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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講規則的流氓還是流氓

偷錢包的小偷，得把身份證給人寄回去；問路得稱“您”；城管或警察“過度執法”打了小販，要以直報怨打回去；遇見喊別人快點跳樓的，請瞎起哄的人自己跳樓試試……馮小剛飾演的“老炮兒”，事事講個規矩，規矩的背後，是個理。

這個理字，電影主角張大軍在教訓兒子時，也將之演繹為奪人女友為不仁，劃人法拉利為不義。哪怕官二代的法拉利來路不正，一碼歸一碼。

這位以前老北京“頑主”，給了觀眾以某種頗具人情味的正義想象。一些橋段來源於還透著熱乎勁的現實生活，讓觀影者會心一樂之余，頗有療愈在現實里受傷的道德情懷之效。

電影里，老炮兒對“理”的堅持，與非富即貴的“三環十二少”飆車黨們確有重大區別。後面這些富貴少年的三觀，除了物質主義，還包括只許自己打別人，不許別人打自己的蠻橫。這跟老北京“混混”們公平茬架定輸贏的三觀，顯然不在一個道上。通過這種今夕對比，觀眾不難感受電影傳達的“混混們一代不如一代”的“現實憂思”。

盜亦有道。江湖有江湖的規矩，對兄弟有義，對女人有情，與對手決生死，有起碼的公平。混出名堂的，甚至會給一方提供基本社會秩序，里面多少包含著“理”。

想起一件真實的事兒。2012年12月25日，時任湖南省委書記周強批評：“有些部門、有些幹部過去是要有好處才辦事，現在就是拿了好處也不辦事，喝完了酒，吃完了飯，泡完了腳，屁股一拍就走人，什麽事也不辦，什麽問題也不幫企業解決！”

拿了好處辦事，是理；拿了好處，不辦事，沒理。按規章本來就該辦的事，得收了好處才辦。這是明規則失效，潛規則大行其道。如果一個社會持續變化到連潛規則也不守，人們就會無規可循。這種社會，沒有可持續性。

《老炮兒》要守的，主要還是潛規則。但是，給人寄回身份證，就能對行竊放行？給好處就辦事，能給經濟發展創造一個法治環境？茬架定輸贏，符合現代法治？這並非站著說話不腰疼，而是在人心里爭方寸之正義。

自然，比起朝向沒規則演化，堅守潛規則也值得點贊，也距離明規則更近。寄回身份證意味著還有一分惻隱之心；收好處辦事還殘存一分信用；茬架定輸贏，畢竟不同於把另一方手腳綁起來決鬥的無賴邏輯。

但是，借用陳亮與朱熹辯論王道與霸道的話來說，靠老炮兒來滿足觀眾對天道人心的期待，畢竟還是“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黃鐘毀棄，才有瓦釜雷鳴。

即使是一部現象級的電影，也不必承載對天道人心的透徹言說。但既然里面的主題，是老炮兒承載的“規矩”，是“理”，也就需要有對何謂天道人心的認真言說，有對光明正大之明規則的不死期待。

【立言】香港仍有自由港的底蘊

2016年2月25日，香港宣布涉及388億港元的稅務紓緩措施，包括寬減2015/2016年度75%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2萬港元，全港196萬名納稅人受惠，港府收入減少170億港元；提高多項免稅額，港府稅收減少37.6億元等。

薪俸稅相當於大陸的個人所得稅，寬減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實際上意味著給香港居民增加收入。除了普遍的薪俸稅寬減之外，還增加單親、已婚、供養父母人群的免稅額10%以上，著眼於拉平社會收入差距。稅收紓緩措施還包括減輕旅遊業、零售業的經營成本，包括豁免旅行社、酒店、旅館、食肆的牌照費用。此舉主要針對近期壓力較大的香港旅遊業、零售業。

自由經濟、簡單稅制、法治精神、廉潔政府，這是香港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世界級大都市的根本原因。在這四點中，自由經濟是香港精神的基礎。而簡單稅制，是自由經濟的最集中表現之一。

香港是全球著名的“免稅港”，在香港，貨物進出口沒有關稅，同時不設增值稅或消費稅，投資收入不需納稅，沒有資本增值稅，雇主亦不用繳納任何雇傭稅，企業所得稅率只有16.5%。在多家國際權威機構的排名中，香港都是全世界稅負最輕松的地區之一。

2月2日，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每年一度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連續22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十項打分評估中，香港在其中七項取得90分以上佳績，並在“營商自由”“貿易自由”“金融自由”等方面，繼續獲評為全球首位。

簡單稅制和低稅率是香港吸引全球資本和大量投資者的主要原因。無論是營商自由還是貿易自由，還是金融自由，稅制都是重要保障。

事實上，香港政府除了對關系社會、民生的土地、公屋、食水和一些公用事業進行直接控制、配置或立例管理外，對貿易、商業、金融、航運等重要部門概不幹預，讓其在市場自動調節下運作。

有趣的是，香港政府實現簡單稅制和低稅率，但香港的財政收入卻不低。2015年度，香港財政收入增幅接近10%。政府收入主要源於印花稅、利得稅、薪俸稅和地價收入上升。2015年3月，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達到8195億港元。

政府降低稅率，看上去稅收減少，但每個經濟主體繳稅少了，就會刺激幹企業、做生意的人增多，交稅的人就會增多，這就彌補了稅率下調帶來的政府減收，政府總體的收入反而會比原來更多。香港財政收入的增加是拉法曲線理論的最佳例證。

近幾年，唱衰香港經濟的論調時而出現。從客流、物流和資金流的數據來看，香港經濟相對內地的確下滑，但要註意的是，在全球經濟走弱的大環境下，香港經濟仍然保持著體面的增長率。

香港的貿易總額仍然在增長，香港金融業增長速度高於GDP增長速度，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僅沒有遭到明顯沖擊，反而可能繼續提升。

香港這朵自由經濟之花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這就是香港的底蘊。

【立言】降低社保費率與民休養生息

這個建議靠譜。2016年2月27日，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表示，“在全球125個國家和地區中，僅有11個國家和地區的社保費率超過40%，其中10個國家在歐洲，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了。”他建議迅速降低五險一金費率，尤其是養老保險費率，在十年之內，將養老保險單位費率從現在的20%降到10%。

上述建議並非空穴來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說要“適時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6年五大任務之一為“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並五險一金等。

廣東省已經行動起來了。2016年2月29日，廣東省政府官網發布了2016-2018年供給側改革的系列方案，對降低社保費率動了真格：從2016年下半年起，推進基本醫療保險城鄉一體化，逐步將單位費率下調至5.5%左右；從2016年3月1日起，將失業保險單位費率從1.5%下調至0.8%。

養老與醫療保險是五項社會保險中的大頭。如果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能像姚余棟建議那樣把單位費率降低一半至10%，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能像廣東那樣把單位費率從8%左右降低5.5%左右，那被沈重社保繳費負擔壓得直不起身子的企業，又能慢慢恢複生機，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讓企業有活路，勞動者才有活路。

社會保險往往給人一種“政府從企業手里給勞動者爭福利”的錯誤印象。把社保繳費理解成稅就對了。官方教科書上稅有“強制性、無償性與固定性”等特征，社保繳費哪一項都符合：企業與雇員沒有不參保的自由，社保繳費的基數與費率都是由政府強制規定的。既然正名為稅，這社保稅對交易雙方都有影響：既擡高了企業用工成本，也降低了雇員收入水平。

舉個“栗子”。2014年年度某城市五險一金的企業總費率為35%（五險）+7%（公積金），個人總費率為10.5%+7%。一個雇員稅前月薪10000元，假設繳費基數也是10000元，那麽，個人要繳納五險社保稅1050元+公積金700元+個人所得稅395元，合計2145元。個人稅後工資7855元。企業要繳納五險社保稅3500元+公積金700元。企業付出的用工成本為14200元。

這14200元是你的真實稅前收入。你一共繳納了4945元（加上公積金為6345元），你承受的實際稅率為34.82%（加上公積金達44.68%）。公積金可以視為強制儲蓄。

這與另一種安排是等價的：企業給你稅前工資14200元，你繳納稅率34.82%的個稅、社保稅與費率9.86%的公積金。這兩種等價的安排，理論上給員工的稅負痛苦應該是一樣的，但實際上給人的感覺很不一樣，許多人沒那麽理性。

理解了這兩種安排是等價的，也就不難理解，真正對員工收入造成重大影響的，主要是社保稅，而不是個稅。並不是所有員工都需要繳納個稅，但所有員工都需要繳納社保稅。對需要繳納個稅的大多數人來說，繳納的個稅相對於社保稅也只是小頭。

理解了社保繳費是稅的本質，就不難理解，為什麽降低社保費率是供給側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對供給側改革，不同人或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點是共識，那就是減稅，更準確地說是降低稅率。而且，降低稅率並不一定意味著政府稅收收入的減少。稅率降低後，企業經營狀況改善，經濟會更繁榮，稅基也會相應擴大。拉法曲線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或有人說，社保繳費與普通的稅有點不一樣，將來工作者退休後，可以領到養老金，普通的稅收走了也就收走了。其實，普通的稅一般也會轉化為某種公共服務。

更核心的問題在於，你退休後領的養老金來源並非你工作時繳納的社保。中國的小賬戶、大統籌的養老與醫療保險，仍是偏現收現支的。即現在的工作者、年輕人與下一代繳納社保，給退休者、老年人與上一代發放養老金。前者將來退休了，只能指望再下一代。

這種遊戲不可能天長地久。它的實質是資源向上一代轉移，而資源向下一代轉移是天道，是自然法，是基因綿延與種群存續的基本前提。

養老保險是俾斯麥首創的，但德國照樣玩不下去，已從2012年起，將退休年齡延遲到67歲。只要維持現收現支的社保模式，中國延遲退休也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降低社保費率的好處，一是削減了資源向上一代轉移的強度，有利於工作者與年輕人提高收入，二是給純個人賬戶的社保模式留下了空間。

中國的公積金制度就是個人賬戶模式，一些單位搞的企業年金與職業年金也是個人賬戶模式。不降低社保費率，除非財大氣粗的央企與部分外企，一般企業哪有余力給員工搞年金？個人賬戶模式相當於強制儲蓄，個人對自己和家庭負責。從發展中國家的泥淖中拔地而出、興旺繁榮的智利與新加坡，搞的都是純個人賬戶模式，絕不是偶然的。

總之，降低社保費率，與民休養生息，對企業有利，對員工也有利；既有利於經濟繁榮，也有利於社會綿延與文明存續。

【立言】反腐更有可操作性了

刑法修正案九實施近半年後，與之配套的貪汙賄賂犯罪司法解釋終於揭開面紗。2016年4月18日，最高法、最高檢發布《關於辦理貪汙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將貪汙受賄犯罪的一般入刑門檻由5000元調至3萬元，明確了數額“較大”“巨大”“特別巨大”的認定標準分別是3萬元、20萬元、300萬元，明確了貪汙受賄犯罪死刑、死緩及終身監禁的適用原則，可圈可點之處頗多。

中國的司法解釋不是傳統意義上對法律條文的“文義解釋”，而是公訴機關與司法機關對法律、法規的具體應用問題所做的說明，具有法律效力，幾乎等同於立法。

司法解釋發布後，關註度最高的是量刑起點的變化，從以往的5000元提高到了3萬元。但這並不意味著對貪汙受賄的縱容。5000元的量刑起點是1997年定的，距今已經有近二十年時間。想想這二十年內國民收入的增加和通貨膨脹情況，就知道脫節的程度了。

此次司法解釋將過去的量刑標準改為“數額加情節”，比如，其中規定了三個檔次，“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並且這三個檔次之間都有一個相對具體的情節描述，這樣把情節和數額結合起來看，可操作性增強了。

提高量刑起點並不意味著小貪就可逃避刑罰。司法解釋雖然將量刑起點提高到3萬元，但貪汙數額在1萬到3萬之間的，仍然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只要其滿足司法解釋規定的六種情形，比如貪汙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防疫、社會捐助等特定款物等。換句話說，貪汙一萬元也可能坐牢。如果這些落實為司法實踐，就不僅不是縱容小貪，甚至是從嚴治貪。

新司法解釋中還規定了一些具體概念的認定，例如“財物”，除了傳統的貨幣、物品之外，還規定了財產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如房屋裝修、債務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貨幣的其他利益如會員服務、旅遊等。

後者的犯罪數額，以實際支付或者應當支付的數額計算。這也是對社會生活中新生犯罪手段叠出現實的應對，也是法律解釋的與時俱進之舉，不給貪腐犯罪分子鉆空子的空間。

值得註意的還有關於終身監禁的適用問題。終身監禁是介於死刑立即執行與一般死緩之間的一種執行措施，但又比一般死緩更為嚴厲。司法解釋明確，對那些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過重，判處一般死緩又偏輕的重大貪汙受賄罪犯，可以決定終身監禁。凡決定終身監禁的，在一二審作出死緩裁判的同時應當一並作出終身監禁的決定，而不能等到死緩執行期滿再視情而定。這樣的規定實際上是將終身監禁作為貪汙受賄罪的死刑替代措施看待，而不適用於因犯有貪汙受賄罪原本就應該判處死緩的人，從而防止終身監禁的不當適用。

總之，新司法解釋給反腐事業奠定了牢靠堅固的法律基礎。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後，依法治國在國家社會各領域深入，新司法解釋是依法治國進程的又一個路標。

【立言】正視人性的幽暗

現實版《盲井》上演，情節可能還要殘酷數倍。

一個總數74人的團夥，多數來自雲南一個縣城鹽津，5年內在6個省區偽造礦難故意殺人，騙取賠償款。警方已經確定的是至少17人被害，實際故意殺人數可能超過這一數字。

如果說《盲井》還只是兩個人的犯罪小團體，多達74人的“殺豬匠”則是組織性更強、分工更細密的殺人流水線。

幾天前，“底層殘酷物語”突然流行於社交網絡。在一個叫做“快手”的以農村市場為主的社交視頻網站上，人們發現存在一個讓人看完之後生理心理都不太舒服的自拍視頻世界，充斥著自虐、低俗、詭異甚至荒誕的行為直播。似乎在這個世界里，生吃任何東西都不會讓你驚訝，而用鞭炮炸褲襠、活埋、直播跳河都是常見的。

如果要比較起來，鹽津偽造礦難故意殺人案恐怕是殘酷物語的極致，但那些更普遍的令人錯愕的自虐，那些誇張、怪異的自拍行為里，隱隱藏著解釋這一殘酷的密碼。

除了文明，在這一語境下，恐怕找不到一個更合適的詞來表達我們的訴求。文明，應當是人類數千年社會活動積澱下來的讓人類精神物質雙重愉悅的人文精神、社會傳統和公序良俗。在海量的怪力亂神的自拍視頻中，你只能感嘆，太不文明了，而盲井這樣的重大案件則讓人不寒而栗，讓人檢視人類向野蠻的返祖現象。

要承認，再文明的世界都難以避免人性的幽暗。鹽津偽造礦難殺人案出來，相信有很多人會想起“太平洋大逃殺”，而我甚至會想起英國的著名小說《蠅王》。是的，我們似乎都不曾被逼入一個極端的環境，而人性的惡，一方面讓我們心寒不已，一方面也得反思自己在極端環境下又該如何表現。

一個團夥，處心積慮醞釀著殺人，在常人難以理解，但在底層，在礦區，到底是什麽樣的力量讓他們去毫無羞恥地幹這樣的事情？同樣的道理，在視頻網站，到底是什麽心理驅使著那些人競相自虐，無論是殺人者還是那些表演者，支配他們的到底是什麽？文明與野蠻之間是否存在一條清晰的邊界？

對於人性的基本判斷，一直有兩個極端。一種是相信人性本惡，“他人即地獄”，黑暗森林才是這個世界的真相，但這並非事實，我們通過合作與市場建立了文明，我們用共同體認同、契約與社會信任織成了一個碩大無比的網格化社會。另一種是相信人性本善，“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仿佛文明就是免於任何幽暗的極樂世界，但這種想法遭到了事實的無情嘲諷：無窮無盡的文化沖突、族群沖突。真實世界是在這兩者之間，但較強偏向於後者。這就是我們所在的生活世界的真相，人性的幽暗將永遠存在，文明可以壓制它，但永遠不可能消滅它。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需要做點什麽。我們需要各種樣本，無論是文學的，還是學術的，去抽絲剝繭，去展示人性如何最終走到極端，惡如何爆發的過程。只有了解了過程，文明才能介入，社會力量才能介入，文明才能把人性之幽暗壓縮到一個盡可能小的比例。

【立言】奧運能提振巴西經濟嗎

8月2日，人們在里約奧運村五環雕塑前拍照。（新華社記者 鄭煥松/圖）

當劫匪在大街上肆無忌憚地搶劫時，里約的警察正在警局門口為4個月沒發工資而抗議；當全球人民都在吐槽本屆奧運各種準備工作空前拖沓低效時，巴西人民正在集會抗議要求大幅削減奧運開支抵制觀看奧運。這就是巴西正面臨的局面，而全世界的尷尬癌都犯了。

想想2016年8月5日奧運會開幕，禁不住給巴西人民捏把汗。

想想2009年時的巴西，可謂意氣風發。金磚四國概念風行全球，巴西經濟處在所謂“黃金十年”中，持續高速增長，巴西GDP總量達到全球第八，2011年更是達到全球第六。在全球經濟過冬之際，巴西依靠亮眼的經濟成績單連續拿下2014年世界杯的舉辦權和2016年奧運會的舉辦權。彼時的桑巴國站在世界的中心，一時風頭無兩。

僅僅七年里，巴西經濟走了一趟過山車。僅僅舉幾個數據你就知道這國家。2010年時巴西GDP增速還高達7.57%，2015年時卻是負增長3.8%，而2016年上半年的經濟負增長指數還要甚於2015年。與此同時，目前，巴西的失業率達到了11.2%，通貨膨脹率達到9%，巴西政府開支占GDP比例2014年超過了20%，而巴西的政府財政赤字超過了10%。

數據一目了然，巴西經濟正處在十字路口上，嚴峻的宏觀經濟挑戰，經濟萎縮、高通脹以及經常賬戶赤字。更重要的是，巴西經濟大衰退帶來的是一系列社會問題和惡化的政治局勢。巴西總統羅塞夫已經被彈劾停職。所以，在里約奧運會的開幕式上，你看到的將不是巴西總統，而是一個代總統主持開幕式。

巴西的經濟看似源於一些表面的國際經濟環境問題，比如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降，但導致巴西問題的要素中，政治因素大於經濟原因。1985年以前，巴西由軍政府統治，實行獨裁專制，1985年之後，巴西軍人交權，巴西進入民選政府時代，並通過了1988年憲法。新憲法實施後，固然避免了軍政府專制獨裁的很多問題，但有明顯的民粹主義傾向。巴西歷屆文人政府尤其勞工黨政府偏向於高福利、大政府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為目前的經濟問題埋下禍根。

勞工黨偏向於進行分配領域改革，大幅增加一些不合理的全民福利，比如公務員和大學教授在退休後還能拿百分百的退休金，去世後配偶還能享受。2011年羅塞夫上臺後非但沒有采取措施限制，反而擴大社會福利項目的支出，提高退休金標準。在巴西經濟繁榮時代，這些問題被掩蓋，但一旦經濟環境動蕩，巴西政府重分配不重投資和生產的民粹政策取向就會產生一系列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

巴西人民天性灑脫浪漫，桑巴舞和巴西足球世界聞名，然而，一個國家不管人民多麽友好，多麽愛好體育，當它國力不支，還是會出現很多問題。當然，一旦奧運聖火和體育熱情真被點燃，這個國家仍然會是一派歡樂。人民需要一個奧運會，暫時忘卻現實生活的疲憊和煩惱。

奧運會會對巴西經濟有提振作用嗎？它會是巴西走出泥淖重返繁榮的新開始，還是盛會過後繼續艱難？

【立言】公積金不姓公

有關部門通過媒體放風乎？媒體造個大新聞乎？2016年8月20日，《華夏時報》一篇報道《不差錢的公積金如何花》引爆了輿論。這是真的嗎？因為住房公積金不差錢，所以擬用來補充越來越差錢的養老金？

北師大學者李實在報道中說：“社會保險基金的壓力非常大。其中，基礎養老金的支出壓力將會隨著老齡化的進程越來越大。除了通過延遲退休年齡進行緩解外，擴大資金渠道也很重要。不過，不管是針對個人還是企業，目前的繳費比例都已經很高。因此，將住房公積金向養老金轉化是一個不錯的思路。”報道還引了若幹“業內人士”的話，都是不具名的，都是為“優化使用公積金”背書的。但除此之外，並無官方渠道的印證與確認。

社保基金確有越來越吃緊的趨勢。就以養老這一塊為例。根據財政部“2015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情況”，2015年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24308.84億元，其中保險費收入19556.67億元，財政補貼3671.2億元；支出22581.54億元。如果只算保險費收入，2015年當期收不抵支3000多億。

如果養老與醫療保險小賬戶、大統籌的模式不變，那解決方法無非以下幾種。一、延遲退休。讓工作者多繳幾年社保，少領幾年退休金。這一招已箭在弦上。二、提高個人與單位的繳費費率。在經濟下行的局勢下，這一招暫不可行，目前的基調是“階段性降低繳費費率”。三、從其他地方找錢。根據8月20日《華夏時報》報道《國資劃轉社保3年兩步走》，一份名為《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的文件初稿已由財政部牽頭擬定。這是解決養老金缺口的主流思路。但把主意打到公積金身上，妥當嗎？可行嗎？

為此必須理解住房公積金的性質。與這個名詞字面給人的印象相反，公積金其實不姓公。中國的住房公積金是純個人賬戶性質，以個人與單位名義的繳費統一進入個人賬戶，買房後個人可以提取。這一套制度學的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

中央公積金制度是世界的一股清流，與寅吃卯糧的現收現支型社保構成了顯明的對比。這一制度的核心是以個人與單位名義的繳費統一進入個人賬戶。目前，中央公積金分為四個賬戶：普通賬戶、專門賬戶、保健儲蓄賬戶及退休賬戶。這是一個涵蓋養老、醫療與住房等個人一生大宗消費在內的自我保障與家庭保障計劃，本質上是強制個人自負其責的長期儲蓄。

中國在1990年代社保改革時，借鑒了新加坡的社保制度。住房公積金是完全借鑒，搞的是純個人賬戶，甚至連“公積金”這個名詞都是借用的；養老與醫療保險是部分借鑒，搞的是小賬戶、大統籌。個人賬戶的意思是個人強制儲蓄，里面的錢是有主的，產權屬於賬戶的主人，和你自己的私人賬戶是一個性質。這是不容混淆的基本是非。

先把結論撂在這里：用公積金補充退休金缺口，既不公道，也不可行，但讓公積金用途多樣化，用於個人補充醫療費用與養老金之不足，既是正當的，也是必要的。此話怎講？

目前的養老社保是小賬戶、大統籌。大統籌的意思是現收現支，工作者繳納的社保被直接拿來給退休者發養老金，本質上是有利於退休者、老年人與上一代的代際財富再分配。這一模式有壓制生育率的內生特性。翻成大白話就是，有別人與別人家的孩子來替自己養老，我還有必要費心費力含辛茹苦養孩子嗎？所以連這一模式的發明國德國也搞延遲退休了。

用公積金補充退休金缺口，就是把屬於私人財產的錢充公，進入社會統籌。這種主張是給國家挖大坑。根據立法法，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項包括：“對非國有財產的征收”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等。把公積金納入社會統籌，無論理解為征收，還是理解為稅收，都必須通過人大立法。部門規章是無權更變公積金的權屬的。

更重要的是，把公積金納入社會統籌，是變相提高了養老社保的繳費費率，加大了逆向代際財富再分配的力度，加重了工作者、年輕人與下一代的財務負擔，是在吞噬國家的未來。

不過，一些地方探索擴大公積金的使用範圍，那是合適的，對公積金賬戶的主人是有利的。如深圳等地規定個人身患重疾，可提取公積金來支付醫療費用。如果你退休後領取的養老金不敷使用，那一次性或定期提取自己名下的公積金補充個人養老金之不足，也同樣合理。這相當於把你的公積金賬戶變成了企業年金/職業年金賬戶，更能物盡其用，善哉善哉。

從全世界範圍看，現收現支型社保是史無前例的社會試驗。采取這一社保模式的國家，沒有一個敢拍著胸脯說自己是成功的，幾乎都在拆東墻補西墻地勉力維持。中國的養老與醫療保險都是小賬戶、大統籌，未來大致有三個方向可走：一是向全統籌轉，變成純現收現支；二是向個人賬戶轉，變成純個人賬戶；三是轉為名義個人賬戶（財長樓繼偉心水），該模式在支付上模仿個人賬戶，但在融資上與現收現支是一樣。這個選擇非常重要，事關國運盛衰，千萬不能行差踏錯。

【立言】廉政賬戶為何將退出舞臺

從最近開始，存在了差不多16年的廉政賬戶制度將逐步退出歷史。

廉政賬戶，簡單說，是政府設立一個賬戶，黨政幹部收受紅包禮金之後如果無法退或者經過思想鬥爭後決定上繳都可以繳納到這一賬戶。日後，如果有紀檢監察機關查到此人，他可以憑借繳款憑證免罰或者減輕懲罰。

看官或會疑惑，這一制度有效麽？可別小看了。2013年，某省市兩級廉政賬戶共收到“紅包”禮金上交款2931.7萬元。2014年達6500多萬元。2015年，全省有5820名黨員幹部主動拒收或上繳“紅包”禮金，數額是9058.3萬元。

不難看出，漲幅驚人，尤其是過去三年。原因也很簡單，過去三年的反腐力度空前，相當部分官員畏懼懲罰，加大了主動上繳紅包禮金的力度。

問題來了，看上去有效的制度為什麽要取消？自從2000年寧波首先設立這一制度以來，全國先後有17個省份設立過廉政賬戶。但近來隨著四川、貴州、廣東幾省取消了這一制度，取消是大勢所趨。

表面原因來自黨內重要紀律檢查文件的變化。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規定，黨政幹部違反有關規定收送禮品、禮金、消費卡均屬違紀。這實際上將廉政賬戶的路堵死了，表明反腐沒有任何打折扣的空間。

法治的首要原則就是不能法外有法。廉政賬戶制度設計初衷，是為了挽救和保護一些一時糊塗收受紅包卻又能經過思想鬥爭後幡然醒悟的領導幹部。

先不說這在道德上是不是對人性預估過高，它首先違背了基本的法律原則，即無差別性。法律必須無差別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法律也必須無差別懲戒每一種違法行為。

實際上，不乏利用這一制度漏洞的案例。2015年，廣東紀檢部門查處了廣東樂昌“紅包”腐敗窩案。樂昌市原市委書記李維員涉案。但庭審時，其辯護律師認為李在接受紀委調查前先後主動向廉政賬戶匯入27.1萬元，按照廉政賬戶的制度規定，不應認定為受賄款。當然，辦案人員最終發現李上繳受賄款是在受賄三個月後，且是本人迫於紀委的壓力才上繳。

可見，某種程度上，廉政賬戶給一些腐敗分子留下了逃避打擊的空間。

任何制度的出現都有其當時合理性和局限性。廉政賬戶為什麽在2000年左右出現，為何又能持續16年之久，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在這16年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關於能人幹部對經濟發展的緊迫性和腐敗帶來的社會副作用之間如何進行利益和道德的取舍，整個國家有一個認識螺旋上升的過程。當時的出現，部分適應了當時的經濟政治發展階段。

但在當下，中國的經濟社會環境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無論是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全面依法治國，還是全面從嚴治黨，都對整個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加大力度從嚴治黨、加大力度反腐敗正是這一內在邏輯的外顯。

廉政賬戶，加重了社會對官員的道德誤解，同時與從嚴治黨的主流和目前高壓反腐的態勢不相稱。這就是它作為一個時代烙印鮮明的制度，最終將退出歷史舞臺的根本原因所在。

【立言】精準詐騙，不怕你是聰明人

（向春/圖）

打個電話問陌生人要錢，成功的幾率是多少？估計比雙色球中一等獎的概率還低。如果電話那頭的是個騙子呢？情況很不樂觀。

10月27日，中國手機反騷擾反詐騙聯盟2016年度峰會發布了《2016詐騙電話活動規律與行為特征分析報告》，全國詐騙電話的成功率約為千分之一。使用手機撥打的詐騙電話，成功率更高，達到了0.28%。即是說，騙子每用手機打357個電話，便有一個接近成功。有人統計正經公司的產品銷售們打的營銷電話，成功率也只有0.5%至2.5%。電信詐騙之猖獗，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曾有一段時間，說起電信詐騙，多數人的反應是小心謹慎即可，不要貪小便宜即可。以為判斷力基本正常的人，就不會上這些當。

但如今，電信詐騙的手法變化多端，日新月異，連高級知識分子、公眾人物、大學生等都紛紛中招。其中玩的套路，也各不相同。通知中獎、貴婦重金求子之類的詐騙，利用的是人貪小便宜的心理。冒充公檢法騙人轉賬至安全賬戶，騙人說家人有緊急情況需要用錢的，是利用人一時慌亂中的判斷失誤。猜猜我是誰的詐騙，冒充前同事舊朋友，可以說是利用了人們的輕信，也可以說是利用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還有一些針對特定人群的詐騙，更容易得逞，也為禍更大。比如轟動全國的徐玉玉案，便是詐騙分子獲取了教育系統的學生助學金信息，針對獲發助學金學生的精準詐騙。河北豐寧是以冒充東北黑社會的詐騙著稱，東北人躺槍了。這種騙局成功率也不低。主要針對的，則是生意人。

生意人有幾個笨的、蠢的、隨隨便便輕信的？但生意人也有軟肋，也有弱點。這種手法很簡單，冒充東北黑社會打電話給目標人群，聲稱你惹了麻煩，有人要對付你，然後叫你給點錢幫你消災。由於詐騙的對象是生意人，而生意人平時處理各種生意往來，出現糾紛，甚至鬧上法院也不少見。正好手上有糾紛在處理的生意人，接到這樣的電話，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理，出於破財消災的心態給錢，被騙的幾率不低。

按照河北豐寧當地警方提供的信息，這些冒充東北黑社會電話詐騙的豐寧人主要來自選將營和西官營兩個鄉的共七個村，不過，根據記者調查，除了這兩個鄉七個村外，緊鄰的隆化縣兩個鄉多個村也愛扮黑社會。這四個盛產精準詐騙人才的鄉從地理位置上不僅相鄰，且基本形成一個三角區域。又一個獲得了騙局地理標誌的地方，讓當地良民也跟著背黑鍋。

精準詐騙，是騙局界的新一代產品類型，在段位上遠遠超過廣撒網式的隨機詐騙。你以為你聰明謹慎不貪婪就能躲過了嗎？瞄準一類人軟肋與弱點的騙局，利用你本能的恐懼感的騙局，是騙局界的翹楚，不怕你是聰明人，不怕你沒有軟肋，不怕你事到臨頭沒有恐懼。赤裸裸利用人性的弱點。那種“被騙就是犯傻”的刻板印象，不適用於精準詐騙的受害者。