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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索罗斯:监管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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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特派记者 刘波\发自纽约
 

  在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美国金融改革大幕拉起、华尔街面临颠覆性转变的重要时刻,《财经》特派记者组在纽约专访了索罗斯。

  他的办公室隐身于华尔街之外约8公里、曼哈顿第57街888号一幢普通写字楼中,窗外半个曼哈顿尽收眼底。最近十多年来,这里一直是索罗斯旗下机构的神经中枢。距此三个街区即是纽约中央公园大道,临街景观公寓聚居着全球最有实力的老钱(OLD MONEY)和新钱(NEW MONEY),每遇重大危机,难免物是人非。

  2010年8月24日采访当天,秋雨淋漓,哈德逊河烟笼雾锁,街上人流纵横,行色匆匆。经济坏消息亦不断传来:7月全美房屋销售量达到1968 年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导致股市下挫;即将公布的8月失业数字预测悲观,GDP增长率也可能低于预期。美国的天空依然黯淡,金融危机仍未释放出它的全部破坏 力。

  很少有人像乔治·索罗斯那样,既收获如此多的赞誉,又遭遇如此多的憎恨。

  从一文不名的匈牙利移民到富可敌国的金融巨头,索罗斯是“美国梦”的象征,是业界景仰的投资大师,因多次准确判断经济大势而享有预言者的美名, 没有哪个金融决策者会忽视他的见解。而在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以及曾败于他手下的人眼中,他是“西方阴谋”的化身,一些中国媒体习惯性地称他为“金融大 鳄”,而这一切指责只是更增强了笼罩在他头顶的神秘光环。

  作为对冲基金经理,索罗斯因1992年狙击英镑暴得大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达到声名与争议的顶点,之后有多次失手经历。从十年前起,他不再接受别人的投资委托,旗下“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仅管理自己家族的资产。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风雨飘摇中,许多管理更大规模资产的投资机构烟消云散,但索罗斯家族的基金公司却得以生存且表现不俗。

  熟悉索罗斯的华尔街人士称,最近十年来他的投资谨严有度,对于那些连金融界人士都无法准确理解的过于“性感”的金融衍生产品,他敬而远之。他多次公开批评信用违约掉期(CDS)等衍生工具,称其为制造金融混乱的罪魁祸首。

  时间证明,如此谨慎态度至少避免了最大的风险,并更容易适应金融监管潮流的新转变。今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 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下称《多德-弗兰克法案》),揭开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最大变局。而在此之前,索罗斯就在其著述及演 讲中不断呼吁,不可忽视金融监管改革的紧迫性,要求像对待股票一样,对衍生工具的发行与交易予以严格监管。

  耄耋之年的索罗斯,已将基金公司日常管理交付儿子和职业经理们,他仍是基金管理公司的主席,但越来越喜欢以思想家和哲学家的面孔示人。他在新书《金融市场新范式》(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中写道,我们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具有自“大萧条”以来绝无仅有的特性。

  他像某些左派人士一样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几百年来支撑经济学理论的市场自动调整假设发出质疑。他称金融市场有催生泡沫的倾向,本次华尔街危机,实由始自1980年的一个“超级大泡沫”促成,因此必须加强监管。

  但政府干预论的热烈拥护者,亦不必因此将索罗斯引为同道。他认为监管者比市场更不完美,只是在市场崩溃的情况下,政府成为提供信心的惟一来源,即便是反应迟缓、充满官僚色彩的监管者,也必须负起责任,避免市场再次崩溃。

  展望未来,索罗斯并不悲观,但也未能指出一条明确的、令人信服的出路。相反,他在采访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不少于他看清的问题。刚度过80岁生日的他精神尚好,但行动变得迟缓,听力开始衰退,语调也显低沉。

  这位毕生浸淫金融界、外人眼中呼风唤雨的“魔术师”,不时流露出一些困惑与迷茫。他说,当前经济学所需要的,不是固定的规则,而是创造性的思维。他的见解也许并非及时起效的灵丹妙药,但值得思索和倾听。

  揭开新一章

  此次金融危机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让银行崩溃,以致人们未意识到当前形势与那时多么相像

  《财经》: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等历次经济危机相比,本次危机最大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索罗斯:一个重大的区别是,在“大萧条”期间,银行系统崩溃了,而在2008年危机期间,人们并没有允许银行系统发生那么大规模 的崩溃。银行的继续运行造成了一种假象,人们没有意识到当前的形势和20世纪30年代多么相像。另一个巨大的区别是中国的崛起。可以说上,中国基本未受本 次危机的影响,而且取代了美国消费者,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但相比而言,这仍是一台较小的发动机,所以目前世界经济的增长势头并不是很好。

  《财经》:本次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两年,如何评价这两年间的变化?

  索罗斯:在危机过程中,政府提供的信贷取代了金融机构的信贷。相应的结果是,政府信贷本身也遇到了问题,这就造成了另一轮危机,即主权债务的信誉跌落。欧元区发生了危机,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都开始承受“财政整顿(Fiscal Consolidation)”的压力,这将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因为政府无法继续原先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将揭开危机的另一章。

  《财经》:欧洲如此,美国的情况如何呢?

  索罗斯:美国也一样。政府实施财政刺激的能力大大削弱了。美联储试图以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但这能否起效很成疑问。即使在美联储内部,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也遭遇了一定的反对。当然,人们已经认定,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这是必须采取的应对措施。

  我认为经济形势仍在恶化,但货币政策将无法起到很大的刺激经济的作用。就像凯恩斯说的,“你不能推一根绳子”(You can’t push on a string),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是试图“推绳子”:以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也许很容易,但以宽松货币政策来化解一场严重的危机,就并不容易。

  我们现在远没有达到平衡局面;不经历崩溃,就无法恢复平衡。我们试图避免经济崩溃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向经济体注入更多货币只会强化金融失衡。

  《财经》:目前美国经济增速有所恢复,但失业率居高不下,如何解释这一反差?

  索罗斯:这说明金融崩溃给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使其陷于瘫痪,而在金融系统得到拯救之后,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都有所反弹。但这只是一时反弹,新一轮问题开始浮现,因为金融失衡并没有得到纠正。

  调整将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这种失衡局面是过去20多年里逐渐形成的,是一个“超级大泡沫”(super bubble),从1980年到2008年,有28年之久。金融系统存在过度的杠杆化,房地产业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失衡不可能在短短两年里化解。

  监管者更不完美

  他们是官僚,他们总是比市场反应慢,而且极易受到政治影响

  《财经》: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救市行动,两年后回顾,这一行动有何值得检讨之处?

  索罗斯:金融危机的教训至今没有得到充分检讨,仍然存在许多困惑。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谬误仍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更不用说解决了。美国目前的金融改革也反映了这一情况:刚刚通过的法案没有解决多少问题。

  新法案赋予美联储监管权,但我们不清楚,美联储将如何行使这些权力。美联储犯过很多错误,现在它也没有把经济形势完全弄明白。另一方面,那些在 危机中存活下来的银行,现在居于很有利的地位,利润甚佳,他们毫不迟疑地利用自身实力维护这一地位。它们对立法者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还没弄明白,华尔 街到底代表一种需要重建、保护的重要国家资产,还是一种威胁美国繁荣的、必须得到监管的风险。这样的困惑也反映在了金融改革法案之中。

  《财经》:你说的“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谬误”,指的是什么?

  索罗斯:现在经济学家们普遍承认,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着固有的问题。我在英国创办“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经济学试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必须面对种种自然科学所不需面对的不确定问题,从而受到人类理解力不完美的限制。

  《财经》:你支持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但对美联储获得的新权力持怀疑态度,这是为什么?

  索罗斯:我曾强调市场的不完美性,但我也说过,监管者比市场更不完美。监管者为何不完美?因为他们是官僚,他们总是比市场反应 慢,而且极易受到政治影响。我觉得,在美国正在重塑监管体制的当下,我需要更多强调后一方面,因为金融监管立法是一个政治议程,是政治势力在左右这个议 程,而不是出于人们对金融市场的正确理解。

  监管者的不完美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在监管修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争斗,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例如,欧洲大陆国家的银行采取混业模式,它们绝不会赞同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务的分离。

  《财经》:中国的央行负责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不直接监管银行,现在美联储被赋予监管职权,你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吗?

  索罗斯:我只能说我们别无选择,但这也是一步险棋。因为美联储的传统职责是保护银行,他们还有保护消费者的权力,不过从未使用过 这一权力,因为这会和银行利益发生抵触。因此,有很大的呼声要求另外建立一个政府机构,以保护消费者。事实上,金融改革法案创立了一个这样的机构,这是该 法案比较好的内容。但是,该机构并不独立于美联储,而是从属于其下。这样的机制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新法案、老困惑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认识到市场体系的内部连接有多么紧密,不能只看到点,还应看到各点之间的联系。系统理论可以提高认识,告诉我们如何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财经》:“大萧条”之后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被严格分开,但后来该法被逐步弱化,并在1999年废除,结果十年后危机爆发。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由此提出新的金融监管规则,你对此是否赞同?

  索罗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支持“沃尔克规则”,因为历史表明,在危机期间,央行将不会容许银行的倒闭造成金融系统崩 溃。所以,美联储其实是向银行提供了默认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就必须负起职责,监管金融机构,确保这样的担保不会真正付诸实施。这是一个基本原 则。

  由此推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能让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赌博,却享受公众给予它们的担保。如何实施这个基本原则,让金融系统更加稳固,是一个现实的 问题。最近理论界一个有趣的新突破是,研究者发现,金融系统和许多自然系统存在着相似之处,正在将自然理论应用到金融市场中,使其变得更加坚韧。

  《财经》:那么,美国是否应该完全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索罗斯: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很多缺陷,不应该恢复。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但不应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该法案建立的是一种分裂的银行体系,每个州都有独立的银行系统。有的州是完全的农业州,银行给予农民很多贷款,如果发生旱灾,农民无法偿债,可能导致银行 倒闭。这不好,应该适当分散风险。

  《财经》:你不主张回到70多年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认为新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力度不够,更好的改革建议是什么?

  索罗斯: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在这件事上,必须由专家非常谨慎小心地制定出合理的方案。

  《财经》:新的金融监管法案似乎并未妥善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应该将一些庞大的金融机构肢解吗?

  索罗斯:这样做也许是有利的、必要的。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市场体系的内部连接有多么紧密,我们不能只看到点,还应看到各点之间的联系。系统理论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告诉我们如何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美国的金融系统变得非常集中化,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的银行业曾是一个极为分散化的行业,有成千上万家银行,现在,四家银行占据了全行业总 业务的80%。但这种集中化是金融危机造成的结果。为应对金融机构的倒闭,监管者做出的选择是,将它们合并成更大的机构,这种集中化本身是市场不稳定导致 的结果,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监管与效率两难

  监管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因为达到监管要求,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但这是为维护稳定必须支付的代价

  《财经》:从根本上说,是否应该由金融机构自己来规避风险,而不是让监管者替它们避险?

  索罗斯:这是西方监管者犯下的主要错误之一。他们认为市场参与者足够聪明,让其自发预防风险即可,不需干预。但这是对系统风险的忽视:整个系统面临的风险与系统中单个参与者所要规避的风险,是截然不同的。

  《财经》:如果市场和监管者都不完美,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是什么?

  索罗斯:我们仍然需要监管,因为市场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我们不能指望个体参与者维持它的稳定,因为个体参与者追求的是自己的好 处。我管理对冲基金时,看到泡沫反而会买入,而这会使泡沫扩大。但我的买入决定是理性的。导致市场整体泡沫的原因不是所谓“非理性繁荣” (irrational exuberance),而是市场参与者追求利润的理性决定。这就意味着,市场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单个个体的理性决定叠加在一起,产生了破坏性的结果。

  《财经》:新的监管会不会牺牲金融市场的效率?

  索罗斯:理论上是这样,但就当前现实而言,银行仍然需要重建资产负债表,美联储也明白这一点。监管者现在并没有过度惩罚银行,但随着时间推移,会有越来越强的政治压力,要求银行承担更多责任,补偿它们造成的损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因为达到监管的要求,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这是为维护稳定必须支付的代价。如果银行系统不稳定,对其放任自流,结果会是大崩溃。

  也许不增强监管能促进效率。毒药也是一种有效的东西,但毕竟是毒药,如果不想中毒,你就必须降低毒药的效率。如果高效的市场会导致崩溃,那还是市场效率稍低点为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就是这么做的。

  《财经》:相对于美国的监管困境及改革,你如何评价中国的金融监管?

  索罗斯: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可以排入全世界最清醒、最聪明、最具活力的监管者之列。当然,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的监管较重,没有经 历大规模的“去监管化”过程,所以中国监管者面临的任务要简单一些。但毕竟,中国监管者对银行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已经预见到经济刺激可能导致的银行坏 账,因此现在就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这是一种很有远见的政策。

  勿放任金融创新

  西方走得过头了,但中国发展得仍不够,中国仍应允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适度创新。重要的是,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以扩大消费

  《财经》:华尔街曾给美国带来巨大繁荣,在危机中也备受责难。在本轮监管改革之后,华尔街的未来将如何?

  索罗斯:我希望华尔街在上一轮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从事的那些活动,不要全部都恢复。举例来说,债务的证券化也许有一定的存在理由,但发展得太过度了。我希望让华尔街不要恢复到当年的盛况。

  我希望华尔街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存在下去。但在危机之前,华尔街的利润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40%,这是过度繁荣,希望这样的局面不要再发生。但是,如果监管机制没有得到合理的构建,危机还会发生。20世纪爆发过危机,21世纪爆发了危机,22世纪也会有危机。

  《财经》:危机之后,许多金融衍生工具消失或衰落,怎么看待金融创新的未来?

  索罗斯:金融创新也许并不是一种有益的活动,也许是有害的。事实证明很多创新是有害的。监管者的职责就是研究所有金融创新的影响。如果他们不能理解某种金融创新,就不应为这种创新开绿灯,这样,创新的范围和规模就会得到限制。

  过去几年里,许多金融创新超越了监管者的理解能力,于是他们放弃了监管。不能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一直表示,信用违约掉期(CDS)就像一种有毒的药物,只有经医生开处方才可服用,否则不可尝试。

  《财经》: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比如在中国,金融创新似乎仍需鼓励?

  索罗斯:没错。西方走得过头了,但中国发展得仍不够。中国可以从西方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但中国仍应该允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适度创新。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以扩大消费,印度亦然。■

專訪 索羅斯 索羅 監管 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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