炮火對準了馬克思主義。然而幾十年之後,聲稱是波普爾學生的索羅斯為了保衛開放社會,卻把炮火對準了資本主義。

  但那些想把索羅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拉來為社會主義和權威主義張目的人卻失望了,即便索羅斯批判資本主義,也只是認為它不夠純粹,而不是轉向另一種更糟糕的制度。

  2009年 10月 26日至 30日,索羅斯在布達佩斯中歐大學發表了一系列演講,共五部分,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反身性理論,以及該理論在金融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應用,並對未來之路做出了 自己的見解。按照他的說法,此次的金融危機使他許多看法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社會學領域。他注意到,資本主義是有缺陷的,缺陷就表現在反身性,當政客們學 會了操縱而不是去理解社會的時候,他們的確可以做得非常成功,然而實際上,卻損害了開放社會的真諦。

  在經濟上,他利用反身性原理分析了經濟危機的形成,認為此次危機是一次超級大泡沫,是從 70年代以來一次反身性的大爆發。並提出了加強監管。從某種程度上說,索羅斯對金融危機的批判,其離經叛道程度比之克魯格曼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更加實際 和靠譜。但在索羅斯思想充滿了獨創性和真理因素的同時,反而是他對於加強監管的呼籲反而顯得危險和空洞,缺乏具體的措施。

  該系列演講其中第一講是歷史和原理部分,著重談到了卡爾波普爾的影響。第二講是反身性在金融上的應用,以及對於此次超級泡沫的解釋。第三講談到了開放 社會,並談了兩種謬誤,啟蒙性謬誤和後現代謬誤,他對於布什政府的惡評也很有意思。第四講,則著重談到了資本主義對開放社會的威脅,以及金融等利益集團對 於政治的反身性。第五講,談到了現在的局勢和未來的走向,並談到了中國崛起的問題。

  這個系列演講作為一個完整的整體,對於瞭解索羅斯社會、經濟、哲學思想有很大的幫助。

 

 第一講:反身性概論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個概念框架幫助我既作為一個對沖基金經理去掙錢,也作為一個政策導向的慈善家去花錢。但是,框架本身是無關乎錢財的,它是關於思想和現實之間的關係,而這個問題從很早開始,就已經被哲學家們廣泛地研究。

  50年代末,我還是倫敦經濟學院的一個學生時,就開始發展我的哲學。由於我提前一年參加了最後的考試,在我得到學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時間去打發,可 以選擇導師對我進行指導,我選擇了卡爾波普爾,一位維也納出生的哲學家,他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已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書中,波普爾認為,經驗真理不能被絕對地肯定。即便科學規律也不可能擺脫疑雲:他們可以被實驗所證偽。也就是說,只要有一個實驗數據證明這個理 論是錯的,就足以證明整個理論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數據支持該理論,也無法完全肯定該理論是對的。科學規律實際上是假設性質的,而真相永遠有待檢驗。意 識形態聲稱掌握著絕對真理是胡說八道,因此,他們只能由武力去推行。這適用於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等。所有這些思想最終都導致鎮壓。波普 爾提出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社會組織形式:開放社會,一個人們自由持有不同意見的開放社會,法律規則允許不同意見和利益的人和平相處。在這裡,經歷過納粹和 共產主義佔領的匈牙利,我發現開放社會的理念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當我閱讀波普爾時,我也在學習經濟理論,我發現在波普爾強調知識永遠是不完備的同時,經濟學理論卻有完全競爭理論,並假設知識是完備的,我被兩者的矛盾難住了。這使我開始懷疑經濟理論的假設。這是我哲學上的兩大理論啟示。當然,我的哲學也深深地植根於我個人的歷史。

  我一生中的經驗成型於 1944年德國對匈牙利的佔領。那時我還不到 14歲,擁有不錯的富裕中產階級背景,但突然之間,就因為我是猶太人,就面臨著被驅逐和殺害的前景。

  幸運的是我的父親對這種非常態的事情是有充分準備的。他經歷過俄國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寶貴經驗。在那之前,他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一戰爆發後,他 自願參加了奧匈軍隊。他被俄國人俘虜,送到西伯利亞去成了戰俘。由於野心,他成了犯人們自制報紙的編輯。這份報紙是手工寫在一個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 板」。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歡迎,他被選為囚犯的代表。之後,一些士兵逃離了鄰近的集中營,該營的囚犯代表被報復性槍殺。我父親不想坐以待斃等待同樣的事情 發生在他所在的集中營裡,就組織了個小組領導了一次越獄。他的計劃是造一個木筏航行進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識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亞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 洋。他們漂流了幾個星期才意識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幾個月穿過重重的針葉林,尋找道路回到文明。與此同時,俄國革命爆發,他們又捲入其中。經過了一 系列的冒險之後,我的父親才終於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當時留在集中營不逃走,應該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親回到家已經變了一個人。俄國革命期間的經歷深深影響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麼也不想。他傳授給他孩子的價值觀和我們生活的 環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斂財,也不想成為社會支柱,只想幹活掙錢恰好能過日子就行。我記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個主要客戶借錢,之後 我父親不高興了好幾個星期,因為他不得不加緊幹活還錢。雖然我們日子過得還算寬鬆,但我們不屬於那種布爾喬亞式的家庭,我們為自己的與眾不同而驕傲。

  1944年,當德國佔領了匈牙利,我父親馬上明白這不是正常的時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則辦事。他給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來了假身份證,那些人有的付了錢,有的是免費的。大部分人倖免於難了。那是他最好的時光。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體驗。我們處於致命的危險之中,周圍就有人死亡,但我們不僅活著,還幫助了別人。我們和天使是一夥兒的,戰勝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魎。這讓我感到很特別。這是多麼 High的冒險。有父親做可靠的嚮導,我順利地度過了艱辛。一個 14歲的孩子還能要求什麼?

  經歷了逃脫納粹的快感之後,在蘇聯佔領期間,匈牙利的生活開始失去光澤,我需要尋找新的挑戰。在我父親的幫助下,我找到了離開匈牙利的路。當我 17歲時,我成了倫敦的一名學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興趣是深入瞭解我所誕生的這個古怪世界。但我必須承認,我也懷有一些成為大哲學家幻想。我相信,我已經獲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區別開的智慧之光。

  在倫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沒有錢,單身一人,沒人對我說的話感興趣。但即使可惡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謀生,我也沒有放棄哲學雄心。在結束學業後,我有一串錯誤的開始。最後,我在紐約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穩住了。但空閒時我仍然繼續我的哲學研究。

  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來歷,題目是「意識的負擔」。這是一次試圖把波普爾的「開放和封閉社會的框架」進行模型化的嘗試。它把有機社會和傳統的思維 方式聯繫在一起。封閉社會與教條方式相聯繫,開放社會與批判方式相聯繫。我不能妥善解決的問題是,我無法將思維方式和真實社會事件之間聯繫的屬性進行分 解。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這是我怎麼想到要發明「反身性」這個概念的歷程,這個概念我呆會兒要詳細探討。

  事有湊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給我一個觀察金融市場的新方法,這個方法比當時流行的理論更好。它提供給了我一個判斷依據,首先是作為一名證券分析師,然後 是對沖基金經理都能用上。我感覺就像做出了一個重大的發現,能夠滿足我成為一個大哲學家的幻想。某一刻,當我的商業生涯遇到障礙時,我立馬掉轉船頭,全力 向哲學進發。因為我太珍惜我的發現,一刻也不想離開它。我感覺反身性理論需要更深地挖掘。當我越來越深地對這個題目進行鑽研時,我在我自己構建的迷宮中迷 失了。一天早晨,我發現自己看不懂昨晚剛寫的東西了。在那一刻,我決定放棄我的哲學探索,集中精力掙錢。只有在很多年以後,成為一個成功的對沖基金經理之 後,再回到我的哲學中去。

  1987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書《金融煉金術》。那本書裡我試圖解釋我金融市場操作的哲學基礎。這本書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大部分對沖基金行業內的人都 讀過,商學院也在教授。但是書中的哲學爭論卻沒有給人留下多少印象,它更多被理解為一個成功生意人的虛榮心,賺了錢就幻想自己是哲學家。

  我自己也開始懷疑到底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發現。畢竟我是在對付一個自古以來就被哲學家探索來探索去的課題。我有什麼樣的理由去認為自己做出了新的發 現,特別是別人都沒有這麼認為的時候?毫無疑問,概念框架是對我個人有益的,但似乎別人不認為它有這麼大價值。我不得不接受別人的判斷。我沒有放棄我對哲 學的興趣,但我已經只把它當做我個人的偏好。我的生意和慈善活動(慈善已經越來越成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中,我繼續按照這個概念框架行事,每次我寫一 本書,也會忠誠地重申我的論點。這對我發展我的概念框架有幫助,但我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個失敗的哲學家。有一次,我還發表了一篇題目為「一個失敗哲學家的再 嘗試」的演講。

  但這一切都因為 2008年的金融危機而改變了。我的概念框架使我首先預見了危機,又在危機終於發生時利用來去處理它。我在對事件解釋和預測上做得比大部分人都好。這改變 了我和其他許多人對理論的評價,我的哲學不再是個人的事情了,它值得當做理解現實的一種潛在貢獻予以嚴肅重視。這是促使我做這一系列講座的原因。

  言歸正傳。今天我會從整體上解釋「易錯性」和「反身性」這兩個概念。明天我將它們應用到金融市場,之後,應用到政治上。這還將引入「開放社會」的概念。在第四講,我會探討市場價值和道德價值的差異,第五講,我會提出一些預測,以及針對此時此刻的一些處方。

  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兩個相對簡單的命題來闡述。其一是,當一件事情有人參與時,參與者對世界的看法始終是片面的、歪曲的,這是易錯性原則。另一個命題 是,這些歪曲的觀點能反過來影響到的與該觀點有聯繫的事情,因為錯誤的觀點會導致不適當的行動,從而影響事件本身。這就是反身性原則。例如,把吸毒成癮者 看成是罪犯導致他們真的產生犯罪行為。因為誤解了問題並干擾了對吸毒者適當的治療。另一個例子是,聲稱政府是不好的,往往也導致糟糕的政府。

  易錯性和反身性都是純粹的常識。因此,當我的批評者說,我只是陳述了顯而易見的事實時,他們是對的,但只是在最簡單的層次上是對的。讓我主張更有趣的 是,它們的意義並未得到普遍的讚賞。特別是反身性的概念,經濟學理論一直刻意迴避甚至否認它。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認真對待,不是因為它是一個新的發 現,而是因為像反身性這樣常識性的東西被刻意忽略了。

  在經濟學領域中,反身性並沒有位置,經濟學家總是希望找到確定的東西,然而,我卻說不確定性是人類事務的關鍵性特徵。經濟理論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的,但這個概念與反身性概念直接矛盾。正如我會在下一講講到的,這兩個概念產生了兩個對金融市場完全不同的解釋。

  易錯性的概念沒有什麼爭議。人們普遍承認,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其複雜性超出了我們的理解能力。我也沒有提供更大更新的見解。主要原因是,參加者本 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在處理時往往無法處理自己。或者這樣說,當面臨一個極端複雜的現實時,我們不得不採取各種方法去做簡化(僅舉幾個例子,比如概括,兩 分,比喻,決策規則,道德觀念等等),人們使用這些方法時,如果把他們自己也是處理對象的一部分,情況就更複雜了。

  大腦的結構是易錯性的另一個來源。腦科學的最新進展已提供了一些對大腦如何工作的認識,並且已經證實休謨的觀點:理智是情感的奴隸。理智來自於我們想像力的虛構。

  大腦被成千上萬個感官衝動輪番轟炸,但意識卻只能同時處理七八個事情。在有限的時間內,這些衝動必須被凝練、排序和解釋,出錯和扭曲無法避免。腦科學為我的原始論點增添了許多新的細節,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在本質上是不完善的。

  反身性概念需要多做一點解說。它僅僅適用於這樣的事件,在事件中,具備有思考能力的參與者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圍繞參與者的思想會形成兩個函數。其一是 認識這個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稱之為認知函數。二是向有利於己的方向改變世界,我稱為參與(或操縱)函數。(在索羅斯的演講中,認知函數和操縱函數分 別是 cognitive function和 manipulative function,其中function既可以翻譯成功能,也可以翻譯成函數。在其本意中,是指參與者的功能,這種功能需要一定的輸入因子,或者說,變 量,並產生一定的輸出因子,並可以用函數的形式來表達。比如一個人砍柴,輸入是人、木頭和斧頭,輸出是柴火,函數名稱是砍柴。本文中,根據上下文的需要和 中文的習慣,既有翻譯成函數的地方,也有翻譯成功能的地方,但實際上是同一個概念-譯者)這兩個函數從兩個相反的方向連接起思想和現實。在認知函數中,是 現實決定了參與者的觀點,其中因果關係的方向是從現實到思想的。與此相反,在操縱函數中,因果關係的方向是從思想到現實的,也就是說,參與者的意圖在對世 界產生影響。當兩個函數在同時起作用時,他們可以互相干擾。

  如何幹擾?通過剝奪每個函數中的自變量,這些自變量同時是其他函數的因變量。因為,當一個函數的自變量是另一個函數的因變量時,就沒有一個函數具有真 正獨立性。這意味著認知函數不能產生足夠的知識來作為參與者決策的依據。同樣,操縱函數可對改變世界的結果產生影響,但不能單獨確定它。換言之,其結果容 易偏離參與者的意圖。在意圖和行動以及行動和結果之間必然會產生某種偏差。因此,在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和事態的實際發展之間也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為了理解不確定性與反身性之間的聯繫,我們需要探討遠一點。如果認知函數孤立地運作而完全不受操縱函數的影響,它可以產生知識。這些知識被表述為結果 為真的斷言,也就是說,這些斷言如果和事實符合,就是真的(這就是真理符合論告訴我們的判斷標準)。但是,如果操縱函數對事實產生了干擾,從而改變了事 實,這時候事實已經不能再作為獨立的標準去判斷那些由認知函數產生的斷言了,因為即便斷言仍然與事實符合,但由於事實已經被改變,這樣的符合也缺乏獨立性 了。

  考慮這樣的斷言:「現在在下雨。」這個斷言是真是假依賴於天氣的實際狀況,實際上,現在在下雨。現在再考慮另一個斷言:「這是一個革命的時刻。」這個斷言是反身性的,它是否為真依賴於斷言本身帶去的影響能否鼓勵起一批造反派來。

  反身性陳述與說謊者悖論(即,蘇格拉底說:蘇格拉底是個說謊者。-譯者)有一定的聯繫,後者在形式上也是一個自我參照的斷言。但雖然自我參照已經被廣泛地分析過,反身性受到注意卻要少得多。這是很奇怪的,因為反身性有對現實世界有影響,而自我參照純粹是一種語言現象。

  在現實世界中,參與者的思想,不僅表現在斷言上,當然還表現在各種形式的行動和習慣上。這使得反身性成為一個非常廣泛的現象,而其通常採用的形式是反饋回路。參與者的意見影響事態的發展,事態的發展影響參與者的意見。該影響是持續和循環的,於是變成了反饋回路。

  反身性反饋回路還沒有得到嚴格的分析,當我最初遇到這個問題,並試圖分析的時候,我闖入了問題的複雜性之中。我假定反饋回路是在參與者意見和事件實際 進程之間的一個雙向連接。但不同參與者意見之間的雙向聯繫呢?如果一個孤立的個人問自己「我是誰」「我主張什麼」,作為對自己問題的反應而改變了行為習慣 呢?試圖解決這些困難時,我在眾多的分類中越來越迷失,以至於一天早上,我已經看不懂前一天晚上寫下的東西了。也就是這時候我放棄了哲學開始一心一意賺 錢。

  為了避免這種陷阱,讓我提出的下列術語。讓我們把現實分成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思想構成主觀方面,事件構成客觀方面。換句話說,主觀方面包括參加者的 頭腦中發生的事情,客觀方面是指外部現實中發生的事情。只有一個外部現實,但有許多不同的主觀意見。反身性可以連接任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現實方面(但只要 要包含一個主觀方面),並在其之間設立雙向反饋循環。特殊情況下,反身性甚至在同一個現實的一個方面也可能出現,這反映在一個孤立的個人對他自己身份的反 應,可以說是「自我反身性」。然後我們可以區分兩大類:反身關係(主觀方面之間的連接)和反身事件(包涵客觀方面的連接)。婚姻是反身關係;2008年的 危機是反身事件。當現實中沒有主觀方面參與,就沒有反身性。

  反饋回路可以是負反饋,也可以是正反饋。負反饋將參與者的觀點和實際情況之間越拉越近;正反饋則把他們越分越遠。換言之,一個負反饋過程是自我糾正 的,它可以永遠存在下去。如果外部現實中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它可能最終導致一個平衡點,在這個點,參與者的觀點正好對應於實際情況。在金融市場一般認為發 生的就是這種情況。因此,均衡這個在經濟學中的核心事例,只不過是負反饋中的一個極端事例而已,在我的概念框架中只不過是一個受限制的特殊情況。

  與此相反,正反饋過程是自我強化的,它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參與者的觀點將與客觀事實相差越來越遠,最終參與者也將不得不承認它們是不現實的。兩 者間的交互過程也不會讓事物的實際狀態維持穩定,因為正反饋有這樣的特性,它讓現實世界中已然存在的任何傾向都越來越嚴重。這時候我們面對的不是均衡,而 是動態的不均衡,或者說,任何可以被描述為離均衡越來越遠的情況。在這種離均衡越來越遠的情況下,通常參與者和現實之間的分歧會達到高潮,從而觸發另一個 相反方向的正反饋。這種看上去的自我強化實際上是一個自我否定式的繁榮-蕭條過程,在金融市場中,就是積累泡沫和泡沫破裂的過程,在其他領域也能找到類似 的情況。我把這稱作創造性謬誤,即,人們對現實的解釋是有偏差的,根據這種偏差的觀點產生的行動又導致現實真的出現偏差,並越來越嚴重。

  我知道這一切非常抽象,難以理解。如果我舉一些具體的例子將更容易理解。但是,你們不得不忍受我。如果我想提出一個不同觀點,抽象化反而能夠幫助我做 到這一點。在處理類似現實和思想以及相互關係這類題目的時候,人們很容易犯暈做出錯誤的模擬。所以,曲解和誤解可以在人類事務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近 的金融危機就可能會導致金融市場如何運作的錯誤解釋。我將在下一講討論這個問題。第三講,我會討論兩個創造性謬誤——啟蒙謬誤和後現代謬誤。這些具體的例 子將聚焦於討論誤解在歷史進程中有多重要。但今天的講座,我仍將停留在高度抽象的層次上。

  我主張,當有思想能力的參與者參與進社會現象時,情況與自然現象具有完全不同的結構。不同之處在於思維的作用。在自然現象中,思想沒有發揮因果作用, 只具有認知功能。在人類事務中,思想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既具有認知功能也具有操縱功能。這兩個功能(函數)可以互相干擾。這種干擾不是隨時都發生(發 生在日常活動中,像開車或者裝修房子那樣,這兩種功能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但一旦發生,就引入了自然現象中所沒有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在兩個函數內 都有表現:參與者根據不完全的認知去行動,他們行動的結果也不符合他們的期望。這是人類事務的重要特點。

  與此相反,在對自然現象的例子中,事態的發展不以觀察者的看法為轉移。外部觀察者只與認知函數相聯繫,現象本身提供了可靠的標準讓觀察者的理論可以明 確判斷真偽。因此,外部觀察者能夠獲得的知識。基於這一知識可以成功地對自然界實施改造。在認知函數和操縱函數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分野。由於這樣的分野存 在,比起在人類領域來,兩個函數可以輕鬆地達到目的而不存在偏差。

  這裡我必須強調,反身性不是人類事務不確定性的唯一來源。是的,反身性的確將不確定因素引入參與者的觀點和事件的實際過程中,但其他因素也可以產生同 樣的效果。例如,參與者不知道其他參與者所知道的信息,也導致了偏差。這與反身性相當不同,可也是人類事務不確定性的來源之一。不同的參與者有不同的興 趣,其中一些人自然會與其他人衝突,這也是另一種不確定性的來源。此外,如以賽亞柏林指出的,每個參與者遵循的價值觀也是多樣的,其中也充滿了矛盾。這些 因素造成的不確定性可能會更比反身性產生的更廣泛。我將它們都放在一起提出人類不確定性原理,這是一個比反身性更廣泛的概念。

  我談到的人類不確定性原理,比起貫穿在笛卡爾哲學中的主觀懷疑理論更具體,也更嚴格。它給了我們更客觀的理由相信,我們的看法和期望是(至少可能是)錯誤的。

  雖然人類不確定性主要影響的是參與者,但對社會科學卻具有深遠的影響。通過援引卡爾波普爾的科學方理論,我可以清楚闡明這種影響。這是一個美麗、簡 單、優雅的理論。它由三個要素和三種行動組成。這三個要素是科學規律、規律運營的初始和終結條件。這三種行動是預測、解釋和驗證。當科學規律與初始條件相 結合,人們能提供預測。當它們再和的終結條件結合在一起,人們能提供解釋。在這個意義上,預測和解釋是對稱的和可逆的。至於驗證,則負責將通過科學規律得 出的預測與實際結果相比較。

  根據波普爾的觀點,科學規律是假設性質的,它們不能被證實,卻可以通過驗證來證偽。科學方法論成功的關鍵是,可以利用每個個體的參與,共同對一個理論 進行驗證,而所有個體的參與都會成為驗證的一部分。一個個體失敗的驗證就足以證偽一個理論,但再多的成功案例卻不足以證實它。

  科學怎麼能既是實證的又是理性的呢?對於這個棘手的問題,波普爾提供的是一個聰明的方法。根據波普爾的說法,之所以是經驗的,是因為我們通過觀察由理 論產生的預測是否符合事實,來確定理論的正確性,之所以是理性的,因為我們使用了演繹邏輯來得到預測。波普爾摒棄了歸納邏輯,代之以驗證。歸納是不可被證 偽的,因此是不科學的。波普爾強調了科學方法論中驗證的核心作用,並帶有強烈批判性思維地斷言科學規律只是暫時有效,並永遠對重新驗證開放。因此,波普爾 理論的三個突出特點是:預測和解釋的對稱性,證實和證偽的不對稱性,以及驗證的核心作用。驗證讓科學發展、改進和創新。

  波普爾的理論對於自然現象研究效果良好,但人類不確定性原理卻向這個極端簡潔和優雅的理論中注入了不和諧。因為預測中引入了不確定因素,預測和解釋之 間的對稱性被破壞了,驗證的中心作用也處於危險之中。最初和終結的條件中是否要包括參與者的思想?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每一次驗證都需要複製這些條件。 如果參與者的思想包括在內,就很難觀察到它的初始和終結條件,因為參與者的觀點只能從他們的講話或行動中推斷。如果它被排除在外,最初和終結條件不構成單 獨的觀察目標,因為同樣的客觀條件可能由於參與者的不同,和截然不同的觀點相聯繫起來。無論哪種情況,歸納都不能被恰當地進行驗證。這種困難並不會排除社會科學家通過歸納獲得有價值結論,但這些結論不滿足波普爾理論的要求,也不符合物理定律的預測能力。

  社會科學家發現了這一結論難以接受。而經濟學家,借用弗洛伊德說,正經歷著「物理嫉妒」。

  為了消除與人類不確定性原理相聯繫的上述困難,人們做過很多嘗試,試圖在參與者的思想和現實之間引入或者假設一些固定的關係。卡爾馬克思斷言,物質生 產的基礎決定了思想的上層建築。弗洛伊德認為,決定人的行為是衝動和潛意識的綜合體。他們都宣稱自己的理論是科學的,但波普爾指出,他們不能被證偽,所以 只是偽科學。

  但到目前為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嘗試是在經濟理論領域展開的。它從假設完美知識開始,當這種假設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時候,又通過不斷加大扭曲來維持這 個聲稱行為是理性的神話。經濟學結束於理性預期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有一個對未來樂觀的預期,作為對這個預期的反應,最終所有的市場參與者都將向這個預 期趨同。這個假設是荒謬的,但在使經濟理論在牛頓物理學基礎上進行模型化方面卻是必要的。

  有趣的是,當他們在《經濟學》刊物上進行交流時,波普爾和哈耶克都發現社會科學不能產生和物理學相類比的結果。哈耶克猛烈抨擊了機械和輕率地將自然科 學中定量方法應用於物理學的嘗試。他稱之為科學主義。卡爾波普爾在《歷史主義貧困論》中指出,歷史不是由普遍有效的科學規律決定的。

  然而,波普爾宣稱他稱之為「統一方法學說」的理論時,他是指自然和社會科學應以同一標準來判斷。哈耶克,當然,成為了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使徒,那兒是市 場原教旨主義的大本營。但在我看來,人類不確定性原理的含義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主題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們需要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標準。人們不能期 望經濟理論能夠產生普遍有效的規律,可以用來逆向解釋或者預測歷史事件。我主張,如果只是依樣模仿自然科學,只會導致人類和社會現象的失真。物理學中可行 的方法放到社會學中就失效了。

  不過,由於過於強調自然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不同,我也遇到了些麻煩。這種兩分法通常在現實中沒有找到,它們是由我們引入的,用來讓這個充滿了迷惑的現實 好理解一點。事實上,即便在物理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嚴格區分看來是有道理的,但總是有其他學科,如生物學和動物社會研究等等,佔據了中間的位置,無法嚴格 區分。

但我不得擱置我的保留意見,首先承認自然和社會科學之間是需要二分的。因為社會科學遇到了另一個困難,這個困難是自然科學可以避免的。

  這個困難就是:社會科學是具有反身性的。海森堡發現的測不準原理並沒有絲毫改變量子行為,但社會學理論,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或是反身性 理論,都可能會影響它們涉及的社會領域。科學方法被認為是依賴於真理的。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並不與此假設矛盾,但反身性的社會理論卻與此矛盾。為什麼社會科學本可以積極改變社會,卻只是被侷限於被動地研究社會現象?正如我在《金融煉金術》中說的,煉金術士在試圖用咒語改變基本金屬性質時犯了錯誤。相反,他們應該集中精力去參與金融市場,這才有可能成功。

  社會科學如何才能排除這種干擾?我提出一個簡單的補救方法:承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二分法。這將確保人們能正確對待社會理論的優點,而不會錯誤 地用自然科學方法亂作診斷。我建議以此作為研究框架是在保護科學方法,對社會科學也不意味著貶值。這個框架並沒有對社會科學能夠研究什麼做出限制,相反, 通過把社會科學從對自然科學的依樣模仿中解放出來,可以防止它被錯誤的評判標準所左右,讓它有可能開闢出一片新天地。在這種精神下,我將在明天對金融市場 做出闡釋。

  抱歉這麼久一直盤旋在極端抽象理論的火星上。我保證下一講回到地球上來。

 

 第二講 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為我昨天提出的抽象理論提供了一個展示和測試的絕佳實驗室。在這裡,事態的發展比其他大多數地方更容易觀察。許多事實都採用了量化的形式,數 據被完好地記錄和保存了下來。驗證我理論的機會來了,因為我的理論直接違背了當前金融市場上流行的有效市場理論。根據該理論,市場總是趨向於均衡,偏差只 是在外來衝擊的作用下隨機出現。如果這個理論正確,我的就錯了,反之亦然。
如果我直接批評流行的理論,不會有人在意。但我是直接走進了金融市場去賺錢,而且賺錢的時候並不需要知道什麼現代投資組合理論或者理性預期理論。我發展了自己對金融市場的解釋取代了流行的那些玩意兒。當我在 1987年發表了《金融煉金術》時坦率地承認了我對流行理論並不清楚。難怪經濟學界也以同樣的輕蔑忽視了我的理論。英國央行行長 Mervyn King還算客氣,明確表示我的理論不對,其他多數經濟學家理都懶得理。
近期的金融危機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事件確鑿地證明了有效市場假說的不足。它既沒有預測也沒有解釋發生了什麼。同時,我卻提供了一個可以更好地理解事件的理論框架。人們(不管是像 Mervyn King這樣的外人還是我自己)開始認真對待這個理論了。我開始覺得我的解釋的確提供了一個更新更好的模式,並在我 2008年初出版的一本書裡進行了說明,那時還遠遠早於雷曼兄弟的破產。
但至今反身性理論仍然沒有被學術圈子所接受。有效市場假說失效已經普遍得到承認,但是新出現的一個理論是基於行為經濟學的。行為經濟學是完全基於反身性的,但是,我將在下面表明,它只是探索了現象的一半。
在把我的基本框架引入金融市場時,先讓我闡明兩個基本原則。

  首先,市場價格總是扭曲地反映其下的基本面,失真度的範圍從可以忽略不計到極端重大。這與有效市場假說直接矛盾,該假說認為市場價格準確地反映了所有存在的信息。
第二,金融市場不只是被動地反映了現實,而是還扮演了一個更加積極的角色:它們可以影響到所謂的基本面,之前人們認為它們只是反映基本面。這一點是行 為經濟學沒有注意到的。行為經濟學只強調反身性過程的一半:金融資產定價錯誤;但它沒意識到這樣的定價錯誤又反過來影響到了所謂的基本面。
在實際中,有不少反饋機制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糾正金融資產的定價錯誤。這可能給人們留下印象認為市場往往是正確的,但實際上這些機制背後的運營 與目前流行的理論是不同的。我認為,金融市場的確有方法改變基本面,這讓市場價格和基本面之間的對應關係更加密切。這裡,和有效市場假說對比一下,有效市 場假說宣稱市場總是準確地反映現實,並自動趨向於均衡。但實際上,金融資產的錯誤定價有許多途徑影響所謂的基本面。最流行的途徑是那些涉及槓桿的途徑,既包括債務槓桿也包括產權槓桿。對這些途徑應該有更多的研究。
我的兩個命題聚焦在了金融市場的反身性反饋回路上。這裡兩種類型的反饋:負反饋和正反饋。負反饋是自我修正的,正反饋是自我強化的。因此,負反饋趨向 於均衡,而正反饋則產生動態不平衡。正反饋回路更有趣,因為它們既對市場價格也對基本面都可能產生大的變動。一個正反饋過程從產生後,就逐漸自我強化,但 最終它將達到一個峰值或者逆轉點,過了峰值之後,又在相反方向上自我強化。但正反饋過程並不一定能一直運行下去,它們可能在任何時間點上被負反饋所終止。
我提出了一個關於繁榮-蕭條過程的理論,或者說泡沫理論。每一個泡沫都由兩部分組成:一個現實中普遍存在的基本趨勢,和一個對這一趨勢的誤解。繁榮- 蕭條的過程啟動於趨勢和誤解正向互相強化之時。這一過程可被一個反向的負反饋測試出來,如果這種趨勢強大到足以經得住這次驗證,那麼無論是趨勢還是誤解都 將得到進一步強化。最後,市場預期變得如此遠離現實,人們不得不承認出現了誤解。進入黃昏期,人們心中的懷疑逐漸增長,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信心,但是正向 的趨勢靠著慣性仍然得以維持。像花旗前頭目 Chuck Prince所說:我們必須繼續跳舞,直到音樂停止。最後,到達了轉折點,趨勢扭轉了,相反方向的自我強化再次開始。
回到我原來的例子,60年代後期的混業經營繁榮:基本趨勢由每股收益所代表,預期則和股票價格趨勢相關聯。混業經營通過收購其他公司提高了人們的每股收益。於是期望高漲起來,使人們能夠獲得的收入也更多,但最終現實無法跟上期望。黃昏期過後,價格趨勢反轉了。曾經被掃倒地攤下面的所有問題現在都冒了出來,收入崩潰了。當時,一家這樣的集團 Ogden公司的總裁告訴我:我沒有觀眾去表演。
通常情況下,泡沫是不對稱的。繁榮是漫長的,但倒下時非常迅速:在啟動時往往很緩慢,然後逐漸加速,到了黃昏期,速度又變得平緩。泡沫破裂是短暫而陡峭的,因為它偏離得過於離譜,往往面臨著強行清盤。幻滅變成了恐慌,達到了金融危機的高潮。
這種模式下的泡沫會經歷這樣幾個不同的階段:建立期,加速期,被驗證中斷(如果熬過了驗證)並成功強化期,黃昏期,轉折點或高潮,下跌之後的加速期並 墜入金融危機。每一個時期的長度和強度是不可預測的,但是這樣的一個時期序列卻是有一個內部的邏輯順序的。因此,後果不難預料,但即便如此,政府干預或者 其他形式的負反饋也可以終止這個過程。
最簡單的例子是房地產熱。促成房地產熱的趨勢是信貸變得更便宜、更容易獲得;把趨勢變成泡沫的誤解是,抵押品的價值是獨立於信貸的。事實上,信貸的可 獲得性和抵押品價值之間的關係是反身性的。當貸款變得更便宜,更容易獲得,交易越來越活躍,房地產價值上升。於是違約率降低,於是信用得到改善,於是放款 標準鬆弛。於是,在繁榮的最高點,所涉及的貸款金額達到最大,逆轉趨勢導致強迫清盤,打壓了房地產價值。
然而,誤解繼續發生在各個領域。1982年國際銀行危機發生在沒有擔保的主權債務上。主權借款人的信用評定是通過各種債務比率來進行的,比如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或債務與出口的比值。這些比值被認為是客觀的標準,而實際上他們是具有反身性的。當上世紀 70年代,石油美元循環增加了流向像某些國家(比如巴西)的信貸,它們的負債率提高,從而鼓勵了更多的資金流入,並開始形成泡沫。
並非所有的泡沫都涉及信貸,有些泡沫是基於產權的。最好的例子當然是 90年代末的互聯網泡沫。當格林斯潘談到 1996年的非理性繁榮時,他曲解了泡沫。當我看到泡沫正在形成,我馬上殺進去購買,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不是不合理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監管機構在泡沫越長越大時去糾正市場,因為我們不能依靠市場參與者,不管他們有多理性,消息多靈通。
泡沫不是反身性的唯一表現形式。它只是最引人注目的形式,並且是最直接反襯有效市場假說謬誤的形式,所以值得人們特別注意。但是,反身性還有其他許多 形式。比如在貨幣市場,匯率的上行和下行是對稱的,在繁榮和蕭條之間沒有典型的不對稱現象。但在這個市場也沒有均衡的跡象。自由浮動匯率像是一個跨越多個 年頭的波浪線。
最重要的也是最有趣的反身性互動發生在金融監管當局和金融市場之間。由於市場並不趨向於均衡,就容易產生週期性的危機。金融危機會導致監管改革。這就 描繪了中央銀行和金融市場監管是如何演化的。無論是金融機構還是市場參與者的行為都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礎上,這使得它們之間的互動具有反身性。
雖然泡沫具有間歇性,但當局和市場之間的相互作用卻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任何一方的誤解通常保持在合理的範圍內,因為市場反應向當局提供了有益的反饋, 讓他們改正自己的錯誤。但偶爾,這些錯誤是可以自我證實的,於是就啟動了惡性或者良性的循環。這樣的反饋循環產生的泡沫最初也會產生自我強化,但最終自我 毀滅。
並非所有的價格扭曲都是由於反身性造成的,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市場參與者可能做不到在知識的基礎上做出決策,他們不得不預測未來,而未來又建立在 人們還沒有做出的決策之上。人們將要做出什麼決策,以及這些決策會帶來什麼影響,都不可能準確預測出來。然而,人們必須被迫作出的決定。如果要讓自己的猜 測正確,人們需要知道其他所有參與者的決策及其後果,但這是不可能的。
理性預期理論為了規避這種不可能性,試圖假定有一個唯一正確的期望集合,人們的觀點將彙集在這個集合之中。這種假設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但它是目前正在各所大學教授的金融經濟學的基礎。在實踐中,參加者必須在不確定的條件下作出決定。他們的決定勢必是匆忙的和帶有偏見的。這就是價格扭曲的一般原因。
有時價格扭曲也會啟動一個繁榮-衰退的過程。很多時候,這個過程被負反饋所糾正。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波動就具有了隨機特性。我把它們比喻為一個游泳池內 的水面波動,而不是一次海嘯。顯然,海嘯更為重要,但波動更為普遍。兩種價格扭曲摻和在一起,以至於在現實的繁榮-蕭條過程中,很少按照我的模型中完整過 程發展。符合我的模型描述特徵的那些泡沫是極少的,但它們是如此強大,掩蓋了同時發生的所有其他進程。
有必要區分一下接近均衡情況(具有隨機波動的特點)以及遠離均衡情況(以泡沫為主導)。接近均衡的特點是單調、重複,可以統計概括的。遠離均衡情況是 獨特的,具有歷史事件性質,其結局通常是不確定的,超出了根據日常事件歸納出來的統計規律。能夠指導接近均衡情況的規則並不適用於遠離均衡情況。最近發生 的金融危機就是一個例子。所有的風險管理工具,和那些基於價格是在均衡周圍隨機波動這個假設而製造出來的金融產品,都被打破了。那些依賴於在接近均衡情況 下製造出來的數學模型的人們損失慘重。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中,我遠離均衡情況又有了新的認識。作為參與者,我不得不在很短的時間內採取行動,我無法收集市面 上所有的信息,這一點也適用於監管當局。這就是遠離均衡情況如何突然間失控的。這不僅限於金融市場。我在蘇聯解體時也經歷過。事實上,參與者的思維是有時 間限制的,而不是像理性預期理論指望的那樣經過無限長時間的算計再拿出一個結論。我能夠理解反身性帶來的不確定性,但即便是我,對 2008年不確定性的程度的巨大也感到驚訝。它讓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找到了正確的市場大方向,但我沒有預料到巨大的波動性。因此,我持倉過大,超過了 波動性允許我持有的倉位,有幾次,為了控制風險,我不得不在錯誤的時間揮淚斬倉。如果我持有小一點的倉位,並堅持到最後,我會做得更好。我學會了一條痛苦 的經驗,即不確定性的範圍也是不確定的,有時這個範圍甚至幾乎是無限的。不確定性在波動中得到了最好的表達。波動性加大需要減少風險敞口。這導致了凱恩斯 所謂的增長的流動性偏好。這是金融危機強迫清盤特徵的一個附加因素。當危機減緩,不確定性範圍隨之縮小,流動性偏好停止攀升並最終下跌,股票市場幾乎會自 動反彈。這是我最近學到的另一個教訓。需要指出的是,遠近均衡情況的區分是由我提出的,這是為了讓紛亂的現實看上去有意義一些,它並不能準確地描述現實。現實總是比我引入的兩分法複雜得多。最近的危機相當於一個百年不遇的風暴,它是此前許多場危機共同作用造成的。那些危機相當於 5年或者 10年的風暴。那些曾經成功處理過比較小風暴的監管機構,在利用同樣的辦法來處理百年風暴時,就不甚成功了。這正好說明,並不是所有遠離均衡情況都是一樣的。

  我給出的圖景和有效市場假說完全不同。我相信它是更現實的,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空間。它也為解釋此次金融危機的新假設提供了依據。它不是來自我 泡沫理論的演繹邏輯。不過,兩者倒是命運相連,或者都對或者都錯。所以情況是這樣的。我認為,2007年次貸泡沫的破裂引爆了一個超級泡沫,就像是一個普 通引爆裝置又最終引發了核爆炸。在美國,房地產泡沫是最常見的一種,只是由到底是債務抵押債券還是其他合成工具來區分。這個普通泡沫背後有一個更大的超級 泡沫,這個超級泡沫經過了更長時間的積累。這個超級泡沫中的普遍趨勢是信貸和槓桿利用的日益增長。而普遍的誤解是相信金融市場可以自我糾正,並且應該留給 金融市場自己的機制去糾正。里根總統把它叫做市場魔力,我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1980年代,羅納德里根當美國總統,撒切爾夫人當英國首相時,它成為了當時的主要信條。
讓超級泡沫變得如此獨特的,是一次次金融危機在使它增大過程中的作用。由於市場可以由市場機制自行調整的信條是錯誤的,超級泡沫引起了一系列金融危 機。第一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是 1982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又跟隨著許多次危機,最引人注意的是 1987年 10月投資組合保險崩潰,1989年至 1994年經過了多幕的儲蓄和貸款危機,1997/1998年新興市場危機,以及 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每次金融危機發生,有關當局干預、合併或著關照著破產的金融機構,並應用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來保護經濟。這些措施又加強了信貸 和槓桿越來越離譜的普遍趨勢,同時它們還加強這樣的普遍誤解,認為市場可以安全地自行調節。這是一個誤解,因為是當局的干預拯救了經濟系統,而不是自行調 節。然而,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成了這個錯誤信念的一次成功驗證,最後,它們吹起了一個超級大泡沫。
最終,信貸擴張再也持續不下去了,於是超級泡沫破滅。次貸市場的崩潰導致了極短時間內一個接一個的市場崩潰,因為這些市場都是相互關聯的,而市場之間 的防火牆也早已因為管制的放鬆而被移去了。這就是此次危機與之前危機的不同之處。其它危機只不過成功驗證並強化了這個進程,2007年次貸危機成了轉折 點。雷曼兄弟的破產讓整個崩潰達到了高潮,並導致了金融機構的大規模干預。
我的繁榮-蕭條模型的特點是,它不能事先預測一次驗證能成功與否。這一點決定了到底是普通泡沫還是超級泡沫。我原以為,1997/8年新興市場危機將構成超級泡沫的轉折點,但我錯了。當局設法挽救了經濟系統,超級泡沫繼續增長。這使得最終 2008年這次超級泡沫終於破滅的時候,更具有破壞性。
雷曼兄弟於 2008年 9月 15日破產之後,金融市場必須通過人工呼吸才能活著。這次災難不僅影響了金融部門,還對實體經濟產生了衝擊。特別國際貿易受傷嚴重。但人工呼吸奏效了,金 融市場穩定住了。經濟正在逐漸恢復。一年後,整個事件看上去像一場噩夢,人們寧肯忘掉它。人們存在一種普遍的願望把此次危機等同於平常的其他危機,又像往 常一樣若無其事地回到了商業活動之中。但現實不應該這樣被忽略,經濟系統實際上被破壞嚴重,需要好好修理。
許多分析人士為必須的監管改革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

  首先,由於市場容易有泡沫,金融當局必須接受預防泡沫變得過大的責任。格林斯潘和其他人都表示過拒絕接受這一責任。格林斯潘認為,如果市場不能識別泡 沫,監管機構也不能,他是對的。但是,金融當局不得不接受這個人為,並且充分認識到,在做到這點之前,他們可能會犯錯誤。但他們有獲得市場反饋的便利,這 些反饋會告訴他們是做得太多還是太少了。他們可以據此改正自己的錯誤。
第二,為了控制資產泡沫,僅僅控制貨幣供應是不夠的,你還必須控制信貸供應。僅僅使用貨幣政策工具做不到這一點,你還必須使用信貸控制工具。最廣為人 知的工具是保證金要求和最低資本金要求。目前,保證金和最低資本金是固定的,不以市場的陰晴而改變,因為根據均衡理論,市場沒有陰晴。但他們的確有,為了 控制資產泡沫,金融當局需要調整保證金和最低資本要求。
監管機構也可以創造新的工具,恢復已經不再使用的。比如,許多年前在我從事金融的早期,中央銀行曾經指導商業銀行,限制其向某一特定的經濟部門(如房 地產或者消費貸款)放款,因為他們認為該部門經濟已經過熱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認為這是對市場機制的粗暴干涉,但他們錯了。當我們的中央銀行習慣於此的時 候,金融危機可能就消除了。中國當局今天也在這樣做,他們對自己的銀行體系控制得不錯。在繁榮期間,商業銀行被要求放在央行的保證金提高了 17倍,當有關當局逆轉這個過程時,銀行也欣然服從。
或著考慮一下互聯網泡沫。格林斯潘很早就認識到這一點時,1996年就談到了「非理性繁榮」。但是除了他著名演說之外,他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避免它。 他認為減少貨幣供給對於監管當局而言過於生硬,他是正確的。但他可以要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把新股發行凍結,因為互聯網的繁榮是由產權槓桿推波助瀾的。他 也沒有做,因為這將違背他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信仰。
第三,由於市場是潛在不穩定的,除了影響個別市場參與者的風險之外,還有系統風險。參與者因為相信他們總是可以找到下家而忽略系統性風險,但是監管者 不能忽視這種風險,因為如果有太多的參與者持有同樣的倉位,這樣的持倉就無法在不引起中斷或者崩盤的情況下清盤。監管者不得不監測參與者的持倉情況,以發 現潛在的失衡現象。這意味著,對所有主要市場參與者的倉位(包括對沖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的)都需要進行監測。某些衍生產品,如信貸違約掉期和觸碰失效期 權,特別容易造成隱性的不平衡,它們必須加以管制,甚至在適當的時機限制或禁止。合成證券的發行必須受到監管部門的批准,就像普通證券一樣。
第四,我們必須承認金融市場發展具有單向不可逆的性質。在執行其防止金融系統發生崩潰的責任時,金融當局實際上對所有「太大不能倒閉」的機構已經有了 一個隱含擔保。撤銷這個保證是不現實的。因此,他們現在必須通過監管來確保這個隱含擔保不會被觸發。符合「太大不能倒閉」擔保條件的銀行必須降低槓桿率, 接受對他們如何使用存款進行投資的各種限制。存款不應該用來進行自營交易。但監管機構必須走得更遠。他們必須規範自營交易者的補償方案,以確保風險和回報 直接掛鉤。這可能促使自營交易者離開銀行,進入對沖基金,他們本應該屬於後者。
正如油輪之間是隔離的以保持穩定一樣,不同市場之間也必須有防火牆隔離。再像 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那樣把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隔離可能不切實際。但是,要對銀行各不同市場的產權交易進行內部隔離。一些已經佔據了准壟斷地位的銀行可能需要打破。
最後,巴塞爾協議犯了一個錯誤,給予銀行持有的股票比一般的銀行貸款以更低的風險評級:他們忽略了集中持倉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這是加劇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要糾正它,就需要提高銀行持有股票的風險評級。這或許能阻止銀行將貸款證券化。
這些措施都將減少銀行的盈利能力和槓桿率。這就提出了一個關於時機的有趣問題。目前還不是適當的時候制定永久性改革。金融體系和經濟還處於遠離均衡情 況,通過簡單的糾正措施,還沒有被帶回接近均衡情況,這就像一部打滑的汽車,你必須先把車輪轉向打滑的方向,然後才能去糾正。短期內的措施可能和長期要做 的正好相反。首先,已經蒸發的信用必須由新的信貸來取代,目前,唯一的可信來源是國家。這意味國家債務越來越多,貨幣基礎越來越大。隨著經濟的穩定,一旦 信貸恢復,人們必須盡快縮小貨幣基礎,否則,通貨緊縮將由通貨膨脹取而代之。
我們仍然處於這個微妙的演習的第一階段。銀行還在尋找自己的出路遠離黑洞。減少企業的盈利能力具有直接反作用。監管改革必須要等到第二階段進行,那時貨幣供應量必須得到控制,改革計劃必須適時推出,以免打斷了復甦。
我知道我的金融市場理論還很初級,尚需更多的發展。很明顯,我不能靠自己把所有事情都完成。因此,把我的理論說成是新的範式還為時過早。但有一點是肯 定的:有效市場理論已經被確證反駁。而全球金融市場的整個大廈是在錯誤的前提下建立的,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行完善,現在,它必須從頭開始重建。
為了加速這個過程,我決定贊助一研究機構,新經濟思維研究所,簡稱INET。這將是一個促進研究,研討和授課的重要機構,並將致力於發展一套替代性的 理論以取代通行的理論。我希望反身性將是探討的概念之一,但顯然不應該是唯一的概念。比如,我的反身性理論和複雜系統理論有許多相似性,雖然反身現象不見 得是複雜的。這就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複雜性和反身性如何相互關聯?人類系統和無生命系統(比如電話網)之間的區別到底有多大?我的初步回答是,網絡系 統理論可以為人際網絡研究提供許多有用的借鑑,同時反身性理論則負責研究人類環境的獨特性。
同樣,我認為行為經濟學發現了反身性的一半特徵,而沒有發現另一半。因此,行為經濟學在新的經濟思想中將佔有的重要的地位。即便反身性成功地成為了新的範式,我們仍然需要繼續探索新的方法。
我意識到,同時作為領導者和贊助者暗含著衝突。為了防止這種衝突,我會在我和研究所之間樹立起一道中國長城。為此,我不會親自參加 INET,研究所委員會被明確告知要鼓勵那些除了反身性意外的研究。
我計劃在 4月 10日和 11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一場金融危機教訓的研討會上宣佈 INET成立。我希望新的經濟思想會在這裡,中歐大學,被發現。

 

第三講 開放社會

 

  今天,我將介紹我概念框架的第三大支柱,開放社會。在前面的演講中,我總結了我一生的研究和試驗。在這裡,我將開拓一個新的領域,因為我對於開放社會的看法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改變,至今他們仍然在演變。因此,未來兩講將更加具有探索性質。

  開放社會和反身性之間的聯繫並不明顯。在個人層面上,他們是緊密聯繫的。你會記得,我研究經濟理論的同時還閱讀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波普爾堅持認為易錯性是我們固有的屬性,導致我對經濟理論基本假設的質疑,並提出了反身性的概念。

  但是在概念層次上,兩者的聯繫卻是間接的。聯接兩者的是第一支柱,也就是易錯性。在這種語境下,易錯性不僅意味著我們對世界的看法總是不完整的和扭曲 的,而且還意味著,在我們努力簡化這個複雜的現實過程中,我們常常把它曲解了。我們的誤解在塑造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果我的思想中的確有什麼原創內容的話,那就是對於誤解的強調。它在對開放社會的批判性思維中提供了強有力的論據。

  波普爾沒有提供一個開放社會的確切定義,因為他認為確切的定義與我們不完美的理解力不相兼容。他喜歡從相反的方向來定義事物,首先描述它們,然後給它們一個標籤。在他命名為開放社會的社會組織形式中,實際上與民主社會相近似。

  他最有效的努力是以認識論做為論據為民主辯護。由於完美知識實際上超出了人類理智,一個由言論、思想、選舉自由為特徵的社會比起以武力強加意識形態的社會更加可取。由於經過納粹迫害和共產主義的壓迫,我發現這種說法非常有說服力。

  波普爾的哲學讓我對金融市場誤解的作用更加敏感,反身性概念讓我發展出了自己的泡沫理論。這給了我一根必要的枴杖來參與市場活動。

  成為一個成功的對沖基金經理後,我經過了一場中年危機。那時我接近 50歲。我的對沖基金已經增長到 1億美元,其中約有 4000萬美元屬於我個人。我覺得我已為我自己和家人賺夠了錢,運作一個對沖基金極端緊張和枯燥。有什麼事情值得我繼續賣命掙錢?

  我苦苦考慮了很久,最終決定成立一個專門推動開放社會的基金會。我把這個基金會的使命定義為:去打開那些封閉社會,糾正開放社會的不足,和促進嚴肅的思維模式。

  隨著時光的流逝,我開始越來越多地參與慈善事業。我於 1984年在匈牙利成立了基金會,那時它還在XX黨統治之下,在中國是1986年,波蘭和蘇聯是 1987年,當蘇聯和南斯拉夫解體時,我成立了一個基金會網絡,幾乎覆蓋了整個前共產主義世界。

  通過這種方式,我獲得了怎樣建立開放社會的實踐經驗。我學到了很多。我發現了一些我本應該首先就知道的東西。例如,封閉社會的解體並不一定會導致開放社會的誕生,它可能只導致持續的分裂,直至一個和垮掉的前政權類似的新政權上台,而不是出現一個開放社會。

  2004年,布什總統在美國連任,迫使我徹底重新思考開放社會的理念。這是世界上最成功最悠久的民主政權,卻在踐踏著它本應該代表的原則,在反恐的名 目下侵犯人權,僅僅靠著虛假的藉口就進攻了伊拉克。但他竟然再次當選了。這怎麼可能?我不得不問自己:美國哪兒出問題了?我寫了兩本書試圖試圖回答這個問 題。我怪罪布什政府誤導民眾,我指責民眾允許布什政府來誤導他們。

  當我探討愈加深入時,我開始懷疑自己的概念框架。我發現了一個開放社會的理論缺陷。波普爾主要考慮的是認識現實的問題。他基於認識論而選擇了開放社 會,而對政治爭論則較少考慮。他認為,「只有民主提供了這樣一個制度框架,允許改革的時候不使用暴力,在政治問題上使用民主的原因即在於此。」

  但他的方法是基於一個隱藏的假設,即思維的主要目的是加深對現實的瞭解。而並不一定如此。操縱函數可以優先於認知函數。事實上,在一個民主國家,政治家的首要目標是能夠當選,並賴在位置上不走。

  這個非常明顯的分析導致了關於開放社會概念的一些其他問題。波普爾怎能想當然認為,自由政治過程的目的就是理解現實?而且更有趣的是,我,一個在反身性概念中把操縱函數提到如此高度的人,怎麼會盲目地跟著他的思路走?

  這兩個問題都使我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是深深地根植在這樣的知識分子傳統中,它或者忽略掉操縱函數,或者把它置於認知函數的附屬地位。

  我們很容易看到這種對世界的看法是如何變得如此根深蒂固的。認知函數的目的是生產知識。知識被表示為符合事實的斷言。要建立對應關係,斷言和事實是分 開的,而且表達必須明白無誤(只有是和否,沒有差不多這樣的說法)。因此,追求知識的過程要求思想應該和它們所研究的目標分離。這項規則使哲學家(主要關 注的是思想)產生這樣的信念:理智和現實是不同的。這種二元論根植在希臘哲學中,在啟蒙運動中又主宰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啟蒙運動的哲學家把他們的信心交給了理性。理性被認為像探照燈一樣工作,照亮了靜靜躺在那裡被動地等待被發現的現實。在重塑現實時,理性可以起到的積 極作用大部分都被忽略了。換句話說,啟蒙運動沒有認識到反身性。這導致了認識和現實之間的偏差,但在當時來看,這顯然沒有被認識到。

  在啟蒙運動時期,人類對控制自然力量的知識還知之甚少,科學方法還能給人無窮遐想。當時有如下想法是恰當的:認為現實的東西就在那裡,被動地等待著被 發現,在探索過程中理性積極地捲入其中。畢竟,當時就連地球都還沒有被充分探索。收集事實,並在它們之間建立聯繫,就可以收穫豐厚的回報。人們從四面八方 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獲取知識,世界的可能性看上去是無限的。理性一掃幾世紀的傳統關係和宗教教條,摧枯拉朽播撒著人類社會將越來越進步的理念。

  當時的人們在很大程度忽略了,反身性給人們能否正確認識社會帶來的困難。法國大革命領導人認為,理性可以幫助人們從頭開始重建社會,但他們對理性的信仰過了火。整個社會無法跟隨理性的支配,1789年革命的歡快小曲變成了 1794年的恐怖呻吟。

  啟蒙運動誤解了現實,它錯誤地在思想和現實之間引入了一個二分法,這樣導致他們認為,理性可以獲得完美知識。這個二分法不是來自於客觀事實,而是由啟蒙哲學家在試圖理解社會的時候臆造出來的。

  後現代主義者給這個啟蒙運動所犯的錯誤起了個名字:啟蒙謬誤。這裡我也將採用這個術語,但我需要明確一點,我曾提到了一個術語叫創造性謬誤,其中包含著有價值的真理內核。

  讓我簡要解釋創造性謬誤的意思。我們有能力獲得知識,但我們絕不可能獲得足夠的知識,使我們所有的決策都建立在確定的知識之上。因此,如果一個知識點證明是有益的,我們就會將其過度開發並擴展到它不再適用的地方,因此它就成為了謬誤。

  這就是啟蒙運動發生的情況。理性和現實的二分法在針對自然現象時極其成功,但是運用到人類領域,就導致了謬誤。

  啟蒙謬誤深深根植於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它導致波普爾宣佈同樣的標準同時適用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它導致經濟學家利用牛頓物理學來創建經濟模型。無論 波普爾優雅的科學方法模型,還是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都沒有認識到反身性。更糟的是就連我,發現(或發明)了反身性的人,沒有認識到波普爾的開放社會概念 實際上是基於如下隱藏假設的,即認知函數優先於操縱函數,在他看來,我們在努力尋找真相,而不是簡單地操縱人們去相信我們希望他們相信的事情。

  啟蒙謬誤根植於有效市場假說,以及該假說的政治衍生物暨市場原教旨主義之中。在這兩個思想的謬誤在金融系統的崩潰中一覽無餘。但我發現的那個開放社會 的缺陷卻不那麼引人注目,因為這個概念沒有如同有效市場那麼廣為接受,但對我個人而言卻是翻天覆地的。它迫使我重新考慮開放社會的理念。

  我沒有放棄我對開放社會優勢的信念,但我知道這需要更強大的論據來鞏固它。波普爾想當然地認為,在一個開放社會中,認知函數天然優先於操縱函數,我現 在相信,如果一個開放社會要蓬勃發展,就必須明確保證認知函數的優先地位,它不是天然的,而是必須通過努力去保證。讓我解釋一下我是如何得出這一結論的。

  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政治活動不是為了發現現實(即認知函數),而是為了要當選和繼續掌權(即操縱函數)。因此,自由的政治活動並不一定會比壓制不同政見的專制政權產生更明智的政策。

  更糟糕的是,在政治鬥爭中,為了操縱現實,承諾遵循事實已經成為了障礙。布什政府掌握了強大的右翼宣傳機器,沒有任何必要去尊重事實。這反而給了它決定性的優勢,讓他可以輕易地對付掉那些更加傳統的政治人物,這些人還在受著啟蒙謬誤的影響,受限於事實,無法放開手腳。

  Frank Luntz,最成功的右翼宣傳家之一,公開承認他在設計口號時使用的教科書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作為一個開放社會的信徒,我發現這的確令人震驚。 奧威爾書中的集權口號在開放社會中怎麼能取得成功呢?甚至可以做到與一個集權國家依靠其真理部,利用斯大林式的方法讓人保持一致相類似的效果?

  最終,針對於美國到底怎麼了這個問題,我得到了一個結論:人們並不特別關注對真理的追求。他們已經習慣於被更加先進的技術所操縱,也不介意被欺騙;事實上,他們表現得還很積極。

  人們已經習慣了接受實現包裝好的消息,因此也樂於接受那些付費的政治廣告。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娛樂而不是信息,因此也樂於接受那些民粹主義評論家諸如 Bill O'Reilly和 Rush Limbaugh的影響。

  操縱的技術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發展。它們起源於 19世紀結束時的商業領域,企業家們發現,他們可以通過品牌和廣告來區分他們的產品,從而提高利潤。這促進了對消費者動機的研究,以及對於信息和重點小組的試驗,並通過反身性的過程改變公眾的行為。它導致了消費社會的發展,並最終擴散到政治和文化領域。

  我逐漸發現,經濟和政治所依據的隱含假設(即認知函數優先於操縱函數)是假的。經濟理論在給定需求和供應的條件下,顯示了基於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如何導致資源的優化配置。但是,需求曲線的形狀並不是獨立的,它是受廣告操縱的。

  代議制民主理論假定候選人會代表自己和選民,選舉和制度能夠選擇出選民最想要的人,但它沒有預期到候選人們會研究公眾意見,並專門講選民喜歡聽的話。

  這些理論都沒有考慮到現實是可以操縱的。操縱現實也成為了一門主要的藝術。是文學批評最終導致後現代世界觀的發展,把啟蒙運動翻了個底朝天:它否認存在可以由理性發現的客觀事實,作為替代,它把事實當成一堆常常互相矛盾的敘事。

  我已經無法跟上這個不可收拾的後現代世界觀,因為它與我對客觀現實的深深敬意相衝突。我不知道後現代世界觀和布什政府宣傳機器之間的聯繫,直到Ron Suskind的一篇文章讓我大開眼界。他引述一個宣傳機器作手的說法說:「我們不學習事實,我們製造事實。」這迫使我改變我的想法。我不得不對後現代狀況更嚴肅,看出它實際上是一個創造性謬誤,與當初對啟蒙運營的影響完全一致,甚至更有影響力。

  但我仍然把後現代謬誤更多看成是一種謬論,它缺乏像啟蒙謬誤那樣更具創造性的因素。通過更加強調操縱函數的優先性,它忽略了客觀事實的最核心部分是無法操縱的。在我眼裡,與啟蒙運動忽略操縱函數相比,後現代謬誤只能算是一個缺陷。

  根據啟蒙運動,理性和現實相互分離和獨立於彼此。人們利用現實的唯一方法是去理解事件發展背後的規律。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想當然認為發現那些規律是第一位的。這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標誌著人類智慧的偉大成就。只有當對人類事務進行研究時,謬誤才出現了。

  相反,後現代世界觀完全是誤導。它催生了一種不道德、務實的政治態度。它可以歸納如下。現在我們已經發現現實是可以操縱的,為什麼要賦予認知函數比操縱函數優先的地位呢?為什麼不直接進行操縱?為什麼不繞過真理直接追求權力?

  有一個答案我覺得是決定性的。儘管現實可以操作,其結果必然會偏離操縱者的意圖。如果要將這樣的偏離最小化,就只有更好地理解現實。正是這種見解,讓我為開放社會引入了一個明確要求必須追求真相的承諾。

  這個抽象的變量可以由一個具體的例子來強化。看一看布什的總統生涯。在操縱事實上,他異常地成功。通過向恐怖分子宣戰,全國人民都整齊劃一地站在了總 統身後,一說攻打伊拉克,全國人民就為他鋪好路。這次入侵說是為了在世界上確立美國霸權,但適得其反。美國徒然喪失了權力和影響力,布什也被普遍認為是有 史以來最糟糕的美國總統。

  這個例子應該是令人信服的。然而,現在的反身性的概念正在日益被認識到,危險是,根據後現代謬誤,它會被誤解。一個反身性現實非常難理解,人們更容易 被簡單的回答所誤導。有時候需要一輩子才能理解「一個預測是對的,並不一定證明它所依據的理論也同樣是對的」這樣的話,但一個付費政治宣傳只需要30秒。

  我們很容易採納後現代世界觀,但它非常危險,無視客觀事實的存在。一個回到客觀現實的方法是指出人是會死的。人的意識很難接受死後自己就不存在了這個 事實,各種各樣的神話敘述都在編造著人死後的生活。我一直被一個阿茲特克人的儀式深深打動,隊員們參加一場球賽,獲勝的一方將被獻祭給神靈。這是此類神話 威力的一個極端例子。然而,事實是冠軍們都死了。

  即使如此,我必須承認,死後生命就不存在了這樣的觀念還是無法證明給那些相信死後世界的人看。我對現實世界客觀屬性重要性的堅持是個人信仰的問題。事 實上,它和宗教信仰有奇怪的相似性。我構造的現實世界的客觀屬性具有許多一神教中神的屬性:它是無所不在的,全能的,它的工作方式仍然保持一定的神秘性。

  我對現實世界客觀屬性賦予了很高的地位,我曾經認為這是人們的常態。後來我認識到我的態度是相當不尋常的,它與我的個人歷史有關。

  我一生中經驗形成時期是德國佔領匈牙利的 1944年。在我父親明智的庇護下,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我們不僅成功地活了下來,還設法幫助了其他人。對我來說,1944年是積極的經歷,讓我總是蠢蠢欲動想去和艱難的現實相對抗。

  這種態度在我參與金融市場時得到了加強。我是一個冒險家,經常把事情推到極限,但又避免摔到懸崖下面去。為了避免不愉快的意外,我學會了事先看到所有 最壞的情況,這樣才能保護自己。我選擇投資於就算是最壞的情況出現,風險/回報率仍然比較有吸引力的地方。這使我總是強調各種情況的陰暗面。

  然後我開始積極地參與我的基金會。在這裡,由於我發現可以採取積極行動減輕現實中的不公正,又增加了我承認和面對殘酷現實的意願。負面評價導致了積極參與。

  我的基金會最終投入了許多資源在看上去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上,比如藥物管理政策,以及看似無望的事情上,比如緬甸、海地、利比里亞、塞拉利昂和剛果。不用說,打敗仗不是許多基金會的首選。

  我對現實客觀性的信心就像其他人對宗教的信仰一樣。由於缺乏完美知識,我們需要信仰。我正好相信殘酷的現實,而其他人相信上帝。

  不過我認為,當社會忽視了現實的客觀性,它自己也就危險了。如果我們試圖通過欺騙自己和選民來避免不愉快的狀況,現實將懲罰我們,它的發展絕不會符合我們的預期。

  是的,現實是可以操縱的,但是我們操縱的結果不是由我們的慾望決定,而是由我們還無法完全瞭解其規則的外部現實所決定。我們瞭解愈多,結果就越接近於 我們的預期。理解現實就是認知函數。這就是為什麼認知函數應該優先於操縱函數的原因。忽略我們還無法完全瞭解的現實將導致後現代謬誤。

  所以,在最近的歷史中,關於思想和現實的關係上,人類引入了兩個謬誤:啟蒙謬誤和後現代謬誤。他們彼此相關。啟蒙運動沒有意識到對人類領域進行操縱的威力,但是操縱函數的發現又導致了後現代謬誤。兩種謬誤各自注意到了這個複雜關係的一半。

  我的概念框架是基於易錯性和反身性這一對概念的,從而將複雜關係的兩半結合在了一起。這兩個謬誤都已經很有影響力,但我的框架卻很少有人接受。

  這正好說明人們是多麼容易誤解現實,比獲取正確的認識容易得多。

  後現代謬誤方興未艾。它指導了布什政府的政策,我警覺地發現,它在奧巴馬政府的影響也浮出了水面。我指的是由 George Akerlof和 Robert Shiller最近寫的一本書《動物精神》,它在塑造奧巴馬政府的政策時有重要影響。

  這本書讚美了「信心乘數」的優點,也就是說,經濟的弊病可以通過大談金融市場來治療。這只是真理的一半:股市反彈使銀行籌集到資金,並加強了經濟的其 他方面。但是,信心乘數無視另一半的事實:如果現實並不支持期望,信心可以變成失望,繁榮可以變成蕭條。我非常擔心,如果過於相信信心乘數,奧巴馬總統已 經在通向衰退的路上了,如果舊症復發,他將因此受到指責。

  通過引入討論對現實的兩種虛假解釋,將有助於澄清我的反身性理論。尤其是有一點需要強調,這一點歷來被闡述得不夠清晰明確:客觀事實是有一個硬核的,它不能被操縱,就像死亡一樣充滿了必然性。正是這個硬核被後現代謬誤忽略了。

  在最近成功的激勵下,我宣稱我的概念框架提供了對現實的正確解釋。這是一個大膽的說法,乍一看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對現實正確的解釋如何與人們永遠無法 取得完美的理解這個原理相調和?非常容易。反身性向參與者的思想和事態發展這兩方面都引入了不確定因素。這個框架聲稱未來是天生不確定的,自然不能被指責 為完美的。

  然而,它可以提供對現實的重要見解,它甚至可以預見一定範圍內的未來,雖然這個範圍本身是不確定和多變的,正如我們最近在金融危機中看到的。通過承認不確定性,我的框架既是自我一致的,也是符合實際的。然而,因為它不夠完美,它擁有改進的餘地。

  其實上我能找到許多理論發展的空間。我的原始框架是在波普爾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只是想解決理解現實的問題。但是當我接續認為,選民應當珍惜真實懲罰欺騙的時候,我進入了價值領域。在這領域中,不確定性比在認知領域內更為普遍,也需要有更多的思考。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真理很難建立,往往更難承擔。如果不想遇到阻力,往往會導向相反的方向:避免談及不愉快的現實,獎勵欺騙,同時仍然可以保持威信。如果一個開放社會要保持開放和繁榮,這些傾向都必須予以抵制。

  這個藥方特別對於現在的美國更加重要,因為金融危機後,美國正面臨著一大堆不愉快的現實。該國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一直過著超出其能力的生活,通過向 國外借款來維持。現在,房地產泡沫破滅,人們消費過度,現在必須需要重建自己的積蓄。銀行系統已經崩潰,需要自己想辦法逃離黑洞。

  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時故意誤導了選民。奧巴馬政府不能被指控為故意欺騙,但它卻不願面對殘酷的現實,開始指望「信心乘數」。

  不走運的是,客觀現實不能滿足信心乘數提出的希望。同時,政治反對派攻擊總統時毫不受制於事實。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選民應該更加致力於追求真理將難以 實現。它為我的基金會提供了很好的議題,但目前美國的民主狀況卻無法為開放社會做出榜樣,表現不出它是一個更有優勢的社會組織形式。我需要找到更強有力的 論據。

  這裡有一個更好的例子,我們的國父們在開放社會理論出現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觀點。他們的觀點來自於相信個體自由的價值。他們採用的認識論觀點是有缺陷 的:獨立宣言說「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沒有什麼是不言而喻。但是不管是否不言而喻,個體自由的價值是持久的,並且,由於曾接觸極權政權,我給 個體自由一往情深。我並不孤獨。

  回到國父有另一個很大的優勢:它允許討論權力關係。憲法通過分權避免暴政。

  分權本身就意味著承認在社會中存在著相互競爭的利益和對於現實世界不同的解釋,而整個社會卻需要靠政治進程去和解。憲政制衡首先就排除了宣稱掌握終極 真理的絕對權力的出現。憲法確立了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互相影響互相制衡的機制。但這是不夠的。只有社會能向權力說出真相時,開放社會才能獲勝。它需要法 治,保障言論和新聞自由、結社和集會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權利。

  他們賦予公民通過司法機構抵禦濫用權力的權利。這就是國父們是如何創造一個開放社會的。

  讓我更清晰地說明我的信息。不管是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還是目的本身,開放社會都是一個理想的社會組織形式。它使一個社會通過將認知的重要性放在操縱 函數之上,更加瞭解它正面臨的問題,並比其他社會組織形式更成功地處理這些社會問題,它的人民也更願意直面嚴峻的現實。換言之,民主的工具性價值是依賴於 選民素質的,目前美國民主的表現沒有達到其過去的成就。我們不能只是依靠美國制度固有的優越性,還需要重新證明自己。但是,除了工具性價值之外,開放的社 會還有一個內在的價值,即個人自由,它能表示開放社會的興旺與否。例如,它適用於蘇聯。

  但是,個人自由的內在價值卻不總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在中國,集體利益被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它就很難得到承認。這是奧運會開幕式所表達出來的清晰信息。它顯示,通過整齊劃一的螞蟻式服從,失去了個性的集體也能夠產生極壯觀的景象。

  隨著美國和中國之間權力關係的改變,個人自由的價值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越來越重要。我將在我最後一講談這個問題。

 

第四講:資本主義與開放社會

 

  今天,我想探討資本主義和開放社會、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衝突問題。我將首先間接靠近這個題目,先談一個最近才引起我注意的現象,但這個現象在我的思想裡如此重要,我甚至可以稱之為我概念框架的第四支柱。這種現象就是委託-代理問題。

  代理商都應該代表其委託人的利益,但事實上,他們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於他們本應該代表的利益之上。這就是代理問題。

  經濟學家已經廣泛研究過這個問題,但他們僅僅從合同或者激勵方面看待它,完全無視其道德和價值觀方面的問題。然而,如果你離開了倫理考量,這個問題就變得相當棘手。人們完全脫離了諸如誠實、正直等等價值觀的控制,越來越成為經濟動機的奴隸。

  通過宣稱價值中立,市場原教旨主義實際上已經破壞了道德價值觀。

  市場被認為是受看不見的手支配,這隻手讓市場保持了效率。在做銷售和購買決策的時候,參與者不需要做道德判斷,因為他們的行動被認為不會對市場價格產生任何看得見的影響。

  實際上,監管金融市場的規則是由政客的看得見的手決定的,代議制民主政治也產生了代理問題。

  因此,如果不呼籲把道德原則考慮在內,代理問題將給代議制民主和市場經濟帶來嚴重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代理問題在我的思想中顯得如此重要的原因。首先,我將分析代理問題,然後,我將解決資本主義與開放社會的衝突。

  讓我們從頭開始吧。

  我第一次遇到代理問題時,是和所謂資源的詛咒相關聯的。說到資源的詛咒,我的意思是,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往往有一個腐敗和壓迫的政府,叛亂、內戰使人民更貧困,比那些缺乏自然資源的國家生活得更悲慘。想想剛果、蘇丹、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吧。

  我支持的一個非政府組織(全球見證組織)以「將你的付款公之於眾」的口號向國際巨頭們宣戰。其想法是讓石油和礦業公司公佈他們支付給各國政府的賬單。這樣各國人民可以對他們政府的總收入進行問責。

  該運動起始於 2002年,它的歷史也很有趣。這個想法本身就是個創造性謬誤,因為雖然輿論會給大型石油公司施加足夠的壓力,但非民主國家的黑箱操作和對它們境內公司的監督卻很難做到。因此,政府收入也算不出個所以然來。

  幸運的是,英國政府討論了形成的原因,制定了「採礦業透明行動計劃」,彙集了各國政府、企業和民間社會一起致力於既針對於政府也針對於企業的國際透明標準。在那些簽署了透明計劃的國家,其政府承諾公開它們收到的金額。在諸如尼日利亞、阿塞拜疆等國,這的確奏效。

  在分析資源詛咒時,我在我所謂的不對稱代理問題上做出了重要貢獻。根據現代主權國家的概念,一國的自然資源屬於該國人民,但政府由於被認為是人民的代 理人,把自己的利益置於他們應該代表的人民利益之上,帶來了各種各樣的腐敗行為。另一方面,國際石油和礦業巨頭的管理層非常清楚地代表了公司的利益。為了 獲得政府的優惠,他們寧肯賄賂政府。有人願意提供賄賂,有人願意收受賄賂,是資源詛咒的根本原因。

  一旦我注意到代理問題,我在各處都能發現它。

  共產主義也是因為代理問題完蛋了。卡爾馬克思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看上去是個非常有吸引力的想法,但共產主義統治者把自己的利益置於人民的利益之上了。

  代理問題也是代議制民主的禍根:當選代表利用權力為自己牟利,寧肯損害公眾利益。

  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中,代理問題也被證明是金融體系的禍根。當金融工程師通過發行債務抵押債券(CDO)把抵押債務變成證券的時候,他們還以為是通過地 域的分散化減少了風險。但在現實中,他們卻因為將代理人(他們創造和銷售這些合成產品)的利益和實際證券所有者利益分離開了,從而引入了新的風險。與保護 委託人的利益相比,代理人更感興趣的是賺取代理和發行費。

  因此,代理問題似乎無處不在。

  然而,與其廣泛的潛在影響不同,直到最近它才受到人們的關注。在我學生時代,它幾乎是完全無法識別的。在過去 20年來,它已經受到了更多的關注,但主要是研究合同和激勵的經濟學家關注。實際上,代理問題更是一個道德問題,在合同和激勵方面對它的研究實際上加劇了 道德問題。建立人們的行為應該受合同和獎勵管轄的原則,已經消除(或至少減少了)道德因素的影響。這聽起來可能有些彆扭,但這只是因為反身性沒有被充分瞭 解。

  價值觀受認知概念和客觀實際的約束不大,它們更容易被人們採用的理論所左右,經濟理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市場被認為應該作為一個無形的手來使供需達 到平衡供應。讓無形的手更有效的是,人們不需要做出道德的判斷,所有的價值都可以用「金錢和金錢是互換的」來表達。羅馬人經常說,Pecunia nonolet(金錢無臭味)。但是如果把人類行為以自身利益至上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為道德判斷留下空間。如果沒有道德準則,社會就不存在。

  市場參與者的行為遵循市場價值,市場價值與社會價值的性質相當不同,而社會價值又被認為是指導人們作為社會成員的行為規範。考慮到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衝突,導致了一系列我尚且無法解決的問題。代理問題給了我一些新的啟示。我還受到了 Bruce R. Scott簡潔的專著《資本主義的概念》的鼓舞。因此我有一些新的發現。事實上,我本人對自己得出的一些結論感到震驚。

  Scott認為,資本主義因為被人們和市場機制混為一談,已經被誤解了。Scott將這種歪曲主要歸罪於米爾頓弗裡德曼,我沒有那麼具體,只是把它歸 罪於市場原教旨主義。Scott還認為在市場的無形之手背後隱藏著其人間代理那看得見的手,即建立和管理市場規則的政治進程。這就是代理問題出現的地方, 也導致了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觀念的衝突。

  美國是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紮根於個人自由,受憲法賦予的法律保護。同時,美國經濟以市場機製為基礎,允許個人不受政府權力的不當干預自由地行使自 由交換。政治和經濟安排似乎無縫地結合在一起。人們可以輕鬆地談論開放社會和市場經濟是同呼吸共命運的,人民(包括我在內)常常這麼談論。但表像是有欺騙 性的。在資本主義和開放社會、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之間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衝突。但在 1980年代里根總統的任期內,這個衝突已成功地被當時佔上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覆蓋了。

  市場機制的顯著特點是,它是不道德的:一個人的美元和另一個人的是等價的,無論她是怎麼得到的。參與者無須擔心道義,這使得市場運轉如此有效。在一個 有效市場上,個人對市場價格的影響是輕微的:如果一個人作為購買者或者銷售者從市場退出,其他人將補上她的缺口,提供的價格也相差無幾。因此,單一的市場 參與者對結果承擔的責任很小。

  但市場只適合個人選擇,不適合社會決定。它們允許個人參與者能夠自由交換,但它們不是用來行使諸如決定管理社會的規則、決定市場機制運行等等的社會選 擇的。這是政治的權限。將自由市場、自我管理、自我糾錯等觀念應用到政治領域,則帶有很大的欺騙性,因為它會將道德考慮從政治中移除,而離開了道德,政治 無法發揮出正常功能。

  在美國政治採用了代議制民主的形式。人民選舉代表,代表運用權力。這些代表被認為是人民利益的代理人。在現實中,他們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於人民的利益 之上。當選的費用是昂貴的,代表們必須回饋他們的贊助者。誰不按這個遊戲規則辦誰就滾蛋。這就是金錢如何污染政治、特殊利益如何勝過公眾利益的。

  美國政治系統的代理問題並不是新的。它內在於代議制民主制。憲法規定了向當選代表請願的權利。然而,即便與我剛來美國的 1956年相比,代理問題也更加嚴重了。為什麼?

  有一些客觀歷史的演變將為此負部分責任,特別是複雜的民意操縱方法的發展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成長,但主要的罪魁禍首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興起促進了社會道德水準的下降。

  我寧肯認為,在建國初,公民真的是由公民道德意識指導的。但幸運的是,國父們沒有把信心建立在其上,而是建立了以分權為基礎的憲法:他們創建了相互競 爭的利益集團之間相互檢查和相互平衡的機制。這就是為什麼即便道德水平下降了,憲法仍然運轉良好的原因。甚至當我初到美國的 1956年,人們仍然聲稱以諸如誠實和正直等內在價值為指導。它可能已經被虛偽以及各種各樣的惡習所滲透,但仍然與今天的公共生活的很不相同,今天,人們 公開承認赤裸裸的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成功人士受到追捧,不管他們如何成功的。

  我不想被誤解。描繪玫瑰色的過去屬於某一年齡的人們的癖好,我可不想掉進這種陷阱。我不是想說在 1956年政治家更誠實社會更公正。在透明度、問責制、社會平等方面,美國已經比當時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隨著市場原教旨注意的興起,在什麼行為是社 會可以接受甚至崇拜的這一點上,卻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在特殊的意義上,作為與市場價值非道德性的對比,我把它表述為公共道德的退化。

  我定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為,把市場價值過分擴大到社會生活,特別是政治領域內。經濟理論認為,在一般均衡的條件下,無形之手保證了資源的優化配置。這意 味著,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間接服務於公眾利益。它使自身利益和趨利性獲得了道德上的護身符,使它們能夠代替例如誠實、正直、利他等美德。

  這樣的說辭在幾個方面是無效的。首先,金融市場不趨向均衡。一般均衡理論將供應和需求看成是獨立的輸入,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再把供應和需求調節到均衡。這種方法忽略了市場價格和供求狀況之間的反身性反饋。它還忽略了隱藏在市場機制背後那隻政治進程的的看得見的手。

  其次,一般均衡理論將資源的初始分配看成是給定的。這將任何關於社會公正的考慮都排除在外了。最重要的是,這個理論假設人們知道他們的自身利益,以及 如何最好地實現這個目標。在現實中,人們所認為的和事實往往有很大的差距。不過,市場原教旨主義卻取得了勝利。這是怎麼一回事?

  其中一個原因是,市場原教旨主義最主要的含義,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應該保持在最低水平,比起證明這個含義的論據來,這個含義本身並不那麼不靠譜。市場機 制可能是有缺陷的,但政治進程更是如此。政治進程的參與者比市場的參與者更容易犯錯,因為政治圍繞著社會價值,而市場只考慮參與者的價值。正如我們已經看 到,社會價值極易受到操控。此外,政治受到了代理問題的毒害。為了防止代理問題,引進了各種安全保障措施,這使得政府當局在經濟領域中的行為比私人參與者 更加刻板和官僚。基於以上原因,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應保持在最低限度是有道理的。因此,市場原教旨主義只是把一個弱條件(政府參與市場往往無效)換成了一個 強條件(政府應該在市場中保持最小)。它可以認為所有的人類結構都是不完善的,社會只能選擇危害小的那種,在此基礎上,政府干預經濟應保持在最低限度。這 是一個合理的邏輯。相反,它聲稱,政府干預的失敗證明自由市場是完美的。這就是不合理的邏輯了。

  但是,目前市場原教旨主義最強大的力量在於,它是服務於那些資本擁有者和資本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的。他們認為財富的分配是合理的,追求自我利益也就是為 了共同利益。那些控制了資本的人還能有什麼要求呢?它們構成一個富裕和強大的集團,不僅通過認知函數,還通過積極操縱公眾輿論,進一步推動了市場原教旨主 義。市場原教旨主義則賦予了本來就是非道德的市場機制以道德外衣,並將對自利的追逐轉換成了追求真理的公民美德。它是被操縱力量、而不是由理智的力量所主 導的。它由一個資金充足的宣傳機器所支持,歪曲公眾對其自身利益的理解。例如,為什麼遺產稅僅適用於百分之一的精英人口,在當遺產稅被廢除時,卻能得到眾 多人的支持?

  當然,在這一領域還有其他競爭性的力量也用類似的手段來操縱公眾,但他們往往缺乏充分的資金,因為他們吸引不了最富有和最強大的部門利益。這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如何在過去 25年取得勝利的,甚至金融危機也不足以抵消它的影響。這體現在奧巴馬總統的決定,在對銀行注資時也避免採用能讓政府獲得大多數控制權的方式。

  市場原教旨主義不應該與有效市場假說混為一談。你可以是一個堅持有效市場假說的經濟學家的,但不必是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事實上,許多經濟學家都是 鐵桿自由派。但有效市場假說在美國大學的經濟課上受到束縛,這種現象可以歸因於資本家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基金會的財政支持。他們還要為市場價值入侵法律、政 治等其他學科負責。

  資本主義並不像蘇聯那樣直接反對開放社會。然而它的確帶來了一些嚴重的威脅。我已經討論了其中之一:金融市場不是不均衡約束的,而是更容易產生泡沫化的傾向。管制機制的放鬆已經製造一個超級泡沫,泡沫破滅後給美國經濟在未來幾年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本次討論還揭示了另一個對開放社會的威脅:代理問題和金權政治,它們污染了政治進程。

  在開放社會中,政治進程是為共同利益服務的,但在當代美國政治進程已經被特殊利益集團俘獲了。我們的當選代表是去感激那些資助他競選的人,而不是廣大 選民。奧巴馬總統的醫療保健和能源法案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例證。選民已被洗腦到這種程度,以至於負責任地討論一下公共利益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全國衛生 服務和碳稅都不足道,我們的選擇範圍只限於可以由特殊利益集團參與的解決方案。

  遊說是代理問題的核心。那怎樣才可以控制遊說呢?

  這是一個道德問題,而不是一個修改經濟激勵就可以解決的問題。遊說是有利可圖的,而且即便是規則收緊也很容易保持。在道德價值缺失的情況下,法規總是 可以被規避過去;更糟的是法規本身就是為特殊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設計的。當一個受傷的金融業正謀求恢復昔日的主導地位時,這是美國面臨的危險之一。

  有一種方式來處理道德問題。我們需要經濟和政治領域之間做出明顯的區分。市場參與和規則制定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功能。市場允許參與者自由交換,在這裡, 參與者遵循利潤動機也是非常合理的。與此相反,制定和執行規則應以公眾利益為指導,在這裡利潤動機不能進來。當人們試圖歪曲規則對自己有利時,政治進程就 會被損壞,代議制民主將無法產生使開放社會成為理想社會組織形式的結果。應當強調,這種說法直接違背了目前流行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說法,他們認為市場本 身就是政治化的。

  在開放社會中,如何才能提高政治進程?我建議使用一個相當簡單的規則:人們應該分開他們作為政治參與者的市場參與者的角色。作為市場參與者,我們應該 追求自己的利益,作為政治進程的參與者,我們應當以公共利益為指導。這樣做的理由也很簡單。在接近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沒有任何一個競爭者能夠影響結果,因 此個別人的市場決定不會對社會情況產生影響,不論他是否對公共利益關心。不過,政治決策的確會影響社會情況,不管它是否代表公眾利益,都會產生影響。

  麻煩的是,公共利益找不到一個普遍接受的客觀標準來確定。它要通過選民的意見來反映,但在客觀標準缺失的情況下,選民的觀點很容易受操縱。並且操縱的自我強化的,越無恥越反動的主張也難以分辨真偽。這使政治進程變得如此無效率。

  與此相反,市場機制運行得就更好。人們可能不知道什麼對自己有利,但利潤的確提供了一個可以衡量的客觀標準。也難怪獲利的動機在人們的指導價值觀中獲 得了如此突出的地位。利潤不僅為人們提供了追求他們達到的任何目的的手段,而且作為目的本身,也提供了得到他人尊重和產生自尊的成功標準。事實上,許多成 功的商人都感到賺錢比花錢更安全。

  市場價值的傳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進步。回顧歷史,基督教曾經將追求利潤視為罪惡。這阻礙了經濟發展。宗教改革促進了市場的發展,開闢了通向物質進步和 財富積累的道路。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傳統的關係被契約關係所取代。契約關係滲透到社會生活越來越多的領域,並最終由交易取代。改革的步伐繼續加快,在 我生活的年代裡變化巨大。

  我在匈牙利的童年和我在美國的成年生活之間的差別太具有戲劇性了,即便是同在美國,我抵達的 1956和現在相比,也是天翻地覆的變化。當我第一次來到美國,我震驚於市場價值對社會的滲透程度,和我的家鄉匈牙利相比,甚至和英國相比都相差太大了, 後兩者中社會傳統價值觀和階級差別還佔主流。從那時起,英國和美國都經歷了進一步的轉變。醫學、法律等專業變成了生意。在我看來,這對社會是有破壞性影響 的,就像市場原教旨主義對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有影響一樣。

  究竟社會在多大程度上穩定是比較理想的,仍然見仁見智的問題。在諸如法律、醫學和傳媒等職業中,利潤動機的適當角色也同樣值得商榷。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利潤動機在政治領域產生了邪惡的影響,因為它加劇了代理問題。

  如何才能將代理問題最小化?不要指望那些有利害相關的特殊利益者不去遊說國會議員。煙草業必將反對反對香煙的立法,保險業必將反對單一支付醫療體系的 立法。但那些沒有攸關利益的人應該將公眾利益置於自己的狹隘利益之上。他們不必為所謂的搭便車問題(即自私的人也可以從別人無私的行動中受益)所困擾,因 為行動的目標是令公眾受惠。

  我想用一個個人的說明作為結束。我的說教已經差不多了。作為一個對沖基金經理,我玩弄規則並試圖最大化我的利潤。作為一個公民,我嘗試改善的規則,即 使是這種改革會影響我的個人利益。例如,我支持對對沖基金和其他金融機構進行監管。我堅信,如果有更多人遵循這一信條,我們的政治制度會運作得更好。我還 相信,正因為追隨這種觀念的人還很少,像我辦的這樣的基金會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在我的基金會(開放社會研究所),保護公共利益免受私人利益的侵犯已經成了我們的日常工作。我們也支持民間社會問責政府。我將這些努力稱為政治慈善,我相信在使世界變得更美好上,它可以比傳統的慈善事業起到更大的貢獻,因為傳統慈善只能夠惠及更少的人。

  我處於一個優勢的地位。我比大多數人更獨立,因為我不依賴於客戶或者顧客,我感到在道義上有責任很好地利用我的優勢地位。和特殊利益集團相比,我當然處於下風,但至少我的錢具有更大的稀缺性價值。

  麻煩的是,特殊利益集團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公共利益的保護者,它需要明眼人把這樣的冒牌貨揪出來,特別是冒牌貨們和正品一樣採用類似的手段去循循善誘的 時候。在客觀標準缺失的情況下,人們只能通過試錯的方式做出判斷。在辯論中,對一方持有善意的人們往往很難相信支持另一邊的人也是善意的。最好的辦法是不 要太在意他們的口號,而是要看到他們論點的實質。這有助於在政治辯論中把認知函數放在優先的地位。只有當他們不做實質性的回應,他們才應該被拋棄和忽略 掉。在每一個國家都有這樣的人,但不幸的是在美國他們往往很上鏡,不會被忽視掉。他們已經太有影響力了。選民是否拒絕那些無視事實試圖操縱他們的人,是一 個社會能夠繼續保持開放的考驗。鑑於奧威爾書中那些宣傳式口號在現實中的成功,美國做得並不好。

  兩個世紀以來,在美國表現良好的政治進程似乎出現了惡化。我們曾經有兩個爭取中間派的黨,但中間立場已縮水,政治越來越兩極化。奧巴馬總統正在試圖扭轉這一趨勢,他一直試圖成為偉大「老好人」,但徒勞無功。

  最後,民主的運作依賴於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我相信,如果更多的人將自己的政治和市場角色分開,美國的民主會更好地運作。它是由每一個個人決定的。這就是我所做的。即便這樣做的人是少數,也對於重建消失的中間立場大有裨益。

 

第五講 未來之路

 

  我在這個系列講座中提出了一個能夠更好地理解人類行為和事件的理念結構。這些事件不是由永恆有效的自然法規決定的。當然這些法規的確存在,但不足以決定事件的發展過程。原因之一是情況的複雜性,另一個原因是事件參與者的思維所起的作用。

  我已經集中講了相關反身性(reflexivity)的問題,即當事者的思維與現實情況的雙向關聯,以及我所強調的錯誤理解和錯誤觀念對現實情況形成 的因果關係。但這兩種影響都很奇怪地被忽視了。這些影響給事物加入了不確定因素,結果是除了非常簡單的情況以外,幾乎不可能預測未來。

  當下所處的時刻,不定因素的範圍異常廣泛。我們剛剛渡過了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個危機在量上大得多,質上也與以往的危機很不相同。可作相關比較的,是 1991年日本發生的房地產泡沫破滅,至今尚未恢復;還有就是 30年代美國的大蕭條。與日本情況不同的是,那次危機僅限於一個國家,而這次危機捲入了全世界。與大蕭條不同的是,這次沒有允許讓金融體系垮台,而是給它上了人工生命維持器。

  事實上,我們當今所面臨的信貸和槓桿問題(credit and leverageproblem)的深度和廣度比 30年代要嚴重得多。1929年時美國的信貸餘額(credit outstanding)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160%,到 1932年增長到 250%;而 2008年初是 365% –這還不包括 30年代時金融市場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廣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儘管如此,人工生命維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閉不到一年,金融市場已經穩定,股市也已回升,經濟顯示復甦跡象。人們想回到一切照舊的情況,把 2008年的崩潰只當成是一個惡夢。

  但我很遺憾地告訴大家,復甦的勢頭可能會停止,甚至隨之出現「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確定的是這將發生在 2010年還是 2011年。

  有這種觀點的絕不止我一個人,但我的觀點與目前的主導情緒不一樣。復甦的時間越長,就會有更多的人相信復甦;但是據我的判斷,這種主導情緒與實際情況 相去甚遠。這是典型的遠非均衡的狀況,此時人的感知往往落後於現實。更複雜的是,這種落後於現實是雙向的。一方面,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次危機不同於以 往 –我們是處在一個時代的終點。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未能預見到復甦反彈的程度。

  亂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個國際舞台。

  前蘇盟帝國垮台後美國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沒有其他大國或國家聯盟可以挑戰其至高無上的國力。但是這種「單極」(uni-polar)的世界秩序未能 持久。當布什總統為顯示美國的威力,以不實之詞為藉口入侵伊拉克時,其效果與他的意圖適得其反。美國的力量和影響力一落千丈,其結果是混亂的國際金融體系 加之以不穩定的國際關係。此後終將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將不會再像以往那樣的程度受美國的控制和左右。

  為了理解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我們需要一個不同於以往所熟悉的那種理念框架。有效市場假定論把金融市場孤立看待,完全不考慮政治因素。這是一種曲解。像 我已經多次提到過的,在市場的無形之手背後,有一個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場運作的規則和條件。我的理念結構關係到政治經濟學,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 恆有效規律主宰的市場經濟學。我把金融市場看成是歷史的一個分支。

  二戰後重建的國際金融體系並沒有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其傾側與不平衡是有意設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組建的,其中富國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權並且控制其理事會。這使處於該體系邊緣的國家比位於體系中心的國家處於劣勢。

  該體系從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國控制。在佈雷頓(Bretton Woods)會議上,儘管英國凱恩斯勛爵(Lord Keynes)提出了該體系的建議,但是是由美國代表團團長哈里.懷特 (Harry White)具體操作的。從那時起,我們從幾乎全面監管的體系變成了幾乎完全無監管的體系;這些變化由美國主導,而且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仍在繼續引導這個體系。

  儘管由華盛頓共識制定的法規條例理應對所有國家平等適用,但美國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發行者,卻比別人「更平等」。實際上國際金融體系是一個兩個等級層 次 (two-tier)的架構:能用自己的貨幣借貸的國家是該體系的中心,而借貸要由硬通貨之一來決定的國家是這個體系的外圍。如果某個國家遇到困難,可以 得到援助,但條件很苛刻,這對核心國家和外圍國家都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脅,那麼該體系的維存則成為第一位的優先考慮。

  這種情況在 1982年的國際銀行業危機中第一次發生。如果債務國被允許拖欠付款,銀行體系將崩潰。因此國際金融權威機構聯手,採用了我當時稱為的「合作出借體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 」。借貸國不得不滾動延續貸款(roll overloans),使債務國能得到足夠借款支撐債務。最終結果是,債務國被推進嚴重衰退,拉丁美洲的發展因此被推遲十年,而銀行體系得以贏利而擺脫困境。當銀行建立了足夠的儲蓄時,這些貸款則被重新組合為所謂的佈雷迪債券(Brady bonds),其餘的損失由銀行銷賬。

  1997年類似情況再度發生,但那時銀行已經學會審查貸款,不至被迫採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絕大部分損失不得不由債務國承擔。這樣就建立了一個模式: 債務國受制於嚴厲的市場戒律,但如果體系本身受到威脅,規則通常暫停執行。其整體失敗將使該體系陷入危險的數家銀行得到保釋。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與此不同,因為它起源於核心國,而外圍國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後才被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面對的是一個 新的任務–保護因核心國風暴而受影響的周邊國。該組織沒有足夠的資金,但其成員國很快聯合行動募集了一萬億美元。儘管如此,應對局面還有一定的困難,因為 IMF的設立是為了應對政府部門的問題,而這時信貸的短缺主要影響的是私營領域。但總的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承擔這一新的任務上做的相當出色。

  國際金融權威機構應對這次危機的做法,總體上與過去一樣:救助將要垮台的金融機構,實行貨幣及財政刺激措施。但這次危機要大得多,用同樣的辦法起初沒 有奏效。對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敗,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金融市場實際上停止運轉,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維持器。這意味著政府被迫實際上是在擔保,不 能讓其他可能危及這個體系的機構再垮台。正是此時危機延伸到了周邊國,因為這些國家無法提供同樣有信譽的保證。這次東歐國家受創最重。處於核心地位的國 家,用他們中央銀行的資金平衡表給這個體系注入資本,為商業銀行的債務進行擔保,而且政府為刺激經濟,赤字財政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這些措施已見成效,全球經濟似乎在穩定下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全球金融體系已再次免於崩潰,我們在逐漸回到一切照舊的狀態。這是對目前形勢的嚴重誤解,已經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讓我來解釋為什麼。

  80年代以來形成的金融市場全球化,是一個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發起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運動。允許金融資本在世界範圍內自由移動,難以對其徵稅或監管,使金 融資本處於一種優越的地位。各國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國際資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國人民的願望,因為金融資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動。這樣,全球化作為市場原教旨 主義的項目,進行得非常成功,使各個國家均難以抵禦。但是由此產生的全球金融體系從根本上不穩固,因為它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設基礎上,即金融市場可以安 全地依賴自身的機制來調節。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為什麼不可能再拼湊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場需要全球性的監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規都是基於國家主權的原則。也有一些國際協議,其中最著名的是設立了最低資本要求的巴塞爾協議 (Basel Accord),市場監管部門之間也有較好的合作。但是監管權威的來源總是歸於主權國家。這意味著,重新啟動一個停止了的機制與事無補,需要創造一個過去 未曾存在過的監管機制。目前的情形是,每個國家的金融體系是由各個國家自己來維護和支持的。政府主要關注的是本國經濟。這會助長「金融保護主義 」的傾向,有可能擾亂甚至摧毀全球金融市場。英國的監管部門永遠不會再依靠冰島政府的政策;東歐國家也會對完全依賴外國銀行而三思。

  我想要說明的是,監管條例的涵蓋範圍必須是國際性的。不這樣的話,金融市場無法維持全球化,會被獨斷性的監管毀掉。生意會流向監管氣候最溫和的國家,這會將其他國家置於其無法承擔的風險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為它迫使所有國家取消監管,但要反過來做則很難 –讓所有國家接受統一監管條例將非常困難。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利益,這促使他們會採取不同的解決辦法。

  這一點在歐洲可以看到。如果歐洲國家之間都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怎麼能讓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機期間,歐洲未能達成在全洲範圍對其金融體系進行擔保 的協議,因而每個國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況下的歐元是一個不完整的貨幣:它有一個共同的央行,但沒有一個共同的財政部,而對銀行擔保和對其注入資本是財政 部的職能。這次危機提供了修補這一缺陷的機會,但是德國充當了阻力。

  德國曾是促進歐洲一體化的主要推動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價要將德國統一的時候。當今的德國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國家不一樣,擔心的是通貨膨脹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為歐洲其他國家掏腰包。沒有了推動力,歐洲的一體化已逐漸陷於停滯。

  幸歐洲有社會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況好的時候這一保障制度被指責減緩了歐洲的經濟增長,經濟不好時它起了作用,使歐洲大陸的衰退沒有預期的那麼嚴重。 現在隨著對經濟崩潰的恐懼減退,歐洲共同體正表現出政治意願復甦的跡象。歐洲中央銀行實際上是救助了愛爾蘭的銀行系統,而愛爾蘭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條約。 所以也許我對歐洲的看法過於悲觀了。

  金融危機對不同國家所將產生不同的長遠影響這一事實,可能會成為一個問題。在短期中所有的國家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但是從長遠看,有贏家有輸家。雖然情 況發展的具體過程變數範圍仍很大,但地位相對變化的預測則肯定性較大。直截了當地說,美國將輸得最多,中國則傾向於以最大的贏家姿態出現。這一轉變的程度 已經超過多數人的預期。其他國家的相對地位也會有相當大的變化,但從全球角度來看,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變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戰以來美國一直是國際金融體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國際貨幣,美國因此獲利甚多,但近來開始濫用其特權。美國從 80年代起建立的現行賬戶赤字日益增長,這種情況本可以無止境的延續,因為亞洲小老虎們,開始以日本為首,後來是中國,願意支持這種赤字以加強自己的美元 儲備。但是美國的家庭欠債過多使這一過程終止。房地產泡沫破滅後,美國的家庭發現自己承擔了過多的風險。銀行體系遭受極大損失,必須贏利才能擺脫困境。商 用物業和槓桿式貸款收購(leveraged buyouts)流血的時候還在後面。這些因素會繼續增加美國經濟的負擔,美國的消費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經濟的發動機。

  而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有可能取代這個位置。中國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絕於金融危機之外。

  對西方總的來說,尤其是美國,危機是內在因素引發的,導致了金融體系的崩潰。對中國來說,金融危機是來自外部的震動,影響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經濟制度並未受創傷。

  中國已找到一種極有效的方法,能釋放和激發其人民渴望和獲取財富的創造性,能動力和創業精神,人民被允許可以去謀求自身的利益。同時國家可以通過支持低估的貨幣和累積貿易差額,提取其勞力剩餘價值中相當可觀的一部分。因此中國很可能成為一個大贏家。

  中國實行的不是民主制度,領導者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領導地位,必須避免社會動亂。所以要盡一切所能保持 8%的經濟發展速度,並為不斷增長的勞動力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貿易差額使中國很強有力。中國可以通過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刺激國內經濟,而且可以通過對其貿易 夥伴投資和提供信貸增加出口。事實上中國就是這樣做的,用買美國政府的鈔票資助對美國的出口。鑑於現在美國消費者不得不減少消費,中國可以發展和其他國家 的關係。這樣在美國步履維艱地跛行時,中國會成為世界經濟積極的推動力。

  當然中國的經濟規模比美國小得多,發動機小了,世界經濟前行的速度也會慢一些。但在這一侷限之內,中美之間的地位正在發生結構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隨 著積極能動的脈搏重新調整自己的位置。中國已經成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亞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這種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轉的 –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但在目前,這是全球政治經濟中最可預見的也是最重要的趨勢。中國正在帶動像巴西這樣的貿易夥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亞洲國家。印度以國內增長為基礎,發展 的也不錯。

  中國經濟政策的成功不能被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事。在中國內陸的基礎設施的投資也許產生不了能自給維持經濟增長的效益。在中國的體制下,新投資的回報一般 很慢,因為投資的決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業因素決定的。前兩次,銀行信貸的寬鬆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貸款。這次可能會不同,因為權力在從地方轉向中央, 地方銀行的官員不再受省的領導管轄;但儘管如此也不能保證一定成功。再有,中國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國出了問題,全球的經濟就失去了發動 機。因此可以確信中國會有相對的成功,但不能確保絕對成功。

  我們所處的歷史時刻,在某種程度上與二次大戰結束時相似。那時主流體系已經崩潰,一個全新體系有待重建。在佈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會議上,戰勝國承擔起了這個任務。在凱恩斯勛爵理念的激勵下,他們創立了一個能包容全世界的體系,儘管作為同盟國之首,美國將凱恩斯的方案做 了有利自身的修正。目前主導的,我們稱其為國際資本主義的多邊體制,還沒有徹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創;它內在弊病已經暴露,而且受到一個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 戰 –中國的崛起展現了一個與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根本不同的經濟組織形式。我們可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以區別於在華盛頓共識旗號下的「國際資本主義」。我 們正處於一個時代的終點,但人們還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

  兩種經濟組織形式 –國家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在互相競爭。兩者都缺乏吸引力。華盛頓共識已經失敗。目前形式的國際資本主義已被證明自身固有的不穩定性,因為缺乏足夠的監管。而且它極不公正,相對窮人窮國而言這個體制偏袒富人富國。

  與此同時,建立在國家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國際體系,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已開始初露鋒芒,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殖民國家已經認識到 自己過去的錯誤併力圖糾正時,中國在與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打交道時,又在重複這些殖民國家的錯誤。為了能接近這些自然資源,中國在與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打交 道,而忽略了那裡的老百姓。這有助於壓迫性和腐敗的政體維持政權。這樣的結果不好,但中國不是唯一對此有責任的國家。中國一家公司想買美國石油公司優尼科 (Unocal)時遭到拒絕。更近的,力拓礦業集團 (Rio Tinto)反悔了將一部分股份賣給一家中國公司的交易。這促使中國與國際金融機構迴避的一些國家進行交易,如緬甸、蘇丹、津巴布韋、剛果和安哥拉等。幾 內亞是最近的一個例子。這種情況正在成為相當多摩擦的來源,對中國的根本利益並無好處,對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國視自己為受害者而不願意參加「採掘業透明 度倡議」 (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這已成為該倡議能繼續成功的最大障礙。

  在現行主流的多邊制力圖自身重建的同時,中國會在雙邊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當然中國也是這個多國體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其中的地位與它目前的國力不 相稱;因此它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參與是比較消極的,其積極發展主要是通過雙邊渠道進行。例如,中國會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會推動特別提款權的使用。但中國 不太會允許人民幣自由兌換,因為這樣會摧毀現有機制,即允許國家通過低估的貨幣從中國廉價的勞動力中受益。中國會繼續實行資本控制,但會與像巴西這樣的國 家建立以人民幣為主的雙邊結算賬戶。這樣會削弱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

  綜上所述,世界面臨著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組織形式中進行選擇。這兩種組織可以稱之為國際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前者,以美國為代表,已經垮掉;後者,以中國為代表,正在興起。自然發展途徑 (the path of leastresistance)導致了國際金融體系逐漸瓦解,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而雙邊關係體制又容易造成國家之間的衝突。所以需要創造一個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則基礎上的新的多邊體制,它能符合美國和中國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個世界的最大利益。

  儘管在監管制度改革上的國際合作,幾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實現,但是有可能通過整體重新安排,調整金融秩序的全盤交易來商定。20國集團作為國際合作的主要論壇,和在匹茲堡會議上採納的同行評審程序 (peer reviewprocess)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步驟。但是 20國集團必須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章程的範圍內運作,因為修改章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一個新的佈雷頓森林會議可以一舉完成很多任務。它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新構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國家之間的排序,並且修改現行運作方法。會議也可以 決定怎樣對待規模太大而不能讓其失敗的金融機構,以及考慮控制資本游動的新規則。金融資本在國際範圍完全自由地游動,已被證明是不穩定因素的一個來源,需 要約束控制。

  將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已造成了危險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擁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無其他貨幣可取而代之。現在總的趨勢是各種貨幣正在向黃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資產遷移。這樣是有害的,因為它將這些資產鎖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並且會煽起對通貨膨脹的恐懼。

  美國不應該排斥更廣泛地使用特別提款權(SDR)。這可以使國際社會敦促中國放棄將其貨幣與美元掛鉤也是減少國際不平衡最好的辦法。鑑於特別提款權是由數個國家的貨幣決定的,沒有哪一個貨幣享有不公平的優惠特權。

  特別提款權中包括的貨幣範圍也必須擴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貨幣(包括人民幣),也許是不能完全自由兌換的。這樣,美元仍可能重新將自己樹立為更可取的儲備貨幣,其前提是美元是被慎重監管的。

  特別提款權很大的優越性之一,是它允許國際性的創造貨幣。特別像現在這樣的時刻這種做法尤其有用,貨幣將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針對目前的情況這將是一個大的改進。這種機制允許不需要額外儲備的富國,將他們現成的份額轉讓給需要儲備的國家,這在小範圍上已經開始實行了。

  如果我們想在解決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擴散等問題上也有進展的話,那麼對當前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調整,也許必須超越金融體系的範疇。可能需要聯合國,特別是安理會成員國的參與。

  這一程序需要美國啟動,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應以平等的地位參與。他們是佈雷頓機構中不積極的成員,因為主宰這些機構的國家已不能主宰。新興國家應該參與新秩序的創造,以確保他們是這一新秩序的積極支持者。

  美國為什麼應該動議改革自己曾經是主要受益者的體系?因為這一體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維持,美國如不帶頭對其進行改造,損失可能會更大。美國在布什執 政期間已經失去了很多勢力和影響。如果沒有具有遠見的領導,美國的相對地位很可能繼續下滑。美國仍然可以對世界起領導作用。它不再能像布什政府企圖的那樣 將其意志強加於人,但它可以領導一種共同的努力,不僅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這將以一種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樹立美國的領導作用。

  既然中國會以贏家的身份從目前的混亂中脫穎而出,那中國為什麼應該接受一個新的多邊體制呢?答案同樣簡單。為了繼續崛起,中國必須要讓世界其他國家接 受它。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向更加開放的社會方向前進,將個人自由的擴大與法治相結合。鑑於目前軍事力量之間的關係,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中中國才能繼續崛起, 世界各國也才樂於接受中國的崛起。

  為了能有一個和平的世界,美國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適當的位置更為重要。一個已經失去了政治和經濟主宰的衰落的超級大國,仍擁有軍事上的絕對優勢,是一種危險的混合。

  如我已經指出的,美國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機使不喜歡面對嚴峻現實的美國人備受痛苦。奧巴馬總統採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稱衰退已得到控制。 如果發生再次衰退,美國人會更容易受各種散佈恐懼心理和蠱惑人心的煽動。如果奧巴馬總統失敗,下一屆政府會強烈地試圖製造事端,轉移人們對國內問題的注 意,這對世界將是非常危險的。

  奧巴馬總統的思路正確,但他需要看得更遠。他相信國際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和切尼那樣信奉強權就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問題需要考慮,重建國際金融 體制在他的日程上位置不高。他的一些經濟顧們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場假設論是正確的,除了一百年可能有一次不靈。倖存下來的金融機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競 爭力,必將抵制會限制他們權力的系統性全面調整。目前缺乏的是一種普遍的認識,即體制已經崩潰,需要重建。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這些講座中闡明的有關金融市 場的理論應該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如此重要。

  中國領導人需要比奧巴馬總統更有遠見卓識。他們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開放的社會邁進,他們必須放棄一些已有的特權。現在中國人還願意將個人的自由 服從於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但可能不會永遠這樣。腐敗是一個大問題,中國需要法治,這樣公民可以批評政府,防止其濫用權力。

  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國也需要成為一個更開放的社會。世界其他國家決不會讓個人的自由服從於中國的繁榮。隨著中國越來越成為世界的領導,它必須 學會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國家的看法和意見。但是所有這些變化發生得太快,中國領導人還來不及調整自己。中國太習慣於認為自己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而看不到 自己正在開始進入帝國主義的位置。這也正是為什麼它與非洲國家和自己的少數民族打交道有這麼多的麻煩和困難。希望中國的領導能夠承擔起歷史的重任。毫不誇 張地說,世界的未來要看他們怎麼做。 

索羅斯 索羅 思想 精華 中歐 大學 系列 演講 歲寒 松柏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6894

投資大師索羅斯要退休

http://www.xincaijing.com/html/fengmian/cjrw/97118.html

  1930年,一個叫做地球的地方人口數量增長到20億,這其中有一些是在第一次大戰中倖存下來的,也有一些即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離去。而20億人中的絕大部分窮困潦倒、顛沛流離。個人的命運就這樣淹沒在滾滾的歷史洪流中。

    有一些人的經歷可以把人們拉回到對上個世紀的回憶中,我們不得不感慨,在過去不到100年的光陰裡,地球的財富增長了數以億倍。

    那個把我們記憶拉回到上個世紀的、叫做索羅斯的、現今經濟領域最有爭議的人物在這一年出生了。

    我生來一貧如洗,但絕不能死時仍舊貧困潦倒——掛在索羅斯辦公室牆壁上的話

    1930年,喬治·索羅斯出生在匈牙利的布達佩斯,一個中上等的猶太人家庭。對索羅斯一生影響巨大的父親有著體面的工作,他是一名律師,他教育索羅斯要自尊自重、堅強自信。

    索羅斯在少年時代就顯出自己的與眾不同,他個性堅強、突出,在運動方面比較擅長,尤其是游泳、航海和網球。索羅斯的童年是在父母悉心關愛下度過的,非常幸福。

    但是當歷史行進到1944年的時候,索羅斯的命運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944年,納粹德國佔領了布達佩斯。當地50萬猶太居民,大約有三分之一死於大屠殺。而14歲的索羅斯則隨著全家開始了逃亡生涯。那是一個極度痛苦和危 險的時期,全家憑著父親的精明和堅強,靠假身份證和較多的庇護所得以躲過那場劫難。索羅斯從這段磨難中總結出兩條生存的技巧,也直接影響到了他此後的金融 生涯:第一是不要害怕冒險,第二是冒險時不要押上全部家當。

    1947年秋天,17歲的索羅斯隻身離開匈牙利,幾經漂泊之後,來到倫敦。他一文不名,只能靠打零工維繫生活。索羅斯天才的一面在這個時候發揮了作用。無法忍受底層社會生活的索羅斯決定通過求學來改變自己的境況,1949年,他進入倫敦經濟學院學習。

    1949年,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地球百廢待興,在此後很長的時間裡有一個重要的主題——發展經濟。不得不承認,索羅斯生而正逢時、學而正當用,正是全球經濟的發展、探索甚至說困境,給了索羅斯在世界金融領域裡翻云覆雨的機會。

    不過,索羅斯自己並不這麼認為。他認為他並沒有在經濟學院得到什麼有用的經濟知識,相反,從某種角度來說,他覺得自己的成功恰恰是現代金融理論的失敗。

    在此後長達60多年的金融從業生涯中,出人意料的是,他倒是非常推崇他在經濟學院學到的哲學知識,尤其是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的理念,他認為這為自己建立金融市場運作的新理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53年,放棄做哲學家夢想的索羅斯給城裡的各家投資銀行發了一封自薦信,機會降臨,辛哥爾與弗雷德蘭德提供了一個培訓生的工作,他的金融生涯也就此揭開了序幕。

    在混亂的狀況中生存是我最擅長的——索羅斯的名言

    媒體後來形容索羅斯在倫敦投行「表現平平」,於是金融天才又一次調整了人生的軌跡。他帶著自己的全部積蓄5000美元去了「二戰後進一步鞏固地位的世界金融中心」紐約,開始了他備受爭議又天才般的投資生涯,並且積累了大量財富。

    26歲闖蕩紐約的索羅斯,唸唸不忘哲學夢想,一心想著要在華爾街賺到足夠多的錢來支持他成為一個作家和哲學家。他計劃在華爾街工作5年,一旦存到50萬美元便回英國繼續哲學研究。但就像我們所知的那樣,索羅斯和華爾街的緣分顯然不止5年。

    1972年的銀行業信譽糟糕、管理落後,投資者很少選擇銀行股票。索羅斯開始印證後來金融界廣為流傳的一句話「盛世巴菲特、亂世索羅斯」。投資天才索羅斯 深入研究,發現從高等學府畢業的專業人才正在成為新一代的銀行家,他們正著手實行一系列改革,銀行贏利在逐步上升,索羅斯認為此時銀行的股票價值被市場大 大低估,於是索羅斯果敢買入銀行股票。一段時間以後,銀行股票開始大幅上漲,索羅斯獲得50%的利潤。不過,後來索羅斯的戰績證明,對他來說這只是小試牛 刀。

    1973年,著名的索羅斯和著名的羅傑斯創建基金管理公司。他是當之無愧的股市天才、金融大師!「量子基金」從建立至今,創下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業績,以平 均每年20%的綜合成長率令華爾街同行望塵莫及。他們訂閱30種商業刊物,收集1500多家美國和外國公司的金融財務記錄,尋找著每一個機會、每一個空 隙。

    亂世的機會來了。1973年敘以戰爭爆發,索羅斯從這場戰爭聯想到美國將重新裝備軍隊。索羅斯的基金開始投資聯合飛機公司、格拉曼公司等握有大量國防部訂貨合同的公司,這些投資為索羅斯基金帶來了巨額利潤。

    除了低進高出的一般投資招數,索羅斯還特別善於賣空。經典案例就是索羅斯與雅芳化妝品公司的交易。為了達到賣空的目的,索羅斯以市價每股120美元借了雅 芳化妝品公司1萬股股份,一段時間後,該股票開始狂跌。兩年以後,索羅斯以每股20美元的價格買回了雅芳化妝品公司1萬股股份。從這筆交易中,索羅斯以每 股100美元的利潤為基金賺了100萬美元,幾乎是5倍於投資贏利。

此後,索羅斯大師的戰略投資從企業層面一躍而入國家層面,並且賺得盆滿缽盈。

    有人會走到臨界點,卻永遠不會越過去,有人走到臨界點,偶爾會越過界。——《羊皮卷》

    索羅斯擅長對國際政治、金融政策、通貨膨脹的變化、利率和貨幣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從中挖掘投資的機會。在此後的40年時間裡,索羅斯在風雲變幻的金融市場,不但不斷挑戰著傳統的投資理念,也不斷挑戰著各國的經濟秩序,把「亂世索羅斯」這一名號推向了極致。

    首先是對美國。1981年1月,里根就任總統。索羅斯通過對里根新政策的分析,確信美國經濟將會開始一個新「盛—衰」序列。索羅斯出牌了。正如索羅斯預 測,美國經濟開始走向繁榮。「盛—衰」序列的繁榮期出現。1982年夏天,股票不斷上漲,索羅斯的量子基金獲得巨額回報,量子基金淨資產從1.933億美 元猛增至3.028億美元。

    隨著美國經濟的發展,索羅斯確信美國正在走向蕭條,一場經濟風暴將會危及美國經濟,「盛—衰」序列的衰即將出現。他認為,美元即將貶值、德國馬克和日元即將升值,他決定做一次大手筆。

   從1985年9月開始,索羅斯開始做多馬克和日元。沒過多久,美元貶值。索羅斯在這場大手筆的金融行動中前後賺了大約1.5億美元。這使得量子基金在華爾街名聲大噪。

    然後是英國。在1992年9月16日的黑色星期三,索羅斯以放空100億以上的英鎊而聲名大躁,並利用英格蘭銀行頑固堅守英鎊匯率和一個可與其他歐洲匯率 機制參加國相當的利率水平而獲利10億美元。也因此他被封為「讓英格蘭銀行破產的男人」。這一石破天驚之舉,使得慣於隱於幕後的他突然聚焦於世界公眾面 前,成為世界聞名的投資大師。

    1994年,他又對墨西哥比索發起攻擊,使墨西哥外匯儲備在短時間內告罄,不得不放棄與美元掛鉤,實行自由浮動,造成墨西哥比索和國內股市的崩潰,而索羅斯在此次危機中收入不菲。

    1997年,索羅斯及其他套利基金經理開始大量拋售泰銖,泰國匯市立刻波濤洶湧、動盪不寧。泰銖一路下滑,索羅斯颶風很快就掃蕩到了印度尼西亞、菲律賓、 緬甸、馬來西亞等國家。貨幣紛紛大幅貶值,導致工廠倒閉、銀行破產、物價上漲等一片慘不忍睹的景象。亞洲金融風暴來了。

    一向快人快語的馬來西亞時任首相馬哈蒂爾咬牙切齒地罵道,那個該死的喬治·索羅斯使得馬來西亞40年來的經濟成果已毀於一旦。

    這場掃蕩東南亞的索羅斯颶風一舉刮去了百億美元之巨的財富,使這些國家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化為灰燼。所有的亞洲人都記住了這個恐怖的日子,記住了這個可怕的 人,人們開始叫他「金融大鱷」,在一些亞洲人的心目中,索羅斯甚至是一個十惡不赦、道德敗壞的傢伙!而《華爾街日報》則稱他為「全球金融界的壞孩子」。

    作為一個市場參與者,我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一個公民,我關心人類和平、思想自由和社會正義。——索羅斯自我總結

    索羅斯說:「我是一個複雜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區,我以迫使英格蘭銀行屈服和使馬來西亞人破產而出名,即作為投機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區,我被視作『開放社會』的捍衛者。」

    的確,他是一個複雜的人,讓人無法猜透,與索羅斯在金融市場的無情殺伐相比,他又是一個慈善家、哲學家,他曾獲得的代頓和平獎。媒體報導,僅在2000 年,索羅斯旗下的援助波黑基金會就為波黑的教育、衛生、社會發展等領域投入了近5億美元的資金,還把2萬5千美元獎金捐獻給波黑的重建事業。他還將自己的 錢,建立了一個基金會,專門用於貧困學生的上學問題等。

    媒體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這就是索羅斯,人們永遠無法預料到他的下一步又會是什麼,是高揚和平旗幟的天使,還是又一次讓世界震驚、民眾遭殃的大地震的魔鬼。

    而索羅斯自己對此的解釋是「這要區分兩個方面」:在金融運作方面,說不上有道德還是無道德,這只是一種操作。金融市場是不屬於道德範疇的,在這裡道德根本 不存在,因為它有自己的遊戲規則。我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我會按照已定的規則來玩這個遊戲,我不會違反這些規則,所以我不覺得內疚或需要負責任。對於亞洲 金融風暴,即使我不炒作,它照樣會發生。我並不覺得炒外幣、投機有什麼不道德。另一方面,我很遵守運作規則。作為一個有道德和關心它們的人,我希望確保這 些規則是有利於建立一個良好社會的,所以我主張改變某些規則。即使改進和改良影響到我自己的利益,我也會支持它,因為需要改良的這個規則也許正是事件發生 的原因。

    福布斯富豪榜最新排名顯示,索羅斯身家目前為145億美元,排名全球第46位。據悉,退休後的索羅斯將把更多精力用於慈善事業。

    不過你真的相信,對於這位已經習慣在金融市場上狙擊廝殺、大肆獲利的對沖基金經理來說,字典裡會有「退休」二字嗎?

    索羅斯宣佈退隱江湖的信中說到,為了應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一項基金監管新政,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將不得不作出相應調整,未來將返還外部股東 的投資,而基金公司將只專注於家族投資和慈善事業。信中提到,「假如投資機構只是作為一個家族組織來進行運作,它就無需遵守這方面的規定」。

    不知道為什麼,讀到索羅斯的這封信,我最先想到的是《羊皮卷》裡的一段話,大意為:在長期的法律鬥爭中,猶太人總結出來的是,再完善的法律裡也有不可克服的漏洞,悉心研究這些法律,鑽透這個漏洞,就有無盡的黃金流出來。

    不再為別人「打工」,但索羅斯可沒說自己不在金融江湖中混了,也不意味著曾經成功狙擊英鎊、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興風作浪的他從此放下「屠刀」。傳媒界在紛紛 猜測:刻意迴避監管規則的索羅斯,借此除去了外部投資者的羈絆,正等待著下一個大展身手的時刻。對於一個曾經創造過奇蹟的人來說,這樣的可能永遠存在。

投資 大師 索羅斯 索羅 退休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7818

我看到「赤裸裸」的索羅斯

2012-01-23  TCW




你以前在中國吃了那麼多苦,你不 願意選擇在美國這個自由的地方發展自己?」

「正因為我吃了那麼多苦,我更想選擇回中國去做事。我今年三十歲,如果從現在起,我所做的事能為自己國家的老百姓帶來一點點好處,我會覺得很幸福。」

「今天的中國有你做事的機會嗎?」

「中國已經開始在變了。歷史在選擇我們每一個人。關鍵是我們能否抓住機會。」

索羅斯就這樣簡單的問,我就這樣如實的答。這一問一答會對我今後的人生發生什麼樣的影響,我當時想都沒有想。但是,對索羅斯而言,這段對話讓他說出了以下 決定:「梁,我為你的選擇感到高興。你想做的事,我都會支援。我也感覺到中國將要發生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將會影響全世界,就是說,會影響人類歷史的發 展。我很盼望參與這個變化的過程。我希望你擔任我的中國顧問。」

我看見索羅斯一絲不掛

我回到美國後,第二天上午就去索羅斯家向他彙報。索羅斯正好在洗澡,他迫不及待的把我喊進浴室,請我坐在椅子上,自己裸身泡在浴池裡,一點也不介意,認真 聽我的彙報。我剛說完,他從浴池裡走出來,渾身是水,一絲不掛,說:「給我電話。」我遞過電話,幫他披上浴袍。他給自己的律師打電話,讓他馬上過來開會, 然後對我說:「你要盡快完成註冊手續,開好銀行帳號。從今天起,你用蘇珊的書房做基金會臨時辦公室,你現在可以去工作了。」

我說:「我的時差還沒有倒過來呢。」

索羅斯笑著說:「沒關係。睏了就在客房睡覺。」

我們的工作馬上開始了。律師過來後,索羅斯把他帶到蘇珊的書房,讓我把在中國成立基金會的方案和中方對此事的決定,轉述給律師聽,並請他從法律的角度提出 問題。律師很熟悉註冊非營利組織的法律程式,他說只要做好必要的文件準備,馬上就能獲得批准。當然,他要知道,我們怎麼給基金會取名。索羅斯望著我,等待 我的想法。我沉思了很久,沒有想出來。

律師自己想了一個名字。「開放社會基金會——中國分會,」他解釋說,「開放社會基金會是總會,匈牙利、中國,將來可能在不同的國家成立的基金會都是分 會。」我聽了搖搖頭,索羅斯咬著大拇指也搖搖頭。

「我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將來會是一個全球性的慈善機構,這點是很清楚的,」索羅斯停頓一下,緩慢的說道,「我希望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將要建立的那些基金 會,都應該為當地人服務,由當地人管理,根據當地社會的實際情況去生存和發展。」

索羅斯的話啟發我的思路,我自言自語:「中國現在的實際情況就是改革開放,」突然,我有了靈感,大聲說道,「就叫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吧。」

律師質疑:「名字是不是太長?」

「長就長點,」索羅斯聽了這個名字很高興,說,「新鮮、別致,就用它。」

我見識到索羅斯的冷酷

從索羅斯的豪宅走到海邊僅需兩分鐘。索羅斯和我常常就穿著游泳褲,直接從後門走到沙灘上去。

夏天快過了一半。有一個週末,我去索羅斯的海邊別墅玩,中午吃過飯,正想去練球,索羅斯跟我說,以後不要到鄰居的球場打球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鄰居自殺 了。

「怎麼會自殺?」我很驚訝的問道,「上個週末我還看見他好好的。」

索羅斯說:「他兒子投資失敗負了很大一筆債。他把所有積蓄都給兒子去還債,沒想到兒子拿了錢又去投資,結果又失敗,債上加債,無路可走。」

我說:「那也不至於去死呀?」

索羅斯繼續解釋:「他死的前一天晚上找我談話。我當時就預感到他想自殺。他說整個事情都是自己害了兒子,現在無路可走,已經把自己全部的財產,包括地產、 車子、蒐藏的骨董統統賣了給兒子還債。」

我歎了一口氣,還是想不明白,說:「那他也不應該去死。」

索羅斯冷冷的說:「他應該自己了斷。」

「什麼?他臨死前找你談話,這意味著他信任你。你這麼有錢,怎麼可以見死不救呢?」我實在不能理解索羅斯怎麼可以這樣想,「你太殘忍了!」我脫口而出。

「這不是救與不救的問題,」索羅斯的情緒沒有被我的話所影響,他語氣平靜的說,「一個人做錯了事,是應該自己去承擔的。」

我大聲嚷道:「那是一條命啊!哲王。」

「是他自己的命,由他自己掌握。」索羅斯以這句話結束了談話。索羅斯並沒有告訴我,除了債務一事,他和準備自殺的鄰居還談了什麼。我對索羅斯面對一位即將 死亡者的冷漠感到震驚和難受。

我幫助索羅斯躲過謀殺

一九九七年,由泰國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讓索羅斯成為眾矢之的,並被扣上「金融大鱷」的帽子。某些亞洲國家的政治領袖對索羅斯咬牙切齒、恨之入骨、憤怒聲 討,鞭打「金融大鱷」最厲害的人,當屬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

金融危機發生時,馬元兌美元兩個月之內重貶二○%,股市崩盤,銀行癱瘓,幾十億美元頃刻化為烏有。用馬哈迪的話來說,該國四十年的經濟發展毀於旦夕了。所 以,他指控索羅斯為亞洲金融危機始作俑者,因為就是這個「金融大鱷」打壓匯價,帶頭放空,導致資金紛紛外逃。

索羅斯對馬哈迪的攻擊一直保持沉默,但他私下表示這些指控都是極為荒謬的。他說,從他開始進入金融投資事業起,身為基金經理,他在為投資人追求最大利潤 時,是沒有道德標準的,他完全是遵守金融市場的法規條例進行各項投資活動。他認為,是東南亞各國貨幣政策的弊端,給他和其他投機客提供了獲利的機會。

一個週末的下午,索羅斯和我在海邊別墅的書房裡商量如何回覆兩封邀請信的事,一封是一家世界金融機構八月份在泰國舉辦的研討會,主題是有關亞洲金融危機, 組織者請索羅斯做專題講演;另一封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九月份在香港舉行聯合會議,索羅斯被大會邀請發表演說,主題也是與亞洲金融危機有關。

可是,就在準備去香港參加會議的前幾天,我從一個管道得到不好的消息:有殺手會去香港獵擊索羅斯。索羅斯聽我報告了這個消息,還是堅持要去。我左思右慮, 終於想好一招,並且向他強調:安全在於保密。這次去香港的行程必須保密,也就只有他知、我知、沒有第三者知道。他點頭認可。

其實,我想的一招,就是把這個消息公開出去,讓媒體去炒作。這樣做,必定會達到三個效果:一、殺手會緊張,甚至擔心行動已經洩密;二、香港當局會更加小心 防範,大會的安全措施也會因此升級;三、老百姓會急切關注此事,民心不會倒向想謀害索羅斯的那些人一邊。

就在風聲鶴唳的輿論聲中,索羅斯和馬哈迪終於在國際會議上公開攤牌,面對面的幹了起來。九月二十日,馬哈迪上臺說,「有些人必須靠剝奪他人、使別人窮,來 積攢財富。」他指的是誰,在場的每一位嘉賓都很明白。他還呼籲,貨幣交易毫無道德可言,應該視為非法行為,並且堅決取消掉。

九月二十一日,索羅斯上臺發言,他指出,馬哈迪希望消除資金流動行為,但君不知,凡是抑制資金自由流動的行為,其後果將會使投資窒息,嚴重的傷害經濟的發 展。他說:「干預資本的可兌換性將招致災難。馬哈迪博士才是馬來西亞金融危機的禍源,」索羅斯進一步把話挑明,「他拿我當替罪羊,好掩飾他自己的失敗。他 只有嫁禍於我,才能對馬來西亞國民有所交代,其實,他本人和他的觀念都已經受到了馬來西亞獨立媒體的批判。」

世人通過衛星轉播的現場表演,看到索羅斯和馬哈迪爭鋒相對,脣槍舌劍的場面。(本文摘錄自一、十、三十三章)

 

 


看到 赤裸裸 赤裸 索羅斯 索羅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0835

[轉載]喬治·索羅斯的「盛衰序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5565470102e09g.html

 

——對金融業運作方式理解的理論

    一直都對喬治·索羅斯的理論不甚瞭解,直到最近閱讀了有關他的一些文章著作,才知道了一點點,其中的原因在於他的理論太過晦澀艱深,屬於「不可學」的那 種。不過,這一次他的「盛衰序列」的理論卻引起了我的興趣,因為這個理論將有助於我們理解金融市場運作的方式。而解說這個理論的人是羅伯特·斯萊特,他是 《喬治·索羅斯:世界最偉大投資者生活和時代》的作者。

    索羅斯曾經驚訝地發現,一個人所想的就是這個人要思考內容的一部分,因此缺乏對一個人的思考進行判斷的獨立的參考點。人們無法獲得這樣獨立的參考點,人們 不能跳出自己,絕對客觀地看待事物。鑑於此,索羅斯得出這樣的結論:基本上我們關於世界的所有看法都有缺陷,抑或是歪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由認知造成。因 此在現實世界中,人們對任何事情都不能完全理解,任何關於可以獲得充分信息的假設都是有缺陷的。在股票市場裡尤其如此。

    這與最為流行的理論——有效市場假說的觀點恰恰相反。有效市場假說認為,股價的變化是有自己內在邏輯的,不管這種邏輯是否有缺陷。市場是理性的,所有的股 票價格都已經充分反映了可以獲得的信息。按照這種觀點,市場價格應該都是正確的,而實際上市場價格總是「錯誤的」,因為它忽視了未來的發展可能帶來的影 響,因為它反映的不是對未來的理性看法,而是帶偏見的。

    根據索羅斯的理論,投資者對於股票的「偏見」,不過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能導致股價的上漲或下跌。這種偏見作為「自我強化的因素」發揮作用,而它又和 「潛在的趨勢」互相作用,影響投資者的預期。結果,價格運動可能導致管理層重新買回股票,或者選擇合併、併購或全部買回,而這又反過來影響了市場。這就是 說,投資者所支付的價格不是簡單地、被動地反映股票的價值,也是決定股票價值的積極成分。

    因為市場總是處於不斷變動中,充滿了不確定性,因此「盛衰序列」經常發生。所謂的盛衰序列是說,認知和現實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最終肯定會發生「事態失 控」,這種形勢就是金融市場上典型的盛衰序列。「盛衰序列的過程起初是自我強化的,但沒有可持續性,最終會逆轉。」市場總是錯的,盛衰序列一直都可能存 在。而賺錢的方法就在於從不穩定性中尋找獲利的途徑,尋找意想不到的發展。

    困難在於界定盛衰的過程。盛衰序列並不會經常發生,只有市場被跟風行為主導的時候,盛衰序列才能發生。跟風行為是指人們以自我強化的方式,在價格上漲的時 候買入,在價格下跌的時候賣出。不平衡的跟風行為是產生劇烈波動的市場崩潰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關鍵的問題是,什麼導致了跟風行為?索羅斯的答案 是:有缺陷的認知導致市場自食其果。換句話說,投資者將以自己陷入盲目的狂熱之中,或以羊群心理進行市場操作。這樣的市場總是反應過度,走向極端,這就造 成了盛衰更替。

    對於索羅斯而言,要想投資取得成功,關鍵就是要分辨出市場何時開始消耗自己的勢頭,在這點的時候,盛衰序列即將發生或已經在進行了。「不確定性越大,市場 趨勢對人的影響就越大;跟風投機的影響越大,形勢就變得越不確定。」摩根斯坦利投資策略師拜倫·韋恩以他簡單的語言解釋了索羅斯的理論,如果「事情進展很 順利的時候,就離糟糕不遠了」。「一個趨勢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變化的,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關鍵就是界定這個拐點。」聽起來好像在宣揚趨勢投資,其實這就是 市場運作的方式。

    盛衰序列的例子舉不勝舉。舉例來說,投資者突然間改變了他們對於一個行業的態度,大量買入股票,這就產生了自我強化的現象。因為買盤的驟然上升增加了這個 行業的財富,購入該股票群的公司通過更多的借款、股票銷售和基於股票的併購刺激了該行業的收益。這就是盛衰序列中的「盛」。而當市場飽和,不斷增加的競爭 損害了該行業的前景,股票的價值被嚴重高估,市場崩潰已不可避免,這時遊戲就結束了,這就是盛衰序列中的「衰」。市場就是如此運作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索羅斯的理論也並非百戰百勝,因為「盛衰序列」何時出現在大多數情況下難以找到。有時這個過程並不存在。或者存在了卻沒有及時發現,或 者覺得找到了,結果卻是找錯了。因此索羅斯承認,這不是一個成熟的理論。所以索羅斯表示,「市場走勢一點也不平衡,用以前的標準和方法來預測極為困難。投 資人必須謹慎投資。除非你可以準確預測未來發生的事件,不然最好還是無為而治,這起碼比一直虧錢要好。」

    賈森·茨威格認為成功的投資需要依賴「四個支柱」,其中之一就是對金融業運作方式的理解。盛衰序列理論的最大優點就在於能夠說明 世界,尤其是金融市場的運行方式。市場往往有一種行動過頭的傾向,根本不存在完美的市場。錯誤的認知引發了錯誤的股票價格,或嚴重高估或嚴重低估,辨認關 鍵性的誤解是重點,實際上許多著名的價值投資者早已做出了示範。


轉載 喬治 索羅斯 索羅 盛衰 序列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1139

索羅斯警告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2-10/100355208_all.html

 又見索羅斯。

  金融危機,是索羅斯的舞台,近些年來還是他的思想舞台。筆者之一初識索羅斯是在2009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伊斯坦布爾召開 年會,同時以閉門圓桌會議形式召集各界非政府精英人士聽取意見。筆者之一有機會初識聞名已久、當年已過了80歲生日的索羅斯。會間,他發表了對於國際金融 監管體系改革的尖銳意見。會間休息時抓緊時間匆匆交談,他說他不看好美國,但看好中國;他喜歡周小川關於SDR(特別提款權)的主張;還說中國已經很適應 國際的雙邊交往,還應在多邊交往上做更多努力⋯⋯

  此後,在華盛頓的IMF春季閉門圓桌會議,在北京大學由財新傳媒組織的對話活動中,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財新《新世紀》記者再與索羅斯相遇。每 年1月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達沃斯照例是冰天雪地。而從2008年始,索羅斯每年都在主會場之外的某家酒店舉辦一項「私人活動」:那是一個面向媒體的午餐 會,他以正式演講表達他對危機、金融、全球經濟的觀點,發佈他的新書,而且回答記者的提問。活動上不了達沃斯年會的官方議程,但不管如何寒冷不便,參會者 都是專赴達沃斯的大牌記者,餐廳總是座無虛席。

  至第五年,也就是2012年1月25日,這個活動成了世界經濟論壇組織方的官方媒體活動之一。午餐會形式照舊,但主持人變成了論壇主管媒體的董事總經理芒克。

  2008年,索羅斯在此發出超級泡沫終結論;2009年,他預言金融市場新範式;2010年,他提出加強政府監管甚至需要控制信貸(觀點詳見此處);2011年,他力主經濟學研究新思維並高調推出新的研究項目。至今年,他談歐債,並且發佈關於歐洲債務危機的評論文集《歐洲和美國金融動盪》。

  他提出,歐洲的復興需要三步走:第一,財政要緊縮;第二,經濟結構要調整;其三也是被忽視的:要有新的經濟刺激,而這需要歐元共同債。

  其間有記者提問:如果他是投資人該如何決策?81歲的索羅斯笑答,如果他還在管理自己的投資,在當前的不確定性下,一定會感到很難做決策。所以 他很高興現在是退休了,投資的事自己不用操心了。這是去年7月以來,索羅斯正式表示自己不再投資。去年夏天關於索羅斯的新聞這樣說:去年7月,索羅斯基金 退還外部投資者總計10億美元本金,不再為他人管理資金。他當時掌握的資金總計245億美元。有媒體分析,轉為完全的家庭基金後,索羅斯仍會活躍於投資 圈。因為自2000年起,索羅斯就主要只管理自己的資金,此次全數退還外部投資,是為了符合美國證監新規——管理外部資金需要美國證監會註冊——當然,從 此次他回答記者提問的情形看,此分析不確。

  國人熟知「金融大鱷」這個詞,始於索羅斯。他在1992年成功做空英鎊,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做空東南亞。2000年旗下量子基金因投資科技股受挫,第一次「退休」,向投資者退還絕大部分資金;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索羅斯再起,一舉獲利數十億美元。

  索羅斯也一直是個思考者。他出生在匈牙利,後來移民英國。大學時在倫敦經濟學院主修哲學。70年代初成立量子基金時,他曾打算「五年內賺5億美 元,支持自己當哲學家和作家的夢想」。不過量子基金一直幹到去年,年均複利收益率20%以上。索羅斯後來在回憶錄中表示,他已經知道自己做哲學家並不成 功,而哲學思維用於投資則可能很有成就。索羅斯是2011年9月福布斯世界富豪排名榜上的第46名,個人資產約值220億美元,與名列前茅的比爾·蓋茨 (590億美元)和巴菲特(390億美元)頗有差距。不過,索羅斯已將數十億美元用於他看重的公益事業,其中包括前年斥資5000萬美元成立的新經濟思維 研究所。他個人著述不少,從《金融煉金術》到《金融市場新範式》到《歐洲和美國金融動盪》,索羅斯一直在講述他對市場的理解:一個靠利用市場無效獲利的職 業投資者,一直在主張通過適當的規制迴避市場崩潰。無論對監管者還是投資者,索羅斯的話都值得一聽。

  索羅斯的午餐會後,我們約定了專訪。當天下午,在達沃斯主會場的一間小演播室,財新《新世紀》記者就歐債危機、亞洲教訓和中國角色系統提問,索羅斯逐一道出他的思考——

歐元會解體嗎?

「你不能復原一個攤雞蛋餅,一旦你把蛋黃和蛋清混在一起,就無法再將它們分開」

  財新《新世紀》:你在分析歐洲問題時提到過拉美和亞洲金融危機,但並沒有詳細對比過。在你眼中,歐債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有哪些共同點?

  索羅斯:我正在想這個問題。因為事實上,歐債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很相似,都是源於世界結構的弱點。現在這些 以歐元為貨幣單位計價的負債國家,與當時那些以美元為貨幣單位負債的亞洲國家情況相似,兩者都借用了一種外幣——這是我最近才意識到的。因為歐元是不受任 何一個國家控制的,他們不能控制歐元的發行。這就像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借用了一種外幣。

  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是IMF來監督、確保實施嚴格的財政紀律。在歐洲,德國正在做同樣的事。問題是,目前的狀況,財政緊縮適得其反,因為會使負債纍纍的國家陷入衰退,債務負擔反而會增加。這就是歐洲正在發生的事情,也是二者的相似之處。

  財新《新世紀》:當經濟危機襲來,人們總是認為有兩股不同的力量:一種是投資者的理性行為,另一種是投機者的賭博。歐債危機主要是受到哪種力量的影響呢?

  索羅斯:我認為主要是由於對金融市場如何運作不瞭解造成的。歐洲當局與市場互動很少,沒有豐富的經驗。盎格 魯-撒克遜國家的金融官員對市場的理解比歐洲大陸要好。所以我寫了一個很長的清單,上面列舉了歐洲當局在處理希臘危機方面所犯的錯誤。他們總是做得太少, 做得太遲,這使得危機惡化。我覺得這很有說服力。

  財新《新世紀》:對於歐洲要進行的整頓財政,你如何評價?

  索羅斯:經濟衰退時期的財政整頓會導致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德國並不想做別國的資助方,所以不可避免要進行財政整頓。但必須想方設法掙脫這個惡性循環。

  這不是哪個國家能單獨做到的。凱恩斯會認為,債權國應該刺激本國經濟以抵消債務國的衰退。現在最大的債權國是德國,但德國不得不平衡預算,無法 再刺激。於是,刺激的惟一來源是歐盟。這要得到所有成員國各自的和共同的承諾、支持和保證,需要某種形式的歐元共同債券,但德國總理默克爾反對。

  財新《新世紀》:這種困境之下,你認為歐元解體的可能性有多大?

  索羅斯:歐元不能解體。歐元解體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金融資產基於同一種貨幣交織在一起,如果這些資產被拆開,具有不同的價值,你就無法知道交易對手是否已經破產了,這會產生難以控制的錯配。

  現在歐元區內的金融體系正在逐步被「再國有化」:意大利商業銀行持有大部分意大利國債,德國銀行持有大量西班牙債券,等等。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經過長時間後,歐元解體就是可能的。

  財新《新世紀》:如果事態正向這個方向發展,是否應該考慮到歐元解體以後如何應對?

  索羅斯:好吧,我們正在向那個方向發展。當然,曾經也出現過貨幣聯盟解體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匈帝國解體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奧地利都分別使用各自的貨幣。所以這是可能發生的。

  但在現階段,德國的銀行和法國的銀行持有大量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債券,德國銀行還有西班牙等國家的債權。這個貨幣聯盟解體會是災難性的。就像你不能復原一個攤雞蛋餅,一旦你把蛋黃和蛋清混在一起,就無法再將它們分開。這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

  財新《新世紀》:我們曾在IMF的圓桌會議上見過兩次。你對IMF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的角色有一些看法,他們應該起到什麼作用?又該如何評價IMF的表現?

  索羅斯:實際上,IMF目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首先,它有可持續的資金,因為它在倫敦G20峰會上獲增資1 萬億美元。IMF的經濟學家知道德國提出的政策是適得其反的,所以他們一直在警告歐洲,反對德國的主張。我認為這是很健康,很積極的。其實,德國必須知道 它們在給未來製造問題。

通縮的教訓

「中國不想承擔全球體系的責任,就像德國不願意為歐元區其他國家承擔責任。現在債權國不願意為保護系統而承擔責任」

  財新《新世紀》:新興市場在這場風暴中表現較好。你認為新興市場可能會面臨哪些風險,尤其是所謂的全球經濟失衡帶來的風險?

  索羅斯:發展中國家的表現要好很多,主要是因為中國帶來的經濟刺激。巴西可以把食物賣到中國,可以很便宜地 借一大筆錢用於開發儲油地區——這是非常耗費資金的。中國的貿易和投資對巴西經濟發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對非洲也是如此,很多資金進入非洲。如果中國現 在因為出口增速下降而變得更謹慎,可能會對非洲和拉丁美洲產生負面影響。

  財新《新世紀》:你認為中國在國際金融舞台上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比如在歐債危機、甚至更大的危機之中?

  索羅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不可多得的積極力量,是推動經濟向前發展的馬達。與美國相比,中國雖然並不是一個強勁的馬達,但仍被需要。因為中國的外匯儲備和刺激經濟的能力,中國能夠推動全球經濟。

  但中國不想承擔全球體系的責任,就像德國不願意為歐元區其他國家承擔責任。在歐元區的小體系中,德國是主要債權國;在全球體系中,中國是主要債權國。現在債權國不願意為保護體系而承擔責任。

  凱恩斯多年前曾說過,如果出現不平衡,債權國也要承擔與債務國同等的責任。如果現在只懲罰債務國而不刺激債權國,這個世界就會走進通縮。所以我 們是在不同的情況下重現經濟大蕭條所面臨的問題。我們還是沒有學會凱恩斯教給我們的關於通縮的經驗教訓,但遲早得學會,因為債權國總是坐在駕駛座上。

  財新《新世紀》:既然中國是主要的債權國,那麼你怎麼看待人民幣國際化?

  索羅斯: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得非常迅速。歐洲的銀行一直為全世界提供信貸,2011年前四個月,歐洲銀行大概 借給發展中國家3.7萬億美元,美國銀行借了1.5萬億美元,日本的銀行借了大約7000億美元,當然也包括英國的銀行。法國的銀行給國際貿易提供了大量 資金。由於受到歐債危機的影響,法國銀行資金短缺,不得不收縮資產負債表的規模。這造成了國際貿易資金的短缺。

  於是,很多貿易開始從美元轉移到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尋求資金。因此,香港市場在上升,並且發展非常迅速。但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有明顯放緩的跡象。我不知道是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是因為歐洲的銀行現在能夠從歐洲央行那裡獲得信貸,歐洲銀行系統的信用緊縮已開始緩解。

  財新《新世紀》:但人民幣還不是可自由兌換,這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有多大?

  索羅斯:這主要是間接的,因為中國大陸人民幣和離岸人民幣市場是割裂的,但又有聯繫。歐洲的信用緊縮使得韓國市場還有一些類似黑市的資金流向中國。這與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破碎可能有關,也可能無關。這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還需要更多的調查研究。但我直覺感覺這之間有關聯。

  財新《新世紀》:中國的成功,被不少人看成國家資本主義的興盛。你對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怎麼看?

  索羅斯:首先,作為個人,我不願受到國家的限制,不喜歡「我的存在由國家決定」這樣的想法。如果這是指另外 一個國家,比如中國,我同樣不會喜歡。當然,國家資本主義看起來在中國很成功,但並不是一種有吸引力的資本主義形式。我非常希望中國能夠繼續發展,並且超 越這個階段,開始更多地尊重個人自由。我想中國人民也是這樣認為的。

  財新《新世紀》實習記者張遠岸、實習研究員Chris Beam對此文亦有貢獻


索羅斯 索羅 警告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1216

思考的碎片---5/17 頁岩氣革命的推演-像索羅斯致敬 slamnow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54e96a01011vtz.html
思考的碎片---5/17 頁岩氣革命的推演-像索羅斯致敬

金融煉金術我到現在也只能看明白前面半本。後面的實錄我還沒發理解。有時間回頭再去看。
書中撇開反身性。他所謂的7-8個變量的模型推演也是我學到的一個分析世界的方法。

這裡試圖模仿或者參考Soros的方式,推演下所謂頁岩氣革命所導致的結果。

今天在第一財經看到一個詞「頁岩氣革命」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這個詞,頁岩氣不是新名詞,革命也不是。這個組合是第一次看到。

一般而言,一個新名詞的誕生一定是新時代的誕生。

就我個人印象最深的是wii上市以後大約7天內誕生一個新名詞叫wii elbow 。早前有網球肘,現在有wii elbow,這就是流行程度的反應。
頁岩氣革命也是新名詞會導致新的趨勢。單就頁岩氣還要感謝@二元思考 他提醒我關注這個事件。

就我目前的認知而言,頁岩氣可以說是新的能源種類。我沒有仔細分析過儲量和開採條件限制甚至水力壓裂法是否環保。

頁岩氣影響多大,單就目前的情況看

三個信號
1.頁岩氣革命新名詞誕生。
2.天然氣價格十年最低
3.天然氣傳奇交易員John Arnold關閉旗艦基金Centaurus

接下來推演下具體影響

大的路徑是這樣

做多頁岩氣---做空石油(石油價格歷史高區,週期性和價格因素導致石油會趨向19塊一桶)--做空新能源(高油價是新能源的研發費用)

這應該是頁岩氣革命大致的推演。

這裡還可以細分
頁岩氣做多開始就是從開發頁岩氣公司到設備到傳輸設備
(結論是買入含氣為關鍵詞的公司)
做空石油也可以細分到
做空搞開採成本的海工相關行業。
(結論是賣出海工為關鍵詞的公司)

做多使用石油的行業,
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剛剛買入通用汽車。我不知道他為毛買入通用汽車。只是覺得按照頁岩氣的推演必定買入美國汽車公司。

一般而言美國車是油老虎,假設石油低價區間老頭子買入的是中石油,那麼石油有跌價趨勢他會買入啥公司?
不就是買通用汽車嗎?
因為能源危機導致美國人消費習慣變化才讓日本車有了美國的市場。
反之石油跌價那麼高排量高油耗為特徵的美國車又會重新有市場。
可以看下2002年巴菲特買入中石油後中石油+通用汽車+石油價格的走勢
一定很有趣。

新能源 
這個太簡單鳥。
頁岩氣大部分會是發電用。
這樣原來還有機會早日達到平價的新能源統統完蛋。
電價一跌,那是半點機會都沒有。瞎忙活

這裡就是我推演的頁岩氣革命導致的影響。
這個趨勢應該是decade為尺度的,至少1-2decade!

思考 碎片 17 頁巖 巖氣 革命 推演 索羅斯 索羅 致敬 slamnow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3571

如果我是索羅斯 柴迷

http://xueqiu.com/3070746985/22234771
前段時間,潛水員,回鍋肉等討論索羅斯的反身性。太複雜的理論,所以我也只有聽的份。昨晚美國出了QE3 ,那麼如果我是他執掌了投資美股的基金(股票的表現假如以道指為代表),那昨晚一定是賣出股票,今天我會在79附近建立少量美元指數多頭的倉位,標的物選 擇美元對日元的多頭。大選前後確定最後的標的物加倉,商品唯一可能考慮做多的是棉花。
   下午和一個香港的基金朋友聊,他說老闆出差,交代他掃6000萬的貨,但他只買了1000萬,買不下手了。今天香港基金們開口只問「買什麼」,不是買不 買。暈死,建個長線一點的倉位非要剛推出QE3後就買嗎?我看他們說老實話比雪球裡的很多人浮躁多了,他們閱讀和知道企業狀況的不少,但真正思考的不多, 不過更多是因為短期業績壓力,短期神仙都難料。
   從美元走勢看,市場已經預計了一輪QE ,推出的時間也很「巧」,因為債務懸崖,債務上限是16.4萬億,上月已經突破16萬,雖然說是無限制的,實際上只維持多3-5個月沒有問題,保證奧巴馬 連任,之後立馬就會處理債務問題。而我會看到明年的主題就是加稅(債務上限已到,共和黨那套不靈的),醫療改革和教育。第二任的總統一般都會放開手腳干, 美國通過提高生產效率以及新的產業革命增加就業和出口(估計天然氣出口和墨西哥灣開鑽是明年大事),企業現在現金很多,如果出現了這些新的商機,必然會加 大資本開支,這樣,錢就從企業流向了私人和政府,財赤和貿赤都會大幅度下降,所以未來4年美元會是個上漲趨勢。
   而日本經濟真是乏善可陳。對應其政府債務,這麼高的日元也是很神奇。日本大宗出口是汽車和電子產品。日本汽車實際上在中國都已經不受歡迎了(和釣魚島無 關,5月底以前他們在中國的銷售都下滑了,質量最好的德國車是增長21%),電子產品在蘋果和三星打壓下,不但產成品,連器件都會受到重創。看夏普所在的 日本三重縣龜山市,以前是日本的顯示屏重鎮,相當於美國當年的底特律,現在已經很衰敗了。爾比達等存儲器件也是連年虧損。應該說,日本是OECD 國家中未來5年經濟最慘的國家,這個差是完全是因為企業負債高,近年創新少,對未來產業無法主導。我接觸過日本企業,真的是很認真,但很死板,這樣的思維 在這樣一個面臨著巨變的時代是不合時宜的,因為你過去的東西都是產能過剩的,以前的老路子你再走下去,走得再好都無出頭之日(中國也如此)。
     而中日的釣魚島之爭,結論是什麼還難說,但無論如何現在被動的是日本政府。因為政治原因他們只能堅持下去,即使後面經濟受到挫折也沒辦法了,他沒退路。 而中國新的領導上來,不把釣魚島這個問題坐實,在國內政治上也是寸步難行。89年之前就是最早因為日本的事情挑動起了學生的情緒。這不是你怕不怕的問題, 到那個份上,即使花1萬億都要打的了。別看美國現在說日美安保,到時候很有可能把日本給撩在了樑上。放棄釣魚島,中國只是突破了第二島鏈,軍事上沒有對美 國有多少威脅,到時候他們從中國得到的好處肯定比從日本得到的多。所以中國裡外花2萬億拿回釣魚島是一定會做的。如果一旦開戰,美國宣佈不管,那日元就慘 了。
   美國企業的盈利基本原因是庫存正常,沒有增加資本開支,現金多,負債少,加上利息低,所以去了庫存後盈利恢復很快,而中國庫存過大,4萬億本來是要有後 續的跟上才能把工程做完,但因為通脹加不懂經濟,剎車踩得太久太狠,所以經濟緊縮得過頭了,而企業本身有預期,庫存過大負債過高,而我們很多國企根本有時 候就不是在做企業,還在增加資本開支和庫存,所以盈利的恢復很緩慢,現在也看不到希望。但美國企業在去庫存後的盈利上升已經到了比較高的水平了,下一步要 做的是在新的領域的資本開支(比如機器人),在低利率階段是合適的。所以QE3對企業盈利提升遠不如1,2兩次,當市場一面倒地去買進股票拋售美元的時 候,就應該是戰略反向的時候,雖然短期這個趨勢依然可能延續到10月份。
  賺大錢的部位都是在比較長期的頂部和底部建立的。如果不是衍生品,時間早晚一點都問題不大。
 但可以肯定的是,長線頭寸採取順勢交易,從眾,長期回報肯定不好。市場參與者都一邊倒的話,何以為繼?
 所以我對索羅斯的理解是:大的賭博都是要看未來不是過去,發現未來的未萌之機,多方求證,多看看你手裡的牌和未來可能摸到的牌,再算算對家可能抓到的 牌,贏面夠大了就下注。核心就是----一個大概率的事件其回報一定低,小概率的一定高,但市場情緒會把賠率變得對小概率有利,同時時間長了,對家發現不 利於自己的因素更多,就會跳船。這只是反身性之一。但真正決定的不是這個反身性,是人們在早期對事物的認識已經錯了,所以給你一個贏大錢的機會。核心還是 你要搞清楚問題本身,即使錯了,代價很低的話,損失很小,如果還能把握得好,可以先賺筆小錢,手裡有糧,心中不慌嘛。
    比如,5月份我看國信證券的報告說到了醫藥工業前面4個月的盈利狀況,上升22%左右,對應的是所有醫藥股都不被看好的時候賠率夠。而目前醫藥股這樣的 PE ,對應我們都認為一定持續的增速,不考慮政策的變化,單是新產能的進入都能降低盈利,目前的賭博是1比1 可能都沒有。而汽車股在人們擔心限購下,全然不看目前的銷售數據,尋找過去的週期規律以及新的車價因素,企業的現金流和資本開支變化,所以使得某些汽車股 在一個2年的週期而言賠率非常高。太長的事情我看不來,太短的也不行。當然,賠率雖然高,但絕對收益未必很高(超過一倍回報的才能叫高)。
   這是我對金融賭博的理解。請@潛水員 @trustno1 指正。
如果 我是 索羅斯 索羅 柴迷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7352

安倍交易送大禮 索羅斯做空日元狂賺10億

http://xueqiu.com/4106327074/23047798
weike369點評:政治是最賺錢的道具。
2013年02月14日 11:51   文 / 若離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未坐上相位就帶動了日元下跌,日本股市上漲,日本人民還沒體會到多少通脹上升和經濟增長的好處,一些做空日元的對沖基金已經先撈了一大票。

而說到做空日元的大贏家,很少有人敢叫板1990年代成功阻擊英鎊而名震天下的索羅斯。他兩個多月狂賺了近10億美元。知情人士告訴華爾街日報記者,去年11月月中以來,索羅斯旗下資產規模24億美元的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利用日元疲弱獲利接近10億美元。除了增加日元空倉,索羅斯的公司也持有日本股票,日本股票佔該公司內部投資組合的10%。一位瞭解索羅斯公司的人說這是押注安倍經濟。難怪金融時報說,過去三個月,一些全球最成功、最神秘的對沖基金只押了一個寶:做空日元、做多日股的「安倍交易」。分享這頓日元貶值盛宴的還有一些基金巨頭,包括David Einhorn領導的綠光資本、Daniel Loeb的Third Point、Kyle Bass的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以及全球宏觀策略基金Caxton Associates、Moore Capital和Tudor Investment Corporation。在做空日元獲利的帶動下,綠光資本1月盈利3%以上。Caxton的主力基金去年11月和12月一舉盈利6%,今年再接再勵,盈利4%。Tudor去年最後兩個月是5%,今年1月是4.3%。同期Moore的盈利分別是5%和3.6%。大部分宏觀對沖基金去年11月就押注日本。直到12月中旬的日本首相大選期間,安倍多次明確表示支持大力貨幣寬鬆刺激經濟,日元空頭進一步加倉。
查看原圖
隨著安倍任首相的幾率越來越高,去年12月初,日元空倉規模創五年來最高紀錄。2008年日元套利交易慘敗以來,對沖基金從未這樣大舉挺進日元。而日元空頭交易增加也給日元上漲增加了壓力,日元過去四個月裡下跌了近20%。本週三,日元兌美元漲至93,去年11月中還是79。David Einhorn預計日元會進一步走低,他說:我們大約三年前就買入(日元)看跌期權,前兩年零幾個月都沒什麼可樂的。除了像Einhorn這樣投資看跌期權,投資者還用衍生品等多種方式押注日元下跌。此前看漲日元的則被迫轉向。全球最大對沖基金之一Bridgewater Associates去年大部分時間都看多日元,到了第四季度已經清倉日元多頭。Bridgewater今年1月致信投資者稱,該公司「現在適度做空」日元。回顧日本多年來打壓本幣升值和刺激股市的失敗史,日元空頭此番算得上苦盡甘來。一位交易員這樣說:如果你做空日本沒虧過錢,你就不是做宏觀交易的。而日元近幾個月貶值已經引起歐美財政高官紛紛提出要避免貨幣貶值,維持匯率穩定。G7國家本週二聲明也表示擔憂日元過度波動,日元將成為本週G20會議焦點。面對全球指責,安倍政府力挺日元走低的立場也已經緩和。華爾街日報指出,像蜂擁而上競相做空日元一樣,一旦投資者得出結論預計,日本政府會減少抗通縮的努力,就會立即大批撤出這種做空交易。
安倍 交易 大禮 索羅斯 索羅 做空 日元 狂賺 10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44019

索羅斯淨賺10億背後的人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2222

過去三個月,日元下跌、日股上漲的「安倍交易」讓一些對沖基金財源滾滾,做空英鎊揚名天下的索羅斯轉戰日元狂賺近10億美元又一次笑傲群雄。

在人們給索羅斯送上寶刀未老的讚譽時,有一位幕後功臣不能不提。他就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FM)的首席投資官Scott Bessent。
 
2011年7月26日,SFM宣佈退還外部投資者資金,轉為家庭辦公室形式經營,任職三年多的首席投資官Keith Anderson也決定離開。
 
同年10月,Bessent走馬上任。在他領導下,2012年SFM回報率接近10%,雖然業績超過了大多數對沖基金,但還未能跑贏股市。
 
知情者告訴華爾街日報記者,今年至今SFM的回報率增加了大約5%,正是Bessent押注日元下跌三個月裡收穫了接近10億美元。
 
此外,持有日本股票還為SFM帶來2億美元以上的盈利。日股佔SFM國際投資組合的10%左右。
 
為一家資產規模240億美元的公司打理投資已經不容易,何況老闆還是索羅斯這樣名動天下的投資巨頭,Bessent的這份差事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2000年年中以來,SFM已經換了四個首席投資官,Bessent是第五任。
 
到目前為止,Bessent用表現證明自己頂住了巨大壓力,他是索羅斯家族生意當之無愧的大總管。
 
可誰又能想到,Bessent與索羅斯早有淵源。
 
在耶魯大學畢業後,Bessent先是在一個沙特阿拉伯家族投資公司做證券分析師和期權交易員,接下來為索羅斯以前的搭檔羅傑斯和著名的空頭查諾斯工作,1991年加入SFM。
 
Bessent在SFM設在倫敦的辦事處一幹就是八年,參與策劃了SFM阻擊英鎊的戰役。當時SFM的首席投資官Stanley Druckenmiller堪稱他的一位導師,他也是Druckenmiller重要的助手。
 
1997-2000年,Bessent擔任SFM全球研究主管與外部經理選擇的聯席主管。
 
2000年以後Bessent離開SFM,先當了一段時間合夥人然後自己成立了公司。
 
他的公司初期虧損,後來在2005年返還投資者資金。這段創業經歷是他人生中少有的敗績。
 
熟悉Bessent策略的人說,作為投資者,他不會頻繁交易,而是等待機會成熟時下更大的注。
 
到了擔任SFM首席投資官時,他也努力在公司貫徹這種策略。
 
知情者說,Bessent考慮做空日元有大約一年之久,他長期觀察判斷日元何時會開始走弱,因為日本政府的經常賬戶已經從盈餘轉為赤字,所以這是不可避免的。
 
為了確信做空日元有利可圖,去年10月底Bessent親自去了趟日本。他在那裡聽說,一些決定讓日元貶值的領導人可能當選,於是他開始做空交易。
 
此後幾週,Bessent越來越相信新一批日本政府領導人會打壓日元升值,於是進一步加倉。
 
Bessent的同事稱他考慮問題周到,善於分析,「有教授范兒」。
 
Bessent倒的確兼任教授。他在耶魯大學教金融史,還喜歡向同事推薦圖書。
 
但生活中他不喜歡西裝革履,常一身運動衫配卡其褲。
 
索羅斯 索羅 淨賺 10 背後 的人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44078

索羅斯與日圓 貓王炒股日記

http://ariesl0501.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943765

很多股民想解剖索羅斯(George Soros)的操盤方法,但我貓王想索羅斯還是索羅斯,他是難以捉摸的動物!大概今天的索羅斯已垂垂老矣?只懂風花雪,去年在他82歲大壽時,同時與年紀不到他一半的女友波頓民子(Tamiko Bolton)訂婚,波頓民子在加州長大,母親是日裔的美籍護士,父親為退休海軍軍官。無論如何,我相信索羅斯的影響力仍在,他的集團代表了美國猶太人的利益,他與他的幕僚穿梭在上流社會之間,很多情報支配著他的操盤風格。

最近,索羅斯沽空了日圓,昨天更看到中國沒日博士之一謝國忠謂日圓未來五年都會在跌勢之中,相反身邊很多炒家卻說日元已嚴重超賣,跌不到哪裡!太長遠或太短線的我貓王不敢預測太多吧,可是,日本股市近日的好景,好像是過去二十多年都未嘗過的,把所有亞洲地區的股市都比下來,這情況可預計到日本的金融可能已有些根本性的改變,我直接聯想到美國對日本貶值已首肯,其交換條例就是要向中國打壓!事實上,得力於美國、英國的力撐,儘管日本安倍政府在會議之前已將日元大幅貶值,2月16日在莫斯科召開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會議結沒有點名批評日本政府操作貨幣的政策,只發表了“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不將匯率使用在強化競爭力的目的上”的聲明後閉幕。

誰都知發展中國的通脹肆虐,美國與日本的貨幣政策對她們的負面影響很大,如果日本元的貶值只僅僅針對中國,眾國由於對中國的繁榮都非常妒忌,不會有太大的反應!在強權裡是說誰可以操縱貨幣,而不是誰想操縱貨幣,美國是明目張膽打著「貨幣戰爭」旗號去操縱貨幣,誰叫她有實力!所以,從未有聽過索羅斯去衝擊美元,而記憶所及,日圓曾經使到索羅斯兩次受傷,1994年美國逐步提高利率,目的是要使美元流本國,索羅斯當時接受美國《商業周刊》雜誌專訪,他聲稱“按購買力計算美元對日元估值過低”,預計到1995年美元將會走強,這時的索羅斯也的確已經開始買入美元。但是,強美元政策就不是如此的順利推行,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金融當局宣布開始實施浮動匯率制,美國政府不能坐視墨西哥破產,很快結束了高利率政策。後 1995年1月17日,日本爆發阪神大地震,這次地震又被稱作“第二次關東大地震”,共造成5400多人死亡,地震發生後,大量資金為了支援災後重建回流日本。據聞這次日圓大升使索羅斯的算盤打錯了,不過,他早已把大量金融衍生產品賣給了日本金融機構和出口企業作對沖。

我貓王看當年美國的強美政策當年還是死心不息,後來美股的強烈升幅不僅吸引著本國資金回流,更吸引更多的外國資金加入。這次抽資累得當時的亞洲新興國家包括香港的資產暴跌,索羅斯這時適時趁火打劫,還對我們指點江山。1998年8月俄羅斯宣布盧布貶值並停止支付國債利息,日圓同時抽升與香港成功打鱷,一切都好像是巧合。今次,日本好像乖乖的與索羅斯合作,相信到目前為止,日本已成功的爭取幣值貶值,但是,她能否繼續得呈,還要看看各國或如何合縱的對擴。
Picture

索羅斯 索羅 日圓 貓王 炒股 日記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45043

做空日元狂賺10億美金 「不要做索羅斯的敵人」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414

他等待,他絕殺,他下重注,他狠狠賺了。

索羅斯為何盯上日元?同樣盯著日元的許多國內投資界人士為何卻沒有斬獲?

大鱷出手了。

一年半前,索羅斯宣佈退休並關閉量子基金時,外界一直懷疑年過八旬的索羅斯「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現在,這位83歲的金融大鱷近期做空日元狂賺10億美金的大手筆交易,再次震驚全球金融市場。

過去三個月,在華爾街對沖基金圈子裡,道指時隔5年後重返次貸危機前的14000點巔峰水平並非最令人興奮的話題。對這些全球宏觀策略基金的投資經理和頂尖交易員來說,最火的交易是看索羅斯如何做空日元。

以索羅斯基金為首的數家對沖基金,對「安倍經濟」借力打力,向日元匯率發動了一波又一波潮水般攻擊。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這些對沖基金押注日元貶值賺了數十億美元。熟悉索羅斯基金頭寸的知情人士說,自2012年11月以來,該公司已經通過做空日元的交易賺到了近10億美元。

耐心守候的大鱷

這一次離他很近,卻依然遙不可及。

索羅斯大賺10億美金的消息一經傳出,在中國私募基金界也引來一片震撼。

事實上,並非只有華爾街對沖基金發現日元的做空機會,一些活躍在深圳和香港的私募基金也曾放空日元,但像索羅斯這樣能大發其財的極少。上世紀90年代名震投資界的前君安副總裁、現任天馬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康曉陽同樣在2012年1美元兌78日元的時候,沽空一些日元倉位,但很快平倉了結,他嘆息道:「這一次離他很近,卻依然遙不可及。」

退休的大鱷依然寶刀不老。索羅斯在2011年曾宣佈從江湖隱退,並把老部下斯科特·本森特(Scott Bessent)請回來擔任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簡稱SFM)首席投資官,將245億美元的家族財產交由這位心腹愛將打理。

「索羅斯實際上『隱而不退』。」一位接近索羅斯基金香港公司的私募基金經理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據其介紹,八旬高齡的索羅斯仍然和本森特一道在全球尋找獲利機會;對於245億美金的龐大基金規模來說,索羅斯需要捕捉足夠大的市場趨勢,作出重大的策略性投資;小級別的市場趨勢根本提不起索羅斯的興趣。

日元一直是索羅斯耐心守候的獵物。實際上,日元以及日本市場,一直是索羅斯基金全球投資策略中的重要一環。據上述知情人士透露,索羅斯數年前就已預測日本市場可能發生一個讓其基金獲巨利的大趨勢。

這幾年日元堅挺的升值走勢,和長期一蹶不振的日本經濟基本面,形成巨大的反差。這種日元偏離經濟基本面的異常反差,讓包括索羅斯在內的全球宏觀策略對沖基金,普遍認為日元被高估,並期望從中尋找沽空獲利的機會。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直到2012年9月之前,日本政府不遺餘力地實施各種刺激經濟的政策。日本銀行利率重回零利率,政府屢發公債,以致日本政府債務總額佔其GDP的比例幾乎達到200%。在2012年,日本不僅財政赤字繼續惡化,對外貿易也由順差變為逆差,經常項目的赤字也愈發嚴重。

但令人驚異的是,雖然日本糟糕的經濟局勢在不斷惡化,但日元卻出奇地堅挺。在2012年中期日元一直在緩慢升值,美元兌日元匯率一度達到1︰77,距離二戰以來1︰75的日元最高點,只有一步之遙。

興業銀行一位外匯分析師對南方週末記者解釋說:「日元這幾年走強的原因很複雜,首先是奧巴馬為解決次貸危機強制美元貶值;其後歐債危機爆發,也讓歐元持續走弱。相比之下,日本經濟雖然疲弱但未出現大的危機,這些因素都讓日元成為全球外匯投資者的『避險天堂』。」

空頭們也大失所望。在2012年9月以前,嘗試押注日元貶值的對沖基金往往是無功而返,屢戰屢敗。一位交易員也曾感慨,「這兩年是艱難的交易時期,做空日元簡直就是噩夢,不虧錢是不可能的。」

狙擊日元路徑

分享「安倍交易」的大餐。

只有索羅斯還在耐心等待。

從索羅斯過去三十年裡發動的數場金融大戰來看,這位大鱷憑藉對全球經濟局勢敏銳的觀察力和犀利的判斷力,往往能準確判斷出金融市場的轉折點並押對正確的方向。

這一次也不例外。索羅斯所等待的,是一個合適的日元轉折點。

最早看到轉折點跡象的是索羅斯旗下大將本森特。一位曾參與過索羅斯香港公司交流會的瑞銀香港分析師透露說,本森特當時認為日本地震引發的福島核電站危機將是推倒日元匯率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在本森特看來,核電危機導致日本進口更多的原油等能源大宗商品,以減少對核電的依賴;只要仔細測算原油新增的進口量,就可以看到,日本對外貿易將不可避免地從順差變成逆差,貿易赤字也將隨之惡化,這反過來會進一步打擊以出口為主導的日本經濟,日元升值的步伐將無以為繼。

這位跟蹤汽車產業的瑞銀分析師還回憶說,「我跟他提到日產汽車已無法忍受日元升值,並威脅日本政府要把生產基地遷移到國外時,我看到本森特兩眼發光。」

交流會還沒開完,本特森就匆匆退場趕赴機場,繼續對日本經濟進行調研。上述瑞銀分析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隱約感到,索羅斯要對日元動手了。」

一位在香港從事日元套利交易的深圳私募經理則判斷,「去年7、8月起,索羅斯基金就開始悄悄建倉了;對於如此龐然大物,需要精確地把握時機,提前佈局,否則,這麼大的倉位很容易引起日本金融監管當局盯梢,以及交易對手的警惕。」

從以往金融大戰來看,索羅斯及其華爾街對沖基金一貫會利用各種金融衍生產品組合慢慢建倉,以掩蓋其真實意圖。據德意志銀行一位外匯交易員透露,本輪行動中,對沖基金的沽空手段主要是放空日元期貨、買進日元看跌期權,以及最常用的「反轉觸碰失效期權」(reverse knockout options)——當日元下跌時,買進這類期權就能賺錢;不過如果日元跌破一定的水平,這些期權就一錢不值。

此外,這些投機老手還會放一些煙幕彈迷惑交易對手,比如說,「在容易曝光的席位,買入日元的200萬美金多頭頭寸,而在隱秘交易席位,放空1億美金的日元頭寸,淨盤口是0.98億美金的日元空頭頭寸,但外界會誤以為對沖基金在做多日元,做空日元的真實目的巧妙被遮掩。」

安倍晉三大選時所喊出的競選綱領,也吹響了日元空頭們的集結號。安倍提出一系列的激進的刺激經濟的政策(即所謂「安倍經濟學」),包括:設立2%的通貨膨脹目標,無限期量化寬鬆貨幣政策,10.3萬億日元財政擴張政策,以及日元大幅貶值刺激出口。

隨著安倍的到來,華爾街對沖基金們開始毫不掩飾地大肆做空日元。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除了索羅斯基金SFM外,英美基金、海曼基金、摩爾資本、綠光資本、都鐸投資公司等多家對沖基金,都分享了「安倍交易」的大餐。

索羅斯並非獨行俠,但無疑是這場狙擊日元戰役的最大贏家。

「不要做索羅斯的敵人」

他等待,他絕殺,他下重注。

對這些全球最神秘的對沖基金來說,「安倍交易」是一個交易策略組合:做空日元、做多日股。

據前述德意志銀行交易員透露,這些對沖基金做多日股的下單金額也相當大,購買不少日本汽車股;雖然這些基金在整體上看淡日本及日元,但其做多日本股票的交易構思十分精巧:其一,日元貶值,日本汽車的海外銷售直接受益,以豐田汽車為例,日元每貶1元,豐田獲利就增加350億日元;其二,日本汽車廠商出口大多以美元結算,日元貶值相當於美元升值,這些手握大量美元現金的廠商還會受益。

「這樣高效的套利策略,是有高質量的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企業研究做支持的,不賺錢都不行。」該交易員感嘆說。

對於索羅斯基金來說,除了高質量的宏觀經濟和微觀企業研究外,其氣勢恢弘、進攻凌厲的交易風格也令對手生畏。

一位在國內A股叱咤風雲的私募基金經理曾有過與索羅斯旗下基金過招的慘痛經歷。據其介紹,在2008年和2009年,國內一批私募機構在美國納斯達克做空百度,在百度捲入三聚氰胺事件後,百度股價一度大跌,做空機構獲利頗豐。

但好景不長,很快百度股價就收復失地並再創新高。「很後悔沒有在百度股價大跌時及時平倉。」這位被逼空的私募經理,最後認賠幾百萬美金出局。

事後總結交易得失,該私募經理復盤發現,早在2007年初,索羅斯旗下基金就不聲不響地買入百度,「這場多空大戰,實際上是國內私募與索羅斯的一次交手,索羅斯據說後來賺了五六倍。但對索羅斯來說,不過是牛刀小試罷了」。

「不要做索羅斯的敵人。」該私募經理心有餘悸地說。據其透露,這次領頭做空的私募機構大概虧損了1億美金。

不過,令交易對手膽顫心驚的索羅斯,更願意把自己的成功歸結於對哲學的研究和熱愛。索羅斯曾多次對外公開自嘲「自己是一個失敗的哲學家」。

二戰期間,索羅斯是逃離納粹追捕的猶太人,此後在倫敦求學期間,他又酷愛哲學。曾經的生死體驗和對哲學的熱愛,竟然意外讓他在全球市場取得金融交易的巨大成功。

曾經擔任過索羅斯中國顧問的梁恆則評價說:「他等待,耐心地靜候機會的來臨;他絕殺,堅信自己是對的,下重注獲大利。靜候是哲學的智慧,如佛祖所言:如如不動;絕殺是冒險的性格,來自過往的生死經驗。」

做空 日元 狂賺 10 美金 不要 索羅斯 索羅 敵人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53089

索羅斯:怎樣從歐元危機中拯救歐盟 睿愚

http://xueqiu.com/8691397300/23518781
我的第一選擇是歐元債券,第二選擇是德國退出歐元。不管哪個選擇,都遠遠好於不做選擇而讓危機持續

喬治·索羅斯|文

  我今天來這裡(法蘭克福科學院)是為了討論歐元危機。根據最新發展,我想諸位都會同意,這場危機遠遠沒有結束。危機已經造成了嚴重的金融和政治傷害,甚至還有不少人力損失。危機也把歐盟遠遠地推離了它的成立初衷。歐洲聯盟本來意味著平等國家的自願結盟,但危機把它分成了兩個級層,德國和其他債權國主宰著重債國,並把後者打入了二等國家。儘管德國無法指定政策,但在實際中,如果不先得到德國的首肯,就沒有哪項政策可以得以實施。更糟糕的是,德國所推行的緊縮政策起到了延長危機、使債務國淪為永久附庸的作用。

  這造成了政治緊張局面,意大利的政治僵局就是明證。如今,意大利大部分人都反對歐盟,且這一趨勢可能還會增強。現在,歐洲危機可能摧毀歐盟已成為現實威脅。無序的分裂給歐洲造成的傷害將大於創造歐盟的偉大實驗開始時的情況。這將是一個歷史悲劇。只有在德國的領導下才能避免這一悲劇。德國並未尋求過主導地位,也一直不願接受領導地位所隱含的責任和義務。這就是導致今天這個狀態的原因之一。但不管德國情不情願,駕駛員正是它,我站在這裡演講也是因為它。

  歐洲怎樣進入了這樣一個亂局?又怎樣擺脫它?這是我要回答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十分晦澀,因為歐元危機十分複雜。這個問題還有政治維度和金融維度。金融維度又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主權債務危機、銀行危機以及競爭力分化。諸多角度相互聯繫,使這個問題變得極為晦澀,難以理解。在我看來,只有意識到錯誤和迷思在製造危機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我們才能正確地理解歐元危機。這場危機幾乎完全是自作自受。這堪稱一場噩夢。

  相反,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十分簡單。只要我們對問題有了正確的理解,解決方案就會自動浮出水面。

  我得說,在製造危機的政策失誤中,德國要背很大一部分責任。但我要進一步澄清,我並不是在指責德國。只要你居於主宰地位,就一定會犯下類似的錯誤。從個人經驗出發,我可以說,沒人可以在局勢展開過程中完全認識到它的複雜性。

  我發現,我說德國必須擔責或許會冒犯你們。但只有德國可以讓事情走上正途。我是歐盟的堅定信仰者,我不希望看到它崩潰。我也關注著歐元危機造成的巨大的不必要的人身傷害,我願意盡我所能減輕這一傷害。我對歐元危機的解讀與德國流行的觀點很不相同。我希望我能向你們提供不同的視角,讓你們在傷害加深之前重新考慮你們的位置。這就是我來這裡的目的。

  歐元「原罪」

  歐盟是一項大膽的工程,讓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大跌眼鏡。我把歐盟看作開放社會的化身——平等國家自願結盟,為了共同的利益交出部分主權。歐盟有五個大成員國和眾多小成員國,它們都恪守民主原則、個人自由、人權和法治精神。不存在一國和一國身份把持主導地位的現象。

  一體化過程的先鋒是少數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他們認識到,達到完美是不可能的,他們實踐的是卡爾•波普爾所謂的漸進性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他們為自己制定了有限的目標和明確的時間表,然後動員政治意願以前進一小步。他們十分清楚,只要邁進了一小步,其不充分性就會顯露無疑,從而要求邁進第二步。這一過程會自我增強,就像金融市場的枯榮循環。這就是煤炭和鋼鐵共同體一步一步轉變為歐洲聯盟的過程。

  法國和德國曾是這一努力的先鋒。當蘇維埃帝國開始瓦解時,德國領導人意識到重新統一隻有在更統一的歐洲的環境中才有可能發生,他們做好了為此付出巨大犧牲的準備。當討價還價開始時,他們願意比別人多付出,少收穫,從而促成協定。當是時,德國政治家總是說,德國沒有獨立的外交政策,只有歐洲外交政策。這大大加速了這一進程。這一進程在1990年德國統一以及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署時達到了高潮。隨之而來的是整合期,直到2007—08年金融危機爆發。

  不幸的是,馬約存在根本性缺陷。歐元的設計者意識到,這是個不完全的結構:沒有政治聯盟的貨幣聯盟。但是,歐元設計者有理由相信,當需要出現時,邁出新步伐的政治意願可以被動員起來。畢竟,此前的一體化進程都是這樣進行的。

  但歐元還有其他諸多缺陷,不論是設計者還是成員國都沒有充分意識到。比如,馬約默認只有公共部門可能產生長期赤字,因為私人部門總是必須糾正其本身的過度行為。2007—08年的金融危機證明這是錯誤的。金融危機還揭露出歐元結構的一個近乎致命的缺陷:通過成立獨立的中央銀行,成員國陷入了以它們無法控制的貨幣計價的債務。這讓它們暴露在違約風險之中。

  發達國家沒有理由違約;它們總可以印鈔。它們的貨幣可以編制,但違約風險實際並不存在。相反,必須借入外幣債務的欠發達地區有違約的風險。更糟糕的是,金融市場可以通過做空襲擊致使這類國家違約。違約風險把一些成員國打入了外幣債務深重國的第三世界。

  在2007—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當局和金融市場都忽視了歐元的這一特徵。引入歐元時,政府債券被認為是無風險的。監管者允許商業銀行買入無限量的政府債券而不需要為此撥備任何股本,而歐洲中央銀行在其貼現窗口接受所有政府債券並對它們一視同仁。這給商業銀行帶來了負面激勵,它們囤積利率更高的疲軟成員國債券以賺取幾個額外基點。結果,不同政府債券間的利率差異實際消失了。

  利率的趨同導致了經濟表現的趨異。所謂的外圍國——主要是西班牙和愛爾蘭——享受了削弱競爭力的房地產、投資和消費繁榮,而飽受重新統一成本困擾德國實施了深刻的勞動力市場和其他結構性改革,增強了競爭力。

  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後的這一週,全球金融市場幾乎癱瘓,需要生命支持儀才能繼續運轉。這需要以主權信用(其形式為央行擔保和預算赤字)替換飽受重創的金融機構的信用。對主權信用的強調凸顯出迄今仍被忽視的歐元特徵,即通過成立獨立中央銀行,歐元成員國交出了部分主權。

  這本是邁出通往財政和貨幣聯盟新步伐的時刻,但政治意願卻沒有了。承受了重新統一巨大成本的德國不再是一體化的先鋒。總理默克爾正確地領悟了民意,宣佈各國應該自己看好自己的金融機構,而不是期待歐盟的集體行動。這是倒退。事後看去,這是分裂過程的開端。

  金融市場花了一年多時間才意識到默克爾的決定的影響,這表明金融市場也在以遠遠稱不上完美的知識在運行。直到2009年底希臘赤字狀況真相大白後,金融市場才意識到成員國也可能違約。但隨後上市場報復性地提高了疲軟國的風險溢價。這不啻宣佈資產負債表滿載這些債券的商業銀行實際破產,從而造成了主權債務和銀行雙重危機。這兩大危機是連體雙胞胎。

  中心國的「罪責」

  歐元危機和1982年國際銀行危機有著諸多相似之處。當年,IMF和國際銀行當局通過向重債國提供足夠貸款使它們避免違約拯救了國際銀行系統,但代價是讓它們陷入了持續蕭條。拉丁美洲因此經歷了失去的十年。

  今天,德國的角色與當年的IMF相同。今時與往日條件有異,但效果相同。債權國事實上再將整個調整負擔轉移給債務國,逃避自己應該承擔的失衡責任。有趣的是,「中心」和「外圍」等詞幾乎是在不經意間進入了人們的適用範圍,儘管從政治上講把意大利和西班牙描述為歐盟外圍顯然是不合適的。但是,事實上,歐元已將它們的政府債券打入了有違約風險的第三世界國家等級。這一事實被當局所忽視,至今認為得到應有的認識。這就是歐元危機的根源。

  和20世紀80年代一樣,落在「外圍」頭上的所有指責和負擔以及「中心」的責任從來沒有獲得過合理的承認。外圍國被批評缺少財政紀律和工作道德,但這並不是全部。誠然,外圍國家需要結構性改革,一如德國在重新統一後那樣。但否認歐元本身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需要糾正無異於忽視歐元危機的根源。但這正是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從這個方面講,德語詞彙「罪責」(Schuld)起著關鍵作用。大家知道,這個詞既有債務和責任的意思,也有罪惡的意思。這個詞讓德國指責重債國罪有應得的民意變得十分自然或「不證自明」(selbstverständlich)。希臘公然違反規則的事實也支持這一態度。西班牙和愛爾蘭等其他國家一直遵守著規則;事實上西班牙還因為是守規矩的典範而得到了援助。顯然,缺陷是系統性的,重債國的不幸很大程度上是拜歐元治理規則所賜。這就是我今天想澄清的一點。

  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心」的「罪責」或責任比1982年銀行危機時還要深重。1982年要求欠發達國家實施緊縮以拯救國際金融系統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但今天在歐元區內部重施故技與歐盟作為平等國家的自願結合的性質格格不入。在金融上必要與在政治上可接受之間存在有待解決的矛盾。最近的意大利選舉應該讓我們看清了這一點。

  責任的重擔主要落在德國頭上。德國聯邦銀行協助設計了歐元,而歐元的缺陷把德國推上了掌舵者的位置。這造成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政治上的,另一個是金融上的。兩個問題結合在一起,讓局面變得極為棘手。

  政治問題是,德國並未尋求充當它被推上的掌舵位置,它也不願意接受掌舵位置帶來的義務和責任。不難理解,德國不願意成為歐元的「提款機」。因此它它只提供堪堪足以避免委員的支持,除此之外便不願做得更多,而一等到金融市場壓力減緩,它就開始尋求收緊支持條件。

  金融問題是,德國再給歐元區施加錯誤的政策。緊縮是無效的。你不可能通過減少預算赤字減少債務負擔。債務負擔是累積債務和GDP的比率,兩者都是名義值。而在需求不足的條件下,削減預算會引起GDP下降更快——用術語講,就是所謂的財政乘數大於1。

  德國公眾難以理解這一點。施羅德政府所實施的財政和結構性改革在2006年起效過;為何不能在幾年後在歐元區起效?答案在於緊縮是通過增加出口、減少進口起效的。當所有人都在做同樣的事情時,它就不可能起效。

  歐元危機在去年夏天達到了頂峰。金融市場開始預測可能的解體,風險溢價達到了不可持續的高水平。默克爾總理最後不得不支持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放棄了她自己的提名人魏德曼。德拉吉有能力應對這一危局。他宣佈歐洲央行將「竭盡全力」捍衛歐元,並通過引入所謂的公開市場操作來支持歐元。金融市場放了心,出現了劇烈的安慰性反彈。但別高興得太早了。金融市場壓力一緩解,德國就開始降格其在危機高峰期所做的承諾。

  在援助塞浦路斯的過程中,德國走得太遠了。為了讓援助成本最小化,德國堅持要銀行儲戶自救。這操之過急了。如果這發生在銀行聯盟成立、銀行獲得資本重組之後,那麼或許是健康的發展方向。但德國卻要求在銀行系統正在耗盡國家資源且依然十分脆弱時這樣做。塞浦路斯所發生的事情破壞了歐洲銀行的業務模式,即嚴重依賴存款。直到如今,當局還在尋找保護儲戶之道。塞浦路斯改變了這一點。注意力被集中於援助塞浦路斯的影響,但銀行系統的影響要重要得多。銀行將必須付出風險溢價,而疲軟銀行和疲軟國銀行所付出的的風險溢價負擔會高得多。主權債務成本和銀行債務成本之間的隱藏聯繫將得到加強。遊戲規則將變得比以前更加不公。

  默克爾總理將放任歐元區危機發展,至少在選舉之前是如此,但局面正在反彈。德國公眾可能已經發覺了這一點,因為塞浦路斯是默克爾總理的一次政治大勝。沒有國家敢於對她的想法說不。此外,德國本身相對而言並未受席捲歐元區的深化的危機的影響。不過,我預計到進行選舉時,德國也將進入衰退。這是因為,歐元區所追求的貨幣政策與其他主要貨幣不同步。其他貨幣紛紛實行著量化寬鬆。日本銀行是最後一塊頑石,但最近也轉換了立場。貶值的日元加上歐洲的弱勢,注定會影響德國的出口。

  歐元債券或德國退出

  如果我的分析正確,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便自動浮出了水面。一言以蔽之,就是歐元債券。

  歐元債券所有成員國的連帶義務。如果遵守財政契約的國家可以將所有政府債務存量轉為歐元債券,其積極影響將是不可估量的。違約風險將消失,風險溢價也隨之而逝。銀行資產負債表立刻可以獲得提振,重債國的預算也將馬上改善,因為它們對現有政府債務付息的成本立刻下降了。比如,意大利將最多剩下GDP的4%。其預算將出現盈餘,政府將不再需要緊縮,可以實施財政刺激。經濟將增長,債務比率將下降。大部分看似棘手的問題將迎刃而解。唯一剩下的問題是競爭力分化。個別國家將仍需要結構性改革,但歐元的主要結構缺陷將得到糾正。這一方案堪稱從噩夢中甦醒。

  財政契約為連帶責任所包含的風險提供了足夠的保護。根據財政契約,成員國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可以發行新債券,即取代到期債券;五年後,未到期存量債券將逐漸降至GDP的60%。如果一國不遵守契約,它將受到懲罰,其可發行歐元債券數量將被限制;它將以自身的名義借款,付出高昂的風險溢價。

  德國反對歐元債券。它的理由是,一旦引入歐元債券,無法保證所謂的外圍國不會再次破壞規定。我認為這一擔心是不必要的。被剝奪發行歐元債券的權利、被迫償付極其高昂的風險溢價,這已是遵守規定的強大激勵。事實上,懲罰是非常嚴酷的,甚至可能會有不要出手過重的呼聲,以免觸犯國的金融狀況突然惡化。與此同時,一個主事的財政當局將執行更嚴格的控制,違抗財政當局將被罰以進一步減少歐元債券允許發行量。沒有哪個政府經得起如此壓力。

  另一個普遍的擔憂是歐元債券會損害德國的信用評級。歐元債券經常被拿來與馬歇爾計劃比較。這個觀點認為,馬歇爾計劃只耗費了美國GDP的幾個百分點,而歐元債券將耗費德國GDP的數倍。這純屬拿橘子和蘋果比。馬歇爾計劃是實打實的支出,而歐元債券只是永遠不會成為現實支出的擔保。德國同意歐元債券的代價被大大誇大了。

  擔保有一個獨特的特徵:越是可信,就越不可能觸發擔保事件。美國曾將個別州的債務轉換為聯邦債務,但從未為此債務付出過真金白銀。德國一直只願意付出最低限度的努力;這正是它不得不不斷升級承諾並遭受實際損失的原因。以運轉良好的財政當局為支撐的財政契約將從事實上消除違約風險。歐元債券可以在金融市場上與美國、英國和日本債券等量齊觀。誠然,德國自身將必須付出比今天更多的債務償付,但德國國債的出奇低收益率乃是外圍國病症的症候。外圍國復甦給德國帶來的間接好處將遠遠高於其自身國民債務成本的增加。

  平心而論,歐元債券並非萬靈丹。首先,財政契約本身是個有設計缺陷的工具。歐元債券的引入能提振歐元區,但可能效果並不足夠。果真如此的話,就需要更多的財政和貨幣刺激。但能有這樣的問題也是一種奢侈。

  其次,歐盟也需要銀行聯盟,最終需要政治聯盟。塞浦路斯援助凸顯出歐洲銀行嚴重依賴大儲戶的業務模式問題,讓這一需要更加迫切了。

  歐元債券的主要侷限是,它無法抹除競爭力之間的差異。個別國家將仍需要實施結構性改革。不這樣做的國家將滑入永久性貧困和附屬地位,很多發達國家都出現了這一問題。它們將靠來自歐洲結構性基金和僑匯的有限支持生存。但德國接受歐元債券將徹底改變政治氣氛,有利於實施同樣必要的結構性改革。

  當前的事實依然是大部分德國公眾強烈反對歐元債券。自默克爾總理否決歐元債券以來,我所提出的觀點甚至不曾得到過考慮。人們沒有意識到,批准歐元債券比以最低限度努力維持歐元的成本低得多。

  是否願意授權歐元債券取決於德國。但德國無權阻止重債國抱團發行歐元債券自救。換句話說,如果德國反對歐元債券,它就應該考慮退出歐元,讓其他國家來推出歐元債券。

  如此行事會產生出人意料的結果:沒有德國的歐元區所發行的歐元債券仍然能夠與美國、英國和日本債券等量齊觀。上述三國的淨債務佔GDP比率實際上比沒有德國的歐元區還要高。

  這一出人意料的結果可以通過比較德國退出歐元和某重債國(如意大利)退出歐元的後果來解釋。

  由於所有累積債務都是用歐元計價的,因此由哪個國家主導歐元就至關重要了。如果德國退出,則歐元將貶值。債務國將重新獲得競爭力。它們的債務真實值將減少,而如果發行了歐元債券,違約風險也將消失。它們的債務一夜之間變成可持續的。大部分調整的負擔將落在退出歐元的國家頭上。他們的出口將失去競爭力,且在國內市場上也將面臨來自歐元區的激烈競爭。它們的歐元計價債權和投資也將遭受損失。損失的程度取決於歐元貶值的程度;因此將貶值限制在一定範圍內符合它們的利益。在最初的偏移之後,最終的結果將滿足凱恩斯的國際貨幣體系之夢——債權人和債務人共同承擔維持穩定的責任。歐洲也將擺脫蕭條陰影。

  相反,如果意大利退出,其歐元計價債務負擔將變得不可持續,不得不進行重組。這將動搖歐洲和世界的其他部分,造成金融崩潰,貨幣當局根本無力治理這一亂局。歐元的崩潰很有可能造成歐盟的無序分裂,而歐洲的境況將比它開始歐盟的偉大實驗之前更加糟糕。

  顯然,退出歐元對德國比對意大利更好;同樣顯然的是,對德國來說,批准歐元比退出歐元更好。麻煩在於,德國還沒有到被迫做出選擇的時候,它還有一套替代方案:它可以放任現狀自流,總是以最低限度的努力維持歐元,除此之外再無舉措。

  如果我的分析正確,那麼即便對於德國,這也不是最佳方案,除非你只看短期。局面在惡化,最終注定將不可持續。拖得越久,傷害越大。儘管如此,這卻是德國更為偏好的選擇,至少在選舉之前是如此。

  德國要在批准歐元債券和退出歐元之間做出明確的選擇,這是一件大事,也是我來這裡參與討論的目的。

  長期以來,我一直在深思,應該現在亮明我的看法還是等到選舉之後。最後我決定先下手,這主要是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是事情有其自身動態,危機可能在選舉之前進一步惡化。塞浦路斯援助行動證明我是正確的。二是我對事件的解讀與德國的普遍看法大大相悖,我的解讀被理解需要時間,而我越早開始越好。

  總結一下我的看法。我認為,如果德國在歐元債券和退出歐元之間做出選擇而不是繼續按現在的做法以最低限度的努力維繫歐元,歐洲的境況將會有所改善。不管德國批准歐元還是退出歐元都是如此;且不但對歐洲是如此,對德國也是如此,除非你只看極短期。

  對德國而言,這兩個選擇孰優孰劣尚不清楚。只有德國選民有資格作出決定。如果今天舉行公投,那麼歐元懷疑派將輕鬆獲勝。但更透徹的考慮可能改變人們的想法。他們會發現,德國授權歐元債券的代價被大大誇大了,而退出歐元的代價被低估了。

  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選擇是歐元債券,第二選擇是德國退出歐元。不管哪個選擇,都遠遠好於不做選擇而讓危機持續。最壞的情景是債務國(比如意大利)退出歐元,因為這會導致歐盟的無序解體。

  我的結論有些出人意料,特別是關於歐元債券在沒有德國的情況下仍堪稱完美的論斷。我的親歐洲朋友們對此表示難以置信。他們無法想像沒有德國的歐元。我認為他們是將歐元和歐盟混為一談了。這兩者並不相同。歐盟是目標,而歐元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因此不能允許歐元摧毀歐盟。

  但我的分析或許過於理性了。將歐盟和歐元混為一談,不僅普羅大眾是如此,法律條文也是如此。於是,德國退出歐元,歐盟就無法生存。果真如此的話,我們就得竭盡全力說服德國公眾拋棄其最根深蒂固的偏見和迷思,接受歐元債券。

  最後,我想強調,歐盟不僅對歐洲重要,對全世界也是如此。歐盟是開放社會原則的天然化身。這意味著完美知識的不可獲得性。沒人能擺脫偏見和迷思;沒人應該因錯誤而受人指責。指責和罪責只能產生於錯誤和迷思被發現而不是被糾正之時,即破壞了作為歐盟基石的原則之時。正因如此,德國應該批准歐元債券,拯救歐盟。

  (本文為喬治·索羅斯2013年4月9日在法蘭克福科學院的演講稿,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原文鏈接:http://english.caixin.com/2013-04-10/100512084_1.html
索羅斯 索羅 怎樣 歐元 危機 拯救 歐盟 睿愚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55064

索羅斯教給你的十二大投資真理

http://wallstreetcn.com/node/51939

1)「賺錢,要依靠正常價值的商品出現折扣以及押注意外事件。」

如其它偉大的投資者一樣,索羅斯非常關注「預期內價值」。預期內價值相當於潛在投資結果的平均權重價值。一個與大多數人不同的投資理念只有在預期內價值積極的時候才是明智的。一方面,索羅斯能夠比其他投資者做出更巨大的押注。另一方面,在投資過程的處理上,索羅斯與其他投資者並無根本上的區別。

2)「金融市場通常是不可預測的,所以一個投資者需要有各種不同的預先情景假設。」

市場「時而」可以預測,但這並不意味著市場「總是」不可預測。如果一個投資者很有耐心,能夠等待一個成功押注定價偏差的機會,那麼他就能夠擊敗市場。

3)「最難判斷的事情是:風險達到什麼水平是安全的。」

風險是你遭受損失的可能性。有三種情況必須要面對:

a. 有時你知道風險事件的自然特性和可能性(比如說扔硬幣);

b. 有時候你只知道這個事件的特性,但不知道其可能性(比如一隻指定股票20年內的價格);

c. 有時候你甚至連未來可能傷害到自己的事件特性都不清楚(比如惡性黑天鵝事件)。

索羅斯曾表示,這些決定是在一定的環境下做出的,這種環境可能是:你有許多反饋回路,其中有些是積極的,有些是消極的,這些反饋互相之間作用,產生出大多數時期內盛行一時的非常規價格模式;但是在個別情況中,一些泡沫的發展釋放了其全部的潛能,以至於掩蓋了其它影響因素的作用。

想要「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有一個「安全邊際」。

4)「你正確或錯誤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正確的時候能賺多少錢、錯誤的時候會虧多少錢。」

對於一個投資者最重要的事是「正確性的量級」,而不是「正確的頻率」有多高。

5)「擁有自信或者持倉較小都是無濟於事的。」

如果在一個賭注中你贏的幾率足夠大,那麼就大舉押注。當索羅斯覺得他自己是正確的時候,幾乎沒哪個投資者能夠比他下更大的注。

6)「我只在有理由上班的時候去上班,而且上班的那天我是真正地在做事情。」

一直保持忙碌的交易狀態就會產生很多的費用和錯誤。有時候別那麼活躍往往會是一個投資者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7)「如果投資是種娛樂消遣,如果你從中得到了樂趣,那你可能沒有賺到什麼錢。真正好的投資都是無聊的。」

如果你因為投資而非常興奮,那麼你可能是在賭博,而非投資。最好別把自己當賭客,而不把自己當賭客的最好方式就是:只在幾率有利於你的時候押注。

8)「如果要反映出未來的價格,那麼目前的市場價格總是錯誤的。」

索羅斯顯然不是一個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的信徒。這並不奇怪,因為如果市場總是有效率,他就不會成為富豪。

9)「市場能夠影響其所期待的事件。」

這句話其實就是指市場的「自反性」理論。在索羅斯看來,市場和人們對市場的看法是相互作用的。

索羅斯說,「在認知和現實之間存在一個雙向的自反聯繫,這是一種起初會促進自我強化、但最終會導致自我擊潰的過程,或者可以說這就是泡沫。每個泡沫都是由一種趨勢和一個錯誤的概念以自反的方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10)「實際生活中,很少能夠存在真正的均衡——市場價格總是習慣於波動。」

均衡是眾多宏觀經濟學家作出假設的基礎,然而索羅斯認為均衡其實是一種幻境。均衡可以讓數學計算非常完美,但卻往往不符合事實。

索羅斯曾說:「經濟思考需要開始考慮現實世界的政策問題,而不是簡單地製造更多的數學方程式。」索羅斯投資觀點的形成並不是以理性為主體的。比如說:「當長期趨勢失去動能的時候,短期波動性往往會上升,原因很簡單——那些跟隨趨勢的投資人群此時找不到方向了。」

索羅斯還相信,「繁榮-崩潰的過程在形態上是不對稱的:一個長期、逐漸形成的繁榮之後往往是急促、短暫的崩潰。」

11)「經濟史就是永無止盡的上演假話和謊言,而不是真理。」

能夠用語言解釋過去所發生的事件,並不意味著這種解釋是正確的或者某種理論的基礎能夠用於預測未來。人類有一種「事後聰明」的缺點。

索羅斯說,「必須要從頭到尾地重新思考經濟理論,因為那些效率市場假說、理性選擇理論所支持的典範,最後實際上都破產了,與雷曼兄弟之後全球金融系統的破產類似。」

12)「我富有只是因為我知道我什麼時候錯了。我基本上都是因為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而『倖存』下來的……我們應該意識到人類就是這樣:錯了並不丟臉,不能改正自己的錯誤才丟臉。」

索羅斯 索羅 教給 你的 十二大 投資 真理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70989

股票掌故 | 香港股票資訊 | 神州股票資訊 | 台股資訊 | 博客好文 | 文庫舊文 | 香港股票資訊 | 第一財經 | 微信公眾號 | Webb哥點將錄 | 港股專區 | 股海挪亞方舟 | 動漫遊戲音樂 | 好歌 | 動漫綜合 | RealBlog | 測試 | 強國 | 潮流潮物 [Fashion board] | 龍鳳大茶樓 | 文章保管庫 | 財經人物 | 智慧 |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 創業 | 股壇維基研發區 | 英文 | 財經書籍 | 期權期指輪天地 | 郊遊遠足 | 站務 | 飲食 | 國際經濟 | 上市公司新聞 | 美股專區 | 書藉及文章分享區 | 娛樂廣場 | 波馬風雲 | 政治民生區 | 財經專業機構 | 識飲色食 | 即市討論區 | 股票專業討論區 | 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區 | 建築 | I.T. | 馬後砲膠區之圖表 | 打工仔 | 蘋果專欄 | 雨傘革命 | Louis 先生投資時事分享區 | 地產 |
ZKIZ Archives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