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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思想精華:中歐大學的系列演講 歲寒知松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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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十年前,為了保衛開放社會,卡爾波普爾將批判的炮火對準了馬克思主義。然而幾十年之後,聲稱是波普爾學生的索羅斯為了保衛開放社會,卻把炮火對準了資本主義。

  但那些想把索羅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拉來為社會主義和權威主義張目的人卻失望了,即便索羅斯批判資本主義,也只是認為它不夠純粹,而不是轉向另一種更糟糕的制度。

  2009年 10月 26日至 30日,索羅斯在布達佩斯中歐大學發表了一系列演講,共五部分,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反身性理論,以及該理論在金融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應用,並對未來之路做出了 自己的見解。按照他的說法,此次的金融危機使他許多看法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社會學領域。他注意到,資本主義是有缺陷的,缺陷就表現在反身性,當政客們學 會了操縱而不是去理解社會的時候,他們的確可以做得非常成功,然而實際上,卻損害了開放社會的真諦。

  在經濟上,他利用反身性原理分析了經濟危機的形成,認為此次危機是一次超級大泡沫,是從 70年代以來一次反身性的大爆發。並提出了加強監管。從某種程度上說,索羅斯對金融危機的批判,其離經叛道程度比之克魯格曼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更加實際 和靠譜。但在索羅斯思想充滿了獨創性和真理因素的同時,反而是他對於加強監管的呼籲反而顯得危險和空洞,缺乏具體的措施。

  該系列演講其中第一講是歷史和原理部分,著重談到了卡爾波普爾的影響。第二講是反身性在金融上的應用,以及對於此次超級泡沫的解釋。第三講談到了開放 社會,並談了兩種謬誤,啟蒙性謬誤和後現代謬誤,他對於布什政府的惡評也很有意思。第四講,則著重談到了資本主義對開放社會的威脅,以及金融等利益集團對 於政治的反身性。第五講,談到了現在的局勢和未來的走向,並談到了中國崛起的問題。

  這個系列演講作為一個完整的整體,對於瞭解索羅斯社會、經濟、哲學思想有很大的幫助。

 

 第一講:反身性概論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個概念框架幫助我既作為一個對沖基金經理去掙錢,也作為一個政策導向的慈善家去花錢。但是,框架本身是無關乎錢財的,它是關於思想和現實之間的關係,而這個問題從很早開始,就已經被哲學家們廣泛地研究。

  50年代末,我還是倫敦經濟學院的一個學生時,就開始發展我的哲學。由於我提前一年參加了最後的考試,在我得到學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時間去打發,可 以選擇導師對我進行指導,我選擇了卡爾波普爾,一位維也納出生的哲學家,他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已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書中,波普爾認為,經驗真理不能被絕對地肯定。即便科學規律也不可能擺脫疑雲:他們可以被實驗所證偽。也就是說,只要有一個實驗數據證明這個理 論是錯的,就足以證明整個理論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數據支持該理論,也無法完全肯定該理論是對的。科學規律實際上是假設性質的,而真相永遠有待檢驗。意 識形態聲稱掌握著絕對真理是胡說八道,因此,他們只能由武力去推行。這適用於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等。所有這些思想最終都導致鎮壓。波普 爾提出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社會組織形式:開放社會,一個人們自由持有不同意見的開放社會,法律規則允許不同意見和利益的人和平相處。在這裡,經歷過納粹和 共產主義佔領的匈牙利,我發現開放社會的理念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當我閱讀波普爾時,我也在學習經濟理論,我發現在波普爾強調知識永遠是不完備的同時,經濟學理論卻有完全競爭理論,並假設知識是完備的,我被兩者的矛盾難住了。這使我開始懷疑經濟理論的假設。這是我哲學上的兩大理論啟示。當然,我的哲學也深深地植根於我個人的歷史。

  我一生中的經驗成型於 1944年德國對匈牙利的佔領。那時我還不到 14歲,擁有不錯的富裕中產階級背景,但突然之間,就因為我是猶太人,就面臨著被驅逐和殺害的前景。

  幸運的是我的父親對這種非常態的事情是有充分準備的。他經歷過俄國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寶貴經驗。在那之前,他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一戰爆發後,他 自願參加了奧匈軍隊。他被俄國人俘虜,送到西伯利亞去成了戰俘。由於野心,他成了犯人們自制報紙的編輯。這份報紙是手工寫在一個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 板」。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歡迎,他被選為囚犯的代表。之後,一些士兵逃離了鄰近的集中營,該營的囚犯代表被報復性槍殺。我父親不想坐以待斃等待同樣的事情 發生在他所在的集中營裡,就組織了個小組領導了一次越獄。他的計劃是造一個木筏航行進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識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亞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 洋。他們漂流了幾個星期才意識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幾個月穿過重重的針葉林,尋找道路回到文明。與此同時,俄國革命爆發,他們又捲入其中。經過了一 系列的冒險之後,我的父親才終於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當時留在集中營不逃走,應該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親回到家已經變了一個人。俄國革命期間的經歷深深影響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麼也不想。他傳授給他孩子的價值觀和我們生活的 環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斂財,也不想成為社會支柱,只想幹活掙錢恰好能過日子就行。我記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個主要客戶借錢,之後 我父親不高興了好幾個星期,因為他不得不加緊幹活還錢。雖然我們日子過得還算寬鬆,但我們不屬於那種布爾喬亞式的家庭,我們為自己的與眾不同而驕傲。

  1944年,當德國佔領了匈牙利,我父親馬上明白這不是正常的時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則辦事。他給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來了假身份證,那些人有的付了錢,有的是免費的。大部分人倖免於難了。那是他最好的時光。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體驗。我們處於致命的危險之中,周圍就有人死亡,但我們不僅活著,還幫助了別人。我們和天使是一夥兒的,戰勝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魎。這讓我感到很特別。這是多麼 High的冒險。有父親做可靠的嚮導,我順利地度過了艱辛。一個 14歲的孩子還能要求什麼?

  經歷了逃脫納粹的快感之後,在蘇聯佔領期間,匈牙利的生活開始失去光澤,我需要尋找新的挑戰。在我父親的幫助下,我找到了離開匈牙利的路。當我 17歲時,我成了倫敦的一名學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興趣是深入瞭解我所誕生的這個古怪世界。但我必須承認,我也懷有一些成為大哲學家幻想。我相信,我已經獲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區別開的智慧之光。

  在倫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沒有錢,單身一人,沒人對我說的話感興趣。但即使可惡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謀生,我也沒有放棄哲學雄心。在結束學業後,我有一串錯誤的開始。最後,我在紐約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穩住了。但空閒時我仍然繼續我的哲學研究。

  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來歷,題目是「意識的負擔」。這是一次試圖把波普爾的「開放和封閉社會的框架」進行模型化的嘗試。它把有機社會和傳統的思維 方式聯繫在一起。封閉社會與教條方式相聯繫,開放社會與批判方式相聯繫。我不能妥善解決的問題是,我無法將思維方式和真實社會事件之間聯繫的屬性進行分 解。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這是我怎麼想到要發明「反身性」這個概念的歷程,這個概念我呆會兒要詳細探討。

  事有湊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給我一個觀察金融市場的新方法,這個方法比當時流行的理論更好。它提供給了我一個判斷依據,首先是作為一名證券分析師,然後 是對沖基金經理都能用上。我感覺就像做出了一個重大的發現,能夠滿足我成為一個大哲學家的幻想。某一刻,當我的商業生涯遇到障礙時,我立馬掉轉船頭,全力 向哲學進發。因為我太珍惜我的發現,一刻也不想離開它。我感覺反身性理論需要更深地挖掘。當我越來越深地對這個題目進行鑽研時,我在我自己構建的迷宮中迷 失了。一天早晨,我發現自己看不懂昨晚剛寫的東西了。在那一刻,我決定放棄我的哲學探索,集中精力掙錢。只有在很多年以後,成為一個成功的對沖基金經理之 後,再回到我的哲學中去。

  1987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書《金融煉金術》。那本書裡我試圖解釋我金融市場操作的哲學基礎。這本書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大部分對沖基金行業內的人都 讀過,商學院也在教授。但是書中的哲學爭論卻沒有給人留下多少印象,它更多被理解為一個成功生意人的虛榮心,賺了錢就幻想自己是哲學家。

  我自己也開始懷疑到底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發現。畢竟我是在對付一個自古以來就被哲學家探索來探索去的課題。我有什麼樣的理由去認為自己做出了新的發 現,特別是別人都沒有這麼認為的時候?毫無疑問,概念框架是對我個人有益的,但似乎別人不認為它有這麼大價值。我不得不接受別人的判斷。我沒有放棄我對哲 學的興趣,但我已經只把它當做我個人的偏好。我的生意和慈善活動(慈善已經越來越成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中,我繼續按照這個概念框架行事,每次我寫一 本書,也會忠誠地重申我的論點。這對我發展我的概念框架有幫助,但我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個失敗的哲學家。有一次,我還發表了一篇題目為「一個失敗哲學家的再 嘗試」的演講。

  但這一切都因為 2008年的金融危機而改變了。我的概念框架使我首先預見了危機,又在危機終於發生時利用來去處理它。我在對事件解釋和預測上做得比大部分人都好。這改變 了我和其他許多人對理論的評價,我的哲學不再是個人的事情了,它值得當做理解現實的一種潛在貢獻予以嚴肅重視。這是促使我做這一系列講座的原因。

  言歸正傳。今天我會從整體上解釋「易錯性」和「反身性」這兩個概念。明天我將它們應用到金融市場,之後,應用到政治上。這還將引入「開放社會」的概念。在第四講,我會探討市場價值和道德價值的差異,第五講,我會提出一些預測,以及針對此時此刻的一些處方。

  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兩個相對簡單的命題來闡述。其一是,當一件事情有人參與時,參與者對世界的看法始終是片面的、歪曲的,這是易錯性原則。另一個命題 是,這些歪曲的觀點能反過來影響到的與該觀點有聯繫的事情,因為錯誤的觀點會導致不適當的行動,從而影響事件本身。這就是反身性原則。例如,把吸毒成癮者 看成是罪犯導致他們真的產生犯罪行為。因為誤解了問題並干擾了對吸毒者適當的治療。另一個例子是,聲稱政府是不好的,往往也導致糟糕的政府。

  易錯性和反身性都是純粹的常識。因此,當我的批評者說,我只是陳述了顯而易見的事實時,他們是對的,但只是在最簡單的層次上是對的。讓我主張更有趣的 是,它們的意義並未得到普遍的讚賞。特別是反身性的概念,經濟學理論一直刻意迴避甚至否認它。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認真對待,不是因為它是一個新的發 現,而是因為像反身性這樣常識性的東西被刻意忽略了。

  在經濟學領域中,反身性並沒有位置,經濟學家總是希望找到確定的東西,然而,我卻說不確定性是人類事務的關鍵性特徵。經濟理論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的,但這個概念與反身性概念直接矛盾。正如我會在下一講講到的,這兩個概念產生了兩個對金融市場完全不同的解釋。

  易錯性的概念沒有什麼爭議。人們普遍承認,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其複雜性超出了我們的理解能力。我也沒有提供更大更新的見解。主要原因是,參加者本 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在處理時往往無法處理自己。或者這樣說,當面臨一個極端複雜的現實時,我們不得不採取各種方法去做簡化(僅舉幾個例子,比如概括,兩 分,比喻,決策規則,道德觀念等等),人們使用這些方法時,如果把他們自己也是處理對象的一部分,情況就更複雜了。

  大腦的結構是易錯性的另一個來源。腦科學的最新進展已提供了一些對大腦如何工作的認識,並且已經證實休謨的觀點:理智是情感的奴隸。理智來自於我們想像力的虛構。

  大腦被成千上萬個感官衝動輪番轟炸,但意識卻只能同時處理七八個事情。在有限的時間內,這些衝動必須被凝練、排序和解釋,出錯和扭曲無法避免。腦科學為我的原始論點增添了許多新的細節,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在本質上是不完善的。

  反身性概念需要多做一點解說。它僅僅適用於這樣的事件,在事件中,具備有思考能力的參與者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圍繞參與者的思想會形成兩個函數。其一是 認識這個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稱之為認知函數。二是向有利於己的方向改變世界,我稱為參與(或操縱)函數。(在索羅斯的演講中,認知函數和操縱函數分 別是 cognitive function和 manipulative function,其中function既可以翻譯成功能,也可以翻譯成函數。在其本意中,是指參與者的功能,這種功能需要一定的輸入因子,或者說,變 量,並產生一定的輸出因子,並可以用函數的形式來表達。比如一個人砍柴,輸入是人、木頭和斧頭,輸出是柴火,函數名稱是砍柴。本文中,根據上下文的需要和 中文的習慣,既有翻譯成函數的地方,也有翻譯成功能的地方,但實際上是同一個概念-譯者)這兩個函數從兩個相反的方向連接起思想和現實。在認知函數中,是 現實決定了參與者的觀點,其中因果關係的方向是從現實到思想的。與此相反,在操縱函數中,因果關係的方向是從思想到現實的,也就是說,參與者的意圖在對世 界產生影響。當兩個函數在同時起作用時,他們可以互相干擾。

  如何幹擾?通過剝奪每個函數中的自變量,這些自變量同時是其他函數的因變量。因為,當一個函數的自變量是另一個函數的因變量時,就沒有一個函數具有真 正獨立性。這意味著認知函數不能產生足夠的知識來作為參與者決策的依據。同樣,操縱函數可對改變世界的結果產生影響,但不能單獨確定它。換言之,其結果容 易偏離參與者的意圖。在意圖和行動以及行動和結果之間必然會產生某種偏差。因此,在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和事態的實際發展之間也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為了理解不確定性與反身性之間的聯繫,我們需要探討遠一點。如果認知函數孤立地運作而完全不受操縱函數的影響,它可以產生知識。這些知識被表述為結果 為真的斷言,也就是說,這些斷言如果和事實符合,就是真的(這就是真理符合論告訴我們的判斷標準)。但是,如果操縱函數對事實產生了干擾,從而改變了事 實,這時候事實已經不能再作為獨立的標準去判斷那些由認知函數產生的斷言了,因為即便斷言仍然與事實符合,但由於事實已經被改變,這樣的符合也缺乏獨立性 了。

  考慮這樣的斷言:「現在在下雨。」這個斷言是真是假依賴於天氣的實際狀況,實際上,現在在下雨。現在再考慮另一個斷言:「這是一個革命的時刻。」這個斷言是反身性的,它是否為真依賴於斷言本身帶去的影響能否鼓勵起一批造反派來。

  反身性陳述與說謊者悖論(即,蘇格拉底說:蘇格拉底是個說謊者。-譯者)有一定的聯繫,後者在形式上也是一個自我參照的斷言。但雖然自我參照已經被廣泛地分析過,反身性受到注意卻要少得多。這是很奇怪的,因為反身性有對現實世界有影響,而自我參照純粹是一種語言現象。

  在現實世界中,參與者的思想,不僅表現在斷言上,當然還表現在各種形式的行動和習慣上。這使得反身性成為一個非常廣泛的現象,而其通常採用的形式是反饋回路。參與者的意見影響事態的發展,事態的發展影響參與者的意見。該影響是持續和循環的,於是變成了反饋回路。

  反身性反饋回路還沒有得到嚴格的分析,當我最初遇到這個問題,並試圖分析的時候,我闖入了問題的複雜性之中。我假定反饋回路是在參與者意見和事件實際 進程之間的一個雙向連接。但不同參與者意見之間的雙向聯繫呢?如果一個孤立的個人問自己「我是誰」「我主張什麼」,作為對自己問題的反應而改變了行為習慣 呢?試圖解決這些困難時,我在眾多的分類中越來越迷失,以至於一天早上,我已經看不懂前一天晚上寫下的東西了。也就是這時候我放棄了哲學開始一心一意賺 錢。

  為了避免這種陷阱,讓我提出的下列術語。讓我們把現實分成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思想構成主觀方面,事件構成客觀方面。換句話說,主觀方面包括參加者的 頭腦中發生的事情,客觀方面是指外部現實中發生的事情。只有一個外部現實,但有許多不同的主觀意見。反身性可以連接任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現實方面(但只要 要包含一個主觀方面),並在其之間設立雙向反饋循環。特殊情況下,反身性甚至在同一個現實的一個方面也可能出現,這反映在一個孤立的個人對他自己身份的反 應,可以說是「自我反身性」。然後我們可以區分兩大類:反身關係(主觀方面之間的連接)和反身事件(包涵客觀方面的連接)。婚姻是反身關係;2008年的 危機是反身事件。當現實中沒有主觀方面參與,就沒有反身性。

  反饋回路可以是負反饋,也可以是正反饋。負反饋將參與者的觀點和實際情況之間越拉越近;正反饋則把他們越分越遠。換言之,一個負反饋過程是自我糾正 的,它可以永遠存在下去。如果外部現實中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它可能最終導致一個平衡點,在這個點,參與者的觀點正好對應於實際情況。在金融市場一般認為發 生的就是這種情況。因此,均衡這個在經濟學中的核心事例,只不過是負反饋中的一個極端事例而已,在我的概念框架中只不過是一個受限制的特殊情況。

  與此相反,正反饋過程是自我強化的,它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參與者的觀點將與客觀事實相差越來越遠,最終參與者也將不得不承認它們是不現實的。兩 者間的交互過程也不會讓事物的實際狀態維持穩定,因為正反饋有這樣的特性,它讓現實世界中已然存在的任何傾向都越來越嚴重。這時候我們面對的不是均衡,而 是動態的不均衡,或者說,任何可以被描述為離均衡越來越遠的情況。在這種離均衡越來越遠的情況下,通常參與者和現實之間的分歧會達到高潮,從而觸發另一個 相反方向的正反饋。這種看上去的自我強化實際上是一個自我否定式的繁榮-蕭條過程,在金融市場中,就是積累泡沫和泡沫破裂的過程,在其他領域也能找到類似 的情況。我把這稱作創造性謬誤,即,人們對現實的解釋是有偏差的,根據這種偏差的觀點產生的行動又導致現實真的出現偏差,並越來越嚴重。

  我知道這一切非常抽象,難以理解。如果我舉一些具體的例子將更容易理解。但是,你們不得不忍受我。如果我想提出一個不同觀點,抽象化反而能夠幫助我做 到這一點。在處理類似現實和思想以及相互關係這類題目的時候,人們很容易犯暈做出錯誤的模擬。所以,曲解和誤解可以在人類事務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近 的金融危機就可能會導致金融市場如何運作的錯誤解釋。我將在下一講討論這個問題。第三講,我會討論兩個創造性謬誤——啟蒙謬誤和後現代謬誤。這些具體的例 子將聚焦於討論誤解在歷史進程中有多重要。但今天的講座,我仍將停留在高度抽象的層次上。

  我主張,當有思想能力的參與者參與進社會現象時,情況與自然現象具有完全不同的結構。不同之處在於思維的作用。在自然現象中,思想沒有發揮因果作用, 只具有認知功能。在人類事務中,思想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既具有認知功能也具有操縱功能。這兩個功能(函數)可以互相干擾。這種干擾不是隨時都發生(發 生在日常活動中,像開車或者裝修房子那樣,這兩種功能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但一旦發生,就引入了自然現象中所沒有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在兩個函數內 都有表現:參與者根據不完全的認知去行動,他們行動的結果也不符合他們的期望。這是人類事務的重要特點。

  與此相反,在對自然現象的例子中,事態的發展不以觀察者的看法為轉移。外部觀察者只與認知函數相聯繫,現象本身提供了可靠的標準讓觀察者的理論可以明 確判斷真偽。因此,外部觀察者能夠獲得的知識。基於這一知識可以成功地對自然界實施改造。在認知函數和操縱函數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分野。由於這樣的分野存 在,比起在人類領域來,兩個函數可以輕鬆地達到目的而不存在偏差。

  這裡我必須強調,反身性不是人類事務不確定性的唯一來源。是的,反身性的確將不確定因素引入參與者的觀點和事件的實際過程中,但其他因素也可以產生同 樣的效果。例如,參與者不知道其他參與者所知道的信息,也導致了偏差。這與反身性相當不同,可也是人類事務不確定性的來源之一。不同的參與者有不同的興 趣,其中一些人自然會與其他人衝突,這也是另一種不確定性的來源。此外,如以賽亞柏林指出的,每個參與者遵循的價值觀也是多樣的,其中也充滿了矛盾。這些 因素造成的不確定性可能會更比反身性產生的更廣泛。我將它們都放在一起提出人類不確定性原理,這是一個比反身性更廣泛的概念。

  我談到的人類不確定性原理,比起貫穿在笛卡爾哲學中的主觀懷疑理論更具體,也更嚴格。它給了我們更客觀的理由相信,我們的看法和期望是(至少可能是)錯誤的。

  雖然人類不確定性主要影響的是參與者,但對社會科學卻具有深遠的影響。通過援引卡爾波普爾的科學方理論,我可以清楚闡明這種影響。這是一個美麗、簡 單、優雅的理論。它由三個要素和三種行動組成。這三個要素是科學規律、規律運營的初始和終結條件。這三種行動是預測、解釋和驗證。當科學規律與初始條件相 結合,人們能提供預測。當它們再和的終結條件結合在一起,人們能提供解釋。在這個意義上,預測和解釋是對稱的和可逆的。至於驗證,則負責將通過科學規律得 出的預測與實際結果相比較。

  根據波普爾的觀點,科學規律是假設性質的,它們不能被證實,卻可以通過驗證來證偽。科學方法論成功的關鍵是,可以利用每個個體的參與,共同對一個理論 進行驗證,而所有個體的參與都會成為驗證的一部分。一個個體失敗的驗證就足以證偽一個理論,但再多的成功案例卻不足以證實它。

  科學怎麼能既是實證的又是理性的呢?對於這個棘手的問題,波普爾提供的是一個聰明的方法。根據波普爾的說法,之所以是經驗的,是因為我們通過觀察由理 論產生的預測是否符合事實,來確定理論的正確性,之所以是理性的,因為我們使用了演繹邏輯來得到預測。波普爾摒棄了歸納邏輯,代之以驗證。歸納是不可被證 偽的,因此是不科學的。波普爾強調了科學方法論中驗證的核心作用,並帶有強烈批判性思維地斷言科學規律只是暫時有效,並永遠對重新驗證開放。因此,波普爾 理論的三個突出特點是:預測和解釋的對稱性,證實和證偽的不對稱性,以及驗證的核心作用。驗證讓科學發展、改進和創新。

  波普爾的理論對於自然現象研究效果良好,但人類不確定性原理卻向這個極端簡潔和優雅的理論中注入了不和諧。因為預測中引入了不確定因素,預測和解釋之 間的對稱性被破壞了,驗證的中心作用也處於危險之中。最初和終結的條件中是否要包括參與者的思想?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每一次驗證都需要複製這些條件。 如果參與者的思想包括在內,就很難觀察到它的初始和終結條件,因為參與者的觀點只能從他們的講話或行動中推斷。如果它被排除在外,最初和終結條件不構成單 獨的觀察目標,因為同樣的客觀條件可能由於參與者的不同,和截然不同的觀點相聯繫起來。無論哪種情況,歸納都不能被恰當地進行驗證。這種困難並不會排除社會科學家通過歸納獲得有價值結論,但這些結論不滿足波普爾理論的要求,也不符合物理定律的預測能力。

  社會科學家發現了這一結論難以接受。而經濟學家,借用弗洛伊德說,正經歷著「物理嫉妒」。

  為了消除與人類不確定性原理相聯繫的上述困難,人們做過很多嘗試,試圖在參與者的思想和現實之間引入或者假設一些固定的關係。卡爾馬克思斷言,物質生 產的基礎決定了思想的上層建築。弗洛伊德認為,決定人的行為是衝動和潛意識的綜合體。他們都宣稱自己的理論是科學的,但波普爾指出,他們不能被證偽,所以 只是偽科學。

  但到目前為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嘗試是在經濟理論領域展開的。它從假設完美知識開始,當這種假設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時候,又通過不斷加大扭曲來維持這 個聲稱行為是理性的神話。經濟學結束於理性預期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有一個對未來樂觀的預期,作為對這個預期的反應,最終所有的市場參與者都將向這個預 期趨同。這個假設是荒謬的,但在使經濟理論在牛頓物理學基礎上進行模型化方面卻是必要的。

  有趣的是,當他們在《經濟學》刊物上進行交流時,波普爾和哈耶克都發現社會科學不能產生和物理學相類比的結果。哈耶克猛烈抨擊了機械和輕率地將自然科 學中定量方法應用於物理學的嘗試。他稱之為科學主義。卡爾波普爾在《歷史主義貧困論》中指出,歷史不是由普遍有效的科學規律決定的。

  然而,波普爾宣稱他稱之為「統一方法學說」的理論時,他是指自然和社會科學應以同一標準來判斷。哈耶克,當然,成為了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使徒,那兒是市 場原教旨主義的大本營。但在我看來,人類不確定性原理的含義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主題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們需要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標準。人們不能期 望經濟理論能夠產生普遍有效的規律,可以用來逆向解釋或者預測歷史事件。我主張,如果只是依樣模仿自然科學,只會導致人類和社會現象的失真。物理學中可行 的方法放到社會學中就失效了。

  不過,由於過於強調自然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不同,我也遇到了些麻煩。這種兩分法通常在現實中沒有找到,它們是由我們引入的,用來讓這個充滿了迷惑的現實 好理解一點。事實上,即便在物理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嚴格區分看來是有道理的,但總是有其他學科,如生物學和動物社會研究等等,佔據了中間的位置,無法嚴格 區分。

但我不得擱置我的保留意見,首先承認自然和社會科學之間是需要二分的。因為社會科學遇到了另一個困難,這個困難是自然科學可以避免的。

  這個困難就是:社會科學是具有反身性的。海森堡發現的測不準原理並沒有絲毫改變量子行為,但社會學理論,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或是反身性 理論,都可能會影響它們涉及的社會領域。科學方法被認為是依賴於真理的。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並不與此假設矛盾,但反身性的社會理論卻與此矛盾。為什麼社會科學本可以積極改變社會,卻只是被侷限於被動地研究社會現象?正如我在《金融煉金術》中說的,煉金術士在試圖用咒語改變基本金屬性質時犯了錯誤。相反,他們應該集中精力去參與金融市場,這才有可能成功。

  社會科學如何才能排除這種干擾?我提出一個簡單的補救方法:承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二分法。這將確保人們能正確對待社會理論的優點,而不會錯誤 地用自然科學方法亂作診斷。我建議以此作為研究框架是在保護科學方法,對社會科學也不意味著貶值。這個框架並沒有對社會科學能夠研究什麼做出限制,相反, 通過把社會科學從對自然科學的依樣模仿中解放出來,可以防止它被錯誤的評判標準所左右,讓它有可能開闢出一片新天地。在這種精神下,我將在明天對金融市場 做出闡釋。

  抱歉這麼久一直盤旋在極端抽象理論的火星上。我保證下一講回到地球上來。

 

 第二講 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為我昨天提出的抽象理論提供了一個展示和測試的絕佳實驗室。在這裡,事態的發展比其他大多數地方更容易觀察。許多事實都採用了量化的形式,數 據被完好地記錄和保存了下來。驗證我理論的機會來了,因為我的理論直接違背了當前金融市場上流行的有效市場理論。根據該理論,市場總是趨向於均衡,偏差只 是在外來衝擊的作用下隨機出現。如果這個理論正確,我的就錯了,反之亦然。
如果我直接批評流行的理論,不會有人在意。但我是直接走進了金融市場去賺錢,而且賺錢的時候並不需要知道什麼現代投資組合理論或者理性預期理論。我發展了自己對金融市場的解釋取代了流行的那些玩意兒。當我在 1987年發表了《金融煉金術》時坦率地承認了我對流行理論並不清楚。難怪經濟學界也以同樣的輕蔑忽視了我的理論。英國央行行長 Mervyn King還算客氣,明確表示我的理論不對,其他多數經濟學家理都懶得理。
近期的金融危機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事件確鑿地證明了有效市場假說的不足。它既沒有預測也沒有解釋發生了什麼。同時,我卻提供了一個可以更好地理解事件的理論框架。人們(不管是像 Mervyn King這樣的外人還是我自己)開始認真對待這個理論了。我開始覺得我的解釋的確提供了一個更新更好的模式,並在我 2008年初出版的一本書裡進行了說明,那時還遠遠早於雷曼兄弟的破產。
但至今反身性理論仍然沒有被學術圈子所接受。有效市場假說失效已經普遍得到承認,但是新出現的一個理論是基於行為經濟學的。行為經濟學是完全基於反身性的,但是,我將在下面表明,它只是探索了現象的一半。
在把我的基本框架引入金融市場時,先讓我闡明兩個基本原則。

  首先,市場價格總是扭曲地反映其下的基本面,失真度的範圍從可以忽略不計到極端重大。這與有效市場假說直接矛盾,該假說認為市場價格準確地反映了所有存在的信息。
第二,金融市場不只是被動地反映了現實,而是還扮演了一個更加積極的角色:它們可以影響到所謂的基本面,之前人們認為它們只是反映基本面。這一點是行 為經濟學沒有注意到的。行為經濟學只強調反身性過程的一半:金融資產定價錯誤;但它沒意識到這樣的定價錯誤又反過來影響到了所謂的基本面。
在實際中,有不少反饋機制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糾正金融資產的定價錯誤。這可能給人們留下印象認為市場往往是正確的,但實際上這些機制背後的運營 與目前流行的理論是不同的。我認為,金融市場的確有方法改變基本面,這讓市場價格和基本面之間的對應關係更加密切。這裡,和有效市場假說對比一下,有效市 場假說宣稱市場總是準確地反映現實,並自動趨向於均衡。但實際上,金融資產的錯誤定價有許多途徑影響所謂的基本面。最流行的途徑是那些涉及槓桿的途徑,既包括債務槓桿也包括產權槓桿。對這些途徑應該有更多的研究。
我的兩個命題聚焦在了金融市場的反身性反饋回路上。這裡兩種類型的反饋:負反饋和正反饋。負反饋是自我修正的,正反饋是自我強化的。因此,負反饋趨向 於均衡,而正反饋則產生動態不平衡。正反饋回路更有趣,因為它們既對市場價格也對基本面都可能產生大的變動。一個正反饋過程從產生後,就逐漸自我強化,但 最終它將達到一個峰值或者逆轉點,過了峰值之後,又在相反方向上自我強化。但正反饋過程並不一定能一直運行下去,它們可能在任何時間點上被負反饋所終止。
我提出了一個關於繁榮-蕭條過程的理論,或者說泡沫理論。每一個泡沫都由兩部分組成:一個現實中普遍存在的基本趨勢,和一個對這一趨勢的誤解。繁榮- 蕭條的過程啟動於趨勢和誤解正向互相強化之時。這一過程可被一個反向的負反饋測試出來,如果這種趨勢強大到足以經得住這次驗證,那麼無論是趨勢還是誤解都 將得到進一步強化。最後,市場預期變得如此遠離現實,人們不得不承認出現了誤解。進入黃昏期,人們心中的懷疑逐漸增長,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信心,但是正向 的趨勢靠著慣性仍然得以維持。像花旗前頭目 Chuck Prince所說:我們必須繼續跳舞,直到音樂停止。最後,到達了轉折點,趨勢扭轉了,相反方向的自我強化再次開始。
回到我原來的例子,60年代後期的混業經營繁榮:基本趨勢由每股收益所代表,預期則和股票價格趨勢相關聯。混業經營通過收購其他公司提高了人們的每股收益。於是期望高漲起來,使人們能夠獲得的收入也更多,但最終現實無法跟上期望。黃昏期過後,價格趨勢反轉了。曾經被掃倒地攤下面的所有問題現在都冒了出來,收入崩潰了。當時,一家這樣的集團 Ogden公司的總裁告訴我:我沒有觀眾去表演。
通常情況下,泡沫是不對稱的。繁榮是漫長的,但倒下時非常迅速:在啟動時往往很緩慢,然後逐漸加速,到了黃昏期,速度又變得平緩。泡沫破裂是短暫而陡峭的,因為它偏離得過於離譜,往往面臨著強行清盤。幻滅變成了恐慌,達到了金融危機的高潮。
這種模式下的泡沫會經歷這樣幾個不同的階段:建立期,加速期,被驗證中斷(如果熬過了驗證)並成功強化期,黃昏期,轉折點或高潮,下跌之後的加速期並 墜入金融危機。每一個時期的長度和強度是不可預測的,但是這樣的一個時期序列卻是有一個內部的邏輯順序的。因此,後果不難預料,但即便如此,政府干預或者 其他形式的負反饋也可以終止這個過程。
最簡單的例子是房地產熱。促成房地產熱的趨勢是信貸變得更便宜、更容易獲得;把趨勢變成泡沫的誤解是,抵押品的價值是獨立於信貸的。事實上,信貸的可 獲得性和抵押品價值之間的關係是反身性的。當貸款變得更便宜,更容易獲得,交易越來越活躍,房地產價值上升。於是違約率降低,於是信用得到改善,於是放款 標準鬆弛。於是,在繁榮的最高點,所涉及的貸款金額達到最大,逆轉趨勢導致強迫清盤,打壓了房地產價值。
然而,誤解繼續發生在各個領域。1982年國際銀行危機發生在沒有擔保的主權債務上。主權借款人的信用評定是通過各種債務比率來進行的,比如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或債務與出口的比值。這些比值被認為是客觀的標準,而實際上他們是具有反身性的。當上世紀 70年代,石油美元循環增加了流向像某些國家(比如巴西)的信貸,它們的負債率提高,從而鼓勵了更多的資金流入,並開始形成泡沫。
並非所有的泡沫都涉及信貸,有些泡沫是基於產權的。最好的例子當然是 90年代末的互聯網泡沫。當格林斯潘談到 1996年的非理性繁榮時,他曲解了泡沫。當我看到泡沫正在形成,我馬上殺進去購買,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不是不合理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監管機構在泡沫越長越大時去糾正市場,因為我們不能依靠市場參與者,不管他們有多理性,消息多靈通。
泡沫不是反身性的唯一表現形式。它只是最引人注目的形式,並且是最直接反襯有效市場假說謬誤的形式,所以值得人們特別注意。但是,反身性還有其他許多 形式。比如在貨幣市場,匯率的上行和下行是對稱的,在繁榮和蕭條之間沒有典型的不對稱現象。但在這個市場也沒有均衡的跡象。自由浮動匯率像是一個跨越多個 年頭的波浪線。
最重要的也是最有趣的反身性互動發生在金融監管當局和金融市場之間。由於市場並不趨向於均衡,就容易產生週期性的危機。金融危機會導致監管改革。這就 描繪了中央銀行和金融市場監管是如何演化的。無論是金融機構還是市場參與者的行為都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礎上,這使得它們之間的互動具有反身性。
雖然泡沫具有間歇性,但當局和市場之間的相互作用卻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任何一方的誤解通常保持在合理的範圍內,因為市場反應向當局提供了有益的反饋, 讓他們改正自己的錯誤。但偶爾,這些錯誤是可以自我證實的,於是就啟動了惡性或者良性的循環。這樣的反饋循環產生的泡沫最初也會產生自我強化,但最終自我 毀滅。
並非所有的價格扭曲都是由於反身性造成的,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市場參與者可能做不到在知識的基礎上做出決策,他們不得不預測未來,而未來又建立在 人們還沒有做出的決策之上。人們將要做出什麼決策,以及這些決策會帶來什麼影響,都不可能準確預測出來。然而,人們必須被迫作出的決定。如果要讓自己的猜 測正確,人們需要知道其他所有參與者的決策及其後果,但這是不可能的。
理性預期理論為了規避這種不可能性,試圖假定有一個唯一正確的期望集合,人們的觀點將彙集在這個集合之中。這種假設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但它是目前正在各所大學教授的金融經濟學的基礎。在實踐中,參加者必須在不確定的條件下作出決定。他們的決定勢必是匆忙的和帶有偏見的。這就是價格扭曲的一般原因。
有時價格扭曲也會啟動一個繁榮-衰退的過程。很多時候,這個過程被負反饋所糾正。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波動就具有了隨機特性。我把它們比喻為一個游泳池內 的水面波動,而不是一次海嘯。顯然,海嘯更為重要,但波動更為普遍。兩種價格扭曲摻和在一起,以至於在現實的繁榮-蕭條過程中,很少按照我的模型中完整過 程發展。符合我的模型描述特徵的那些泡沫是極少的,但它們是如此強大,掩蓋了同時發生的所有其他進程。
有必要區分一下接近均衡情況(具有隨機波動的特點)以及遠離均衡情況(以泡沫為主導)。接近均衡的特點是單調、重複,可以統計概括的。遠離均衡情況是 獨特的,具有歷史事件性質,其結局通常是不確定的,超出了根據日常事件歸納出來的統計規律。能夠指導接近均衡情況的規則並不適用於遠離均衡情況。最近發生 的金融危機就是一個例子。所有的風險管理工具,和那些基於價格是在均衡周圍隨機波動這個假設而製造出來的金融產品,都被打破了。那些依賴於在接近均衡情況 下製造出來的數學模型的人們損失慘重。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中,我遠離均衡情況又有了新的認識。作為參與者,我不得不在很短的時間內採取行動,我無法收集市面 上所有的信息,這一點也適用於監管當局。這就是遠離均衡情況如何突然間失控的。這不僅限於金融市場。我在蘇聯解體時也經歷過。事實上,參與者的思維是有時 間限制的,而不是像理性預期理論指望的那樣經過無限長時間的算計再拿出一個結論。我能夠理解反身性帶來的不確定性,但即便是我,對 2008年不確定性的程度的巨大也感到驚訝。它讓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找到了正確的市場大方向,但我沒有預料到巨大的波動性。因此,我持倉過大,超過了 波動性允許我持有的倉位,有幾次,為了控制風險,我不得不在錯誤的時間揮淚斬倉。如果我持有小一點的倉位,並堅持到最後,我會做得更好。我學會了一條痛苦 的經驗,即不確定性的範圍也是不確定的,有時這個範圍甚至幾乎是無限的。不確定性在波動中得到了最好的表達。波動性加大需要減少風險敞口。這導致了凱恩斯 所謂的增長的流動性偏好。這是金融危機強迫清盤特徵的一個附加因素。當危機減緩,不確定性範圍隨之縮小,流動性偏好停止攀升並最終下跌,股票市場幾乎會自 動反彈。這是我最近學到的另一個教訓。需要指出的是,遠近均衡情況的區分是由我提出的,這是為了讓紛亂的現實看上去有意義一些,它並不能準確地描述現實。現實總是比我引入的兩分法複雜得多。最近的危機相當於一個百年不遇的風暴,它是此前許多場危機共同作用造成的。那些危機相當於 5年或者 10年的風暴。那些曾經成功處理過比較小風暴的監管機構,在利用同樣的辦法來處理百年風暴時,就不甚成功了。這正好說明,並不是所有遠離均衡情況都是一樣的。

  我給出的圖景和有效市場假說完全不同。我相信它是更現實的,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空間。它也為解釋此次金融危機的新假設提供了依據。它不是來自我 泡沫理論的演繹邏輯。不過,兩者倒是命運相連,或者都對或者都錯。所以情況是這樣的。我認為,2007年次貸泡沫的破裂引爆了一個超級泡沫,就像是一個普 通引爆裝置又最終引發了核爆炸。在美國,房地產泡沫是最常見的一種,只是由到底是債務抵押債券還是其他合成工具來區分。這個普通泡沫背後有一個更大的超級 泡沫,這個超級泡沫經過了更長時間的積累。這個超級泡沫中的普遍趨勢是信貸和槓桿利用的日益增長。而普遍的誤解是相信金融市場可以自我糾正,並且應該留給 金融市場自己的機制去糾正。里根總統把它叫做市場魔力,我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1980年代,羅納德里根當美國總統,撒切爾夫人當英國首相時,它成為了當時的主要信條。
讓超級泡沫變得如此獨特的,是一次次金融危機在使它增大過程中的作用。由於市場可以由市場機制自行調整的信條是錯誤的,超級泡沫引起了一系列金融危 機。第一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是 1982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又跟隨著許多次危機,最引人注意的是 1987年 10月投資組合保險崩潰,1989年至 1994年經過了多幕的儲蓄和貸款危機,1997/1998年新興市場危機,以及 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每次金融危機發生,有關當局干預、合併或著關照著破產的金融機構,並應用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來保護經濟。這些措施又加強了信貸 和槓桿越來越離譜的普遍趨勢,同時它們還加強這樣的普遍誤解,認為市場可以安全地自行調節。這是一個誤解,因為是當局的干預拯救了經濟系統,而不是自行調 節。然而,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成了這個錯誤信念的一次成功驗證,最後,它們吹起了一個超級大泡沫。
最終,信貸擴張再也持續不下去了,於是超級泡沫破滅。次貸市場的崩潰導致了極短時間內一個接一個的市場崩潰,因為這些市場都是相互關聯的,而市場之間 的防火牆也早已因為管制的放鬆而被移去了。這就是此次危機與之前危機的不同之處。其它危機只不過成功驗證並強化了這個進程,2007年次貸危機成了轉折 點。雷曼兄弟的破產讓整個崩潰達到了高潮,並導致了金融機構的大規模干預。
我的繁榮-蕭條模型的特點是,它不能事先預測一次驗證能成功與否。這一點決定了到底是普通泡沫還是超級泡沫。我原以為,1997/8年新興市場危機將構成超級泡沫的轉折點,但我錯了。當局設法挽救了經濟系統,超級泡沫繼續增長。這使得最終 2008年這次超級泡沫終於破滅的時候,更具有破壞性。
雷曼兄弟於 2008年 9月 15日破產之後,金融市場必須通過人工呼吸才能活著。這次災難不僅影響了金融部門,還對實體經濟產生了衝擊。特別國際貿易受傷嚴重。但人工呼吸奏效了,金 融市場穩定住了。經濟正在逐漸恢復。一年後,整個事件看上去像一場噩夢,人們寧肯忘掉它。人們存在一種普遍的願望把此次危機等同於平常的其他危機,又像往 常一樣若無其事地回到了商業活動之中。但現實不應該這樣被忽略,經濟系統實際上被破壞嚴重,需要好好修理。
許多分析人士為必須的監管改革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

  首先,由於市場容易有泡沫,金融當局必須接受預防泡沫變得過大的責任。格林斯潘和其他人都表示過拒絕接受這一責任。格林斯潘認為,如果市場不能識別泡 沫,監管機構也不能,他是對的。但是,金融當局不得不接受這個人為,並且充分認識到,在做到這點之前,他們可能會犯錯誤。但他們有獲得市場反饋的便利,這 些反饋會告訴他們是做得太多還是太少了。他們可以據此改正自己的錯誤。
第二,為了控制資產泡沫,僅僅控制貨幣供應是不夠的,你還必須控制信貸供應。僅僅使用貨幣政策工具做不到這一點,你還必須使用信貸控制工具。最廣為人 知的工具是保證金要求和最低資本金要求。目前,保證金和最低資本金是固定的,不以市場的陰晴而改變,因為根據均衡理論,市場沒有陰晴。但他們的確有,為了 控制資產泡沫,金融當局需要調整保證金和最低資本要求。
監管機構也可以創造新的工具,恢復已經不再使用的。比如,許多年前在我從事金融的早期,中央銀行曾經指導商業銀行,限制其向某一特定的經濟部門(如房 地產或者消費貸款)放款,因為他們認為該部門經濟已經過熱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認為這是對市場機制的粗暴干涉,但他們錯了。當我們的中央銀行習慣於此的時 候,金融危機可能就消除了。中國當局今天也在這樣做,他們對自己的銀行體系控制得不錯。在繁榮期間,商業銀行被要求放在央行的保證金提高了 17倍,當有關當局逆轉這個過程時,銀行也欣然服從。
或著考慮一下互聯網泡沫。格林斯潘很早就認識到這一點時,1996年就談到了「非理性繁榮」。但是除了他著名演說之外,他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避免它。 他認為減少貨幣供給對於監管當局而言過於生硬,他是正確的。但他可以要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把新股發行凍結,因為互聯網的繁榮是由產權槓桿推波助瀾的。他 也沒有做,因為這將違背他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信仰。
第三,由於市場是潛在不穩定的,除了影響個別市場參與者的風險之外,還有系統風險。參與者因為相信他們總是可以找到下家而忽略系統性風險,但是監管者 不能忽視這種風險,因為如果有太多的參與者持有同樣的倉位,這樣的持倉就無法在不引起中斷或者崩盤的情況下清盤。監管者不得不監測參與者的持倉情況,以發 現潛在的失衡現象。這意味著,對所有主要市場參與者的倉位(包括對沖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的)都需要進行監測。某些衍生產品,如信貸違約掉期和觸碰失效期 權,特別容易造成隱性的不平衡,它們必須加以管制,甚至在適當的時機限制或禁止。合成證券的發行必須受到監管部門的批准,就像普通證券一樣。
第四,我們必須承認金融市場發展具有單向不可逆的性質。在執行其防止金融系統發生崩潰的責任時,金融當局實際上對所有「太大不能倒閉」的機構已經有了 一個隱含擔保。撤銷這個保證是不現實的。因此,他們現在必須通過監管來確保這個隱含擔保不會被觸發。符合「太大不能倒閉」擔保條件的銀行必須降低槓桿率, 接受對他們如何使用存款進行投資的各種限制。存款不應該用來進行自營交易。但監管機構必須走得更遠。他們必須規範自營交易者的補償方案,以確保風險和回報 直接掛鉤。這可能促使自營交易者離開銀行,進入對沖基金,他們本應該屬於後者。
正如油輪之間是隔離的以保持穩定一樣,不同市場之間也必須有防火牆隔離。再像 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那樣把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隔離可能不切實際。但是,要對銀行各不同市場的產權交易進行內部隔離。一些已經佔據了准壟斷地位的銀行可能需要打破。
最後,巴塞爾協議犯了一個錯誤,給予銀行持有的股票比一般的銀行貸款以更低的風險評級:他們忽略了集中持倉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這是加劇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要糾正它,就需要提高銀行持有股票的風險評級。這或許能阻止銀行將貸款證券化。
這些措施都將減少銀行的盈利能力和槓桿率。這就提出了一個關於時機的有趣問題。目前還不是適當的時候制定永久性改革。金融體系和經濟還處於遠離均衡情 況,通過簡單的糾正措施,還沒有被帶回接近均衡情況,這就像一部打滑的汽車,你必須先把車輪轉向打滑的方向,然後才能去糾正。短期內的措施可能和長期要做 的正好相反。首先,已經蒸發的信用必須由新的信貸來取代,目前,唯一的可信來源是國家。這意味國家債務越來越多,貨幣基礎越來越大。隨著經濟的穩定,一旦 信貸恢復,人們必須盡快縮小貨幣基礎,否則,通貨緊縮將由通貨膨脹取而代之。
我們仍然處於這個微妙的演習的第一階段。銀行還在尋找自己的出路遠離黑洞。減少企業的盈利能力具有直接反作用。監管改革必須要等到第二階段進行,那時貨幣供應量必須得到控制,改革計劃必須適時推出,以免打斷了復甦。
我知道我的金融市場理論還很初級,尚需更多的發展。很明顯,我不能靠自己把所有事情都完成。因此,把我的理論說成是新的範式還為時過早。但有一點是肯 定的:有效市場理論已經被確證反駁。而全球金融市場的整個大廈是在錯誤的前提下建立的,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行完善,現在,它必須從頭開始重建。
為了加速這個過程,我決定贊助一研究機構,新經濟思維研究所,簡稱INET。這將是一個促進研究,研討和授課的重要機構,並將致力於發展一套替代性的 理論以取代通行的理論。我希望反身性將是探討的概念之一,但顯然不應該是唯一的概念。比如,我的反身性理論和複雜系統理論有許多相似性,雖然反身現象不見 得是複雜的。這就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複雜性和反身性如何相互關聯?人類系統和無生命系統(比如電話網)之間的區別到底有多大?我的初步回答是,網絡系 統理論可以為人際網絡研究提供許多有用的借鑑,同時反身性理論則負責研究人類環境的獨特性。
同樣,我認為行為經濟學發現了反身性的一半特徵,而沒有發現另一半。因此,行為經濟學在新的經濟思想中將佔有的重要的地位。即便反身性成功地成為了新的範式,我們仍然需要繼續探索新的方法。
我意識到,同時作為領導者和贊助者暗含著衝突。為了防止這種衝突,我會在我和研究所之間樹立起一道中國長城。為此,我不會親自參加 INET,研究所委員會被明確告知要鼓勵那些除了反身性意外的研究。
我計劃在 4月 10日和 11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一場金融危機教訓的研討會上宣佈 INET成立。我希望新的經濟思想會在這裡,中歐大學,被發現。

 

第三講 開放社會

 

  今天,我將介紹我概念框架的第三大支柱,開放社會。在前面的演講中,我總結了我一生的研究和試驗。在這裡,我將開拓一個新的領域,因為我對於開放社會的看法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改變,至今他們仍然在演變。因此,未來兩講將更加具有探索性質。

  開放社會和反身性之間的聯繫並不明顯。在個人層面上,他們是緊密聯繫的。你會記得,我研究經濟理論的同時還閱讀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波普爾堅持認為易錯性是我們固有的屬性,導致我對經濟理論基本假設的質疑,並提出了反身性的概念。

  但是在概念層次上,兩者的聯繫卻是間接的。聯接兩者的是第一支柱,也就是易錯性。在這種語境下,易錯性不僅意味著我們對世界的看法總是不完整的和扭曲 的,而且還意味著,在我們努力簡化這個複雜的現實過程中,我們常常把它曲解了。我們的誤解在塑造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果我的思想中的確有什麼原創內容的話,那就是對於誤解的強調。它在對開放社會的批判性思維中提供了強有力的論據。

  波普爾沒有提供一個開放社會的確切定義,因為他認為確切的定義與我們不完美的理解力不相兼容。他喜歡從相反的方向來定義事物,首先描述它們,然後給它們一個標籤。在他命名為開放社會的社會組織形式中,實際上與民主社會相近似。

  他最有效的努力是以認識論做為論據為民主辯護。由於完美知識實際上超出了人類理智,一個由言論、思想、選舉自由為特徵的社會比起以武力強加意識形態的社會更加可取。由於經過納粹迫害和共產主義的壓迫,我發現這種說法非常有說服力。

  波普爾的哲學讓我對金融市場誤解的作用更加敏感,反身性概念讓我發展出了自己的泡沫理論。這給了我一根必要的枴杖來參與市場活動。

  成為一個成功的對沖基金經理後,我經過了一場中年危機。那時我接近 50歲。我的對沖基金已經增長到 1億美元,其中約有 4000萬美元屬於我個人。我覺得我已為我自己和家人賺夠了錢,運作一個對沖基金極端緊張和枯燥。有什麼事情值得我繼續賣命掙錢?

  我苦苦考慮了很久,最終決定成立一個專門推動開放社會的基金會。我把這個基金會的使命定義為:去打開那些封閉社會,糾正開放社會的不足,和促進嚴肅的思維模式。

  隨著時光的流逝,我開始越來越多地參與慈善事業。我於 1984年在匈牙利成立了基金會,那時它還在XX黨統治之下,在中國是1986年,波蘭和蘇聯是 1987年,當蘇聯和南斯拉夫解體時,我成立了一個基金會網絡,幾乎覆蓋了整個前共產主義世界。

  通過這種方式,我獲得了怎樣建立開放社會的實踐經驗。我學到了很多。我發現了一些我本應該首先就知道的東西。例如,封閉社會的解體並不一定會導致開放社會的誕生,它可能只導致持續的分裂,直至一個和垮掉的前政權類似的新政權上台,而不是出現一個開放社會。

  2004年,布什總統在美國連任,迫使我徹底重新思考開放社會的理念。這是世界上最成功最悠久的民主政權,卻在踐踏著它本應該代表的原則,在反恐的名 目下侵犯人權,僅僅靠著虛假的藉口就進攻了伊拉克。但他竟然再次當選了。這怎麼可能?我不得不問自己:美國哪兒出問題了?我寫了兩本書試圖試圖回答這個問 題。我怪罪布什政府誤導民眾,我指責民眾允許布什政府來誤導他們。

  當我探討愈加深入時,我開始懷疑自己的概念框架。我發現了一個開放社會的理論缺陷。波普爾主要考慮的是認識現實的問題。他基於認識論而選擇了開放社 會,而對政治爭論則較少考慮。他認為,「只有民主提供了這樣一個制度框架,允許改革的時候不使用暴力,在政治問題上使用民主的原因即在於此。」

  但他的方法是基於一個隱藏的假設,即思維的主要目的是加深對現實的瞭解。而並不一定如此。操縱函數可以優先於認知函數。事實上,在一個民主國家,政治家的首要目標是能夠當選,並賴在位置上不走。

  這個非常明顯的分析導致了關於開放社會概念的一些其他問題。波普爾怎能想當然認為,自由政治過程的目的就是理解現實?而且更有趣的是,我,一個在反身性概念中把操縱函數提到如此高度的人,怎麼會盲目地跟著他的思路走?

  這兩個問題都使我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是深深地根植在這樣的知識分子傳統中,它或者忽略掉操縱函數,或者把它置於認知函數的附屬地位。

  我們很容易看到這種對世界的看法是如何變得如此根深蒂固的。認知函數的目的是生產知識。知識被表示為符合事實的斷言。要建立對應關係,斷言和事實是分 開的,而且表達必須明白無誤(只有是和否,沒有差不多這樣的說法)。因此,追求知識的過程要求思想應該和它們所研究的目標分離。這項規則使哲學家(主要關 注的是思想)產生這樣的信念:理智和現實是不同的。這種二元論根植在希臘哲學中,在啟蒙運動中又主宰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啟蒙運動的哲學家把他們的信心交給了理性。理性被認為像探照燈一樣工作,照亮了靜靜躺在那裡被動地等待被發現的現實。在重塑現實時,理性可以起到的積 極作用大部分都被忽略了。換句話說,啟蒙運動沒有認識到反身性。這導致了認識和現實之間的偏差,但在當時來看,這顯然沒有被認識到。

  在啟蒙運動時期,人類對控制自然力量的知識還知之甚少,科學方法還能給人無窮遐想。當時有如下想法是恰當的:認為現實的東西就在那裡,被動地等待著被 發現,在探索過程中理性積極地捲入其中。畢竟,當時就連地球都還沒有被充分探索。收集事實,並在它們之間建立聯繫,就可以收穫豐厚的回報。人們從四面八方 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獲取知識,世界的可能性看上去是無限的。理性一掃幾世紀的傳統關係和宗教教條,摧枯拉朽播撒著人類社會將越來越進步的理念。

  當時的人們在很大程度忽略了,反身性給人們能否正確認識社會帶來的困難。法國大革命領導人認為,理性可以幫助人們從頭開始重建社會,但他們對理性的信仰過了火。整個社會無法跟隨理性的支配,1789年革命的歡快小曲變成了 1794年的恐怖呻吟。

  啟蒙運動誤解了現實,它錯誤地在思想和現實之間引入了一個二分法,這樣導致他們認為,理性可以獲得完美知識。這個二分法不是來自於客觀事實,而是由啟蒙哲學家在試圖理解社會的時候臆造出來的。

  後現代主義者給這個啟蒙運動所犯的錯誤起了個名字:啟蒙謬誤。這裡我也將採用這個術語,但我需要明確一點,我曾提到了一個術語叫創造性謬誤,其中包含著有價值的真理內核。

  讓我簡要解釋創造性謬誤的意思。我們有能力獲得知識,但我們絕不可能獲得足夠的知識,使我們所有的決策都建立在確定的知識之上。因此,如果一個知識點證明是有益的,我們就會將其過度開發並擴展到它不再適用的地方,因此它就成為了謬誤。

  這就是啟蒙運動發生的情況。理性和現實的二分法在針對自然現象時極其成功,但是運用到人類領域,就導致了謬誤。

  啟蒙謬誤深深根植於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它導致波普爾宣佈同樣的標準同時適用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它導致經濟學家利用牛頓物理學來創建經濟模型。無論 波普爾優雅的科學方法模型,還是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都沒有認識到反身性。更糟的是就連我,發現(或發明)了反身性的人,沒有認識到波普爾的開放社會概念 實際上是基於如下隱藏假設的,即認知函數優先於操縱函數,在他看來,我們在努力尋找真相,而不是簡單地操縱人們去相信我們希望他們相信的事情。

  啟蒙謬誤根植於有效市場假說,以及該假說的政治衍生物暨市場原教旨主義之中。在這兩個思想的謬誤在金融系統的崩潰中一覽無餘。但我發現的那個開放社會 的缺陷卻不那麼引人注目,因為這個概念沒有如同有效市場那麼廣為接受,但對我個人而言卻是翻天覆地的。它迫使我重新考慮開放社會的理念。

  我沒有放棄我對開放社會優勢的信念,但我知道這需要更強大的論據來鞏固它。波普爾想當然地認為,在一個開放社會中,認知函數天然優先於操縱函數,我現 在相信,如果一個開放社會要蓬勃發展,就必須明確保證認知函數的優先地位,它不是天然的,而是必須通過努力去保證。讓我解釋一下我是如何得出這一結論的。

  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政治活動不是為了發現現實(即認知函數),而是為了要當選和繼續掌權(即操縱函數)。因此,自由的政治活動並不一定會比壓制不同政見的專制政權產生更明智的政策。

  更糟糕的是,在政治鬥爭中,為了操縱現實,承諾遵循事實已經成為了障礙。布什政府掌握了強大的右翼宣傳機器,沒有任何必要去尊重事實。這反而給了它決定性的優勢,讓他可以輕易地對付掉那些更加傳統的政治人物,這些人還在受著啟蒙謬誤的影響,受限於事實,無法放開手腳。

  Frank Luntz,最成功的右翼宣傳家之一,公開承認他在設計口號時使用的教科書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作為一個開放社會的信徒,我發現這的確令人震驚。 奧威爾書中的集權口號在開放社會中怎麼能取得成功呢?甚至可以做到與一個集權國家依靠其真理部,利用斯大林式的方法讓人保持一致相類似的效果?

  最終,針對於美國到底怎麼了這個問題,我得到了一個結論:人們並不特別關注對真理的追求。他們已經習慣於被更加先進的技術所操縱,也不介意被欺騙;事實上,他們表現得還很積極。

  人們已經習慣了接受實現包裝好的消息,因此也樂於接受那些付費的政治廣告。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娛樂而不是信息,因此也樂於接受那些民粹主義評論家諸如 Bill O'Reilly和 Rush Limbaugh的影響。

  操縱的技術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發展。它們起源於 19世紀結束時的商業領域,企業家們發現,他們可以通過品牌和廣告來區分他們的產品,從而提高利潤。這促進了對消費者動機的研究,以及對於信息和重點小組的試驗,並通過反身性的過程改變公眾的行為。它導致了消費社會的發展,並最終擴散到政治和文化領域。

  我逐漸發現,經濟和政治所依據的隱含假設(即認知函數優先於操縱函數)是假的。經濟理論在給定需求和供應的條件下,顯示了基於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如何導致資源的優化配置。但是,需求曲線的形狀並不是獨立的,它是受廣告操縱的。

  代議制民主理論假定候選人會代表自己和選民,選舉和制度能夠選擇出選民最想要的人,但它沒有預期到候選人們會研究公眾意見,並專門講選民喜歡聽的話。

  這些理論都沒有考慮到現實是可以操縱的。操縱現實也成為了一門主要的藝術。是文學批評最終導致後現代世界觀的發展,把啟蒙運動翻了個底朝天:它否認存在可以由理性發現的客觀事實,作為替代,它把事實當成一堆常常互相矛盾的敘事。

  我已經無法跟上這個不可收拾的後現代世界觀,因為它與我對客觀現實的深深敬意相衝突。我不知道後現代世界觀和布什政府宣傳機器之間的聯繫,直到Ron Suskind的一篇文章讓我大開眼界。他引述一個宣傳機器作手的說法說:「我們不學習事實,我們製造事實。」這迫使我改變我的想法。我不得不對後現代狀況更嚴肅,看出它實際上是一個創造性謬誤,與當初對啟蒙運營的影響完全一致,甚至更有影響力。

  但我仍然把後現代謬誤更多看成是一種謬論,它缺乏像啟蒙謬誤那樣更具創造性的因素。通過更加強調操縱函數的優先性,它忽略了客觀事實的最核心部分是無法操縱的。在我眼裡,與啟蒙運動忽略操縱函數相比,後現代謬誤只能算是一個缺陷。

  根據啟蒙運動,理性和現實相互分離和獨立於彼此。人們利用現實的唯一方法是去理解事件發展背後的規律。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想當然認為發現那些規律是第一位的。這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標誌著人類智慧的偉大成就。只有當對人類事務進行研究時,謬誤才出現了。

  相反,後現代世界觀完全是誤導。它催生了一種不道德、務實的政治態度。它可以歸納如下。現在我們已經發現現實是可以操縱的,為什麼要賦予認知函數比操縱函數優先的地位呢?為什麼不直接進行操縱?為什麼不繞過真理直接追求權力?

  有一個答案我覺得是決定性的。儘管現實可以操作,其結果必然會偏離操縱者的意圖。如果要將這樣的偏離最小化,就只有更好地理解現實。正是這種見解,讓我為開放社會引入了一個明確要求必須追求真相的承諾。

  這個抽象的變量可以由一個具體的例子來強化。看一看布什的總統生涯。在操縱事實上,他異常地成功。通過向恐怖分子宣戰,全國人民都整齊劃一地站在了總 統身後,一說攻打伊拉克,全國人民就為他鋪好路。這次入侵說是為了在世界上確立美國霸權,但適得其反。美國徒然喪失了權力和影響力,布什也被普遍認為是有 史以來最糟糕的美國總統。

  這個例子應該是令人信服的。然而,現在的反身性的概念正在日益被認識到,危險是,根據後現代謬誤,它會被誤解。一個反身性現實非常難理解,人們更容易 被簡單的回答所誤導。有時候需要一輩子才能理解「一個預測是對的,並不一定證明它所依據的理論也同樣是對的」這樣的話,但一個付費政治宣傳只需要30秒。

  我們很容易採納後現代世界觀,但它非常危險,無視客觀事實的存在。一個回到客觀現實的方法是指出人是會死的。人的意識很難接受死後自己就不存在了這個 事實,各種各樣的神話敘述都在編造著人死後的生活。我一直被一個阿茲特克人的儀式深深打動,隊員們參加一場球賽,獲勝的一方將被獻祭給神靈。這是此類神話 威力的一個極端例子。然而,事實是冠軍們都死了。

  即使如此,我必須承認,死後生命就不存在了這樣的觀念還是無法證明給那些相信死後世界的人看。我對現實世界客觀屬性重要性的堅持是個人信仰的問題。事 實上,它和宗教信仰有奇怪的相似性。我構造的現實世界的客觀屬性具有許多一神教中神的屬性:它是無所不在的,全能的,它的工作方式仍然保持一定的神秘性。

  我對現實世界客觀屬性賦予了很高的地位,我曾經認為這是人們的常態。後來我認識到我的態度是相當不尋常的,它與我的個人歷史有關。

  我一生中經驗形成時期是德國佔領匈牙利的 1944年。在我父親明智的庇護下,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我們不僅成功地活了下來,還設法幫助了其他人。對我來說,1944年是積極的經歷,讓我總是蠢蠢欲動想去和艱難的現實相對抗。

  這種態度在我參與金融市場時得到了加強。我是一個冒險家,經常把事情推到極限,但又避免摔到懸崖下面去。為了避免不愉快的意外,我學會了事先看到所有 最壞的情況,這樣才能保護自己。我選擇投資於就算是最壞的情況出現,風險/回報率仍然比較有吸引力的地方。這使我總是強調各種情況的陰暗面。

  然後我開始積極地參與我的基金會。在這裡,由於我發現可以採取積極行動減輕現實中的不公正,又增加了我承認和面對殘酷現實的意願。負面評價導致了積極參與。

  我的基金會最終投入了許多資源在看上去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上,比如藥物管理政策,以及看似無望的事情上,比如緬甸、海地、利比里亞、塞拉利昂和剛果。不用說,打敗仗不是許多基金會的首選。

  我對現實客觀性的信心就像其他人對宗教的信仰一樣。由於缺乏完美知識,我們需要信仰。我正好相信殘酷的現實,而其他人相信上帝。

  不過我認為,當社會忽視了現實的客觀性,它自己也就危險了。如果我們試圖通過欺騙自己和選民來避免不愉快的狀況,現實將懲罰我們,它的發展絕不會符合我們的預期。

  是的,現實是可以操縱的,但是我們操縱的結果不是由我們的慾望決定,而是由我們還無法完全瞭解其規則的外部現實所決定。我們瞭解愈多,結果就越接近於 我們的預期。理解現實就是認知函數。這就是為什麼認知函數應該優先於操縱函數的原因。忽略我們還無法完全瞭解的現實將導致後現代謬誤。

  所以,在最近的歷史中,關於思想和現實的關係上,人類引入了兩個謬誤:啟蒙謬誤和後現代謬誤。他們彼此相關。啟蒙運動沒有意識到對人類領域進行操縱的威力,但是操縱函數的發現又導致了後現代謬誤。兩種謬誤各自注意到了這個複雜關係的一半。

  我的概念框架是基於易錯性和反身性這一對概念的,從而將複雜關係的兩半結合在了一起。這兩個謬誤都已經很有影響力,但我的框架卻很少有人接受。

  這正好說明人們是多麼容易誤解現實,比獲取正確的認識容易得多。

  後現代謬誤方興未艾。它指導了布什政府的政策,我警覺地發現,它在奧巴馬政府的影響也浮出了水面。我指的是由 George Akerlof和 Robert Shiller最近寫的一本書《動物精神》,它在塑造奧巴馬政府的政策時有重要影響。

  這本書讚美了「信心乘數」的優點,也就是說,經濟的弊病可以通過大談金融市場來治療。這只是真理的一半:股市反彈使銀行籌集到資金,並加強了經濟的其 他方面。但是,信心乘數無視另一半的事實:如果現實並不支持期望,信心可以變成失望,繁榮可以變成蕭條。我非常擔心,如果過於相信信心乘數,奧巴馬總統已 經在通向衰退的路上了,如果舊症復發,他將因此受到指責。

  通過引入討論對現實的兩種虛假解釋,將有助於澄清我的反身性理論。尤其是有一點需要強調,這一點歷來被闡述得不夠清晰明確:客觀事實是有一個硬核的,它不能被操縱,就像死亡一樣充滿了必然性。正是這個硬核被後現代謬誤忽略了。

  在最近成功的激勵下,我宣稱我的概念框架提供了對現實的正確解釋。這是一個大膽的說法,乍一看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對現實正確的解釋如何與人們永遠無法 取得完美的理解這個原理相調和?非常容易。反身性向參與者的思想和事態發展這兩方面都引入了不確定因素。這個框架聲稱未來是天生不確定的,自然不能被指責 為完美的。

  然而,它可以提供對現實的重要見解,它甚至可以預見一定範圍內的未來,雖然這個範圍本身是不確定和多變的,正如我們最近在金融危機中看到的。通過承認不確定性,我的框架既是自我一致的,也是符合實際的。然而,因為它不夠完美,它擁有改進的餘地。

  其實上我能找到許多理論發展的空間。我的原始框架是在波普爾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只是想解決理解現實的問題。但是當我接續認為,選民應當珍惜真實懲罰欺騙的時候,我進入了價值領域。在這領域中,不確定性比在認知領域內更為普遍,也需要有更多的思考。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真理很難建立,往往更難承擔。如果不想遇到阻力,往往會導向相反的方向:避免談及不愉快的現實,獎勵欺騙,同時仍然可以保持威信。如果一個開放社會要保持開放和繁榮,這些傾向都必須予以抵制。

  這個藥方特別對於現在的美國更加重要,因為金融危機後,美國正面臨著一大堆不愉快的現實。該國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一直過著超出其能力的生活,通過向 國外借款來維持。現在,房地產泡沫破滅,人們消費過度,現在必須需要重建自己的積蓄。銀行系統已經崩潰,需要自己想辦法逃離黑洞。

  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時故意誤導了選民。奧巴馬政府不能被指控為故意欺騙,但它卻不願面對殘酷的現實,開始指望「信心乘數」。

  不走運的是,客觀現實不能滿足信心乘數提出的希望。同時,政治反對派攻擊總統時毫不受制於事實。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選民應該更加致力於追求真理將難以 實現。它為我的基金會提供了很好的議題,但目前美國的民主狀況卻無法為開放社會做出榜樣,表現不出它是一個更有優勢的社會組織形式。我需要找到更強有力的 論據。

  這裡有一個更好的例子,我們的國父們在開放社會理論出現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觀點。他們的觀點來自於相信個體自由的價值。他們採用的認識論觀點是有缺陷 的:獨立宣言說「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沒有什麼是不言而喻。但是不管是否不言而喻,個體自由的價值是持久的,並且,由於曾接觸極權政權,我給 個體自由一往情深。我並不孤獨。

  回到國父有另一個很大的優勢:它允許討論權力關係。憲法通過分權避免暴政。

  分權本身就意味著承認在社會中存在著相互競爭的利益和對於現實世界不同的解釋,而整個社會卻需要靠政治進程去和解。憲政制衡首先就排除了宣稱掌握終極 真理的絕對權力的出現。憲法確立了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互相影響互相制衡的機制。但這是不夠的。只有社會能向權力說出真相時,開放社會才能獲勝。它需要法 治,保障言論和新聞自由、結社和集會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權利。

  他們賦予公民通過司法機構抵禦濫用權力的權利。這就是國父們是如何創造一個開放社會的。

  讓我更清晰地說明我的信息。不管是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還是目的本身,開放社會都是一個理想的社會組織形式。它使一個社會通過將認知的重要性放在操縱 函數之上,更加瞭解它正面臨的問題,並比其他社會組織形式更成功地處理這些社會問題,它的人民也更願意直面嚴峻的現實。換言之,民主的工具性價值是依賴於 選民素質的,目前美國民主的表現沒有達到其過去的成就。我們不能只是依靠美國制度固有的優越性,還需要重新證明自己。但是,除了工具性價值之外,開放的社 會還有一個內在的價值,即個人自由,它能表示開放社會的興旺與否。例如,它適用於蘇聯。

  但是,個人自由的內在價值卻不總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在中國,集體利益被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它就很難得到承認。這是奧運會開幕式所表達出來的清晰信息。它顯示,通過整齊劃一的螞蟻式服從,失去了個性的集體也能夠產生極壯觀的景象。

  隨著美國和中國之間權力關係的改變,個人自由的價值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越來越重要。我將在我最後一講談這個問題。

 

第四講:資本主義與開放社會

 

  今天,我想探討資本主義和開放社會、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衝突問題。我將首先間接靠近這個題目,先談一個最近才引起我注意的現象,但這個現象在我的思想裡如此重要,我甚至可以稱之為我概念框架的第四支柱。這種現象就是委託-代理問題。

  代理商都應該代表其委託人的利益,但事實上,他們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於他們本應該代表的利益之上。這就是代理問題。

  經濟學家已經廣泛研究過這個問題,但他們僅僅從合同或者激勵方面看待它,完全無視其道德和價值觀方面的問題。然而,如果你離開了倫理考量,這個問題就變得相當棘手。人們完全脫離了諸如誠實、正直等等價值觀的控制,越來越成為經濟動機的奴隸。

  通過宣稱價值中立,市場原教旨主義實際上已經破壞了道德價值觀。

  市場被認為是受看不見的手支配,這隻手讓市場保持了效率。在做銷售和購買決策的時候,參與者不需要做道德判斷,因為他們的行動被認為不會對市場價格產生任何看得見的影響。

  實際上,監管金融市場的規則是由政客的看得見的手決定的,代議制民主政治也產生了代理問題。

  因此,如果不呼籲把道德原則考慮在內,代理問題將給代議制民主和市場經濟帶來嚴重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代理問題在我的思想中顯得如此重要的原因。首先,我將分析代理問題,然後,我將解決資本主義與開放社會的衝突。

  讓我們從頭開始吧。

  我第一次遇到代理問題時,是和所謂資源的詛咒相關聯的。說到資源的詛咒,我的意思是,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往往有一個腐敗和壓迫的政府,叛亂、內戰使人民更貧困,比那些缺乏自然資源的國家生活得更悲慘。想想剛果、蘇丹、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吧。

  我支持的一個非政府組織(全球見證組織)以「將你的付款公之於眾」的口號向國際巨頭們宣戰。其想法是讓石油和礦業公司公佈他們支付給各國政府的賬單。這樣各國人民可以對他們政府的總收入進行問責。

  該運動起始於 2002年,它的歷史也很有趣。這個想法本身就是個創造性謬誤,因為雖然輿論會給大型石油公司施加足夠的壓力,但非民主國家的黑箱操作和對它們境內公司的監督卻很難做到。因此,政府收入也算不出個所以然來。

  幸運的是,英國政府討論了形成的原因,制定了「採礦業透明行動計劃」,彙集了各國政府、企業和民間社會一起致力於既針對於政府也針對於企業的國際透明標準。在那些簽署了透明計劃的國家,其政府承諾公開它們收到的金額。在諸如尼日利亞、阿塞拜疆等國,這的確奏效。

  在分析資源詛咒時,我在我所謂的不對稱代理問題上做出了重要貢獻。根據現代主權國家的概念,一國的自然資源屬於該國人民,但政府由於被認為是人民的代 理人,把自己的利益置於他們應該代表的人民利益之上,帶來了各種各樣的腐敗行為。另一方面,國際石油和礦業巨頭的管理層非常清楚地代表了公司的利益。為了 獲得政府的優惠,他們寧肯賄賂政府。有人願意提供賄賂,有人願意收受賄賂,是資源詛咒的根本原因。

  一旦我注意到代理問題,我在各處都能發現它。

  共產主義也是因為代理問題完蛋了。卡爾馬克思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看上去是個非常有吸引力的想法,但共產主義統治者把自己的利益置於人民的利益之上了。

  代理問題也是代議制民主的禍根:當選代表利用權力為自己牟利,寧肯損害公眾利益。

  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中,代理問題也被證明是金融體系的禍根。當金融工程師通過發行債務抵押債券(CDO)把抵押債務變成證券的時候,他們還以為是通過地 域的分散化減少了風險。但在現實中,他們卻因為將代理人(他們創造和銷售這些合成產品)的利益和實際證券所有者利益分離開了,從而引入了新的風險。與保護 委託人的利益相比,代理人更感興趣的是賺取代理和發行費。

  因此,代理問題似乎無處不在。

  然而,與其廣泛的潛在影響不同,直到最近它才受到人們的關注。在我學生時代,它幾乎是完全無法識別的。在過去 20年來,它已經受到了更多的關注,但主要是研究合同和激勵的經濟學家關注。實際上,代理問題更是一個道德問題,在合同和激勵方面對它的研究實際上加劇了 道德問題。建立人們的行為應該受合同和獎勵管轄的原則,已經消除(或至少減少了)道德因素的影響。這聽起來可能有些彆扭,但這只是因為反身性沒有被充分瞭 解。

  價值觀受認知概念和客觀實際的約束不大,它們更容易被人們採用的理論所左右,經濟理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市場被認為應該作為一個無形的手來使供需達 到平衡供應。讓無形的手更有效的是,人們不需要做出道德的判斷,所有的價值都可以用「金錢和金錢是互換的」來表達。羅馬人經常說,Pecunia nonolet(金錢無臭味)。但是如果把人類行為以自身利益至上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為道德判斷留下空間。如果沒有道德準則,社會就不存在。

  市場參與者的行為遵循市場價值,市場價值與社會價值的性質相當不同,而社會價值又被認為是指導人們作為社會成員的行為規範。考慮到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衝突,導致了一系列我尚且無法解決的問題。代理問題給了我一些新的啟示。我還受到了 Bruce R. Scott簡潔的專著《資本主義的概念》的鼓舞。因此我有一些新的發現。事實上,我本人對自己得出的一些結論感到震驚。

  Scott認為,資本主義因為被人們和市場機制混為一談,已經被誤解了。Scott將這種歪曲主要歸罪於米爾頓弗裡德曼,我沒有那麼具體,只是把它歸 罪於市場原教旨主義。Scott還認為在市場的無形之手背後隱藏著其人間代理那看得見的手,即建立和管理市場規則的政治進程。這就是代理問題出現的地方, 也導致了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觀念的衝突。

  美國是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紮根於個人自由,受憲法賦予的法律保護。同時,美國經濟以市場機製為基礎,允許個人不受政府權力的不當干預自由地行使自 由交換。政治和經濟安排似乎無縫地結合在一起。人們可以輕鬆地談論開放社會和市場經濟是同呼吸共命運的,人民(包括我在內)常常這麼談論。但表像是有欺騙 性的。在資本主義和開放社會、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之間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衝突。但在 1980年代里根總統的任期內,這個衝突已成功地被當時佔上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覆蓋了。

  市場機制的顯著特點是,它是不道德的:一個人的美元和另一個人的是等價的,無論她是怎麼得到的。參與者無須擔心道義,這使得市場運轉如此有效。在一個 有效市場上,個人對市場價格的影響是輕微的:如果一個人作為購買者或者銷售者從市場退出,其他人將補上她的缺口,提供的價格也相差無幾。因此,單一的市場 參與者對結果承擔的責任很小。

  但市場只適合個人選擇,不適合社會決定。它們允許個人參與者能夠自由交換,但它們不是用來行使諸如決定管理社會的規則、決定市場機制運行等等的社會選 擇的。這是政治的權限。將自由市場、自我管理、自我糾錯等觀念應用到政治領域,則帶有很大的欺騙性,因為它會將道德考慮從政治中移除,而離開了道德,政治 無法發揮出正常功能。

  在美國政治採用了代議制民主的形式。人民選舉代表,代表運用權力。這些代表被認為是人民利益的代理人。在現實中,他們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於人民的利益 之上。當選的費用是昂貴的,代表們必須回饋他們的贊助者。誰不按這個遊戲規則辦誰就滾蛋。這就是金錢如何污染政治、特殊利益如何勝過公眾利益的。

  美國政治系統的代理問題並不是新的。它內在於代議制民主制。憲法規定了向當選代表請願的權利。然而,即便與我剛來美國的 1956年相比,代理問題也更加嚴重了。為什麼?

  有一些客觀歷史的演變將為此負部分責任,特別是複雜的民意操縱方法的發展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成長,但主要的罪魁禍首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興起促進了社會道德水準的下降。

  我寧肯認為,在建國初,公民真的是由公民道德意識指導的。但幸運的是,國父們沒有把信心建立在其上,而是建立了以分權為基礎的憲法:他們創建了相互競 爭的利益集團之間相互檢查和相互平衡的機制。這就是為什麼即便道德水平下降了,憲法仍然運轉良好的原因。甚至當我初到美國的 1956年,人們仍然聲稱以諸如誠實和正直等內在價值為指導。它可能已經被虛偽以及各種各樣的惡習所滲透,但仍然與今天的公共生活的很不相同,今天,人們 公開承認赤裸裸的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成功人士受到追捧,不管他們如何成功的。

  我不想被誤解。描繪玫瑰色的過去屬於某一年齡的人們的癖好,我可不想掉進這種陷阱。我不是想說在 1956年政治家更誠實社會更公正。在透明度、問責制、社會平等方面,美國已經比當時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隨著市場原教旨注意的興起,在什麼行為是社 會可以接受甚至崇拜的這一點上,卻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在特殊的意義上,作為與市場價值非道德性的對比,我把它表述為公共道德的退化。

  我定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為,把市場價值過分擴大到社會生活,特別是政治領域內。經濟理論認為,在一般均衡的條件下,無形之手保證了資源的優化配置。這意 味著,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間接服務於公眾利益。它使自身利益和趨利性獲得了道德上的護身符,使它們能夠代替例如誠實、正直、利他等美德。

  這樣的說辭在幾個方面是無效的。首先,金融市場不趨向均衡。一般均衡理論將供應和需求看成是獨立的輸入,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再把供應和需求調節到均衡。這種方法忽略了市場價格和供求狀況之間的反身性反饋。它還忽略了隱藏在市場機制背後那隻政治進程的的看得見的手。

  其次,一般均衡理論將資源的初始分配看成是給定的。這將任何關於社會公正的考慮都排除在外了。最重要的是,這個理論假設人們知道他們的自身利益,以及 如何最好地實現這個目標。在現實中,人們所認為的和事實往往有很大的差距。不過,市場原教旨主義卻取得了勝利。這是怎麼一回事?

  其中一個原因是,市場原教旨主義最主要的含義,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應該保持在最低水平,比起證明這個含義的論據來,這個含義本身並不那麼不靠譜。市場機 制可能是有缺陷的,但政治進程更是如此。政治進程的參與者比市場的參與者更容易犯錯,因為政治圍繞著社會價值,而市場只考慮參與者的價值。正如我們已經看 到,社會價值極易受到操控。此外,政治受到了代理問題的毒害。為了防止代理問題,引進了各種安全保障措施,這使得政府當局在經濟領域中的行為比私人參與者 更加刻板和官僚。基於以上原因,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應保持在最低限度是有道理的。因此,市場原教旨主義只是把一個弱條件(政府參與市場往往無效)換成了一個 強條件(政府應該在市場中保持最小)。它可以認為所有的人類結構都是不完善的,社會只能選擇危害小的那種,在此基礎上,政府干預經濟應保持在最低限度。這 是一個合理的邏輯。相反,它聲稱,政府干預的失敗證明自由市場是完美的。這就是不合理的邏輯了。

  但是,目前市場原教旨主義最強大的力量在於,它是服務於那些資本擁有者和資本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的。他們認為財富的分配是合理的,追求自我利益也就是為 了共同利益。那些控制了資本的人還能有什麼要求呢?它們構成一個富裕和強大的集團,不僅通過認知函數,還通過積極操縱公眾輿論,進一步推動了市場原教旨主 義。市場原教旨主義則賦予了本來就是非道德的市場機制以道德外衣,並將對自利的追逐轉換成了追求真理的公民美德。它是被操縱力量、而不是由理智的力量所主 導的。它由一個資金充足的宣傳機器所支持,歪曲公眾對其自身利益的理解。例如,為什麼遺產稅僅適用於百分之一的精英人口,在當遺產稅被廢除時,卻能得到眾 多人的支持?

  當然,在這一領域還有其他競爭性的力量也用類似的手段來操縱公眾,但他們往往缺乏充分的資金,因為他們吸引不了最富有和最強大的部門利益。這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如何在過去 25年取得勝利的,甚至金融危機也不足以抵消它的影響。這體現在奧巴馬總統的決定,在對銀行注資時也避免採用能讓政府獲得大多數控制權的方式。

  市場原教旨主義不應該與有效市場假說混為一談。你可以是一個堅持有效市場假說的經濟學家的,但不必是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事實上,許多經濟學家都是 鐵桿自由派。但有效市場假說在美國大學的經濟課上受到束縛,這種現象可以歸因於資本家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基金會的財政支持。他們還要為市場價值入侵法律、政 治等其他學科負責。

  資本主義並不像蘇聯那樣直接反對開放社會。然而它的確帶來了一些嚴重的威脅。我已經討論了其中之一:金融市場不是不均衡約束的,而是更容易產生泡沫化的傾向。管制機制的放鬆已經製造一個超級泡沫,泡沫破滅後給美國經濟在未來幾年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本次討論還揭示了另一個對開放社會的威脅:代理問題和金權政治,它們污染了政治進程。

  在開放社會中,政治進程是為共同利益服務的,但在當代美國政治進程已經被特殊利益集團俘獲了。我們的當選代表是去感激那些資助他競選的人,而不是廣大 選民。奧巴馬總統的醫療保健和能源法案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例證。選民已被洗腦到這種程度,以至於負責任地討論一下公共利益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全國衛生 服務和碳稅都不足道,我們的選擇範圍只限於可以由特殊利益集團參與的解決方案。

  遊說是代理問題的核心。那怎樣才可以控制遊說呢?

  這是一個道德問題,而不是一個修改經濟激勵就可以解決的問題。遊說是有利可圖的,而且即便是規則收緊也很容易保持。在道德價值缺失的情況下,法規總是 可以被規避過去;更糟的是法規本身就是為特殊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設計的。當一個受傷的金融業正謀求恢復昔日的主導地位時,這是美國面臨的危險之一。

  有一種方式來處理道德問題。我們需要經濟和政治領域之間做出明顯的區分。市場參與和規則制定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功能。市場允許參與者自由交換,在這裡, 參與者遵循利潤動機也是非常合理的。與此相反,制定和執行規則應以公眾利益為指導,在這裡利潤動機不能進來。當人們試圖歪曲規則對自己有利時,政治進程就 會被損壞,代議制民主將無法產生使開放社會成為理想社會組織形式的結果。應當強調,這種說法直接違背了目前流行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說法,他們認為市場本 身就是政治化的。

  在開放社會中,如何才能提高政治進程?我建議使用一個相當簡單的規則:人們應該分開他們作為政治參與者的市場參與者的角色。作為市場參與者,我們應該 追求自己的利益,作為政治進程的參與者,我們應當以公共利益為指導。這樣做的理由也很簡單。在接近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沒有任何一個競爭者能夠影響結果,因 此個別人的市場決定不會對社會情況產生影響,不論他是否對公共利益關心。不過,政治決策的確會影響社會情況,不管它是否代表公眾利益,都會產生影響。

  麻煩的是,公共利益找不到一個普遍接受的客觀標準來確定。它要通過選民的意見來反映,但在客觀標準缺失的情況下,選民的觀點很容易受操縱。並且操縱的自我強化的,越無恥越反動的主張也難以分辨真偽。這使政治進程變得如此無效率。

  與此相反,市場機制運行得就更好。人們可能不知道什麼對自己有利,但利潤的確提供了一個可以衡量的客觀標準。也難怪獲利的動機在人們的指導價值觀中獲 得了如此突出的地位。利潤不僅為人們提供了追求他們達到的任何目的的手段,而且作為目的本身,也提供了得到他人尊重和產生自尊的成功標準。事實上,許多成 功的商人都感到賺錢比花錢更安全。

  市場價值的傳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進步。回顧歷史,基督教曾經將追求利潤視為罪惡。這阻礙了經濟發展。宗教改革促進了市場的發展,開闢了通向物質進步和 財富積累的道路。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傳統的關係被契約關係所取代。契約關係滲透到社會生活越來越多的領域,並最終由交易取代。改革的步伐繼續加快,在 我生活的年代裡變化巨大。

  我在匈牙利的童年和我在美國的成年生活之間的差別太具有戲劇性了,即便是同在美國,我抵達的 1956和現在相比,也是天翻地覆的變化。當我第一次來到美國,我震驚於市場價值對社會的滲透程度,和我的家鄉匈牙利相比,甚至和英國相比都相差太大了, 後兩者中社會傳統價值觀和階級差別還佔主流。從那時起,英國和美國都經歷了進一步的轉變。醫學、法律等專業變成了生意。在我看來,這對社會是有破壞性影響 的,就像市場原教旨主義對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有影響一樣。

  究竟社會在多大程度上穩定是比較理想的,仍然見仁見智的問題。在諸如法律、醫學和傳媒等職業中,利潤動機的適當角色也同樣值得商榷。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利潤動機在政治領域產生了邪惡的影響,因為它加劇了代理問題。

  如何才能將代理問題最小化?不要指望那些有利害相關的特殊利益者不去遊說國會議員。煙草業必將反對反對香煙的立法,保險業必將反對單一支付醫療體系的 立法。但那些沒有攸關利益的人應該將公眾利益置於自己的狹隘利益之上。他們不必為所謂的搭便車問題(即自私的人也可以從別人無私的行動中受益)所困擾,因 為行動的目標是令公眾受惠。

  我想用一個個人的說明作為結束。我的說教已經差不多了。作為一個對沖基金經理,我玩弄規則並試圖最大化我的利潤。作為一個公民,我嘗試改善的規則,即 使是這種改革會影響我的個人利益。例如,我支持對對沖基金和其他金融機構進行監管。我堅信,如果有更多人遵循這一信條,我們的政治制度會運作得更好。我還 相信,正因為追隨這種觀念的人還很少,像我辦的這樣的基金會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在我的基金會(開放社會研究所),保護公共利益免受私人利益的侵犯已經成了我們的日常工作。我們也支持民間社會問責政府。我將這些努力稱為政治慈善,我相信在使世界變得更美好上,它可以比傳統的慈善事業起到更大的貢獻,因為傳統慈善只能夠惠及更少的人。

  我處於一個優勢的地位。我比大多數人更獨立,因為我不依賴於客戶或者顧客,我感到在道義上有責任很好地利用我的優勢地位。和特殊利益集團相比,我當然處於下風,但至少我的錢具有更大的稀缺性價值。

  麻煩的是,特殊利益集團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公共利益的保護者,它需要明眼人把這樣的冒牌貨揪出來,特別是冒牌貨們和正品一樣採用類似的手段去循循善誘的 時候。在客觀標準缺失的情況下,人們只能通過試錯的方式做出判斷。在辯論中,對一方持有善意的人們往往很難相信支持另一邊的人也是善意的。最好的辦法是不 要太在意他們的口號,而是要看到他們論點的實質。這有助於在政治辯論中把認知函數放在優先的地位。只有當他們不做實質性的回應,他們才應該被拋棄和忽略 掉。在每一個國家都有這樣的人,但不幸的是在美國他們往往很上鏡,不會被忽視掉。他們已經太有影響力了。選民是否拒絕那些無視事實試圖操縱他們的人,是一 個社會能夠繼續保持開放的考驗。鑑於奧威爾書中那些宣傳式口號在現實中的成功,美國做得並不好。

  兩個世紀以來,在美國表現良好的政治進程似乎出現了惡化。我們曾經有兩個爭取中間派的黨,但中間立場已縮水,政治越來越兩極化。奧巴馬總統正在試圖扭轉這一趨勢,他一直試圖成為偉大「老好人」,但徒勞無功。

  最後,民主的運作依賴於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我相信,如果更多的人將自己的政治和市場角色分開,美國的民主會更好地運作。它是由每一個個人決定的。這就是我所做的。即便這樣做的人是少數,也對於重建消失的中間立場大有裨益。

 

第五講 未來之路

 

  我在這個系列講座中提出了一個能夠更好地理解人類行為和事件的理念結構。這些事件不是由永恆有效的自然法規決定的。當然這些法規的確存在,但不足以決定事件的發展過程。原因之一是情況的複雜性,另一個原因是事件參與者的思維所起的作用。

  我已經集中講了相關反身性(reflexivity)的問題,即當事者的思維與現實情況的雙向關聯,以及我所強調的錯誤理解和錯誤觀念對現實情況形成 的因果關係。但這兩種影響都很奇怪地被忽視了。這些影響給事物加入了不確定因素,結果是除了非常簡單的情況以外,幾乎不可能預測未來。

  當下所處的時刻,不定因素的範圍異常廣泛。我們剛剛渡過了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個危機在量上大得多,質上也與以往的危機很不相同。可作相關比較的,是 1991年日本發生的房地產泡沫破滅,至今尚未恢復;還有就是 30年代美國的大蕭條。與日本情況不同的是,那次危機僅限於一個國家,而這次危機捲入了全世界。與大蕭條不同的是,這次沒有允許讓金融體系垮台,而是給它上了人工生命維持器。

  事實上,我們當今所面臨的信貸和槓桿問題(credit and leverageproblem)的深度和廣度比 30年代要嚴重得多。1929年時美國的信貸餘額(credit outstanding)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160%,到 1932年增長到 250%;而 2008年初是 365% –這還不包括 30年代時金融市場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廣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儘管如此,人工生命維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閉不到一年,金融市場已經穩定,股市也已回升,經濟顯示復甦跡象。人們想回到一切照舊的情況,把 2008年的崩潰只當成是一個惡夢。

  但我很遺憾地告訴大家,復甦的勢頭可能會停止,甚至隨之出現「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確定的是這將發生在 2010年還是 2011年。

  有這種觀點的絕不止我一個人,但我的觀點與目前的主導情緒不一樣。復甦的時間越長,就會有更多的人相信復甦;但是據我的判斷,這種主導情緒與實際情況 相去甚遠。這是典型的遠非均衡的狀況,此時人的感知往往落後於現實。更複雜的是,這種落後於現實是雙向的。一方面,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次危機不同於以 往 –我們是處在一個時代的終點。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未能預見到復甦反彈的程度。

  亂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個國際舞台。

  前蘇盟帝國垮台後美國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沒有其他大國或國家聯盟可以挑戰其至高無上的國力。但是這種「單極」(uni-polar)的世界秩序未能 持久。當布什總統為顯示美國的威力,以不實之詞為藉口入侵伊拉克時,其效果與他的意圖適得其反。美國的力量和影響力一落千丈,其結果是混亂的國際金融體系 加之以不穩定的國際關係。此後終將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將不會再像以往那樣的程度受美國的控制和左右。

  為了理解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我們需要一個不同於以往所熟悉的那種理念框架。有效市場假定論把金融市場孤立看待,完全不考慮政治因素。這是一種曲解。像 我已經多次提到過的,在市場的無形之手背後,有一個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場運作的規則和條件。我的理念結構關係到政治經濟學,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 恆有效規律主宰的市場經濟學。我把金融市場看成是歷史的一個分支。

  二戰後重建的國際金融體系並沒有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其傾側與不平衡是有意設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組建的,其中富國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權並且控制其理事會。這使處於該體系邊緣的國家比位於體系中心的國家處於劣勢。

  該體系從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國控制。在佈雷頓(Bretton Woods)會議上,儘管英國凱恩斯勛爵(Lord Keynes)提出了該體系的建議,但是是由美國代表團團長哈里.懷特 (Harry White)具體操作的。從那時起,我們從幾乎全面監管的體系變成了幾乎完全無監管的體系;這些變化由美國主導,而且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仍在繼續引導這個體系。

  儘管由華盛頓共識制定的法規條例理應對所有國家平等適用,但美國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發行者,卻比別人「更平等」。實際上國際金融體系是一個兩個等級層 次 (two-tier)的架構:能用自己的貨幣借貸的國家是該體系的中心,而借貸要由硬通貨之一來決定的國家是這個體系的外圍。如果某個國家遇到困難,可以 得到援助,但條件很苛刻,這對核心國家和外圍國家都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脅,那麼該體系的維存則成為第一位的優先考慮。

  這種情況在 1982年的國際銀行業危機中第一次發生。如果債務國被允許拖欠付款,銀行體系將崩潰。因此國際金融權威機構聯手,採用了我當時稱為的「合作出借體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 」。借貸國不得不滾動延續貸款(roll overloans),使債務國能得到足夠借款支撐債務。最終結果是,債務國被推進嚴重衰退,拉丁美洲的發展因此被推遲十年,而銀行體系得以贏利而擺脫困境。當銀行建立了足夠的儲蓄時,這些貸款則被重新組合為所謂的佈雷迪債券(Brady bonds),其餘的損失由銀行銷賬。

  1997年類似情況再度發生,但那時銀行已經學會審查貸款,不至被迫採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絕大部分損失不得不由債務國承擔。這樣就建立了一個模式: 債務國受制於嚴厲的市場戒律,但如果體系本身受到威脅,規則通常暫停執行。其整體失敗將使該體系陷入危險的數家銀行得到保釋。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與此不同,因為它起源於核心國,而外圍國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後才被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面對的是一個 新的任務–保護因核心國風暴而受影響的周邊國。該組織沒有足夠的資金,但其成員國很快聯合行動募集了一萬億美元。儘管如此,應對局面還有一定的困難,因為 IMF的設立是為了應對政府部門的問題,而這時信貸的短缺主要影響的是私營領域。但總的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承擔這一新的任務上做的相當出色。

  國際金融權威機構應對這次危機的做法,總體上與過去一樣:救助將要垮台的金融機構,實行貨幣及財政刺激措施。但這次危機要大得多,用同樣的辦法起初沒 有奏效。對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敗,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金融市場實際上停止運轉,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維持器。這意味著政府被迫實際上是在擔保,不 能讓其他可能危及這個體系的機構再垮台。正是此時危機延伸到了周邊國,因為這些國家無法提供同樣有信譽的保證。這次東歐國家受創最重。處於核心地位的國 家,用他們中央銀行的資金平衡表給這個體系注入資本,為商業銀行的債務進行擔保,而且政府為刺激經濟,赤字財政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這些措施已見成效,全球經濟似乎在穩定下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全球金融體系已再次免於崩潰,我們在逐漸回到一切照舊的狀態。這是對目前形勢的嚴重誤解,已經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讓我來解釋為什麼。

  80年代以來形成的金融市場全球化,是一個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發起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運動。允許金融資本在世界範圍內自由移動,難以對其徵稅或監管,使金 融資本處於一種優越的地位。各國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國際資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國人民的願望,因為金融資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動。這樣,全球化作為市場原教旨 主義的項目,進行得非常成功,使各個國家均難以抵禦。但是由此產生的全球金融體系從根本上不穩固,因為它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設基礎上,即金融市場可以安 全地依賴自身的機制來調節。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為什麼不可能再拼湊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場需要全球性的監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規都是基於國家主權的原則。也有一些國際協議,其中最著名的是設立了最低資本要求的巴塞爾協議 (Basel Accord),市場監管部門之間也有較好的合作。但是監管權威的來源總是歸於主權國家。這意味著,重新啟動一個停止了的機制與事無補,需要創造一個過去 未曾存在過的監管機制。目前的情形是,每個國家的金融體系是由各個國家自己來維護和支持的。政府主要關注的是本國經濟。這會助長「金融保護主義 」的傾向,有可能擾亂甚至摧毀全球金融市場。英國的監管部門永遠不會再依靠冰島政府的政策;東歐國家也會對完全依賴外國銀行而三思。

  我想要說明的是,監管條例的涵蓋範圍必須是國際性的。不這樣的話,金融市場無法維持全球化,會被獨斷性的監管毀掉。生意會流向監管氣候最溫和的國家,這會將其他國家置於其無法承擔的風險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為它迫使所有國家取消監管,但要反過來做則很難 –讓所有國家接受統一監管條例將非常困難。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利益,這促使他們會採取不同的解決辦法。

  這一點在歐洲可以看到。如果歐洲國家之間都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怎麼能讓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機期間,歐洲未能達成在全洲範圍對其金融體系進行擔保 的協議,因而每個國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況下的歐元是一個不完整的貨幣:它有一個共同的央行,但沒有一個共同的財政部,而對銀行擔保和對其注入資本是財政 部的職能。這次危機提供了修補這一缺陷的機會,但是德國充當了阻力。

  德國曾是促進歐洲一體化的主要推動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價要將德國統一的時候。當今的德國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國家不一樣,擔心的是通貨膨脹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為歐洲其他國家掏腰包。沒有了推動力,歐洲的一體化已逐漸陷於停滯。

  幸歐洲有社會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況好的時候這一保障制度被指責減緩了歐洲的經濟增長,經濟不好時它起了作用,使歐洲大陸的衰退沒有預期的那麼嚴重。 現在隨著對經濟崩潰的恐懼減退,歐洲共同體正表現出政治意願復甦的跡象。歐洲中央銀行實際上是救助了愛爾蘭的銀行系統,而愛爾蘭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條約。 所以也許我對歐洲的看法過於悲觀了。

  金融危機對不同國家所將產生不同的長遠影響這一事實,可能會成為一個問題。在短期中所有的國家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但是從長遠看,有贏家有輸家。雖然情 況發展的具體過程變數範圍仍很大,但地位相對變化的預測則肯定性較大。直截了當地說,美國將輸得最多,中國則傾向於以最大的贏家姿態出現。這一轉變的程度 已經超過多數人的預期。其他國家的相對地位也會有相當大的變化,但從全球角度來看,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變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戰以來美國一直是國際金融體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國際貨幣,美國因此獲利甚多,但近來開始濫用其特權。美國從 80年代起建立的現行賬戶赤字日益增長,這種情況本可以無止境的延續,因為亞洲小老虎們,開始以日本為首,後來是中國,願意支持這種赤字以加強自己的美元 儲備。但是美國的家庭欠債過多使這一過程終止。房地產泡沫破滅後,美國的家庭發現自己承擔了過多的風險。銀行體系遭受極大損失,必須贏利才能擺脫困境。商 用物業和槓桿式貸款收購(leveraged buyouts)流血的時候還在後面。這些因素會繼續增加美國經濟的負擔,美國的消費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經濟的發動機。

  而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有可能取代這個位置。中國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絕於金融危機之外。

  對西方總的來說,尤其是美國,危機是內在因素引發的,導致了金融體系的崩潰。對中國來說,金融危機是來自外部的震動,影響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經濟制度並未受創傷。

  中國已找到一種極有效的方法,能釋放和激發其人民渴望和獲取財富的創造性,能動力和創業精神,人民被允許可以去謀求自身的利益。同時國家可以通過支持低估的貨幣和累積貿易差額,提取其勞力剩餘價值中相當可觀的一部分。因此中國很可能成為一個大贏家。

  中國實行的不是民主制度,領導者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領導地位,必須避免社會動亂。所以要盡一切所能保持 8%的經濟發展速度,並為不斷增長的勞動力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貿易差額使中國很強有力。中國可以通過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刺激國內經濟,而且可以通過對其貿易 夥伴投資和提供信貸增加出口。事實上中國就是這樣做的,用買美國政府的鈔票資助對美國的出口。鑑於現在美國消費者不得不減少消費,中國可以發展和其他國家 的關係。這樣在美國步履維艱地跛行時,中國會成為世界經濟積極的推動力。

  當然中國的經濟規模比美國小得多,發動機小了,世界經濟前行的速度也會慢一些。但在這一侷限之內,中美之間的地位正在發生結構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隨 著積極能動的脈搏重新調整自己的位置。中國已經成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亞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這種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轉的 –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但在目前,這是全球政治經濟中最可預見的也是最重要的趨勢。中國正在帶動像巴西這樣的貿易夥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亞洲國家。印度以國內增長為基礎,發展 的也不錯。

  中國經濟政策的成功不能被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事。在中國內陸的基礎設施的投資也許產生不了能自給維持經濟增長的效益。在中國的體制下,新投資的回報一般 很慢,因為投資的決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業因素決定的。前兩次,銀行信貸的寬鬆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貸款。這次可能會不同,因為權力在從地方轉向中央, 地方銀行的官員不再受省的領導管轄;但儘管如此也不能保證一定成功。再有,中國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國出了問題,全球的經濟就失去了發動 機。因此可以確信中國會有相對的成功,但不能確保絕對成功。

  我們所處的歷史時刻,在某種程度上與二次大戰結束時相似。那時主流體系已經崩潰,一個全新體系有待重建。在佈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會議上,戰勝國承擔起了這個任務。在凱恩斯勛爵理念的激勵下,他們創立了一個能包容全世界的體系,儘管作為同盟國之首,美國將凱恩斯的方案做 了有利自身的修正。目前主導的,我們稱其為國際資本主義的多邊體制,還沒有徹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創;它內在弊病已經暴露,而且受到一個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 戰 –中國的崛起展現了一個與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根本不同的經濟組織形式。我們可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以區別於在華盛頓共識旗號下的「國際資本主義」。我 們正處於一個時代的終點,但人們還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

  兩種經濟組織形式 –國家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在互相競爭。兩者都缺乏吸引力。華盛頓共識已經失敗。目前形式的國際資本主義已被證明自身固有的不穩定性,因為缺乏足夠的監管。而且它極不公正,相對窮人窮國而言這個體制偏袒富人富國。

  與此同時,建立在國家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國際體系,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已開始初露鋒芒,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殖民國家已經認識到 自己過去的錯誤併力圖糾正時,中國在與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打交道時,又在重複這些殖民國家的錯誤。為了能接近這些自然資源,中國在與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打交 道,而忽略了那裡的老百姓。這有助於壓迫性和腐敗的政體維持政權。這樣的結果不好,但中國不是唯一對此有責任的國家。中國一家公司想買美國石油公司優尼科 (Unocal)時遭到拒絕。更近的,力拓礦業集團 (Rio Tinto)反悔了將一部分股份賣給一家中國公司的交易。這促使中國與國際金融機構迴避的一些國家進行交易,如緬甸、蘇丹、津巴布韋、剛果和安哥拉等。幾 內亞是最近的一個例子。這種情況正在成為相當多摩擦的來源,對中國的根本利益並無好處,對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國視自己為受害者而不願意參加「採掘業透明 度倡議」 (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這已成為該倡議能繼續成功的最大障礙。

  在現行主流的多邊制力圖自身重建的同時,中國會在雙邊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當然中國也是這個多國體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其中的地位與它目前的國力不 相稱;因此它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參與是比較消極的,其積極發展主要是通過雙邊渠道進行。例如,中國會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會推動特別提款權的使用。但中國 不太會允許人民幣自由兌換,因為這樣會摧毀現有機制,即允許國家通過低估的貨幣從中國廉價的勞動力中受益。中國會繼續實行資本控制,但會與像巴西這樣的國 家建立以人民幣為主的雙邊結算賬戶。這樣會削弱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

  綜上所述,世界面臨著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組織形式中進行選擇。這兩種組織可以稱之為國際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前者,以美國為代表,已經垮掉;後者,以中國為代表,正在興起。自然發展途徑 (the path of leastresistance)導致了國際金融體系逐漸瓦解,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而雙邊關係體制又容易造成國家之間的衝突。所以需要創造一個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則基礎上的新的多邊體制,它能符合美國和中國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個世界的最大利益。

  儘管在監管制度改革上的國際合作,幾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實現,但是有可能通過整體重新安排,調整金融秩序的全盤交易來商定。20國集團作為國際合作的主要論壇,和在匹茲堡會議上採納的同行評審程序 (peer reviewprocess)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步驟。但是 20國集團必須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章程的範圍內運作,因為修改章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一個新的佈雷頓森林會議可以一舉完成很多任務。它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新構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國家之間的排序,並且修改現行運作方法。會議也可以 決定怎樣對待規模太大而不能讓其失敗的金融機構,以及考慮控制資本游動的新規則。金融資本在國際範圍完全自由地游動,已被證明是不穩定因素的一個來源,需 要約束控制。

  將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已造成了危險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擁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無其他貨幣可取而代之。現在總的趨勢是各種貨幣正在向黃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資產遷移。這樣是有害的,因為它將這些資產鎖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並且會煽起對通貨膨脹的恐懼。

  美國不應該排斥更廣泛地使用特別提款權(SDR)。這可以使國際社會敦促中國放棄將其貨幣與美元掛鉤也是減少國際不平衡最好的辦法。鑑於特別提款權是由數個國家的貨幣決定的,沒有哪一個貨幣享有不公平的優惠特權。

  特別提款權中包括的貨幣範圍也必須擴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貨幣(包括人民幣),也許是不能完全自由兌換的。這樣,美元仍可能重新將自己樹立為更可取的儲備貨幣,其前提是美元是被慎重監管的。

  特別提款權很大的優越性之一,是它允許國際性的創造貨幣。特別像現在這樣的時刻這種做法尤其有用,貨幣將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針對目前的情況這將是一個大的改進。這種機制允許不需要額外儲備的富國,將他們現成的份額轉讓給需要儲備的國家,這在小範圍上已經開始實行了。

  如果我們想在解決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擴散等問題上也有進展的話,那麼對當前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調整,也許必須超越金融體系的範疇。可能需要聯合國,特別是安理會成員國的參與。

  這一程序需要美國啟動,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應以平等的地位參與。他們是佈雷頓機構中不積極的成員,因為主宰這些機構的國家已不能主宰。新興國家應該參與新秩序的創造,以確保他們是這一新秩序的積極支持者。

  美國為什麼應該動議改革自己曾經是主要受益者的體系?因為這一體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維持,美國如不帶頭對其進行改造,損失可能會更大。美國在布什執 政期間已經失去了很多勢力和影響。如果沒有具有遠見的領導,美國的相對地位很可能繼續下滑。美國仍然可以對世界起領導作用。它不再能像布什政府企圖的那樣 將其意志強加於人,但它可以領導一種共同的努力,不僅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這將以一種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樹立美國的領導作用。

  既然中國會以贏家的身份從目前的混亂中脫穎而出,那中國為什麼應該接受一個新的多邊體制呢?答案同樣簡單。為了繼續崛起,中國必須要讓世界其他國家接 受它。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向更加開放的社會方向前進,將個人自由的擴大與法治相結合。鑑於目前軍事力量之間的關係,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中中國才能繼續崛起, 世界各國也才樂於接受中國的崛起。

  為了能有一個和平的世界,美國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適當的位置更為重要。一個已經失去了政治和經濟主宰的衰落的超級大國,仍擁有軍事上的絕對優勢,是一種危險的混合。

  如我已經指出的,美國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機使不喜歡面對嚴峻現實的美國人備受痛苦。奧巴馬總統採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稱衰退已得到控制。 如果發生再次衰退,美國人會更容易受各種散佈恐懼心理和蠱惑人心的煽動。如果奧巴馬總統失敗,下一屆政府會強烈地試圖製造事端,轉移人們對國內問題的注 意,這對世界將是非常危險的。

  奧巴馬總統的思路正確,但他需要看得更遠。他相信國際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和切尼那樣信奉強權就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問題需要考慮,重建國際金融 體制在他的日程上位置不高。他的一些經濟顧們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場假設論是正確的,除了一百年可能有一次不靈。倖存下來的金融機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競 爭力,必將抵制會限制他們權力的系統性全面調整。目前缺乏的是一種普遍的認識,即體制已經崩潰,需要重建。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這些講座中闡明的有關金融市 場的理論應該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如此重要。

  中國領導人需要比奧巴馬總統更有遠見卓識。他們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開放的社會邁進,他們必須放棄一些已有的特權。現在中國人還願意將個人的自由 服從於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但可能不會永遠這樣。腐敗是一個大問題,中國需要法治,這樣公民可以批評政府,防止其濫用權力。

  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國也需要成為一個更開放的社會。世界其他國家決不會讓個人的自由服從於中國的繁榮。隨著中國越來越成為世界的領導,它必須 學會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國家的看法和意見。但是所有這些變化發生得太快,中國領導人還來不及調整自己。中國太習慣於認為自己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而看不到 自己正在開始進入帝國主義的位置。這也正是為什麼它與非洲國家和自己的少數民族打交道有這麼多的麻煩和困難。希望中國的領導能夠承擔起歷史的重任。毫不誇 張地說,世界的未來要看他們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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